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龙伯坚. 《黄帝内经》的著作年代. 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106~113

  3  何爱华. 评龙伯坚的黄帝内经的著作年代. 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1)：62～63

  4  黎志钟. 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接轨、改轨还是铺轨. 亚洲医药，1997，8(10)：95～105

5  高思华，孙天胜. 论阴阳五行学说. 1997中医药博士论坛. 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7 3～12

6  柯云路. 气功大师·前言.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7  苏礼. 扁鹊名实考略. 中华医史杂志，1987(1)：50

8  廖育群. 试论医学起源. 大自然探索，1986(4)：155

9  廖育群. 扁鹊脉学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1988(2)：69

10 傅延龄. 论脏腑的实质. 1997中医药博士论坛.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6～29

11 何裕民. 解构与重建——论中医理论的出路. 医学与哲学，1990(9)：32～35

12 张学义. 我对“解构与重建”一文的看法——也论中医理论的出路. 医学与哲学，1991(8)：55～56

13 何裕民. 对“看法”一文的几点意见——兼评中医界的一种误解. 医学与哲学，1992(1)：54～56

14 甄志亚. 关于我国医史学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 中华医史杂志，1991(2)：65~69

15 李今庸，袁思芳. 对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一点看法. 亚洲医药，1997 (10)：108~110

16 刘洋. 中医学发展的条件和趋势. 中国医药报，1998—2—17

17 蒋永光. 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危机的思考. 医学与哲学，1998(10)：534~535

第四章  再论纪念解构与重建发表八周年

    ——喜读1998年《医学与哲学》

    提要：一门伟大的中医事业为繁衍中华子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部浩瀚的中医学史牵动着数千年来医学学子的心。发端于远古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至两汉时期被载入《黄帝内经》发展为传统中医理论。由于历史的限制，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襄撷了许多不尽人意的历史尘埃，给后世留下了许多难解的悬念。时值今日，一方面科学事业突飞猛进，电子时代日新月异，大量先进医疗仪器涌入医学领域，与“中风”齐名的脑血管意外病症，西医抢救成活率较以往大为提高；一方面传统中医理论对“中风”病理的认识难于突破，中医治疗手段难于更新。中医临床与理论诸多问题，往往使学界陷入尴尬境地。医学与哲学1998发表十

敷文探讨中医前程，许多佳章一时间难于共识。八年前何裕民先生提出“解构与重建”，为我们展现了发展中医事业的必经之路。我体会：对中医学史料的“解构”就是要将那一历史时期的有关理论与其他科技成就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决定取舍，“重建”必在其中。

关键词：当代中医  发展趋向  关于中医文化人文学

一、关于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向问题

1998年度，我国医学界同仁及有关报刊杂志围绕中医发展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如中国医药报发表的“中医学术发展的方法学思考”等等。我这里仅就1998年度的医学与哲学发展探讨中医药发展前景的文章进行探讨，这些文章对于促进今后在中医理论的研究中着重采取“解构与重建”方针对中医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是十分必要的。《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七期(以下凡引医学与哲学一九九八文章，简书某期)发表了“解构与重建”作者何裕民教授的新作《新的世纪，新的契机——略论中医药学的发展》，尽管这篇文章偏重于从“中医药学”方面探讨问题，但何先生强调了对中医理论“重新加以建构”，“首先要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解构”的重要性，促使我们对何先生八年前发表“解构与重建——论中医理论的出路”的回顾，何先生的今文，同样有利于促进新型中医理论的诞生。一期发表了傅延龄、陈非先生的文章《论脏腑实质的演变》，这是一篇思想较为活跃的论著，作者首先指出：“在古人认识脏腑的早期，脏腑是指在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解剖器官。然而随着中医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脏腑逐渐演变为人体整体功能的划分。也就是说，解剖器官的脏腑演变成了功能划分的脏腑”。全文由此展开讨论，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部分一脏腑进行了“解构”性的讨论，对重建中医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在“初期，解剖器官的脏腑”中，对《内经》所载早期人体解剖知识进行了扼要分析，指出：“凡此皆可看出，早期的脏腑指的就是解剖器官”。“演变：功能脏腑出现”是作者的第二个论点，认为：“《内经》中的脏腑虽然还留有解剖器官的痕迹，但都不再是解剖器官。无论是在生理功能上，还是在病理上，《内经》中的脏腑都具有了许多非解剖器官的内容”。“随着医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虽然原有的脏腑名称仍然得到沿用，虽然解剖器官中还留有或多或少的痕迹，但毕竟此时的脏腑不再是彼时的脏腑。脏腑新特性，新功能，新病理的提出，这就标志着器官脏腑向功能脏腑的演变。”作者第三个论点是：“原因：脏腑缘何而变。”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当时有限的科技条件下，人们对机体的直观观察还不可能深入到较器官水平更深人的层次。……而人的思维却可以进人到更深层次去认识事物。……选择了‘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的认识方法”。“当推理演绎方法成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以后，中医关于脏腑的认识便主要是从古人对机体整体功能所作的超越直观的理解和认识”。随后作者又从“混乱：器官脏腑残留”，“对策：如何研究脏腑”进行讨论。作者最后说：“对现在已经认识到的人体功能，依据中医原则，在脏腑进行重新划分或补充划分，并将传统的认识进行具体化和深化处理。”强调：“在这样的工作中，要既审慎又果敢地破除一部分传统内容。”不难看出：虽然作者在文中的某些观念值得商榷，但指出了传统中医理论中脏象学说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值得医史界重视的。作者力主对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重要部分——脏腑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作者从脏腑角度阐明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向，也是十分有益的。

