开篇词

    殷商甲骨文中潜藏数以千计记载某人患某病的卜辞，但很难见到自然疗法或药物疗法的内容；在整个先秦传统文化史料中虽有许多基础医学理论教见于百家之言，异彩夺目；但未见学者们留下临床治疗医学内客。因而在殷商以降的千余年间，我国古典纯朴的自然疗法以及药物疗法一片空白，成为“巫统治了医”的论点之一。《五十二病方》出土，引起了世人震惊。20余年来，每有学者论及，佳作连年。学者们基本断定：《五十二病方》是先秦末期的一本临床实用的外科学手册。我本人有共感。从总体上讲，它是我国朦始医学早期发展中的部分治疗经验资料的汇集，是一本先秦时期的临床治疗学。假如从疾病的命名与划分方法分析：它又蕴含着丰富的致病固素及原始临床诊断方法。此点已在有关文章中探讨。

    文物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五十二病方》统计记载283方．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引用的重要资料。应该指出：这一统计是依每一病名项下的文字段落为依据统计的。我们分析：由于帛书文字的残损，残损段落方剂无法统计；在所指283方中许多治方难以考证用法；许多治方又存在一方多法。如胻伤第二治方，本属热药水浴疗法。但文中记载：“病不愈者，一入场中即瘳(刮除)”，强调“瘳痈而新肉产。”笔者认为这个“瘳”字代表了采用刮除方法进行手术治疗。因此，古人对“胻久伤者痈”的治疗方法包括两个治疗方法。同样“犬筮人伤者”第一治方中包括熨疗与外敷两个治疗方法。笔者统计在《五十二病方》中明确记载使用方法294法，其中沃、洒、封涂、按药粉、外敷及以布约之计146法，熨、熏、水浴、火炙等45法，汗法5法，手术6法，牛舐1法，脱肛悬掉l方，内饮62法，(合石烹饮一法)祝由28法。

    对于《五十二病方》中的治疗方法，可分作先秦治疗医学中的物理疗法——《五十二病方》物理疗法概述，论古老的火炙疗法等文进行了专题介绍。

    前文讲到由于帛书出土时古文字残损较为严重。本文在引用与阐释过程中多依帛书之前后文文义推敲，并参有关文献进行补正，力求较好地还原帛书的原文本意。凡补正文字，均用□符号点明。

    以下就是先秦临床治疗医学展开讨论。

 第一章  先秦治疗医学中的物理治疗学

                        ——《五十二病方》物理疗法概述

本文发表于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1（1）：52~53  

    提要：本文对抄录于秦汉之交的《五十二病方》中的物理疗法进行了整理和归类。该书共载物理疗法45方，占全书283方的15.9％，用物理疗法所治疾病30种，占全书103种疾病的28．1％。这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我国对物理疗法的运用十分广泛。它反应了先秦临床医学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先秦  物理疗法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许多物理疗法，据初步统计，全书记载各种物理疗法45方，归纳起来可分为5类，即水疗4方，熨疗9方，熏疗8方，火炙疗18方及灸疗6方，占283方的15.9％，45方中涉及病名30种，占103个病名的28.1％,可见我国古典物理疗法应用之广。45方中除灸疗6方外，各方用药1～3味，最多达8味，涉及药物56味；45方中除冷药水浴1方外，都采用不同方法给药物等加热后施治，或先涂药后火炙。总体上讲，《五十二病方》中的物理疗法不仅十分丰富【1】，而且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是原始中医学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反应。

一、水疗概述

《五十二病方》记载水疗4方，其中冷药水浴1方，热药水浴2方，热水坐浴1方。冷药水浴收在《婴儿病间(癎)方》项下，原文为：“取雷尾(矢)三果(颗)，冶，以猪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挠，以浴之；”这个冷药水浴疗法用来治疗“间(癎)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复(腹)大。”(婴幼儿岛热惊厥)其施浴方法是“口一浴，三日已”。值得指出的是，此冷水浴方中以雷丸为主药，现代药物分析，雷丸含雷丸素，溶解脂肪的作用较强，在冷水浴时，有雷丸素溶解皮脂，能加快皮肤的散热作用，在当时讲是一个治疗婴幼儿高热惊厥较好的方法。既往在讲水浴疗法时，常从公元652年成书的《千金要方》中引用冷水浴法。长沙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出土，将我国的冷药水浴史提前了900年。

《五十二病方·胻伤》第2治方，是用热水浴治疗小腿慢性溃疡的一个方剂，其设计是十分科学的。治疗时在可以持续加热的热药水容器内放入一块小木板，“入足汤中”“践木滑”；强调“汤寒则炊之，热则止火”；“朝己食而入汤中，到陠时出休。”这种持续性的热药水浴，对局部血液循环的改善，局部组织新陈代谢的加强及加速病灶的修复无疑是有好处的。原文进一步强调：“病不愈者，一人汤中即瘳(指损害，引申为刮掉)，……其瘳殴(也)痈，痈而新肉产。”这是当时对临床表现为“胻久伤者痈(溃疡面上的腐肉)，痈溃，汁如靡(糜)”采用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近代治疗慢性溃疡，常用硝酸银腐蚀溃疡面的腐肉，或涂以浸润麻醉后用刀刮除过剩肉芽组织，与“瘳痈而新肉产”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二、熨疗概述

《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熨疗方9个，其中治疗全身性疾病(婴儿索痉——新生儿破伤风)1例，治疗局部性疾病8例，其后者治病范围含“伤痉”“犬筮(噬)人伤者”“痔”“烂者方”“痴”“身疕”等。所用的介体有食盐、蚯蚓矢、井上罋(壅)断处土、封殖土、土、冻土、牡鼠、葱、隋石及药物等。如“伤痉”第一治方即为用食盐熨治“身信(伸)而不能诎(屈)”者。原文强调：“更(炒)盐以熨，熨勿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屈)信(伸)止。”要连续熨治四天，每次熨治完后要求作到“衣，毋见风，过四日自适。”不难看出，患“伤痉”

的病人身体某部处于长期僵急的状态而不能作屈伸运动，但当给予持续性温热熨疗，达到“寒汗出，汗出多”，就可以作屈伸运动了，连续治疗四天病就好了。

在《犬筮(噬)人伤者》方下，记载了用蚯蚓矢和井上罋(壅)断处土作为热能的介体。取两者等量，混合炒热，再用好醋“之”，做成丸状，用滚动式方法熨治伤口【2】。值得指出的是：其一，井上壅断处土为井台旁小水塘的淤泥，这种淤泥中动、植物残骸一定不少，与现代泥疗中选泥要求完全一致。其二，在熨治过程中见到了“犬毛”。这“犬毛”是什么呢?根据现代医学进行分析，当是热醋与皮肤表面的皮脂、汗液、脱落上皮细胞残片及犬咬伤伤口的组织渗出液等接触时形成的一种粘状物质。原文指出：“犬毛尽，傅伤而已。”当见不到粘状物质时，将热泥丸碾平，贴敷在伤口上就可以了。

三、熏疗概述

《五十二病方》中，收集熏疗8个治方，主要用于熏治肛周疾病。在8个治方中，治“牝痔”4方，治“朐痒”和“巢者”各1方，治“虫蚀”和“烂者”各1方。其实，单列于“牝痔”之外的“朐痒”和“巢者”都属于“牝痔”。“朐痒”开头就讲：“痔，痔者其直()旁有小空(孔)……有白虫时从其空(孔)出”。这一记载，与“牝痔”第三治方“牝痔之有数窍，蛲白徒道出者”是一样的病症，“朐痒”这个名词，只不过是“牝痔”发作时“寻然类辛状”这一症状的别名。而“巢者”可能是全身各部位生长的慢性溃疡。但考虑到“牝痔”中的“未有巢者”，“巢塞直()者”，此处的“巢者”当是指肛门四周的病症，因此“巢者”可同属于牝痔之列。在古代医家看来，肛门周围伤口为虫蚀所致。如肛病反复发作，病灶隆起，或在创面上出现乳突状组织，形成溃疡，便生动地描写为：“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孔)其中”这就是虫居之巢。古时以烟熏鼠，可见鼠从穴出。由此产生以烟熏虫居之巢，认为虫必出而巢愈。

熏疗的燃烧容器，或“抒置罋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或“穿地深尺半，袤尺，广三寸，燔炭其中”或“燔以穿地”用地穴作为燃烧容器进行熏疗，反映了熏疗的远古性或原始性。对于施熏过程，以“朐痒”描写最详。原文载：“为穿地，令广深大如，燔所穿地，令之干；而置艾其中，置柳蕈艾上；而燔其艾、蕈；而取，穿其断，令其大圜寸，以复(覆)之。以土雍(壅)，令毋，烟能泄，即被以衣，而毋盖其空(孔)，令烟熏直()。熏直(膻)热，则举之；寒，则下之；圈(倦)而休。”

这段原文讲的是：对地穴的要求及熏疗过程。如按要求将地穴挖成后，要用桑木炭将地穴烧干、烤热，将艾放在底下，将柳蕈放在艾上，将艾、蕈烧燃(不要明火)。再取准备好的陶盆(矗)，将陶盆的底打掉，仅用陶盆的圆圈复盖在地穴的上面，用土将陶盆的圆圈埋严实，不要让烟从圆圈泄出。再将准备好的衣服围在陶盆的上面，当病人坐下时，让艾、蕈的烟直接熏在肛门上。当病人感到热时，将臀部抬起，过一会儿凉一点了再坐下去，病人感到疲倦了就休息。可见原始中医学中的熏疗方法既原始、又合理，其科学性应予承认。

四、火炙疗法概述

《五十二病方》中属火炙疗法18方，其中治疗“痂”病7方，“干骚(瘙)”2方，这9方中指明润滑药者6方，其润滑药分别是缸脂、久脂、豹膏、蛇膏、羖脂、车故脂。上述“痴”和“干瘙”，其病灶部位都处于干枯状态，用膏脂类作为局部润滑药无疑是必要的。在施炙中多强调：“以(某)脂若的豹膏而炙之”，“寿(擣)庆(蜣)良(螂)，饍以醯，封而炙之。”“以攻(缸)脂饍而傅，傅，炙之。”“以牡□膏颤血饍，先以酒洒，燔朴炙之。”或“炙羖脂弁，热傅之。”总的特点是涂药于病灶后在火上烤炙，或先将药炙热后热敷。这种古老的火炙方法，既有热能作用于局部，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改善；又有热膏、脂的浸润作用，有利于痂的溶解，药物的浸透及新生皮肤的生长。我国古老的火炙疗法，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清吴师机著的《理论骈文》中，就有“炉烘”疗法，恰是“燔地穿而入足”的再现。

五、灸疗概述

《五十二病方》记述灸疗6方，其中记载了原始的疤痕灸法。如“穨”的第三治方：“取枲垢，以艾裹，以久(灸)穨(疝)者中颠(中央)，令烂而已。”就是说，治疗患疝的病人，用艾叶包裹粗麻外面的皮垢作为火源，放在疝的中央，点燃艾叶进行灸疗，灸至起泡就行了。这是一种原始的疤痕灸疗法。在我国，疤痕灸疗法比较盛行的时期大约在孔子时代或以前，因孔子讲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3】。”疤痕灸是比较痛苦的。从施灸方法看，它与火炙疗法相比有许多优越之处，如火源较小，简单易行，治疗作用点准确，易被病者和医家接受等。这是灸疗能够沿用至今的内在原因.早期的灸疗是用于麻醉的。如《五十二病方》疣的治疗中，记载着用细麻绳系于疣的蒂上，点燃麻绳当病人感到灼痛时，即“拔疣去之。”在《五十二病方》成书时代，灸疗已开始与针刺疗法配合使用并按经脉施灸了。如“穨”的第18治方：“以砭穿其隋(睢)旁……而久(灸)其泰(太)阴泰(太)阳”。

