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探讨过人类进化至5-4万年以来，新人们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便可将记忆了的相关知识、经验与近期感悟的相关知识、经验进行比较，得出新知。由此，人类的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原始医事行为，医学知识便已起步，逐步积累。新人们关注五官生理处于优先地位。

    一、我国先民对五官生理的逐步感悟

关于“目之于色”的感悟

新人以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各类知识，人体五官生理知识的起步、积累便展开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起步，可追索至山顶洞人对“目之于色”的感悟。山顶洞人发明了钻孔术，制造骨针及贝壳类项链，有了尊母习俗，……他们的生活实践证明：当他们外出谋生，突然从烈日下进入山洞时，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他们能注意到自己站下来用手揉一揉双眼，停一会后，又可看到从山缝射进来一束光线，明确感悟到这一光线是用双眼看见的。由此，山顶洞人对“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有了一定感悟[1]。当有这一感悟的人在逐步积累经验、尝试说明“目之于色”的基础之上将自己的感受用手式或用新创的相关语言向他人表白的时候，最早的“目之于色”的生理知识便诞生了，这一过程可能完成于仙人洞人，吊桶环人时期，被口头文化传承下来，再过5000年，贾湖先民已将目（）刻于龟甲之上[2]，表明贾湖先民关于“目之于色”的认识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我国传统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凸目文化等史料分析：自贾湖龟刻以来，已有“目论”即“目主思维”的认识，反映了我国“医学思想萌芽的轨迹”[3]。“目主思维”在我国医学思想萌芽史上传承数千年，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才有脑主思维与心主思维之争，最终因心脏的自主搏动生理功能，被古人误定为“心之官则思”，指导中医临床两千余年。此一历史在当今中医理论中仍难拂去。

关于耳之于声的感悟

人类对“耳之于声”的感悟应该是最原始的。因为最早在猿人时期，猿人们常用呵！啊！哎！……等音素进行最初的信息交流了。但那只属本能。还因猿人们大脑的原始性，他们不可能产生长期记忆，更不可能理解“我是用耳听见呵！啊！的。”数百万年后，人类进化至新人时期，新人们对“耳之于声”的感悟虽可侧耳静听，或直立、颠足远眺、探视声音的来源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亦难理解“我是用耳在听别人讲话。”山顶洞人，……贾湖人对于“耳之于声”的经验可能在逐步积累中进展较快，特别是贾湖先民发明了骨笛，有了音乐艺术，反映了耳与大脑发育的高度一致，自河姆渡人以来，先民们对“耳之于声”的认识应该明确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广泛交流，生产事故伤耳的发生，中耳炎症对鼓膜的破坏等，人们在谋生生活环境中相关经验的积累，都能使人感到：以前我能听人说话，现在我听不见了，……。是不是因为“耳”受伤或流浓的原因？自殷商甲骨文中明确首创一个耳（《遗》271），又明确首创了一个听（《遗》8502）；这个听（）字，从耳从口，代表从口中发出的声音是被我耳朵听见的，深刻反应了殷民认识到耳的生理功能是听声音的。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自猿人以来，人类自己发出的呵！啊！自然界的鸟语、雷鸣等声音，都作为“音素”刺激人类的听神经，刺激大脑各脑区神经元内记忆核蛋白体的进化、发育，最终记忆核蛋白体进化至可以将接触到的知识进行有序编码记忆下来，此即新人时期的人类在进化中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能将从各类声波中传递的相关信息经耳传至大脑各相关皮层的脑神经元内编码记忆下来。促进了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关于“口之于言、舌之于味”的认识

新人们的生活来源，虽许家窑人发明了飞打猎物的飞石索，峙峪人发明了弓箭。但新人们的生活来源仍然依采集为主，至山顶洞人时期已有吃不完的坚果收藏备用的习俗。当严冬到来，大雪封山，只能依收藏的坚果、狩猎的兽类为生。冬去春来草木萌发，萌发的绿叶、嫩枝均可食用。山顶洞人们在食之之时，已从本能的弃苦涩而吞无味、甘润之品，已有经验选择瓜、杏、梅、桃；早春，因饥不择食，不论多么酸的杏梅都往肚里咽下去；夏季到来，各类鲜果成熟，已可选择甘甜可口的桃李，这些舒适的味道是难忘的。在采摘进食对比中，有一些小球形的红果，果汁甜酸味浓，这些味道，虽众人都有同感，但如何用语言表白，难度行大，还要有段很长时间经验的积累过程。总体讲，他们将这种感觉定位在口，有了最初的“口之于味”的认识，被口头文化传承下来。须知：“口之于味”是一组较为含混的词，还有“口之于言”及舌的生理功能有待认识。大约到了夏商，人们已逐步认识到舌的作用与酸甜有关，当依类象形，采用蛇吐舌之状创作出舌（《福》26）字的时候，人们也许感悟到“舌之于味，口之于言”的不同认识了。