二、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

徐以先生撰《中医学现状和中医基础理论的缺陷》一文，发表于一期。这篇文章重点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探讨，其态度是诚恳的。写到：“中医基础理论核心的脏腑学说就建立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用‘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原理推测出人体内脏功能变化。”指出：“该原理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只有内外间的对应关系明确，推测才可能合理、准确。中医学恰恰是缺乏对人体内部的了解。人体解剖支离破碎，生理研究未从体内着手，病理解剖仅有零星认识。不掌握形态，无从谈功能；不掌握正常形态，无从谈病理；更无从谈疾病。缺少这一前提，单依据外在表现推测而得的内脏功能变化，只能是缺乏证据、思辨推理的玄

想”。文中引近年论著说明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可简单克服的问题，作者从脏腑发问：“高度泛化，什么都能自圆其说的超稳定医学理论合理吗?”作者行文流畅，言短意明，所指出的问题，切中中医理论的时弊，值得学界深思。

《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危机的思考》是成都中医药大学蒋永光教授撰著的，发表于十期。蒋先生说：中医“基础理论并未因经验的大量积累而出现质的改变和飞跃，相反保持着令人难堪的稳定”。他惊呼：“中基理论的危机，实质上是整个中医学的危机”。认为：“危机来自于、也表现在理论结构本身”。指出：“中医理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理论内涵的拓展性深化”。蒋先生的意见引人深思，它将成为促进与深化中医理论探讨的动力之一。

三、关于中医文化人文学研究问题

自《内经》成文以来数千年间，中医理论界对中医理论的探讨从来间断，这是魏晋、隋、唐、宋、元、明医学理论有所发展的原因。解放以来，中医事业再度进入辉煌时期，中医学府林立，中医期刊峥嵘，医家心舒志广，学术开拓争鸣。不仅对中医经典文献进行了广泛研究，而且对“经络”进行了多层次研究与探讨，在‘证’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都未能突破传统中医理论的框架，在“经络”的研究中，还歪曲了秦汉经脉理论的本意，导致了当代许多学者的反思。近些年来中医文化学研究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仅1998年的医学与哲学l～11期，就发表有关文章八篇。四期发表白长川《中医人文文化特点与中医现代化》，文章认为：“中医人文文化是有三个层面构成的。即政治层面、结构层面、观念层面。”“所谓政治层面，表现在中医理论运用了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一些名词来表达中医脏腑的功能。如心者，君主之官……”“在结构上是天人相应，形神合一；在观念上是重道轻器”。作者指出：“上述三个层面都离不开人文。所以，在范畴上把中医定为人文科学，在理论上定为自然科学，在学术上定为经验医学”。白先生对中医人文文化三个层面的探讨，发人深省；白先生的“三定论”之缘由似有商榷之处，本文从略。八期有学者指出：对中医文化学的研究，“首先要对中医理论自身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亦即首先剥开中医概念论断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才能研究提高，发展更新”。这位学者的思想，当然也是想从文化学范畴研究传统中医理论，是对中医基础理论进

行解构与重建的反映，他将促进当代中医事业的发展。

在医学文化学研究中，车离、王红漫合作的《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发表于五期，该文具有一定特色，主要观点，切中了要害。文中用了较大篇幅探讨了中西医“两种不同特质的基础理论”，在研究方向问题上扼要分析道：两千年来，历代医家对经典文献研究“并未发展中医学本身，从而不能突破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它仍然保持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神气血，三因病机，四性五味等原有状态。”“由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蒙上文化遮蔽，导致其基础理论科研工作面临文化隔离的困难，缺少对中医药的文化觉醒，是不能作出任何中医基础理论课题立项之合理论证的”。关于今后的研究问题，车、王二位指出：对中医基础理论既不能否定一切，也不应肯定一切，“既然经典文献研究不能导致中医学术本质的发展更新”，已经出现的第三个研究领域——中医文化学研究——对中医基础理论作历史的文化哲学研究就顺理成章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传统状态与现代化之间既不可回避，也不可逾越。首先只有剥开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澄清其医药效验的科学内核；第二步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科学内核进行实验研究，加以提高、发展和创新。这，很可能是中医药学在现代化科学群的发展中的必经之路。”

    毫无疑问，众多学者将研究中医的目光转向“中医文化学”、“文化哲学”是有益的。它至少可以提高人们了解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之渊源关系。作为人类学分支的中医文化学和中医学中的文化哲学都是传统中医理论在中医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产物。比如秦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医理论，具有原始而朴素的特征，它既是中医文化现象，也具有中医文化哲学的特色，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但是，就《内经》形成过程中所裹撷的天文、历法、物候、数理等学科内容之杂，虽对中医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它必然受到历史的限制，对于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讲，无疑是落伍了，应该给予重新审视了。那种认为中医人文文化“即中医的理论是朴素辩证的，是宏观思辨，定性描述的。它的自然观、整体观、疾病观、辩证观是定位在中医人文文化的框架里。”因而指出，“中医现代化只有从人文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假如完全按人文文化特点来规范新型中医理论，在临床中仅保持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宏观思辩”一条，就足以“维持”中医理论的“传统性”而使未来中医理论仍然裹足不前。关于“剥开文化哲学外壳”之后叉如何创新，当然也是医史界应该关注的。假如这种“剥开”就是对中医理论的“解构”，并将应该“重建”的中医理论放到那一相对历史时期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史料之中去考查，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医学文化学的落脚点。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解构与重建”思想既是一个指导思想，又是一把有力的板斧，它将劈开新型中医理论的大门。