通览《五十二病方》，其保存的古典物理疗法十分丰富，与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关于古典理疗的记述相比，其治病范围更广，使用介体品种更多，施治方法更科学。无论火炙疗法、熏疗还是灸疗，都充分显示了它们的原始性及持续施热治疗的特征。许多疗法如“胻伤”的热药水浴疗法，“朐痒”的熏疗，其设计合理，科学性较强，对后世医学的影响较深，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产生于秦汉之交的《五十二病方》中所保存的原始中医治疗学史料是其他古籍中无法比拟的。

参考文献

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7～128

2  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井上罋(壅)断处土释义. 中华医史杂志，1990. 20(2)：118

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释.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 780

  

第二章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 

本文发表于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3(2)：52～53

    提要：“火炙疗法”是根据《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治方“令病者背火炙之”命名的，它是我国远古人类在自然医疗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种最原始的物理疗法，在传统的外治疗法发展中占重要地位。《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火炙疗法之多，为其它古籍所不能比。为还原我国远古原始物理疗法之本来面目，特立此论。

    关键词：古老的  火炙疗法

    一般认为用火直接烧灼皮肤的“灸疗”是医用物理疗法中最古老的，虽有学者早巳指出：“艾火之前，很可能是采用了干草、树枝，诸种木柴作燃料来作熏、灼、熨等方法来消除疾病，”【1】但未深入研究灸疗之起源。康般先生探讨过字与医术的关系，但释灸【2】，这是一桩误解。本文依1973年长沙与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为据，结合《内经》有关论述，探讨远古的火炙疗法，并为之正名。

    火炙疗法以火焰为治病物质。我国考古工作者证明：早在69万年以前，北京周口店古猿人居住的山洞里，堆积数米厚的燃烧灰烬及未烧完的紫荆木炭、烧石、烧骨等，是原始人群引用火源于居住地燔炙兽肉、照明取暖的证据。火的引用，使人类逐步脱离了茹毛饮血时代，促进了体质和大脑的发育，增强了人类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从原始人类的生活史看，我国古人类在引用火源以后，经历几十万年的经验积累，人类在认识火，掌握火与运用火的实践中体会到火的热力不仅能烧炙禽兽之肉，给人以照明取暖及消除疲劳的作用，在火焰的直接而适当的烤炙下，还能缓解因风寒侵袭引起的腰脊疼痛、肢体麻木及筋肌劳损所致的痛苦，并逐步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当人类第一次主动地设计出以火焰为治病物质的治疗方法的时候，古老的火炙疗法便诞生了。《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治方“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北(背)火炙之，两人(手)为靡(摩)其尻，已。”这是一则典型而原始的直接利用火焰作为治疗手段烤炙病者臀部．配之以双手按摩，达到治愈小便不通这一目的的火炙疗法。“令病者背火炙之”这一治病方法，恰与康般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医术》中讲到的字蕴含的内容一致。但康般先生释为灸。指出：“象人股，在股周围多处用微火灸灼，字形明确，决非焚烧人骨。”康般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但释灸，有待商榷。其实这个字，是炙的本字。其一，字在股四周的四个火源都是小明火，离股有一段距离，字形确实明确。《说文》“炙，炙肉也”这是后世的人们将炙用于烹饪方法的解释，如同《诗·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亦可说许慎不知远古的医学知识中还有一种火炙疗法。为说明何谓炙?古人另有注释，毛传曰：“加火(上)曰燔，抗(支掌、举起)火曰炙。”段玉裁《小笺》“燔与火相著，炙与火相离。”都强调炙不与火相接触。《毛传》和《小笺》之意与字蕴含的内容一致。其二，《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其治宜灸。”王冰注：“火艾烧灼谓之灸。王冰认为灸、没有区别。《说文》“灸，灼也。”段玉裁云：“今以艾灼体曰灸。”都强调灸法之火源必与体肤接触。古人关于灸的论述与蕴含的内容不一。其三，在字中，古人将小火源放在股的四周，是烤炙而不是烧的，目的在于给有病之股以炙热(辐射热)作用，达到缓解股病的目的，可称之谓“股之炙之”。假如我们将《》第十七治方“令病者背火炙之”写作或，不正是用火焰烤炙臀部之状吗!所以(股火炙之)与(背火炙之)恰恰都是对原始火炙疗法的描绘。字是炙的本字。由此，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药条雀啄灸，实质上是一种点状火炙疗法。

    从文字发展史讲，古代的人们在文字尚未发明前，其语言交流的内容就十分丰富了。赵诚先生在《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一文中对(心)字进行分析时说：“……这个象形字在以形表意的甲骨文时期就有了(心)的读音。”指出：“语言是先于文字的。”所以在(炙)字创作之前，人们久已无数次地使用“令病者背火炙()之”或者“股火炙()之”的方法治疗疾病了。换句话说：“在(炙)字尚未创作以前，人们在火上或火旁进行各种烤炙的火炙疗法行为就已经有了“炙”的读音了。前文提到《黄帝内经》中有一个字，似与火炙疗法关系密切，值得探讨。《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其治宜灸”这个字，过去都理解为灼，似指灸灼，但又好像不是。如《灵枢·病传》“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很清楚灸与视为不同的两种治疗方法。考：《礼记·郊特牲》“故既奠，然后萧合膻芗。”陆德明释文：“，烧也。”《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若举炎火以飞蓬。”李善注：《声类》曰，“，烧也。”《广雅·释古二》“，爇也”王念孙疏证：“，即爇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杜预注：“爇，烧也。”诸多先秦至两汉古籍都讲作烧，爇解。现在的问题是，“”用于医学中的治疗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是否含灸灼意，或者根本不是灸灼。假如依灸灼解之，为何《灵枢·病传》在灸疗之后又讲“刺”?前文证，是在股周围放小明火烤炙。是古老的火炙疗法，其特点是“炙与火相离”。《病传》中“(烧烤)疗”很可能是在针刺的同时再加火炙。应该指出：茄(烧烤)疗法或曰火炙疗法是一种面积较大的烤炙疗法。《灵枢·官能》“大寒在外……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及“经下陷者，火则当之”的

火，都不是指灸的，而是用较大的火焰进行烤炙的疗。《素问·气交变大论》中警告人们不慎使用“火燔”，可以导致“病反谵忘狂越，”这里“燔”与“”并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疗并非灸灼。疗是古老的火炙疗法在《内经》时代的又一个名称。

    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火炙疗法十九则，其中直接用火烤炙患处者十一则，用火烤炙他物再以烧炙之物进行治疗八则。如《加(痂)》第三治方讲：“冶仆累，以攻(缸)脂饍而傅，傅，炙之。”讲的就是在患部敷药之后，再在火上(或火旁)进行烤炙，使缸脂渗入痂溃，促进痂的溶解，有利于痂下溃疡面愈合。《痈》第七治方：“……稍取以涂身体肿者而炙之”，讲的是将调配好了的药物涂在身体肿胀的地方后再进行烤炙。火炙疗法在后世的医书中并不罕见，仅采《灵枢经》中一例述之。《灵枢·经筋》：“足阳明之筋，……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噉美炙肉……”(此文有脱倒)这里讲的是面神经麻痹或痉挛的病例，其治疗方法的共同点就是：在室内筑一座土台，土台高与人坐下来同面部一样高，土台的顶部做成坑形，治疗时，将桑木炭点燃后放入“坑中”，在面部麻痹或痉挛处涂药之后，将涂药的部位靠近炭火，利用炭火的辐射热对有病的面部进行烤炙。古老的火炙疗法与现代辐射热疗法治病原理一致。

    古老的火炙疗法虽可上索至远古人类引用火种于居住地照明取暖，烤炙兽肉之时。但那时的人类毕竟处于蒙昧时期，当人类

发展(含人脑的进化、发育，科学技术的进步)到第一次有目的的设计一堆火源并将“病所”主动靠近火旁“炙之”的时候，这种原始的物理疗法便诞生了。它约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前后，经数千年的发展。在《五十二病方》中利用火炙疗法治病达八种之多，说明先秦时期是火炙疗法的兴盛时期。后来发展、分化山灸疗。它在我国远古原始中医学发展史上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当为之正名。

参考文献

1  邵虹. 灸的历史研究. 新中医，1983(4)：15

2  康般. 文字源流浅说. 北京：荣宝斋出版，1979.  559～566

 

第三章  略论我国古典理疗法——熨疗

  本文发表于中华理疗杂志，1984(2)：79~81

    提要：我国的古典熨疗法，已有一段十分悠长的历史了。假如考虑到北京猿人在火堆旁格起一块烧热的石头感觉到了“石头被烧热了。”那种感觉没有医学意义。我们应该记着：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是近5万年以来的事，人类拾起烧热的石头感到舒适，或者将热石放在某一痛处，甚至发现可以缓解某些疼痛，其历史大约在万年左右。学者们常提到的“砭熨”已是人类的主动医疗行为，如果考证“砭熨”大约发生在龙山文化早期。下文主要就秦汉之交的《五十二病方》中所反映的远古熨疗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典理疗法&nbs, p; 熨疗

    理疗学是研究自然和人工的各种物理因素作用于人体治疗疾病的一门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治疗科学。古希腊医生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认为，水有镇静、消散等作用，指出矿泉、海水、日光都可以治病，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述物理疗法的医生之一。我国古代，物理疗法十分丰富，从汉代以前的有关史料分析，主要收藏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及《灵枢经》中，包括熨疗、炙热疗(辐射热疗)、受疗、蒸熏、水热疗、推拿按摩、针刺等。

    熨疗是以某一物体作为热能的导热体，即将某一物体进行烧、烤、煮、炒，使热能贮存在该物体内，再以该物接触人体，使导热体内的热能传导到人体内，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可见我国的古典熨疗，与现代理疗学中传导热疗法的原理是一致的。古往今来，研究医学起源的人们指出，远古猿人在烧兽肉时．取烧热的石块、树枝灼治某一痛处，能使疼痛得到缓解，推导这种原始的灼治法，是医学起源的成因之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佚医书《五十二病方》，就有以石为熨的例子。“牡痔之居窍廉(廉，旁边；窍廉即肛门旁边，全句指肛门旁边的雄痔)，大如枣(核)，……燔(烧)小隋(椭)石，淬醯(醋)中，以熨。不已，有(又)复之，如此数”。即在舡门旁，有痔核突起(古称雄痔)，大如枣核者，可将小卵石烧热，投入醋中，很快拿起来熨疗雄痔局部，一次不愈，重复熨疗几次便可痊愈。用小卵石熨疗雄痔的方法，可以说是对原始时代石热灼疗的改进。据《史记》载，扁鹊给虢国太子治病(尸蹶)，用厉缄砥石取三阳五会之后，又以“五分之熨”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施针、熨之后，收到了起死回生之效。据介绍【l】，以三门峡上村岭古墓中出土的两件铜戈卜刻有铭文“虢太子元徒戈”，以后又在此地出土的西周、东周文物证明，二三门峡等地是公元前655年为晋献公所

灭的北虢国所在地，并认定上述古墓为虢太子墓。扁鹊为公元前7世纪人，如上述考证及《史记》记述无误，那么在我国，熨疗的应用，至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比Hippocrates记述水和日光的治疗作用要早200年。

