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原始中医学理论的起源久矣，至两汉之今本《黄帝内经》成书已数千年。今本《内经》被历代医家视为传统中医理论之宗，其理论之产生，“非圣贤而莫能为之”，神圣而不可动摇。历代医家还认为：传统中医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说基础之上的。考之，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们认为：国内外各民族医学的发展，都来源于他们的先祖们对原始医学知识的逐步认识与实践；都是建立在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基础之上的。

    考古史料可证：我国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对于基础医学中的五官生理功能及神情心态(含脑生理功能)已有较深层次的认识，主要表现在耳、听、目、见、鼻、臭及懼()思()等文字的创作过程之中。它们都是原始中医学理论及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原始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内容还表现在先秦时期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及依脏腑生理功能而进行脏腑归类的认识。殷商以降人们对致病因素展开过探讨，对天文、历法理论中的“天之道”与原始中医学的关系展开过探讨。因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及“天之道，终而复始”都成为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中医学理论中反映的临床诊断方法，如五色诊、内踝诊法、三部九候诊法虽在《黄帝内经》均有记载，但它们都不是两汉经脉理论驱于成熟时期的产物，它们代表的是西汉早年十一经脉理论时期或以前的脉学诊断法的发展过程。

    关于传统中医理论起源于阴阳、五行哲学说的问题，我曾论证五行理论属社会学范畴；五行哲学说介入医学是东汉前后的事。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中绝无五行哲学说的干扰。为澄清先秦“五行”词组本意，特在本篇编入《有益的论证五行哲学说与原始中医学理论无关…五行及五行学说起源辨析》。澄清五行哲学说与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关系，有利于还原早期中医学理论的本来面目。

我国殷商至两汉时期原始中医学基础医学理论的内涵是丰富的。

第一章  论殷商时期的医学概貌——兼论一部被扭曲了的殷商药学史

提要：自甲骨卜辞问世以来，先贤们从多方位研究殷商时期的医学史料，已取得丰厚成就。我这篇文章，重在从殷商时期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史料中取材论证那一时期的医学概貌，澄清殷商时期的部分医学史。

关键词：基础医学  药物治疗  应该辨释的问题

温少峰、袁廷栋二位学者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是有见树的，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释，在殷商医学史的研究方面又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温、袁二氏以殷商宫廷甲骨卜辞为准，总结出殷人探讨过与疾病有关的十个问题，并给疾病命名34种，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殷商医学史提供了可能。

医学的概念，不论古代的、现代的；中医的、西医的，他们都应该包括基础医学理论、临床治疗医学两大部分。当我们探讨殷商时期医学概貌的时候，我们将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它是我国原始中医学发展规律的必然。

一、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

    在其他文章中我们多次探讨过我国原始医学的特征，证明人类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与探讨，其中尤其对目、耳、鼻、口生理功能的认识与探讨是比较早的，大约在全新世早期人类对于“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问题就比较注意了。但由于原始生活经验的限制，那时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历史发展数千年后，殷商甲骨文中的目()、耳()、见()、听()等许多反映人体生理功能的文字产生了，这些文字便是殷人在前人生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耳、目等生理功能认识水平的最好见证。尤其当殷人造出(瞿、懼)字的过程，深刻反映了殷人感觉到周围危险事物如路遇猛兽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因而字的表象表明受惊懼的人“昂首张双目，踮足远眺，惊懼之状，历历在目”【1】，连当事者的生理变化和心态活动都描绘出来了。还有关于臭字的创作过程，造字者们认识到犬的臭觉比人的臭觉灵敏，因而臭字从自(鼻)从犬，现在仍用，它是比较生理学的产物，反映了殷人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水平。

    从甲骨文看，殷人对于脑主思维也有一定认识，甲骨文中有一个思字作，它是造字者们对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不自主地用手抓后脑壳这一行为表象的描绘，造字者们对思维过程中的行为表象的感知与描绘，深刻反映了殷人对人体头脑生理功能的总体感知，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直到两汉前后，人们才对头骨内的脑及颅底进行了解剖并创作了数个脑字【2】，为《内经》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殷人在创作上述文字的过程中，仅凭造字者对某一器官功能的感知，只见生理，没有解剖作基础。殷人对心脏的认识就不同了。殷人认为“圣人心有七窍”，意思是说：“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由此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心之官则思”产生于殷商。应该指出：这一认识是建立在整个殷商时期的200余年问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基础之上的。在200余年间，殷人先后造出了五个心字，到了殷商晚期，甲骨文的心字作，证明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血管对全身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是人们创造早期的人体心-经脉调节论的基础，成为后世传统中医理论框架中的核心理论之一。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胃()字，也是人们通过对人胃或动物胃进行解剖后造出来的。仅就现在甲骨文分析，殷商时期的基础医学理论是丰富的。

    二、贫乏的药物治疗史料

    在殷商甲骨文中反映临床医学史料的内容是丰富的，但反映药物史料的内容显得贫乏，与同一历史时期基础医学的内涵及其它临床医学的内涵很不相称，我这认识也许难以被学者们接受。以温、袁二氏研究成果为例，殷人虽然从多方面探讨过与疾病有关的问题，如“疾延”被义引出：“转移，拖延”等诸多意义；“疾辞”释为病情好转；“疾正”释为疾病得到治疗；“疾民（萌）”指疾病初起，而“疾”之“”可转释为“起”指疾病有起色之意【3】等。证明殷人在疾苦面前考虑很多。但在卜辞中殷人的卜问都属巫卜范围，这些行为应该说都不是医疗行为，充其量只能看作是“与医事有关的、饱含巫术性质的巫事活动”。

    在疾病的命名方面，温、袁二氏已归类为34种疾病，包含了许多内病和外病，但其命名方法是原始的，如病在头称“疾首”。病在耳称“疾耳”，以及“疾目”、“疾齿”等等。这些疾病的命名是以原始的皮表解剖部位为基础命名的，看不出疾病的性质。在“疾腹”、“疾软”的命名中，采用了推理判断，但仍与直观思维分不开，也是一种原始的命名方法。应该承认，殷人给相应的疾病命名，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医学水平，甚至到江陵张家山出汉代“疾病篇”，其疾病命名方法与殷人一脉相承。但是，根据张家山汉代疾病记述情况分析，殷墟宫廷卜辞中的疾病名称，不是巫卜师命名的，这些疾病名称应该来源于那一时期民间人群中比较关注人们疾病痛苦的“民间医家”，是“民间医家”们给予某些疾病采取了定位式命名，被巫卜者们应用于卜辞之中。评价殷商临床医学水平的关键应从治疗方法入手，这一点正

是殷商卜辞中很少药物治疗留下的遗憾。在殷墟与疾病有关的卜辞中，多为问语，问疾病能不能好?会不会拖延?或者问是不是先祖或神灵作祟或者请先祖或神灵保佑等。这些情况成为当今某些学者提出“巫统治了医”的理由之一。我们注意到在殷虚卜辞中关于鱼、枣的记载。如同《五十二病方·妩》的第10治方中“煮鹿肉若野猪肉，食之饮汁”一样据有药物的意义。但是在卜辞中反应治疗药物之少，与那一时期的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不符，与疾病名称之多不符，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早已“尝百草”不符，与伊尹为汤王制作过汤液不符，与《尚书·商书》中“若药弗眩瞑、厥疾弗瘳”不符，与《逸周书·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不符，更与1973年台西殷代遗址出土桃仁、杏仁、郁李仁不相符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殷商统治者们信奉神灵，只求苍天神灵、先祖保佑，拒绝从民间吸取单方、验方入官有关，造成了殷商宫廷采用药物治疗疾病的贫乏现象。因此，我们说：殷墟卜辞所反映的殷商宫廷用药贫乏，是一部扭曲了的殷商医学史和殷商药学史。

    三、应该辨释的几个问题

    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研究与医学有关的史料存在一定难度，尤其先行者们已经付出了许多心血。研究卜辞之难点在于释读，在于对有关历史史料的综合评议，使之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科学水平相一致。从这个观念出发，以下我们就与针刺、艾灸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的辨释

    有学者根据字形断定为针刺疗法，说殷商时期开创了针刺疗法的历史。根据我个人的考证，这一断言不能成立。从《周易》和《内经》分析，在两周至两汉时期我国放血疗法有一段方兴未艾时期。正因如此，一些医技不高的人在从医放血时，常因放血过多，而导致死人的事情发生。那时，学者们惊呼放血“能杀人生，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从而导致了用针刺入经脉，后来又刺深部组织的针刺疗法的诞生。所以我国的针刺疗法产生于经脉理论诞生之后的秦汉时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它可能是殷人有腹疾时，采用(砭)在腹部皮表划痕；

或者更象用(砭)破乳痈排脓【4】。殷商时期绝无采用尖状物刺入皮肉深处的具有针刺意义的针刺疗法的诞生。

    2．关于“”的辨释

    关于康般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医术》中考释为灸，指出：“象人股，在股周围多处用微火‘灸’灼 ……”。笔者认为欠妥。这个字，应是炙的本字。因为字形表明，造字者描述的是一次治疗过程，是对古老的火炙疗法施治过程的描述。之字形表明是在有病之股的四周放置小明火，明火离股有一段距离，比字恰与古之炙字意同。其治疗意义与《五十二病方·》的第十七治方之“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背火炙之”的道理是一致的。《诗》毛传曰：“加火(上)曰燔，抗(支掌、举起)火曰炙”。清段玉裁《小笺》指出：“燔与火相著，炙与火相离”。强调“考炙”时有病部位不与火相接触。这个字恰是在有病之股四周放火，而火未与股接触，说明是烤炙而不是烧(灸)灼，可称之谓“股火炙之”。《素问·异法方宜》“北方者，……其治宜灸”。这个字过去理解为灼，指灸灼。但《灵枢·病传》

“或有导引行气……灸、熨、刺、饮药之一者”，文中灸、是两种不同的治法，“”是古老的烧烤疗法【5】，即火炙疗法。《灵枢·官能》“大寒在外，……火自当之”及“经下陷者，火则当之”的火，都不是灸灼，而是用较大的火源进行烤炙。  

    3．关于“”的辨释

    关于“”的辨释。古老的火炙疗法在民间流传．于孔子时代已发展为疤痕灸(丘所谓无病自灸)。近人将卜辞中的“”释艾，并用此证明殷商“灸疗”的存在，同样值得商榷。将“”释艾，可。但“艾”不一定就是“艾灸疗法”。西汉杨雄撰《方言》，他在卷一中解“胎，养也”，说：“汝、颍、梁、宋、之间曰胎，或曰艾。”由此，杨雄记录下春秋战国时期陕西韩城以南，河南北部的汝水颍河至商丘、淮河等广大地区(恰好包括殷墟)的方言“胎，或曰艾，”记下了这一地区的语言习俗。但是这种语言习俗，绝非两周形成，它应是夏商遗俗。当我们在释“(艾)”时，我们不能忘记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的与孕、产、育有关的象形、会意文字，及预卜是否受孕，预卜生男、生女问题的卜辞存在。如(《合》470)“戊午卜、贞：妻又(有)(艾)？今月?”很清楚，这则卜辞不是问“是否给妻子用艾灸治病”、而是卜问“在这个月妻子是否会怀胎?”同一龟板接下去刻“戊午卜，至：妻(御)父戊，良，又(有)(艾)。”同一天由“至”主卜，说妻子会怀胎(有艾)。所以“”不能证明殷商有“艾灸疗法”的存在。艾灸疗法的产生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应是由孔子时期的疤痕灸疗法发展而来。

    我们承认：殷墟卜辞反映了我国殷商时期大量的医学史料，含接骨、拔牙术等，特别是诸多的反映孕、产情况的象形、会意字，及预测男女、推算预产期的史料，都反映了殷虚卜巫必须适应宫廷统治者的需要。一九五五年，马堪温先生指出：“尽管在医学发展中掺入了宗教、巫术，也不能阻止人民由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医药知识的进展【5】。”我们相信：殷商时期民间的医事活动是丰富的，特别是民间医生用草药、用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为民众解除病痛的事实可能大量存在，但他们的临床经验、用药方剂没有条件用龟板刻制下来。也许商朝封国国君所在的都邑、诸侯国的首府刻下了相关卜辞，但现在尚未发掘，有待后来之士发掘、整理、阐发。它将证明殷商时期民间用药较宫廷用药为多。

    殷商时期的民间治疗医学实践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65

2  严健民. 秦汉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经脉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9～25

3  温少峰，袁廷栋. 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成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53~162，239~243

5  严健民.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3(2)：13~14

6  马堪温. 关于医学起源的问题. 中华医史杂志，1955(2)：155~157

第二章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本文发表于原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学报，1992（2）：59

    提要：两千年来人们对于传统中医理论框架的产生总认为是在“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指引下产生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在对我国远古医学史没有进行认真研究而得出的一种误解。如将我国经脉理论推至“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1】一样．都是对远古中医史缺乏认真研究而盲目下的结论。

    人类医学理论的起源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都是建立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原始中医学理论的产生亦与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分不开。

我国的人体解剖史有它自己的特色：出于造字的目的为弄清其某一器官的形态特征而进行解剖。

是殷商的造字者们在解剖心脏的过程中认识到心脏内部有七个孔窍及心脏底部经脉的生理作用，并推导出心之官则思；由此导致了中国式的人体调节理论——心，经脉调节论的诞生，成为原始中医理论框架的核心。

    关键词：殷商时期  心脏解剖  心有七窍  心有四支  心之官则思

    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医学的发祥地之。

    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过程的科学，研究医学必然贯穿着探讨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这是人类医学起源与发展史上的一个共同规律。在我国《内经》中的许多篇章中如《骨空论》中关于骨的解剖，《大惑论》中关于眼球的解剖，《五色》中关于胸腹腔及五脏六腑部位的解剖，都与生理、病理、疾病诊断紧紧相连。然而由于我国古代的人体解剖行为常常成为暴君惩治反叛者的手段，因而不得人心，致使在上述解剖过程中做过解剖的人一不敢成章，二不敢留名。从表面上看，殷商时期，医巫不分，后来又受特殊的伦理观念束缚及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取象比类引入医学，导致我国医学理论独辟蹊径，人体解剖学迟迟未能健康发展。

    一、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已完成人体心脏的大体解剖

    历代医家，尤其近代医家们常强调我国医学独具特色。这些特色多指“阴阳、丘行”之哲学思想，不知中国医学理论萌芽于仰韶文化至殷商时期，更不知道我国关于心脏的大体解剖完成于殷商时期。

我国甲骨文字素以“依类象形”原则造字著称，在甲骨文中反映人体解剖知识者常有之，如骨字作【2】，胃字作或【3】，齿字作【4】，以及许多反映生理功能的文字问世，都证明殷商时期我国与医学有关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都已起步。

自1899年在殷墟发现甲骨文残片以来，许多学者从甲骨文中为探讨我国远古医学做出了贡献，早在1943年胡厚宣先生就发表了《殷人疾病考》，认为武丁时期(公元前1324～1266年)人们所疾病已包括眼疾、耳疾……腹疾等十多种疾病【5】。在腹疾中有一则卜辞云：  “贞，(有)()(心)，唯（有)跎【6】。”这个(心)字，外周部份“”代表头和胸腔，胸腔内的“”是简单描绘的心脏。据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心》记载：“甲骨文中心字作，亦有省作的，‘多□王(心)若’，即王心顺善之意。”这个(心)字，与头和胸腔分开，即从胸腔中取出心脏单独描绘心脏形态，其中心内有瓣膜两片。于省吾又讲：“商器祖乙爵作，父已爵作。”

从语言发展及文字学讲，殷商以前的若干年间，在人们的生活中对禽兽类胸腔中可见跳动的心脏，早有了“心”的读音。到了夏、商时期，关于心及其读音问题，赵诚先生在《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一文中指出：“”这个象形字在以形表意的甲骨文字时期就有了‘心’的读音…”【7】

殷商以前，由于天文、历法、医学、农业、物候等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刻纹记事”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人们要求解决思想交流的工具文字，文字的发展迫在眉睫。在盘庚定居于殷以后的273年间，是我国甲骨文字进入系统发展的高峰，后期的甲骨文字不仅由单体文字趋向于合体文字，而且有了大量的形声字。那时从事造字的人们以造字为目的，对各种实体进行描绘，诸如车字作【8】，鹿字作【9】，耳字作【10】，无不栩栩如生，象形极了。上述五个心字，都是当时造字者通过尸体解剖描绘而成的，他们在描绘时，或立于尸体仰卧位前连头、胸腔、心脏一起抽象描绘()，或将心脏取出，观察心脏的外形及心脏内部的构造等特征后抽象描绘的。特别是后两个心()字，笔划圆润秀丽，并描绘心脏底部有大血管两条与实体心脏内外形态十分接近。古人将心脏剖开十分细心地观察了心脏的内部瓣膜的结构。分析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的人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瓣(三尖瓣和二尖瓣)的人，将心内瓣膜向下描绘，证明此时人们已认识到房室瓣的重要性了。在(心)字面前，谁能否认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对心藏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进行过系统的解剖与观察呢!殷商时期，人们在解剖心藏时．还注意到心内有七个孔窍。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曾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史记·殷本纪》)。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心脏内部的七个孔窍是左、右房室孔，上下腔静脉孔，肺动、静脉孔及主动脉孔，说明商纣时期“心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它正是汉代《难经》中早已讲述的“心有七孔三毛”的真实反映。只不过“心有七孔三毛”的认识是殷商时期造字者们早已认识到的。对于心脏底部的血管，父已爵划了两条，我们称之谓“抽象描绘”。其实心脏底部的血管有四条，即显露于心脏底部包膜之外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反映春秋齐史的《晏子春秋》晏子谏第二十三有一段记述，讲齐景公回答晏子说：“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这个佚字作安闲解。就是说齐景公(公元前547~490年在位)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知道心脏的底部有四条血管与全身相连，支配全身各部位的活动，全身各部位在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支配与调节下开展正常的活动，所以心脏就很安闲平和。这一记载成为“春秋，人有四经调节理论”的重要证据。