第五章  三论纪念“解构与重建”发表八周年

——试述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的“解构与重建”问题

    提要：传统中医理论的发展史蜿蜒两千余年，历代医家们对发展与完善传统中医理论付出了心血。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这是《甲乙经》《太素》、《类经》相继问世的根本原因。下文就传统医学史上的“解构与重建”问题作些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的“解构与重建”

    以心脏和心脏底部解剖知识为基础的，发端于殷商时期的心-经脉调节理论曾经是早期中医理论的核心。这一早期的中医人体调节理论发展至春秋时期，齐鲁地区的学者们已提出“心有四支”的人体四经调节理论【1】。战国晚期发展为十经脉、十一经脉调节论，秦汉时期又修正为十二经脉论。至此我国的人体心-经脉调节论假说趋于完善。但是，在《内经》成书时期，人体经脉调节论仅收入十二经脉理论，而十经脉、十一经脉理论仅残存于《灵枢·本输》等篇章之中，“人有四经”调节论则全未收入《内经》，至使后代学者难以领悟人体心-经脉调节理论的发展全貌与精神实质。由于《内经》中没有全面展示人体心-经脉调节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虽有奇经八脉的零星补入，经脉调节理论也未能成为指导中医临床药物处方理论的主流。加之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实验医学不可能建立，秦汉时期的人们虽对大脑及颅底进行过解剖，对脑组织及颅底经脉有所认识，并创立主持抬足运动的“蹻脉理论”，也未能挽回心-经脉调节理论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相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内经》的成书，除以医学为中心撰集大量的医学史料外，还出于完善中医理论的需要，裹撷了先秦时期的所有天文、历法、数理、物候、原始哲学，甚至包括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等诸方面的史料。在思维方法上大量采用“取象比类”(实为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思维方法，引进气的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中医理论框架，在这个传统中医理论框架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占着主导地位，尤其以社会学为基础组成五行之有君有臣的调节理论引人医学后，得到历代王朝的肯定，逐步发展为脏象学说以后，再加之含有君臣思想的药物归经理论的创立，使传统中医理论根深蒂固，从此指导中医事业的封闭式发展。

    纵观历代医家在《内经》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从各个学科发展了中医理论，《伤寒论》、《千金方》、《诸病源候论》等等新的医学论著不断问世，一度使中医临床实践获得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历代医家们并未满足于已经形成的传统，中医理论框架，近两千年来，医家们多次对于《内经》的理论论述方式提出改进尝试，如《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类经》的问世，便是我国传统医学史上的对《内经》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的反映。这就是本文立论的核心。

    一、《针灸甲乙经》中解构与重建思想

    皇甫谧所处的时代，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魏晋时期，从两汉走来，在‘独尊儒术’的三百年之间，老庄学说倍受时人推重，玄学成为一代风范。与皇甫谧同时代的嵇康、阮籍、王弼等人，既主玄学，又通医理，应该说玄学对那一时期医学理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皇甫谧在撰《针灸甲乙经》时，未受时髦风尚的影响，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皇甫谧对《素问》、《九卷》(《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进行认真分析，指出：这三部古籍，皆黄帝歧伯遗事。且“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因此，他根据针灸临床的需要，下决心对秦汉针灸医理与魏晋医疗实践相结合，“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著一部指导中医针灸临床的医书。

    从总体上讲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针灸甲己经》分十二卷，一百二十九目，以求条理分明。在每一卷中皇氏力主围绕一个中心，从三部古籍中汇集资料再依细目组文，希望说明他想说明的问题。如卷一计十六个细目，文词选用于《索问》、《灵枢》的三十八文中，即从《素问》、《灵枢》的三十八篇文章中选择适当内容重新组合成文，其核心内容是五脏与神在针刺治疗中的作用、五脏六腑之阴阳表里关系、五脏腧穴与五时五色等相配、五脏与五官之关系以及四时、阴阳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可以说卷一是围绕针灸治疗的需要汇集秦汉传统中医理论，是《甲乙经》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全书中有的细目从多方面展开讨论，如卷一精神五脏论第一，皇氏从《灵枢》之《本神》、《素问》之《举痛论》、《宣明五气》、《调经论》、《五脏生成论》等六篇文章中采撷有关资料编撰成文。有些细目

较简明，如卷二脉度第三、经脉根结第五两文，仅从相应的《灵枢·脉度》和《灵枢·根结》篇中摘取一段核心文词成篇，目的在于突出“脉度”和“根结”在针刺治疗中的本意。

    从《灵》、《素》原文讲，皇氏根据某一篇文章之段落意义的不同，重新打乱组文，如《灵枢·脉度》的核心内容。即各脉之长短的度量选入卷二脉度第三外，《灵枢·脉度》中的其他内容则归人卷一中去了。《灵枢·根结》中的其他内容则归人第四、五两卷。将《灵》、《索》原文重新打乱，分别归入《甲乙经》中卷数最多者如《灵枢·邪客》之内容分别归入第三、五、十、十二计四卷之中。《灵枢·刺节真邪》内容则分别归人第五、七、九、十、十一、十二共六个卷目之中。《素问·缪刺论》之内容也重新组合于第三、五、七、九、十一、十二共六卷之中。说明皇甫谧将三部古籍重新编排，“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