关于“鼻之于嗅”的认识

人类对嗅觉的感知，应该说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只是早期人类的注意力，难于关注鼻的生理。至殷商时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首创一个鼻字作，是对鼻的象形描绘，其意是自，是人们在信息交流时，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自（已）之意。关于气味中香臭的臭，甲骨文作（《铁》1961.3，，从自从犬，与现代的臭字从自从犬完全一样，其本意应指臭觉，描绘了犬（狗）的臭觉较人的臭觉灵敏，说明殷人在创臭字时，对犬的臭觉观察十分细致，因此，这个臭字是比较生理学的反映。后世，人们在臭字旁加口作嗅（xiu秀），意指嗅觉，好似想阐明鼻腔与口腔相通，从文字发展史讲，嗅比臭较深入一步，已约定成俗。

从殷商史料分析：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的生理功能的认识，早在万年以前，人类已逐步注意经验积累，于殷商时期上述认识已趋成熟了。

关于“触觉”的认识

在五官生理功能中，人们对触觉的感悟，虽然从先民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讲，起步最早，如远古人类在采积植物时，难免被刺刺着手指，但不可能理解手指皮下有痛觉感受器。至1.2万年前的玉蟾岩人，在最初的制陶实践中必须合泥，必须用手感受泥的质地、干湿度、粘稠度，必须感受到陶塑过程中某一陶器型体的要求。但人们无法理解：是我的手指在触觉到泥的性质。所以人们对人体触觉系统的感悟应该是最晚的。触觉，指人体各部位皮肤与某物接触时所产生的各种感觉，包括硬软、锐钝、刚柔、冷热、灼炀，……等感觉。由于人体各部皮下各类感觉感受器不同，给人们提炼出某一感觉的存在带来很大困难。人类对各种感觉的感知与生活、生产实践是绝对分不开的；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先民，早在6000年前就住进了半地窑屋，在半地窑屋草筋泥投摸、烧制过程中，在随后的金属冶炼、青铜铸造中，都要与硬软、刚柔、灼炀等物体接触，特别是在烧制陶器、金属冶炼铸造中，还必须预防烧伤。但人们不可能认识到人体各部位皮下有冷热等各种感受器的存在。应该说，在现代解剖、生理学未建立之前，各部位皮肤的触觉等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目之于色、口之于味、耳之于声、鼻之于嗅都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只有当现代解剖、生理学在实验基础之上，认识了温觉感受器、痛觉感受器、触觉感受器之后，只有当解剖、生理学证实了眼底视神经细胞的感光与传递，内耳听神经细胞的感音与传递及鼻腔嗅觉细胞、舌部各类味觉细胞的解剖观察与实验之后，人们对五官生理机能才全部认识清楚了。

必须指出：我国先民对五官生理的逐步感悟，在感悟过程中逐步提高各类认识，促进了人类在宰杀猎物的过程中，借鉴观察各类动物的相关器官形态，推导对人体解剖、生理知识深入了解的欲望，至殷商时期，促进了人们对人体脏器形态解剖、生理知识进一步探讨的追求，促进了临床医学理论的起步与发展。