二、关于心藏解剖的发展阶段问题

从上述五个心字看，假如从断代分析，大体可分作两组，即、、和。前一组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卜辞云：“贞、（有），……”本条卜辞断代的关键在“”，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第一百一十五页指出：“祖庚用，祖甲用”。又说：“祖甲一律改为”。据此，上述三个心字的创作年代属甲骨文第二期。后两个心字创作时间较晚，以祖乙爵为例，应属甲骨文第四期。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一百五十九页卜辞举例：“亥贞，又来告方出，从北末其告□祖乙、父丁”。丁山指出“祖乙、父丁连文，显为武乙、文丁的尊称。”据此，“祖乙爵”之“祖乙”，并非指从邢迁居于疵的祖乙(汤的第六世孙)，而是帝乙为祖父武乙造爵的尊称。对于甲骨文五个心字的断代表明：殷商时期，心藏的解剖从仰卧尸解的心()，到知道心内有瓣膜和七个孔窍，大约经历了二百余年；殷商晚期，虽在心脏底部描绘两条线，表明殷人对心脏底部大血管(经脉)的重视，但概念不明确，到进一步理解心脏底部的血管与全身相连，对全身起着重要作用(齐景公时期)，又用了五百余年的时间；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出土“中山壶”和“中山鼎”，壶铭中的心字均作。这个(心)字，无疑是从隶化而来，它突出了从心脏发出的血管对人体的功用。即心脏底部的两条血管隶变为四条血管(经脉)。心尖部又下延条血管(经脉)，意指下腔静脉。而心脏本身则只占很小部位了。赵诚先生在《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中指出：“……中山王错之十四年，即铸器之年，很可能在公元前313年之后，即平定燕乱的第二年之后【11】。”赵诚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人们认识下腔静脉对全身同样起作用约在公元前313年左右。从齐景公时期人们对心脏底部血管的认识，到“中山壶”时期人们对下腔静脉的认

识又经过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问。中山壶铭文的(心)字，《说文》从之。到了《灵枢》时期，已对心脏底部的经脉提出“心系”概念，并认为“心系”对全身起着调节作用，成为经脉学说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用之探讨生理、病理，指导诊断与治疗。

古人对心胞的认识，《庄子·外物》曾讲“心若悬于天地之间，……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单就“阆”解，古指空旷，亦作城廊。唐陆德明释阆即“胞”为“腹中胎”，言下之意“胞”

指妊娠妇女腹中的胎胞。故然腹中的胎胞具有“重阆”——用两个空腔保护胎儿的特征，但此解与原文之“心”无关了。笔者认为：这一记录讲的是胸腔内的心脏潜藏于心包膜之内，讲明了“心若悬于天地之间”的重要原因。说明庄子时代的学者们对心脏所处的环境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一知识的获得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心胞进行解剖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到《灵枢·胀论》的作者则明确指出：“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认识到心包膜对于心脏和心脏底部大血管的保护作用。

    综上述，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利用奴隶主们在斩戮奴隶和战俘时，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的解剖观察。由于那时解剖心脏的标本都是斩戮后的尸体，全身血液流尽，心脏内根本看不见血液(水)，这是众多的造字者在描绘心字时都没有“水”痕迹的原因。因此，殷商时期的人们认为心脏是一个空腔脏器，不知心脏与血液的关系，只知“心有七窍”，这“七窍”似指具有思维能力的“心眼”，“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是说圣人(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进行思维，所以足智多谋。《管子·内业》“凡心之形，自充自盈”，是人们对活体心脏观察的记录，它对我们探讨人体生理功能的探讨时限具有一定意义。“诸血皆属于心”当是秦汉

之交或两汉时期的事了。在甲骨文中，还有许多解剖知识，有待我们认真挖掘。

参考文献

1  廖育群. 从逻辑推理谈医学起源的研究. 医学与哲学，1986(7):38~40

2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释骨

3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中华书局，1988.154

4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释齿

5  胡厚宣. 殷人疾病考、学思，1943，（2）

6  殷墟卜辞乙编，738

7  古文字研究. 第六期，第211页

8. 9. 10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1079，1499，1285

11  赵诚. 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古文字研究第一辑，253

    

第三章  中国人原始骨骼学史概说——兼论“故上七节”之归宿

    提要：从考古史料厦传统文化寻觅有关人体骨学知识，探讨中国人的原始骨学概貌．考释“故上七节”之归宿，还原人体“百骸”概念，是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中国人的原始骨骼学  “故上七节”之归宿

    我国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中人体骨骼学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髓海理论虽与秦汉时期的颅底及大脑解剖有关【1】，更与早期人类对人体长管骨(如胫骨)、脊髓的认识有关。我国先民将骨髓与脑联系起来，大约是秦汉时期的事。秦汉时期当放血疗法常常导致死人的事情发生时，“欲以微针通其经脉”的针刺疗法诞生以后，当针刺疗法与穴位结合的时候，在选穴、定穴过程中有学者将穴位与穿入骨滋养孔(骨空)的“阴络”结合起来，这是《素问》设《气穴论》《气府论》《骨空论》《水热穴论》的根本原因。追索人类对骨学认识的历史，可以丰富原始中医学内涵。

    一、中国人原始骨骼学史概说

    人类对自身解剖、生理的认识具有许多独特的特征。如新人时期，人类对自身外伤流血的认识及给动态的血液命名过程，这是人类最早认识的生理知识。大约过了一万余年后，人类逐步对视觉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认识到看事物是由长在鼻子两侧，闪闪发光的“目”完成的，他们甚至还在山洞里作过“试验”，认识到“目”的生理功能在于“视亮光”，后来的数千年间，又对“耳之于声”、“鼻之以臭”及“口之于味”的认识进行过探讨。—句话，人类对自身生理功能的某些认识是先于解剖的。

    人类虽然在五官生理的认识过程中已经探讨过耳、目、鼻、口相对部位，属人体解剖学概念，但那还不是有目的的认识解剖学知识。只有当人类有目的的对人体某一解剖器官的形态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即人类在自觉基础上掌握的解剖知识才具有人体解剖学意义。

人类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认识首先在骨。早期人类在杀兽以食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存在长管骨与扁平骨之分，曾有人利用长管骨做过原始工具——骨笛。我国先民对人体整体骨架进行研究者大约发生于商周时期。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北面的清涧县李家崖村发掘一座商周古城遗址时，出土一尊雕刻在砂岩石上的人体骨骼结构图像——骷髅人像。它被证明是鬼方族的遗物，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这尊骷髅雕像的正面，是人的正面骷髅像，头部两颊狭长，圆窝形双眼，肋骨是以正面绕于背面的横向粗阴线雕表示，左右肋骨线条鲜明，说明雕刻者使用了透视手法。北面中的“介”字形图案，当是人的脊骨，……它证明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人体骨骼结构知识和人体解剖知识”【2】。殷商时期人们对人体骨骼是有研究的，甲骨文《粹》1306中的骨字作，它是对肌肉腐尽，筋骨(长管骨)相联之骨架形态的描述。是人们研究过长管骨的见证。商末君主纣王“斮朝涉之胫，”一方面反映了纣王的残暴。另一方面也反映他想看一看怕寒水刺骨的壮士其胫骨中的骨髓，是不是与常人不同。上述史料都具有对人体骨骼研究的意义。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庄子·齐物论》曾讲“百骸、九窍、六脏”，历代注家都说：“百骸，指百骨节。”即指人体共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秦始皇执政前夕，吕不韦组织门客著《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讲：“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尽数》中这段文字讲的是饮食卫生，要求进食时，要细咀慢咽，才可使神气通达周身，使百节清利快乐。“百节”亦指人体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百节观念在《内经》中也有记载；《素问·诊要精终》“百节皆纵”指全身的病态现象。我们说“百骸”和“百节”，都是指人体百个可活动关节，是这样的吗？现代人体解剖学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知道人体双上肢至肩，可活动关节34个，双下肢至髋，可活动关节36个(含双髌膝关节)，下颌关节两个，枕颈至颈七之关节七个，颈七至骶骨关节21个，共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所以战国中期的医家、学者们对人体骨骼可活动关节数目的认识是正确的。

二、人体脊椎骨之“故上七节”归宿问题探讨

历代注家在注《灵枢·骨度》“故上七节至于膂骨”时，都注释为大椎穴以下胸椎骨的上七节，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有待我们澄清。

1．历史的启示

在《内经》的许多著作中，常常因为编辑者对历史史料的严重散失认识不足，留下许多遗憾。有学者指出，“在先秦两汉许多著作的形成，一开始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后来才被人编纂成书，确定书名。成书定名之后，还会有人继续增补，修订，更名，改编。《内经》就是这样”【3】。朱熹对《素问》的形成亦有同样认识【4】。对于相关历史史料难以把握，是后世注家在注释中闹出许多不伦不类笑话的根本原因。如《灵枢·经脉》中的“是动则病”。“是动则病”本属秦汉经脉理论逐步成熟期，将经脉主病理论与临床痈病局部跳动相结合用于诊断的一句名言。它是建立在张家山出土《脉书》“……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疾则病”基础之上的。但是当这些原著，未被挖掘出来时，或者重新问世以后尚未被学术界理解的时候，学者们在注释中往往重弹“是动病”与“所生病”的老调。又如《素问·阴阳别论》中“人有四经十二丛”之“人有四经”，一直被误解为“四季脉象”。从历史原因讲：《阴阳别论》的作者没有见到甲骨文及甲骨文中的心()字早已反映了心脏底部有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起着一定的生理作用；没有理解《晏子·春秋》中齐景公讲的“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的真正含义；或者《阴阳别论》的作者们没有收集到春秋齐鲁地区的医家们已经根据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创立过“人有四经调节论”；甚至对《淮南子·

原道训》中的“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也没有一个正确认识，更没有将“心制使四支，流行血气”与《阴阳别论》中“人有四经”结合起来认识。使渊源于殷商、创立于春秋齐鲁地区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的“人有四经调节论”淹没2500余年上述史料被一再误解，使人揪心。在《内经》文同的注释中，类似事例很多。如针刺疗法仅起源于砭刺，砭刺四害与针刺四害相混；创立于两汉时期的以经脉主病，风寒致病为基础的三则疼痛理论假说，一直被深深埋于故纸堆中等等，都十分令人心寒。考古发掘：传统文化中与医学有关的史料及《内经》中无数类似史料的命运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够深刻了。

2．“故上七节”考释

《灵枢·骨度》原文“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三寸半，背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气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

这节原文是探讨人体脊椎的。但因历史诸原因，上述文词中脱漏误衍都很严重，给“故上七节”的注释留下了困难。首先原文讲“项发以下至背骨鹾三寸半，”这“项发以下”、“背骨”具有定位意义。但“背骨”一般是椎骨的统称，此句似有脱文。马莳注云：“项发以下至背骨者，自项后之发际，至背骨之大椎也”【5】。马莳用“大椎”为上文“项发以下至背骨”句中的“背骨”定位，指出“背骨之大椎。”大椎，常作穴名，这里指颈部脊骨中的大骨，当指第七颈椎，马莳补白了原文本意。当我们从后发际测量至大椎骨的距离时，恰好与三寸半相近，证明背骨(大椎骨即第七颈椎)在发际下三寸半是正确的。

原文讲：“背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应理解为大椎穴下的第一胸椎至尾骶脊骨总节数及长三尺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从文法讲，一个“故”字使我们想起前文必有与“上七节”有关的交待，但这则原文脱漏了。所幸这句原文叫作“上七节至于膂骨”。此句法如“项发以下至背骨”一样，“背骨”具有定位意义，依马莳定位作“背骨之大椎”。在“上七节至于膂骨”句中，“膂骨”亦有定位意义。马莳又注曰：“脊骨为膂，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马莳在这里很自然将膂骨认作大椎骨了。在马莳笔下，背骨等于大椎骨(第七颈椎)；大椎骨等于膂骨；膂骨等于背骨。马莳注文中的隐意是马莳没有讲清楚的。说明马莳在上述注文中考虑不多，或者对《骨度》之原文本意尚缺乏认识，因而后文注“故上七节至于膂骨”时，错误地注曰：“故膂骨以下，计有七节，乃至膈俞而上至膂骨之数也。”马莳错误地将“故上节七”归属于胸椎了。马莳的错误对后世影响颇大。

近代李锄先生专著《骨度》研究一书，李先生注云：“据本文云‘项发以下至背骨’、‘上七节至于膂骨’，则所谓‘背骨’，乃指胸椎的上七节而言。”“‘上节’本文云‘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上节即‘上七节的各节’之意。”【6】李先生的这种解释附会了马莳解“故上七节”的错误观念，是我们不能同意的。1989年出版的《中国医易学》第26l页“脊柱，古分二十一椎”，也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说“故上七节”语法独特，独特在强调一个“故”字，表明它应是在前文讲了“上七节”的许多情况的基础上为补充解释“上七节”中没有说明的问题，才出现了“故上七节”之语法或句式。因此，在原文中，存在脱文。“故上七节至于膂骨”句中，仅从“至于膂骨”四字，就应该将“上七节”定位在膂骨(大椎)之上，由此可知，《骨度》的作者认为人体膂骨的总节数不是二十一节，而是二十一节加“上七节”共二十八节。

(1)“百骸”证明人体脊骨为二十八节

前文已引战国诸文人体骨骼称百骸，即一百个可活动关节。在百个可活动关节中，脊椎骨为二十八节，包括“上七节”即颈椎七节，假如当今仍依马莳注文将“上七节”置于大椎之下，那么脊椎只有二十一节。那么人体骨骼就不是“百骸”，只存九十三骸了。战国时期人们都弄明了的东西，我们怎么反糊涂了呢?

(2)“故上七节”指颈椎七节

我们认为：“项发以下至膂骨长三寸半。”是在颈后皮表的度量数据，它证明脊骨以上还有椎骨。在“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句中，如从尾骶向上倒数至二十一节，则膂骨的定位点正好在大椎，与“膂骨，即脊骨，此处之大椎而言”【7】解释基本一致。我们强调在膂骨以上还有椎骨，这椎骨数就是“故上七节”。这个意见可得到《内经》其他文章的支持。《素问·疟论》讲：“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于膂内，注于伏膂之脉。”关于“风府”穴在“顶部后发际正中上一寸处，即枕骨粗隆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计一穴”【8】，即在枕骨和第一颈椎之间。《虐论》的作者认为，脊椎骨的总数是二十五节，这个数目当然较实际数目少了三节。但二十五节之数，后世许多学者都难以接受。王冰分别在《疟论》和《风府》中，都认为是二十四节【9】，全元启在新较正本认为是二十一节，《素问·刺热论》讲：“项上三椎，陷者中也”亦认为项椎以上至少还有三块椎骨。但这句话的前后文是不全面的，原文存在脱漏。《黄帝内经·太素·五脏热篇》指出：“为荣在项上三椎陷者中，”其意与《刺热篇》同。应该指出：王冰在注《素问·骨空论》时是很有见树的。原文讲：“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龂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王冰注“颅际锐骨之下”曰：“是谓风府，通脑中也。”他注“项后中复骨下”曰：  “谓瘖(哑)门穴也，在项发际宛宛中。”关于“背骨上卒在风府上”注曰：“此谓脑户穴也，在枕骨上……。”可见王冰对脑户、风府、瘖(哑)门三穴的解剖部位是十分清楚的。它证明膂骨以上还有许多椎骨，它们都是“故上七节至于膂骨”即颈椎七节的旁证。

战国时期人体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的认识是正确的。《灵枢·骨度》认为人体脊椎是二十八节、骨骼有大小、广狭、长短之分。《素问·骨空论》指出：“扁骨有渗理腠，无髓孔，易髓无空”认为人体扁平骨和管状骨不同，扁平骨没有明显的滋养孔。没有骨髓腔，其骨质内藏有比较疏松的红骨髓，它与管状骨髓腔内的黄骨髓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无髓孔、易髓无空(腔)”的本意。

中国的原始骨骼学史，丰富了原始中医学内涵，为传统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163~171

2  吕智荣. 我国最早的人体结构刻像. 中华医史杂志，1987.  17(3)：159

3  刘长林.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8

4  朱子大全·卷七十二·古史余论

5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 第二册. 医经注释下.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157