    在《五十二病方》中，收藏了283种治疗方剂，所治病名103种，其中用熨疗9起，占治疗方剂总数的3.1％，治疗疾病11种，占病名总数的8.7％，可见我国古代熨疗应用之广。在熨疗中，贮存热能的导热体，除小卵石外，还有食盐、泥土、蚯蚓屎、炙药布、牡鼠、乌喙等。《五十二病方·犬筮人伤者篇》第一治疗法辨：“取丘(蚯)引(蚓)矢(屎)二升，以井上罋处土与等，并熬(炒)之。而以美醯‘’(原缺，根据《五十二病方·诸伤》第十六治疗：‘皆合挠’及本篇前后文应补)之，稍垸(丸)，以熨其伤。犬毛尽，傅伤而已”。这里记载犬咬伤后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取蚯蚓屎与井上罋处土作导热体进行熨疗。不过本段记述有一疑点，即“井上罋处土”是何种土?为《五十二病方》作注者解罋(瓮)为“吸水的陶器”，“罋(瓮)”为“瓮底”。按此解分析，“井上罋(瓮)处土”乃是附着在陶瓮底部的土。我们知道，古代瓮底、口小，中腹大，小小的瓮底能附着多少土?假如它放在井台作吸水器，常将瓮投入井内取水，泥土又如何附着于瓮底?况且写《五十二病方》的

医家，在罋(瓮)之前，特冠以“井上”二字，由此疑罋为壅。壅，堵塞也；以《左传》“川壅为泽”之意解释，“井上壅”即井台旁边被堵塞后的小水塘，可见为《五十二病方》“罋”作注者，释罋为吸水陶器与原文本意不符【2】。关于“”，《庄子·至乐》讲“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蠙之衣(青苔)，……”庄子在这一节里，是讲物种起源变异与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关。历代注家给“”作注，归纳起来，可分两类，一作继，即此如青苔之类的低等植物，得水土之气及相继而生；一作断，即藚(读续)，藚断(水葛)，此草寸寸有节，得水而生，名曰续断。综上所述，“井上壅处土”可释作井台旁边小水塘里长有青苔之类低等植物的淤泥。就是说遇到犬咬伤的患者，可以取蚯蚓屎二升及井台旁边小水塘的淤泥等量，放在锅里炒干，再用好醋合调成丸，用热丸在犬咬伤处作滚动性熨疗，当犬毛被消除后，再换一粒热泥丸碾平敷于伤口。近代理疗学中的泥疗，仍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疗法。有人对淤泥作过研究，证实淤泥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腐败后的残骸。推想蚯蚓屎和井台旁边水塘的淤泥中，动、植物的腐败残骸一定不少，说明古代医家们在熨疗中对于泥土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与近代泥疗对泥土的选择相一致。

    《五十二病方·伤痉》中的熨疗，是以食盐作导热体。“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治之，盐令黄，取一斗，裹以布，卒(淬)醇酒中，入即出，蔽以市，以熨头。熬(灼痛)则举，适下。为‘布’裹更熨，熨寒，更盐以熨，熨无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信，止。熨时以熨四日内，‘衣，毋见风，过四日自适。熨先食后食次(恣，古意任凭)，毋禁，毋时”。这是痉伤第一治疗法的全文。痉，是一个症状，是指因各种原因引起肌肉紧张的痉挛状态。古代医家认为痉挛是“经筋”有病。《灵枢·经筋》篇：“足步阴之筋，…循脊内挟膂，上至颈，结于枕骨……病在此者，主痫(癫痫)瘛(肌筋牵急)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这是《灵枢》时代对“身信而不能诎”的最佳注释。《五十二病方·伤痉》原文详细介绍了治疗“痉伤”的熨疗。即取食盐一斗，炒黄，使热能贮存在盐内，用布包裹好，投入醇酒中，立即取出，再用兽皮制成的围裙(亦名蔽前、蔽膝)包起来，使温度缓慢散发，用它直接熨治头部，如果太烫，就间歇一会儿，待盐的温度降低些，将皮围裙取下，用布包裹直接熨头。当盐冷却时，再更换炒热的盐接着熨，不要间断，直到熨后汗出，人能屈伸时停止。要连续熨四天，这四天内，不要更衣，不要见风，四天后疾病可愈。这种熨疗，饭前饭后均可进行，没有食物禁忌，也无时间长短的限制。可见，痉伤“身信而不能诎”的患者，用炒热的食盐，淬醇酒中，急取出进行熨治，就能治愈。据现代理疗学研究，热盐接触皮肤可以促进腺体(汗腺如皮脂腺)的分泌，并能刺激皮肤持久充血【3】，加之酒可活血散瘀，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局部的吸收。

    所以古代医家以食盐作导热体，进行熨疗，也是很有道理的。

    《灵枢经》将熨疗叫“内热”疗法。这一名字与近代“传导热”疗法的名字更趋接近。《灵枢·寿夭刚柔》篇：“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刺寒痹内热奈何?”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粹之；剌大人者，以药熨之”。原文接下去讲药熨的方法：“用醇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物(疑为三物)皆咀(咀，古意用口细嚼，本文泛指捣碎)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啐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本文所讲的是治疗寒痹证的“内热”

疗法——炙药布熨疗。古代内热疗法分为两种，对于身体壮实的劳动人民(布衣者)，用火烧烤法(包括炙热与灸疗)，对于身体虚弱者，则用炙药布熨治。系将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三种药物捣碎，浸泡于醇酒二十升内，再取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浸泡在酒里。然后将酒器盖好，用泥土封严，细火煨药，煨五天五夜，取出布和绵絮，晒干后再浸泡药酒中，如此反复爆晒，直到将药酒全部吸收为止。最后将晒干的布裁成六七尺长一条，做成六七个布袋，将药渣分别装在布袋内，用烤热的药布袋熨治寒痹针刺的部位。当药布袋冷却时，再换炙热的药袋熨治。如此轮换进行，熨治30遍为一次，每次换药布袋时，都要将身上的汗拭干，也是30次，疗毕在室内散步，要避风。每针刺一次，必用这种方法熨治一次，寒痹将痊愈。这就是温经散寒的内热疗法。如此考究的熨疗法，只有王公大人们才能享受。

    《灵枢·上膈》还记载有蛔虫性肠梗阻的病理过程及治疗方法，称梗阻的包块为“痈”。“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上膈》的作者未讲用何物作导热体进行熨治。只说，刺熨并用后蛔虫梗阻的包块终于消失。

    在《五十二病方·睢病》第三治方，熨疗另有一用：“睢(疽)始起，取商牢(商陆)渍醯(醋)中，以熨其种(肿)处”。疽开始发病，红肿热痛都较明显，用醋拌商陆(未加热)冷敷患处，可镇静消散，加之商陆本身有“熨除痈肿”的作用。所以这种冷敷，效果较好。从此例看，我国的古典熨疗，又具有冷敷和外敷的意义。

    我国的古典理疗方法，源远流长，多以热疗为主，其中熨疗的创立仅次于古老的火炙疗法，对于治疗医学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郎需才. 扁鹊活动年代及事迹考. 中医杂志，1980（4）：68~70

2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井上罋(壅)断处土”释义. 中华医史杂志，1990. 20（2）：118

3郭万学. 理疗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632~634

第四章先秦水浴疗法的临床应用

    提要：原始医学在寻求治疗方法的发展过程中都与自然物质息息相关，这便是水浴疗法问世的原因，它属于自然疗法。《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的水浴疗法与药物结合，已经克服了它的原始性：虽只四方，但已用于治疗全身性疾病，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先秦  水浴疗法  临床应用

    人类对于水具有十分深刻的依赖关系。世间有一句名言，叫做“没有水便没有生命”。因此，没有水当然也就没有人类。我们曾考察过在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中人类与水的关系：人类形成(产生)以后的早期阶段，对于水的需求都在本能的支配下完成。当人类进化至5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在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以后，人类对水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能够认识到自己存在外伤或者皮肤病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伤口，这一行为大约是近两万年以来山顶洞人至裴李岗人干过的事情。无疑，他们的行为促进了伤口的愈合。当人类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至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在采集中发现了天然生长的稻、麦等种子是可以食用的，随后又在山火的过程中认识到烤熟了的种子更可口，又在生活经验的积累中发明了烧热的石板可以灼烤种子的原始石板烹饪法，后来叉发明了石烹法。原始石板烹饪法和石烹法的应用促进了人工种植农业的发展；而原始石烹法的应用是人类将水第一次纳入熟食，促进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并在更大范围促进了种植农业的发展。人类过渡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至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已有许多原始科学技术发展起来，如制陶、编织、印染、彩绘、石刻、玉琢、纺织、冶炼等等。上述原始手工业的出现，证明原始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发展，逐步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当奴隶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人类创造的许多原始科学技术逐步被奴隶主们所占有。这一时期，奴隶主们一方面占有了原始科技成果，一方面有了较好的条件集中了一批原始科技人材，改进与探讨新型原始科学技术，促进了原始天文、历法、房屋、马车制造及水井的发明等事业的发展。在卫生保健方面创造了汤王洗澡用的“盘”，到了周朝权贵们的洗浴十分讲究。如洒面曰沫，濯发曰沐，澡手曰盥(guàn)。他们“进盥”时，“少者奉槃，长者奉厘，清沃盥，盥卒，授巾。”就是说，他们洗手，必须由一人掌盛水的，另一人掌盛水的盘，用浇水洗手，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流水洗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上层人物的卫生保健术平。假如他们的手上长有陈旧性伤痕，用流水洗手也是有治疗作用的。

    水的医用价值在先秦传统文化中很难见到记载，撰《灵枢》《素问》的先贤者们也没有重视水的医用，至多提到“渍形以为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或“沐浴清水而卧”(《素问·五脏生成论》)。因此今本《灵枢》、《素问》不能反映原始中医学中的水疗面貌。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医帛，其中《五十二病方》为先秦临床专著，于公元前168年随葬，是未经后人修饰的先秦原著，学者们公认其学术价值很高。在《五十二病方》中保存了一批先秦水浴疗法，计四则。以下探讨于后。

    一、热药水浴疗法

《五十二病方》中热药水浴疗法计两方，一方是治疗胻久伤的，另一方是治疗干瘙病的，特别是腑久伤的治疗方案，在当时讲，其设计是十分先进的。

  1．《五十二病方·胻伤》热药水浴原文摘及释意

  “胻久伤者痈，痈溃，汁如靡(糜)。”胻久伤是什么疾病?经考证是小腿慢性溃疡。文中讲到“痈”，这“痈”不指痈肿，而是指小腿慢性溃疡面上的腐肉。当溃疡面上的腐肉破溃以后，渗出的液体像米汤一样。古代医家的临床描述与现代小腿慢性溃疡的临床表现完全一致。对于小腿慢性溃疡的治疗，古人采用了热药水浴疗法。从方法学讲，这个方剂在实施中是很独特的，治疗效果也是可信的。这个方剂采用郁李仁、苍术等三味药，经捣碎后，放入可以盛米加热的较大容器内，将药液加热，当温度适宜的时候，用一块小木板放进药液中，将患病之足踏在木板上，作“践木滑”的动作，让药液不断冲洗伤口。药液冷了再加热，药液热了就止火，让病人感觉到舒适就可以了。这种治疗方法，早晨吃了饭就可以进行，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休息，治疗一段时间慢性溃疡病就好了。假如病情严重，溃疡面上长有腐肉

(痈)，用上述方法治疗几天也不见病情好转，就应该改进治疗方法，在进行热药水浴的过程中对溃疡面上的腐肉用锐器刮除。原文强调：“其瘳也，瘳痈，瘳痈而新肉产，肉产，即无人汤中矣。”意思是说：用锐器在溃疡面上刮掉的是什么呢?回答说：刮掉的是溃疡面上的腐肉。当溃疡面上的腐肉刮除以后，新的肉芽组织就长出来了，新的肉芽及皮肤长好以后，就不必再进行热水浴了。这个方剂最后强调：内服药没有什么禁忌，治疗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患小腿慢性溃疡的病人用这个方法治疗都可以愈合。

这则原文计150字，言简意明，除一味药名难以补正外，其他缺文九字，都可依《五十二病方》中其他原文及本文之前后文意补正，补正后顺理成章，它是先秦临床治疗医学中水浴疗法的重要史料。

