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近四十余年来，我国医学界对“经络”学说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核心问题仍然是承认古代医家在《内经》中“留下了明确的经络循行的路线图”，并依此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经络”宴体结构。其实，在今本《内经》中，“经络”这一联合词组仅出现42处，它又可分作含动词义、误字衍文及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简称三种情况。而脉、经脉、络脉词组等则在《内经》中出现多达千计。因此，怎样理解《内经》中的“经脉”和“经络”词组的问题，便十分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在这一篇中讨论的重点之一。

当我们从传统文化及今本《内经》的有关资料出发，分析我国古代医家们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时候，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绝不是“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从总体上讲：经脉学说的诞生，渊源于3 000年前的殷商时期人们通过对心脏的解剖认识到心内有七窍及由心字的创作过程中领陪到“人心有七窍”含心主思维。可见经脉学说是殷商至两汉千余年间人们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最终产物；它的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古典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及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它与人们对“脉”认识上的深化及经脉主病观念密不可分；它的起源是多途径的。在围绕上述内容进行论述时，我们认识到古典经脉理论是复杂的，在人体针刺某一穴位后引起的反应也是十分复杂的，企图用某一单纯的解剖结构来解释针刺反应是困难的。但正如百川归海一样，针刺穴位后最终由神经系统感知与反射。然而假如采用秦汉时期的临床治疗医学经验分析其对经脉理论产生的影响及当代许多学者利用背俞穴、膀胱经及督脉理论探讨针刺对内脏疾患所产生的效应，那么植物神经系统便与经脉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便是我们今后仍然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第一章  论经脉学说起源的必备条件

*本文刊于中华医史杂志1997；（2）：86~90

提要：分析科学发展史，各类科学知识的诞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根由与规律。我国古典医学理论中的经脉理论发生、发展的根由是什么呢?筒言之，古代医家们寻找人体调节理论是动力；古典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临床医学的发展是基本条件：医家们认识到经脉主病及早期脉象学的成就是核心。当我国历史发展到秦汉时期，其基本条件都已成熟，经脉理论便应运而生。

    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经络”即“经脉”【1~3】。经络(经脉)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它是回答人体生理、病理调节过程的，属人体调节理论。从秦汉时期的医学史料分析，这一人体调节理论，还是用“经脉学说”这一名称为好，因为经脉学说词组全面反映了经脉学说的发生、发展。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早已是医史界的一个老问题了。就近四十年而言，有认为“把某些习用有效的‘砭灸处’依其不同的作用而定为‘腧穴’，再则将对某一类‘症候群’有显著疗效的一系列‘腧穴’以及发生疾病，…总结而成十二经体系”【4】，这是从点到线形成说的代表；有认为先有路线、后配腧穴的【5】；有认为“从气功过程”发现经络体系是“丝毫不必隐藏”的【6】，并指出“某些特异感觉功能发现了经络体系”【7】；或者将经脉学说的诞生推到具有“特异功能的古代医生——扁鹊”【8】；或者又陷入不可知论，认为“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7】。上述意见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也有不同于上述观点的，如有学者认为：经络学说是“……穴位主治……解剖生理知识的综合”【9】的结果。李鼎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经络学》在“经脉、络脉简称经络”的前提下，从五个方面对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说服力。70年代以来，由于长沙马王堆出土医帛《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等问世，丰富了经脉学说的探讨内容。笔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上述各家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了我国医史工作及经脉理论研究的发展，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我国医学事业为何发展至秦汉时期才能在较短时期产生经脉学说的问题。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从历史唯物论出发，任何科学知识的发生、发展，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及其先决条件，经脉学说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应当将经脉学说的起源

问题放到秦汉乃至商周等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以下根据这一原则仅就经脉学说起源的必备条件进行分析。

    一、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

    我国经脉学说的诞生，决不是“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后，便在一朝形成的，也不是“无据可考”的。它是我国先民们在探讨人体思维功能与调节理论过程中经过千余年努力的结果，是先民们在漫长的解剖实践、临床医学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经脉主病后的产物。从这一点讲，它与“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有关。然而，我国先民是从何时开始探讨人体本身的思维活动，并将人的思维活动赋予心脏了呢?又是从何时起对人体心脏、经脉进行过解剖观察呢?目前已有三则史料反映了殷商时期的人们便开始了对心、血管(经脉)解剖及心主思维进行探计。其一，《史记·殷本记》讲：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淫乱不止”，大臣比干“强谏”，纣王大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于是下令“剖比干，观其心”。“心有七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殷商时期人们在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人心脏内有七个孔窍，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圣人”之心有七窍，意思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十心眼思考问题，因此“圣人心有七窍”便是殷人最早将人类的思维活动赋予心脏的记录。其二，《殷墟文字乙编》738，卜辞云：“贞(有)(心)，唯有跎”?陈世辉指出：“卜辞中的疾心，是指的精神方面病症”【10】。陈氏的这一解释是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出发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已经认为心是主精种与思维的，当思维功能紊乱的时候，便是心产生了疾病。其三，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搜集四个心字，作“、、、”，指出：“父巳爵作‘’(心)”。殷商时期，上述五个心字的产生，都是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心脏进行解剖观察后“依类象形”描绘的结果。第一个心字．是造字者站在尸体旁连同开胸的尸体及胸腔内的心脏一起描绘的；后四个心字，则是造字者们取出心脏后剖开心脏，观察心脏内部进行描绘的结果【11】。惟“父巳爵”的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代表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经脉)，是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于省吾先生在《释心》中，引《甲骨缀合编》177反，“多口王心若”，指出：“王心若”即王心顺善之意。这一解释，也是以心主精神与思维为前提而言的。从文字学角度研究心字的演绎，对于了解心脏及心脏底部经脉的解剖史也是有益的。“父巳爵”的心字，自殷商以后，大约经过五百年，至齐灵公时期，心字作“”或“”【12】。这两个心字，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后者还表明了下腔静脉。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这四条大经脉是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发至主动脉弓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于)和上腔静脉。我们分析：“叔候镈铭”的“”和“叔候钟铭”的“”字，是从商时“父巳爵”的“”字衍变来的，它们都十分重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到“叔候钟铭”时，又加入了对下腔静脉的描绘。这个“”(心)字，铸造于公元前313年的中山壶铭13从之，它仅作稍许改动()，属于隶化的结果。“叔候钟铭”的“”(心)字，《说文》又从之。可见在古心字的创作过程中，突出心脏底部经脉的历史长达千余年。