6  李锄. 骨度研究.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9～20

7  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330

8  实用针灸辞典.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189

9  黄帝内经素问·疟论.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202，314

第四章  殷商至秦汉脏腑解剖、生理史新论——关于脏腑归类问题的探讨

    提要：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脏象学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由早期的脏腑理论发展而来。澄清秦汉以远脏腑之解剖、生理史，界定脏腑归类的时限，对于了解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关键词：脏腑解剖、生理史  五脏情识论  脏腑归类

    中国秦汉以远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十分独特的，它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殷商至两汉时期人们对脏腑进行了反复的解剖观察，在解剖的基础上通过临床与自身的体会，推导出脏腑之生理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归类方案，至两汉时期，完成了脏腑归类。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脏腑（包括心、肝、脾)概念的内涵，经历过一次质的变化，最初它们是指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解剖器官，后来它们主要是机体整体功能的划分”【1】。这位学者的见解是正确的。我曾在《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2】中指出：商周以来我国先民们经过不断努力，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创建过以心-经脉调节为主纲的中国式的人体调节理论。应该强调：心-经脉调节论是秦汉中医理论的特色之一；而采用社会模式，并以脏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君有臣的五行-五脏调节论，在秦汉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脏象学说，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特色，不拟在本文中论述。为了说明先秦时期脏腑理论的发展过程，本文将就先民们对脏腑的认识情况展开探讨。

    一、关于先秦时期脏腑解剖历史的探讨

在秦汉以远中医基础理论的创建过程中，学者们对人体有关器官的解剖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力。首先是心脏，早在殷商时期一批有学问的造字者们，也许在诸多条件下看到了心脏的搏动，或体验过快跑之后心跳加快，或因接触某一激情情景时心跳加快，从而推论心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到创作一个心字的重要性。造字者们出于造字的动机，开创了有目的的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从甲骨文中五个心字的创作年代进行分析：早期的心()字，是描述的仰卧位的尸体和胸腔内的心()脏。后来人们将心脏从胸腔取出进行解剖观察，创作出(心)，这种描述，它仅说明心脏是一个空腔器官，说明早期从事心脏解剖的造字者们对心内的观察是粗略的。后来人们对心脏内部结构的观察就注意到心内有两组瓣膜，且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于是就有心()字的出现。到了商末，造字者们又在解剖与思考过程中认识到心脏底部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重要生理作用，所以甲骨文中最后一个心字写作，即在心脏底部加了两条。殷商200余年期间，造字者们在对心脏的反复解剖过程中弄清楚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成为纣王所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史记·殷本记》)，于是成为下令“剖比干、观其心”的借口。现代心脏的大体解剖证明：心内七个孔窍即肺动、静脉孔，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和主动脉孔【3】。汉时《难经》所讲：“心有七孔三毛”，恰是殷商先民们对心脏解剖特征的认识，所以我国心脏的大体解剖完成于殷商时期，“心有七孔三毛”的结论不出于汉，而渊源于殷商；结合“圣人心有七窍”分析，“心之官则思”不出于孟子，亦渊源于殷商。

    在甲骨文中关于脏腑的文字还有一个胃字，早已被丁山先生证明【4】，这个胃()字的初文也是人们对胃进行解剂观察后的产物。殷商时期人们仅注意到脏腑的两个器官，说明商时人们对内脏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反映西周生活的《诗经》中记载有肺、肠、脾，且在使用上多与心并列用以抒发感情。从医学讲，属生理概念；它还说明西周早年人们对肺、肠、脾已有命名，这种情况当然是建立在解剖认识基础之上的。《尚书·盘庚》提到心、腹、肾、肠，《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已有肓、膏之称，《大学》曾讲：“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春秋时期古人关于心肺肝肾脾的命名与纪录，都应有解剖学作基础。到了《灵枢》成文时代，关于脏腑所在的部位等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灵枢·胀论》讲：“夫胸腹，脏腑之郭也”。讲明人体的五脏六腑分别位于胸腹腔内。《灵枢·五色》的作者以面部色诊为由，巧妙地记述了五脏六腑的解剖部位，原文讲：“……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以上记述之肝、胆、脾(胰)、胃的解剖部位，与仰卧位时腹腔中的肝、胆、胰、胃的解剖部位完全一致【5】。原文讲：“面王”，“面王”是什么部位?面，前面之意《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面即前，指前朝后市；王，大之意，如一国之君主称国王。当人们将尸体的胸腹腔打开，掏出各器官，研究脊椎骨时看到骶骨岬向前突起，向后下成王字形，且骶骨岬处又是脊椎骨中最大的故命

曰“面王”。“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是以骶骨岬为界讲的，恰好记述了小盆腔以上是小肠所在；小盆腔内是膀胱和子宫所在，与现代人体解剖(女性)部位完全一致。在《灵枢》的《肠胃》《平人绝谷》篇中还进一步度量了各器官的长短、径线、容量，记载了大小肠的走向，这些解剖知识都是在人体解剖观察中的记录；且记载大、小肠之长5.58丈，食道长0.16丈。肠与食道长度之比为35：1，恰与现代解剖之比一致；古人并在解剖过程中观察到“胃满肠虚；食下，肠满胃虚”。人们对胸腹腔内各脏器的反复解剖与认识，为创立中医脏腑理论打下了基础。

    二、关于先秦脏腑生理功能的探讨

    殷商至两汉时期，撕代医家和学者们不断地寻找着人体调节理论，如除了早期的心经脉(人有四经说【6】)调节论之外，尚有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等先后提出【7】。我们的祖先在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过程中，促进了人体解剖和人体生理研究的进展，促进了人们对内脏器官的重视，同时也促进了人体社会化模式调节理论的诞生。以下分两方面进行讨论。

    1．早期的脏腑情识论

    早期的脏腑情识论在人体社会化模式调节理论中的地位。在探讨先秦中医理论的产生过程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古代有两种思维方式左右着学者们的思维。一为格物致知，一为取象比类。“格致”使人穷理，促进了古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生理功能中的人体嗣节理论进行了持续千余年的探讨。学者们在古代医学理论的探讨中广泛采用了“取象”手段。“取象有利于思维的明朗化。人们在说明事理中常常借用已知的、或者公认的某些事理说明自己想说明的问题，提高了说服力。这是秦汉时期医家们想利用有君有臣的社会化模式说明人体调节理论的重要原因。应该说秦汉时期的医家们在这一思维过程中是费了不

少心思的。首先他们回溯古人对内脏器官的格致认识过程，发现古人早已赋予内脏器官具有情感的认识，如《周易》《诗经》中多次讲到“心惕”“心逖”，认为人体的紧张情绪是由心脏发出与感知的。《诗·大雅·桑柔》将肺肠与心并列抒发情感，说明古人认为肺肠与心一样都具有情感，《尚书·盘庚》讲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予朕志”表明商王盘庚迁都后治理国家的决心。《大学》讲：“如见其肝肺然”。在古人心目中，人体中的肝肺肾肠及每一个器官都具有情感，而这一点对于医家们按照社会化模式创立有君有臣的人体调节理论是极为有利的。《素问·灵兰秘典》的作者正是在上述史料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脏腑情识论，明确提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很清楚：《灵兰秘典》的作者认为：肺是管全身治理的；肝是管出谋献策的；胆是管决断的；肾是管工艺技巧的。这一理论对后世临床影响不大。在《灵兰秘典》中胸腹腔器官都论及，脾胃均列入仓禀之官，脏腑概念不清，属于早期的社会化人体调节模式。从总体上讲，自《灵兰秘典》起，在中医人体调节理论中已完成了人体调节理论的社会化模式框架，为五行-五脏社会化模式调节理论的建立开了一个头。人体五行-五脏调节论仅限于五脏，它是在古代医家们完成了脏腑归类之后提出来的。以下就先秦脏腑归类问题进行探讨。

    2．关于先秦脏腑归类问题的探讨

    关于先秦脏腑归类的探讨，前文我们在探讨脏腑情识论中可以看出春秋至战国早期人们对内脏功能的认识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脏和腑的区别，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人们从何时起开始了对脏和腑的研究呢？回答是：目前尚无确凿史料可证。在《素问·五脏别论》中曾提出：“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问题。回答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五脏别论》文词不长，好象是专讲脏腑归类的。但首先问的和首先回答的是奇恒之腑的有关内容，在回答“奇恒之腑”时强调“藏而不泻”与后文关于“腑”的概念不一；

且在六者中有“胆”混入，而“胆”又是可泻的。所以仅从这段文字分析，可能脱文较多，我们不能从这段文字中总结出脏腑归类原则和推断出脏腑归类时限。在“奇恒之腑”中首先提到脑、髓，这应是人们对脑和髓进行了一翻解剖研究后写下的。澄清人们对脑、髓的解剖研究时限，有利于分析脏腑归类史。我曾研究过秦汉时期的学者们对人体大脑及颅底经脉解剖史【8】，在我国人们对大脑及颅底解剖的研究可以断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它有出土的诸多脑字的初文作证。从传统文化中考查：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在《算地》篇讲：“劳其四肢，伤其五脏”。商鞅将四肢与五脏并论，证明“五脏”当指人体胸腹器官是无疑问的。

比商鞅小21岁的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庄子》一书中多次取医学理论的最新成就“五脏六腑”说类比于政论，《庄子·在宥》讲：“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脏，……愁其五脏，以为仁义，……”

《庄子·骈拇》讲：“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脏哉，……多方乎骈技于五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上述两文都是庄子反对统治者们假仁假义行为的。作者尖刻地指出：假仁假义者们“骈枝于五脏之情”达到“淫假于仁义之行”的欺骗目的。《庄子·列禦寇》讲：“形有六腑”。《庄子·德充符》讲：“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可见《庄子》的作者们对肝胆之解剖与生理功能的理解是不一般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肝和胆虽然相依，关系甚为密切，用不同的眼光看，肝属于脏，胆属于腑，他们的形态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就象比邻的楚国和越国风土人情的情况不同一样。证明作者们对五脏六腑概念的认识是比较清晰

的。由此看来很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先民已完成了对五脏、六腑的划分。但是考虑到《庄子》一书中有秦汉医理羼入的可能，又从其他有关史料分析，关于脏腑归类问题的研究，也许从公元前四世纪一直争论到公元前二世纪方才定下来。因为在《淮南子·墜形训》中讲：“中央四达，……黄色主胃”。与撰《淮南子》的刘安处于同一时代的仓公也在诊籍中讲：“胃气黄，黄者土气也”。文中“中央”与“胃”相联，“胃”又与土相联，反映的是五脏与五方、五行相配问题，是五行-五脏调节论的重要内容。在《素问·六节脏象论》中也讲：“脾胃大小肠……其色黄，……通于土气”。可见作为脏的脾又与作为腑的胃肠相混了，说明刘安和仓公时代关于脏腑归类的标准还未总结拟定出来，或者拟定出来后还未约定成俗，为大家公认。但是那时的学者们对脏腑的研究仍然艰难地进行着。《灵枢·肠胃》、《灵枢·平人绝谷》等文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灵枢·本神》说：“是故五脏，主藏精气也。……肝藏血，……脾藏营，……心藏脉，…肺藏气，……肾藏精，”都不是凭空或简单的结论。《本神》论的作者对五脏的认识比较精细，是有比较深刻的解剖和生理知识作基础的。以“脾(胰)”为例，它居于胆的下方(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体积虽小于肝，却与五谷所蒸化的营气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生理学告诉我们，胰(脾)脏所分泌的胰岛素时刻影响着人体血糖(营气)的正常活动，古代医家们如果不对胆之“下者，脾也”的胰进行观察研究，能够得出：“脾(胰)藏营”的结论吗?须知“脾藏营”这一概念是不能利用某种自然物与之“比类”而推导出来的。在《内经》的许多文章中反映了秦汉医家们对脏腑解剖的记录与对脏腑生理功能的推导。《灵枢·本藏》讲：“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者，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这些记录，虽然简洁，但很清晰，内容极为丰富。就五脏讲：文中提到“固有”。“固有”当然是指本来就存在的五脏之形态与解剖结构。那时的医家们对五个器官进行解剖比较后发现它们存在大小、高下、坚脆等五个方面的情况不同，这五个方面是当时人们在解剖过程中观察的内容，它朴实无华，反映了当时的解剖水平，它是人们对胸腹器官进行分类的基础之一。《灵枢·经水》讲：“五脏六腑之高下，小大，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灵枢·本藏》还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这些分析出于解剖的认识，也是在解剖基础上进行生理功能推导的结果。古代医家们的这些讨论，为脏腑归类扫清了思想障碍，到《素问·五脏别论》时，便明确提出：“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六腑者，转化物而不藏”。举个例子：古代医家从当时掌握的解剖与生理特征出发，看到肝脏的血液非常丰富，没有发现它与其他器官有明显的通道，断定它是“藏血”而“不泻”的，于是将它加入脏；而肝脏左侧的胆囊内贮有胆汁，用手拧之，发现胆汁可以从十二指肠部排出；他们还从临床体会到，“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灵枢·四时气》)。就是说：当病邪在胆，胆中的胆汁可以逆行到胃中，当胃气上逆时，又可以“呕苦”，他们将呕苦“故曰呕胆”。所以胆囊中的胆汁是“肖”而“不藏”的。胆能排泄胆汁，故归入腑，叫“中精之腑”(《灵枢·本藏》)。《灵枢·胀论》中将六腑中的小肠功能与咽喉井论，说：“咽喉小肠者，传送也。”换句话说，小肠的功能之一就象咽喉一样，起传送食物的作用，叫做“转化物而不藏”六腑之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的功能都是转化物而不藏的。因此“藏而不泻”与“泻而不藏”就是脏腑归类的依据与原则。

    史料证明：建立在对脏腑解剖观察与推导生理基础之上的脏腑理论，为创立有君有臣的五行-五脏调节调节论打下了基础，至魏、晋、唐宋发展为藏象学说，藏象学说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早期对于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解剖器官，后来是如何嬗变为功能的划分问题，它涉及到中医发展史上与之相关年代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等诸多因素，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探讨。

参考文献

1  傅延龄. 论脏腑的实质. 97中医药博士论坛.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6~29

2、7  严健民. 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 医学与哲学，1997年增刊，39～4l

3、5  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原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  59～60

4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4

6  严健民.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3)：6～7

8  严健民. 论秦汉时期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9~23

第五章  原始中医学致病因素初探

    提要：人类在医学领域中对致病因素的认识是在给疾病命名，归类过程中不自主地逐步认识到的，远古人类没有明确地寻找致病因素的目标．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在取象比类思雏方法的指引下逐步认识到风雨寒暑可以致病。在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中古代医家探讨致病因素十一种，深刻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水平。

    关键词：原始中医学  致病因素

    一、殷商至战国致病因素初探

    我国的原始中医学从远古走来，至殷商时期，人们为了记述的方便，已开始对疾病按体表部位进行划分，这一行为具有了给疾病命名的性质，同时也蕴藏着对致病因素的探讨。在整个先秦时期，我国学者们都在不自主地围绕疾病命名、致病因素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没有明确地寻找致病因素的目标，只是在给疾病的命名中，许多疾病病名本身反映了人们对该病的认识，包含致病因素的认识。如殷商甲骨史料中反映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如疾首、疾足、疾心、疾软等，是依体表一般临床表现和通过问诊了解病人的一般感触而命名的，涉及病因者仅“疾回”一名，可以视作殷人认识到蛔虫可以致病。

    反映两周社会生活的诗经中记载与疾病有关的字在20个以上，如疾、痒、瘅、疢、痡等，仅瘅可能指“劳疾”。古代的“劳疾”概念范围很广，只能说瘅可能与劳累有关；其他旁的字因诗经的内容是文学，反映疾病的资料不全，因而这些宇除可初步判断为每一字分别代表不同的病外，无法推论它们所反映的致病因素，有待考证。至公元前六世纪秦医和提出六气致病说，可以视为两周时期我国医界最为唯物的医学致病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传统《内经》致病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连年，民心思安，各派学者围绕社会学中的治国安邦问题展开讨论．史称百家争鸣，各派学者们在争鸣过程中为了尽力表白自己的观念，取象比类成为学者们的重要思维方法。《管子·水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就是取已知的人体筋脉通流血气类比于水，希望说明水在地面上处于流动循环状态的道理。秦汉时期，取象比类已广泛用于医学理论的创作之中。《吕氏春秋·达郁》说：“血脉欲其通也，……精气欲其行也。”这是讲的正常生理，由此引出：“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强调病理过程是人体精气郁滞的结果。“寒则地冻水冰”在秦汉医理的刨作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素问·调经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能流。”都是讲的“寒”作为病因而引起的疾病。又云：“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人于孙脉，孙脉满则传人于络脉，络脉满则传人于经脉。”连风雨致病及其途径与病理过程都进行了推导，它朴实无华，没有神秘感。两汉时期曾将致病因素统称之曰“邪气”。

    二、秦汉《五十二病方》致病因素初探

    属秦汉之际的作品《五十二病方》出土以来，许多学者从多方位进行了探讨，为我们认识它的价值开阔了思路。它所保存的原始资料为我们分析战国时期的医学概貌提供了方便。深化对《五十二病方》的认识，仍然是学术界需要继续进行的工作。根据文物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五十二病方》【1】时指出：