2．《五十二病方·干瘙》第七治方的热药水浴

煮桃叶，三(汋)为之汤。以温内，饮热酒，己，即入汤中。又饮酒其中，虽久瘙已。

    这则原文虽仅28字，但将“乾瘙”的这则以桃叶为药物的治疗方法讲清楚了。《神农本草经》载“桃仁、桃花、桃枭、桃毛、桃蠹。桃仁味苦平，主瘀血、血闭。”未载桃叶。在本方中：“考证为汋，为笔误。《庄子·田子方》“夫水之于沟也。”王先谦解：“汋乃水之自然涌出。”本文中‘煮桃叶、三汋。”即煮沸三次，与古典中药煎剂要求一致。文中说将煮好的药液拿到内室，让病人根据自己的酒量，饮一些热酒后再进入药液中浸泡洗浴。文中强调：因为饮热酒，酒气剽悍在体内向外发散，可疏通皮毛，调理腠理与卫气，因而虽然长期患乾瘙病也可以治好。

笔者读完这个方剂受到一些启示：①在“乾瘙”中是否包括牛皮癣？在临床中牛皮癣确属“久瘙”之证。②有条件的学者们能不能先做点动物实验，如给动物饮热酒后将动物放人热桃叶液中浸泡，观察有关生理变化。③根据实验结果判断本方能否移植于牛皮癣的治疗。

二、冷药水浴疗法

在《五十二病方》中收载了一则冷药水浴疗法，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剂，原文讲：“婴儿病癎方：取雷丸三颗，冶，以猪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挠，以浴之。”短短数语，将方剂的组成与制作方法全部讲清楚了。在这个方剂中首先应该弄清“婴儿病癎”是什么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缩《五十二病方》认为“婴儿病痢即小儿癎。”《马王堆医书考注》指出：“今谓之小儿癫癎病【1】”。上述意见似可商榷，有价值的是：婴儿病癎作者在后文作了注解，原文写到：“癎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腹大。”所以本病例具体指婴幼儿高烧惊厥，并非当今的癫癎病。因为“身热而数惊”的临床表现与癫痫病不符。由此我们认识到古代医家医疗经验的丰富。在这个方剂中，医家用了雷矢，《急救篇》、《名医别录》都讲雷矢即雷丸，亦名竹苓，为竹之余气所结，主癫癎狂走。其实，近代研究证明：雷丸含雷丸素，对于脂肪具有较好的溶解作用，当高烧惊厥的孩子在含有雷丸素的冷水中洗浴时，一方面冷水降温，一方面雷丸素溶解孩子皮肤上的皮脂也有利于体温的散失，因此治疗小儿高烧惊厥，这个冷药水浴方是一个理想的方剂，当然只适用于热天。原文中还讲了一些注意事项，有利于洗浴过程中的操作。

三、热药水坐浴疗法

《五十二病方·牝痔》“未有巢者，煮一斗枣，一斗膏，以为四斗汁，置盤中而踞之，其虫出。”

从《五十二病方》记载分析：战国中期，我国医家对于痔疮已有较深认识，并根据临床表现分别命名。“牝痔，未有巢者”就是命名之一。“巢”当何解：《说文》“鸟在树上曰巢。”段玉裁注“巢之言高也。”段氏意指鸟巢高出于树杆之上。换言之，“巢”指某一物体高出于某一平面之上。《五十二病方》中的“巢者”，“未有巢者”，“巢塞者”，均以某一局部病态组织高出于该局部平面而言。《五十二病方·巢者》第一治方讲：“巢者……，主冥冥人星。”笔者认为“冥冥人星”四字，是考释巢者的关键。关于“冥冥”，《诗·小雅·无将大车》：“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朱熹注：“冥冥，昏晦也。”《集韵》“冥冥，昏味貌。”《说文》“冥．窈也。”段注：“冥，夜也，引伸为凡闇昧之称。”星，古通腥，《说文》“腥，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瘜肉也。”段引郑玄云：“腥当为星，声之误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这就是“冥冥人星”中“星”的本意。所以《巢者》中的“冥冥人星”并非指“腥臊(体臭)，”而是人体某部之伤口内生长了若干个高出于体表而且界限不太清楚的米粒状肉芽组织而言【2】，或指“肉中生小瘜肉者。”本方“未有巢者”是承认在疾病群中存在着“巢者”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古代医家对痔核早期或者肛瘘早期的描述。

这个方剂是采用一定药物煮水让病人坐浴达到治病目的，但后文讲，当坐浴以后“其虫出”，病就好了。“其虫出”指明那时医家认为痔疮的产生是因为有虫蚀的结果。在《五十二病方》痔疮的治疗中还多次采用熏疗，也出于将虫熏出的目的，而且那时的医家还看见了“蛲白徒”(牝痔第三治方)即误将他们见到的蛲虫视为产生痔瘘的原因。

这个方剂属于坐浴，在这个方剂中两味药各用“一斗”，用水“四斗”。根据秦汉量制计算一斗等于今2000毫升，“四斗”计8000毫升，可能用量有误。

《五十二病方》中的水浴疗法，为我们了解先秦我国治疗医学水平提供了可靠史料。

参考文献

1  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73

2  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巢者考释. 中华医史杂志，199l. 2l(2)：79~80

第五章  先秦动物膏脂类疗法

    提要：临床医学的起步与发展离不开药物。药物的品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远古许多常用物质都可成为药物，如《五十二病方》中所保存的“井上壅断处土”、“蚯蚓矢”“敝蒲席”、“女子布”等早已淘汰。但许多药物如雄黄、甘草、鸟喙、芍药、防风等至今仍为良药。膏脂类药物是原始中医学临床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发展史上膏脂类起过重要作用。数千年来膏脂类的使用虽有变更．但不论中医、西医，如膏脂类缺如，临床治疗医学将会面临许多困难。

    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保存了先秦动物膏脂疗法，为我们探讨先秦医学概貌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关键词：先秦时期  动物膏脂类  疗法

    远古人类将动物膏脂类用于疗疾，已有一段相当长久的历史了。自人类处于严寒时期，当他们能够认识到手足皲裂是一种病态，并从对猎物的剖杀中认识到猎物的膏脂对于手足皲裂的滋润作用。当他们中间某人正在患手足皲裂，能主动寻找膏脂类涂摸于皲裂处，起到了减轻痛苦作用的时候，从这时起，动物之膏脂类便有了药用的价值。这一行为大约渊源于山顶洞人时期，已有近2万年的历史了。早期人类对于膏脂类有一个认识过程：用火烤膏脂，会化为油滴，油滴滴在火上会立即冒烟与燃烧；吃在口里，不如肌肉有味；吃多了又会拉肚子等，因而对膏脂类有一种神秘感。当宗教逐渐兴起之时，膏脂类便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礼品。《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虚》：“……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为之牲”讲的就是每当到宗庙祭祀祖神的时候，使用动物之膏脂作祭物，以示尊严。对于膏、脂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界定，认为：“无角者膏”，“有角者脂”，如兔猪头上无角，其脂肪称膏；牛、羊头上长角，其脂肪称脂。先秦我国先民早已将牲畜之膏脂类与脑髓联系起来，认为脑髓是膏脂类上品，在统治者当中有了“盐其脑”的习俗，“敲骨吸髓”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古人对膏脂类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周礼·考工记·鲍人》将膏脂类作为手工业原料，如在制革的过程中认为“脂之则需”(柔软)，《吕氏春秋·季春》记载：“羽箭干(杆)，脂胶丹漆，各为

一库”，即分库贮存。上述史料都说明古人对膏脂类的重视，为进一步认识它的药用价值提供了可能。

    一、《五十二病方》膏脂类药物概说

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早年的墓葬帛书《五十二病方》保存了一批膏脂类疗法史料，这批史料无后人修饰，深刻反映2200年前的医学概貌，十分可贵。该书记载283方，其中膏脂类34方(不计一文二方)占12％。在34方中以猪膏为主，但猪膏名称较多，如彘膏、豕膏、猪膏3名，都指猪膏，可能因方言或者反映了年代不同。其他如猪煎膏，特指将猪肥肉或者脂肪煎成纯膏；膏脂阉割了的公猪之膏；牡彘膏指未阉割公猪膏；以及膱膏等计24方，其他如豹膏、蛇膏等亦有记载。从猪膏使用频率占膏脂类的75％分析，大约与当时已广泛圈养猪有关。关于脂类仅记载羖(公羊)脂，缸脂，还有头脂。从《庄子》分析，庖丁解牛技术高超，证明当时家庭养牛不少，但仅见牛脂药用2方，可能与牛脂冷后干硬有关。关于头脂，后文再议。

二、《五十二病方》中膏脂类药物的临床使用范围

在《五十二病方》中膏脂类药物的使用范围主要在外伤，如诸伤、胻伤、牡痔、牝痔、、大带(可能为“缠带风”或“麻风”)、痂、干瘙及婴儿病癎等十类疾病，占103种疾病的9.7％，说明秦汉之际膏脂类药物治病范围之广。从膏脂类治疗疾病类型分析，使用膏脂的目的主要在于滋润皮肤。如治疗“痂病”共24个方剂，其中明文保存膏脂类计16方，占66.6％，其中《痂》第二三治方：“冶僕纍，以缸脂鳝而傅。傅炙之。……”第十五治方：“冶筮荑，苦瓠瓣，并以彘膱膏弁，傅之，以布裹而约之。”第二十二治方“乾痂，冶蛇床实，以牡彘膏鳝(加热)先刮痴溃，即傅而……”从总体上讲，秦汉时期治疗慢性痂疾，多用药物如乌喙、燔陈葵茎、燔腐荆箕、筮荑、蛇床实等，而膏脂类只用作调和滋润剂，其他药物都要冶，燔冶为末后使用，在调和时有要求饍(加热)的；有要求弁(用手捣匀)的；有要求洗后再涂药的；有要求刮一部分干痂后再涂药的；在涂药以后有要求用布包扎的，有要求在火上烤炙的。总之，古代医家强调根据具体病情施治。古代医家的这种根据临床施治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乾瘙》的治疗中，膏脂类亦占十分重要地位，该书记载《乾瘙》八个治方，膏脂类占去五个治方。其总体原则基本如《痂》。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医家还用膏脂类治疗内科疾病。《五十二病方·婴儿病癎方》记载：“取雷矢三颗，冶，以猪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水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挠，以浴之……”这是一则取膏与雷矢(雷丸)调制后采用水浴疗法治疗小儿“身热而数惊(高烧惊厥)的方剂，后世《太平圣惠方》卷八十二收载了类似方剂言：“小儿寒热，惊啼不安，用雷丸三分配牡蛎、黄芩、细辛、蛇床子，浴之，……。”在婴儿病癎方中猪膏的作用不在滋润，而在于溶解雷丸素，有关问题将在水浴疗法中再作探讨。

三、头脂考释及头脂的药用价值

在《五十二病方》中采用头脂两起，分别用于《痂》和《乾瘙》，《痂》第十三治方云：“燔礜(按：礜《说文》“毒石也”，《神农本草》礜治“寒热鼠瘘，蚀疮死肌风痺。”)冶乌喙、藜卢、蜀菽、庶(按：庶疑《武威汉代医简》第50简：“治金创内漏，血不出者，……三分……)、蜀椒、桂各一分，并和，以头脂□□□布炙以熨，倦而休。”这个方剂采用传统中药七味，均经粉碎后，和匀，再用一定量的头脂调和，用布浸药在火上烤炙后熨敷于痂上，药布凉了再烤炙后，熨敷，疲倦了就休息。这个方剂除头脂剂量外，应属完整。但头脂为何物?假如参《五十二病方·癃病》第十三治方“渍濡颈及头垢中”分析：头脂是否为头垢?假如两者等同，那么上述七味药“各一台”，数量较大需要多少“头垢”才能调和。且《乾瘙》第一治方提出“头脂一升”依秦汉量制一升合今200毫升。假如两者等同，怎样才能收

