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我国医学早在殷商时期，医家们已逐步提出一些理论性问题。其中由于创作一个心字的必要，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不仅弄清了心脏内外结构，而且对心脏底部的几条大血管(经脉)与当时认识到的心脏的生理功能联系起来思考，导致了心、经脉调节论的诞生。然而，由于原始医学的发展受到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影响，至两汉时期人们才在取象比类思想启迪下认识到远古天文、历法理论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阴阳”理论的重要性。本文将从以上两个方面探讨我国秦汉时期经脉理论及其有关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与发展。

天人合一观是秦汉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涵复杂，良莠并存。天人合一观何以能对中医理论产生影响?考之，战国末期人们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类比于人体之精气。指出“形不动则精不流”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原因之一，为广大医家接受。西汉初年，正当原始中医理论中“人有四经说”发展为十一经脉理论后，仍然不能用于临床的时候，经脉学家们在创立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古历法理论中的十二月之周而复始理论^［1］，完成了精气在经脉内循环往复如环无端之后，使医家们受到鼓舞，看到了采用天文、历法中的已知理论类比于医学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西汉学者董仲舒广泛摄取天文、历法、物候知识，说明他想说明的问题，促进了西汉时期学术发展。董氏认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道出了春萌冬藏的自然规律。董氏在《春秋繁露·阴阳义》讲：“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指春、夏、秋三季)成生，以一时(指冬季)丧死。”指出：“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指寒风)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以上原文中，假如仅从董氏采用四季物候表象类比于人，说明人之某些生理特征是有道理的。董氏之思想明显受到中国人原始思维影响。但董氏的思想全貌在于说明天人感应。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为人者天》)，或“人始生有大命”(《重政》)。“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为人者天》)总体反映的是君权神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对传统中医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当我们从天文、历法知识中探讨原始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时，我们将对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感应”采取回避态度，目的在于直接说明“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两个问题在原始中医理论的影响，还原始中医理论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的本来面目。

我国远古先民自获得远事记忆能力以来，对于“日”的观察久矣，我国的天文、历法从萌芽、起源至提出二分二至概念久矣。当“国家”尚未形成以前，在较大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设立了专业脑力劳动者，专门从事“观象授时”工作。这一事实早有记载：《国语·楚语下》：“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郑语》亦讲：“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传说尧乃颛顼和帝喾的后代，其父帝喾重视火正，所以尧承祖业，重视观象授时。《尚书·尧典》记载：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那时“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羲仲、羲叔对四季气候进行订正，并肯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上述史料，总体讲是可信的。但关于“闰月”，我则认为：肯定“闰月”有据可考者在殷商时期，与尧相去甚远。我还认为：尧帝主持观象授时过程，当在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知黑夜天空中的那个‘亮’球的运行规律，它不仅有圆有缺，而圆缺的周期是28~29天，人们已给黑夜天空的‘亮’改名为‘月亮’”。因此，从历法讲，至龙山文化时期，首先有了月的概念。^［2］

新人以来，我国天文知识的萌芽与起源，产生于人们对日、月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原始医学知识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当天文、历法进入“观象授时”时期，我国原始医学知识中已对外治疗法、疾病知识、药物知识、人体五官生理知识都有所认识，它们的发展贯穿于整个龙山文化时期。从秦汉中医理论的整体构架分析：天文、历法知识对原始中医学的影响，主要在原始中医学的理论萌芽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时期。这是下文探讨的宗旨。

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对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老子》第七十七章中的一句名言，它反映的是我国古天文、历法的内容。我们要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春秋《左传》鲁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的246年间，总计安排90个闰月，平均27年排入一个闰月，此即十九年七闰制，它是我国古典历法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历法制度，绝非春秋早期突然完成。有学者认为：殷初实行过三十日为一月的历法制度。这一认识与殷虚出土龟板刻60甲子相呼应，如此论确立，其年周期应为360日，与太阳历回归年比少了日，亦即回归年余日，按“损有余”原则，每隔5—6年，就必须安排一个闰月。在殷虚卜辞中，确有“十三月”(年终补闰)的记载，证明殷代已用四分历了。到殷代中后期，出现年有平闰，月有大小，以新月为一月之首，属阴阳合历，已有测定分、至的知识。^［3］根据殷商甲骨文史料对我国天文、历法作上述判断，是符合我国古天文、历法学发展史的。因此，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认定在尧时欠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很可能发生在夏商之际至殷商早期。