    《五十二病方》出土以后，是依该书后文记“凡五十二”而命名的。但在五十二种病名之后还有“□筮”等病方，1979年出版的《五十二病方》及后来出版的《马王堆医书考注》【2】等书都未将“□筮”列入书目。仅将“□筮”之原文录入《五十二病方》正文之后，因此《五十二病方》实际收入五十三种病名与治疗。但因年代远久，帛书残破较多，除残损字外，在“人病马不癎”之后至“”病之前有五种疾病只存病名，不见病因、症状与方剂；只存病名者还有“”之前的“□者”；“烂者”之前的“□□”，共七方均无正文。关于文字行数，现在划分的462行，不包括缺文中的行数，462行是出土后依次编审时加注的。

    从先秦医家对《五十二病方》的编辑存在一定的混乱情况分析：《五十二病方》的成书，正处于医家们对医学理论领悟时期，正处于医家们希望将临床经验汇集整理时期。但散在于民间的临床经验应该如何汇集，尚无经验借鉴。《五十二病方》给疾病命名时摆脱了前人的命名方法，主要依临床表现给疾病命名，如诸伤、金伤、婴儿病癎等。在五十三种病名中，有46个病名及方剂较为完整，描述疾病及病因可分以下几类。

    1．诸伤类

    这类疾病包括“诸伤”“伤痉”。在“诸伤”中讲明“刃伤”、“金伤”者四例，其他应包括了所有致伤原因如跌打损伤、兽类致伤等。“伤痉”第三治方就讲：“诸伤，风人伤、伤痈痛。”说明“伤痉”是指因各种原因致伤后出现感染，导致痉证症候群。“伤痈痛”当指感染、化脓。

2．动物致伤及虫蚀类

这是一个较大的外伤症候群，包括犬咬伤、狂犬伤人；(蝎子)及蠸(毒虫)螫伤；水蛭伤人；蚖、毒蛇、蛇齧伤人；在虫蚀类中如“巢者”、“牝痔”中的“蛲白徒”，“其虫出”；“朐养”中的“有白虫时从其孔出”，以及“虫蚀”、“螟”、“□筮”、“蛊”等计15种，占46个病名的1／3，可见各类外伤，在当时的治疗医学中占去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原始医学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

3．痈、疽及皮肤病类

这类疾病包括：“疽病”项下的“烂疽”、“血疽”、“气疽”以及“烂者方”、“胻伤”、“痈病”、“身疕”、“痂病”、“乾瘙”、“夕下”、“疣”、“白处”、“大带”计11种病名。在这类皮肤病中，医家都未涉足于病因的探讨。

4．烧伤类

存一方，病名曰“胻膫”，指小腿烧伤。

5．痔疮类(在古代医家看来属“虫蚀”所致。在上文“虫蚀类”中已提及。)

在《五十二病方》中记有“脉者”、“牡痔”、“牝痔”(含血痔)，还有“朐痒”。开卷就用“痔”给“朐痒”定性。后世医家将痔分为五痔，与《五十二病方》一脉相承。《五十二病方》反映，在2300年以前中国人对痔疮的治疗方法是先进的，将在先秦治疗方法中专门探讨。

6．疝气类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疝气类病方两个，即“种橐”和“”。从施治情况看，古人对疝的神秘感很强。以上就外科范围的疾病作了些分析；以下疾病与内科有关。

7．婴儿疾病的致病因素

《五十二病方》中载“婴儿索痉”、“婴儿病癎方”和“婴儿瘛。”这三则疾病的记载中都反映了一些较为关键的临床症状，十分宝贵。如“婴儿索痉”讲“索痉者，如产时之居湿地久，其()直而口釦，筋挛难以信(伸)”。虽仅22字，但讲到病因是临产时在潮湿的土地上停放的时间太长了，及与脐带(索)有关，从“其直而口釦，筋挛难以伸”典型的临床症状分析，婴儿索痉，即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癎方”中，一个癎字反映了婴儿在病中存在惊厥症候群。原文指出：“癎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腹大。”“身热而数惊”一语便告诉我们这则病例属于高烧惊厥。可惜，当代注家将此病释作“小儿癫癎【3】”，是值得商榷的。“婴儿瘛”一文中讲：“婴儿瘛者，目繲然，胁痛，息瘿(嘤)瘿(嘤)然……”从上述记载探讨病因也许是可行的。繲、解纽，含失去纲纪之意，《玉篇》“目邪如瞨．张目也。”原文意指病孩表现为眼球失去正常调节，如眼球上翻。“嘤嘤”，《诗·小雅·伐木》“伐术丁丁，鸟鸣嘤嘤”。“息嘤嘤然”当指病儿在呼吸过程中有鸟鸣一样的声音。结合《素问·玉机真藏论》“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分析，婴儿瘛也属于小儿惊厥之类的疾病。在本例中古代医家未讲病因。

《五十二病方》另记“癫疾”，文中没有反映癫疾的临床症状。但记：“发，即以刀剶其头，从头到项即以犬矢温之”。这个“发”字，是否可告诉我们“癫疾”平时不发，待“发病”时再进行有关治疗。如此论可立，“癫疾”，与现代的“癫癎”基本一致，其病因在颅内，古人不可能得知。因此，笔者释作头癣感染。

8．痒——泌尿系统的疾病

在《五十二病方》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泌尿系统的疾病，认识到疼痛可分为“血”、“石”及“女子”之分。对于病的临床表现原文写到：“痛于脬(膀胱)及衷(耻骨正中下方)”有时出现“溺时痛亦甚。”或者表现为“溺不利，脬盈”。这些症状，与现代泌尿系感染后的临床症状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血”与泌尿系统结石等症有关。“石”肯定为结石，指在排尿过程中有石头排出体外。凡痒(溺不利)均包括泌尿系统的各类感染。在痒病项下，病因各异，古人当然难以澄清。

《五十二病方》的汇集者们还另立“溺□沧者”和“膏溺”，应该说都属于泌尿系统感染。  

9．人病马不癎

应属于内科疾病，它主要是讲“癎症”的。

10．植物及植物药所致的疾病

在药物的起源中传统观念认为：古人在采集植物充饥时就逐步认识到某些植物的药用价值。自商代起就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说，与伏羲、神农尝百草中毒的传说相呼应。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漆过敏症的治疗及因在治疗过程中使用鸟喙用量过大而中毒的治疗，证明战国末期医家们已经认识到药物中毒的治疗问题。

11．文中有“魃”一病，《说文》“鬾，小儿鬼”。属于迷信产物。但它在五十余病名中仅此一例，不足为怪。更不能证明医源于巫。且汇集者们将“鬾”放在第五十位，治疗方法用祝由之术，说明当时的医家在思想上存在徘徊心情。

根据上文分析：战国时期我国医界对外科疾病认识较多；对内科疾病的认识集中在痉症及病方面，在痉症病因的探讨中认识较为深刻，“如产时之居湿地久”，“癎者，身热而数惊”等反映了撰文的医家们在临床工作中观察细密，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经验。

秦汉之际我国先民对于致病因素的认识已较丰富了。

参考文献

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3  周一谋，萧佐桃.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 49～227，73

第六章  从远古天文、历法理论中探讨原始中医学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

    提要：从我国古天文历法之“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理论的两个方面探讨我国秦汉时期经脉理论及有关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医史界学者们仍然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十二经脉理论  损有余而补不足  终而复始

    天人合一观是秦汉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含复杂，良莠并贮。天人合一观何以能对传统中医理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考之，战国末期人们将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类比于人体之精气。指出“形不动则精不流”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原因之一，为广大医家接受。西汉初年，正当原始中医理论中“人有四经说”发展为十一经脉理论后，仍然不能用于临床的时候，经脉学家们在创立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古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1】，完成了精气在经脉内循环往复如环无端之后，使医家们受到鼓舞，看到了采用天文、历法中的已知理论类比于医学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西汉学者董仲舒广泛摄取天文、历法、物

候知识，说明他想说明的问题，促进了西汉时期学术发展。董氏认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道出了春萌冬藏的自然规律。董氏在《春秋繁露·阴阳义》讲：“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按：指春、夏、秋三季)成生，以一时(指冬季)丧死”。指出：“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指：寒风)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以上原文中，假如仅从董氏采用四季物候表象类比于人，说明人之某些生理特征是有道理的。董氏之思想明显受到中国人原始思维规律的影响。但董氏的思想全貌在于说明天人感应。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为人者天》)，或“人始生有大命”(《重政》)，“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为人者天》)，总体反映的是君权神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对传统中医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当我们从天文、历法知识中探讨原始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时，我们将对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感应采取回避态度，目的在于直接说明“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两个问题对原始中医理论的影响，还原始中医理论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天文、历法知识的萌芽、起源及对原始中医理论的影响时限问题

    对于古天文、历法知识的认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门外汉。但在十数年的学习生活中认识到人类原始思维过程中的一些发展规律，人类对远古天文知识的一些认识，与人类对原始医学知识的认识过程有相似之处。

    在人类发展史上，原始科学知识其中尤其原始医学知识和原始天文知识是人类最早给予关注的两大问题。当人类进化至新人阶段以后，由于大脑的进化，他们的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原始科学知识创造了条件。在我国，近五万年以来山西的许家窑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北京的山顶洞人等他们对于天空中日、月的伏见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逐步认识到日往月来现象，对于白天、黑夜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应该说：生活在中国(中原)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在近五万年以来的生存竞争中，首先对白日天空中那个明亮的球体有了较多的关注与认识，认识到它有时温暖，有时炎热；后来又认识到当寒风刮来的时候，当大雪纷飞、草木凋谢的时候，只有白日当空时才给人们一片温暖的感觉。当草术茂盛或花果交映的时候，白日天空中那个明亮的球体给人以炎热，有时简直如火一般，烤得人心烦意

乱。后来人们又通过记忆的回索认识到草木的茂盛与凋谢，天气的炎热与寒冷是相互交替进行的，天气炎热与草木茂盛合一，寒风飞雪与草木凋谢同时。有学者将早期人类的上述认识过程称之为；“最早的以自然界物候现象来确定季节的自然历。”【2】根据中国考古发掘成果对新人进化史分析：我国分寒、暖二季自然历的产生时限较晚，大约在山顶洞人至裴李岗人或龙山文化时期。在殷虚卜辞中有春秋二季的记载，标志着人类已在深入探讨天文、历法的规律性。

    考古史料证明：北京山顶洞人已有简单的葬礼仪式，产生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我国河姆渡遗址出土人工种植的水稻并将樟科植物作特殊保存。西安半坡出土谷物种子和白菜籽。河姆渡与半坡都是六千余年前的我国先民遗址，其遗存所代表的便是那一时期中国由西至东广袤的土地上都出现了人工种植农业，并且过着定居的生活。根据恩格斯对早期游牧民族和种植农业的研究成果分析：河姆渡先民和半坡先民对天文、历法知识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要求。但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及原始天文知识的局限性与分散性特点，可能甲地的先民已经认识北斗七星在旋转过程中存在定规律；黑夜天空中的那个亮球(月亮)盈亏的规律是二十多天；而同时代乙地的先民还一无所知；丙地的先民知蛰虫始出已进入播种时期；而丁地的先民可能已注意到大火昏见了。总之产生于民间的原始天文知识的局限性与分散性严重影响了天文、历法知识的发展。“只有到了生产力发展到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有了初步的专业脑力劳动者从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中分离出来，即进人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时，这些分散的带有地域性的局部经验，才能被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并加以总结提高，从而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初步具有科学形态的天文学【3】。”学者们的上述认识，总体讲是对的。但在我国，当国家尚未形成以前，在较大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设立了专业脑力劳动者，专门从事“观象授时”工作。这一事实我国多种典籍中早有记载。《国语·楚语下》：“及少吴氏之衰也，九黎乱德……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郑语》亦讲：“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传说尧乃颛项和帝喾的后代，其父帝喾重视火正，所以尧承祖业，重视观象授时。《尚书·尧典》记载：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那时，“黎民於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羲仲、羲叔对四季气候进行订正，并肯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在上述史料中，总体讲是可信的。但关于“闰月”，我则认为：肯定“闰月”有据可考者在殷商时期，与尧相去甚远。我还认为：尧带主持观象授时过程，当在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知黑夜天空中的那个‘亮’球的运行规律，它不仅有圆有缺，而圆缺的周期是29～30天，人们已给黑夜天空的“亮”改名为“月亮”。因此，从历法讲：至龙山文化时期，首先有了月的概念【4】。

新人以来，我国天文知识的萌芽与起源，产生于人们对日、月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原始医学知识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当天文、历法进入“观象授时”时期，我国原始医学知识中已对外治疗法、疾病知识、药物知识、人体五官生理知识都有所认识，他们的发展贯穿于整个龙山文化时期。从秦汉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构架分析：天文、历法知识对原始中医学的影响，主要在原始中医学的理论萌芽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时期。这是下文探讨的宗旨。

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对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老子·七十七章》中的一句名言，它反映的是我国古天文、历法的内容。我们要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春秋《左传》鲁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的246年间，总计安排90个闰月，平均2.7年排入一个闰月，此即十九年七闰制，它是我国古典历法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历法制度，绝非春秋早期突然完成。有学者认为：殷初实行过三十日为一月的历法制度。这一认识与殷虚出土的龟板刻六十甲子相呼应，如此论确立，其年周期应为360日，与回归年比少了5日，亦即回归年余5日，按“损有余”原则，每隔5~6年，就必须安排一个闰月，在殷虚卜辞中，确有“十三月”(年终补闰)的记载，证明殷代时已用四分历了。到殷代中后期，出现年有平闰，月有大小，以新月为一月之首，属阴阳台历、已有测定分、至的知识【5】。根据殷商甲骨史料对我国天文、历法作上述判断是符合我国古历法学发展史的。因此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认定在尧时欠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很可能发生在夏商之际至商代早期。

从闰月的设定讲：在依天文而订历法时，已经存在“损有余而补不足”了。我国的古六历，都属古四分历，即那时人们已从天象观察中知道某一天象周而复始的周期是365日，它恰与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一致。阴阳合历闰月的产生，恰是将365日多余日数(11～12日)“损”下来，补足于所设闰月之不足。这是用“年”的观念来议损补。从“月”的概念讲：一个朔望月比二十九天半稍长，按朔望月排历谱，只好取29天、30天为一个月，因而月分小月大月交替进行，即取二十九日之有余补三十日之不足构成大月，这就是月之损补。按阴阳合历计算，一年为354~355日，短于365日的回归年，为此每隔2～3年插人一个闰月，使月份和寒暑季节基本相适应，构成十九年七闰制。所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从我国考古史料及今本《黄帝内经》分析：我们发现，于公元前168年随葬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书》、《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及其他出土医书中均不见“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在上述古医书中，连虚实的认识也不见记载。虽在《天下至道谈》中提及“七损八益”，好似与“损有余而补不足”有关。但“七损八益”在《内经》有载，历代注家都认为它是古房中术的内容，与临床疾病理论无关。出土于武威的东汉医简中也未见“有余不足”理论；《史记》仓公传中反映的是公元前100年以前的医史，在仓公诊籍及八问中仅记“有过”之脉，所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至早于西汉中晚期以后才被江南等地引入临床医学。当我们对今本《内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以后，我们认识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主要用于十二经脉理论之中。换句话说：自西汉中、晚期，当十一经脉理论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时，吸取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灵枢·海论》在十二经脉理论指导下，写到：“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于四海乎?”随后《海论》的作者利用“有余不足”理论对水谷之海及血海、气海、髓海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解释，其中以髓海的解释最为深刻：“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瘦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前者讲的是病态性“自过其度，”后者则相当于神经衰弱的病症。《素问·调经论》则讲：“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与《灵枢·海论》如出一辙。《素问·脉要精微》在讲全身性病理过程时指出：“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气息少气。”都是在古历法“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影响下完成的。

古代医家依“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指导按经脉施治，也是很有特色的，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灵枢·百病始生》指导治疗的总原则是：“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灵枢·邪客》指出：“补其不足，泻其有余。”《灵枢·经脉》在对每一条经脉进行渗断，明确虚实后均采用“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的治疗原则指导治疗。《灵枢·根结》亦强调：“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上述施治原『删，都可视作放血疗法的治疗原则。当十二经脉理论建立之后，依经脉施治的放血疗法出现了许多“杀生人”事件，占经脉学家们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启死者”(《灵枢·玉版》)。于是提出改进意见：对经脉施治，不采用放血，而改进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这一改进，很快得到临床医家和病人拥护。《素问·调经论》反应了这一历史过程。指出：“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从针刺疗法发展史分析：自“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至“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改进了补泻方法。《内经》对神不足者的治疗方法是：“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泻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强调：“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灵枢·终始》还提出：“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的针剌补法。又说：“脉