    从传统文化中有关史料分析，我国自商以来，先民们做过许多次解剖，传统文化中的解剖学知识是十分丰富的，如《尚书·盘庚》中的“心腹肾肠”，《大学》中的“如见其肝肺然”，《礼记·乐礼》中的“百体”，《左传·成公十年》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等等都是先民们创立脏腑学说、经脉理论的基础。在《内经》中，保存了许多人体解剖知识，但很分散。如《素问·骨空论》关于全身骨骼形态及骨空(骨的滋养孔部位)的记录，《素问·气府论》关于部分骨空的记录，以及《灵枢》中的《骨度》、《脉度》、《五色》、《肠胃》、《平人绝谷》、《忧恚无言》、《经水》、《经脉》、《经筋》诸篇，都记载了许多人体解剖学知识。这些解剖知识都与经脉理论紧紧相连，它们都不是在一朝一夕获得的，而是千余年积累的结果，其中多数人体解剖知识在秦汉时期认定下来。早在50年代有学者对《灵枢·经脉》进行研究后指出：“经脉篇所写十二经脉起止、上下、循行出入、侠属、贯连、交络、布散等非常得明划清晰，可见量度血脉的工作，原是当时人体解剖的重点。因为中国医疗理论是以‘擪息脉血’为主要基础的”【14】。我们虽没有理由说秦汉时期的医家们已对人体全身的经脉做过普遍的系统解剖，但是，从《经脉》篇中看，经脉在面部、四肢的某些循行过程，是有实际解剖知识作基础的。

我国的经脉学说．从早期的《足臂》、《阴阳》到《灵枢·经脉》。都是经脉理论专著，它们的经脉条数不一、分支由简到繁、起止各异以及与五脏相配、经(精)气流向等问题，反映了经脉理论初创与发展过程，这是许多学者在探讨中所公认的。《足臂》、《阴阳》、《经脉》都是讲解经脉主病的，都强调经脉有一定的循行规律。根据三部“经脉”中各条经脉循行的情况分析，某一经脉循行的提出，是有解剖知识作基础的。《足臂》、《阴阳》中某一经脉循行，可能依可见的静脉路线作简要记述，到《经脉》时，出现了“伏行分肉之间”这样明确的解剖学术语，便是解剖所见经脉循行的结果。以手阳明之“入齿中”为例，便可见一斑。此外，在“仓公诊籍”中“龋齿，灸左大阳明脉”，与上述三部经脉内容基本一致。

表3-1-1  手阳明经脉循行路线的演进

从上表看，三部经脉中关于手阳明经的起止、循行大同小异，但《经脉》篇中更详。依现代解剖知识分析：“穿颊”及“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脉行走方向的描述。颈外动脉供血面宽，很多分支分布于面颊，由它分出的上颌动脉再分出下齿槽动脉于下颌支内面穿入下颌孔，并经下颌管出颊孔。手阳明经的“穿颊”及“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人下齿中”，这一记录就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颏孔有经脉穿入的实录。同样在《经脉》“胃足阳明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是来自上颔动脉分支的眶下动脉从眶下孔穿出的实录。这一事实，说明古人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眶下孔有经脉穿入，便记下了“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这样准确的解剖学术语。关于上、下齿脉问题，在《灵枢·寒热病》中说：“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足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素问·气府论》讲：“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上述史料中虽穴名存在差异，但足阳明入上齿，手阳明入下齿是一致的。上述诸多解剖史料证明：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其中尤其是经脉(血管)解剖知识的积累，是创立经脉理论的基本条件。

