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凸目文化”出土问世以来，考古学界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考释，许多问题值得重视。我国蜀域“凸目文化”应渊源于远古先民“目之于色”的感知，渊源于蜀民对昆虫中诸昆虫幼虫头端的“凸目（复眼）”的神秘感与崇拜；其实质是远古先民对“目主思维”的感悟与崇拜。字之创作及蚕丛氏、鱼凫氏、开明王朝均传承了“凸目文化”精神，我国“凸目文化”值得进一步探讨。

今本《灵枢·根结》：“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 。《灵枢·卫气》：“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经》中追议的古人将“命门”认定为“目”，与后世“右肾命门说”及“命门，乃生殖之门”说相去甚远，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史料？就今本《灵枢》讲，非汉前《灵枢》原貌。南宋史崧于公元1155年说：“谨按《灵枢经》曰：……则知相去不啻，天壤之异。但恨《灵枢》不传久矣，世莫能究。……。”他指出：“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仆本庸昧，辄不自揣，参对诸书，再行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增修音释”的。然而，在史崧时代，他只能根据当时的经脉医学解之，不可能将“命门者，目也”潜藏之意解说清楚的。清初张志聪在《灵枢·根结》注释中说：“命门者，太阳为水火生命之原，目窍乃精气所出之门也”。张志聪等亦无条件将命门与目的关系说清。一部今本《内经》在各相关篇章中讲述目之解剖、生理、病理者，可谓不厌其烦，为中医临床眼科学奠定了基础。《灵枢·大惑论》突出介绍目之解剖观察，指出“骨之精为瞳子，肌肉之精为约束（瞳孔括约肌），……”。早已成为传统中医理论经典，我们可引以为用，但有些认识不适固守。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们挖掘出许多描绘目（ ……）的史料，最为远久者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8000年前的龟板刻文 ，这个刻文中间的圆当指瞳孔；殷墟安阳甲骨目字作，形态众多。与殷墟同时代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陶文及其系列凸目面像、凸目铜人像、凸目面具等，都应深藏着中华远古先民对“目”的深刻认识。犹其甲骨文中的蜀字作，突出一条虫头端的凸目，它的本意应如何解之？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我国先民们在“目”的面前究竟想了些什么？我们是否可用现在考古史料，先秦史料中关于目、眸、瞳及由目演绎的（臣）字文的内涵作一些新的探讨，作一些与人的思维功能有关的探讨。我们深知，这个设想过于大胆。我们将试求证之。

一、关于 三星堆 青铜“凸目文化”的考释

据《探索·发现》栏目编《考古中国·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载《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叙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大批玉石器，随后……于1986年起，广汉三星堆文化始露头角。考古学家们认定：早在3200年前，“三星堆先民因一种神秘事件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说明三星堆文化在突然埋入地下之前曾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三星堆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以青铜凸目面像为代表的“凸目文化”，“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凸出于眼眶”。三星堆先民围绕“目”创作的“凸目文化”的动机是什么？此亦我们追议的宗旨。

在《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中，考古学家们根据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祖之一。我国古蜀域辽阔，民族传承复杂，如古蜀山氏、葛戟氏、氐族、古羌族等之传承关系一言难尽。古羌族历史悠久，活动范围很广，传说大禹是羌族。葛戟人生活于四川西南，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曾讲过“羌葛大战”的故事，据传说，葛戟人的眼是坚目的，又说葛戟人很可能就是氐人。又有“蚕丛羌”（茂县蚕陵镇人自称）之说。总之蜀域辽阔，蜀史悠久，蜀文化现象中的“凸目文化”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中，学者们已经探讨过三星堆先民创作凸目文化的根由。有些观念难于苟同。我们拟从“蚕丛”探讨。

