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15日接李经纬教授来函约我参编《中医学思想史·中医学思想萌芽》(2006年出版)的时候，因我半路出家，从未考虑中医学思想萌芽问题，曾错误的回禀李教授说：中医学思想萌芽，属中医理论起源范畴，应在探讨中医理论起源时把握；外治医学知识在起源时期没有医学思想萌芽的支配。当在李教授反复启迪下，于半年后突然悟出：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中是有思想作指导的。当新人时期的人们在无数次的忍受各类外伤疼痛时，在经验不断积累的前提下萌发了求治愈欲，并在求治愈欲思想指引下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伤口的时候，原始医学思想不就处于萌芽状态了吗!由此感悟：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孪生兄弟。直观思维是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重要途径。

    由此，我又提出“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普及”，收载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之中，但未深化原始中医学概念。当进一步探讨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想演绎过程的时候，认识到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可依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为界。今本《内经》成书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属于传统中医理论，今本《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基础医学理论体系，临床医学理论(含甲骨医学史料，先秦子书群中医学史料及《内经》中保存的部分先秦医学史料)，属古朴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我称之谓原始中医学。经一年多的学习、撰著，于2003年出版《论原始中医学》。2006年为回敬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谬说，特撰《论原始中医学的先进性》刊于《哲学与哲学·人文社会版》2006(12)期。我这篇文章，从张功耀说“中国古代无科学”驳起。我国众多考古史料证明：一万多年前的玉蟾岩等地的种植农业、红陶烧制，六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存、半坡的不同居住群落所包含的原始文化内涵，仰韶的彩陶文化，夏商的青铜文化，陶文所反映的六千多年前的观日出、日没及《尧典》所载“观象授时”，随后出现的天文、历法及“依类象形”的甲骨造字原则等等，那一件没有反映我国远古原始科学事业的兴盛，谁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这些年来，许多学者都用“科学”来衡量中医，出发点是对的。对“科学”一词应该是指某一比较广泛的知识体系而言。如“科学”一词不与某一知识体系挂钩，空谈“科学”二字是无意义的。当用“科学概念”衡量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时候，“科学”指这个国家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当用“科学概念”衡量某一知识体系时，指某一知识体系是否系统化的程度。用“科学”一词衡量中医，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医学就迈进了理性化医理发展时期，“心之官则思”便起于殷人对心脏的反复解剖。我国独特的经脉医学亦起源于殷人对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认识。我们分析我国远古先民早已具备对知识的穷究精神，春秋前期明确提出“格致穷究”，强调“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一思想成为探讨原始中医理论的重要思辨方法。与此同时古人还从“依类象形”甲骨造字原则中吸取精华，发展为“取象比类”思想，为发展中医理论再添思辨武器。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中，包含了以“经脉医学”为基础的风寒淤滞致病理论，痛则不通疼痛理论，是动则病脉象诊断理论等，为秦汉时期医学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什么原始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

    用辩证唯物观念看问题，某一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她所在的时代性不可分，与她在起源演绎过程中所裹撷的历史内涵不可分。某一学科体系的形成不可能脱离那一历史条件及当时人们在探讨中的追本逐末与痴情不改精神。先秦学者们在中医学知识体系的相对积累，系统总结的过程中，本于当时的史料及其认识水平记录或追记史实，阐明观念。虽因时代局限，原始基础医学知识的不足。但借用“取象比类”推导有理，不可轻视。原始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在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临床医学知识基础之上，表现为“先天不足”，这是两千多年前其他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对发展中的中医学发展的束缚。但是，应该看到：就在两汉时期，起源于殷商的经脉医学，经春秋齐鲁“人有四经说”，秦汉蜀地“十经说”，楚域“十一经脉说”，至两汉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的时候，某一经脉在人体体表的循行范围与内属某脏、某腑的论述，起到了人体解剖与生理学的作用，可以有效指导临床医学的发展。在当时情况下，使人感到没有必要再深人探讨人体解剖知识了。尤其当东汉、魏晋，具有生物学属性的五行思想演绎为社会学之“五德终始”，演绎为“五行君臣思想”之“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时候，当用这一思想创脏象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的时候，受到历代知识层次较高的上层社会的肯定，导致传统中医理论的牢固传承。特别是利用“思外揣内”推导某一脏或腑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时候，这一理论好似补充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先天不足”，成为传统中医理论的核心理论。当治疗医学中又提出用药中的“君臣佐使”观念的时候，不仅使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之构建看似较为丰富，且受到历代皇族的支持，使传统中医理论处于更加牢固的历史地位。但是当科学技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许多过了时的“理论”，因其解剖学的错位(如胰定名为脾)，导致阐释理论的玄奥性及不可重复性，难于被人们接受。唐宋以来，便有学者希望突破原有传统中医理论，他们从临床、从解剖做了许多工作，直到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问世。近百年来，仍然是使传统中医理论难于摆脱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所以许多学者在探讨未来中医理论时，非常重视“继承不泥古”，同意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