    二、人体生理知识的积累

    我国先民关于人体生理知识的认识与积累，已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许多生理知识产生于甲骨文字创立之前。如甲骨文中的目字作“”，耳字作“”，听宇作“”，说明造字的人们早已知道“目之于色，耳之于声”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臭字的创作过程。这个臭字，至今仍从自从犬，“自”在甲骨文中作“”(《甲》392)，即人之鼻的象形，是古人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称呼自己的象形会意字。那时人们小仅知道鼻的功能是闻气味的，而且还知道，犬的嗅觉比人更灵敏。因此甲骨文中的臭字从自从犬，作“”(《铁》196，3)，这个宁，当是比较生理学的产物。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五官牛理功能的探讨最为丰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日盲，五音令人耳聋”，都是耳目功能的一般性论述。《国语·周语下》“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管子·水地》“视之黑而白，精也”，讲的是“气”、“精”为五官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庄子·庚桑楚》既不承认“气”的生理作用，也不承认“精”的生理作用，公开宣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聋者不能自闻”；《吕氏春秋·尽数》将精气的流动与形体的运动结合起来讲：“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郁，郁……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鼽为塞。”肾定生理功能的失调与精气的郁结有关。《淮南子·原道训》则用神解释生理功能现象说：“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说明耳不能听、目不能视，是神失守位的结果。古代学者们在探讨五官生理功能中，衍生出精、气、神三派观点，它们都足创立经脉理论的重要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其他生理功能的，亦多用精、气、神解释。《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并接下去讲：“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认为气在一定的通道内流动，是思维功能的物质基础。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将人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论述血气之不同。《孟子·公孙丑》云：“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认为人体行为功能是否正常，亦决定于气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精气神生理理论，是《内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心藏血脉之气”(《素问·平人气象论》)，“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灵枢·营卫生会》)等。《内经》中的诸多论述表明。沿于两周以降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理论，是经脉学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我国先民们探讨人体生理、病理调节过程的时候，不难发现，我国的人体调节理论发展至秦汉时期，已经走过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有君有臣的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等阶段，到秦汉时期，才吸收既往所有调节理论之长，产生了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我国人体调节

理论的这一发生、发展过程，雄辩地证明了经脉学说的诞生，绝不是“无据可考”的。人体生理知识的积累，是创立经脉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三、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

    我国的医学知识有文字町考者，已有三千四百余年历史了，它最早反映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目前甲骨卜辞中的医学史料，虽仅限于宫廷记录，但已很丰富，所反映的疾病达34种，涉及内、外、口腔、妇产诸科【15】。从《左传》有关史料分析．公元前6世纪，秦国的医学相对晋国来说处于领先的地位。秦国先后于公元前581年、前541年应邀派医缓、医和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这两次应邀中，医缓提出病邪致病的深浅说“居肓之上，膏之下”（《左传·成公十年》）问题，医和则提出六气致病说(见《左传·昭公元年》)。尤其医和，是在批驳了“实沈塞骀为祟”及根据晋平公“近女室”的情况不同意“饮食哀乐之事”后提出来的。反映了当时巫医之争及致病因素的学派之争。春秋时期，周室的临床医学也是很先进的。据《周礼·天官》记载：周室将医药划在“天官”范围，表明对医学的重视；周室已用条文将各类医工的职责及全国的医事活动规定下来。其医工分医师、食医、疾医、疡医以及兽医等。“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凡疗疡……；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周礼》虽为战国时期的汇集，但公认搜集了周王室的制度，“系先秦古籍”【16】。因此《周礼》中的有关史科虽有可能羼入了战国内容，但上述医学史料，未见于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政令，这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它应该是可信的。从经脉理论讲，《周礼》中的“以咸养脉”道出了那一时期人们已知含有食盐成分的血液是在经脉中流动的真谛，是最为可贵的。《史记》记载扁鹊怀起死回生之术，救活了虢太子，他行医周游列国，“髓俗为变”，说明他的医学知识广博。<史记》中的扁鹊事迹，跨越数百年，虽不可全信，但战国时期存在“带下医”、“耳目痹医”、“小儿医”的可能性是较大的。秦时对于流行较广的“疠”(麻风)，已由政府设“迁疠所”，对疠病患者集中于“迁疠所”内，实行隔离治疗与管理【17】，是一种先进的临床医学管理制度。两周至两汉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反映了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丰富，也必然促进人们寻找新的生理、病理理论。

    从疾病名称及其分类情况分析：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疾病名称已从甲骨卜辞时期简单的“疾首”、“疾目”发展为“病在头，脓为，疕为秃，养为，……；在目，泣出为浸，脉敝瞳子为脉浸……”【18】。反映了依解剖部位划分疾病的方法越来越细。参照长沙

马王堆出土医帛《脉法》分析张家山出土《脉书》全文，可将其分作五个篇章：即疾病篇、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砭启四害、相脉之道。它们都与经脉理论息息相关。其中“疾病篇”将人体上下分作29个部位，记述疾病66种，较殷商疾病命名方法有了进步。但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是十分零乱的。如张家山《脉书》“疾病篇”将头面分作11个部位记述疾病：在讲完“在身”(躯干)的疾病后，接着又讲胃、肺、心、肠的疾病；其中肠的有关疾病又分11种情况记述，表明了脏腑疾病归类存在困难与医家们对疾病分类、命名存在困惑心情，因此蕴藏着寻找新的疾病归类、命名方法的动力。事实证明，两汉时期医家们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十分活跃的。近几十年来，全国出土两汉医书、脉法等十数部，其中长沙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五十二种疾病的分类方法，完全按疾病的临床表现形式分类、命名，与现代医学命名方祛类似，具有代表性。但它很快被当时正在兴起的经脉主病理论所替代。江陵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篇”最后附文：“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在古人看来，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较“疾病篇”记述疾病条理分明，一目了然，方便多了。不仅如此，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探刻反映了经脉主病思想，促进了秦汉时期疾病病理、治疗医学的发展。