“蚕丛”中的“丛”非“虫”，丛作聚集、丛集、丛生、丛林解，是对主语“蚕”的解释。文中之“蚕”指众多昆虫的幼虫。应该指出：远古先民能提出“蚕”这个概念，能将这个“蚕”的名词固定下来并传承，不是一件易事。生活于亚热带区域的远古人类，在采集生活中对于昆虫幼虫的变态生活史的认识，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才认识到“蚕”，进而才认识到可以吐丝的“桑蚕”的生活习性，才知“桑蚕”吐的丝纤维很长，可以利用取丝纺制。据考，古蜀人饲养桑蚕，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26世纪以前（考古中国·贰39页），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认为：“蜀域由蜀山氏到蚕丛氏，也就是古蜀人初步完成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过程”。我们说“蚕丛”之“蚕”不单指“桑蚕”，它应包括昆虫类螟蛾科、粉蛾科、蚕蛾科等昆虫的幼虫，是古蜀民在长期观察中总结出的一种崇拜概念称作“蚕丛”。如以尺蠖为代表，尺蠖蛾科的幼虫尺蠖，俗称打弓虫，它体长4-6厘米，头端一对凸起的双目（复眼），行走时先屈后伸。正如《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蠖头端凸起的双目能感受、传递外来险境，知险后能迅速逃跑。尺蠖的特性使我们想到古蜀字（甲骨文一期《后上》九·七），（ 、一期《合集》9774），它们都形象描绘了一条头端凸起双目的虫，正如“打弓虫”的屈伸之状。字虽始见于甲骨文，但我们推想，它应始创于古蜀域，它应是古蜀域先民对以尺蠖蛾科的幼虫尺蠖为代表的、能用凸起的双目思考险境，保获自己安全的崇拜。这才是三星堆先民围绕“目”创作“凸目文化”的动机。三星堆人崇拜的实质，是崇拜尺蠖、桑蚕等头端凸起的“目”能思考险境，“目”能指挥逃脱险境。于是这个民族为自己取名叫“蚕丛氏”。蚕丛氏的后代，于武王伐纣时参加伐纣盟会，西周中后期“蚕丛氏”始称蜀王，后禅位于“开明氏”，传十二世，被秦灭。“开明氏”亦意指“目明”，继承了凸目文化精神。

二、中国先民“目之于色”中医学思想萌芽的探讨

近5万年以来人类进化至新人时期，新人在体质上出现了许多新特征，古人类学家证实，自古猿进化为猿人数百万年来，猿人如在直立行走、双手劳动；在谋生中由于安全的需要，其头必然左顾右盼，促进了全身骨骼系统在脑指挥系统的指挥下的协调发展，最为重要的促进了猿人大脑的渐进性进化。新人的脑容量达到了1300毫升左右，脑神经系统在脑内各部之间产生了广泛联系，组建了较为完备的新皮层，在生理上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为经验的积累创造了极好条件。如中国新人的代表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们，由于他们关注狩猎经验的积累，发明了狩猎工具飞石索，第一次提高了狩猎的生产能力。新人们原始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才是各类原始科学知识，包括原始医学知识、人体生理学思想萌芽的起源时期。我曾在《论原始中医学·新人早期外治医学思想萌芽概说》一文中初步探讨过我国先民关于“目之于色”的认识。如山顶洞人，他们已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注意到目的生理功能”。如山顶洞人及其以后的人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呼呼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并本能似地摇摇头，或本能地用手揉一揉眼睛，当在山洞中闭紧双目站一会后，再睁开双眼，眼前又明亮起来。人们的这一行为，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当人类能够采用这种直观方式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与生理现象的时候，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便深化了一步。“目之于色”这一生理现象代表了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了。中医学的医学思想已处于萌芽状态了。至8000年前的贾湖人，人工种植水稻已数千年，制陶已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能利用白鹤的股骨制作出5孔、6孔、7孔、8孔的骨笛，对于我国古典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贾湖人的智力已能观察理解“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这是他们能在龟板上刻出，理解眼中有一孔（瞳孔）的原因。他们对“目”的生理功能有了更多的感知。到了殷商时期，人们不仅刻画了许多形态的目（），而且还依创作了（见）、（朢即望）、（瞿、懼）等寓意很深的字。从甲骨文（一期《宁》248、望、古作朢）分析，这个（望）字，描绘一人站在一高物上，突出用“目”眺望、探望的行为表象，不仅表明了这“目”是可视的，而且还寓意人的心态疑惑、解惑之意，说明“目”是有思维能力的。甲骨文表示惊恐的字，描绘了人们遇到险境时，昂首张双目的惊恐之状，何等传神。上述 、 二字，应该比较深刻地说明了造字者对“目”生理功能的认识，反映了人（当事者）在某一处境中的“目主思维”过程的认识。由此思之，从山顶洞人到贾湖先民、殷商造字者们，他们早已在直观下关心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是由“目”完成的。人们对“目之于色”（中医学思想萌芽）的认识过程，应属原始综合科学史中自然科学范畴。

中华远古追议史《尚书》记载：夏禹执政时，为完善国家体制，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水、火、木、金、土、谷（六府库制度）惟修”。夏禹的“六府三事”，为我国远古社会学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商汤已可刻置“盘铭”，说明由陶文演绎来的、初步规范化的甲骨文字（依类象形原则）进入大发展期。甲骨早期的臣（）字由目（）演绎而来， 或字的产生，表明社会学中有了侍奉君主的，要甘心用目（用心、用脑）“全心全意”为君主出谋献策的人（臣子）。就此论之，能为君主出谋献策的臣（）子是在用“目”思考问题。毫无疑问，当原始自然科学“目之于色”的认识，转化为原始社会科学中“伏首为臣（）”，将“目”之生理功能推向社会学的时候，由此代表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的“目”之生理功能不仅限于“目之于色”了。臣（），潜藏着目主思维的深刻意义。