实者深刺之，以泻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强调针刺疗法的补泻问题。《内经》中依经脉之虚实对其进行针刺补泻的施治方法，都来源于古天文、历法理论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它是传统中医理论天人舍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天之道，终而复始”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天之道，终而复始”出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的代表作。他在《阴阳终始》开卷便提出“天之道，终而复始”观，其结论来源于对四季气象与物候的分析。我国先民自观象授时以来，人们逐步从日之东升西沉，月之盈亏更替，气候之寒来暑往，万物之春萌冬藏现象的循环往复中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终而复始规律。当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我国先民们在长期的夜空观察中认识到斗柄旋天规律的时候，当认识到春启明、冬长庚同属一个星体的时候，当人们认识到“大火昏见”可以报春的时候，当人们能够采用圭表测日影，认识到日影之变化规律与年相关的时候，“天之道，终而复始”成为真理被固定下来。“终而复始”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常识，是我国古历法的基础。我国的“天之道，终而复始”理论产生于何时?从殷商至两局史料分析：“终而复始”观念久矣。殷人用六十甲子记日，一年中有十三月的记载不就是终而复始的反映吗？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不也是终而复始的反映吗?我国的终而复始观大约产生于4000年前。

    战国时期，学者们曾将终而复始理论称作“圜道”(《吕氏春秋·圜道》)，那时的学者们曾利用“九窃”的生理功能来说明病态。“圜道”中说：“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远为败．圜道也。”认为人之九窃都应该相互通达。假如其中一个孔窃闭塞，就会影响其他八个孔窃正常生理功能的运行，就会招致病态。上述认识的时限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是人们将终而复始理论用于医学的一个尝试。但这一认识后世无传。

    终而复始在今本《黄帝内经》中改作周而复始，广泛用于十二经脉理论之中。所以我认为周而复始理论是两汉经脉学家们在创立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从古历法理论中引进来的【6】。《黄帝内经·灵枢》专立“终始”篇，指出：“终始者，经脉为纪。”但在“终始”篇下，内容过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讲“经(脉)络(脉)之相贯，如环无端。”《索同·举痛论》指出：“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都为十二经脉有序循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古代医家还将终而复始理论用于解释营气和卫气的运行。《灵枢·营气》说：“营气之道，内谷为宝……常营无已，终而复始。”《灵枢·卫气》说：“……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由此可见采用

终始理论解释生理现象是古代医家的目标之一。从总体讲：周而复始理论引入十二经脉理论后，不仅完善了经脉理论，而且使起源于殷商、发展了千余年的经脉理论更加接近于人体生理实际，接近于解决了循环系统的生理功能及解决了营气、卫气、精气在经脉内循环“如环无端”问题，使十二经脉理论发展至古人无可挑剔的程度。十二经脉理论在终始观的指引下，使精(经)气起于手太阴肺经，循手阳明、足阳明，直至足厥阴，周而复始，并总结出：“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原则，使精(经)气、营气都在封闭的经脉系统内循行，给人以十分合乎生理功能的感觉，这是两千年来无人更改经脉理论的根本原因。

    “天之道，终而复始”对传统中医理论框架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终而复始理论也是传统中医理论中天人合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天文知识的萌芽、发展几乎与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发展处于同一时期，它们都与新人们的大脑发育、生活实践息息相关。上述认识对于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讲，具有共性。但两者在萌芽以后的数万年间相互影响不大。从起源于北半球中国(中原以及陕甘、吴越)广袤土地上的中医学发展史分析：当中国人进入殷商、两周以来，一直在不懈努力，探讨中医理论及构建中医理论框架。事实证明：殷商以降的学者们在构建中医理论的过程中。抓着了心-经脉这一主纲，抓着了人体调节论。只是道路曲折，前程坎坷，发展缓慢。直至两汉时期以心-经脉调节论为主纲的人体调节论，才从人有四经说、十经经脉说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此间得益于天文、历法理论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的启迪，巩固了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台一观，使经脉理论发展为封闭式系统理论，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由此促进了我国以“微针”为代表的针刺疗法的诞生，促进了疼痛假说的问世，促进了后世脉象学发药物归经理论的发展，将中国医学推向了世界医学的高峰。

参考文献

l、4、6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75,90,187

2、3、5  中国天文学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15

第七章  从“餼”字探讨春秋时期学者们对消化生理的认识

  提要：创作于春秋时期的“餼”字，从食、从米、从气，是一个合文会意字，春秋史料广泛使用。这个“餼”字所反映的本意，渊源于殷商人们对胃的认识；揭示了创作这个餼字的人们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五谷经过胃肠腐熟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气”的全过程。

    关键词：餼  胃肠腐熟  消化生理

    一、关于餼之本意的历史探讨

    当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探讨气的思想引入医学过程的时候，发现“餼”(xì)字是不可忽视的。这个餼字，从食、从米、从气，是一个合文会意字，大约创作于西周时期，早已具有多意。《周礼·秋官·司寇》“掌四方宾客之牢礼餼献飲食之等数，……。”《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郑犬子忽救齐有功，“齐人馈之以餼”。《国语·周语中》“廪人献餼。”《左传·僖公十五年》“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餼之粟。”《仪礼·聘礼》“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上述餼字，都指赠送五谷之类的食物。传统文化中的餼字有指牲畜的：《论语·八惰》“子贡欲去朔之餼羊。”《札记·聘义》“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唯是脯餼牵竭也”。陆德明释文：“牲腥曰餼，牲生曰牵。”杜预注：“生曰餼。”杜预认为，在食物中，不论动、植物，凡未烹饪熟的食物都称餼。《国语·越语上》“生三人(三胞胎)，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双胎)公与之餼。”《越语》之餼，具有俸禄，给养的意义。《国语·鲁语上》“马餼不过粮莠。”《鲁语》的餼，指草料了。《说文》“氣，馈客刍米也”指出：“餼，氣或从食。”可见许慎时期，餼已省作氣了。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注家们的解释多突出米的内涵。东汉王充在《论衡·道虚》中讲了一句话，说：“且人之生也，以食为气；犹草木生，以土为气矣。”王充的本意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是从食物中吸取营养物质，好比草木从泥土中吸取营养物质一样。王充扼要阐明了人的生命活动与气的关系。

    二、从餼字组成探讨餼所含生理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西周时期的人们为何要用食、米、气造出一个餼字来?而且这个餼字使用频率很高，是与食物紧紧相连的。笔者设想：食米气这三个宇中的食字是否作动词，表示吃东西；米字作名词，表示五谷之类的食物；而气则既为声符，又是意符。即指人们将米吃进胃肠，在胃肠中“腐熟”，其精微物质被人体吸收，便转化为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气”。近代学者邹学熹、邹成永在探讨人体气化功能时指出：“气，古作氣，从米，从气，指一种维护生命的物质和它转化的能量”【1】。二邹的意见是可取的。假如我们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早在春秋餼字创作时期，“餼”便具有消化生理功能的意义了。

    这种设想，能不能找到什么根据呢”或者说造字的人们在造餼字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认识过程呢?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殷商时期说起。我们知道，甲骨文中有一个胃字作，卜辞云：“丁酉卜，亚鬯从以涉于，若。”丁山存释时指出：“，当是胃字的初写，……胃，石鼓文谓字的偏旁作，其上之，当是、直接的形变。”【2】《说文》“，谷府也。”其与石鼓文胃字的偏旁“”之形同。应该指出：以上资料反映，胃字的初文作和，是创作甲骨文的人们解剖过胃，亲眼见到胃内的食物——五谷及胃的形状后描绘的。创作甲骨文、字的人们，大约已经理解到五谷在胃肠内腐熟(消化)、吸收的大概

意义了。到了石鼓文和《说文》时期，胃()不仅从米，而且从月(肉)了，其解剖、生理意义显而易见。后来又有了, “谷入于胃”(《灵枢·营气》)；“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灵枢·营卫生会》)这样一些古典消化生理论述，它们回答了五谷经过胃肠“腐熟”转化为牛命活动所需要的“气”的全过程，与餼所反映的生理意义是完全一致的。

    综合上述史料：甲骨文、字的创作过程，已经揭示了五谷在胃肠内消化、吸收的生理意义；到创作餼字的时候，创造这个餼字的人们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五谷经过胃肠腐熟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气”的全过程了。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了：我国消化生理的历史渊源于殷商至两周时期。

    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中“餼”是人体消化生理功能的概论。

参考文献

1  邹学喜，邹成永. 中国医易学.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59

2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8. l54

第八章  五行哲学说与原始中医学理论无关——五行及五行哲学说起源辨析

  提要：本文采用比较详实的考古史料及传统文化中的有关史料进行论证。指出：弄清“金”的起源及“金”作为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人们才可能认识到“金”与木、火、土、水相配组成五行学说。因此，我国具有哲学意义的五行学说可能萌芽于商周之交，形成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才被引入医学构成社会模式(有君有臣)的五行-五脏调节论。

    关键词：五行行为说  五行天文、历法说  五行木、火、土、垒、水说

    在古典中医基础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五脏病学说，便是建立在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因此“五行”与传统中医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在探讨五行说的过程中，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好似存在“五行”仅“五行哲学说”的错觉。本文仅借考古史料与传统文化中的有关史料进行探讨，目的在于将“五行”概念及“五行说”的起源弄得清楚一些。

    当我们谈到“五行”，在我们头脑中很快便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了。这是因为除了两汉时期医学理论中已采用五行学说外，我国自清代起，每年由朝廷颁布《黄历》(历书)，在历书中常介绍一些天文知识，讲明农时季节，还选用金木水火土配日，说明天气五日一候与晴雨的关系，我少时常帮邻居们看《黄历》，报晴雨。翻开《黄历》看看哪日属木，哪日属土，……记得民谚曰：“木赶土，土赶金，不下雨，三天阴。”能将《黄历》中的这些预示天气变化的情况告诉邻居，好似为他们提供了种植、收割、出门谋生的信息，他们是很高兴的。这样一来，木、火、土、金、水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人不晓。中国的这种情况，是导致术、火、土、金、水深入人心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用“五行”说明问题的例子很多，“五行”包含的内容是很杂的，甚至有用“四行”、“六行”说明问题的【1】。

    一、五行指五种行为规范、山名及舞名

    首先讲思孟的五行之说问题。相传《中庸》一书由孔子的门人子思所著，子思在著作中提倡了“中庸之道”。约150年后，战国思想家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词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柯和之，……。”荀子在这里并未讲明子思唱的“五行”是什么内容，孟柯和的是什么内容，因而引起了后世许多学者的猜测。通观子思之作，子思在《中庸》中确实未用“五行”一词，但通篇讲解“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之理，《中庸》第二十章写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所生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强调：“诚身有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子思的这些叙述，大概就是荀子讲的“唱之”的内容。子思强调的是统治者们的行为规范。比于思晚出生一个世纪的孟子，则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要求，十分强调“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诚”。大概这便是“孟柯和之”的根本原因。近代学者庞朴著《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迷》【2】，庞朴从多方面论证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思孟的仁义礼智圣，仁义礼智诚，看不出庞氏论证“五行”即“金术水火土”的内容，庞氏指出：“它们(含金木水火土)同帛书(指思孟之说)关系不大。”在传统文化中用五种行为(简称五行)规范人们言行的例子较多，如《吕氏春秋·孝行》中的“五行不遂”指庄忠敬笃勇，《淮南子·兵略训》中的“五行”指柔刚仁义勇。此外，还有“四行”之说，如长沙马王堆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秩书“四行之所和，和则同，同则善，”都是讲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古代有用“五行”给地域命名的，如《淮南子·汜沦训》“欲筑宫于五行之山”。近代学者刘文典解“五行之山，今太行山也”【3】。“五行”亦指舞名，《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李贤注：“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周舞五行，可能就是周时“天数五，地数五，……参伍以变……(《周易·系辞上》)”在社会学中的反映。

    二、“五行”词组与天文、历法的关系

  《礼记·礼运》讲：“……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我引用的这段话，毫无疑问，与历法有关。“……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是讲月运变化的，是古四分历的反映。《礼运》在这段话中，“五行”词组用了四次，随后又在“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中用了三次。值得指出的是：古人将“五行、四时、十二月”并列，说明“五行“深刻反映了月运三五之变的规律。文中强调：“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这段文字应该与“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六六之节，以成一岁，……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是六十甲子在历法中的反映，它的基础是“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也是古四分历的反映(《素问·六节藏象论》)。古人认为：凡制订历法，必须“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素问·六节藏象论》)。什么叫“生五”与“气三”呢?历代注家在《素问·生气通天论》及《素问·六节藏象论》的注释中都存在不同看法，认为“生五”是“形之所存，假五行之运用”【4】。“气三”是“天气、地气、运气”【5】。历代注家的这些传统注释，都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采用《六节藏象论》中自己的注释最为合理。原文讲：“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就是说《六节藏象论》的作者认为将五日之内天气的变化看作一个小气候，便是“生五”，三个五日之内的气候变化叫作“气”，故称“其气三”。它们的基础是月运中的“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所以《礼运》中的“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中的“五行”与“五行之动”中的“五行”以及《素问》中“生五”“气三”都是指五日之内气候变化讲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文化中保存了许多反映古四分历的内容如《周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乎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管子·五行》“立五行以正天时”，《管子·幼官》“五和时节”，《淮南子·天文训》“……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都是自黄帝以降古四

分历的反映，是以五日一候为基础讲的。《汉书·天文志》讲：“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称节度，……”。这里的“五行”都与金木水火土无关。其实有些注释家如唐王冰注《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时说：“日行天之五度则五日也，三候正十五日也，六气凡九十日，正三月也。……”陈澔注《礼运》时指出：“五行之气，周而复始，国家岁有常事必取正于五行之时令，则其事亦今岁周而来岁复始也。”陈澔在这段注文中强调了“五行之气，……必取正于五行之时令，”与“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选相竭也”也是一致的，是专门解释“三五”这一物候“五行”规律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在反映古四分历的《礼记·礼运》、《素问·六节藏象论》中的“五行”及“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中的“五”都是指“五日一候”讲的，它们没有五行哲学说中金木水火土的含义。古历法中的“五日一候”简称“五行”，或曰“五行之(秀)气。”

    三、五行一金木水火土说及其引入医学的时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五行哲学说是由五种“原素”组成的。这五种“原素”中的木火土水早已存在于自然，而“金”为原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弄清“金”的起源，对于弄清五行学说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据考古资料反映，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广袤的土地上发现了远古铜质器物遗址数十起，其中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铜质遗物有辛店青铜器【6】，临潼姜寨铜片【7】，西安半坡出土的青铜片【8】等；在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红铜屑存在【9】；属龙山文化的有大城山遗址出土的红铜脾【10】，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铜锥【11】；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而且还有武器和礼器。青铜工具如小刀、

钻、锥、凿、锛和鱼钩等……铜兵器有镞、戈、……，铜爵和铜铃是迄今发现仪有的两件礼器”【12】。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13】。但在“齐家文化地区红铜器普遍出现，铜器成分除含0.1—0.2％天然杂质外，没有人工加入锡、铝制成合金”【14】。“偃师二里头铜器的成分平均含铜9l.85％，锡5.55％，铝1．19％，其锡、铝含量偏低，表现了冶炼工艺的原始性”【15】。上述资料反映了我国距今7000～4000年左右，金属冶炼业存在的概况，表明在距今7000～4000年这段时间内我国“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没有先后之分，但存在地性差别。

    我国先民遗留下来的铜质遗物从仰韶文化时期到齐家文化时期，渊源3000余年之久，很可能是导致人们产生“五种原素”组成万物的根由。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说：“五种原素组成万物”这一概念中重在“组成”。换句话说，这一概念必须产生在人们广泛地采用金属复合工具之后，这是历史唯物论。否则“金”作为五种原素之一是不可能的。考古史料告诉我们，我国迄今为止，发现铜质复合工具属夏文化的二里头出土的铜兵器如镞、戈、，属早商文化的盘龙城出土的青铜【16】，都是比较简单的复合工具。龙山文化以后，我国虽在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但那时的铜器“多为青铜饮具，储存器具，至先周文化，才有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等【17】。周时“在车马器中已有铜镶，铜当卢”，“西阁墓葬中经常发现的一种歧形当卢，……其形制与商当卢迥异”【18】。上述考古史料证明：周时的马

车，方可称得上是比较复杂的复合工具了。从这一史料出发，似可这么认为：只有到了周时，人们才可能认识到“金”与其他原素(木火土水)相配可以构成万物。

    许多学者在讨论五行哲学说的起源时，往往习惯于引用《尚书·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作证，这一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尚书·大禹谟》和整个《尚书》一样，是后人根据原始口头文化及旧传反覆追记、分编的产物【19】，其版本和内容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旧传虞舜因夏禹辅政有功，特别是治理了洪水，便著《大禹谟》表彰禹的功迹。《大禹谟》虽然可能保存了远古时代的许多宝贵史料，但传颂中的口头文化及后世分编版本变化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得到后人的修饰。因此，对书中的具体问题应进行具体分析。如“六府三事”中的“水火木金土谷”，从上下文看，它们没有用“五种原素”说明事理的迹象。原文讲：“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这段话的重点是“政在养民”。怎样作到“养民”呢?强调作到两点，一是“惟修”，二是“惟和”。前者是强调司政者们应该做的具体工作，后者是司政者们的行为规范。“惟”即思念，想；“修”即修理、整治。“水火木金土谷惟修”，讲的是要经常想到整治好六件事。蔡沈在注释中指出：“六府三事，养民之政也，……六者，财用之所自出。”孔颖达疏：“六府三事允治”曰：“府者，财用之处处【20】”所谓“财用之所自出”，即大禹治水的财用由府库支出。府库工作保证了治水及其他费用的开支。可见蔡沈在注释中强调：“六府即金木水火土谷也，六者，财用之所自出”，认定“六府”即府库工作是有道理的。可以推想：尚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的大禹能够治理好普天下的水患，除了他认真总结共工、鲧治水的失败经验外，