其精要”的构思思想和决心。

    前文讲过，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针灸甲乙经》的问世，是我国针灸治疗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我国针灸事业的发展。

    二、《黄帝内经太素》的解构与重建思想

    皇甫谧在撰《甲乙经》时有一个目的，就是围绕针剌理论与实践将《索问》与《灵枢》等三部古书中的内容进行重新组合，撰著于十二卷中。杨上善撰《黄帝内经太素》时，大体采用了皇氏方法。但从《太素》目录十八类三十卷分析，仅卷数就较《甲乙经》多十八卷，说明杨上善撰《太素》时考虑问题较宽、较细。且每一卷都突出一个名字，如卷二摄生之二；卷六脏腑之一；卷八、九、十经脉之一、之二、之三。当我们读到这些卷名就大体知道该卷内容，这是《甲乙经》所不及的。杨上善撰《太素》时，与《甲乙经》比较，选材方法基本一致，如“经脉”三卷，分别选材于<灵枢》之“经脉”、“经别”、“邪客”、“动输”、“脉度”、“寒热病”、。五音五昧”、“逆顺肥瘦”、“卫气”、“根结”及《素问》之“脉解”、“阳明脉解”、“缪刺”、“举痛论”、“刺腰痛”、“痿论”、“皮部”、“经络论”、“骨空”等计一十九个篇目之中。就《灵》、《索》原文讲，亦被打乱，或曰解构，分别收入有关卷目之中，如《灵枢·经脉》就分别收入于经脉之一的卷首及经脉之二的经脉别异和十五络脉之中(未考虑收入佚文的可能)，又如《太素》第十一卷，下设“本输”、“变输”、“府病合输”、“气穴”、“气府”、“骨空”六个细目，分别从《灵枢》之“本输”、“顺气一日分为四时”、“邪气脏腑病形”、“背俞”及《素问》之“水热穴”、“气穴”、“血气形志”、“气府”、“骨空”等九篇文章中选材重组(或曰重建)。《太素》的这种归类法，无疑与《内经》比有他自己的优点。《太素》还于第十四卷起，设“诊候”数卷，设“证候”数卷，第十九卷为“设方”，该卷从《素问》之“汤液醪醴论”、“异法方宜论”、“血气形志”及《灵枢·外揣》等十一篇文章中选材分八个细目加以阐释，这种按诊候、证候、设方等题意归类重组进行论述，都是《甲乙经》所不及的，它适应了临床工作的需要。

    十分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扬上善未能留下前言后序，且原文遗佚较多，无疑给我们的分析带来许多困难，对于杨氏撰集《太素》的指导思想，我们无从得到更多的史料加以说明；对于《太素》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关于《类经》的解构与重建思想

    明朝的二百七十五年间对于中国医学史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明初，自朱元璋起，为克服元朝时弊，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如鼓励人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对于手工业和商业，采取了减轻赋税的政策，促进了造船业、桑蚕业、纺织业、印染业以及商业的发展。明代提倡理学，朱熹之《通鉴纲目》成为明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该书采用分类法将纷乱史事重新分类，立纲为提要，设目以叙事。用分类法整理史料对医学界是有影响的。元末明初，滑寿就将《素问》分作十二类完成《读素问抄》，现收于汪机之石山医案。十四世纪中叶医家楼英编《医学纲目》，十六世纪李时珍编《本革纲目》，都是历史上的光辉巨著。自唐以来，医学中的天命说、运气说占据一定地位，明代再起。明中叶虞搏抨击天命运气；那一时期韩立主医案格式，都是明代医家的骄傲。张介宾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撰《类经》的。张介宾“幼禀明慧，自六经以及诸子百家，无不考镜”。张氏在临床中“恐《内经》资其白用而不能与天下共用，遂乃著而为《类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内经》的研究，在于“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如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这就是张氏对《内经》进行解构，重建《类经》的指导思想。

    《类经》三十二卷，前二十八卷可分作十一类，三百四十九门，加实际为复习题纲的“会通类”(第二十九至三十二卷)共十二类三十二卷。从卷数与分类方法讲，《类经》与《黄帝内经太素》相似。张氏将《内经》之内容“颠倒一番，从类分门”者如第七、八、九卷为经络类，计三十五门，分别取材于《灵枢》之“经脉”、“经别”、“经筋”、“本输”及《素问》之“五脏生成论”、“气穴”、“气府”等二十八篇文章之中。在其他十类中组文情况与此一致，不必赘述。但是《太素》中没有收集运气类，而《类经》中则从二十三至二十八卷计四十四门探讨运气学说。究其原因，大约与七世纪早期杨上善撰《太素》时《素问》中没有“天元纪大论”等七文有关；而张介宾撰《类经》时则《内经》中已有王冰补入的运气七篇了。