    从脉象学讲：秦汉时期，医家们已从痈肿等疾病的临床表现与经验中总结出最早的脉象理论，记载于马王堆《脉法》及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中。在“相脉之道”中有一段完整的原文：“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骨干(足)之少阴，臂之钜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这是当时的作者论述“相脉之道”的核心，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客观标准。上述原文中的“主病”与“生病”是有区别的，它们是剖析“是动则病”的最好材料。“主病”是说当某一脉由盈转虚，或由滑转涩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有生病的可能；“生病”则是说当某一脉由静转动，或者原本就动之脉转入疾速跳动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已经生病了。因此，“它脉静，此独动，测生病。夫脉固有动者，……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其实质便是“是动则病”，结合临床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如属于痈病的齿槽脓肿、甲沟炎等，当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痈肿周围组织擞滞，局部压力增高超过动脉压，于是压迫动脉使人产生跳痛感，这才是“是动则病”的实质。早期脉象学的产生，是早期经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们在发生、发展的道路上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到《灵枢·经脉》成文时期，又在前人关于人体调节理论及经脉主病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补充经脉条数，调整精气流动方向，通过多方改进，达到经脉循行“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人体循环系统以及消化、泌尿等功能，从此我国的经脉理论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指导中国医学两千余年。

    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不仅需要人体解剖知识、生理知识的积累，而且依赖于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这便是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才能产生新型的人体调节理论——经脉学说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吴考槃. 经络探讨. 中医杂志1963；(11)：23

2  李鼎. 经络学.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

3  管遵惠. 经络学说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2

4  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科教研组. 经络起源的探讨. 中医杂志l957；(5)：268

5  孟昭威. 经络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其展望(续). 中国针灸l982；(5)：22l

6  廖育群. 试论医学起源. 大自然探索1986；(4)：155

7  廖育群. 从逻辑推理谈医学起源的研究. 医学与哲学1986；(7)：38

8  苏礼. 扁鹊名实考略. 中华医史杂志1987；(1)：50

9  上海中医学院. 针灸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7～18

10  陈世辉. 殷人疾病补考. 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38

11  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2)：59

12  马承源. 西周青铜器铭文选(四).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38、544

13  赵诚. 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古文字研究(第一辑)：253

14  黄胜白. 二千年前中国的人体解剖. 中医杂志1955；(4):43

15  温少峰，袁廷栋. 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99～348

16  林尹. 周礼今注今译·出版说明.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04

18  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整理小组. 江陵张家山《脉书》释文. 文物1989；(7)：72

第二章  今本《内经》“经络”词义研究

    提要：近四十余年来，我国医学界对“经络”的实体结构进行了多层次研究，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招致学者们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经络学说的起源，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1】。笔者认为：这是不可知论在中国医史学中的反映之一。为回答经络(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本章拟对秦汉羟脉学说的起源问题作些研究，其中包括对今本《内经》中的“经络”词组的本意进行研究，这也是本章的宗旨。今本《内经》中“经络”词组共出现42处，根据原文之上下文义分析．可将其分作含动词义、误字衍文及“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三种情况。在探讨中借鉴《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等史料作证，力求澄清在《内经》成书时代“经络”就是指经脉和络脉这一点。

    经络(经脉)学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经络(经脉)学说从雏形、演绎发展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曾几经兴衰。建国以来，经络(经脉)学说犹如枯木逢春，在指导临床和经络理论研究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迫使人们深入探求经络的实体结构。40年来，我国组织了大批人力、财力，在列宁的“现象是本质的显现”这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寻找经络实体结构，其结果已是众所周知。近几年来，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八五”计划又将“经络”列入国家十二个重点科研课题之一。有学者对此既十分感慨，也十分忧心【2】，也有学者指出了经络研究的“思维导向”的问题【3】，上述意见对于促进经络的研究是有益的。我们认为经络(经脉)学说的起源，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这将在其他章节中讨论。本章仅从文献研究入手，只求弄清《内经》中“经络”这一联合词组的原文本意，这也是本章研究的宗旨。

    在《内经》中采用“经络”联合词组共出现42处，其中《灵枢》中有20处，《素问》中有22处，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以下分别予以叙述。

    一、含动词义类

《灵枢·经脉》篇云：“……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起于五指间，上合肘中。”本篇中“经络”二字是可以分解的。经与六合为“六经”，指手三阴三阳之六经，经后之络，含网络之意。也就是说，起于五指间的手三阴三阳经脉，与手阳明、少阳二经的大络脉相网络，向上汇合于肘窝之中。《灵枢·终始》篇云：“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这里的“六经”也是指手、足之三阴三阳经，可证。所以“六经络手阳明”之“络”是一个动词。《素问·调经论》云：“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五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很明显“经络支节”中的“络”字也是一个动词，即十二经脉皆网络于支节之上。“经络”含动词义，还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这一句读，保存了汉代的本意，即刘向认为：人体的藏血之脉，网络于骨髓全身各部；藏血之脉的作用在于“以起百病之本”。这里“血脉”是名词，“经落(络)”作动词，与《灵枢·经脉》“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道理是一致的。后世学者，将其释读作：“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这样一来，“经落(络)”就成了独立的名词，与“血脉”产生同语反复的毛病。

    二、误字衍文类

    《素问·皮部论》有“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这是《皮部论》中的一句总结性语言。《皮部论》开篇云：“皮有分部，脉有经纪，……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就足说，每一条经脉都有它自己管辖的皮部。原文举例：“阳明之阳，……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这便是《皮部论》的中心思想。由此可见，“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中的“经络”二字是可以分的，应理解为“凡十二经的络脉是管辖相应的皮部的”。从文法上讲，经络之间脱了一个“之”字．应写作“凡十二经之络脉者”。《灵枢·本输》云：

