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原始中医学讲的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的医学及其思想的起源发展过程，它包含新人以来至今本《内经》成书以前数万年间中国医学的发展概貌。医学知识的起源是有思想作指导的，中国人最初的医学思想是简单的“求治愈欲”，它和医学知识的起源是一对孪生的兄弟。直观思维是新人时期人类的共同规律，是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推理判断能力的获得是人类思维进入高层次的表现，它需要人类积累丰富经验。我国殷商先民推理判断能力已经较为成熟了。

    新人以来的中国人早已养成锲而不舍的穷究精神，是穷究精神支配着殷商至两汉先民经过千余年的努力完成了经脉调节论。中国人所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相对对立概念及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来源于生活，指导了原始中医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原始中医学 思维特征 直观思维 推理判断 相对对立概念 取象比类

何谓“原始中医学”呢?任何事物都有起源与发展过程，传统中医学亦如此。在传统中医理论尚未形成以前，或曰在今本《黄帝内经》尚未成书以前，由此上溯至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想同步起源时的数万年间，我称之为“原始中医学。”它是土生土长在中华大地的医学，是秦汉以降传统中医理论的先驱。阐明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有利于我们揭示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愿学者们都努力恢复中国医学的本来面目。

从人类发展史讲，自猿人起我国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一般来讲，人类进入猿人时期，已具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制出第一块石器。但是猿人期间，不论早期猿人还是晚期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很有限。大约30万年前，猿人进化为古人，至5万年前古人又进化为新人。古人类学家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划分除依据骨骼、体态的进化外，还有重要的一面，就是神经系统及大脑的进化，就是语言、记忆、思维的建立。中国的新人们如距今5万年左右的许家窑人创造了飞石索，2.8万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距今2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采用多种工艺制作出十分精细的，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足见新人以来由于人类大脑进化到一定水平之后，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创造了条件。原始生活知识的积累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内容。人类的早期思维主要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现在让我们对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作些探讨。

一、关于原始医学思维问题

既往人们很少将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与人类进化史及人类思维进化史结合起来考察，那是因为建立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基础之上的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都起步较晚。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古人类学家们纷纷利用考古资料著书立说，将我国古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之内涵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我们探讨我国医学知识的起源及我国的原始医学思维问题提供了可能。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是建立在人类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基础之上的。而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根据我个人的考察是近五万年左右，当古人进化为新人(如许家窑人)的一大特征。假如许家窑人没有远事记忆能力，他们就不可能将狩猎中的经验积累起来进行总结提高，发明飞石索。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原始医事活动有关。如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早期人类对水的依赖如渴了要寻找水喝，那是一种本能行为；人类在生存活动中，难免掉人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惧；当人类的大脑进化到可以积累经验，并从经验中认识到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的时候；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掉入浅水中能体会到舒适感觉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并不可怕。甚至当天气闷热时，便主动寻找浅水跳人水中以求避暑。当某些患有各类感染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们跳入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并用手去摸去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痴壳，这些举动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益的。当人们的上述实践经过若干万年的积累与传承之后，至山顶洞人、裴李岗人时期，人们终于可以理解清清的溪流对伤口愈合是有益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便在“求治愈欲”的支配下主动寻找溪流蹲在水旁洗涤，……。人类的这种在“求治愈欲”的思想支配下的主动行为包涵了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双重过程。所以我们曾说：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

二、直观思维——原始中医学知识萌芽的基础

前文讲到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从始至终贯穿着直观思维过程。其实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新人们离开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就无法借用推理判断方法认识事物。如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们，当他们在外出狩猎时，碰到一些小的野兽，如兔、野猫、狐狸等便顺手捡一块石头打去，有时也可打着猎物；当寻找不到石块时，有时也可能顺手拔起一株小植物连同带泥土的植物蔸一同甩出，发现较重的植物蔸在前，也可打着猎物；但刚拔的植物蔸易破散，且打击力量不大，许家窑人的男子汉们在上述直观思维的启迪下，为方便狩猎，便在平时用黄泥捏作一团，中间夹以树枝或藤条，待泥土干后，使用起来投掷较为顺手，也可打着猎物。但泥团易破，打击较大猎物难以致死。于是他们想到石质球状器，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小石球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狩猎用的飞石索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

