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教授：

    中医理论自《内经》始，影响我国乃至朝、日南亚2000余年，为其他民族医学所不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克服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危机，获得了飞速发展，不论临床与教学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朝代未见未闻的。就学术形势讲，中医理论的探讨逐步向纵深发展，当前又提出“中医学思想史”问题，形势喜人。

    我这个小册子《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的产生，正如我在自序中讲的：“在十数年的探讨中，是吴汝康、胡厚宣、甄志亚等学术前辈的著作将我一步一步引入古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原始思维等学科领域之中，………当代的许多著作，如气的思想，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使我受益匪浅”。八十年代中医理论界的许多学者对中医有关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反思”、“思维导向的更新”，他们的金玉良言激励着我奋力对秦汉中医理论进行重新审视，重谋篇章，最终捏为三篇二十一章，恰与何裕民先生的“解构与重建”观点不谋而合，这个册子中所包函的内容假如与传统中医理论比较，（请参阅“传统中医理论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比较图示”），两者距离是较大的。它提示：形成于两汉时期的传统中医理论框架由于它仅以春秋至两汉时期的科学水平，人文观念出发，只将中医理论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说基础之上，它否定了我国远古人体解剖、生理研究成果的存在；否定了殷商以远中医临床经验对中医理论的影响、使传统中医理论高悬于空中。而《新论》一目了然，是建立在远古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它的起源、发展的本质与现代医学没有区别，可以说《新论》对于中医史料的研究走出了一条新径。

    然而我已声明：“我只在秦汉医史的海洋中游出了第一步。在秦汉中医理论宝库中还有许多古朴的解剖，生理知识、临床医学知识有待重新审视”，对于两汉以后的中医史料应该如何进行解构与重建。由于我个人学识有限，时间有限，又属孤军，势单力薄，绝无能力将此伟业深入下去。因此，更有待群雄步入。正如“新论”的出版，如果没有众多有名望的学者们的操劳与支持，我这山沟里的蚍蜉，恐怕只能仰天长叹了。诚然，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中医理论一定会向前发展。今年又有学者提出：应用医史研究——一个需要加强的医史研究方向（中华医史杂志99（3）189）；中医发展的哲学局限性——关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医哲99（1）：35）；中医现代化必然纳入现代医学范畴“（医哲99（1）：32）。应该说诸多学者们的衷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性，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笔者认为：取某一历史段面的医学史料、传统文化中与医学有关的史料；本着辩证唯物论原则对其进行分析，揭示古代学者的原文本意，扬长避短，探讨主流，作出和乎客观规律的解构与重建，中医理论的本质与真正特色将逐步显露。

    对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自出版之日起，它己不属于我个人；它是经过许多前辈学者从多个层面进行长期探讨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汇集，它应该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医学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事业发展的必然。愿战斗在中医理论界，临床医学界、中医教育界的专家、教授们都来采取解构与重建的方法探讨中医的未来。

    辩证唯物主义将指导中医振兴。 

                                                                     严健民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于十堰市富康花园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