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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错误的中国医学史观——评“中医超科学论”和“中医伪科学论”

发布日期:2013/10/1 21:57:20 编辑:刘玲 来源:《秦汉医学学刊》第五期 转载:中华医史杂志2007(1).3. 点击率:2615次

    中国医学史,不是“中国医学”的历史,而是医学在中国的历史。自古至今,以汉族人民为主体创造的中医学、少数民族创造的民族医学、传自西方而得到迅速发展的近现代医学、肇始于中国现代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以及亘古未绝的中外医学交流等,各自或长或短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国医学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跨入21世纪的中国医学是多元的,强调“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国家根本大法,维持着中国多元医学的和谐,不同医学体系的互补和交融,体现着中国医学的特点和优势。

    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决定着人们在考察事物的现状和前景时,需要以回顾其历史为基础。欲对中国医学现状和未来做出评述和展望的当代学者,也应该回首数千年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而十分遗憾的是,不少学者对中国医学史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即使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家,也未必能够例外。

    一位西方科学哲学家认为:“看是一种经验”;“看是一件‘渗透着理论’的事情。X的先前知识形成对X的观察。”就是说,科学家的知识基础决定了他的认知定势,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认识、理解和分析。回顾医学历史,也是一种“看”、一种“观察",曾经接受的相关教育和事物的影响,必将决定着一个人的医学史观;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学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医学史观的差异,由此引起的商榷、争鸣甚至相互批判,总是在所难免。

    迄今而言,中医学史是中国医学史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的核心。而近百年来,恰恰中医学的命运和前途,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乃至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国家大事。中医存废问题,几度成为学术争鸣和社会争议的焦点。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同其他人类知识体系一样,必然受到世人的检验和评判。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种检验和评判,由于主体的情感偏倚和知识局限而失去了客观和公允,就可能形成阻碍中医学向前发展的羁绊,甚或隐藏着割断中医学命脉的刀锋。

    近几年来,中医学先被一些人高高地捧上天堂,又被另一些人重重地抛向地狱!“吹鼓手”和“狙击手”的不同角色,体现了针锋相对而同属错误的两种中国医学史观,这就是厚古薄今的“中医超科学论,,和崇西非中的“中医伪科学论"

有一本畅销的中医书,堪称“中医超科学论”的代表作。

    “中医超科学论”者,为了证明中医学既不是“不具备理论结构的经验医学”,也不是“仅凭思考得出来的结果”,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中医学“值得我们完全地去信受”,针对一位著名科学家关于“传统文化中缺少了实验”的观点,将佛、道教的“内证体验"与现代科学的“实验"揉合成“内证实验”这一新异术语,创造性地提出:内证实验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一旦具备了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有别于在机体之外进行的实验;中医关于人体结构的认识,是“内证实验"的结果,“内视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中医关于药物的体内代谢和功能效用的认识,也是“内证实验”的结果,《胎胪药录》就是修炼成功的人进入“胎息”状态后,“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人体的病理变化,有一部分要“透过内证”来认识,“从很微细的表象去发现很深刻、很显著、甚至是很久远的变化”;获得内证能力的最基本条件是“心明”、是“觉”、是“格物”——远离物欲。最终得出结论:中医经典理论是靠“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典,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后世”;中医经典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地超前。

    中医经典理论建立的基础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医学乃至传统文化的性质、价值、作用和生命力的总体评价。“中医超科学论”者在对中医学的信仰和挚爱的驱使下,竟然完全否定了中医学的实践特征,抹煞了几千年来无数医生和患者在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方面的历史功绩,把整个中医学术体系拉向唯心主义的泥潭!所有真正懂得中医、热爱中医,而又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和科学精神的人,都不可能容忍如此破坏中医学的形象,损毁中医学的声誉!

    “中医超科学论”者在论证了中医经典理论建立的基础之后,又对经典的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特别加以强调,认为“尽管东汉以后,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无法替代经典,无法超越经典,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经典产生的时代,是高明医生最多的时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制高点”,之后则出现了学术的断层,并一代一代地慢慢退化。可见,呈现在先生笔下的中医史,决不是什么中医发展史,而是一部等待他来扭转乾坤的中医衰败史!