其实，许家窑人以降的人们如峙峪人、山顶洞人、裴李岗人等他们对各类外伤中的疼痛、对痈肿、齿槽脓肿所致跳痛的认识过程；给痛命名过程；他们给伤口中流动着的红色血液的命名叫“流血”等都是在直观思维过程中感知与命名的。我曾分析过山顶洞人以降的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过程：当他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呼呼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本能似地摇摇头，或本能似地用手揉一揉眼球。当他们在山洞中多站一会儿以后．眼前又明亮起来，或者顺着某一缝隙射进来的一束光线望去，便感到这束光线给山洞带来一线生机。他们的上述审视过程，都是采用直观方法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及生理现象的，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人们对“目之于色”的认识深化了，从医学理论讲，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人体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了。

我们说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殷商时期人们的直观思维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甲骨文史料告诉我们，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已有“内病”与“外病”之分，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仍属于直观认识范畴。如依局部解剖部位的命名方法：疾首、疾目、疾齿、疾足。属于内病的命名，如腹不安、疾软、疾心等。殷人对于内病的认识多数是从临床表现中依直观感知而命名的。直观思维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推理判断——殷商创建中医理论的基础

人类的思维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以大脑解剖及大脑生理功能为基础而发展的。如果人类单凭直观思维认识世界，那么人类就无法改造世界。原始人类，由于在直观下感知，在直观下将感知的知识积累起来，又在直观下将感知记忆而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获得新的领悟，这就是直观思维的全过程。假如人类的原始思维仅停留于“领悟”而不在“领悟”的基础上作推理判断工作，那么人类的思维就会停顿下来，世界上的事物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原始人类从何时开始才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呢?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讲：由于各氏族处于人类发展的阶段不同，他们所积累的原始知识的数量不同，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知识的层次不同因而他们进入推理判断阶段的时限不同。在中国，以吴越、中原文化发展为例：属百越范围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人工种植的水稻，说明我国的种植农业在七千年前已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史了，许多学者推导我国的种植农业大约起步于全新世早期，与传说中神农氏所属年代大体一致，已有近万年的历史。笔者认为：这一推导，与河姆渡人工种植水稻的发展里程应该是一致的。河姆渡人的业绩不仅在水稻，而且还有原始纺织、编织、房屋、水道运输等许多反映原始科学水平的遗存，都证明河姆渡人的思维早已从直观思维中解脱出来。在河姆渡人以前人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原始生活知识，已经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我国素以陶器著称，考古史料证明我国的红陶史已有8000年，著名的仰韶彩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应为首屈一指。彩陶所代表的不仅是陶器史，彩陶之彩色图案是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先祖们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人们的推理判断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医学发展的特殊性，在考古史料中尚无史料证明河姆渡人时期，仰韶文化时期我国的先民们已在原始医疗实践中，采用推理判断。历史跨越数千年，至殷商时期，殷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心之官则思”早已成为真理。一般认为它产生于秦汉。其实它产生于殷商。殷商时期由于各类原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冶炼、青铜铸造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对文字提出要求，促进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发展。应该说殷商甲骨文的创造与逐步规范化，是在数千年陶纹符号及陶文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甲骨文字的创造，几乎都包涵了造字者的推理判断。殷商时期，人们对心的解剖部位早有“目染”，在反复的“目染”中，对心的生理功能也开展了推导。于是人们有了造出一个“心”字的迫切要求。由此出于造字的目的，造字的人们对人体心脏开展了有目的的反复解剖，先后造出了五个心字，甲骨文中出于不同时代的五个心字证明了殷人在200余年的解剖实践中基本摸清了心脏内外的解剖结构特征。结合纣王“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分析，那时的人们已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这种“赋予”没有实验依据，是建立在“人有思维能力，心脏有搏动；当心脏停止搏动，人的思维能力也停止”基础之上的。从思维方法讲，纯属推理判断。因此我们说推理判断是殷商时期创建中医学理论的另一个思维方法。