从闰月的设定讲：在依天文而订历法时，已经存在“损有余而补不足”了。我国的古六种历法都属古四分历。即那时人们已从天象观察中知道太阳视运动周而复始的周期是日，它恰与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一致。结合太阴历每年354~355日，用“年”的概念来议损补，阴阳合历闰月的产生，恰是将日多余日数(11~12日)“损”下来，补足于所设闰月之不足。从“日”的概念讲：一个朔望月比29天半稍长，按朔望月排历谱，只好取29天、30天为一个月，因而月分小月大月交替进行，即取29日之有余补30日之不足构成大月，这就是月之损补。按阴阳合历计算太阴历一年为354—355日，短于日的回归年。为此每隔2—3年插入一个闰月，使月份和寒暑季节基本相适应，构成十九年七闰制。所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从我国考古史料及今本《黄帝内经》分析：我们发现，于公元前168年随葬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书》《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及其他出土医书中，均不见“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在上述古医书中，连虚实的认识也不见记载。虽在《天下至道谈》中提及“七损八益”，好似与“损有余而补不足”有关。但“七损八益”在《内经》有载，历代医家都认为它是古房中术的内容，与临床疾病理论无关。出土于武威的东汉医简中也未见有余不足理论。《史记》仓公传中反映的是公元前100年以前的医史，在仓公诊籍及八问中仅记“有过”之脉。所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至早于西汉中晚期以后才被江南等地的医家引入临床医学。当对今本《内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后，我们认识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主要用于十二经脉理论之中。换句话说：自西汉中、晚期，当十一经脉理论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时，吸取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灵枢·海论》在十二经脉理论指导下，写道：“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于四海乎?”随后《海论》中的作者利用“有余不足”理论对水谷之海及血海、气海、髓海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解释，其中以髓海的解释最为深刻：“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迨安卧。”前者讲的是病态性“自过其度”，后者则相当于神经衰弱的病症。《素问·调经论》则讲：“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与《灵枢·海论》如出一辙。《素问·脉要精微》在讲全身性病理过程时指出：“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阴气有余，则多汗身寒。”“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气息少气。”都是在古历法“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影响下完成的。

汉代医家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指导下，按经脉施治，也是很有特色的，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灵枢·百病始生》治疗的总原则是：“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灵枢·邪客》指出：“补其不足，泻其有余。”《灵枢·经脉》在对每一条经脉进行诊断、明确虚实后均采用“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的治疗原则指导治疗。《灵枢·根结》亦强调：“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上述施治原则，都可视作放血疗法的治疗原则。当十二经脉理论建立之后，依经脉施治的放血疗法出现了许多“杀生人”事件，古经脉学家们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启死者。”(《灵枢·玉版》)于是提出改进意见：对经脉施治，不采用放血，而改进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针刺方法。这一改进，很快得到临床医家和病人拥护。《素问·调经论》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指出：“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从针刺发展史分析：自“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至“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改进了补泻方法。可见早期的针刺疗法是直接将针刺入“脉中”的。《素问·脉要精微》对神不足者的治疗方法是：“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泻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强调：“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灵枢·终始》还提出“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的针刺补法。又说：“脉实者深刺之，以泻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强调针刺疗法的补泻问题。自《脉要精微》提出针刺时“无出其血”起，强调针刺时不一定刺入经脉之中了。《内经》中依经脉之虚实对其进行针刺补泻的施治方法，都来源于古天文、历法理论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它是传统中医理论天人合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天之道，终而复始”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天之道，终而复始”本属于远古先民观日东升西沉位移规律的认识，但从文字讲，首出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的代表作。他在《阴阳终始》开卷便提出“天之道，终而复始”观，其结论来源于对四季气象与物候的分析。我国先民自观象授时以来，逐步从日之东升西沉、月之盈亏更替、气候之寒来暑往、万物之春萌冬藏现象的循环往复中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终而复始规律。住在中原地区的我国先民们，在长期的夜空观察中逐渐认识到斗柄旋天规律，认识到春启明、冬长庚同属一个星体，认识到“大火昏见”可以报春。当人们能够采用圭表测日影，认识到日影之变化规律与年相关的时候，“天之道，终而复始”成为真理被固定下来。“终而复始”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常识，是我国古历法理论的基础。两汉时，已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