    我在此文中强调的是：“科学的原始中医学”。强调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基础医学理论体系，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属古朴的原始中医理论体系，具有先进性，是科学的。

    原始中医解剖学“先天不足”及其错位的解惑

殷商甲骨史料证实：我国基础医学理论中解剖生理学起于殷商，临床医学理论起于殷商。从思维方法讲在原始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道路上，当相关的知识积累多了之后，便产生了推理判断，如殷商先民在反复进行心脏解剖之后，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的时候，当体悟到心脏的搏动与生命活动存在生死关系的时候，推导出“圣人(有学问的人)，心有七窍”，将人之思维功能赋予心脏的“心眼”了。与此同时，中国人早在六千多年的陶纹符号就表现了许多相对对立的概念符号，加之五千年前人们在古天文历法知识的观察中，已经领悟到日月之周而复始，寒暑(阴阳)气息之交争，早已对阴、阳与气概念产生感悟；早巳养成了格致穷究精神。如殷商先民在心脏的解剖、生理功能的思维过程中，将心脏底部四条经脉与全身的经脉联系起来进行格致思考，认识到可以思维的心脏通过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对全身各部位起调节作用。因此甲骨文第六个心字作，即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表明了我国人体经脉调节论的起源。经脉学说起源演绎至两汉的千余年问，人们对人体体表经脉局部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耳前动脉”，经脉之“入上齿”、“入下齿”等解剖学术语，都是在人体解剖过程中命名的。尤其两汉经脉学家们对颅底经脉，眼底解剖结构进行观察后，创可以抬足的“蹻脉理论”，对腹腔内网膜系统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后，体悟到先秦学者提出的“膏肓”概念，并根据网膜系统与胃、小肠、大肠的渊源关系，推导出，上焦、中焦在消化、吸收输布方面的生理作用，推导出下焦在大肠水份吸收输布方面的作用，并比作“下焦如渎(小渠)”。由此创三焦理论完善六腑之消化生理。网膜、三焦理论、在消化生理学中是十分先进的，至今三焦之消化生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只是古人误将“别迴肠而渗入膀胱”、“下焦，当膀胱上口”列入下焦，使原始之上、中、下三焦中的下焦解剖部位脱离了大肠系膜而与输尿管发生联系，这一历史上的认识错位，是我们应该澄清的。《灵枢·经筋》大约就是两汉医家依十二经脉所在解剖部位对相关肌群之肌腱、靭带起止点的描述，不可忽视。

我们重声：原始中医学思维方法直观思维、推理判断相对对立概念，阴阳气息之交争，格致穷究，取象比类等思维方法蕴藏着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至今仍然指导各类科研工作的展开。