    前文我们初步探讨过《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类经》中的解构与重建思想，在何先生《解构与重建——中医理论的出路》发表八周年之际，用“解构与重建”思想重新审视上述史料是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上这些重组的医籍，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医事业的发展，而且给予当今中医史学界不少启示，说明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没有更多的考古史料可作借鉴，如甲骨文字没有出土，难以将中国医学史上朔至殷商；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科学知识如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作基础，没有开展人类原始思维的研究，对人类原始思维处于空白，不可能将我们的思维引向

深入；没有动员更多学者对古代医史进行多层次研究的条件。因而他们对《内经》理论“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的解构思想及“然后附意阐发”的重建思想，只能在“分类学”的指导下原地踏步，不可能突破两汉以降形成的传统中医理论框架。

    现在不同了，自《类经》以来的三百余年间，尤其近百年来，人体科学随着突飞猛进的科学事业飞速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在前人对诸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了；我们已经可以借助考古史料挖掘出我国的人体解剖史起于殷商人们对心脏的解剖；我们已经可以澄清我国的医学理论始发于人们对人体调节理论的探讨；我们已经可以探明我国的人体心脏-经脉调节理论已经走过了“人有四经说”、“十经脉”、“十一经脉说”和“十二经脉说”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已经阐明秦汉以远中医理论的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能够将秦汉中医理论、魏晋及唐宋元明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的基础。愿中华医史理论界的同仁们在解构与重建思想指导下，将传统中医理论立足于各个时期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排除历代社会科学对医学理论的人为影响，重新审视传统中医理论，为早日振兴中医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3)：6～7

第六章  秦汉经脉理论研究求共识

    提要：秦汉时期包含经脉和络脉理论的经脉调节理论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被学术界简称为“经络”，甚至“经络”成为习以为常的口头禅。当针刺疗法的疗效被更多的临床经验肯定时，学术界和医学科学界便逐步展开了“寻找经络实体结构”的运动，以及皮肤电阻研究、经络感传研究等等．至1999年底又提出“人体虚体调控系统”，又有五个单位联合提出“经络物质基础之谜有望揭开”，时值2000年，仍有报道：“初步证实了一些与经络有关的物质及理化特性”(健康报2000．4．22)。我们承认：上述各类研究，都属人体生理学范畴，它们都不可能揭示“经络”的本质。因为“经络”从秦汉经脉调节理论中分离出来便构成了一个误区，许多学者提出“反思”，仍然难以冲出这个误区。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秦汉经脉学说起源及当代“经络”新论》中用十二章探讨了秦汉经脉学说，虽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希望将这些粗浅研究作为基础，求得学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解构与重建方法，继续从各个方位探讨与重建新型中医理论。

    关键词：奏汉经脉调节论  求共识

    中医理论的起源是建立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中医理论框架形成于殷商至两汉之间的千余年间；中医理论研究的核心是人体调节理论；在中医人体调节理论中心经脉调节论是人体调节论的主纲。上述内容便是中医理论的真正特色之一，已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作了较为详实的回答，论证了秦汉经脉理论的创立过程。以下分四个历史时期简要复述于后。

    一、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及其经脉的认识过程

    我国历史发展至殷商时期，各类原始科学口头文化已盛行数千年。如8000年前的万年仙人洞有红陶片出土，到仰韶时期彩陶发展飞速；河姆渡文物证明：7000年前我国已有人工种植水稻；属于仰韶文化的陶盆内画有人面鱼纹图像，可以认为这是早期人类开始探讨耳、目、鼻、口生理及其解剖部位的尝试。由此我们不难推知：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有了交流生产经验的需求。根据原始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分析：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人们，尤其是各个行业中间对于本行业非常感兴趣的人们，他们对他们那个行业中的原始知识掌握的多一些，他们在实践中又比较地善于理解与总结自己的感知与经验。在原始社会条件下，行业知识的传承就靠耳闻目染，言传身教，是原始口头传授文化的特征。从原始文化交流讲，可分作原始制陶口头传授文化，种植农业口头传授文化，耳目生理及解剖部位口头传授文化等．还有原始天文知识口头传授文化，原始历法口头传授文化，原始编织、纺织、印染口头传授文化等。殷商时期的文化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殷商时期的手工业如养蚕、丝织、冶炼、铸造、造房、各类木工、各类制陶等等，无愧为号称百工。殷商时期已由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发展为奴隶制度，居于上层社会的人们。攫取了人民创造的各种成果，同时也集中了一批精通于各个行业的人们，为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促进了原始科技包括文字的发展，同对也促进了人们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探讨。在人体生理方面，耳、目、鼻生理最早为人们感知，从甲骨文心字分析：殷商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心脏。也许因为人们在宰杀牲畜时，或者统治者们在活剖奴隶的胸腹时看到过心脏的博动，促进了他们对心脏生理功能的遐想．成为迫切要求造出一个心字的动力，从而促使造字者们先后用了200余年的时间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现代解剖证明这七个孔窍是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肺动、静脉孔和主动脉孔证明殷人的结论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殷代的造字者们先后造出了五个心字，其中三个心字内描绘了心内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毫无疑问，向上的瓣膜指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向下的瓣膜主要代表左右房室瓣。殷人的描绘也是正确的。在五个心字中，后一个心字作大约创作于商纣王时期，它的特点是在心脏底部描绘两条线。春秋齐鲁地区心字作或，心脏底部划作四条线，战国至《说文》从之。很清楚《说文》中的心()字是从殷商时期演变来的，它代表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这四条大经脉就是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发至主动脉弓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殷人在心脏底部描绘两条线也是与解剖一致的，是有深刻内涵的。这“内涵”在于他们认识到心脏底部的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作用。到春秋齐国提出“心有四支”，成为“人有四经”调节理论的重要依据。殷商的末代君主封王曾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这意识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因此，他借机下令杀大臣比干，验证心是否真有七窍。“圣人心有七窍”证明那时的人已认为人的思维功能是心脏完成的。这一思想(假说)影响我国三千余年。发端于殷商时期的人体心-经脉调节论引出一段热热闹闹的发展过程。