“凡刺之道，必逋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前文用“经络”，后文用“络脉”，文理似不通，重络疑误。参《黄帝内经太素·本输》作“必通十二经脉……”，据改无疑。《灵枢·根结》记载：“虚而污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必审其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能知五脉应五脏的方法，只有切循经脉才能审察。故经络之“络”疑误，参《针灸甲乙经·针道自然逆顺》作“五脉之相应，经脉之实虚”，可证。《灵枢·官针》讲：“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病在五脏同居者，取以锋针”，本段分别讲述九种针具的性能与使用范围，独有锋针在两种证候中使用，即“病在经络痼痹者”、“病在五脏同居者”。以《灵枢》文法推究，两者必有一衍。参《黄帝内经太素·九针所主》“病在分肉间者，取以员针于病所”之

后，并五“病在经络痼痹”之句。《针灸甲乙经》卷五第二，在讲锋针治疗范围时，亦无“病在经络痼痹”之句。据此，本句属衍文。《灵枢·九针论》讲“……邪之所客于经，而为痛痹，舍于经络者也。”与《甲乙经》不同，《甲乙经》卷五第二作：……邪之所客于经，舍于

络，而为痛痹者。”所以《九针论》中的这段记述，既有衍文(经)，又有倒误，即“而为痛痹”误入“客于经，舍于络”之间。

    三、“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

    在《内经》中经络和经脉的概念常常是等同的。以经络代表经脉和络脉者，在《灵枢》中有20处，《素问》中有22处。《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讲：“邪之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腑，中于阳则溜于经。黄帝曰：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原意是说，病邪侵人人体后，由于人体体质的影响，不一定在侵入的部分发病。例如病邢侵犯阴经，可以依表里关系流传到属于阳经的六腑之一去；病邪侵犯到阳经的某一部位，可能流传到属于阴经的某一部位发病。阴经与阳经，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都是运行血气的，都属于经脉，手六经、足六经都是相互会合的，经脉和络脉相互贯通的道理，就像一个没有开口的环一样。《灵枢·根结》篇讲：“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从上下文分析，“经络”与“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紧紧相连，同样指的经脉和络脉。在《灵枢》中，直接将“经络”与血气并称的有“血气经络，胜形则寿”(《灵枢·寿夭刚柔》)，“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灵枢·口问》)，“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

(《素问·血气形志篇》)。上述记载中，“经络”当指经脉和络脉无疑。《灵枢·岁露论》则详细论述了邪气通过“经络”侵入人体的过程。原文说：“邪客于风府，病循膂而下，……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在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古代医家认为“疟气”从风府穴侵入经脉，到第二十二天，“疟气”注入伏冲之脉(椎管内的经脉)，然后再上升到缺盆穴，进一步发展，引起疟疾发作。这是古代医家在临床工作中对疟疾进行细致观察后，提出的疟疾发病理论(包括潜伏期)，其中“经络”即“伏冲之脉”。任《灵枢·明阳二十五人》中，已讲到利用经络作诊断“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的例证。这一点在《灵枢·刺节真邪》篇中有更明确的论述。“故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显然，在古代医家的跟中，其经络不仅是可以切循的，而且当“按而弹之”时还可以“视其应动”(大的充盈的静脉被弹动后，可沿上下方向产生波动；或用指尖按压静脉，向远端推去，则这段静脉就空虚了，立即提指，可见空虚的静脉很快充盈起来)。《剌节真邪》篇的作者，将所见之“经络”描写得何等生动具体啊！古代医家观察到的可以切循其实虚的“经络”，不是经脉，又是什么?《素问·三部九候论》讲：“……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这里的“经络”是在讲“上部天两额之动脉……天以候头角之气”后提出来的。它一可切循，二可看见，三明文写出“动脉”，当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古人在治疗中记载经络的亦不少见。如：“豹文刺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灵枢·官针》)，“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灵枢·邪客》)。“春亟治经络，……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素问·通评虚实论》)。不难看出，众多“经络”都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对此许多学者早有论述【4~7】。

    值得指出的是，在《灵枢》中有一篇《经脉》，是专讲十二经的，长达五千余字，该文通篇讲经脉、脉、络于×××，而未言及经络。惟“经脉十二者，伏行于分内之间”之后有“六经络手阳明……”这里的“络”是一个动词，已在前文作过分析。在《素问》中，作者专立《经络论》，看似专门讲解“经络”之特殊组织与功能的。但是，这篇不足二百字的短文，却是通篇讲络脉之色的。如：“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可见《经络论》实质是介绍深、浅络脉之色泽特征的。《素问·通评虚实论》还明确指出“经络俱实……经络俱虚”及“经虚络满……经满络虚……”在诊断与治疗中的作用，证明《通评虚实论》的作者也认为经指经脉，络指络脉，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由此可见，在《内经》中没有专门强调“经络”特殊内容的叙述。

