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先民在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过程中，曾将阴阳观念引入，它大约发生在秦汉前后。由于近代学者在探讨阴阳观念的起源时限时，往往上溯较远，或者言辞比较含混，让人琢磨不定。为此，在这一文中，首先讨论阴阳观念(相对对立概念)的萌芽与起源问题。我国阴阳观念(相对对立概念)萌芽与起源，虽与太阳的升伏、阳光的明暗有关，但更需要其他原始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本文根据考古史料及传统文化史料进行探讨，论证阴阳观念(相对对立概念)的萌芽时限渊源于数万年之久，萌芽于山顶洞人至裴李岗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随后，阴阳观念便为古典天文、历法以及古典医学理论所利用，成为人体调节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在这里反复强调用“相对对立概念”为阴阳观念作注，其主要原因是：阴阳观念这一名词，已步入哲学的门槛；哲学概念的产生，需人们掌握丰富的知识，并从丰富的相对对立概念中提炼出阴或阳的共同属性。所以，我们认为人类认识与积累相对对立概念是较早的。而作为具有哲学属性的阴阳观念的产生，则较晚了。

一、阴阳观念的萌芽与起源

我国阴阳学说的形成是建立在阴阳观念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在我国，阴阳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最初可能产生何时?2000多年来，许多学者都用《易传》中“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来解释。然而这则系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是对“伏羲氏”时代“观象于天”以来基本过程的概述，并未说明伏羲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多少年。闻一多先生在70年以前曾作《伏羲考》，他从西汉初期的建筑装饰题材及有关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明文记载中认定：“人首蛇身像实有两种……画像中的人物即伏羲、女娲夫妇二人，早有定论。”闻一多先生在考证中进而说明蛇身与龙的关系，并以远古图腾崇拜为据，指出：“我们疑心，创造人首蛇身型的始祖的蓝本，便是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自身。”“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踪”。^［1］可见闻一多先生将伏羲划在史前以远的荒古时代。“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这则系辞包含了“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及“始作八卦”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都存在相当一段时差，在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蕴藏着原始阴阳观念的萌芽与发展过程。

从易学发展史讲，可分作《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这是三文中早已肯定了的。宋王应麟在《三字经》注释中说：“《连山》伏羲之易，以艮为首，山之象也。”王应麟的这段注释中说明两点：其一，《连山易》由伏羲创作。其二，《连山易》是原始人类崇拜山神的产物。或者指出了依东西方远山景为准，观日东升西沉的历史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连山易》产生年代之久远。近代学者潘雨廷先生在《易学史简介》中提出易学“三古”说，指出上古易的时限为“约2万年前到公元前11世纪”，“代表人物是伏羲到周文王”，上古易的内容“以卦象为主”。^［2］江国樑亦将《连山易》划为上古之易。江氏以1977年陕西西岐凤鸣村出土的甲骨数字卦为依据，分析后指出：“该文物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11世纪，与殷虚甲骨时间相近。并且这种符号各地屡有发现，可见这种以阴阳概念为基础的‘卦象’具有普遍性意义……卦象的出现……其上限我们可以推到新石器的过渡时期即‘伏羲时代’，这一上限除了依据《易传》所谈之外，还可从距今2、3万年前山顶洞人的葬礼和殉葬物以及原始历纪与阴阳观念中见其始原。”^［3］江氏还指出：“阴阳观念最早是出于对太阳升落的观察而建立起来的，是明与暗，是伏羲氏以前的事。”^［4］江氏的分析以考古史料为据，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仅依太阳的升伏、光线的明暗论证阴阳观念的萌芽，似有含混不清之嫌。我们分析阴阳观念的萌芽时期，虽可渊源于原始人类对一些相对对立概念的认识过程，如明与暗等。但早期的原始人类要完成从相对对立概念中提炼出哲学概念来是十分困难的。阴阳观念的萌芽与起源必须在其他原始科学知识有了较大发展之后，并在适当历史时期为将许多对立概念相对地集中于某一些人手中创造了较好“条件”的时候，方可由这些人进行综合分析，抽象出阴阳观念来。为叙述方便，以下凡谈到阴阳观念的萌芽，便是指相对对立概念。现就有关考古资料进行简要分析。