关于远古的基础医学知识，首先表现在对“目之于色”的感悟，大约山顶洞人时期的人类当他们在烈日之下走进山洞的过程中就已经感悟到了明与暗，但未形成目之于视这一明确概念。历史跨越万年以后，即六千多年前的中国广袤土地上多次出土陶文，以及玉雕头面人像、陶塑头面人像，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人头面五官解剖部位佈局，五官之生理功能的感知与重视，成为后世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言等生理功能功能的重要基础，再加上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贾湖出土古骨笛及六千多年的陶埙，上述古乐器的出土，向我们诉述着同一个道理即远古中国人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水平。原始乐器(骨笛、陶埙)的出土，提高了古人对口、气、声的认识，扩展了声的范围，助长了古代美学发展与对五官生理的认识。历史发展至殷商时期，我国基础医学知识更为广泛。如对头颅、颠顶的认识中，创作了思维的思()字，惊懼()的懼()字，说明殷商有学者探讨了脑的思维功能。殷商的临床医学已相当发达，不仅记录34种疾病，而且对女性孕产的记录十分丰富，描述临产的文字已达十四字，已有头先露、足先露、顺产与难产之分。殷人在驯养动物中发明了对雄兽的“去势术”，被西周引用于宫庭，为西周后宫大量使用“奄人”(男性去势之后)创造了条件。殷人对动物膏脂的认识，在人体腹腔提出膏肓概念，成为疾病深浅说(病人膏肓)的根由。两周的医事制度，医疗水平在《周礼》中可见一斑。《老子》、《管子》、《晏子》、《春秋三传》等等子书群中分别保存了许多医学史料，都反映了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病理理论建立在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即天人合一整体观基础之上的将天寒地冻之时，泾渭诸河水冰封，水上运输终断。医家将此一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之血脉，说“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又说“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从而引出了风寒瘀滞致病理论，即原始中医学疼痛理论三假说。此三假说在当今疼痛理论中仍具指导意义，值得当今生理学界、病理学界、临床医学界认真实践、探讨提高。原始中医理论中的“是动则病”，历史上被曲解为说不清楚的“是动病”，“所生病”。其实，张家山《脉书》中的“相脉之道”是“是动则病”的原文。先秦“是动则病”理论来源于对痈病病理的观察，反映的是：当痈肿局部瘀滞肿胀，当局部压力超过动脉压时，病灶局部产生跳痛，古人称作“是动则病”。如甲沟炎、齿槽浓肿患者均可明显感受局部跳痛。古代医家将临床观察中的局部跳痛，命之曰“是动则病”，为十一经脉理论依经脉循行范围归类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相脉之道”即脉诊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秦汉时期的“诊色脉”方法是一种“络脉诊断”方法。络病理论近20年来发展较快。当今“微循环障碍”与“诊色脉”应有渊源关系。先秦痈病病理学家们，在痈病的病理发展过程中提出“寒者”向“热者(红肿热痛)”阶段发展的。“寒者”阶段，指细菌侵犯局部，化脓性细菌的毒素已对毛细血管壁起到破坏作用，这时组织液渗出，白细胞等向病灶浸润，局部水肿，血液循环受阻，组织质地比较坚硬，病灶略显苍白，局部温度偏低，疼痛巳逐步加剧，古人称此期为“寒者”阶段。此一认识为“上工治未有形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就是治疗痈痛的“上工”，可以发现痈病处于“寒者”阶段就能采用一套刺方法将其治愈，以免痈病发展到“脓已成者”再进行砭刺排脓。现在我们将“治未病”引申为预防医学是有道理的。在原始中医学理论范围内，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反映泌尿、生殖生理的肾概念，反映消化生理的脾、三焦概念，反映生命之门的命门概念等及其相关的脏器形态学等，都有待我们一一说清。我们可以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一一说清。

原始中医学的科学性表现为纯自然医学，纯生物医学，强调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所以我们说她古朴无华。虽然解剖、生理知识有限，表现为“先天不足”。但其推理没有异说，没有将社会学中的知识引入医学进行说理。因此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块净土，我们有望在这块净土上发展、演绎、培育出未来中医理论体系。在当今条件下，当上述认识转化为社会意识，即取得共识后，有可能经学术界数十年的努力可能完成。

未来中医的人体解剖知识，应依原始中医学中已有的解剖学知识向前发展，借用现代手段补充原始中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之先天不足。感谢贲长恩教授等呼唤中医形态学与时俱进。

新型的未来中医理论体系必然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再度发展。特选本人历年所撰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共十三则顺刊于后，请行家指正。（严健民）

    2008．12．9日于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