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商时期的心藏形态解剖学史

 中国医药报2005年6月25日发表解剖学家贲长恩教授等《中医形态学研究呼唤与时俱进》的“呼唤”，指出：“中医学要发展必须先求得中医形态学的发展。”这一认识聚积了半个多世纪中医学术界及世界各国爱好中医学学者们的心血，应该说是至理之言，或曰：“点向了中医药现代化的要穴。”我听从呼唤，拟从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对今本《内经》成书以前的原始中医学中的心、脑、肾、脾、三焦等脏器的形态学分别进行讨论，以求教于中医学术界同仁斧正，并求得早日共识。

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医学的发祥地之一。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过程的科学，研究医学必然贯穿着探讨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许多史料证明，我国医学知识发展至殷商时期，已可分作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了。从我国考古史料分析，早期的基础医学知识，主要反映在人们对耳、目、鼻、口生理功能的探讨，到殷商时期，由于原始医学知识的迅速发展，如女性孕育医学的发展；男性“去势术”的发展；人体腹腔脂膜之膏、肓()的认识等，都与人体解剖知识有关，都属原始基础医学范畴。与此同时，殷人对颠顶、头颅功能的探讨，创作出一个从头颅()从手()的思()字，说明殷人探讨过脑主思维。从殷商先民在200多年间先后创作六个心字分析，殷人在宰杀牲畜、奴隶主杀戮奴隶的实践中对人体胸腔内心脏的自主搏动与生命的关系有所感知，可见殷人要求创作一个心字也就迫在眉睫了。

从人体解剖学分析，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甲骨文字的创作，迫使造字者们在连续200余年创作心()字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对人体心脏等胸、腹腔器官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因此，我国的人体解剖学史应从殷商时期算起。以下我们对相关心字作些分析，希望说明殷人通过解剖弄清了对人体心脏形态学的总体认识，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

《殷虚文字乙编》738号卜辞：“贞， (有)疾  (心)，唯有跎。”这个心字作，描绘的是尸体仰卧位，开胸后所见于胸腔中心脏的部位，“”才是胸腔中的心，仅用一竖将心尖部的左右心室隔开。其他心字都是将心脏从胸腔取出，剖开心脏，观察心内结构。早期描绘的字，没有注意心内瓣膜，随后造字者们注意到了心内瓣膜，分析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的人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瓣(三尖瓣和二尖瓣)的人，将心内瓣膜向下描绘。殷商时期，人们在解剖心藏时，还注意到心内有七个孔窍。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在听了近臣比干的直谏后曾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意思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于是下令“杀比干，观其心。”验证心脏是否真有七窍。说明殷商时期将人之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心藏内部的七个孔窍是左、右房室孔，上、下腔静脉孔，肺动、静脉孔及主动脉孔'说明商纣时期“心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对于心藏底部的血管父已爵划了两条线作()，我们称之谓“抽象描绘”。其实心藏底部于心包膜之外的血管有四条，即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与上腔静脉。在心脏底部划两条线()代表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强调的是能主思维的心脏，通过四条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这一史料证明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起源于殷商。