集到“头垢”200毫升?因而头脂与头垢一定有别。考《五十二病方》中，脑亦为药，《五十二病方·牡痔》第四治方“取龟脑”；《五十二病方·身疕》第十二治方“以兔产(生)(脑)涂之；”我国十六国时期王嘉撰《拾遗记》，说孙权的儿子孙和不小心烫伤了邓夫人，医生用白獭的脊髓与白玉等合成外用药，使邓夫人白里透红，更加娇艳；《本草纲目》三十二卷：蜀椒附方：“手、足皲裂，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渣渍之，半时顷，出令燥，须叟再浸，候干，涂猪羊脑髓。极妙。”《本草纲目》第五十一卷也有使用兔脑的记载。但《本草纲目》晚出千数百年，难以定论。求证当以同时代史料为确。考《说文》“脑，头髓也，”“髓，骨中脂也，”清段玉裁依《说文》指出：“头髓，头骨中脂也。”故笔者怀疑“头脂”为“头骨中脂，”即动物的脑髓。根据“戴角者脂”判定，头脂(头骨中脂)就是指有角的牛羊等兽类的脑髓。现代医学证明，脑髓为结构脂肪组成，与其他脂肪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商纣王就“斩胻”观察到长管骨中有黄骨髓。《灵枢·大惑论》中的“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顶中”及《内经》中的许多记载证明：秦汉医家已作过颅底解剖，认识到脑及脑与脊髓有关，且“脑为髓之海”，所以《五十二病方》中采用牛羊的“头脂”——脑髓调和其他药物治疗痂、乾瘙是很自然的【1】。

    四、膱膏考释

    在《五十二病方》中采用“膱膏”调和药物者共七方，治疗疾病四种，都属外治。其中《痂》病项下四方，看来采用膱膏调和药物之目的主要在于滋润痴溃。这七方中膱膏名称有别，如直用“膱膏”3方，用“彘膱膏”2方，“猪膱膏”1方，“三岁膱猪膏”l方。关于膏的考释，《说文》“膏，肥也，从肉，高声”；“肥，多肉也，从肉，巴声”；我国古代在食物中常将膏粱并论。《国语·晋语七》说：“夫膏粱之性难正也，……”韦昭注：“膏，肉之肥者。”《灵枢·根结》：“膏粱菽藿之味。”膏亦指肥肉。古人强调“无角者膏”。意思是说：“膏”是指头上没有角的兽类动物的肥肉，如猪之肥肉称膏。

    那么“膱膏”是何物?在《马王堆医书考注》中，于《诸伤》第十四治方、《牡痔》第一治方项下注家对“膱膏”进行了注释，一曰“膱膏亦黏的油脂”，二曰“膱膏，即猪背中部的肥肉之膏”，三日“膱通，膏即直肠部的脂肪。”上述三解，似乎都有道理，因为统指油脂类，用其调和外用药物，无疑对各类皮肤疾患是有好处的，然而解释太多，临床不知所从；上述解释又显得有些曲折，似可商榷。简考之，《辞海》膱，即胑。胑首见于战国成书的礼制汇编——《仪礼》。在《仪礼·聘礼》中有“荐脯五胑”，郑注：“胑如版然者，或谓之脡。”可见《聘礼》中的“胑”，是说明“脯”的。《仪礼·乡射礼》“荐脯用边五胑”。其“胑”之含义与《聘礼》同。综合上文看，胑是指一块较大的肉。郑玄将其与脯脡紧紧结合起来，后世从之。如《集韵·职韵》“膱，脯脡也，长尺有寸。”脯脡即干肉条。《周礼·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脯腊”即冬天制作的干肉；其实，在《五十二病方》中也有一证，《五十二病方·痴》第十九治方讲：“……以肥满剡猪膏。”此文中有一剡字与“猪膏”紧联，好似修饰“猪膏”的。《说文》“剡，锐利也，从刀、炎声。”古剡通，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谦部》“剡，假借为。”《说文》，火行微也，从炎声。”《广韵》“，炎初著也。”依剡与通用，那么“以肥满剡猪膏”，就应指将猪肥肉放在微火上烤炙，使之向下滴油。所以，“膱膏”是指将猪肥肉放在微火上烤炙时滴下的油，也可理解为冬天制作的脯腊——干猪肉条上的肥肉滴下的油脂。现在，我们所见，经过热天，猪腊肉上的肥肉可自行滴油，不必煎烧，取之易得。解放前在江汉平原民间常用猪腊肉的油脂调和硫黄治疗疥疮。《血十二病方·痂》第二十一治方“取三岁膱猪膏，傅之……。”强调的是取陈放三年之久的猪腊肉条上的油脂，也许陈放年久的膱膏对皮肤有更好的滋润作用。

    膏脂类的药用价值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头脂释义. 中华医史杂志，1990,20（4）：118

第六章  从《五十二病方》看先秦手术治疗学    

    提要：人类在治疗医学史上手术疗法的产生，是治疗医学知识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与医学趋于成熟的表现。《五十二病方》中反映的手术治疗方法，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晚期，在原始中医学的治疗医学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原始中医学  手术治疗学

    司马迁在《史记》中借用虢国大臣中庶子的口记下了一段关于我国汉以前医家采用手术方法治疗疾病的故事：“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在正史中出现的这则故事，首先是讲给扁鹊听的。在司马迁笔下，扁鹊的医术来源于神传：“……长常君乃出其怀中药给扁鹊”，令他“饮是以上池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三十日后，扁鹊果能“尽见五脏症结”了。故事的前半部讲的是上古手术治疗史，后文讲的是“仙药”及神医扁鹊。这样的故事，怎么能叫人折服!且俞跗所操的手术疗法，虽可能出于先秦临床实践，但文词过份简练，历代注家难以诠释，也许将来有部份考古史料可以验证。

    反应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不同。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手术疗法六则，每一手术过程都十分明确，依记录可重复操作，不愧为手术之实录。《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方法古朴无华，不见于今本《黄帝内经》，肯定比《黄帝内经》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属于原始中医学的治疗医学瑰宝。

    《五十二病方·疣》第一治方云：“取敝蒲席若籍之蒻，绳之，即燔其末，以灸疣末，热，即拔疣去之。”当我们读到这一原文的时候，感到十分通俗，拔疣过程，历历在目。当今切除较大的疣，或用手术刀摘除，或用激光切除，或用电灼，都必须在麻药的前提下进行。而古代医家，就地取材，采用旧蒲草席中的蒲草搓成细绳，将细绳系在疣的细蒂上，点燃细绳的一端，当燃烧的细绳烧至疣蒂，病人感到灼痛时，将疣拔掉就行了。这一手术的关键是利用旧蒲草作为灸疗的火源，利用灸疗作麻醉方法，它是在疤痕灸基础上改进的结果。可见先秦医家与现代医家切除疣的方法投有原则区别。

    《五十二病方·牡痔》第一治方中也有类似手术：“牡痔，有赢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其中，治之，疾灸热，把其本小而绝之。……”这里没有讲灸之取材与具体的灸疗方法，反映了常用灸法作为麻醉的常规过程，因而省略不语。只强调“疾受热”。“疾灸热”三字是以告诉人们在治疗“末大本小”的牡痔时，采用如“以灸疣末”的办法一样利用受疗作麻醉，将如鼠乳状的赢内扭断。所以《牡痔》第一治方摘除牡痔核的办法如同摘疣的方法一致。

    《五十二病方·牡痔》第三治方：“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其中有如兔，若有坚血如抇末而出者，即已”。当代注家注云：“小角”，指牛羊角做成的小火罐。“角之”【1】，即用拔火罐的方法将痔核拔出来，将痔核系以小绳，提起痔核，用刀剖之，将如兔实一般的痔核组织，或有瘀血部分去除就行了。牡痔第四治方亦讲到“先劙之”，也是讲用刀割开痔核。

《五十二病方·牝痔》第七治方：“巢塞者，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入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劙去其巢。……”这则医案描述的是内痔脱出的手术治疗方法。除未讲麻醉方法外，手术设计十分精细。古代医家考虑到如何将内痔核引出肛外，其方法是用新鲜的狗膀胱作引出物。其方法是将杀取的膀胱的三条管道结扎两条，将细竹管插入另一管道备用。将准备好的狗膀胱塞入患者肛内，向狗膀胱内适当吹气，向外牵引充气的膀胱，迫使肛门外翻，引出内痔核，再用刀将内痔核切除。放气，取出狗膀胱。

《五十二病方·胻伤》第二治方：“胻久伤者痈，痈溃，汁如糜。治之，……病不愈者，一人汤中即瘳，……其瘳也瘳痈，瘳痈而新肉产。……”这是一则采用热药水浴为主方治疗小腿慢性溃疡医案。原文指出：当用热药水浴数日后仍不见好转时，就应该加手术疗法了。这个手术疗法就是在热药水浴前提下，对慢性溃疡面上的腐肉进行刮除，这种刮除方法每天进行，刮除到有新的肉芽组织长出为止。当代治疗慢性溃疡的方法，也要设法清除溃疡面上的腐肉，可见古今原则基本一致。

《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的手术疗法，是自公元前168年陪葬以来没有人修改的原文，它真实地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手术疗法的水平。我们注意到当今版本古希腊名医希渡克拉底文集中, 关于痔疮的治疗，在痔疮的治疗中记载了许多手术方法，但国内外学者公认：希渡克拉底文集最初是他的儿子、女婿和他的学生们汇集而成的，在手抄本的流传中，后世学者又在重新手抄或刊印时“增添了一些内容，并非完全出于一人之手”【2】。由此推之，希波克拉底文集，也非出于同一时代。如同我国今本《素问》《灵枢》一样很可能羼入了唐宋医学内容。如王冰补撰七大论一样。因此，对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史料虽可作评价参考，但不可绝对

盲从。由此视之，《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史较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手术治疗史更为可贵。

《五十二病方》证明：至秦汉时期，我国的手术治疗法已具备相当水平。但医学知识的积累绝非易事。如参照殷商心脏、胃的解剖史以及先秦内脏器官生理史、经脉学说发展史分析：《五十二病方》中反映的诸种手术疗法的产生是有基础的，是可信的，它的起源大约渊源于两周，产生于战国中晚期。《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法属于原始中医学中临床治疗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未来的秦汉以远的考古史料中很可能还有原始手术治疗史料问世。

参考文献

1  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l57

2  赵洪钧，武鹏译. 希波克拉底文集.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168~175

第七章  论秦汉时期痈病理论与痈病治则

本文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1998（1）：26~28

    提要：人类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是从外病开始的，它包括外伤及疖痈一类的疾病。殷商时期人们已对疖痈有所认识，痈病的命名在两周之际，捅病病理完成于两汉时期，集中反映在《灵枢·刺节真邪》、《灵枢·痈疽》等篇章中。本文揭示了我国春秋至两汉时期痈病理论、治则形成的历史。

    关键词：秦汉时期  痈病理论  痈病治则

    人类对痈病的认识过程是从自身患痈的实践中逐步认识的，即经过一段十分遥远的历史，远古人类在炎热季节可能很难逃避痈疽之灾，但不能认识它的原因，更谈不上主动寻找治疗方法。至有文字记载以来，疖痈之类的疾病已为人们重视。温少峰在《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中汇集34种疾病，其中19处与疖痈及炎症有关。卜辞：“有……”(《小屯乙编》7488)温氏指出：“是在(手)字上加一个小方形符号，……小方形符引所表示的就是疾病的所在和形态。”“这应表示发生在肘部的‘疖肿’之类的疾病”【1】。在传统文化中记载疖痈者始见于《左传·襄公九年》，春秋至两汉时期常因痈疽导致死亡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