二、殷商先民对生殖医学的贡献

人类单靠五官生理功能是不可能建立起医学理论体系的。从《尚书》追议的相关史料分析，我国历史发展至尧帝继承先祖们口头传承下来的相关知识，十分关注日之东升西沉位移南往北来运行规律，故“分命羲仲等分赴四方观日运行，完成历象日月星辰位移，制订历法，敬授人时，促进了农业发展。舜帝继承尧业传至禹，禹发展先祖事业，提出执政纲要“正德、利用、厚生”，在政府设“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管理国家财用支出。禹还总结前辈治洪经验，改“堵”为“导”，用十三年时间疏导江河、湖水，治理了洪泛，受到民众拥戴。商史证明，商的第一代国君汤王在克夏傑之后，作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告诫汤王自己，决心革除旧蔽，日日立新为民。同时证明，先商时期人们在总结陶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依类象形”的造字原则，即甲骨文造字有了较为规范的要求，于是由肌键、韧带联接的骨架作，胃字作，反映视觉生理的望字作，反映腹腔内脂膜系统的网膜囊孔的肓字作 [4]。这个（肓）字，描绘了肝左叶下的腹膜囊口，都是在人体解剖实践中创作的。肓（）字成为我国最早的疾病深浅说：“病入膏肓”的重要依据。腹腔内的脂膜膏肓，还成为战国时期创消化生理——三焦府的理论基础。殷商时期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知识还深深潜藏于相关甲骨文字的字意之中。

根据甲骨文史料分析：殷商时期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已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殷人人体解剖学起步的动力是甲骨文造字原则中的“依类象形”。他们已在人类思维机能的探讨中围绕脑、心经脉调节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女性待产、临产文字反应产科医学比较成熟。如临产之娩字作，（《乙》1277），描绘了接生人员的双手（）产妇的大腿，方框内的“º”描绘的是“施生之门”，即子宫颈口。在产科文字中与孕、产、育有关的此类文字达20字[1]（P：88），说明殷商时期我国产科医学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雄兽“去势术”的演进，我们曾讲，殷商先民对公猪“去势术”的发明[4]，如在狩猎过程中，有一些雄兽伤了睾丸，在狩猎有余的情况下，将伤了睾丸的公猪喂养着，当公猪长大，性格温顺易肥，人们对此有所感悟后，认识到睾丸破坏后对公猪育肥有利，便将喂养的小公猪睾丸有意破坏后，取得同样效果。殷人便发明了公猪的“去势术”。 殷商先民发明的公猪“去势术”，被周代移植于人，西周王朝将犯罪的男性实施“宫刑”，即去除睾丸，使之失去性欲，生殖能力，被执行“宫刑”的人，留在后宫使用。证明从殷商至两周，先民们认识到男性睾丸的生理功能主生殖，成为《素问·上古天真论》生殖医学的理论基础。但撰《上古天真论》的作者未能说明泌尿之肾、与生殖之肾的区别，更未收集到两汉时期男性睾丸亦名肾（外肾）的相关史料。

△殷商先民已在临床接诊中，根据病种的增多，产生了给疾病命名、归类的要求，在给疾病命名中，思考了多方因素，已包含了病因、病症特色。殷人给疾病命名多依解剖部位，如疾肘、疾目、疾齿，反映了命名的原始性。

由此，我们断言：我国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在殷商时期已经较为系统了。但是，创建医学理论，涉足面广，由于基础医学理论如人体解剖、生理学的内涵复杂，殷民无法依系统解剖、层次解剖展开讨论。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尚待医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两周先民在创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时，广泛吸取社会等相关知识进行医学说理。

三、两周先民引社会学、原始思维观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探讨

3.1引社会学之九州、九野创九脏理论

自骨甲文字创作以来，殷商的部分社会史、医学史都有据可考了。这是我们能将我国经脉医学史追至3500年前的根本原因[5]。西周克商纣以后，医学事业、医疗行政基本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如周王室制订了一整套医事设员，医政管理制度。《周礼·天官·冢宰下》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周时的医、分食医、疡医、疾医、兽医，还有与医相关的“酒正”。周制规定：“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含内科、皮肤科等）。疾医在诊疗技术上，“两之以九窍之变（望诊），参之以九脏之动”（推考相关内脏病症）。还根据病人表现之“五气、五声、五色（望闻）”分析病之转归（死生），治疗时用“五味、五谷、五药（草、木、虫、石、谷）养其病。”可见周时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已有一套规范化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内脏器官的认识已有“九脏”之说。