四、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段商至两汉中医学理论的形成

我国古代有一种学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言行，这个学术思想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穷究精神。一般认为格致思维产生于两周。其实不然，进入新人以来，我国先民就养成了对未知事物穷追到底的格致精神。试想5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如果不从顺手捡起的石块打猎物中，不从顺手拔起的植物蔸投掷猎物中，不从黄泥团块飞打猎物中穷究狩猎的道理，能够凭空发明飞石索吗?峙峪人如果不对树枝、竹茎的弹力进行穷究以及无数次的实践能凭空制造石矢，发明弓箭吗？山顶人如果不在“格致”的思维过程中追索，能够采用原始综合工艺制作出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吗?早在数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对事物的格致与穷究精神。

从传统文化分析，格致思维首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说明了对事物的穷究根由。春秋鲁国的孔夫子十分注重穷究。“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以及“疑思问”等等都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严格治学与穷究精神。“易穷则变”《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 ……矢志不渝”《管子·心术》都是中国先民们穷究精神的写照。假如用格致精神来考察我国殷商至两汉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是格致与穷究精神支配着先民们、医家们抓着人体调节理论不放，进行了长达千余年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我国的人体心—经脉调节理论，源于殷商末期人们对心脏的生理功能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认识，到春秋齐景公时，便有了“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之说；春秋人有四经调节理论继续发展，丰富了经脉主病内容，发展为十脉及指导灸疗的十一经脉理论；两汉时期经脉学家们又借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完善经脉学说，发展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在十二经脉理论完成之后，医家们又结合临床取自然界的风寒可使水结冰之象，类比于经脉中流动的血液进行推导，从此经脉理论与风寒结合派生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三条疼痛理论，指导临床数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间是格致与穷究精神促进了心脏大体解剖的完成，促进了人体经脉学说的诞生，促进了两汉中医理论的深化、发展与形成。

五、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在中医思想萌芽中的地位

我们的祖先进入新人以来，在“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习俗中，在水旱交替的变迁中，在风雨寒暑及春萌秋杀的生活环境中领悟到许多相对对立事物的存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对立的概念，如发明弓箭的峙峪人他们对于坚柔、锐钝、曲直的相对性质领悟较多。距今6000余年的半坡人在陶器上留下了许多陶文，如'、Jf、。”、羊、中等等都具有浓厚的相对对立概念的性质。

原始人类在对自然界直观认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对立概念，后来发展为辨证思维，大禹治洪水时吸取先人的治洪经验，从“堵”改作“导”，成功地将洪泛引入江海，充分显示了禹的辩证思维才能。在传统文化中如诗、书、易、礼及诸子著作中辩证思维的内容十分丰富。将辩证思维引入医学首见于《周易·噬嗑》：“噬肤灭鼻、剩刚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乾”，以及秦医和的六气致病理论都是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探讨医理的尝试。在仓公25诊籍及八问中，仓公熟练地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仓公诊籍早于《内经》，是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具有重要的医史学意义。考古史料证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十一脉灸经及《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许多医理的建立都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的能力。江陵张家山《脉书》、《武威汉代医简》，无不包涵着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观念建立医学理论的内容。今本《内经》中的“阳予之正、阴谓之主”，“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以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成为2000余年来中医辩证思维的核心。由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不仅为创建原始中医理论提供了可能，而且是建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思辩武器。