    一、古典痈病命名及痈病理论起源小考

    殷商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不能算作给痈病命名，痈这个病名能定下来大约在两周时期。从文字学讲，古人为之命名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痈的繁体字作，古代、、雍、壅、邕互通，早已具有多意。西周末年的毛公鼎铭文：“勿律庶民”。陈初生指出：“通壅，障蔽。”【2】具有雍塞、阻滞之意。“瘅疽生疡于头，……雍病目出”(《左传·襄公九年》)，文中将瘅、疽、雍并列，说明那时已有痈疽之类的病名。《吕氏春秋·尽数》明文写到：“郁处头则为肿为风……”郁即郁滞，与壅滞意同。到王充时，痈肿理论与血脉相连，他说：“夫山崩壅河，犹人之有痈肿，血脉不通也。”王充《论衡·感虚》的痈肿理论与《内经》完全一样。在《内经》中有关痈肿理论甚多。回顾以上史料，从首载“痈病目出”到《内经》痈肿病理的产生，大约经历了四、五百年，可见古代医学理论产生之艰辛。

    二、秦汉中医对痈病病理的认识

    春秋至秦汉时期由于我国人体解剖、临床医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病理的探讨，痈病病理便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其痈病病理的有关学说如下：

    1．原始的阴阳邪气致痈论

    春秋战国时期，当血气、经脉理论尚未完善的时候，医家们还未将痈病理论与血气、经脉联系起来，提出了阴阳邪气致痈说：“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脓”(《灵枢经·玉版》)。这一派在深入研究痈病临床过程时指出：“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强调：“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灵枢经·玉版》)。认为阴阳邪气对肌肤的破坏，不是一下子造成的，它有一个积滞发展过程。阴阳邪气致痈理论大约产生于两周之际，它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等阴阳学说在医学理论中的反映。

    2．荣卫瘀滞致痈论

    阴阳邪气致痈论只说明邪气作用于人，在探讨人体对邪气的反应时，只从总体上讲“形”的反应，对于痈病病理的解释不够深入。孔子时期四气派产生以后，荣卫气血理论逐渐诞生，为荣卫瘀滞致痈理论创造了条件。《素问·生气通天论》载有“荣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素问·气穴论》强调：“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荣卫瘀滞致痈论虽不全面，但它代表了我国痈病理论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为创立新型的经脉瘀滞致痈论打下了基础。

  3．经脉瘀滞致痈论

  上述两派对痈病病理过程的解释都不够深入。到了秦汉时期，当经脉理论逐步步人成熟时期，人们将痈病病理与经脉理论联系起来，并引入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取象比类)说明痈病病理过程，它的理论基础有二：其一是经脉，认为痈病的发生在于经脉不通。其二是风寒，认为风寒导致血脉凝拉是致痈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是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取严冬季节河流冰封的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之血脉提出来的。如“寒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凝泣，……人脉犹是也，寒则血凝泣。”“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灵枢经·痈疽》)。《灵枢·刺节真邪》从全身情况讲：“虚邪之中人也，洒浙形动起毫毛而发腠理，……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虚邪之人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值得探讨的是古人是怎样在痈病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肿”(《灵枢经·九针论》)的呢?为此对《刺节真邪》的有关文意进行分析。该文对痈病病理讲“五邪”，即痈，容大者，狭小者，热者和寒者。但痈，容大、狭小都是按化脓后痈之大小讲的。因此“五邪”的实质是讲痈病的病理过程即化脓后的痈和未化脓前的热者和寒者。现在倒过来看即“寒者”“热者”“痈”便可清楚地看到痈病的三个发展阶段，它实质上正是该文作者强调的：“虚邪之客于身也深，…寒胜其热(寒者)，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热者)，则烂肉腐肌为脓(痈及痈之小者、大者)。与现代痈病发病过程一致，且强调“寒者”阶段的重要性，为强调早期治疗(上工治未有形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上文不难理解：典型痈病的寒胜其热阶段，是化脓性细菌侵入皮内以后局部水肿，血液循环受阻，组织质地比较坚硬时期。此期病灶路显苍白，局部温度偏低，疼痛已逐步加剧，“寒者”阶段大约延续8～12小时或更长。典型痈病的热胜其寒阶段化脓性细菌的毒素已对毛细血管壁起到破坏作用，组织液渗出，白细胞等向病灶浸润，局部水肿加剧呈红色或紫红色，温度高于正常组织，表现为明显瘀滞，组织质地坚硬，疼痛加剧，甚至出现跳痛。这便是烂肉腐肌时期，此期病程较长，大约2～3天或更长。古代医家用“寒与热相搏”说明痈病病理是经验医学的反映，这在当时是很有道理的，它为制订痈病治疗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内经》有16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痈病病因、病理与治则，《灵枢》还专立《痈疽》讨论痈病病理，讲明痈、疽之不同特征。《痈疽》的作者还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将痈的发病部位从头至足依临床特征给痈病命名21个，不失为秦汉时期的痈病专著。

    三、秦汉痈病治则

    关于痈的治疗，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分别出土西汉早年《脉书》两部，两书中都讲：“用()启脉者必如式，……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这是当时治痈排脓的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脉书》的这一准则在《灵枢·刺节真邪》中有了新的内涵。前文讲到《刺节真邪》将痈病病理分作三个病理阶段，因而这三个病理阶段的治则也是不同的。应该指出：“称其大小而()启之”是专讲痈化脓后排脓原则的，是针刺疗法与九针尚未发明之前的治痈原则。《刺节真邪》中的针刺治痈原则强调：

    1．对“寒者”的治则

    对“寒者”的治疗是“刺寒者用毫针”。《灵枢·官针》讲“以治寒气之浅者”的剌法是“引皮乃刺之。”“引皮乃刺之”是一种用毫针与体表平行的横刺法【3】，是治疗寒者(寒胜其热)阶段的浅刺法。《官针》后文又讲：“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为何“引皮乃刺之”的横刺法可以治疗“寒气之浅者”即达到“以逐邪气，而来血气”的目的呢，原因在于这种浅刺可以刺激局部神经末梢，促进和改善血液循环，调动白细胞等的浸润速度，减少或消除细菌的危害，使炎症逐步消退。这便是“寒者”阶段用()启脉的实质。

    2．对“热者”的治则

    对“热者”的治疗，《刺节真邪》讲：“刺热者用针。”《灵枢·九针十二原》讲：“针者，  …头大末锐，去泻阳气。”《灵枢·九针论》讲：“用大其头而锐其末”的针刺病，其目的是“无令得深入而阳气出”。都是治疗“热者”(热胜其寒)的目的，是“用()启脉”的发展。试想在细菌毒素释放较多，组织液向病灶部位大量渗透时期，于痈的表层多次浅刺出血，必然使已经瘀滞的血液和组织液渗出体外，有利于细菌毒素的排出，改善局部的“不通”壅遏”状况，使血液循环逐步向正常方向转化。这便是热者阶段用镜(针)启脉的实质。2000多年前总结出来的这些治痈措施，不仅是有理的，而且是有效的。笔者儿时生活在江汉平原，多次见到长者用破瓷碗打成小片，挑选其锐利者在患者红肿发烫的痈肿表面交叉划痕治痈的情景，当乌黑的血液慢慢向外渗出，既而流出色黄而粘稠的体液后，局部肿胀和疼痛则渐渐减轻。

    3．对“痈”的治疗

    当痈肿转化为脓液时，脓液较少者用圆利针，脓液较多者用锋针，痈用镀针都是为r排脓，脓液排出后局部血液循环大为改善，病灶组织迅速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些情况属于用针启脉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刺节真邪》的作者按照痈病的不同病理阶段采用不同的针刺手法施治，与出土《脉书》“用()启脉”的道理一脉相承。

参考文献

1  温少峰，袁廷栋. 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16

2  陈初生. 金文常用字典.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428

3  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164

第八章  西汉时期针刺疗法起源考

    提要：针刺疗法是传统中医治疗学的一大特色。既往学者们在探讨针刺疗法的起源时，多用单一的砭刺起源说，难以使人折服。当我们围绕针刺疗法的起源问题对殷商至奏汉有关医学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后，可以断言：我国针刺疗法起源于多途径。治疗嫡病的“用()启脉”术，促进了针刺疗法胚芽的萌动；“盛则泻之”的放血疗法，为针刺疗法的起源奠定了临床基础；起源于殷商，发展至秦汉时期经脉理论的成熟，为针刺疗法的起源铺平了道路。

    我国的针刺疗法起源于秦汉或者两汉时期。

    关键词：针刺疗法  起源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辉煌的秦汉医学史。在秦汉医学史中经脉调节论与针刺疗法是最具中华特色的。应该声明：我这里所指的针刺疗法，是指破痈排脓以外的，将治病工具——“针”刺入经脉内或者皮肌之下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灵枢·九针十二原》“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所指的针刺疗法。关于针刺疗法的起源问题，历代学者在探讨中都与砭石紧紧相连，常举《山海经》、《素问·异法方宜》、《管子·法法》等史料证明针刺疗法之远古。甚至明文追记：“然其端绪却可上溯到距今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孰不知这些意见是缺乏依据的。从《山海经》等先秦史料中探讨针刺疗法史，无可非议。近代由于社会的进步，历代学者的探讨，出土文物的增多，为我们重新审视针刺疗法的起源开阔了眼界，加深了探讨的层次。从总体讲，针刺疗法的起源是多途径的，它走过了十分漫长

的里程。以下予以分述。

    一、关于尖状器、砭石、石、针与针刺疗法的渊源关系问题

    近40年来，学者们在探讨砭的历史时往往指出：“针刺治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用砭石治病，新石器时代已有专门的箴石或骨针。”【2】原始社会的人们“用燧石切开脓肿，……用骨针或棘刺放血，”【3】已出土的小型石器工具中，包括了一定数量的砭石，……”【4】好似认为针刺疗法直接起源于砭石。但没有学者阐明砭如何发展为针刺疗法；没有学者阐明针刺和砭刺究竟有什么不同；在针刺疗法起源的时限上也是十分含混的。

    1．秦汉时期砭(、)石的用途

    对于砭(、)的实际用途，有据可考者，是1973年以来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先后出土的西汉早年的两部《脉书》，两书在讲“用()启脉”的治病目的时都记载“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说明秦汉时期()石的作用是切破脓胞，并强调临床医师在用()石切脓胞时一定要根据脓腔的大小，浅深选择()石，严防()石启脉四害的发生。

    然而，同在两书中又有“用()启脉者必如式”句，强调“用”的目的在于“启脉。”关于“用”为什么可以“启脉?”《脉书》中投有谈及，学者们对这一句的研究甚少。笔者认为：“用()”可以“启脉”，是秦汉医家在用()治痈过程中临床经验的总结。“用()启脉”在秦汉时期具有重要的临床使用价值，它是建立在先进的痈病理论之上的。利用秦汉史料探讨“用()”为什么可以“启脉”，有利于我们弄清楚()刺、刺的本意；有利于澄清针刺疗法的起源时限。

    2．秦汉时期用()启脉与针刺疗法的关系

    关于“用()启脉”理论，由于《脉书》在汇集过程中搜集散在于民间的资料有限，难以采用出土《脉书》说明。后世《灵枢·刺节真邪》等有关文章中分别保存了一批秦汉医史，恰好补充了“用()启脉”的道理，值得深究。《刺节真邪》的作者将痈病病理过程分作“痈、容大者、狭小者、热者和寒者”，这一分法具有重要的病理学意义，前三种情况是痈肿化脓以后的大小问题，“热者”和“寒者”代表痈肿早期病理过程，它采用的是倒叙方法。用现代医学理论将上述病理过程倒过来分析．正是《刺节真邪》强调的“虚邪之客于身也深，……寒胜其热(寒者)，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热者)，则烂肉腐肌为脓(含痈及容大者，狭小者)。”这段原文是从痈之最初感染到痈病化脓成熟讲的。换句话说：典型痈病的“寒者”阶段，是化脓性细菌侵人皮内以后，局部水肿，血液循环受阻，组织质地比较坚硬时期，