综上所述，《内经》中“经络”这个联合词组的本意，含动词义及误字衍文者7处，占16.6％，泛指经脉和络脉者35处，占83.4％。《内经》中应用“经脉”解释了众多的医学理论，如“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灵枢·脉度》)，“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灵枢·禁服》)，“是放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灵柩·本脏》)。如此等等，与应用“经络”这个联合词组解释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在《内经》时代，人体生理和病理理论，虽依赖于阴阳、五行，比类于天地、日月、四时、六律、十二节。但是发展人体生理和病理理论更坚实的基础，还在于应用经脉这一“视之可见，切之可得”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血管作为物质基础而创立的经脉理论。《灵枢》中，专立《经脉》篇，用最长的篇幅，按三阴三阳顺序排列经脉，顺阴阳表里、经气流动讲解十二经脉起止、循行、疾病表现等等，都展示了人们对于经脉与络脉的重视与应用。《经脉》篇的产生，反映了我国秦汉时期人体调节理论日趋成熟．经脉学说日趋完备；反映了我国古典生理、病理及临床医学的先进性，是古代医学家们寻找人体调节功能的重要里程碑。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古代医家们在创立温(脉)和(脉)直到《内经》成书，都说的是“经脉学说”。后世医家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了更多的生理和病理现象，均依其“经脉学说”加以解释，并予以补充，这是“任脉”、“督脉”、“带脉”、“趼脉”等奇经八脉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推动了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经脉和络脉星人体客观存在的有形物质。然而在发展中，有形的“经脉学说”仅在近数十年演绎为无形的“经络学说”了，这一历史过程，值得我们深思，这将在本书中专文探讨。对于《内经》中的经脉理论，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它是我同中医基础理论的晁魂，我们切不可弃之不顾，愿同仁共同挖掘整理。

参考文献

1  李瑞午. 经络研究现状分析. 健康报，l989-8-5

2  薛崇成. 对经络研究列入“八五”重大课题的思考. 健康报，1992-7-18

3  刘成基. 从经络研究进展谈思维导向的更新. 健康报，1990-11-10

4  上海中医学院. 针灸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4

5  李鼎. 经络学.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

6  管遵惠. 论经络学说的理论厦临床应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2

7  严健民. 《灵枢》经络词义浅析. 中医杂志1984；（11）：79

第三章  论“脉”在经脉学说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提要：本章从传统文化中的“脉发”、“以咸养脉”、“如筋脉之通流者”及“心有四支”、“人有四经”、“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等史料出发，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人们在对“脉”的认识过程中促进了经脉学说的起源。

    无数科学史料证明：某一科学成就的取得，都与同一历史时期相关科学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可称作“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现象。各类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展，又必然有它自身的特征。前一句指的是综合科学技术水平的相互影响，后一句则强调特定科学课题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我国古典医学领域中的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便是与秦汉时期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经脉学说的诞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医学领域讲，它是从人们长期寻找人体疾病的病因、病理及人体调节理论过程中起步的，是人们对血、脉的认识发展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需要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和生理知识作基础，需要临床医学知识发展到人们对疾病的病因、病理有了某些认识后方可从多方面推导完成。本章拟从“脉”的角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一、人们对“脉”的认识从血开始

    “古时，人们对自身生理的认识，最容易见到的是血”, , 【1】。人们对“血”有所理解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5万年左右的新人阶段。“距今约四五万年前，古人进化成了新人，这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有代表性的有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内蒙古伊克昭盟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还有北京的山顶洞人等”【2】。“新人已能精制石器和骨器，爱好绘画、雕刻和艺术，营渔猎生活”【3】。在我国，许家窑人已能打制精致的小石球，小石球是狩猎工具飞石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峙峪人已能打制石镞，发明了弓箭和标枪【2】，提高了狩猎技能与生产水平。上述考古史料分别代表了距今2.8万年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新人的智力水平。因此，可以推断，近5万年以来，我国新人们已具备了对血液直观认识的能力。如当他们因各种原因受伤流血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些留心于外伤的人们，已经摆脱了本能的束缚，为了减轻疼痛、减少流血而主动地用手将流血的伤口紧紧地捏着。与此同时，他们将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用“血”这一单词来表示，时间长了，当多数人都能将“血”这一单词与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联系起来发音的时候，“血”这个特定的单词就被口头文化固定下来了。然而原始口头文化中的许多科学知识，特别是原始人类对“血”的认识水平是难以找到实物依据的，也许它能出现在某一原始岩画群中，但现在尚未见到报道，或尚未发现。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反映宫廷生活的甲骨文中，对“血”已有了较多的记载。在甲骨文中血字作“”(《甲》2473)，“”(《铁》176.2)从“”(皿)从“”，像器皿中盛血之形，它是对殷人血祭的描述。我国“夏商之际，盛行血祭，奴隶主常用奴隶和禽兽之血液作敬物祭祀神祖，或用其作为镇邪物祭祀鬼魂，包含了人们对血液的初步认识”【1】。血液是从血管中流出来的，人们对血管的认识可从殷商时期的“父巳爵”铭文中见其始源.据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心》讲：商器“父巳爵”的心字作“”，这个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属抽象描绘，后来的心字作“”，如《中山壶铭》、《说文》等，都是对心脏和大血管的描绘。但是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血管与血液的关系。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载“疾心”，尚未见到“疾心”与血液、经脉(血管)存在联系的记载，更未见到经脉或脉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交往中，常可见到割臂饮血的仪式立誓缔约的例子，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记载了盂任向鲁庄公表示忠心，便“割臂盟公”。《灵枢·禁服》讲：雷公向黄帝求教医术，结“割臂饮血之盟”。《禁服》中的故事，反映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就有以血为盟的习俗了。笔者认为：血盟习俗，促进了人们对血液的认识，是导致我国放血疗法诞生的原因之一。我国放血疗法最早产生于何时，尚无史料可证。但在《周易》中保存了三则放血疗法，具有重要的医史学价值【4】。如《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需》卦“需于血，出自穴”，《涣》卦“涣其血去、逖出，……涣其血，远害矣”。说明了放血的治病理论、放血的部位与放血过多的危险性。春秋时期，人们在血盟习俗和放血疗法双重实践中，理解了血液与经脉的相互关系，如放血是必须刺破血管壁的，“……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灵枢·根结》)。《内经》时期的放血疗法，已分经脉放血法和络脉放血法，在放血时进一步对血液牛理提出问题，并予解答，如“刺血络而仆者，何也? ……血少黑而浊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灵枢·血络论》)的作者用当时的医学理论作了回答，甚至从临床工作中总结出“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这样的严重教训告诫后人。并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这一意见很快得到广泛实施。为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们对经脉的认识是从血液开始的。