六、原始思维——取象比类在中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原始思维指的是原始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获得的一些思维能力，它是建立在大脑解剖结构与大脑生理功能逐步进化基础之上的。早期人类如30万年前的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比较简单，30万年以来当人类进人古人阶段，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发展，但仍很原始。人类发展至近5万年的新人时期，由于远事记忆能力的建立，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提供了可能，于是思维能力有了飞速发展。因而一般来讲人类的原始思维是指新人以来人类在思维过程中所表现的一些特征而言。由此我们可以界定．原始思维指的是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们对周围事物展开思维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如直观思维，是建立在人类对周围变化着的事物的直观感知基础之上的；当人类对自身的生理现象如死亡、情感、思考问题等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后，他们又将人类的这些生理现象推断到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动植物，认为它们都如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人类的原始思维——互渗律。可见原始思维除直观思维外，还具有拟人化的思维内涵，具有类比、比拟、比照等性质。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移情观”。指出：将“移情作为一种自发的普遍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已成了原始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认识与“互渗律”一致。

在我国古代没有原始思维这个名词，但从传统文化分析：中国古代的许多思维方式充满了原始思维的性质。我们注意到人类思维进化史的独特性，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原始思维进化史表明：当他们足以记忆父辈和祖辈的许多生活情景、警言、遗训的时候；当他们能够记忆梦境中父辈们的许多言行的时候，他们不可理解，感到了神秘。由此推动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引发了幻想，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后来又有了神灵思维的产生，构成了中国式的原始思维。人类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及“移情”现象，大约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思维方式叫取象比类，是中国人原始思想的集中表现之一，它不同于互渗律。

什么叫“取象比类”呢？《周易·系辞》讲“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孔颖达疏曰：“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根据两个对象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中取已知甲对象的某些已知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也可能存在与甲相同的另一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取象比类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仰则观象于天”。除了可以弄清“天”的某些规律外；也为利用“天象”(如北半球可见的北斗七星现象及金星之春启明，冬长庚现象)类比于人事积累了知识。当人们根据许多植物春萌、夏长、秋收、冬藏规律总结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草木茂”、“天地之道，万物自然”及“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等一系列朴实无华认识的时候，取象比类为进一步认识事物(含医理)创造了条件。取象比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很高。诗、书、易、礼、春秋、诸子百家均广泛采用。在《内经》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依取象比类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事是很多的，以下仅从三个方面作些介绍：

1．取已知的天象、历法知识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讲：“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当时已知的气象学知识，古人在这里将已知的气象变化过程类比于人之生理。指出：“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里的“清阳”指五谷在胃中腐熟之后的精微物质。“浊阴”指胃肠中的食物残渣并将“清阳”类比于“天气”，将“浊阴”类比于“地气”，在古人看来利用“天气”和“地气”之变化规律，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消化生理及体内某些新陈代谢的规律。历代学者认为这种比拟是合理、成功的。  《素问·六节藏象论》在讲古历法理论时说：“……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这是已知的古四分历历法理论。在这段文字中按古四分历大小月推算应为“三百五十六日而成岁(或三百五十五日)”，因而才产生“积气余而盈闰”的十九年七闰制。古历法中的盈闰理论即有余不足理论或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被《内经》中广泛采用。在《内经》成书的数百年间、各篇作者采撷了当时的许多科学成就类比于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就是将已知的某些天地之自然现象及四时变化规律类比于五脏生理功能提出来的。历代学者都将上述诸多内容视作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近些年来，持中医理论“天人合一整体观”者认为：人天都有相同的内涵因素，相同的情感，或曰“人和宇宙都是由“元气”组成的。持这种观念的学者没有阐明“元气”的本质，也不可能阐明“元气”的本质，更不可能阐明“宇宙的元气”与“人体的元气”有什么不同。用现代科学知识分析，天人都由相同的“元气”构成说是站不住脚的。且历代学者在处理“天人合一整体观”中，对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感应”未作区别，将其统称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这种含混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从《内经》中的许多资料分析：“天人合一”应指人类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接受天地之自然现象(因素)的制约。故人类学知识及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各个器官的进化，最为典型者如人体保暖密毛的退化，汗腺和皮脂腺的发达，都与气象冷暖变化及人类的生活环境相关。生活在中国这一经度和纬度上的中国人，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既要接受冰期和间冰期的洗礼，又要适应四季的更替及“春行冬令”等反常气候的煎熬。人类正是长期在这冷暖气候的煎熬中及人类自身寻取生存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保暖密毛基因的退变，促进了汗腺和皮脂腺基因的发达，使人类逐步由相对变温动物进化为相对恒温动物。它证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人对天(自然环境)的依赖与适应性。因此《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在《内经》中有不少“天人相应”、“天人感应”问题，它的内涵略有区别。尤其“天人感应”，强调“天”与“人”的相类、相通；强调天有意志，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天意对人的谴责和嘉奖。国内外历代统治者恰恰是利用了这一“天威”统治着臣民。所以“天人感应”属于社会学范畴，虽然《内经》理论中，羼入了一些“天人感应”的内容，只要我们能引以为戒并加以区别就行了。