    就目前中医队伍的现状而言,强调学习经典的意义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医超科学论”者宣扬“就凭一本《内经》治病"的观点未免失当;为证明经典实用价值所列举的事例也过于离奇,如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病之在骨"、“其臭腐”的理论,指出“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进而解释蛇伤忌盐可免伤口腐烂,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腐臭最厉害”的东西可止骨癌之痛的道理。这种逻辑混乱的信口之言,几乎经不起简单的推敲。像这样树立学习经典的榜样,对中医经典的贬损,恐怕要在《灵素商兑》之上!    

    在必要的科学基础和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中医经典,是作者对先贤们实践经验和理性智慧的总结,可能达到了当时空前的高度,但仍为后世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登峰造极、穷尽真理。目前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性及其在现代中医教育中的地位确有必要,但如果把经典奉为教条,并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地进行发挥,就有可能把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变成宣扬个人观点的名品商标,在盲目的悠然自得之时,无情地扼杀了进一步观察事实、探讨规律、总结经验、创新理论的智慧和勇气。

    医巫分立是医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中医超科学论”者却忽视阴阳五行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含义,通过对阴阳五行的神化,夸大占卜星相、宗教玄谈与医学的联系,宣扬以先验的“形而上”体系预测疾病的预后和转归,抹煞医学与术数、医生和风水相命先生的本质区别,把中医学描绘成了驳杂芜秽的玄而又玄之学!面对这种丑化中医的描述,除学识尚浅的青年学子可能感到有趣之外,广大业内外学人将会作何感想?中医大学的教授尚且如此,还值得倾听“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鸣中来自中医界的声音吗?

    “中医超科学论”者的表述中,饱含着贬低其他学术体系的情结,对诵读经典之外的中医学习和研究方法也多有微词。这种倾向同样见于外国朋友,如一位德国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专访时说:“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是应当提倡的,而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借他山之石,取他人之长,而不是比较出几个“最”字聊以自慰。再者,使用“最”字时还是应当谨慎些,可能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汉语比西语有更多难以把握的分寸。

    在“中医超科学论”者对面的另一极地上,聚集着一群“中医伪科学论”者。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百年,少有歇止,最近又一次奏出了强劲的旋律。

    成为这支强劲旋律声源的“伪科学论”者,自称是已经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25年的大学教授。以往,他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进化论、农学、军事学方面都发表过相关哲学思考和思想史总结的论文。200510月,他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领域向医学拓展,写出了《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并于当年11月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论坛会上宣读。此后,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贴出。20064月,在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以传统学术媒体形式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中医伪科学论"者这篇“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由此引发的主要以网络为阵地的越来越激烈的相互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只是作者批判精神的冰山一角!

    有史以来,没有谁能够回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而近代以来的中医存废之争,除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外,更深刻的本质是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态势。每次论争,中医学总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接受论争双方的观察和思考,最终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往往掺杂着冲淡理性的情感、成见,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极端性,所有这些,在“中医伪科学论”者公开发表的“历史文献”和他后来的一系列网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中医伪科学论”者首先在与其他各文明古国医学史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华医学起源晚、巫医分立时间难以确定、《伤寒论》之后没有进步和求实的探索、内容不如希腊医学丰富等结论,进而指出:希腊医学的历次革命,“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这段涉及中外医学历史的论述,显然不是对医学史认真研究的结论。因为中医学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晋唐以后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中医学不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医学文明,但经过中国先贤的临床积累和理论创造,到约当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代,不可能如其所言:“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依据什么历史规律,可以要求中国传统医学必须随着希腊医学经历的革命而发生改变呢?中医学在外来医学的冲击面前表现出的稳定性,标志着本身的成熟性和一定的优越性,按照常人的思维规律,绝不应该成为被人“告别”的理由。

    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而21世纪的中国,不再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阻力,至少中医学的存在丝毫没有影响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伪科学论”者竟然妄发此等崇西非中的反传统宏论,其初始动机与近代文化名人迥然不同,得自于社会的回馈也必将与文化名人大异!