1.探讨许家窑人、峙峪人时期阴阳观念萌芽的可能性

我国历史发展到距今5万年左右，在山西阳高许家窑生息繁衍着一支新人。考古学上叫许家窑人。^［5］他们留下了许多石器和雕刻器，狩猎中已广泛使用飞石索。须知飞石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原始狩猎工具，它需要打制小石球——许家窑人打制石球的最后工程是“用两个打制石球对击而成的正球体石球”^［6］，采集藤条，用细藤条将小石球捆着，狩猎时用手将藤条举过头顶不停地旋转藤条，使石球产生离心力，加大石球的势能，用以瞄准并飞打较大的猎物。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狩猎工具。许家窑人早已顺从“日出而作”，他们的生产实践告诉我们其思维能力是比较活跃的。根据人类的记忆特征分析，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对于白天与天空中那个像火一样的球体产生了兴趣，他们常议论这个球体与白天的关系，由于这部分人的关注，他们已对白天所见天空那个像火一样的大球命了名，叫“日”，“日”这个名词自诞生以后，用了数万年之久，一直沿用至两汉时期，逐步被“四象”中的“太阳”所替代，远古人类有时也靠月光狩猎，这是他们注意夜景的一个原因，到了夜晚他们注意到有时很黑，有时又有一个亮球挂在天空。若干年后，又有人将这个亮球与小星星比较，给这个夜空中的亮球命名叫“亮”，随后又逐步产生了黑夜、天空、星等单词，这些单词的产生很清楚是与当时的生产水平、人们的思维能力及人们早以顺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俗所决定的。由于“日”能给人以光明、温暖，给草木以生机。因此人们很可能常在“日”出来的时候迎着“日”欢快地叫道：“日升了!日升了!”但是许家窑人及许家窑人以后若干年内的人们的实践经验还很不足，在思维方面还不能进行比较复杂的推理判断。上述名词仅具有一般名词的意义。最初的相对对立概念的建立不可能在许家窑人时期产生。我国历史发展至距今2.8万年前的山西溯县峙峪人时期，他们已从以往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总结经验，发明了标枪、弓箭，证明他们对物体的短长、曲直、小大、细粗、软硬等对立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对“日”的认识也深化了，即他们在日往夜来、寒往暑来的交替生活中体会到(观察到)当“白天”到来的时候，天空中的那个“日”有时给人以温暖(春天)的感觉，有时给人以火热(夏天)的感觉，甚至似是而非地觉察到植物的萌发、枯萎都与“日”这个天空中的火球有关。可以认为峙峪人时期的许多相对对立概念已开始建立起来。但是峙峪人时期，原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有限，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资料)供他们进行抽象思维，提炼出阴阳观念来。因此阴阳观念亦不可能在峙峪人时期产生。

 

2.山顶洞人文化至裴李岗文化是阴阳观念萌芽的滥觞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1.8万年前，他们继承了前人的一切生产、生活经验，人工取火已是常事。他们生产出几何形的刮削器，利用钻孔技术等发明了小针眼的骨针，解决了利用兽皮缝制衣服的问题，使许多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穿上了温暖的兽皮衣服，提高了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他们对生活中的美有了一定追求，已选用多种颜色的砾石制作项链装饰自己。山顶洞人的最大特点是产生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如妇人和老人死后，受到尊敬，有了陪葬品，并用赤铁矿粉末撒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这一事实证明，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末视为吉祥之物，撒在死者周围赋予他们对成年女性死者的祝愿，是原始崇拜观念的萌芽。可以想象在山顶洞人中有一部分人对“日”“亮(月)”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日”从地面升起是一日的开始，可以外出狩猎；当“日”渐渐向地面落去的时候，预示着黑夜的到来，便主动地回到山洞里去。因此他们的习俗已由顺从“日出而作”变为主动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了。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经历证明，他们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资料)，他们已能将众多的相对事物如小大、细粗、上下、圆缺、短长、坚柔、干湿、暗亮、黑白、红黄区别开来；已认识到自己穿的兽皮衣服有正反、内外之别；已知道日出(见)——白日，日落(伏)——黑夜；已总结出暖萌、冷藏两个季节概念；在选择住地——山洞时，有了高低及向日(阳坡)背日(阴坡)的明确要求。山顶洞人的这些主动行为和对众多相对对立概念的认识，才是我国阴阳观念萌芽时期的滥觞。