    二、春秋齐国的人有四经说

    春秋齐灵公时期(公元前580年前后)先后造了一只鎛和一座钟，均依叔候命名，叔候缚铭的心字作，叔候钟铭的心字作，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四十年后齐景公说了一席话：“寡人之有五子(五位谋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这故事的起因是齐景公到“畈”去打猎，十八天不回朝主事。大臣晏子急了，劝景公回朝主事时，景公讲了上面的话。意思是说：我有五位谋臣在朝处理各种事务．好比心脏有四条经脉支配着全身的功能．心脏有四条经脉管理着藏腑、手足，心脏很安闲。我有五位谋臣为我主事，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齐景公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反映比齐景公早约一个世纪的《管子·内业》讲：“凡心之刑，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这一记载证明公元前七世纪又有人见过活体开胸时心脏在胸腔内跳动(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的情景。“灵气在心”当然是指心脏具有思维功能。《内业》证明，景公的讲话精神，是齐国的先祖们传下来的，后世《庄子·外物》又讲：“心若悬于天地之间，……胞有重阆，心有天游”。都应看作是古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见到过心脏悬于心胞膜内跳动情景的。《淮南子》说：“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淮南子》点明了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全部作用。今本《素问·阴阳别论》中记载：“人有四经十二丛”。“人有四经”指“心有四支”，源于殷商是没有问题的。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当“四经说”不能满足已经发展了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要求的时候，人们又在四经说基础之上创立十经脉【1】、十一经脉理论。人有四经说假如从殷商算起走过了千年里程，可见古代科技发展周期之长。

    三、秦汉十一经脉说

    本世纪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后来又在江陵张家山出土汉简《阴阳经脉篇》，与马王堆《阴阳》内容一致。马王堆帛书抄于公元前187年以前，至少著录于秦汉之交。帛书出土以后，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共同认识是：《足臂》、《阴阳》经脉循行点比较简单，绝大多数经脉向心性循行，各经脉之间没有相互勾通，分支极少，经脉和络脉与内藏没有联系，是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作品。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第180~193页专立“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几个问题”中对其进行了探讨。我认为：《足臂》《阴阳》除上述特点外，其经脉循行方向是依人体四肢浮见于皮表之下的“经脉”为基础论述的，创立十一经脉理论的作者们很可能对人体皮下大静脉进行过“扪而循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的观察。如对浮见于四肢的

大静脉顺静脉向下(离心方向)推按时，则因静脉瓣控制了血液反向流动，被推的静脉段(静脉瓣以下的一段静脉)低平，空虚的界限十分清楚，提起手指，可见血液很快从远端向上冲去。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结果，便成为经脉向心性循行的理论依据。又如：在《足臂》臂太阴脉和臂少阴脉的起点与循行问题的介绍中，两脉的起点直接从“循筋上廉”和“循筋下廉”讲起，“筋”成为两脉的分界线。两脉之间的“筋”在什么部位呢?根据现代解剖知识分析，这“筋”便是掌长肌键。请作试验：掌心向内伸出前臂，将手掌稍向后扬，便见掌长肌健微起，触之坚硬，古人便以这条处于中界位置的“筋”(可见、可触)作为臂太阴脉和臂少阴脉的分界线了。上述两则说明经脉学说创立早期部分内容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的。其实以“足”和“臂”为主语的十一脉灸经，强调的就是建立在足(胫径)臂(臂径)静脉基础之上的经脉主病和按经脉施受的早期经脉理论。

    我们讲人有四经说向十一经脉理论发展是因为临床进步的需要，这一点首先可从疾病命名窥见一斑。温少峰、袁廷栋二氏从殷墟宫廷卜辞中将疾病归类为34种，概括了那一时期的疾病命名情况，其中依原始解剖部位命名者占半数以上。周王室对疾病曾有命名，如“四季有疠疾，春有瘠首疾，夏有痒疥疾……”以及“肿疡、溃疡、金疡、折疡【2】”等，可见周室给疾病的命名方法是以临床表现为主的。至少著录于秦汉之交的《五十二病方》其疾病命名方法亦多依临床表现为主，然而张家山出土的汉简《阴阳经脉篇》篇后记载：“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按经脉归类疾病，有一目了然之感。在上述史料中突出了脉与病的关系，