战国时期，学者们曾将终而复始理论称作“圜道”，那时的学者们曾利用“九窍”的生理功能来说明病态。“圜道”中说：“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远为败，圜道也。”^［4］认为人之九窍都应该相互通达。假如其中一个孔窍闭塞。就会影响其他八个孔窍正常生理功能的运行，就会招致病态。上述认识的时限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是人们将终而复始理论用于医学的一次尝试。但这一认识后世无传。

终而复始在今本《黄帝内经》中改作周而复始，广泛用于十二经脉理论之中。所以我认为周而复始理论是两汉经脉学家们在创立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从古历法理论中引进来的。^［5］《黄帝内经·灵枢》专立“终始”篇，指出：“终始者，经脉为纪。”但在“终始”篇下，内容过杂。《灵枢·邪气脏府病形》讲：“经(脉)络(脉)之相贯，如环无端。”《素问·举痛论》指出：“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都为十二经脉有序循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古代医家还将终而复始理论用于解释营气和卫气的运行。《灵枢·营气》说：“营气之道，内谷为宝……常营无已，终而复始。”《灵枢·卫气》说：“……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由此可见采用终始理论解释生理现象是古代医家的思维方法之一。从总体讲：周而复始理论引入十二经脉理论后，不仅完善了经脉理论，而且使起源于殷商、发展了千余年的经脉理论更加接近于人体生理实际，接近于解决了循环系统的生理功能及营气、卫气、精气在经脉内循环“如环无端”的问题，使十二经脉理论发展至古人无可挑剔的程度。十二经脉理论在终始观的指引下，使精(经)气起于手太阴肺经，循手阳明，足阳明，直至足厥阴，周而复始，并总结出“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的人为安排原则，使精(经)气、营气都在封闭的经脉系统内循行，给人以十分合乎生理的感觉，这是2000年来无人更改经脉理论的根本原因。

“天之道，终而复始”对传统中医理论框架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终而复始理论也是传统中医理论中天人合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天文知识的萌芽、发展几乎与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发展处于同一时期，它们都与新人们的大脑发育、生活实践息息相关。上述认识对于世界各民族天文、医学的发展来讲，具有共性。但两者在萌芽以后的数万年间相互影响不大。从起源于北半球中国(中原以及陕甘、吴越)广袤土地上的中医学发展史分析：当中国人进入殷商、两周以来，一直在不懈努力，探讨中医理论及构建中医理论框架。事实证明，殷商以来的学者们在构建中医理论的过程中，抓着了心——经脉这一主纲，抓着了人体经脉调节论。只是道路曲折，前程坎坷，发展缓慢。直至两汉时期，以心——经脉调节论为主纲的人体调节论，才从人有四经说、十一经脉说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此间得益于天文、历法理论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及“终而复始”的启迪，巩固了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使经脉理论发展为封闭式系统理论，在当时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由此促进了我国以“微针”为代表的针刺疗法的诞生，促进了疼痛假说的问世，促进了后世脉象诊断学及药物归经理论的发展，将中国医学推向了世界医学的高峰。

参考文献

［1］［5］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90、187页。

［2］［3］中国天文学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4］圜道《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