我们说早在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是我国阴阳观念萌芽时期的滥觞，是说山顶洞人已从生产(采集)和生活实践中掌握了众多的相对对立概念，产生了原始的意识形态和原始的萌藏季节概念，并产生了许多相应的新词汇，丰富了原始口头文化内容，为阴阳观念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山顶洞人已有了明确的阴阳观念，已能主动地采用阴阳观念分析事物、说明问题。如果结论说山顶洞人创立了阴阳观念，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历史发展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及仰韶文化早期，原始科学又有了许多重大发展，如裴李岗遗址、莪沟北岗遗址及磁山遗址，先后发掘出石铲，石镰及加工谷子的石磨盘^［7］，在这些遗址中保存了大量的“粟类”粮食和“朴树籽”，以及大量的猪、狗、羊的骨头。证明那时的农业及家庭驯养都十分发达，陶器已由早期火候较低的红陶、灰陶，发展为彩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近7000年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陶文符号，如1954年至1957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文符号计113个，其中有 。^［8］1972年至1974年在西安姜寨出土的129个陶文符号中，除了与半坡有许多相同符号外，还有 (市)、 ^［9］等，这些陶文已有上下左右之分、对称与不对称之别。在陶文中最有影响的是195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距今6300年左右的一组陶文，计14个、其中有、。邵望平认为“”是旦字，“”则是另一个字。^［10］山东诸城前寨沟出土一件陶尊，上面所刻文字与陵阳河刻文中的一个相同，并涂有朱红颜色，它们很可能是用来祭日出、祈丰收的礼器。^［11］上述文物告诉我们，我国早在7000—8000年前在人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十分明确的方位、时空观念，原始自然崇拜已十分盛行，甚至可以说在制陶者中已拥有一部分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已掌握了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这批“知识分子”已开始探讨文字。可以推断，在裴李岗文化前后，我国口头文化不仅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工具——文字的萌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裴李岗文化前后原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阴阳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阴阳观念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