关于我国先民对人体脏器的认识，《尚书·商书·盘庚》追记：“心、腹、肾、肠”；两周成书的《诗》、《易》、《礼》等均有脏器记载，综述之有九。即心、肺、肝、肾、脾、胆、胃、肠、膀胱，合称九脏。与“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在诊断时“参之以九脏之动”的基础医学水平一致。当我们追问：商周时在基础医学理论中为何用“九脏”？原来先民们认为“九”是一个大数，“九脏理论”取社会学中的“九族《尧典》。”《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对国土范围提出“九州、九川、九河、九江”概念。应该指出：《尚书·大禹谟》追议大禹政迹是“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其执政纲要是“政德、利用、厚生。”在政府设“水、火、木、金、土、谷”六府库机构，分别管理国家各类财用支出，被誉为“九功”，又“劝之以九歌。”说明大禹执政功业深得民心。史料反应，禹选伯益继位。禹死后，伯益推让于禹之子夏启继位。夏启继承父业执政，但夏之部族有扈氏违背“六府三事”，欺压民众。所以启决心伐有扈氏。启在起兵时，宣布有扈氏的罪名是：“威侮六府，怠弃三政”，与禹执政时执行“正德、利用、厚生”设“水、火、木、金、土、谷”六府之“六府三事”一致。而《尚书·甘誓》在追记中（或后世转抄中）误将“六府”记作“威侮五行”，成为近代学者探讨中医理论“五行”学说的源头，此之误也。因《甘誓》前文分明讲：“乃召六卿”，即召管理六府之负责人。很明显，在此“威侮五行”，与《大禹谟》之“六府三事”脱节，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当今我们应该澄清了[6]。

我国历史，从传统文化讲自黄帝以来，由于天文、历法的不断发展，以北斗七星为天枢的观念在口头文化传承中逐步演绎，于是，对于以北斗为基础提出“天庭九宫说”，《灵枢·九宫八风》就是北斗、天枢、天庭、九宫说的证据，它建立在洛书基础之上，实际反映了洛书九宫说，为天人感应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体创九脏（心、肺、肝、肾、脾、胆、胃、肠、膀胱）提供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依据。但是九脏理论是一个初创的、概念不清的脏器理论，它没有说清各脏器的生理特性，没有说清相关脏器主藏（cang）还是主泄实质。因此医学理论还必然向前发展。

3.2引社会学中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创五藏六腑理论

历史跨入西周，单襄公总结六十甲子，提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下），即主张在自然数理中“弃九”，突破自然数十，依六十甲子周期演绎出天六地五、十一常数概念。这一举动，在“崇九”的西周时代，可谓惊天动地。在十一常数中“天六”即六甲（甲子、甲戊、甲申、甲辰、甲寅），“地五”即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广泛使用。如《管子、牧民》“六亲五法”。《淮南子·天文训》“五官六府”，都是天六地五的反映，《汉书·律历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道毕。”也是讲六十甲子的周而复始之理。人体五脏六腑理论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创建的。从有关史料分析，“五脏”词组，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在《算地》中讲“劳其四肢，伤其五脏”；比商鞅小21岁的庄子在《庄子·列禦寇》记载“愁其五脏，以为仁义”。此“五脏”都指人体内五个脏器，是十一常数在人体脏器生理中的反映。回顾春秋时期我国人体内脏，只有九脏，用十一常数创新医理，九脏必须发展为十一脏。也许那时的医学已从腹腔解剖中认识到“肠”的整体形态不同，在胃以下的“肠”，细长盘曲，至右下腹又变粗大，直上，……。解剖观察者依此将“肠”分作“小肠”、“大肠”等。还有腹腔的脂膜广泛存在，胃下挂着一大块，大小肠都有脂膜附着。且殷商先民早已记下（肓、网膜囊口）的认识。根据“谷入于胃，……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灵枢·营卫生会》”，食物在胃肠消化后，应有吸收过程，那时的医家也许想到“津微物”的吸收过程由腹腔内的脂膜完成。因而提出了上、中、下三焦学说，将三焦立为消化系统主吸收，排泄的一腑。在此基础上，春秋战国医家将“九脏”发展为“十一脏”，可以与天六地五十一常数相配了。在十一脏中，后世先民又感悟到它们的生理功能不同，在探讨中提出：“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转化物而不藏”（《素问·五脏别论》）。十一常数在《内经》中已广泛使用，如《灵枢·本输》、《素问·刺热》、《六节藏象》等均用十一经脉理论进行说理；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两部灸经，也属十一经脉理论的重要证据。