古代医学家们取已知的天象、历法知识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为创立传统中医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2．取“寒则地冻水冰”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

在人类的生活史上长期与风寒搏斗，“天寒地冻”或者“寒则地冻水冰”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了。“地冻水冰”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本来就可流动的河水，在“地冻水冰”的情况下断流了，哪怕是“善行水者”也“不能往冰”，迫使水上运输终断，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秦汉医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认识到风寒对人体经脉、血气的影响。他们观察到：“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等自然现象。古代医家依上述自然现象推断(类比)风寒侵入人体后的变化，指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认为风寒致病的病理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最为可贵者，古代医家还由此引申出数条疼痛假说，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如“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则假说就是有名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以及“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等秦汉时期的疼痛理论假说，都是建立在取已知的风寒导致“地冻水冰”基础之上的。在治疗方而古代医家亦取已知风寒知识进行类比：“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进而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根据病情采取治疗措施。上述治病理论至今仍不失色，它应是当今五花八门热疗的理论基础。

3．取“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类比于人体血气、痈病理论

我围先民对痈病的认识，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那只是对痈病外型的描绘，不属殷人给疾病命名。我国先民给疖、肿、疡命名大约在两周时期，它是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川壅为泽”后，将其类比于人体气血淤滞、壅塞不通形成肿块而命名的。《左传襄公九年》“瘅疽生疡于头……痈病目出。”在正史中记录了痈病的历史，反应了痈病的命名时限。但是，仅靠“川壅为泽”难以说清痈病病理。秦，吕不韦组织的学者们在修《吕氏春秋》时于《尽数》篇中取那一时期人们已经观察透彻的自然现象“流水不腐”及“户枢不蝼”是因为“流水”和“户枢”长期处于运动状态的原因。人们将这两组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体生理和病理，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是“流水不腐”等现象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形不动则精不流”是痈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吕氏春秋·达郁》还说：“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邪气)无由生矣”。结论说：“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也是依流水不腐原理而阐发的。

“形不动则精不流”成为《内经》许多篇章中论述痈病病坪的重要理论。如“……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取“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之自然现象类比于气血，推导出“形不动则精不流”这一生理现象及“精不流则气郁”病理过程，指导了秦汉中医理论的发展。在《五十二病方》中对于痈病的治疗，强调：“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 (砭)启之”，又讲“用启脉者必如式”：《内经·灵枢·刺节真邪》强调痈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砭刺方法进行治疗。因此我们理解“用启脉”就是根据痈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砭刺方法，疏通瘀滞的气血。在那一时期治痈效果是满意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形不动则精不流”是真理。

我们将《内经》成书以前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中医学知识及原始中医学思想称作原始中医学，是为了与传统中医学加以区别。换句话说，原始中医学界定在秦汉以远至新人以来的所有与原始医学知识及原始医学思想有关的原始医学内涵。许多史料证明原始中医学的产生是朴实无华的。新人以来的中国人在与各类外伤、痈肿及内病的斗争中，他们的思维特征除直观思维外，还表现在推理判断，格致穷究，及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讲，上述思维方式都具有原始思维性质。是中国人的原始思维促进了原始中医学的发展。（严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