中国天文学整理小组的同志在撰著“中国天文学史、天文学萌芽与起源”一章时指出：“只有到了生产力发展到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有了初步的专业脑力劳动者从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中分离出来，即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时，这些分散的、带有地域性的局部经验才能被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并加以总结提高，从而达到空前的发展，形成初步具有科学形态的天文学”。^［12］以上讲的是天文学的萌芽与起源过程。众所周知，我国天文学在起源过程中与阴阳观念的起源犹如一对并蒂的莲花，实在难以分解。因此我国天文学的萌芽与起源过程亦适应于阴阳观念的萌芽与起源过程。前文谈到裴李岗文化遗址和磁山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证实，我国早在距今7000—8000年以前就有了比较发达的种植农业和家庭驯养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根据恩格斯的论断，在我国虽然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早在7000—8000年前就有了天文学。但毫无疑问，那时的生产水平，对天文知识提出新的要求。有学者对我国上古史作了些考证后指出：“一般人认为，伏羲、女娲时代，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仍然属于山顶洞文化范围；仰韶文化是属黄帝时代至尧舜时代的文化，为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5000—6000年；继之龙山文化，属于夏禹时代文化……。”^［13］这些论断，恰与裴李岗等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及我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的“观象授时”史料衔接了起来。《国语·楚语下》载：“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国语·郑语》亦讲：“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左传·襄公九年》指出：“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这些史料都讲的是古人“观象授时”的过程。祝融生活的中原地区，春耕和春播生产宜在春分前后开始进行，而大火昏见恰当春分时节的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左右，与传说中重黎担任帝喾高辛氏火正的年代大致相符。^{［14］［15］}据传，尧乃颛顼和帝喾的后代，其父帝喾重视火正工作，所以尧承祖业，重视观象授时是可能的。我国《尚书·尧典》记载：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那时“黎民於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除此之外，尧还命羲仲、羲叔对四季进行订正，并肯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些记载虽可能与尧时的中原天象及历法不完全相符，但反映了我国先民“观象授时”的历史发展过程。上述史料还说明自颛顼起，至帝喾、唐尧，这些有影响的较大部落的首领都重视天象，他们已有权力设置专职的重和黎之官职观察天象。可以认为，担任重和黎这样职务的人，便是从原始社会共同劳动者中分离出来的具有专职的脑力劳动者，他们较创造陶文的“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文化层次及更优越的环境条件，他们有可能将许多分散的相对对立的概念搜集起来进行整理，对于天阳地阴有了一定认识，提炼出阴阳观念来，并用阴阳观念说明日、亮(月)、明暗、向日、背日、暖冷、萌藏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我国阴阳观念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的天阳地阴观。这一时期，从天文学讲，人们已知黑夜天空中的那个“亮”球的运行规律，它不仅有圆有缺，而且圆缺的周期是28—29天左右，即朔望月的长周期认识。这种观念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完全会出现。^［16］因此在历法上，已有了月的概念，人们已给黑夜天空中的“亮”改名曰“月亮”。随后又产生了朔、望等名词。

 

二、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念

考古知识告诉我们，我国阴阳观念的萌芽时限，虽可渊源于数万年之前，但萌芽的可能性应在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至裴李岗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阴阳观念萌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漫长过程，为“伏羲氏”们在长期观日东升西沉、南往北来、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创远古历法理论、制作《连山易》奠定了基础。后经天地定位、太极文化演绎作《归藏易》，至《周易》阴阳学说已初步完成。从此，人们更广泛地用其解释诸多事物，进一步促进了阴阳学说的发展。自阴阳学说形成之日起，人们便将气的概念引入阴阳，赋予了阴气与阳气的概念。《周易》乾坤二卦的建立，及“大哉乾元……同气相求”“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否卦》的“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为道”。这些都是易学中用阴阳二气解释事物的核心。《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伯阳父使用阴阳二气解释了地震，是当时地震学说中最先进的理论。可以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我国的阴阳学说已较成熟了。

回顾春秋至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科学事业在数千年发展与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突飞猛进。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造就了左丘明这样的史学家，老子这样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孔子这样的教育学家，是他们主持搜集整理了《诗经》《尚书》《左传》《国语》《易经》等一批重要史料，拯救了一批古老的典籍，功在万世。自春秋始，八方诸侯，争霸称雄，战乱连连，人心惟危，社会兴起了如何施政才能巩固政权的广泛探讨。变革思想由此而生，形成了私人讲学、百家争鸣的政治局面，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各派学者、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讲解巩固政权的治国之道。众多学者在“致知在格物”^［17］思想指引下，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开展了穷根究底的探讨。这是墨子光学成就^［18］，天文五星的发现与命名，历法四分历“有余”“不足”规律的发现及“损有余”“补不足”理论的推广等许多重大科学成就产生的重要原因。那时的学者们在讨论事理中，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事物本质者，是学识渊博的表现。比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早近100年的老子，从“道”(自然法则)的观点出发，首先将阴阳学说作为哲学概念，广泛用以解释事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语法上讲，老子之说与《周易·系辞》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出一辙。《老子》第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在这里将众多的相对概念排比出来，说明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都具有阴与阳的属性，失去了对立的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老子的这些思想实质上包含了阴与阳相互依存与互根的属性。秦汉时期的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天文、历法中，还讲到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属性。《淮南子·天文训》中在充分论述了阴阳二气构成万物的属性后说：“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艮。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又说：“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连天地日月的形成、四时万物的变化都由阴阳二气组成，反映了阴阳学说的成熟程度。阴阳二气相互消长说的代表是太极生成说。在古人看来，“太极”是物质的，是气的概念。太极生两仪，这两仪就是一阴一阳，就是阴阳二气，就是乾天、坤地。这乾天坤地又对立统一于太极之中，它们相互依存，达到阴阳平衡。太极生成说中的两仪生四象，或“四象”是什么等问题，又比如一日阴阳消息中的阴阳消长过程等，因本节内容所限，留作他文讨论。