    “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指出:中医不是科学医学,算不上经验医学,也不是理性科学。这种“磨去了棱角”的为中医学定性的结论,在后来发表的网文《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变成了再也按捺不住的真心话语:“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笔者注:当是“奇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谁能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一位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教授之口,谁还会相信教授的那句自白——“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呢?

    “科学”,这个应用频繁而富含歧义的词语,经常表达着不同的概念。

    自从“科学"由日语引入汉语以后,汉语中的“格致”一词便逐渐被取代了,所以汉语中的“科学”首先包含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照《辞海》对“科学”的这一定义,中医学这种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与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人体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由于“科学”具有“知识体系”的涵义,所以人们常常把正确的、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称作“科学的”。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自19世纪从西方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这一独立学科之后,科学哲学家用哲学理论所研究的“科学”,通常特指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建立在实验方法基础上的研究体系。这里的“科学”则是狭义的“科学”。在使用狭义“科学”的话语环境中,实证自然科学之外的知识体系统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不但“中国古代无科学",而且世界古代都无科学;不仅中医非科学,所有医学体系皆非科学。如果在学术争鸣中明确了使用狭义“科学”的前提,那么,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为业的“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判定中医学"不是什么科学”的时候,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显然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广义的“科学”,所以,检讨其立论基础和论证依据的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尽管这句话中的“原理关系"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因果关系”本是不靠什么“科学”建立的客观存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蹩脚的语句,猜测到他本要表达的思想:中医的经验判断,没有反映客观的因果关系;中医的理论陈述,没有概括出“明晰可靠的原理”,所以中医不是科学医学。

    其实,中医学的经验判断所反映的病因与疾病、治疗与疗效、养生与健康之间许多真实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如伤寒发热、麻黄平喘、行气强身等等;中医学的理论陈述所概括的许多自然原理,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等。当然,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反映了真实的因果关系;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的所有理论陈述都是对自然原理的概括。科学史不是真理的一览表!所有“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三大领域的哲学和数学,都是真理和谬误交织而成的知识网络。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逐步扩展真理、纠正谬误,正是科学不断进步的标志。如果把“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说的“明晰可靠”绝对化,并以之作为是否属于科学的“最简单的判断方式”,那么,包括科学哲学家们用哲学理论研究的实证自然科学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体系可以称作科学。“中医伪科学论”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中医中药缺乏经验基础和逻辑基础。三阴三阳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药物的四气五味,“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脉诊的描述“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这种描述不精确的诊断方法,罗列了14种‘有病’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脉相。没有‘正常’作参考,又如何能判断‘有病’?可见,中医脉诊方法不具备起码的可用来进行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

    “中医伪科学论”者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他妻子也是77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他经常阅读中医著作。他从1985年开始,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所以他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可实际看来,科学哲学的教授还远远没有摸到中医学的大门。

    三阴三阳说,是引入医学领域的哲学阴阳学说在阴阳定量方面的一种发展,这类高度抽象的概念,就像“历史文献”讲到“中医不是理性科学”时所举的“点”一样,表面上看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实际上具有经验的还原性。四气五味的概念最初都是可以直接感觉的经验,后来作为药物性质和作用的分类范畴,获得了一定的抽象性,如药味的“苦”,就不再局限于“尝之口苦”的经验特性了。中医的脉诊的确是一种繁难的技术,绝非蜻蜓点水般翻阅几页脉书便能理解其中的真谛。历代医书对脉象的论述,种数不一,并非都是罗列了14种病脉,而对正常脉象却大多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平脉”、“常脉”,即是正常脉象;“有神”、“有胃”、“有根”,都是对正常脉象特征的表述。只可惜,科学哲学的教授对此好像从无所闻。

    “中医伪科学论”者“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指出:“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己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学过《内经》的人都应知道:“开鬼门”,即发汗;“洁净府”,即利小便。发汗、利小便作为有效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体现着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怎可说它“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怎么能视为“姑且不去断言”的巫术?更怎么能妄言“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开鬼门”的“鬼门”是“汗孔”,“鬼门”的“鬼”,古通“魄”,万万不可一见“鬼”字,就像见到了鬼!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难道中药的使用曾经或正在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吗?实际上,倒是现代科学对狩猎手段的改进和生存环境的破坏,给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药材质量不断下降,药用资源日渐匮乏。“中医伪科学论”者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应去寻找真正的对象。2005年修订出版的《中医大辞典》(2),特意在虎骨、犀角等药名后面加上了禁止入药的明显标记,说明中医界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中医伪科学论”者耸人听闻的观点,显然缺乏必要的证据和起码的公允。