 五百年后，《晏子春秋·晏子谏第二十三》有一段记述，齐景公外出打猎，十八日不回朝主事。晏子劝景公回朝主事。齐景公回答晏子说：“寡人之有五子（五位谋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这个佚字作安闲解，就是说齐景公(公元前547—490年在位)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知道心藏的底部有四条血管(经脉)与全身相连，支配全身各部位的活动，全身各部位也自觉与心藏活动相协调，所以心藏就很安闲平和。齐景公在此借当时的医学理论即“人有四经调节论"比拟朝政，说人体心脏有四条经脉调节全身各部，心脏自己安然无事。我有五位谋臣为我主事，调理朝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因此，我可以不回朝主事。景公的话，为后世提出：“心者，君主之官”作了伏笔。齐景公讲的人有四经调节论，在《素问·阴阳别论》保留下来说：“人有四经十二丛"，“十二丛"是两汉学者们的认识。“人有四经”属殷商春秋遗存。为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心脏、经脉、心包的认识，我们还应该回顾以下史料。《管子》记载：“凡心之型，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管子·内业》的这一记载当然是有人体活体解剖作基础的。到齐灵公时期，齐灵公先后铸造叔候缚和叔候钟，它们铭文中的心字分别作，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出土“中山壶"和“中山鼎”，壶、鼎铭文中的心字均作，这个 (心)字，无疑是从隶化而来，它突出了从心藏发出的四条经脉对人体的功用。即心藏底部的两条线隶变为四条线，心尖部又下延一条线，意指下腔静脉。而心藏本身则只占很小部位了。就是说，人们认识下腔静脉对全身同样起调节作用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从齐景公到“中山壶”时期人们对下腔静脉的进一步描述又经过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山壶铭文的 (心)字，《说文》从之。古人对心胞的认识，《庄子、外物》曾讲“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强调心在心包膜之内自由跳动。两汉时期的《灵枢、胀论》用“颤中、宫城”解读心包，指出：“颤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认识到心包膜对于心藏和心藏底部大血管的保护作用。到了《灵枢·经脉》创十二经脉理论时，对“心系”的认识又在解剖过程中有所发展。如“肺手太阴之脉，……上膈属肺，从心系横出……，”“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复从心系却上肺"讲的是心肺之小循环。可见，两汉学者已用“心系”阐释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经脉学说部分内容，并用之探讨生理、病理，指导诊断与治疗。这就是“人有四经十二丛”的本意。

 综上述，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利用奴隶主们在斩戮奴隶和战俘时，对人体心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探明了心脏的大体解剖。但由于那时解剖心藏的标本都是斩戮后的尸体，全身血液流尽，心藏内根本看不见血液(水)，这是众多的造字者在描绘心字时都没有“水"痕迹的原因。因此，殷商时期的人们认为心藏是一个空腔脏器，不知心藏与血液的关系，只知“心有七窍"，这“七窍”似指具有思维能力的“心眼”，“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是说圣人(身边有学问的大臣)用七个心眼进行思维，所以足智多谋。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心之官则思”来源于此。“诸血皆属于心"当是秦汉之交或两汉时期的认识了。

 自殷商起，心脏就是一个内外形态清晰的重要器官。并由心脏、心脏底部的经脉构建了最初的心、经脉调节理论，于两汉时期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指导中医临床2000多年。

二、秦汉时期大脑、颅底解剖及其相关认识

秦汉时期，我国医学事业与其他原始科学事业一样，在百家争鸣中迅猛发展，先后有许多古医书问世，反映了原始中医学概貌。关于大脑，殷商人们对头颅，思维已有推断，成功地创作了一个思()字，它是描绘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常用手抓后脑壳的行为表象。秦汉时期，医家们从临床中已经观察到“伤左额角、右足不用”《灵枢·经筋》的病例，《素问·脉要精微》已提出：“头者，精明之府”的设想。可见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心之官则思”的观念不论是殷商时期还是两汉时期曾经动摇。这是促进经脉学家们关心人脑解剖的重要原因。秦汉时期医家们又迫于对人脑生理功能的思考，对人脑及颅底进行反复解剖，不仅创作了六个原始脑字，而且还因在颅底经脉解剖中加深了对颅底经脉的认识，创蹻脉理论，将十二经脉理论推向深入，逐步补充奇经八脉理论，丰富了秦汉中医理论。