 

三、阴阳观念在医学理念中的应用

我国先民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始于殷商，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已在“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一文中作探讨。由于商时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加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经脉与全身的联系，因而不可能利用经脉解释人体调节问题。但商周以来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探索之中，这便是后来的人们将气的思想引入医学的原因。当人们感到气的思想不足以解释人体调节问题的时候，便想到了阴阳观念。

 

1.传统文化中将阴阳观念引入医学的踪迹

古代医家将阴阳观念引入医学有两个原因：一是阴阳观念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可以用其解释诸多事物；二是医学知识在发展中亟待寻找理论依据，需要用一种恰当的理论解释众多的临床现象，用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指导诊断与治疗。人们将阴阳观念引入医学，始见于《周易·噬嗑》“六二，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这里讲的是一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吃皮肤，连鼻子都吃光了”(似指梅毒)，并认为是疾病侵犯到刚(阳)位。噬嗑卦所记载的内容很可能出于西周或西周以前。《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秦之战，晋侯的谋臣庆郑利用当时的医学语言类比于政局，说：“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以劝解晋侯，说明当时的医家将血液分作阴血与阳血。《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这年“晋侯有疾”，问于卜巫，卜巫说“实沈台骀为祟”所致；大臣子产不同意，说“……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这些说法，晋侯都不满意，便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医和指出是淫生六气引起。“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强调：“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医和“六气”中的阴是指阴暗潮湿的居处，阳是指暴暑炎热的气候讲的，具有朴素的性质。医和的六气致病学说影响我国医学理论2000余年，其中阴阳影响尤为深远。用阴阳观念解释疾病，并用于精神治病(心理疗法)最早见于《晏子春秋》，晏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卒于公元前500年，《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载：“齐景公病水，卦卜数日，但梦与二日斗，不胜。”恐死。景公问晏子，晏子建议请召占梦者，占梦者听了说让我翻书看看，晏子说：“你不用翻书，我教你怎么解梦就是了。”占梦者入见景公，景公告诉他梦情，占者对曰：“公之所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正理也，阳已克阴)，公将病已。”居三日，公病大愈。景公赏赐他们，他们互相推让，晏子说：“此占梦之力也。”这则“景公病水”故事，说明早在2500年前人们已将阴阳观念引入心理治疗，并获得奇效。