“中医伪科学论"者大发侧隐之心,对患者的利益表示了充分的关注。指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人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医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面对托付健康甚至生命于自己的患者,尽量作些医理解释应当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中医伪科学论”者难以容忍的是:“中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中医生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证’和‘施治’。不仅如此,中医生还往往要为自己的施治行为做些莫名其妙的医理解释”。

“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谓的“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都不是指中医的认识;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疾病”,也不是通常被中医作为诊治对象的临床单位。“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医学的“证”与西医学的“病”都是对疾病状态的概括,都是对疾病本质的反映,只是着眼于不同的层面,应用了不同的方法。西医对于“病”的诊断是以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为依据的,但“病”的形成必然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现有的诊察手段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出现之前,患者可能已经从整体层面上反映出西医理论无法解释的症状和体征。这种情况下,中医师按照中医学理论,通过分析四诊获得的宏观资料,用“证”来概括疾病状态,并处以对证的治法和方药,常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果中医师就自己的思维过程,对患者作些通俗易懂的解释,难道不正是应该或必需的吗?“装腔作势”或“莫名其妙”,那只是业外人士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丝毫不足为奇。如果面对着外行,研究科学哲学的教授讲一通“相对论革命”,或者知名的院士讲一通粒子物理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中医伪科学论”者举出《本草纲目》收载“狗屎”的例子来指责中医推行“污物人药”。其实污物入药不一定都是应当指责的。假如有人在荒郊野外误食了可以致死的毒物,在无计可施之际,若能顺手取得一泡狗屎绞汁令服催吐,则或许不至于毙命,难道这就算是“‘不仁’的特征”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中医伪科学论”者无意了解各色各类药物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而是匪夷所思地专挑“污物”论事,诚可谓“慧眼识珠”!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以毒物入药”,“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其实中国古人对矿物药的毒副作用早已有充分的认识,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用于内服的矿物药已寥寥无几,可以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的临床常用药物反倒以植物药为多。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常用中药进行了毒理学研究,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仍待加强。但是,任何药物,无论中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对所有人类个体都有益无害的药物是不存在的。正确的态度是,积极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药物的量效关系,研究减毒增效的配伍方法,严格掌握适应症和治疗时程,在充分发挥药物治疗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而决不能因噎废食,草率地抛弃一切有毒的良药,更不能抛弃使用有毒良药的医学。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推行“异物入药”,浪费了患者的钱财。妄言:“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中医施治,复方为多。君臣佐使、七方十剂等方剂理论,是古人用药经验的总结,因证配伍,灵活加减,体现了中医治病的圆机活法,蕴含着古代医家的知识和智慧,值得认真继承和发扬。当然,如果把所有中医师开具的所有处方作为考察对象,可以断言,并非每一味药物都是必需的。因此,医学界应当提倡“方精药少”的组方原则,同时用多种方法研究中药方剂的配伍规律,力求提高使用中药复方的水平。但是,如果把复方中的大部分药物说成“穿肠而过的异物",而把治疗作用完全归于“所喝的水”,则纯属丧失理智的恶意毁谤,不值得辩驳和理睬。

在“历史文献”的末尾,“中医伪科学论”者拾鲁迅“成对蟋蟀”之类的牙慧,指责中医“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毋庸讳言,这种说法决不是无中生有,就连前面所举事例,教授在自己家中或许就有亲见的机会。但是,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事实未必就是现实,不要说研究哲学的教授,就连一般的学者,都应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中医超科学论”和“中医伪科学论",分别从对立的两端,否定了中医学的实践基础,歪曲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人脑的高度发达和人类活动的社会化,使人体生命运动成为最复杂的运动形式。以人体生命运动包括健康、疾病、疗养等为研究对象的医学,必然依赖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成果为其奠定进步的基础。在不同自然科学背景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蕴含着不同的认识成果和不同的认知方法,表现出不同的缺陷和优势。