揭示了经脉主病。当我们重温各经脉原文格式时，《足臂》之论述格式为“……其病……诸病此物者……”，这是单纯的按经脉归类疾病的叙述方式。《阴阳》则不然，他的论述格式为“是动则病……是×脉主治，其所产病……为×(数)病”。《阴阳》首先讲的是疾病的诊断问题。根据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记载，“是动则病”是“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的简述形式，是古典痈病、齿槽脓肿等病的诊断方法，是早期脉象学的内容。“是动则病”理论被《灵枢·经脉》继承，其论述形式是……是动则病，……是主×所生病，……为此诸病。”它的原形来源于《足臂》和《阴阳》。但是，汇集《灵枢·经脉》篇的作者们只见到“是动则病”四字和“产病”(将产病改作生病)及《足臂》残留句“诸病此物”并将其改作“为此诸病”。因此给人以囫囵吞枣之感。汇集《经脉》篇的作者们未见到“相脉之道”的三组脉象，不知“是动则病”就是“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的简称。因而为后世留下悬案，闹出了“是动病”与“所生病”的千年纷争。从《足臂》和《阴阳》分析，创立原始的脉象诊断法，也是创立十一经脉理论的动力之一。

    四、两汉十二经脉理论的形成

《素问·阴阳别论》的汇集者开篇就讲：“人有四经十二丛”，但是在全文中这七个字的本意没有解清，后世注家多回避。或者将“四经”解为“谓四时之经脉也”，此解真乃天壤之别。但后人从无反驳，因不释“人有四经”的真意。前文已讲：我国的“人有四经说”源于殷商至《淮南子》，它是解释人体调节理论的。用现代解剖讲：“人有四经”是指心脏底部显露于心胞膜之外的四条大经脉，“十二丛”则是由这四条大经脉分支出去的抵于头颅和四肢末端的动静脉主干，“人有四经十二丛”是整个《内经》继承早期经脉理论的唯一的一句。

出土医史证明：秦汉之交流行的是十经脉和十一经脉理论，已如前述，两汉时期我国原始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星象术、丝织、印染、古文字、造纸术、交通运输等都在飞速发展，两汉医学的发展更为人所共知。其中十一经脉向十二经脉发展代表了两汉医学理论的辉煌。十一经脉理论在创立过程中虽然已可按经脉归类疾病，已可根据经脉由“静”而“动”诊断疾病了。但仍不能适应临床发展的需要，如人体调节与心脏无关，不能反映五脏六腑的动态，虽然气的思想引入医学后，提出了精气(经气)神气等概念．但对精气(经气)的流动方向问题尚未解决如环无端问题。因此那时的经脉学家对十一经脉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在改造中调理、增补，作了大量的人为安排。那时经脉学家们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解决精(经)气在经脉内的循行问题，西汉早年已在权贵者中流行着一种养生思想叫作“君若欲寿，则顺察天地之道。天气月尽月盈，故能长生；地气岁有寒暑，险易相取，故地久而不腐【3】。”这是一种对自然现象进行总结后产生的最为原始的周而复始理论在两汉养生家中的反映。我们知道天象表明：太阳东升西沉一日之周而复始，月尽月盈的一月之周而复始及春萌秋杀的一年之周而复始现象在丽汉时期已成常识。当经脉学家们在探讨经气流动同题将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引入经脉理论是很自然的，也是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天人合一整体观)类比思想的结果。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假如仍依“阳脉十

二、阴脉十”之十一经脉理论排列，经(精)气就不可能在经脉内顺阴阳表里循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需使十一经脉向十二经脉发展，在手阴经中加入厥阴经脉。然而有一点被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忽略了，就是厥阴经应在少阴经之后原则，他们偏将手厥阴排在太阴和少阴之间，引起了不步混乱。上述史料证明《经脉》篇中三阴经、三阳经在臂胫周经上的排列顺序及经脉循行路线的安排，全是人为的，是遵守一定人为原则安排的。

经脉理论在发展中还应考虑脏腑问题。秦汉以前为五脏六腑，与十一经脉相适应，当周而复始理论引入医学后，十一经脉与十一脏腑都不适应，加人手厥阴心包经问题就解决了。但经脉与脏腑相配必需将五行学说引入。五行学说如指金木水火土五要素用其解释自然现象，应属古典自然科学范畴，自邹衍将五行木火土金水用于社会学方面推演五德终始，使五行学说披上了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属社会学范畴了。秦汉五行学说的社会学属性是不可忽视的。经脉学说引进五行后在发展中很自然地又引入了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认为心属火，心者君主之官。将社会学内容引入医学，在当时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它埋下了后患，严重影响

了当今中医的振兴。在改造十一经脉理论过程中，当五行配五脏后(此说当然有矛盾)，对于阴经和阳经必须与其发生关系，于是提出“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这一原则要求作到：阴经在循行过程中属于脏而络于腑；阳经属于腑而络于脏；由此确立脏腑之阴阳表里关系。此外还应考虑腹之上部胸腔内的肺、心、心包与手阴经相配；腹之下部的肝、脾、肾与足阴经相配。手足的三阳经除了届腑络脏外，还必须循头。这便是“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原则。但是手足之三阳经与头的往复关系绝非完全直走，它们都有许多分支必须人为地安排达到相应的腑去。因此更属于人为排列，可以讲大多数的经脉循行路线不是“经脉”在人体内的必然行走线，这就是当今在寻找“经络”实体结构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内经》中当我们对经(精)气在经脉内循行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经气在臂、胫周径上的循行至少有三个派别，即天文派、日月派、经脉派【4】。经脉派在考虑经气循行时冲破了其他派别的排列方式，吸取《足臂》《阴阳》经验满足了阴阳、五行-五脏理论及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经气封闭或循行理论的要求。但是《灵枢·经脉》篇的汇集者在讲完十二经脉循行后，插入了“六阴经气绝”，它实质是讲“死候”的。在“六阴经气绝”之后又回到“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随后又讲十五络。《经脉》的这种冲断叙述层次的汇集形式是显而易见的。在《经脉》篇后又设“经别”、“经筋”诸篇，这些篇章都属十二经脉循行理论产生以后的发展和补充。但是这些篇章都未涉及脑的调节问题。《灵枢·海论》讲“脑为髓之海”成为髓海有余不足的理论依据；涉及脑调节者在蹻脉理论的建立，它是以颅底经脉解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两汉经脉学家们在颅底经脉解剖的基础上创立了蹻脉理论，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病案。这是十二经脉理论创立之后最为重要的一大进步，但恰在这一点上未被后人重视。《内经》中的颅底解剖史与眼球解剖史及以颅底解剖为基础的蹻脉理论是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