可能还与原始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关。据传，我国远古术数学中有一“大衍数”，它与《河图》、《洛书》存在渊源关系。《周髀算要》说：“禹治洪水，始广用勾股弦，故称其数为大衍数”。当代学者邹学熹讲：“大指大禹，衍即行水。即言大禹运用这一数理作治水的测量计算。”【21】古人测量，立竿为股，地平标尺为勾，勾股之斜线为弦。竿(股)高4、地标(勾)长3，其股勾之斜线(弦)得5；勾股弦三方之数自乘得积之和为50。这便是《周易·系辞》说的“大衍之数五十”。禹治洪水时有了这样高明的计算方法协助，怎能不比共工、鲧事半功倍呢!还有：禹在治水中可能改进了管理方法，如“水火木金土谷惟修”，可能就是大禹改革管理制度的见证。就是说，在大禹治水时期，可能设立了“司水”管理施水工程的府；设立了“司火”负责管理炊食给养等后勤保证之府；设立了“司金”即冶炼锻造铜质开山工具之府；设立了“司木”(伐木)保证工程用材之府；设立了管理全部落土地赋税(司土)之府；设立了管理部落谷物粮食调运(司谷)之府，这便是大禹时期“六府”的内涵。有了以上“六府”作物质保证，所以大禹治水就比较顺利了。这一解释与《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革、司器、司货”似可类同。有学者在探讨五行学说的起源时，引《大禹谟》之水火金木土谷作证，指出：“后世五行相克的说法，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似乎认为五行学说起源于大禹时期，但意识到多了一个“谷”字，便接着解释说，“但谷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土的附属晶”【22】。亦有学者认为：“多了一个谷字，无非是强调粮(谷)为民本而已”【23】。上述对答字的牵强之解，不必多证，但“五行相克”问题是值得澄清的。“五行哲学说”中的相克，即火可以克金，土可以克水(水来土挡)，……。从传统文化中有关资料分析，在禹、启时期，人们能不能得出“土可以克水”的结论呢?回答很简单，否!证据如下：据载，共工治水的方针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卑”(《国语·周语下》)。到鲧治水时，又效共工采取“障洪水”(《国语鲁语上》)的办法，他们治水的总方针是“堵”，或许就叫“以土克水”。但是，这些做法，“一时虽安，历久愈甚”【24】，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怎么能得出土可以克水的结论呢?禹治水时，接受了前人的教训，除创立大衍数、改革管理制度外，着重分析水性，采取了顺水以导之的办法，将洪水导入大海，实现了“天平地成”(《尚书·大禹漠》)。禹治水成功的主要经验是“导”，不可能从土克水的角度去总结经验。因此，大禹时期，亦不可能得出土可以克水的结论。所以《大禹谟》中“水火金木土谷”的顺序只能是后世调整的结果。有学者讲：“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手上，他便正式提出五行的口号来，当他出兵到甘水旁边去和有扈氏作战的时候，……举出有扈氏……的罪名仅仅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大字”【25】。刘氏“正式提出五行的口号”

这一说法能不能成立呢?我想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大禹谟》称水火金木土谷与正德、利用、厚生为“六府：三事”，其中水火金木土谷投有哲学意义。其次，启承父制，当然要全力维护“六府三事”。当有扈氏轻慢“六府三事”，欺压人民，人民得不到“政在养民”温暖的时候，启怎能宽恕他。这便是启伐有扈氏的根本原因。由此，有扈氏的罪名应该是：“威侮六府，怠弃三正”。我这样改“威侮五行”为“威侮六府”，不仅可以使《尚书·大禹谟》与《尚书·甘誓》的内容及所反映的史料统一起来，而且反映了从禹至启的数十年内国家管理制度的一致性，是历史唯物论。此外夏启前后，铜器仍处于简单的镞、刀时期，人们不可

能仅依铜镞等几件简单的复合工具提炼出新的概念来。夏启时期，是否有“五行学说”的刍形?缺乏史料支持。至于“黄帝曰土气胜，……(《吕氏春秋·应同》)，“黄帝土德，夏木德……”

(《史记·封禅书》)之说出于两周以后，不能作为五行哲学说产生的依据。有学者将黄帝时期的“四达自中”思想与五行哲学说并论，甚至认为“五行观念的产生还要早”【26】也是值得商榷的。

    历史发展至周武王克殷以后，周武王向商之旧臣箕子问政，箕子便作《洪范》陈之，其中讲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水曰润下，火曰炎上……”。马雍先生认为：“《洪范》一篇，记载箕子对答武王问话，内容全系五行学说，似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必起以后的作品”【27】。我们避开《洪范》的陈述与马先生的评价暂且不议，仅就五行指“水火木金土”的可能性谈几点看法。殷商之末至周武王时期，我国原始科学技术及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甲骨文已产生数百年之久，青铜时代已延续千年以上，天文、历法、农业、游牧业已相当发达，民间和宫廷管辖的手工业已号称“百工”，说明手工业等分工之细，而且“考古材料已经完全证明，先周文化是一种高度发展的青铜时期文化”【28】。此时青铜已用于最普通的车马器中，这便是“五种原素”构成万物的基础。《国语·郑语》记载：郑国的第一任国君桓公(公元前816～771年在位)问政于史伯，史伯讲：“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讲的先王当指周武王以降。邦语的记载，说明“五行学说”的刍形产生于西周早期是可能的。至公元前六世纪，已有五行相胜之说，如《左传·昭公31年》曾以天文为背景讲“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曾以社会为背景讲“水胜火”。这些说法引起了孙、墨的注意，孙子在所研究兵法“虚法”时说：“五行无常胜，《墨子·经下》亦说：“五行无常胜”。证明孙墨时期或以前五行相胜思想影响较广。孙子和墨子的记载，一方面揭示五行学说产生后不久，便面临了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证明五行哲学说思想正在深入发展。“战国时期，五行说理论，……且颇为流行，五行相生、相胜理论”29日驱完备，邹衍首创“五德终始”用以解释夏商以来朝代更替等社会现象。《淮南子·坠形训》中用以解释木火土金水等自然现象。不过从《坠形训》看，五行说又存在泒别问题，不拟在此讨论。我国医史名家范行準先生于1947年指出：“而五行生克之义，余观历世学人，多未名其起始。 …… 且五行更生，惟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30】。范先生的论述对于我们明了五行引入医学的时限很有意义。

    综上所述，五行——木火土金水说，是我国原始科学技术、尤其是金属冶炼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即有了较多的金属复合工具之后产生的。因此《大禹谟》、《甘誓》中的“五行”与五行哲学说无关。五行哲学说与《洪范》存在一定关系。春秋至两汉时期五行理论日驱完备。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五行说与阴阳说有别，它属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范畴。五行哲学说引入医学后，丰富了五行-五脏调节论的内容，后世又促进了脏象学说的发展，在传统中医理论的历史中刻下了历史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周礼·天官·大司徒之职》“六行日孝、友、睦、、任、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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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4  容镕. 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l99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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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黎虎. 夏商周史话.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0

13、16、17、18、28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 103，316，330,128,323

19、27  马雍. 尚书史话. 中华书局，1982.  6，76，77

20  转引. 汉语大字典. 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  877

21  郜学熹，邹成永. 中国医易学. 四川科学出版社，1989.  133

22、25  刘衡如. 中国医药和阴阳五行的起源. 中医杂志，1956(2)：107~112

23、26  江国樑. 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 鹭江出版社，1990.  347，12

24  钟毓龙. 上古神话演义. 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759

25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4

30  范行准. 中华医学史. 中华医史杂志，1947（1）：49~52

第九章  被忽略了的重要经脉理论——《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本文以“《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为题发表于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3）：6~7

 

    提要：对“人有四经”进行了考释，认为“四经”是指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为十二经脉派生于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打下了确凿的解剖学基础。

    关键词：人有四经  十二丛  心脏底部四大经脉

    《素问·阴阳别论》开卷即设下一个悬案：人有四经。原文：“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丛。何谓?歧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丛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四经应四时”后的这段文字与“人有四经”不符。

    “四经”是什么?王冰没有对《阴阳别论》的全文作系统分析，不知“人有四经”的本意，顺“四经应四时”注释道：“春脉弦，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显然，他认为四经是四季的正常脉象。《阴阳别论》全篇都是讲的如何根据脉的阴阳来判别死生预后，将“四经”释为四季脉象，与全篇内容虽合，但有顺文敷衍之嫌。

    倘若“四经”不是脉象学名词，而是四条经脉的话，它们是哪四条经脉呢，它们与在同一句话中紧接着出现的“十二丛”(十二经脉)又有什么关系呢?从王冰而下，历代注家似乎无人作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就此疑难问题作一初浅探讨，并权作引玉之砖，以求教于有关的专家学者。

    一、“人有四经十二丛”新释

    这句话是由“人有四经”与“十二丛”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历代注家多认为“十二丛”是指十二经脉。因此，十二丛如同经脉一样属于解剖学名词。那么经脉(十二丛)与心脏是什么关系呢?《灵枢·经脉》手少阴经讲：“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讲明手少阴经是从“心系”分出来的。手少阴之脉还讲：“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在《经脉》篇中．“脾足太阴之脉，……别上膈，注心中”。“肾足少阴之脉，……其支者，从肺出络心。”“复从心系却上肺”和“从肺出络心”是讲肺心之间经脉往复的，“心系”是经脉的重要组成部份。怎样理解“心系”的含意呢?1991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词典》在解释“心系”时说：“心系，指心脏与其他周围脏器、组织相联系的脉络”。这样我们可以理解经脉是从心脏分出来的，“心系”即心脏底部的经脉。因此，经脉和“心系”都是解剖学名词。明代医家张介宾在《类经·经络类》中曾讲：“心当五椎之下，其系有五，上系连肺，肺下连心，……”。张介宾的这一注释，当然是指心脏底部的经脉(血管)了。其中“上系连肺，肺下连心”恰是“复从心系却上肺”和“从肺出络心”的阐发，是讲小循环的。证明“心系”当指心脏底部的大血管(经脉)无疑。在《阴阳别论》中，依次提到“四经”、“十二丛”、“十二脉”，而“人有四经”与“十二丛”并列，且“人有四经”冠于“十二丛”之首。丛者，聚也，集也。“十二丛”，即十二经脉聚集于一起。显然，《内经》如此行文，意在说明：心有四条脉，又是十二经脉聚集之处，人体之十二条经脉是从四经派分并由心脏发出的。那么，这样一种论点有没有事实依据呢?让我们超脱一下《内经》原文，从先秦的医学文化背景中进行一番考查。

    二、从考古与传统文化中探讨“人有四经”的本意

    从考古与传统文化中研究我国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史料，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国先民首先研究了生理学知识，而我国早期的人体生理学知识，是从五官生理功能开始的【1】。在我国早期有目的的解剖，则是从人体心脏开始的【2】。这一点在甲骨文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充分地反映在“心”字的创作过程之中，本文不拟赘解。然而有一个“心”字，确是我们考释“人有四经”的出发点。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搜集到父已爵上的“心”字作，这个“心()”字的特点是在心脏底部刻划了两条线，是其他甲骨文“心”字中所未见的，划这两条线，绝非无用之举。殷商时期，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人体心脏的解剖特征研究较多，促进了人们对思维功能的认识，并将思维与心脏内部的“心眼”联系起来，司马迁《史记·殷本论》中“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便是那时的人们认为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3】，可见“心之官则思”的观念源于殷商。父已爵中的“心()”字，在心脏底部刻划两条线，应该是对心脏底部经脉的生理作用有了一定认识。在考证中我们注意到春秋齐鲁史料，公元前六世纪前后，齐鲁地区的人们对于心脏及经脉的生理功能研究较多，《管子·内业》讲：“凡心之形，自充自盈。”心脏“自充自盈”当然是指心脏有节律的自主搏动过程。齐灵公(公元前581～554年在位)时期所铸之叔候鎛铭、

叔候钟铭的“心”字形态，它们分别作‘和【4】。这两个心字与父已爵之心()字比较，反映心脏底部经脉的成份加大了，它们在心脏底部恰好突出了四条线。在《晏子春秋》中对这四条线说得很清楚。齐景公曾对晏子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这则故事是因齐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主事时，晏子劝他返国时齐景公利用当时的基础医学理论类比朝政讲的。意思是说：我有五位谋臣(子中、子游、子羽、申用、晏子)为我主持朝政，好比心脏有四条经脉通向全身各部，心脏通过四条经脉调整全身，全身各部位的组织也乐于在四条经脉的调理下活动，所以心脏很安闲；我有五位谋臣为我主事，我有什么不安闲的呢?晏子也认为“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说明齐景公时期的人们早已认识到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对全身的调节功能。以上史料从多方面证明春秋时期齐鲁地区的先贤们对心脏及心脏底部的经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汉初刘安在《淮南子·原道训》中对于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生理功能讲的更为清楚。原文讲：“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了“制使”二字强化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重要作用，指出“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应该指出：从殷商到春秋，是我国先民对心脏，经脉由感性认识向理

性认识转化的时期，即经脉理论的启蒙与发展时期；秦汉之际是经脉理论深化发展成熟时期，即《内经》中经脉理论的系统形成时期。《原道训》中的“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父已爵、叔候鎛铭、叔候钟铭、晏子春秋、淮南子及其他春秋史料为“人有四经”作注了。“人有四经”就是讲的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那么，它们分别是哪四条经脉呢?两周时期，人们对胸腔及心脏的解剖是比较粗略的，他们可能是在将胸腔打开后，在纵膈部将左右肺揭开，并清理部分纵隔，暴露心脏底部观看的。现代解剖证明：在这一解剖过程中可见心包在心脏底部包裹于大血管根部，这里最显著的大血管(经脉)有四条，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这便是“心有四支”即“人有四经”的本意与现代注释。因此，“四经”属于人体解剖学名词；“四经”即“心系”，只是名称不同；“四经”与脉象学无关。

    综上所述，“人有四经十二丛”是说人体之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是派生出十二条经脉的根本点，为十二经脉理论提供了解剖学基础。本文根据古文字资料和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从医学文化背景的角度，大胆地对《素问·阴阳别论》中“人有四经”之说作了新的解释，《素问·阴阳别论》中“人有四经”之说长期无解的历史可以结束了。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略论《灵枢》的解剖学成就. 浙江中医杂志，1984(5)：197~198

2  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2)：59

3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59

4  马承源. 西周青铜器铭文选. 文物出版社，1990.  538～544

  

第十章  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起源初探

    提要：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问题，包括望、闻、问、切，是古代医家、学者们在早期人体调节理论及临床工作中、在给疾病的命名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古代医家在经脉学说的创立过程中根据动脉搏动的特点创立切脉诊法，对于医家了解患者生命信息的重要因素——循环系统的功能是切合生理、病理实际的。澄清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内涵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任务，它有利于现代中医切脉诊法及临床诊断方法的完善。

    主题词：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  切脉诊法的起源

    当我们对人类医学知识及医学思维的起源作了一些粗略的研究以后，我们认识到不论那一个民族、那一种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都是建立在人类大脑进化及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基础之上的。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人类的医疗活动”【1】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实质上是不加分析地沿袭已经过时了的原苏联学者巴甫洛夫的意见。我们的研究证明：当原始医学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就在给疾病的命名过程中不自主地逐步走上了临床诊断方法的道路。

    一、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自发的体表病症诊断法

    原始医学知识的发展和其他一切原始科学知识的发展一样，遵循量变、质变规律，有一段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一般讲，在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中，人们对治疗医学知识的认识是先于对疾病认识与分类命名的；在治疗医学知识中，外治医学知识先于内治医学知识；自然物理疗法先于寻求药物治疗。当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维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人类开始寻求给疾病分类、命名，这应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事。就原始中医学讲，有据可考者，此一行为发生于殷商时期，是殷商甲骨文史料为我们保存了一批3000余年前的原始医案。当今学者研究证明：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反映了殷人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当我们探讨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起源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与先祖们给疾病命名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断言：殷人给疾病命名方法是十分原始的。既给疾病命名，当然包含着诊断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商时期的疾病名称中如腹不安、疾心等都蕴含着原始的临床诊断方法。殷商以后，《周易》等先秦史料都记载过与心病有关的“心遏”、“心惕怵”、“心逖”以及痈、疤、疡、疠等症，每一病症都包含着一些特定的临床症候群，是医家临症审视的结果。如给痈、疕的命名等过程中也可能包含了医家的亲身体验。但是，应该指出：上述临床意义上的诊断方法，不是人们主动寻找临床诊断方法的结果。江陵张家山《脉书》出土以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有专著问世【2】。我曾撰“从张家山脉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依原文将张家山《脉书》分作五篇【3】，首篇专论疾病，反映了秦汉医家对疾病的新认识。在《疾病篇》中秦汉医家将人体分作29个部位，记述疾病66种。资料表明：秦汉医家在疾病命名中更加注意临床表现。如病“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脉浸”当属秦汉眼病之病名，它的条件就是临床中必须看到白眼中有“脉”向中央发展，当“脉”侵犯黑眼珠到瞳子(瞳孔)影响视力时，就叫“脉浸”。秦汉医家将“脉浸”的诊断标准讲清楚了，但它仍不属于主动寻找诊断方法。如病“在篡、痈，如枣、为牡痔；其痈有空，汁出，为牝痔。”牡痔和牝痔的诊断都依临床表现症状为依据。又如病在身的疾病中给疟命名的条件是：“身寒热、渴、四节痛，为疟。”此亦即疟的诊断标准，它们都是依临床体表症状提出来的。严格讲都不属于主动寻找诊断方法。秦汉医学在发展中，当以体表病症为基础的五色诊问世的时候，原始中医学的临床诊断方法便诞生了。