    2.1、从原始脑字推断人们对大脑进行解剖，创建大脑形态学的认识

 我国秦汉时期，许多文字工作者们认识到有必要造出一个脑字，于是他们对脑的形态给予了关注，先后进行了多次颅脑解剖，便有了许多脑字的初文问世。1973年，长沙马王堆山土一批汉代医帛、竹简，其中《养生方》中的脑字作“"，《五十二病方》中的脑字作“”和“”，1 9 7 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及后来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中的脑字均作“"。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 200年前后的原文，没有受到后人的修饰，代表了脑字创立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强调从匕、从上、从山、从止。为何脑字的初文从匕、从上、从山、从止呢?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人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箸)粗细，有起有伏。当我们面对人脑左右外侧面细看时，紧靠“额中回"的前下方沟回阴影便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山"字形：从前额面看“中央后回"的沟回阴影也有“山"字形，或者“上”字形；在人脑表面寻找“止”字形阴影较难，但“匕"字形阴影极为普遍。所以上述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打开颅盖骨后各自从不同角度，面对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进行抽象思维后概括描摹的产物，不属讹变。在传统文化中保存了一些脑字，如《周礼·考工记·弓人》中有脑字作“”，《墨子·杂守》中的脑字作“”，这两个脑字存在讹变是没有疑问的，因为隶刀除了说明春秋学者采用金属物敲开颅盖骨便于观察脑回形态外，与脑组织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两个脑字从止，保留了脑字创立早期的特征。特别是考工记中的字，用两个止字相叠，深刻描绘了大脑沟回叠加特征。在《说文》中，脑字作“”，许慎指出：“，头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许慎收集的脑()字，除从 (人)外，“”则是依颅顶外形抽象描摹的，这个脑()字的形态描绘的是颅骨(囟门)及头发，应该说也是一个脑字的初文，许慎讲：脑字“从匕、匕相匕箸"应如何理解呢?《说文·竹部》“著，饭敧也。”即今之吃饭用的筷子。所以“匕相匕箸”，是说脑组织象吃饭用的筷子那样排列着。从许慎收集的脑字()和他的注释分析，其字形以描摹头顶外形为主，而注释则重在解释颅内的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从匕，两者似有分离之嫌，说明他的取材来源不一，他本人又未见过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及其他脑字的初文，所以他在“"字条下将匕写作人()旁，又说从匕，说明许慎在“”字面前存在内心矛盾。

古人对人脑的解剖部位已有认识：《灵枢·海论》对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划了一个界限，指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意指颅腔内的脑组织，其上达颅盖骨，其下在风府穴以上。换句话说，风府穴以上的脑组织属脑，风府穴以下与脑组织相连的脊髓属髓。这一事实还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知道脑与脊髓是相连的。秦汉医家已将人脑的形态学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文中已有“风府穴”名，说明《海论》中的穴名属于两汉以后的作者补入之作。

2.2、关于颅底经脉的形态解剖与“蹻脉”理论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证明我国的经脉学说是建立在有限的经脉解剖基础上的，秦汉医家们对颅底经脉的解剖，发展了十二经脉理论。《灵枢·寒热病》讲：“足太阳有通项人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日眼系，在项中两筋间，人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寒热病》的这段记述是十分详实的，是秦汉医家们对颅底经脉进行详细解剖观察时，从颅底解剖观察到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汇合成一条基底动脉，再向前伸，又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征，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灵枢·大惑论》讲到眼内的解剖结构时指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段文字表明：眼球后方上属于脑的有两种组织，一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的视神经等，一为“与脉并为系”的“脉”，它们组成眼系，并从视神经孔进入颅腔，与脑组织相连，当然相连的是视神经，而脉（颅底动脉环）则从颅底“后出于项中"。毫无疑问，撰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如果没有内眼解剖与颅底经脉解剖知识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灵枢·动输》还认为大脑的营养物质是从眼系输送进去的，写到：“胃气上注于肺，……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动输》作者的认识，也是依颅底经脉之解剖循行特征为基础写的。只是他们误将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的生理功能是“循眼系、入络脑”了。