    二、从“脉”的史料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有学者在探讨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时说：“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5】，这是不可知论在经络学说起源问颢中的反映。笔者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关知识，可以澄清经脉学说起源的概貌。

    “脉”是我国古典医学理论中的一个特定名词。廖育群在对古代人体传导系统进行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代医学最初对这种传导系统(笔者按：指经络系统)进行描述时，称之为“脉”【6】。并引《内经》中的“脉”作证。我们撇开古人认为人体传导系统等于“经络”暂不评论，廖氏认为“脉”具有传导作用这一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说是正确的。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保存脉的史料较《内经》时期更为久远。《国语·周语上》讲：“古者，太史顺时土……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文中的“”字音脉，作视解，农祥指房星，晨正即立春之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时，朝廷设太史一职*（ *《周礼·春官宗伯下》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颁告朔于邦国……”其职能与《国语·周语上》“太史”之职能类同。），太史在立春时节，依“观法于地”的道理观察地面气体情况，见到了土气冉冉升腾之状，即“土乃脉发”，这“脉发”代表土气的升腾现象。这现象正是春日风和日丽之时，人们伏地视之，对青草地上、麦苗颠上气体蒸腾的描绘。当然这里讲的“脉”与人体的“脉”尚无内在联系。从古典基础医学知识分析，“脉”的内涌大约有两层：一指解剖学中的经脉，一指生理学中的脉搏、脉气以及较晚提出的脉象，认为脉具有传导功能。以下史料反映了脉的内涵。《周礼·天官·疡医》中有“以辛养筋，以碱养脉”，其中的“咸”实指氯化钠，用氯化钠调养脉气，已具有较深的生理学意义了。文中脉指经脉和经脉中的脉气是没有疑义的。脉气可能是从“土乃脉发”中的脉字的意义派生出来的。《管子·水地》讲：“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是采用当时医学中公认的经脉理论比类于自然水道而言的。我们注意到《水地》用的是“筋脉”，这个“筋”字表明具有一定弹力和坚韧的意思。古时人们从事解剖观察时，都是在斩杀奴隶的尸体上进行的。当斩杀后，血液流尽，大体解剖时在“分肉之间”可以见到一条条细长而有一定弹性的“筋”，它包括“中无有空”的神经干和中有空的动脉和静脉管道这可能是《管子·水地》称为“筋脉”的原因。后世将“中有空”的管道称为经脉。我们还可以从古文字中发现一些具有断代意义的心血管解剖史料，借以推断人们对经脉的认识过程。如铸造于齐灵公时期(公元前58l～前554年)的“叔候镩铭”和“叔候钟铭”，“叔候铸铭”中的心字作“”，“叔候钟铭”中的心作“”【7】，反映了公元前六七世纪齐国人对心血管的认识水平。这两个心字都保留了殷商早期甲骨文“”(心)字的核心部分和“”(心)字反映了