以上是春秋时期，传统文化中将阴阳观念用于临床的例子。值得追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为我们保存了一批医学史料，这批史料采用阴阳解释疾病很有特色。如扁鹊给虢太子治病时，中庶子介绍病情是“血气不时，阳缓而阴急”，而扁鹊说他为方时能作到“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随后令他的学生“以取三阳五会及更熨两胁下”，治好了太子的病。不难看出，司马迁笔下的扁鹊时期，阴阳观念在医学理论中已有一席之地。该文还保存了西汉早期仓公淳于意的25份医案(诊籍)，这是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在这批医案中，保存了仓公利用阴阳学说解释生理、病理、脉象与治则的许多内容，其理论之深，绝不亚于《内经》。从生理上讲，仓公已用六经命名方法给经脉命名，在命名中与同时代的钞本《足臂十一脉灸经》^［19］采用六经名称是一致的。在《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项下有“阳病折骨绝筋而无阴病，不死”之说。表明那时已有“阳病”与“阴病”之分。从病理讲，仓公认为：“周身热，脉惑者为重阳；“风蹶胸满”，是“风气也……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20］仓公诊病，注重脉象，“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便断定“是蹶阴之动也”。^［21］ “少阳初代，代者经病”^［22］，经病之说，与《灵枢·经脉》“是主肺所生病者”等经病是一致的。从仓公的治病原则看，刺灸并用，都在经上，如“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23］，看不出取穴的痕迹。虽有“刺其足心各三所”^［24］，但不能说明“三所”都指涌泉穴。从以上简介不难看出，这25份医案，反映了公元前200年前后，医家们利用阴阳学说指导临床工作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

2.《黄帝内经》中的阴阳调节论

在《黄帝内经》中，人体阴阳调节理论虽分散于各个章节中，但某些内容，如人体解剖部位的阴阳属性已系统化了，这对于古代医家们用于解释临床现象是十分必要的。《素问·宝命全形论》讲：“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灵枢·阴阳系日月》讲：“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灵枢·寿夭刚柔》说：“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五脏为阴，六府为阳；筋骨为阴，皮肤为阳。”《灵枢·九针十二原》依五脏所在部位再分阴阳，说：“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在《内经》中讲述筋肌、血脉、营卫、脏府阴阳属性的篇章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古代医家们将阴阳学说引入医学时采用阴阳二分法划分人体各部位的属性，如同完成了人体解剖各部位的命名作用一样，为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过程及治病法则打下了基础。

我们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赋予了阴与阳“气”的属性，《内经》中发扬了这一观念。《灵枢·终始》讲生理时说：“阴者主脏，阳者主府，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素问·厥论》认为：“阳气起于五指之表……阴气起于五指之里。”《内经》还认为阴阳二气在人体是通过经脉流动的。《灵枢·动输》说：“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灵枢·卫气》讲：“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内外相贯。”古代医家们利用阴阳二气说明生理、病理过程，正是人体阴阳调节论的重要内容。

阴阳离合观念，是阴阳二气存在人体内的一种联系方式，同时也是阴阳二气在相互调节中的一种运动形式。《素问》专立《阴阳离合论》，提出“阳予之正，阴为之主”专门探讨三阴三阳的离合问题，讲到“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唐王冰注《阴阳离合》时说：“夫开者所以司动静之机，合者所以执禁固之权，枢者所以主动转之微。”王冰不仅从阴阳离合的角度解释了人体阴阳调节问题，而且以三阴三阳经脉为基础，解释了人体经脉中的经气调节问题，这是王冰对阴阳二气调节理论的见解，对后代医家具有一定影响。阴阳离合理论强调的是“阴阳之间的对立与制约引起了阴阳的运动”^［25］，所谓阴阳对立，就是阴与阳都依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便是阴阳二气对立与依存的运动关系。所谓阴阳制约，就是阴阳二气在人体内的运动是相互牵制的，即阴气不可能让阳气无限制地增长；反之，阳气亦不可能让阴气无限制的增长。由此推动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维持人体阴阳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26］ “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27］，也是讲的是人体阴阳的相互制约与协调问题。

古代医家为了说明人体生理调节过程，接受了《淮南子·天文训》的“阳施阴化”理论。按照《天文训》的讲法：“阳施”就是阳，天可以生风，具有吐气的属性；“阴化”就是阴地之含气和而为雨，即阴可以“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化气阴成形”。王冰在注释中指出：“阳化气、阴成形”是“明前万物滋生之纲纪也”。意思是说：阳化(施)气于阴，阴受阳之气而成形，是解释“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的，是阴精与阳气在相互运动中融合产生第三者——“二生三”的根本原因。后世医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阳施阴化理论也是人体阴阳调节的方式之一。