2.3“维筋相交”新解

《灵枢·经筋》篇提出“维筋相交”理论，“足少阳之筋，……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秦汉医学史料证明：古人发现了“伤左(额)角，右足不用"这一病例后，在用什么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那时，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十分盛行，但这些不留名的解剖、生理学家们将其一律弃之；从十二经脉讲，在《灵枢·经脉》、《经筋》时期，各经脉(经筋)循行之道已经约定俗成，《寒热病》的作者们未简单地采用约定俗成的“足太阳之脉”解之，而是在朴素唯物思想指引下另辟溪径，在对大脑及颅底进行解剖的过程中，结合颅底经脉循行，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在当时讲，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是十分先进的。“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深刻反映脑内左额角的经脉通过颅底的阴阳蹻脉交叉后调节右下肢功能，因而结论：“伤左角，右足不用”。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不足，秦汉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左右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另外，颈内动脉循至颅底后，分出眼动脉，从视神经孔穿入眼眶，供给眼球的血液，它与视神经伴行，只是方向相反。可以讲：颈内动脉的解剖循行，与《大惑论》、《动输》的有关记录比较，除方向相反外，也是完全一致的。古人的这些记录都是以颅底经脉解剖为基础写的，是秦汉时期的医家们进行过大脑及颅底解剖的证据。

从字面解释，“维筋相交”即维络全身骨节的筋是左右相交叉的。这段原文的全部意思是说，足少阳筋有一条支筋，循行于眼外角。维络眼的外侧，支配眼球的活动（即外展神经的功能）。该筋上行，通过左额角，伴随着蹻脉循行。这样，左侧的维筋网络于右下肢，所以伤了左额角，右下肢就瘫痪了。然而，从《灵枢》起，历代医家认为“筋”是“皆络于骨节之间”的，是“主束骨而利关节”的，这样的“筋”，又怎能左右相交叉呢？杨上善强调，“以筋为阴阳之气所资，中无有空不得通于阴阳之气上下往来，然邪入腠袭筋为病，不能相移，遂以病居痛处为输。”既然“阴阳之气不得上下往来，”因筋所致疾病又“不能相移”，那么左额角的“维筋”受损，又如何导致“右足不用”呢？所以笔者认为，对《经筋》原文的分析，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其一，《黄帝内经》成书，至隋杨上善认为“筋”是“中无有空”的，借以区分行气血的经脉（血管）之中有空。而“中无有空”的“筋”，应该包涵两种组织，一为肌键、韧带；一为四肢的大小神经干。《灵枢·经筋》：十二经筋的循行，基本与同名经脉循行一致。如足太阳之筋，与膀胱足太阳之脉除循行方面相反外，它们的循行范围完全一致。《经筋》讲的应该是相关部位的肌键、韧带；这些“经筋”的生理作用，应该是“主束骨”的。然而足少阳之筋的作者，赋予了较为复杂的神经功能的调节作用，说：足少阳筋“……上引缺盆、鹰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命曰维箱相交。”在此，作者将肌键、韧带、神经干、蹻脉之生理功能完全混淆了，也完全统一了。当然，我们不必苛求两汉时期的先民，因为那时的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的积累十分原始，没有区分神经干、经筋、经脉的经验。其二，足少阳之筋明文指出：“并蹻脉而行。这是我们应该抓着的。蹻脉。《说文》解蹻，“蹻，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从生理功能讲，蹻脉，即能指挥抬足运动的经脉，可见“维筋相交”是古代医家们利用蹻脉理论解释“右足不用”，这一病态行为的一个例子。据《灵枢经》记载，蹻脉属奇经八脉，是在十二经脉学说完成之后，随着人体解剖及临床医学深入发展后提出来的一条经脉。《灵枢·脉度》讲，蹻脉从足至目，……蹻脉者，少阴之别，……上出于人迎之前，入頄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蹻而上行，……”这里讲阴蹻脉是足少阴经的别脉，最终达目内眦部，与足太阳的阳蹻脉相交会，再向上行走……。说明“目内眦”为阴阳蹻脉的交会地；阴阳蹻脉与目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脉度》的作者与《寒热病》的作者说法有别。《灵枢·寒热病》写道：“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在项中两筋间，……交于目锐眦(应作目内眦)”。原文讲，足太阳有一支别脉，从后颈部的枕骨大孔进入颅内，它实际上是属于(眼球后面的视神经)目本，是目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文接着讲，这条经脉(左右两侧的足太阳经分出的别支)由项入脑后，组成阴蹻、阳蹻二脉，阴蹻脉、阳蹻脉在颅底相互交叉，阳气通过阳蹻脉内入，阴气通过阴蹻脉外出，阴阳之气出入，交会于目内眦部。现代解剖学告诉我们，左右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内，于脑桥下端相吻合，构成基底动脉，基底动脉又与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相互吻合，构成动脉环。这就是说，这一结构，恰好将从后项入脑的椎动脉与视交叉前的大脑前动脉联接起来了。这就是“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的物质基础。《灵枢经》对颅底经脉循行的认识还有记载。《灵枢·大惑论》用较大的篇幅分析了眼球的组织结构后，在描写视神经交叉时接着说：“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上属于间脑部的视交叉），后出于项中。"这是讲，眼球的组织，在眼球的后部与经脉合并为一个系统——目系。目系从视神经孔进入颅内后，一部分与脑实质相连，另一部分在颅底继续向后延伸，从枕骨大孔出于后项。所以，不论是“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还是，“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都是古人在颅底经脉解剖过程中的实录，是指颅底的经脉循行分布讲的，这些经脉，左右交叉，故命曰“阴蹻、阳蹻、阴阳相交”。换言之，上述颅底经脉，就是阴蹻脉和阳蹻脉。应该指出：《灵枢经》中，有多篇文章讲到蹻脉，各有侧重，在蹻脉的循行和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的分奇。说明两汉时期的蹻脉理论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经脉调节理论中的奇经八脉理论的补入有一个逐步演绎过程。在《灵枢经》中，古人对阴阳蹻脉的左右交叉，维筋相交的左右交叉是难于分解的，也是未交待清楚的。