    二、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是动则病”脉象诊断方法之祖

    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数百年间，我国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就医学讲，步履维艰。发端于殷商时期的我国人体解剖学有据可考者仅限于心脏和胃，到五百年后的春秋齐鲁地区虽有学者继续对心脏之解剖生理进行观察，提出了“凡心之型，自充自盈”及“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等新的认识，这些认识与殷商人们已认识到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重要性及心主思维的初步认识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对诸多史料进行了综合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说，“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反映了我国以心一经脉为基础的人体调节理论至春秋时期已处于“临盆”的境地【4】。但谈何容易啊!春秋以降的数百年问古代医家，学者们对于经脉理论如何用于临床的问题，尚不知从何处入手为好，只能有待临床经验的逐步积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从基础医学理论讲，主要表现在气、精、神理论的引入，这些理论散在于诸子著作之中。“视之黑而白，精也”，“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等认识代表了这一历史过程。诸多史料反映：人们仍在艰辛的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追求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管子·水地》记载：“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假如这则材料的时代性可信，那么文中的“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与“几心之型，自充自盈”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人有四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经脉学说的发展作了奠基【5】。马王堆和张家山《十一脉灸经》及《脉书》的出书，揭示了按经脉归类疾病与施灸治疗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以依各部经脉所表现的不同体征判别死生及诊断疾病的认识水平；揭示了古代医家、学者寻找到经脉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途径。马王堆和张家山《脉书》中的“相脉之道”便是专讲依经脉之体征诊断疾病的。

    众所周知，在《灵枢·经脉》的每一条经脉项下，除介绍经脉循行外，还讲经脉主病，其中在原始诊断学方面用了一个术语叫“是动则病”。由于《灵枢·经脉》的作者在引用这句术语时，没有见到“是动则病”的有关原文，不知“是动则病”的原文本意，给后世留下一条悬案，闹出了不伦不类的“是动病”笑话。长沙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出土以后，又因《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也有“是动则病”的简单记载，学者们在论述中重弹“是动病”老调，使人啼笑皆非。张家山《脉书》出土以后，《脉书》中有一段“相脉之道，原文保存较为完整，为补正马王堆《脉书》中的“走而求之”之后残缺文字提供了条件，为解开原始中医学中脉象学诊断之起源提供了原始素材。“相脉之道”有—段原文：“在口口口口口案之，右手直踝而簟(弹)之，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

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可喜的是，有学者在研究了《脉书》后，结合《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揗脉如三人参舂”指出：“诸多迹象表明：‘是动’与‘所生’病，不是疾病种类的划分，而是早期脉学著作……”【6】“‘是动则病’即指某条经脉的动脉搏动异常而该脉出现的疾病”【7】。当代上述研究比较接近于秦汉时临床医学实际与脉学发展情况。

    “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这组原文中，能够说明疾病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脉动”，脉动与不动是一个体征，古代医家如何才能观察到这一体征呢?我认为古代医家能够认识到脉有动静之分，首先靠医家自己的亲身体验，靠医家自己对经脉的某些生理现象或病理现象的领悟。据甲骨文中反映，殷商宫廷患疖痈及齿类疾病者不少，春秋战国时期史料对于痈疖疾病屡有记载。那一时期的医家、经脉学家们也可能患上各种痈疽疾病，根据《灵枢·刺节真邪》分析：当痈疽处于“热者”的化脓阶段时，组织液向病灶局部渗透，局部充血水肿，压力增高，当患部压力高于动脉压时，病灶局部便会出现跳痛感，尤以手部痈疽、甲沟

炎、齿槽脓肿为甚。当医家、经脉学家们感受到这些病理性疼痛的时候，当经脉学家们能够从经脉之生理功能中感知动脉、静脉的存在，能够从痈病病理中感受到痈病过程中的跳痛时，医家们、经脉学家们便可总结出“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的结论来了。所以没有医家们患痈过程中的亲身感知，“是动则病”就总结不出来。当医家们有了这个感受以后，便可将这一感受与病人情况结合起来思考．逐步发展为问、切。“它脉静，此独动”属于病人的体征，只能靠医家的触摸、靠医家的“切脉”才能感知。然而医家们的认识是不应该停顿的。当医家们利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按病人之脉象(含对静脉的推案)情况的时候，由此积累临床经验，丰富了对经脉认识的内涵与设想。可以推论，是古代医家们在“是动则病”思想指引下，提出了按经脉归类疾病的认识，使经脉理论由春秋齐鲁地区的“心有四支(人有四经调节论)”发展为十一经脉调节论。

“是动则病”是在医家们的亲身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是动则病”促进了按经脉归类疾病即经脉主病的诞生；当“是动则病”理论建立之后，医家们又依某一经脉之异常搏动情况诊断某经之疾病的存在，由此反作用于经脉理论，巩固了经脉理论的地位；促进了各种依经脉变化诊断疾病的古脉法的发展。“是动则病”是脉学诊断方法之祖。

三、原始中医学脉学诊断方法概述

前文在探讨原始中医学诊断方法的起源中讲到了依临床所见体表症状给疾病命名(含诊断)的原始诊断法和依据临床所见经脉体征给疾病下诊断的诊断方法。前者派生出“五色诊”，后者依脉学诊断疾病的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广泛流行，以下作简要概述。

1．五色诊

五色诊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五色诊的实质实际属络脉诊法范围，是占代医家在主动寻求诊断方法的过程中，以人体在气候寒暑条件下肌肤之络脉变化为基础提出来的。如《素问·经络论》说：“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讲明了体表各部正常范围内的色泽变化。《素问·皮部论》说：“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灵枢·五色》讲：“青黑为痈，黄赤为热，白为寒”。两文都讲人体皮表颜色变化代表的病态过程。上述原则，成为五色诊的诊断标准。《灵枢·经脉》明确提出：“凡诊络脉，

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以下又以鱼际之络脉色泽变化强调：“胃中寒，手鱼际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灵枢·经脉》的作者对于络脉的上述认识与临床所见基本一致，反映了秦汉时期风寒致病经验医学的成就。后世又有学者提出：“目赤者，病在心；白在肺……”或“目脉赤为心痹，目脉白为肺痹，只脉青为肝痹，……《素问·五脏生成论》。”这些认识企图将五色诊与五行、五脏相配，脱离了实践论与朴素唯物论，使五色诊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境地，影响了五色诊的临床使用价值。

    2．内踝弹诊法

    内踝弹诊法是以内踝局部之静脉(大隐静脉)为基础，对其进行按揗、观察经脉变化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诊断方法。散在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素问》《灵枢》诸篇之中；长沙马王堆汉帛《脉书》出土以后，虽见“……走而求之……”等文，因残字太多，不知原文本意。有幸江陵张家山再次出土同时代《脉书》，为我们澄清马王堆《脉书》及《仓公诊籍》，《内经》所载内踝弹诊法提供了原始文字依据。江陵张家山《脉书》中有一篇“相脉之道”出土以后保存文字较好，如“左口口口口口案之，左手直踝而簟(弹)之。”正好补正了马王堆《脉书》“走而求之”之后的一段文字，揭示了原始内踝弹诊法的本意。《素问·三部九候》记载：“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从文词上讲，这组文字中存在衍文漏字，给人以文意不清的感觉，但基本讲明了内踝弹诊法的本意，因而后世医书反复引用。内踝弹诊法是在五色诊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接近于络脉诊法或本属于络脉诊法。只不过因“内踝”这一特定部位使内踝弹诊法具有重要意义。史料证明：在古医家看来，内踝部经脉表浅粗大，具有特殊的临床诊断意义。《灵枢·经脉》特别指出：“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内踝之上，无所隐固也。”古代医家还认为足之三阴经交会于内踝之上，名之曰三阴交。三阴交在临床针刺疗法的应用中较广；仓公诊籍中多次讲到足厥阴经的临床诊疗价值，都说明秦汉医家对内踝部位经脉的重视。我曾对四肢的静脉(含‘上过内踝之上’的大隐静脉)做过“视其应动”的实验，发现“大的充盈的静脉被弹动后，可沿上下方向产生渡动；或用指尖按压静脉，向远端推去，则这段静脉就空虚了，证明这段静脉内的静脉瓣将近心端静脉血控制返流了。这时，立即提起手指，可见空虚的静脉很快充盈起来”【8】。

    古代医家对比较虚弱的病人通过对内踝部位大隐静脉“脉气”的观察，是可以掌握一些生命信息的。内踝弹诊法，促进了人们对“脉气”的认识。这是内踝弹诊法能够诞生的根本原因。但临床使用价值有限。秦汉医家在临床上，常用观察经脉与络脉的虚实判断疾病转归，指导临床治疗。及《素问·离合真邪》“……必先扪而循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这正是《灵枢·刺节真邪》“……必先察其经(脉)络(脉)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等资料能够保存下来的根本原因。

    3．三部九候诊法

    三部九候诊法是以络脉诊法及动脉搏动为基础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脉象学诊断法，因涉及三与九，历代学者均认为它与术数存在一定关系。从原始中医学中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与发展讲，它是我国经脉学说及原始临床医学诊断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三部九候论”者们实际上是在总结了先祖们比较混乱的临床经验——人体各部络脉存在虚实、经脉存在搏动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素问·离合真邪论》《素问·八正神明论》诸多篇章中都有论及，但以《素问·三部九候论》最为正统，它的最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在头部的三候，如“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

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认为上部“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由此说明了头部的天地人三候部位为临床中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含下诊断)提供了依据。但在三部九候的全篇中对于中部三候定位于手太阴、阳明、手少阴；下部三候定位于足三阴经，此一情况与上部之天地人依动脉搏动部位之定位方法不同；且在中部定位仅见太阴、少阴，未见厥阴，好似反映了十一经脉理论，说明三部九候篇撰著时间约在秦汉之交。但又插入“阳明经”，至少存在意见不一。从三部九候全文分析：除载内踝弹诊法外，“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及“经病者治其经，……”与三部九候关系不大，似有不同学派的材料收入其中。三部九候诊法反映了古人采用局部脉象了解局部疾病的观念，使用较为麻烦，又难以用于内科疾病的

诊断。更主要的是在三部九候中，上部天地人之气口明确，中部及下部之气口均十分含混，难以掌握，反应了三部九候理论的不成熟，不久被淘汰。

    4．脉学诊断法概述

    脉学诊断法是在既往五色诊、络脉诊(含内踝弹诊法)及三部九候法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脉学诊法起源于对经脉功能认识上的深化，起源于认识到经脉存在搏动，经脉主病及“是动则病”的认识过程，在发展中经人迎、寸口脉法至独取寸口，后代学者又将寸口脉法分作三部九候，可称之为“寸口三部九候”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道路。脉学诊断法的基础是动脉的搏动，是医家在切脉过程中根据动脉搏动的性质判断生理和病理过程的新型诊断方法。在脉学诊断法的早期阶段如《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记载“揗脉如三人参舂”(相当于现代三联律)，如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记载的脉象之盈虚、滑涩、动静都是秦汉医家在切脉过程中对动脉搏动的实际感受，是对心脏及循环系统生理功能的客观反映。当代学者多将“三人参舂”及相脉之道的三组脉象视为早期脉学诊断法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相脉之道的原文中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内容。为便于分析起见，将这段原文抄录于后：

    “相脉之道，左手踝上五寸(原文缺，依《素问·三部九候》补之)案之，右手直踝而弹之。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足之太阴，臂之太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

    对于上述原文，学者们在讨论中都认为保存了我国早期脉学原貌，这一结论大约没有问题。近数十年来，由于许多学者对秦汉脉学诊断进行“考证”、“考源”，为我们对古脉学诊断法的认识开扩了视野。根据学者们展现的脉学诊断法发展概貌，对上述原文可作如下分析。

    上述原文可分作三段或三个层次。其一，“左手踝上五寸案之，右手直踝而弹之”属内踝弹诊法的内容，属于络脉诊法范围，它与后文三组脉象无直接关系。其二，“它脉盈……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三组脉象，虽都是依脉象判断生理病理的，但稍作思考，还有区别。第一组盈虚脉象可以是医家对病者某一络脉的视诊，也可以是医家切动脉或推按静脉的结果。第二、三组脉象，滑涩、静动则是专指以手切气口(动脉)感触的描述。其三，“夫脉固有动者”，以下文字讲的是医家对本来就处于动(气口脉搏的搏动)的经脉在切循中要参考正常状态的搏动，只有当它的搏动较正常状态疾迅时，就表明这条经脉生病了。后一句“有过之脉”是对“疾则病”的总体认识，这里没有记载气口(动脉)之虚弱情况。由此看来“相脉之道”原文证明：相脉之道诊法确属早期脉学诊法；秦汉时的脉诊法离不开“望、切”，

后世望、闻、问、切四诊与相脉之道一脉相承。

    四、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有关问题

    我国自商代起医家们或者巫卜师们在依病人体表症状给疾病命名中就不自主的引出了原始中医学诊断方法的起源。那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诊断方法。但甲骨文中的“疾蛔”，《五十二病方》中的“漆疮”，都属直观的病因诊断法，反映了依病因给疾病下诊断的历史过程。后世由于医疗经验的积累，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完善了病因诊断法及其他诊断法。

关于脉学诊断方法的起源，源于人们对“脉”的认识过程；源于医家们自身患痈病过程中对病灶局部跳痛的感知。这是秦汉时期人们总结出“相脉之道”中“它静脉，此独动，则生病。……”的根本原因。

    秦汉时期，由于经脉学说——人体调节理论和临床医学的迅速发展，给疾病归类命名及临床诊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属于临床诊断方法的五色诊法(络脉诊法)，脉症法，三部九候诊法，四时脉法，相脉之道、人迎、寸口法等先后用于临床，脉学内容之丰富，真乃令人眼花瞭乱。从切脉诊法讲，“相脉之道”中的盈虚、滑涩、静动三组脉象最为原始，质朴无华与临床表现一致。《内经》中的许多脉象如人之常脉分作大小、滑涩、浮沉；四季脉象如弦、钩、浮、营(沉)；用阴阳指导脉象者如疾徐、实虚、浮沉、滑涩等的分类与描述，都与相脉之道脉象存在渊源关系。脉象学早期的发展与对脉象的描述，是当时医家们对对临床经验的

总结，它所反映的人体生命信息，实质上是通过循环系统的功能状态表现出来的。然而，在今本《内经》中，有近30篇文章讲述过脉象或脉象诊断。有学者统计《内经》脉象名词多达50余种，反映了那一时期脉学派别之争，学术界的混乱及脉象学中术语的规范化等都存在问题。此外有学者指出：脉学在起源与发展中受到术数学的干扰；在脉象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五行哲学思想指引下与五脏相配，引出肝脉、肾脉、脾脉、胃脉；或者认为“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的时候，已将朴素的脉象学引入了不可思议的紊乱状态。从自然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讲，有一位学者指出：“当哲学思想、概念与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联系时，自然科学知识既有向理论跃进、升华的一面，也有被引向脱离客观实际，牵强附会的危险”【9】，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肝脉、肾脉等，正足在五行哲学说的影响下使本属古朴的脉象学诊断走向了牵强附会的危险境地。

    传统中医理论的诊断步骤是：单、闻、问、切四步，具有规范化意义。用唯物史观分析，四步诊法的产生有一个历史过程。甲骨文中给疾病命名仅限于“视”(直观)到反映秦汉时期的张家山《脉书·疾病篇》时已有了闻和问。如《疾病篇》给“火疢(chèn)的命名是：“在身、炙痛已行身，为火疢。火疢，赤气也。”其中反映了医家问病人病程，病人讲自己的感受答到“炙痛已行身。”“赤气也”是医家根据病情对“火痰”病因的认识。在《疾病篇》中，医家对“内瘅”(全身性疾病)的认识分十种疾病进行描述，在每一疾病的描述中都包含了望、闻、问过程。如“身、面、足、腑尽盈(水肿)，为庐张(胀)”；“腹盈(腹水)、身、面、足、胻尽肖(消瘦)，为水”；“头身痛，汗不出而渴，为温(瘟病)”等。在张家山《脉书·疾病篇》中未见依脉象诊断疾病的，说明《疾病篇》成书较早；或者《疾病篇》的作者尚不知道利用“相脉之道”诊断疾病。但从《疾病篇》中的“脉浸”，“左右血先出，为脉”分析，《疾病篇》成书时期离经脉主病与“是动则病”的提出已为期不远。这正是张家山《脉书·疾病篇》之后收录《阴阳十一脉灸经》及《相脉之道》的重要原因。