3.3关于情感思维—“移情观”在创建中医理论中的影响

“移情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共性。法列维布留尔称作“互渗律”[7]。当人类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已能关注各类生产、生活知识；特别是日之东升西沉，南往北来，周而复始，并伴之以风雨雷电、寒来暑往，万物萌杀更替，禽兽虫蛇相残，旱涝交加，福祸无常的时候；加之梦景中的先祖相见，人类生殖中的畸形降临，各类怪事，先祖们该如何解释。还有：在人类交往中，除父母、兄妹关爱外，善良者居多，当人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思念亲人的时候，思念亲人们关怀、帮助、救护的时候，认识到世间存在相互关爱的“情”；当见到喂养的狗、马、驴、牛、鸡、鹅对主人的温顺、亲近、为主人效力的时候，万物有情、有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产生。结合我国史料，尧舜夏商时期，先民们已提出：“以物观我，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认识，其实质是讲天地万物都有生命，都有情感，是一种“移情观”的反映；这种原始思维方式，除直观思维外，还具有拟人化的思维色彩，具有类比、比拟、比照等性质。“移情”作为一种自发的普遍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已成为新人以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之一，社会意识十分浓厚。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认为胸腹内之脏器都是有情识的。《尚书·盘庚》：“今予其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诗·大雅·桑柔》将肺肠与心并列抒发情感。《大学》：“人之视已，如见其肝、肺然。”指出：“诚于中，形于外”，将肝肺代表人的品德。简录上述史料，都反映了人体脏器是有情识、情感的。《庄子》多次将五脏与仁义并论，批判社会时僻的假仁假义是“多方乎骈枝于五脏之情，淫僻于仁义之行。”《淮南子·修务训》从正面讲：“圣人……苦心劳形，焦肝怖肺，不避烦难”。我国秦汉医家在创医理时，就是将春秋以降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逐步提出脏器情识论引入医学理论的。《灵枢·本神》：“心术惕思虑则伤神，……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素问·六节脏象论》：“心者，神之变也，……肺者，魄之处也，……。”《素问·灵兰秘典》“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总之，秦汉医家在创医理时，将精神、魂、魄分别与相关脏腑相配，完成了人体机能调节的社会化整体观框架模式，为西汉将五行、五脏调节论引入医学理论作了准备。

3.4取象比类—创立中医理论的神奇途径

对于中医理论，我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我将今本《黄帝内经》作为探讨中医理论的标志，今本《黄帝内经》以降（含《黄帝内经》中部分内容）作为传统中医学；从远古至两汉《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所有中医临床与理论（含已收进《内经》中的先秦史料）均作为“原始中医学”（已著《论原始中医学》）[6]。原始中医学的临床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与当时的天文、历法、物候紧扣，古朴无华。河南濮阳M45号墓出土蚌塑二分日道图，及后世的《连山易》《归藏易》《九宫八风》无不与我国原始中医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成为天人合一的理论依据，其实质是，取天地之象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如先祖们在中国的地理物候条件下，观察到“天寒地冻”的许多特征，如本来流动的河水，在寒潮到来，出现“地冻水冰”而断流，哪怕是“善行水者，”也“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迫使水上运输终断，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秦汉医家正是在这一自然现象的基础之上认识到风寒对人体经脉、血气的影响。创建了一系列病理理论。他们观察到“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素问·离合真邪》）等自然现象，古代医家正是依上述自然现象推断（类比）风寒侵入人体后的病理变化。指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又说：“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认为风寒致病机理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最为可贵者，古代医家进一步推导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三则疼痛理论，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在治疗医学方面汉代医家指出：“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医家进一步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达到“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进行针刺治疗。这一理论促进了秦汉治疗医学的发展。它仍然是当今五花八门热疗理论的基础。在人体生理学方面，秦汉医家依“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推导人之生理是：“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他们还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蝼”推导“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认识到“形不动则精不流，”当精不流时，体内的“邪溢气瘀，脉热肉败，营卫不行，必将为脓。”可见，用“形不动则精不流”类比人体血气痈疽理论的建立，反映了我国先民的聪明才智。