    但作为《灵枢经》中的记载，仍然是我们必须依从的原始史料，当我们弄清了阴蹻脉和阳蹻脉的解剖部位及相互交叉的特点后，对于“维筋相交"就好理解了。左(右)额角受伤的病人，经“上过左(右)角"的蹻脉把病机传至目内眦部，经目眦内部再传入“目系"，随后蹻脉在颅底左右交叉，出项、挟脊、抵足。所以“伤左角，右足不用。”以蹻脉为基础，提出“维筋相交"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态行为，不仅是有道理的，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医学理论。

    有趣的是，我们的祖先，远在二千二百多年以前提出的阴阳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恰与现代神经解剖及现代心理学家们借助于临床医学对大脑皮层运动功能定位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近两百年来，心理学家们为了弄清人类大脑对语言、数字、视、听、行为活动的影响，从颅相学家的颅骨构形论，到近数十年来颅脑外科利用脑组织本身在接受直接刺激时并不产生痛苦反应这一特点，在病人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施行脑手术的过程中，用微弱电流分别刺激大脑皮层各部，并根据受试者的报告或动作等，绘制出运动、感觉等“脑图"，都说明左、右额角(即中央前回运动区)与下肢运动功能的正常与否，恰是“维筋相交"关系。“维筋相交”的心理思想价值就在于此。现代医学证明：中央前回运动区对全身运动肌群的指挥是交叉的，运动神经系统的交叉在脊髓。而两汉医家根据颅底解剖可见的经脉交叉视为指挥运动的交叉部位了。古代医家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是可以理解的。

采用秦汉史料论说秦汉大脑形态学是我们的史命。

东汉魏晋时期，道教《皇庭经》中依脑回形态称脑为泥丸宫，并认为泥丸宫主众神。说明魏晋医家不仅对大脑进行解剖，而且用指触摸过脑回的质地，知脑回之柔弱，故名曰泥丸！

在《内经》中，采用脑髓有余不足（虚实）理论解释临床神经、精神疾病为创立脑、脏象学说进行了尝试，为探讨未来中脑论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