此期病灶部位略显苍白，尚无明显的温度升高或略低于正常组织，疼痛已逐步加重，古代医家将此称之谓“寒者。”“寒者”阶殷大约延续8~12小时或更长。典型痈病的“热胜其寒”阶段从“寒胜其热”发展面来，即化脓性细菌的毒素已对毛细血管壁起到破坏作用，组织液向病灶部位渗出，白细胞、巨噬细胞大量浸润，局部水肿加重皮肤呈红色或紫色，表现为明显的淤滞，局部温度高于正常组织，古代医家将此称之谓“热者。”此期病程较长，约2～3天或更长，可见《刺节真邪》中的“寒者”，“热者”，“痈”的病理分期与现代痈病病理过程完全一致。这一理论为秦汉医家制订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脉书》：“用()启脉”是秦汉医家的治痈方案，其治痈过程“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如(皮革，被创流血)，反映了“用()启脉”至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渊源关系。《刺节真邪》的作者对痈病临床进行分析．建立“寒者”、“热者”及“痈”的概念以后，提出治疗方案：“刺寒者用毫针，刺热者用针。”“剌痈用铍针。”现在我们可以解释“用()”为什么可以“启脉”了。《灵枢·官针》讲：“以治寒气之浅者”的刺法是“引皮乃刺之。”“引皮乃刺之”是一种利用毫针与体表平行的横刺法，是治疗“寒胜其热”阶段的浅刺法。当用毫针在痈肿早期的皮下横刺时，可以刺激局部神经末梢，促进或改善血液循环，调动白细胞、巨噬细胞的浸润速度，达到逐步消灭细菌的目的，使炎症逐步消退。所以《官针》又说：“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这便是“寒者”阶段“用()

启脉”的实质。可见“引皮乃刺之”是痈肿早期的治疗方法，是对“未有形者”的早期治疗。它与“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的破痈排脓方法是绝然不同的。

关于“刺热者用针”问题。针“头大末锐。”《灵枢·九针论》讲：用“大其头而锐其末”的针刺痈，其目的是“无令得深入而阳气出。”考针之根由，石肯定是细石器时代的产物。《史记·仓公传》中多次讲石，但在仓公传中关于石的用法未作记载，有幸《淮南子·泰族训》中记载了“夫刻肌肤，皮革、被创流血，……”“皮革，被创流血”是古越人利用石在人体皮表按照一定图型进行广泛刺(浅刺)使之留下痕迹，达到“纹身”目的的一种刺手法。由此不难理解刺热者用头大末锐之针，是采用“皮革”式手法达到“无令得深入而阳气出”的目的。现代医理告诉我们，在痈病红肿热痛阶段，病灶部位细菌毒素释放较多，组织液渗出体外，不仅有利于细菌毒素的排出，而且改善局部的“不通”、“壅遏”状况，使病灶组织逐步向正常方向转化。这便是痈肿“热者”阶段“用()启脉”的实质。然而用针在痈肿“热者”表面采用“皮革”式浅刺与“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的破痈排脓方法也是绝然不同的。

毫无疑问，秦汉时期的医家们在治痈的实践中积累了临床经验，丰富了痈病理论，创造了新的治痈方法，为推进我国古代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从根据病情“用启脉”到“称其小大而启之”的破痈排脓，不仅说明治痈学中的进步，而且孕育着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胚芽，揭示了针刺疗法的萌动过程。远古的砭刺，是我国针刺疗法起源的途径之一。

    二、远古放血疗法促进了针刺疗法的诞生

远古人类是何时开始采用放血疗法的？回答难度较大，既往说法比较含混。如说原始人类曾用棘刺放血，针刺疗法由此产生。从断代讲：“原始人类”这一概念就比较含混。我们承认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存在一定渊源关系，澄清放血疗法的历史对于阐明针刺疗法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人类对自身血液认识的历史，“古时，人们对自身生理的认识，最容易见到的是血”【5】。“古时”大约指什么时候呢?从人类学讲，我们将其定在新人以来，“距今约四、五万年前，古人进化成了新人”【6】。新人的特征是大脑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和现代人完全一样了，已具备了对血液直观认识的智力水平；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经验创造了条件。当多数人反复见到红色的血液并发出“血”的声音的时候，“血”这个单词逐步产生，后来又被口头文化传授下来。但并不是说四万年以前的新人就知道放血疗法了，虽然原始人类常因外伤、兽伤流血，但那不是放血疗法，没有医疗意义。放血疗法的产生也是有条件的。首先要人类积累的与疾病有关的知识足以使人认识到健康与疾病的区别，即要人类知道自己有病，并主动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其次要人类在流血(出血)的实践中认识到出血可以缓解某些病痛的时候，才可在自己有病时主动采用尖状物刺破血管壁放血，只有这种放血才具有放血治病的意义，才称得上放血疗法。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反映宫廷生活的甲骨文中血字作(《甲》2473)、(《铁》176. 2)，它们从皿从或，象器皿中盛血之形。“夏商之际，盛行血祭”【7】，(血)是对血祭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交往中常有割臂饮血盟誓习俗。笔者认为：外伤流血，血祭、血盟及被创流血为人们在流血的实践中认识到放血可以缓解某些病痛创造了条件。由此推之，我国的放血疗法大约产生于殷商前后，有据可考者在《周易》中保存了三则放血疗法，具有重要的医史学价值【8】。春秋时期，人们在血盟习俗和放血疗法的双重实践中提高了对放血疗法的认识，促进了放血疗法的发展。在今本《内经》中放血疗法记载于47个篇目中，采用经脉放血86刺，治疗疾病48种，它的理论基础是“病在脉，调之血”(《素问·调经论》)，“夫邪之入于脉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素问·真邪论》)，可见秦汉时期我国的放血疗法是十分盛行的。医家们在放血实践中进一步对血液生理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如“刺血络而仆者，何也?……”《灵枢·血络论》。当医家们广泛采用放血疗法(盛则泻之)时，由于施术者对人体各部位大小动、静脉的特点没有认识及砭锋过大、使血管壁开口过大，致使因放血过多而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惊呼道：“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的这一告诫，导致了秦汉外治疗法的改革，提出了“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崭新的外治方案，很快为医家病者接受。秦汉放血疗法的历史与针刺疗法的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放血疗法的实践，促使医家们加强了对血气经脉的认识，并在放血疗法的临床实践中，促进了针刺疗法的诞生。

三、秦汉经脉主病理论的发展，为针刺疗法的起源铺平了道路

我国经脉主病理论完成于秦汉时期【9】，它是殷商以降历代学者寻找人体词节理论的产物，这一点反映在象形文字造字的要求及心脏在所有器官中为唯一可见可扪的具有自主缩舒能力(可自充自盈)的器官，因而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将人的思维能力赋予心脏了。殷商父已爵中的心()字，纣王的“圣人心有七窍”，管子的“凡心之型，自充自盈”，齐景公的“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孔子的血气分期说至淮南子的“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等等，都反映了经脉理论成长的里程。四川双包山汉墓出土木人十脉图像【10】，长沙出土的秦汉之交的两部灸经被学者们公认为我国经脉理论的早期之作，随后才有了《灵枢·经脉》的产生。我国的经脉主病理论是建立在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及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既然人们认识到经脉主病．那么当经脉理论建立以后，其治疗方法也就直接作用于经脉进行治疗了。如对虚经的“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放血疗法的“盛则泻之”；灸疗中的“陷下则灸之”等，都直接将治疗手段作用于经脉。前文分析了秦汉医家从总结放血疗法的临床经验入手，提出“欲从微针通其经脉”也是将针剌治疗直接作用于经脉的。可见经脉理论的建立为针刺疗法的起源铺平了道路。

在《内经》中，针刺疗法的早期都是将针直接刺入经脉(血管壁)内的。如“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素问·调经论》)，“针中脉则浊气出”(《灵枢·九针十二原》)，“……经刺者，刺大经之节络经分也”(《灵枢·官针》)。秦汉时期，由于微针通脉及临床经验的积累，医家们认识到许多疾病并不直接与经脉有关，如游走性疼痛(病在皮肤无常处者)该怎么用针?如腹痛(脉之所居，深不可见者)该怎么用针?临床医学中的许多问题迫使医家们向更深层次进行探讨，促进了秦汉医学的迅速发

展，许多新的针剌手法从微针通脉中解脱出来。如“刺痛无常处者，”采用“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的报刺法，或“脉之所居，深不可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这些刺法都不强调将针刺入经脉(血管壁)之内，说明医家们认识到将针刺入经脉以外的地方同样可以取得疗效。可见起于“微针通脉”的针刺疗法很快向“偶刺”、“齐刺”、“短刺”、“浮刺”(《灵枢·官针》)方向发展。《素问·调经论》中的刺微法讲：“取分肉之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代表了秦汉针刺疗法的发展方向。其实《灵枢·本输》中的“春取……”“夏取……”与上述刺法一样既不强调刺经，也不强调刺穴，都是微针通脉理论建立后的发展。三国魏晋时期，我国针刺理论再度飞跃，完成了按经穴施治，为中华医学特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四、关于“微针”制作的时限

    探讨“微针”的制作时限，有利于澄清针刺疗法诞生的具体时间。这一共识我想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所谓“微针”当是金属针具，在九针中当以毫针称为“微针”最为贴切。因为只有毫针最细，它较三棱针、锋针、铍针等在进针时对皮肤、血管壁的损伤小，只有毫针“通其经脉”之后可在经脉内“久留”，且可保证血液不会顺毫针流出血管壁之外。当代考古证实：我国第一枚金属针具是1978年在内蒙达拉特旗发现的“青铜针”，它长4. 6厘米，横断面呈棱形，与1963年在内蒙头道洼出土的磨制石针“非常相似”【l1】，经鉴定：这枚“青铜针”为战国至西汉器物。1978年在河北蒲城西汉刘胜墓出土四枚金针、五枚银针，银针残损，无法辨认。金针长6. 5～6. 9厘米，针身断面皆为圆形。经鉴定：锋针1，毫针2，另一支很可能属圆利针【12】。上述九针于公元前113年随葬。可见我国金属针具的生产年代在秦汉之交或西汉时期，证明金属针具的产生与十二经脉理论的完善时限是一致的。我国采用“微针通其经脉”的时限至早在西汉中期。

    独具中华特色的针刺疗法渊源于远古的刺，中华先民在“称其小大而启之”的破痈排脓实践中认识到痈之发展有“寒者”、“热者”、“痈”三个病理过程；对于痈之不同病理过程可以采用不同的启手法达到“自治于未有形也”的高水平，丰富了“用启脉”的内容。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放血疗法兴起，先民们及时总结了临床放血经验，提出：“无用砭石”的微针通脉理论并用于临床。是“启脉”和“放血”的医疗实践为针刺疗法的起源奠定了临床基础；是秦汉时期经脉理论的建立为针刺疗法的顺利问世铺平了道路。孕育了千余年的针刺疗法至西汉时期如一朝分娩。西汉时期的针刺特别是从微针通脉很快向“刺痛无常处”及“取分肉之间”发展的。秦议时期的针刺理论与实践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