先民们取两个相类事物比较，采用已知之象推导未知事理，是创建中医理论的一条神奇途径。

四、旁纳天地定位、天阳地阴之阴阳理论丰富了经脉调节论

我们曾论证：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同一时期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起源是不可分割的，医学理论的起源，与其他原始科学理论的起源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医学理论创立早期，旁纳天地定位，天阳地阴之阴阳理论借以说明天人合一、经脉调节整体观医理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先民阴阳观念的建立，我曾用“相对对立概念”注释将其追述较远。一是因为“阴阳观念”已步入哲学门坎；二是我国考古出土许多陶文，如等，都表明有相互对应关系；表明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到上下、左右、植物的春萌秋杀，月亮的盈亏更替。早期“日月为易”易学中在天地定位观建立之后，引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为《老子》《淮南子·天文训》等探讨事理的指南。秦汉时期，医家首先将阴阳理论引入经脉调节论，依人有四经调节论创阴阳十一脉动灸经；两汉学者为适应疾病谱的扩展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在引入心包经后，将十一经脉发展为十二经脉。在十二经脉理论中已明确：阴脉归属于脏，阳脉归属于腑。提出：“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由此阴脉在循行中必须与某脏相连，阳脉在循行中必须达到某腑，经如此人为规范后，使十二经脉有序循行，达到“周而复始，如环无端”，近似于描述了人体循环系统。当根据临床发展要求进一步补充“奇经八脉”，特别是汉代医家在颅底经脉解剖的基础之上，根据“基底动脉环”特征，构建阴阳蹻脉理论后，比较合理的解释了临床所见“伤左（额）角，右足不用”病例，使经脉调节整体观理论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素问·阴阳离合论》“天为阳，地有阴，日为阳，月为阴；……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都是阴阳观在医学理论中的应用。如《素问·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素问·金匮真言》：“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作者将一日十二时辰用阴阳解之，深刻反映了子丑寅卯十二时辰阴阳气息的转化过程。《内经》的作者们将阴阳理论引入医理，解说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转归，多数恰到好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五、旁纳精气神理论充实经脉调节整体观理论

我国先民对于“精”的关注大约起于两周时期。从文字构成规律分析，这个精字的含义与“米”有关，“精”指米中的精微之物。推之，天地都存在精微之物。《易·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指日光之阴影的游移变化。《老子·二十一章》：“其中有精。”将精气之物推之于自然界。《左传》及其子书群中讲“精”甚丰，将“精”引入医学如老子讲：男孩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指男孩子的精气，导致了阴茎（朘）的勃起。《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止。”《管子·心术下》又说“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在此，管子将“精气”活动于“气道”之内。作为人之思维功能的本源解之。可见管仲利用“精气”活动于“气道”之内对人体思维功能进行了探讨。

精气神在中医理论中是不可分割的。我国周秦医学理论中的精、气、神理论，属于精神、神智范畴，精、气、神三者各有内涵，又有共通之处，它们相辅相成，对人体的生理功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讲的是养生与预防医学概念。真气，指人体内的正气；精神指正常的精气，平和的神气。《灵枢·本藏》：“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这里的“血气精神”内涵丰富，一般指血脉中的营气，精微物质之气及属于植物神经调节的卫气之类的神气，都是精气神理论在临床的应用。在今本《内经》中，精气与经脉理论结合最密者，如 “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所以古人将精气神引入经脉理论，用于解释消化生理与经脉调节生理占相当的分量。这些认识限于西汉时期，他们只能推导出在经脉内的“血”有调节作用，及血中的“气”（神气）也有调节功能。他们的推导是建立在治疗医学之放血疗法、针刺疗法基础之上的。现代人体解剖、生理学，已知所有血管壁上都有植物神经分布及各类感受器的存在。人体皮下各类感受器及血管壁上的植物神经系统，有望成为“双针”学派，“钩活术”学派，“小针刀”学派，……创建共同的针刺理论应该是可通的。

《国语·周语下》：“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孟子·公孙丑上》：“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深刻认识到“气”在人体内的生理意义，医学家在创立经脉调节理论的进程中旁纳精气神理论，充实了经脉调节理论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总结。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远古中国医学史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一版 50页。

2、考古杂志社编者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版2002。

3、严健民 中华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3）261页。

4、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1499、1500页。

5、严健民 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10一版。

6、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一版。

7、法、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