关于科学体系的科学性或曰合理性问题,在科学哲学的各个学派之间一直存有争议。如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求“真”,相信某种理论为“真”,是接受这个理论的前提;而反实在论者却认为,一个科学家提出一个理论,并不是相信这个理论就是符合实际的真理,对于科学家来说,只要理论是“好的”、“适当的”,他就可以接受这个理论。科学哲学家的不同观点之所以都能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是因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本来就有不同的类型,表现为不同的存在形态。不同类型、不同存在形态的知识体系的并存和互补,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多样性与和谐性。

以综合、演绎、整体观为特点的中医学,强调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体各局部的整体联系,强调整体考察和宏观把握,强调病情的阶段性变化与相应治疗手段和方药的圆机活法,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化特征。虽然以实证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并非所有中医学概念、命题、论述都能为“真”,但是,在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在指导中药和中医治疗方法的应用方面,中医学一直是最“好的”、最“适当的”理论,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实用性和一定的优越性。

当然,2000多年前形成的中医理论,不可能具有永久的先进性。比如,过于强调整体观察和宏观把握,而对分析、归纳方法的意义估量不足,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认识的深化。相信随着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中医理论必能通过今人和后人的努力得到丰富和发展。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而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现知最早的中医医案淳于意“诊籍”,对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记载,体现了中医先贤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中医超科学论”者,往往崇信所有古书医案记载的真实性,否定动物实验的可行性,忽视统计学和循证医学的先进性,观察和记述临床疗效时,缺乏严格、严谨、严肃的科学态度,甚至有意夸大疗效,神化崇拜对象,把中医学吹嘘成能够治愈所有疑难病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医学,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损毁了中医的形象,对中医学的发展极为有害。

“中医伪科学论”者与之相反,把统计学和循证医学的先进性绝对化,以“不可重复"为由,否定个案研究的科学价值,把中医治愈的病例全部定为自愈病例,把所有中药方剂统统视为安慰剂,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推定。至于把中医收到的疗效归功于“所喝的水”,则更是丧失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怪论奇谈。

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探讨共性,总结规律,是人类认识世界必然遵循的原则,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对人类疾病的共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医关注的共性是整体状态的“证”,而西医关注的共性是分析基础上的“病”。整体综合与还原分析方法的互补性,决定了辨证与辨病并存的合理性、必然性、优越性。

中医的治疗效果也是可以重复的。没有重复,就没有经验的积累,就没有理论的总结,就没有技术的传授,就没有医学的发展。只不过中医疗效的重复,不是以“病”为共性观察对象的重复,而是以“证”为共性观察对象的重复。

个体诊疗、个案积累的方法是中医临证和研究的主要方法。但中医的疗效总结和经验积累,都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医患个体组成的群体实现的。当一位面对疑难病患者的中医师,查阅历代医案,借鉴前人经验和理论,并以亲身实践来检验前人经验和理论记述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一员,自然地加入了一个共同研究的群体。只是这个群体,没有课题组的名号,没有划拨的研究经费,没有可供统计学处理的数据,因而也就没有了登上大雅之堂的机会。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具有较高证据效力的“大样本”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同时同地的大样本,即现代医学经常使用的大样本;一类是异时异地的大样本,即中医历来使用的大样本。异时异地大样本的选取也是相对随机的,其证据效力不容否认。只是异时异地大样本的集成需要较长的时间,相比之下,似乎比同时同地大样本的研究更具先进性。

总之,中医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与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人体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中医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而且常常是优异的。中医学在中国医学的殿堂里拥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就像医学具有多元性一样,研究医学包括中医学的方法也是多元的。诵读经典、刻苦临床的方法不应具有排他性,使用其他任何方法研究中医药的各界学者,都应该得到中医界的欢迎、配合和支持。

中国科学哲学家引用过的一位外国科学哲学家的话实在富有启发性:“决不要轻易对自己说: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决不要成为某种方法程式的俘虏,作茧自缚。方法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是为一定的认识任务服务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应当允许互补的观点、方法、程式同时并存,重要的是善于比较和作具体的取舍”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哲学家的风范!愿有更多的学人,能用这样的“哲眼”,看待中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待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王振瑞  李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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