    原始中医学中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是多途径的，望、闻、问是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最古老的诊断方法。切脉诊法起源于经脉理论发展至较为完善之后；依切脉诊法的萌芽过程中切脉方法分析，派别重生，名词繁多，切脉方法难以规范。更有甚者，由于五行哲学说的界入，将古朴的脉学诊断法部分的引向脱离客观实际，走向牵强附会的道路。数百年后，当王叔和撰著《脉经》的时候，脉学问题得到了初步规范，反映了晋代前后医家们的一些认识。当我们将脉诊法的有关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于澄清古代脉诊法，促进脉诊法的正常发展，促进中国医学的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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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大伦. 张家山汉筒《脉书》校释.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3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46～152

4、5  严健民.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胡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3)：6～7

6、9  廖育群. 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 中华医史杂志，1990（4）：193～198

7  彭坚. 帛书《脉法相脉之道》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3(2)：102~105

8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34

第十一章  从《庄子》看庄子时代的医学概貌

    提要：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抨击了那一时期社会上层人与人之间的假仁假义行为。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抨击社会时弊时，巧妙地引用了当时的一些科学成就，其中包括那一时期的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医学史料，为我们探讨《内经》成书以前数百年间医学水平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压子时代  医学概貌

    今本《灵枢》、《素问》两部古书，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中医学专著，历代学者多公认两书合称《内经》，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但《素问》曾由唐王冰撰注，并补入七大论。今本《灵枢》南宋史崧于公元1155年依“家藏旧本”进行校正，难免羼入后世医理。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虽然肯定抄录于公元前168年以前的若下时间内，仍不能表明《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因此在研究我国古代医史发展过程时，难以利用上述三部古医学史料论证战国中期我国的医学概貌。庄子的生活年代综合各家之说，约生活于公元前375～275年，《庄子》一书是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数十年间论著的合集，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之前，虽不属医学专著，却蕴藏着丰富的医学史料，有些内容是在其他史料中从无记载的医学史料，因而十分可贵。细读《庄子》中取当时的医学成就与其他事物进行类比的有关内容，对于认识战国中期我国原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概貌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认为：不论中国的、外国的医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从《庄子》中所反映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水平论证战国中期的医学概貌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庄子时期的基础医学

    在庄子以前的许多资料中，都有取形体、四肢、耳目、腹肠与其他事物进行类比的记载，只不过年代越远久，类比越简单就是了。到了庄子时代，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许多论述中取当时的医学成就与其他事物进行类比，保存了战国中期的几则人体解剖知识，值得重视与探讨。《庄子·齐物论》说：“百骸、九窍、六藏骸而存焉。”《庄子·田子方》讲“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百体”即“百骸”。“百骸、九窍、六藏”都是人体解剖学概念，分别探讨于后。

    1．“百骸”——战国中期的骨学理论

在甲骨文中创一个骨字作怼，它是对人体骨骼整体骨架的描绘，证明公元前1300年左右我国先民已经关注人体骨骼结构了。1000年后到庄子时期，《庄子》所讲“百骸”是什么意思呢?《说文》“骸，胫骨也，”后引伸为凡人之骨称骸。“百骸”，唐成玄英疏解为“百骨节也。”就是说：庄子时代，人们对人体骨骼进行过解剖研究，认为人体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现代骨学认为：人体双上肢至肩可活动关节三十四个；双下肢至髋，可活动关节三十六个，(包括左右髌膝关节面)。再就是下颌关节二个；头颅、脊椎可活动关节二十八，合计一百个可活动关节，恰与“百骸”概念一致。“百骸”二字虽简，却是一幅完整的人体骨架呈现在我们面前。

庄子时期我国的人体解剖水平如何?《庄子》没有记载，其他古籍也没有记载。但《庄子·养生主》为我们留下了庖丁为文惠王解牛的故事，反映了战国中期我国动物解剖(解牛)的水平，值得借鉴。文中描述庖丁解牛之过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可见庖丁解牛之雄姿，栩栩如生，连解剖骨肉的声音“砉然响然”都描绘出来了。文惠王赞庖丁问：你解牛的技巧为什么这样高明?庖丁回答说：我解牛时间长了，知道牛的骨架结构的道理，是根据牛的骨骼解剖结构进行解剖的。刚开始解牛时，我看见的是一头完整的全牛，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现在解牛时我知道一头牛可分作头、颈、四肢、百骸，是由“枝经肯綮”连接起来的。由于我知道了牛的骨骼结构特点，所以我在解牛过程中“以神迂而不以目视，官知(凭感觉)止而神欲行，”顺着各个关节间隙将大骨节的同隙剖开，迂到筋骨盘结的地方，我就顺着骨缝，小心用刀，刀尖微微一挑，盘结的筋骨就解开了。……”可见战国中期我国的动物解剖水平之高。根据远古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同步发展的道理分析，及自殷商起，奴隶主们常杀奴隶的情况分析，战国至秦汉之际，我国的人体解剖知识应当有了一定水平，它正是在“巧屠”的协助下可以“度量五藏及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汉书·王莽传》)的根本原因。也是战国中期医家学者知道人体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的根本原因。

2．“九窍”——战国中期的比较解剖学概念

我国古籍《礼记·乐礼》曾讲“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是讲胎生者夭折于胎，卵生者夭折于卵的，没有讲窍孔问题。关于“九窍”是什么意识呢?在《庄子》中讲“九窍”者共三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九窍”的最早记载之一。《齐物论》中讲：“百骸、九窍、六藏”，《达生》中讲：“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在《知北游》中则讲：“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之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知北游》将战国中期我国的比较解剖学知识(胎生和卵生)摆到了我们面前。所谓“九窍”，系指动物头面部的耳、目、鼻、口共七窍，再加上“前阴”和“后阴”二窍，合为“九窍”。在古代医家、学者看来，“九窍”的共同特点和作用是沟通体表内外的通道，是可贵的。《知北游》的作者指出：“九窍者胎生，人窍者卵生”，这种正确的结论，不可能属于信口开合，它应是当时的学者们作了广泛的调查之后的结论，属于比较解剖学概念。我们知道：胎生动物(包括人类)，其大便排泄与生殖，是由肛门与产道分别完成的；而卵生的动物，其排泄、生殖器官在接近体表时共为一腔，称泄殖腔，所以前者共为九窍，后者为八窍。《知北游》的这一记载，将我国的比较解剖学的产生年代，推进到了两千三百年以前。

3．《庄子》中的基础医学理论——藏腑学说

先秦时期我国学者对于人体内部器官有了一定认识并给内脏器官命名，后来逐步产生了脏和腑的概念。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建立在内脏器官都具有情感、思维基础之上的。我国人体器官情识论反映在先秦的许多典籍之中，是我国原始思维的特征之一。《尚书·盘庚》“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说明殷商时期人们认为心、腹、肾、肠都具有同等的情感与功能。在《诗经》中曾将“肺、肠”与“心”并列舒发情感。《大学》亦讲：“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先秦学者们对于脏腑具有情感、思维功能的认识，在《庄子》书中有了进一步发挥，成为构建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传统中医理论中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人体“脏”和“腑”的概念起源于何时？回顾史籍，《商鞅·算地》讲到“劳其四肢，伤其五脏。”商鞅约生活于公元前390—338年，他非常明确地将“四肢”概

念与“五脏”概念并论，可能在那一时期，学者们对于“五脏”的概念已经比较明确了。比商鞅小二十余岁的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庄子》一书中对人体脏、腑的记载有了新内容。《庄子·骈拇》说：“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脏哉! ……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潘僻于仁义之行。”《庄子·在宥》说“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脏，无擢其聪明，……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气血以规法度。”在《庄子》中还讲到“穷有八极，达有三必，形有六腑”以及《列御寇》等记载都包含了战国时期十分宝贵的医学史料。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些史料呢？

    《庄子》书中有一个基调，即不是正面歌颂某一科学成就，而是采用当时已经知道的科学知识类比于想说明的某一事物。如《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夏蝉)不知春秋”，是当时已知的动物学知识，作者用于与相传彭祖之长寿类比，起到了宣染的作用。《骈拇》之立题就是为了批判上层人物中的假仁假义行为。文中开卷便引当时医学理论中的五脏情识论类比于假仁假义，批判“仁义”是骈枝(强加)于五脏情识论之上的东西。《庄子·在宥》则用“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气血以规法度”评说黄帝和尧舜“以养天下之形”的功德，又指责黄帝“始以仁义攫人之心”。文中讲尧舜为了人民的疾苦到处奔走劳累得“股无肱，胫无毛”。然而尧的行为还是不能改变人心。尧和讙兜产生矛盾，将讙兜放逐到崇山去了。尧舜他们的“罪在攫取人心”。可见《庄子》的落脚点仍在抨击黄帝和尧舜。在《庄子》书中

对于脏腑的记载，最有意义的是《德充符》中的对肝、胆的认识，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意思是说：肝和胆虽然相邻，关系甚为密切，用不同的眼光看，肝属于脏，胆属于腑，他们的形态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就象比邻的楚国和越国的风土人情的情况不同一样。假如庄子时代，没有人将肝和胆作详细地比较与研究，那么，《德充符》的作者们能够这样形象地取肝胆类比于楚越吗?但是“脏”的概念是什么?“腑”的概念又是什么?哪些器官属于脏?哪些器官属于腑都不明确。后世《吕氏春秋》、《淮南子》虽已讲到过脏腑的一些内容，并未讲明根据什么原则对脏腑进行划分。到《内经》各篇成篇时期，许多篇章中都反映了五脏六腑的不同功能，逐步揭示了五脏六腑的一些新概念。我们分析：两汉时期人们在对人体脏腑解剖的过程中认识到：“……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

肠也；挟大肠者，肾也，……”(《灵枢·五色》)以及“五谷入胃，则胃满肠虚；食下，础肠满胃虚”现象。上述认识成为那一时期人们探讨消化(六腑)生理功能的基础。《灵枢·本藏》讲：“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灵枢·卫气》并讲：“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本藏》和《卫气》对于脏腑生理功能的认识基本一致。关于精神魂魄，当指“五脏”各器官都具有情感和思维能力。与两周以降五脏情况论一脉相承。但是它们对五脏六腑的划分原则仍然设有说清楚。到《素问·五脏别论》成篇时，将其划分原则讲清楚了。说：“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六腑者，转化物而不藏。”这就是通俗讲的“五脏藏而不泻，六腑泻而不藏。”它们都是建立在胸腹解剖基础之上的。我们仍以《德充符》之肝胆为例：古人在解剖过程中看到肝没有管道与外界相通，其功能是“藏而不泻”，而胆则有一条管道通向十二指肠，胆囊中的胆汁排泄于十二指肠，其功能是“泻而不藏”这才是将肝划入脏。将胆划入腑的原因。其他如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都有管道向下排去，直至排出体外，这才是“腑”“泻而不藏”的根本准则。所以《德充符》告诉我们：庄子时代，我国中医的基础理论——脏腑学说基本形成。到两汉时期在人体解剖过程中当十二经脉理论形成以后。逐步使脏腑学说丰富与固定下来。

    二、庄子时代的临床医学

在《庄子》中，对于临床医学的反映面较广，言简意深，内容丰富。以下简录几则。

1．《庄子》对致病因素的认识

人是怎样生病的?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当今临床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庄子·德充符》说：“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人之“好恶”属于情感，甲骨卜辞中的“王心若”，《周易》中的“心惕怵”，都与人之“好恶”有关。《庄子·达生》指出：“忿涪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  《达生》的这则记载，以非正常的“气”为因素展开讨论，指明了基本属于生理状态的“怒”和“忘”与“气”的关系，同时又讲到当人对某种事物的出现感到不能接受的时候，在思想上产生忿忿不平的忿怒感，可以伤人。

正如《内经》中的“怒伤肝”一样，成为战国中期人们认识到“忿滀之气，中身当心，则为病”的重要的致病理论。《庄子·在宥》还围绕情识因素展开讨论，说：“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在宥》的作者将致病因素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不仅讲过喜、过怒可以致病，还将阴阳失调致病理论及四时、寒暑不时致病因素引入医学，当是公元前三世纪早期即庄子的学生们的见解，这一理论被《内经》广泛采用。《庄子·齐物论》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这则致病理论与前述不同，它将人感受湿邪导致腰腿疼痛联系起来，与寒邪致病类似。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记载：婴儿索痉(脐带风)与胎儿临产时在潮湿(羊水湿地)的地上躺的时间长了，受湿邪侵犯有关(如产时之居湿地久)。此观念与《齐物论》一致。《灵枢·顺气一日分

为四时》等有类似记载。在《庄子》中多次讲到“内热之病”，涵义各不相同。《人间世》内热指内心烦焦之疾。《达生》讲内热之疾与《人间世》基本一致。而《则阳》中的“内热发于背”，当指背部的痈疡。《则阳》中的“内热溲膏”属于小便的白浊之症。可见“内热”之病的病因复杂。它对《内经》理论产生广泛影响。

    2．《庄子》对疾病的认识

    在《庄子》的许多篇章中，援引过前人关于人体畸形、耳目疾患(聋、盲)等证，还反映了关于大瘿、痔、喘、漂疽、疥、痈、附赘悬、疣等许多疾病。在《庄子》中是将疾病用于说明其他问题的。说明这些疾病的名称正为广大民众或者医家们公认。其中《则阳》“内热溲膏”较前入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内热溲膏”是热邪侵犯下焦，膀胱所致的症候群，临床表现为“白浊”。《五十二病方》中记载《膏弱(溺)》一篇，讲：“膏弱(溺)是谓内复。”弱(溺)指小便，膏溺即小便时流出的白色物质即“白浊”。《素问·玉机真藏论》讲：“少腹冤热而痛，出白。”这些病症，都与《则阳》中的“内热溲膏”的病症相似。

    3．《庄子》有关药物的记载

    在《庄子》中比较系统地讲药者，共有两处。其一，《逍遥游》记载“不龟手之药”方；其二，《徐天鬼》中讲药物疗效的总体认识。《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拼澼絖(漂洗丝絮)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这则记载简明扼要，陈述了一位常年以漂洗丝絮为生的工人。配制了一种在寒水中漂洗丝絮也不会使手足冻裂的“不龟手之药。”有一位远方来的客人，看中了“不龟手之药”的价值，于是不惜用“百金”买下了这个方剂。客人带着这个方剂去说服吴王，叫吴王冬天与越国水上交战，吴王接受了建议，聘客人为大将，将“不龟手之药”配备给全军，保证吴军将士水战时手足不会皲裂，士气必然旺盛。结果冬天与越兵水战，因越兵手足皲裂，难以应战而大败。这则记载合乎情理，是可信的。那么“不

龟手之药”的组方大致如何?根据秦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中关于膏脂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分析：它的组方，应与动物之膏脂类物质有关。《五十二病方》大约成书于三世纪中晚期，记载283方，其中膏脂类计32方，占11.3％；在《五十二病方》中，动物之膏脂类多用于外伤及慢性皮肤病的治疗。如《痂》病，计24个治方中，动物之膏脂类计16方，占66.6％。“痂”病为皮肤慢性溃疡面上的乾痂；与因寒冷所致的皮肤“龟裂”(皲裂)相似。可以断言：“不龟手之药”的主要用药当为动物之膏脂类组成。战国时期我国外治药物已有很大发展。

    《庄子·徐无鬼》“药也其实，董也(鸟头)，桔梗也，鸡也(鸡头草)、豕零也(猪苓根)是时为帝者也。”就是说《徐无鬼》中对药物疗效的认识是唯物论观念。认为鸟头、桔梗、鸡头草、猪苓根这些普通的草药，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主要看它在治疗中的实际效果。唐成玄英在读了这段叙述后疏解到：“夫药无贵贱，愈病则良，药病相当，故便为君主”。成玄英以实践为基础所作的疏解是非常贴切的。从药学史讲：两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强调上、中、下三品；后世中药理论中又强调君臣佐使。也许药学中的上述理论都来源于战国中期的“……是时为帝者也。”

    在《庄子》书中还讲了许多阴阳理论和其他科学知识如《徐无鬼》关于“夏造冰”理论是“以阴召阴”。在历史发展经过2200年以后，人工造冰已经实现了。《徐无鬼》还记载了音律学方面一次有名的“同声相应”实验，即“于是为之调瑟，废(置也)一于堂，废(置也)一于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这一记载说明《庄子》中的“同声相应”理论是有实验作根据的。因此《庄子》中所反应的医学知识也是实在可信的。《庄子·人问世》“医门多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战国中期有许多开业的医家为黎民百姓的健康操劳。是中华古代的民间医家们为了中华儿女的繁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