     在我国古文字中采用臣字作部件组建文字者达四十字左右。这些造字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如臤（qian谦）从目从手，表明除用“目”思考外，还善于用手操劳的人是牢固可靠的；古堅字亦作牢固解，堅从目从手从土。土属意符之一，描绘的是站在土地上（脚踏实地）用目判断事理，用手操劳的行为表象，表明脚踏实地，意志坚定；古鉴字作鋻或鉴，成语中的“前车之鋻”，“以史为鋻”都突出了臣（目），即善于用目阅览群书，总结前人各方经验教训，启迪后世的深刻内涵。尤其早期的                               鉴字，右中之“四”亦指目，这个“目”横藏于内，含潜心（细心）研究之意，反映了古人造字的本意。古圣贤的“贤”字，上部本为“臤，“臤”字下部加“贝”，强调了善于用“目”思考，用手操劳的人是人群中少有的宝贝，称作“圣贤”。古造字者们借用臣（ ）作意符组建的近四十字，无不反映了造字者们对“目”之生理功能的深刻理解。

若问远古造字者们在“目”（ ），“臣”（  ）字面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思考，认识？也许当解开眸、瞳、眸子、瞳子、瞳人的奥秘之后，方能有所领悟。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过程中潜藏“目主思维”过程。

三、眸、眸子、瞳子、瞳人生理学意义初探

在本节的探讨中有一个基础，就是远古先民对“目”之生理功能的关注，就是人们关于眸子、瞳子、瞳人本意认识的连续性与同一性。由于在追溯中，总感历代学者们对于“眸子”、“瞳子”、“瞳人”之关系均未能解开其8000年以来的原始本意，未能认识它们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故本于“求可以知物之理”（《荀子·解蔽》）精神，拟试设新径求证，盼求学者们在指导中共识。

试解“眸子”大约与牟难分，而牟在春秋早期已是一个多意字。我们的探讨集中于牟即眸。《荀子·非相》“尧舜参牟子”。清王先谦注：“牟与眸同。参眸子，谓有两瞳之参也。”表明尧舜二帝办事十分认真。《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尸子》的追议，进一步肯定了人们认为舜帝用两个眸子思考问题，说明舜帝办事认真。《荀子·大略》“……非目亦明也，眸而见之也。”此言讲：不是目能见光明，是眸子见到了物。在作为整体的“目”中，突出了眸子的作用。《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胸中不正，则眸子眊” 。朱熹集注曰：“眸子，目瞳子也，盖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朱熹讲，眸子就是瞳子。说人在看事物时，其神（思考·判断）在目（在瞳子）。《国语·周语下》“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候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焉！”《周语》所论，从晋候的整体姿态观察，虽强调了“心”的作用，但重点放在目，如“目以定体，目以处义，足以步目”都说明了“眸子不能掩其恶”，《灵枢·五色》裹撷远古口头传承说：“目有所见，志有所恶。”将“目”与“志”联在一起，反映了古人认为目与志的关系。《灵枢·脉度》：“目能辨五色。” 《素问·脉要精微》：“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在此，脉要精微的作者虽然比较单纯的讲了眼的视觉功能，甚至指出“目者，心使也。”但在远古人类，如贾湖人是不可能知道目的功能是脑(心)完成的。《灵枢·大惑论》：更明确记载：“……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肌肉之精为约束。”又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总体讲《大惑论》说“目”是产生“神气”（神气之所生也即思维功能志意）的部位，继承了先祖认为“目主思维”说。但《大惑论》随后又用两汉医理进行解说。说明中医理论发展道路的坎坷。