参考文献

1  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l.  25

2  李良松，郭洪涛. 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45

3  宋大仁. 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 中华医史杂志，1995（3）：196

4  马继兴等. 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 文物，1978(11)：80

5、7  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2(2)：87

6  容镕. 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7

8  严健民. 《周易》放血疗法初探. 国医论坛，1993(6)：10

9  严健民. 论经脉学说起源的必备条件. 中华医史杂志，1997（2）：87

10 马继兴. 双色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 文物，1996(4)：55~65

11、12  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27

第九章  灸疗起源于古老的火炙疗法

本文发表于郧阳医学院学报，1984（1）：40

  提要：在传统中医治疗学中，灸疗占着一席之地，它古朴无华，牵人怀念。但对它的起源、断代之意见尚未一致，也因至今有关史料欠缺。灸疗起源于古老的火炙疗法，恐为一家之言，盼学界斧正。

    关键词：灸疗的起源  春秋时期

    我国的灸疗到底是如何起源的，早已为医史界关注。

    邵虹同志在《新中医》1983年第4期发表《灸的历史研究》中追索灸疗的起源时指出：“艾火之前，很可能是采用了干草、树枝、诸种木柴作燃料来作熏、灼、烫等方法来消除疾病”的，邵虹同志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医帛，其中《五十二病方·》的第十七治方说：“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北(背)火炙之，两人为靡其尻，已。”，即癃，《说文》，籀(zhòu)文癃省。《素问·宣明五气》说：“膀胱不利为癃。”所以指尿闭症。燔，焚烧。陈刍(chú)．干饲草。陈薪，干柴。两人，疑为两手。靡，疑摩。尻(kāo)，屁股。就是说，我国战国以前的医家们治疗尿闭的方法，是点燃一堆干饲草，或者一堆干柴后，叫病人背向着燃烧的柴火烤炙背部，并用双手不断地按摩骶尾两则，尿闭的问题就解决了。比《五十二病方》成书较晚的《灵枢经》也有类似治疗方法，只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们已经大量地烧制木炭，可以用木炭作为火源治疗疾病。《灵枢·经筋》记载足阳明筋病时写道：“……其病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

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注)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古代医家认为急性口角偏僻(偏斜)，目不能合拢的病人，是因为寒热两个致病因素伤筋后引起“筋弛纵缓”，“引颊移口”，属足阳明筋的病症之一。根据以上病证分析，这个以“卒口僻”为主的病证，就是面神经麻痹症。原文介绍的治疗方法，是在左右面部涂上不同的药物后，再用桑树枝叉做成的钩子将口角弛缓的一侧钩着，让病人坐在土台旁靠近炭火，烤炙面部拘急的一侧，使马膏熨疗急颊。不难看出，在“以膏熨急颊”的综合性治疗方案中，其火源就是土坎(台)中央燃烧的一堆桑术炭。

    以上两例，都是一堆柴火或者一堆炭火给病人进行烤炙的治疗方法，笔者借“炙”暂命曰“火炙疗法，”它在灸疗的起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炭火较柴火有体积小而集中，火的辐射热能量强大等优点。进而发展下去，就是可以放在病者患处的疤痕灸疗法了。1979出版的《五十二病方》第七十九页记载以艾叶包裹“枲垢，”放在“颓者中颠”进行灸疗，“令阑(烂)而已”；第五十五页用破旧的蒲草席上的蒲草搓成细绳，系在疣蒂上，点燃绳的一端进行烧灼趁热拔掉疣赘等治疗方法，都是灸疗早期的施灸方法，这就是由火炙疗法向灸疗过渡的古典医疗实践史。所以邵虹同志对灸疗前生的推断是正确的，灸疗的前生就是古老的火炙疗法。

    关于我国灸疗的起源时限，虽可渊源于原始人类引用火种于山洞烤炙兽肉，照明取暖之时，但那时的人类远事记忆能力差，不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积累经验。因此各类原始医疗行为都不可能产生。我曾从殷虚甲骨史料中的“”进行考证，它只能属于古老的火炙疗法，已如前文论及，不属灸疗。学者们在探讨灸疗中指出早期灸疗，属于疤痕灸疗法。春秋时期孔夫子曾讲：“丘所谓无病自灸【1】。”说明灸疗的痛苦，孔子讲的就是灸疗的早期疤痕灸。战国时期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说明我国的灸疗趋于成熟。到秦汉时期已有足臂十一脉受经在长沙马王堆问世，至此我国秦汉以前的灸疗发展史明朗了。

    我国的受疗渊源于远古人类对火的认识．渊源于古老的火炙疗法；春秋时期疤痕灸疗法问世；战国至秦汉时期，基本以艾灸为主。《五十二病方》中灸疗6方，说明西汉时期在临床中灸疗使用已比较普遍了。

    注：坎，田坎，门坎。本文指在室内筑起一个土台，土台的高度与病人坐下时面部的高度相等，土台中央凹陷，以备燃烧桑木炭作烤炙面部用。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780

  

第十章  《周易》放血疗法初探

  本文发表于国医论坛，1993（6）：10~11

    提要：我们已经考证，我国医学的起源，外治医学在先，已有数万年的历史。殷商甲骨史料中虽有许多与疾病有关的记载，但细细品之，它是一部被扭曲的临床医学史，我们只能在适当范围使用。《周易》不然，从《周易》中探讨与医学有关的史料是可信的。从两周至两汉我国放血疗法有一个方兴未艾时期，后来人们发现放血疗法“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于是在经脉学说趋于成熟时期，人们提出“微针导脉”疗法，从此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本文从《周易》三卦辞中探讨两周时期的放血疗法。

  主题词：周易  放血疗法

  《周易》与古代科技息息相关，已是近人十分关注的课题【1】。《周易》的成书是建立在较为成熟的古天文、数理、哲学诸学科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周易》中的天文、数理、哲学等无不反映当时的科技水平。在《周易》成书的数百年间，虽原始中医学尚不发达，然其基础医学中的解剖、临床医学中的疾病、预防医学中的饮水卫生、治疗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已在《周易》中有较多的记载，是《周易》成书的基础之一。从发展的辩证的观念分析，《周易》中的阴阳观、刚柔论、气的思想无不为春秋、战目以降原始中医学理论框架的逐步建立起到了借鉴与促进作用。

    为挖掘远古医学史料，本文就《周易》中的放血疗法进行初步探讨。

    《周易》中的放血疗法有三则。

    一、《小畜》“血去惕出”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小畜》卦的卦象是：“风行天上()”，“密云不雨”，为夏季闷热天气，给人以烦闷之感，对于心脏疾病患者和精神因素疾病患者不利。在解六四卦爻时，历代注家的解释都是含混的。朱熹只是说：“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2】他没有指出“血去”与“惕出”的内在联系。近人胡朴安在《周易古史观》中讲：“无咎者，血去，惕出则无咎也。”【3】胡氏虽指出“血去，惕出，则无咎”，但亦未阐明“无咎”的根本原因。邹学熹、邹成永著《中国医易学》，在《小畜》串讲中，引陈梦雷语“血去身可无伤，惕出心可无忧，得以无咎矣。”【4】但二邹亦未讲清“血

去惕出”的根本含义。笔者认为：在解《小畜》六四卦爻时，首先要弄清“孚”与“惕”的本意。何谓“孚”？《姤》卦云：“赢豕孚踯躅。”王弼注：“孚，犹务燥。”“孚”在本《小畜》爻词中可转释烦躁、烦闷，与“密云不雨”的闷热天气一致。何谓“锡”?《玉篇》曰：“惕，懼也。”《马王堆医书考注·阴阳十一脉灸经·步阴脉》云：“气不足，善怒，心惕。”心惕是心(含心及精神方面)的病态表现，是一个症状。秦汉之际医家常用“惕”描绘精神状态。《素问·脉解》篇：“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循衣摸床，惕而不安。”阳明为病，久之邪热可内伏肠中，便硬小解，潮热谵语，循衣摸床，惕而不安，是邪热犯心之征。《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指卜贞者在密云不雨的夏季患心中烦闷之疾时，应采取放血疗法(血去)进行治疗，当放出适量的血后，心中烦闷、惕而不安的病态现象就解除了。这才是“无咎”的根本原因。所以爻象接着指出：“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志，志愿，愿望，即当进行放血疗法后，心中烦闷，惕而不安的病态解除，是合乎卜贞者愿望的。

    二、《需》卦：“需于血，出自穴”

    《需》卦：“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日：需于血，顺以听也。”《需》卦的卦象是：“云上于天()”，坎水在上，如天之欲雨，同样给人以闷热、烦闷之感，朱熹解此卦时指出：“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许多易学者都沿朱熹之说。如“需于血，出自穴者，寇至攘夺而有杀伤之事也。”(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坎为血卦，故日需于血……六四已入于坎阴之境……。”(邹学熹、邹成永《中国医易学》)。笔者认为：这些解释与《需》卦之卦象联系欠密。“需”当作何解?“彖日：需，须也。”朱熹注：“需，待也。”言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指闷热天气。由此我们理解“需于血，出自穴”是讲卜贞者在闷热的天气感到心惕时，或因某种疾病使患者心惕需要采用放血疗法时，就必须选择一定部位进行放血。爻象接着说：“需于血，顺以听也。”历代注家对此无解。考之，听，作考察解。《尚书·洪范》在讲“五事”时说：“四曰听。”孔传：“听，察是非。”《战国策·秦策一》“王何不听乎?”高诱云：“听，察也。”“听”，在本爻象中转释“诊察”。即卜贞者在采取放血疗法之前，主施放血疗法的人(巫或医)一定要详细诊察病情，选择一定部位才能放血，顺《需》卦之卦象解释“需于血，顺以听也，”也是合乎《需》卦之卦象本意的。

    三、《涣》卦：“涣其血，远害也”

    《涣》卦：“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涣》卦的卦象是：“风行水上()”，激动波涛，为散失之象。朱熹注：“涣，散也。”在上九注释中朱熹指出：“血谓伤害，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朱熹同样没有解释清楚“血去”与“惕出”的关系。还有朱熹在解以上三卦中，都将“血去惕出”与外物伤害相联，没有考虑“风行天上，密云不雨”和“云上于天”等闷热天象。虽然他也曾讲“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尔”，但对“需于血，顺以听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及“涣其血，远害也”均无解，这不得不使我们想到朱熹本人也感到对这些话无从理解。《涣》卦“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与《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几乎完全一致，两者都讲的是只有“血去”(放血治疗)，才能“惕出”(心惕得到缓解)，其结果就是“无咎”。《涣》卦上九的爻象接着说：“涣其血，远害也。”“涣其血”与“涣其血去”看来还有些区别，这区别在于多了一个“去”字。这个“去”字作失去解。《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机也。’”司马贞索隐：“去，犹失也。”“血去”强调的是血的失去，指有目的的放血。而“涣其血”是用涣散来强调血的过多散失。意思是说：假如在放血过程中，或者因外物伤害导致使血失去过多，其危害是很大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到李良松等的支持。李良松、郭洪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等58页指出：“《周易》还认为，血具有流动、濡养等功能，若失血过多，便可造成筋脉失养。”李郭二氏道破了“涣其血，远害矣”的天机。

    《周易》记载三则放血疗法中，两次用“血去，”这种文法，在《素问》中亦有反映。如《刺虐》“刺十指问出血，血去必已。”“血去”二字将《周易》与《内经》两书中的放血疗法联系起来了。在《内经》中讲述放血疗法达86起之多，分别蕴藏在24个编目中，治疗疾病达48种【5】。在《内经》中，专立《血络论》记载放血过程中所见到的血液生理现象，并用当时的医学理论予以讨论，又专立《刺禁论》多次详细指出刺中大经脉出血不止导致死亡的惨痛教训。医家在《玉版》中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内经》中的诸多记载，都是“涣其血，远害矣”的续论。

    古老的放血疗法，属于原始治疗医学中外治疗法之一，是针刺疗法的前身。放血疗法有其起源与发展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江国樑. 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

2  朱熹. 五经四书·上册·周易本义.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2

3  胡楼安. 周易古史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9

4  邹学熹，邹成永. 中国医易学.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91

5  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2(2)：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