在《内经》中往往利用阴阳二气对生理、病理现象一并叙述。《灵枢·口问》讲人为什么打哈欠时说：“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行于阴……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又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暝；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口问》还用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理论解释了“唏”“振寒寒慄”“噫”及“泣涕”等众多的生理现象，在《灵枢·血络论》及其他篇章中亦用阴阳理论解释了众多的生理调节现象。

阴阳消长与阴阳平衡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体阴阳双方不能相互制约，当阴气或者阳气过度“消”或者“长”的时候，人体阴阳二气就失去了平衡，就会出现病态现象，甚至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严重问题。比如说：“阴不胜其阳，则脉疏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28］ “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29］“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30］古代医家在《内经》中利用阴阳二气论证人体调节功能解释脉象与诊断。指导治疗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这里不再赘述。

3.近代学者关于阴阳调节的论述

我国历代医家都很重视利用阴阳二元论建立起来的人体生理和病理理论。近代有学者指出：“阴阳理论提出事物阴阳对立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潜含着对循环运动的解释。”^［31］“阴阳的平衡和协调是中医生理学理论的基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先决条件。”^［32］人体的阴阳二气处于平衡状态，是由阴阳的消长属性、升降属性、转化属性及由阴阳双方互根互制、对立统一完成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阴阳双方的消与长、升与降之间在互根互制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相互依存问题，用现代科学概念讲，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信息反馈问题。这便是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属生物控制论范围，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任恕先生早在《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控制论》一文中指出：“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学说，也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反馈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任恕指出：“所谓，‘生’和‘克’，事实上就是代表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两个方面……所谓‘制化’，本身就具有控制调节的含义。”任恕先生还指出：“从控制论的观点看来，所谓生克制化，事实上就是由控制系统、控制对象组成的复杂控制系统来对机体的生理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保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33］任恕先生对人体阴阳调节论的认识，给我们不少启示。以女性生殖调节为例：丘脑下部——垂体——卵巢——子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调节体系。在女性生殖调节过程中，丘脑下部和垂体分泌的物质，是根据卵巢、子宫内膜生理状态进行分泌的。子宫内膜在丘脑下部和垂体的调节作用下分泌的雌激素又反作用于丘脑和垂体。一般来讲，月经前半期子宫内膜分泌的雌激素对丘脑下部和垂体起正反馈作用；月经后半期子宫内膜分泌的雌激素对丘脑下部和垂体则起负反馈作用。可见女性生殖生理之复杂性和运用自如，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杂而完整的自我控制体系。

以上探讨了阴阳观念起源的时限，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念及阴阳观念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其中对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调节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似乎将人体阴阳调节论说清楚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内经》中的阴阳学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以阴阳离合、消长、升降为内容讲解阴阳平衡理论体系；一为阴阳与六经相配组成三阴三阳经脉理论体系。前文仅讲了阴阳平衡与失调概况，而阴阳与六经相配拟留作再讲。因此上文必然显得不足。单纯的人体阴阳调节论在发展早期是有生命力的。但人体众多方面复杂的生理、病理，从头至足，胸腹内外，仅依阴阳表里的局部调节、升降消长的简单制约，不能满足临床需求。人体调节理论必然向前发展。人体经脉调节中的阴阳理论，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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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辞海》缩印本，上海词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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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中国天文学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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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剪伯赞《中国历史年表》“公元前2372帝喾”

［17］《礼记·大学》

［18］《墨子·经说上》、《墨子·经说下》

［19］马继兴、李学勤：《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20］［21］［22］［23］［24］《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诊籍之九、之十、之一、之十六、之十一

［25］［32］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阴阳五行学说》，天津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1页。

［26］［28］《素问·生气通天论》

［27］《素问·调经论》

［29］《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30］《素问·厥论》

［31］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32］内蒙古医学院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33］任恕：《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控制论》，中医杂志1960年第2期，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