眸、瞳、指瞳孔；眸子、瞳子即瞳人；瞳人即两人抱头对视时所见瞳孔中的小人。对视者自己的像。“目主思维”与瞳人有关，这是远古先民的认识。后文应再求证。

四、关于“目论”与“目主思维”的再探讨

我曾读到：古人讲过“目论”，《文选·王 ·头陀寺牌文》“顺非辩伪者，比微言于目论”。认为“目”是主思维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此语建立在既往有人认为“智出于目”。反对的一方说：“目能见其毫毛而不见其睫”。认为“目论”中“目”不能看见身边的睫毛，“目论”是不全面的。司马贞索隐“……尤人眼能见其毫毛而不能见其睫，故谓之目论也”。因此才有“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三国志·吴志·周鲂传》：“目语心计，不宣唇齿。”认同了古有“目语”、“目论”之说。追议中华远古先民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早已训养水牛，试想较河姆渡早数百年的贾湖人是否已训养过性格温顺的水牛、黄牛呢！贾湖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了 ，是否因他们在驯养牛的过程中，在牛崽坠地“牟然而鸣（刚生小牛睁开眼就叫）”的情况下，人们抱着可爱的小牛的头对视时，发现小牛眼中央那个大大的“黑洞（瞳孔）”内有一小人（瞳人·对视者自己的像），因而认为小牛眼中的“小人”可动可笑，不可思议，推论认为是小牛的目中小人指挥牛的所有活动。当人们抱着大牛头对视时，也见到牛瞳中有一小人，甚至人与人抱头对视时，亦见到目中小人，俗称眸子（瞳子、瞳人），当人类建立了灵魂思想的时候，又认为目中这个“小人”，代表了牛或人的“灵魂”。总之，远古先民崇拜“目”，创作“凸目文化”过程是复杂的，贾湖人的认识经口头传承至三星堆，三星堆先民在“小浅盘高柄陶豆”上刻下与贾湖同形的，代表了三星堆人“崇目”源于贾湖的先民。三星堆人“崇目”还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前文讲到“凸目文化”与蚕（尺蠖·桑蚕等）的关系，其实还有另一说。《考古中国·贰》第18页引龙晦先生话说：“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与鸟有关。”龙晦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中说：“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即鱼鹰。”鱼鹰俗称鸬鹚，善潜水捕鱼。《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歌颂了鱼凫潜水捕鱼的本领。可见蜀先民在马牧河驯养可以战胜鱼的鱼鹰（鸬鹚）捕鱼，崇拜鱼鹰能在水中睁大双眼捕鱼，此亦成为“凸目文化”的又一源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昌钰说：“鱼凫氏是部落联盟的形式，过去有两支，即崇拜鱼的部落与崇拜凫的部落，两个部落组成联盟，统治了当时的成都平原。”学者们认为：“蜀分别由蜀山氏、葛戟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蒲泽）、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蜀域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凸目文化”；蚕丛、鱼凫、开明共同传承了远古蜀民的崇拜与信仰。

上述史料可证，我国先民早已关注人的思维问题，殷商，商纣王根据甲骨文造字者们在心脏解剖过程中的成就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于是纣王又借机“杀比干，观其心。”商史证明：心主思维源于商，后被传统中医理论传承。关于脑主思维，商时虽作初探，但因脑组织藏于硬脑壳之内，又柔弱如泥，商民难于探讨。时至两汉，医家们虽在完善心十二经脉调节论后，仍感无法用经脉理论解释临床所见“邪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伤左（额）角，右足不用”等病例的时候，医家们不仅对颅底经脉进行了解剖，记录颅底经脉（基底动脉环）为：“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首创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还在开颅之后详细观察了脑回形态，依所见脑回形态，创作了原始脑字如 　等记录于《五十二病方》及相关史料中。但脑主思维，仍然未被传统中医理论传承。

现在，当我们从“目主思维”角度探讨“凸目文化”根由的时候，从《大惑论》得知，秦汉先民完成了眼球的大体解剖，认定可大可小的瞳孔由“约束（瞳孔括约肌）”控制，点明“肌肉之精为约束”。辨别了“白眼（眼球前部）”、“黑眼（眼球后部脉络膜）”，强调“血之精为络”，提出：“眼系”概念，讲明：眼系是“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当我们认识到殷商至两汉先民用同等注意力关注心脏解剖，颅脑解剖，眼球解剖的时候，佐证了远古先民在无能力探讨心、脑主思维之前的数千年前，存在远古先民在“目之于色”的基础上探讨“目主思维”的可能性，并有“目论”之说。《大惑论》证明：两汉医家对“目主思维”（神气之所生也）中的“目”再次进行了解剖观察。

商末至春秋，当精、气、神理论创立时，人们对人的思维，思维的物质基础进行探讨，提出了“思维”功能之“气道”说，《管子·内业》讲：“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心术》讲：“气者，身之充也，……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管子》认为，人的思维是有物质基础的，其一是“思维之精气”，其二是思维过程在“气道”内运行。讲明人在生命进行时可能产生思维过程；人通过思维弄明白事理；当弄明白了某些事理后，主持思维活动的“气”便在“气道”内暂时停止活动;当思考不出结果(思之不得),是精气用完了。应该指出:《管子》的这些认识，是从总体上讲的，未讲“脑主思维”、“目主思维”还是“心主思维”。虽然脑心各有“气道”，但对于“目主思维”讲，“目”之眸（瞳）、即人们可见的瞳孔及瞳孔后深不可测的通道，更可认为是“目主思维”的“气道”。所以《管子》“思维气道论”，更支持“目主思维”。

小结：我在《释命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7）]一文中探讨了“命门者，目也”，从多方面论证了“古人认为目是心灵之窗，观其目之眸子，就能了解心灵活动。因此将目叫命门”。现在看来，此论虽无误，但未深入，当与“凸目文化”结合，认识即可升华。“目之于色”是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凸目文化”的内涵——包含了“命门者，目也”，目论、目主思维深刻反映了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过程。

本文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3）

二O一O年三月十四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