五、十二经脉理论创立后对临床治疗医学的影响

国内外医史证明：当一种新型的医学理论问世以后，将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一些新的治疗手段，甚至派生出一些新的理论。两汉十二经脉理论形成以后，对临床医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派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疼痛理论。

从治疗医学讲：到西汉早年的《五十二病方》中，虽记载药物达248味，但用药与经脉理论无关，缺乏理论指导，纯属经验医学。在《内经》中采用药物少见，可能因医家尚不知道如何将经脉理论用于临床，指导药物治疗有关。当经脉理论创立后，除药物治疗外，两汉治疗医学太为改观。如灸疗，在《足臂》中是对经脉的一种笼统的灸法。《内经》则不然，如《灵枢·禁服》讲：“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这一理论反映了二个内涵：即经脉、血气、风寒致病。《灵枢·经脉》在十二经脉之下常规指出：经脉“陷下则受之”。“陷下则灸之”成为后世医家施灸治疗的原则之一。在《内经》中见到的推按疗

法也是经脉理论创立以后的产物。如《素问·离台真邪》讲：“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可见推按手法都是针对虚经提出来的。《灵枢·九针十二原》还反映在九种针具中就有员针和鍉针的针形是专门为按摩虚经和分肉之间设计的。如“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鍉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无陷，以致其气”。在《灵枢·刺节真邪》中还写到：“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口。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这一记载将当时的推按术治内病写清楚了。用现代医学解之：在对颈动脉的推按中必然刺激颈动脉窦，也许这就是导致散热的原因。

《内经》中的放血疗法大约产生于经脉理论创立之前的若干年。但在经脉理论创立之后，当人们见到放血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以后，便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启死者(《灵枢·玉版》)”。便按经脉理论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并由此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早期的针刺疗法理论是建立在“经气”“寒邪”基础之上的，“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血脉“不通，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说明早期的针刺方法是直接将微针刺入经脉之内的。后来才发展针分肉之间等即不将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了。

经脉理论产生不久，医家们便依临床需要创立了(派生了)疼痛理论。疼痛理论也是建立在“经气”“寒邪”基础之上的。《内经》将人体生理与已知的自然现象类比，认为：“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指出：“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血不通，故卒然而痛”。至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成为指导临床治疗与观察疗效的重要理论依据。在疼痛假说中还有“外引小络则痛”理论。如“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寒邪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这一假说的特点仍以经脉理论为基础，但有所发展，似乎认定络脉是疼痛的感知部分，而经脉是疼痛的反应部分。

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藏象学说的完善，药物归经理论的建立是三国至魏晋以后完成的．它们都反作用于经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经脉理论的地位，在古人看来，使经脉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我国的经脉理论源于殷商，完成于两汉，是独具特色的古典人体调节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数千年，为其他民族医学所不及。经脉理论完成以后，促进了以经脉治疗为对象的治疗方法的发展，创立了疼痛假说，不仅是两汉时期的骄傲，也是当今中华民族的骄傲。用现代解剖生理知识分析，经脉理论仍有它的生命力，有待我们挖掘。我们知道，在血管壁上大量自主神经伴随，刺血管壁也就刺激到自主神经纤维；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系统最为庞大，它们来源于脊髓前根，组成交感于分布于脊柱两旁，对内脏器官主持整调功能，故有自律神经之说，如结合经脉理论讲，它恰好揭示了“气在腹者，止之背俞”的本质。从穴位讲，针刺入软组织后，很难避免不刺激到自主神经纤维。针刺过程中与自主神经的关系是当代学者研究不够的。近十余年来，许多临床工作者报道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证实按压胸7～8棘突之间的至阳穴可以缓解心绞痛；颈前肌损伤、痉挛、星状神经节受刺激可使心动过速，这类患者在手法按摩星状神经节治疗有效；针人迎穴可鉴别心脏病等无不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有关【5】。当代在中药药物作用原理研究中也有许多与自主神经功能有关的报道。由此看来，进一步澄清秦汉经脉理论，探讨经脉理论新内涵，振兴中医有望。这就是本文“求共识”的宗旨。

参考文献

1  马继兴. 中医古文献遗产实物的发掘研究及其重要现实意义. 中医文献杂志，2000增刊2～8

2  林尹. 《周礼今注今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45~48

3  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十问之四》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74

4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88

5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28～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