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特点【8】。在先秦以来的我国传统文化中，记载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在全身生理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史料不少，这一点还可从古齐史中得到证明：齐灵公之后的第二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曾对大臣晏子说：“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晏子春秋·景公从畋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可见齐景公更深刻地认识到人体经脉对全身生理起着调节作用。《管子·立政》讲：“百体之从心”，讲的是全身一百个可活动的关节是在心- 经脉的调节作用下完成自己的功能的。《素问·阴阳别论》中关于心底四条经脉的记载，可能与齐国医术一脉相承。原文讲：“人有四经十二丛。”这是什么意思?考之历代注家无解。其实“人有四经”，就是齐景公讲的“心有四支”。关于“心有四支”，在《淮南子·原道训》中讲的更清楚，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了“制使”二字描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重要作用，强调“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制使”二字道破了“四支”对全身血气的调节作用。可见《原道训》将心脏、经脉的生理功能讲得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可从春秋早期的“叔候钟铭”、《晏子春秋》及《淮南子》中的有关知识为《素问·阴阳别论》中的“人有四经”作注了。“人有四经”就是讲的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人有四经”长期无解的历史可以结束了。其实．从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关于心、血管的认识问题，还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例证，不再赘述。《内经》中的“人有四经十二丛”，是《内经》整个经脉理论的概述，它贯穿于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全过程。人体经脉理论的发生与发展始于对“脉”认识上的深化，这是毫无疑义的。秦汉时期，经脉学说又与气的思想、阴阳理论等融合为一，再度飞跃，使经脉理论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从疾病与“脉”的关系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由于出土文物的不断丰富，为我们探讨我国疾病的命名与分类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史料。研究我国疾病命名问题的史料，到目前为止，首推殷商甲骨文有关记录。自1943年胡厚宣先生首次发表《殷人疾病考》以来，从甲骨文中探讨医学史料者不乏其人。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史篇》已汇总病名34种。这些病名，多用患部命名，如疾耳、疾齿、疾肘……，可以讲，这是一种原始的命名方法。在34种疾病中，表明某一局部有炎症、疼痛性疾病达19种，占55.8％。甲骨文时期，人们对疾病起因的认识主要认为是神灵或鬼魂作祟。在致病因素方面，看不出疾病与风寒暑热及其他因素的关系。《左传》保存了公元前722年～前476年的史料，文中讲到一些疾病，如“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这些疾病的名称(昧、聋、寒疾、热疾……)与生理因素、环境因素联系起来了。《左传》有关疾病的记载中，看不出与经脉有关的迹象。到秦汉之际，反映疾病名称的资料较多，近二十余年来，我国出土不少与脉有关的医书，其中“脉书”两部，一为长沙马王堆《脉法》，一为江陵张家山《脉书》。依张家山《脉书》的编排，大约包含五个部分。其中首篇专讲疾病的所在部位、临床表现和命名，可称作“疾病篇”，其他可称作“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启四害”及“相脉之道”(参本篇第四章)。“疾病篇”将人体从头至足，分作29个部位，讲解疾病66种，从表面上看，仍依解剖部位划分疾病，如“病在头…，在鼻……”与甲骨文中的疾首、疾自(鼻)相似，但稍作分析，与甲骨文之命名原则明显不同，它出现了许多特点。如病“在耳为聋，其脓出为浇”，耳病的“浇”与疾病过程及临床表现联系起来了。尤其是目病与“脉”有了一定的联系。原文讲：“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这则史料讲到“脉浸”，强调白眼之脉浸及到瞳子影响视力，指明了脉是服病的致病因素之一，它可能是依经脉给疾病命名的先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可辨认者计50个病名，从这些病名分析，有些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如“诸伤”，将所有外伤都包括进去了。“痂”是以人体表皮临床病理表现为主命名的，具有直观的特征。但有些病名与“脉”密不可分了，如在痔疮范围内有一“脉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注的《五十二病方》及周一谋《马王堆医书考注》均引《外台秘要》等医书，释作脉痔，已成定论。脉痔因痔静脉丛溃破流血所致，亦具有直观的特征。应该指出：在《五十二病方》中，有些病名已摆脱了直观，采用了归类法，这种命名方法较以往有了进步。如“痉病”，可分作“伤痉”和“婴儿索痉”等。在“伤痉”中记有“风入伤，身信而不能诎”、“婴儿索痉”中讲到“其肎直而口釦，筋挛难以信”，都与后世

所讲的“经脉拘急”的临床表现相似。从上述专用医学术语分析“痉”病的命名，已与经脉的调节作用密不可分了。张家山《脉书》第五部分“相脉之道”，是专讲脉法的，它反映了秦汉医家按经脉中脉气的动向给疾病下诊断的思想，是我国先民们在寻找疾病病因与人体调节理论中的非凡突破。张家山《脉书》第二部分“阴阳经脉篇”(该文与长沙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同)在每一条经脉中讲完经脉循行后提出：“是动则病……是××脉主治，其所生病……”这样的文书格式，反映了古人探讨经脉主病的规范化论述。《灵枢·经脉》继承了“是动则病”理论，它与“阴阳经脉篇”一样都未将“是动则病”的本意阐述清楚。回顾我国经脉理论，自“阴阳经脉篇”及《内经》以降，历史上留下了“是动则病”的疑案。历代注家对于“是动则病”的解释说法不一，今本《灵枢经校释》仍引张志聪：“夫是动者，病因于外。”解释为经脉因受外邪侵犯所发生的病叫“是动病”【9】，属于传统的解释。既往医家们在注释“是动则病”时，将“则”字省去．演变为“是动病”，它可能始于“二十二难”中的“是动者”。但这个“则”字是不能够省略的。“是动则病”说明了当某一经脉转入异常状态时，则在这一条经脉范围产生丁病态，如同《孟子·告子上》“思则得之”的“则”字不能省略一样，省“则”之后的“是动病”失去原意，就成了“疾病的种类划分”【10】了。彭坚曾发表《帛书脉法、相脉之道初探》一文，这篇文章参考张家山《脉书》“相

脉之道”补正后，并以《史记》“仓公诊籍”之十为据论述“是动则病”的实质，指出：“是动则病而是指每一条经脉搏动异常所主的病”【11】。彭氏采用传统文化史料作证，其论述是有据而贴切的，揭示了“是动则病”的实质，对于研究脉象的起源问题创出了一条新路。“相脉之道”的作者从临床出发，将脉分作盈虚、滑涩、静动，用以论证脉与病的关系，属于我国最早的经脉主病论12。秦汉时期，人们对“脉”在生理和病理作用认识上的深化，及经脉主病中的“……他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认识上的深化，是我国经脉学说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2；(20)：87

2  容镕. 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7，33

3  《辞海》缩印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673

4  严健民. 《周易》放血疗法初探. 国医论坛1993；(6)：10

5  廖育群. 从逻辑推理谈医学起源的研究. 医学与哲学1986；(7)：38

6  廖育群. 古代解剖知识在中医理论建立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3)：244～250

7  马承源. 西周青铜器铭文选(四).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38，544

8  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2)：59

9  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上卷).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23

10  廖育群. 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 中华医史杂志1990；(4)：193

11  彭坚. 帛书脉法、相脉之道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3；(2)：102

12  毛良. 古医书“脉法”诠释.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10)：44

第四章  从张家山《脉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提要：江陵张家山《脉书》的出土，在文字方面补充了马王堆《脉法》的内容，丰富了秦汉经脉理论，为我们探讨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宝贵史料。但张家山《脉书》在发表时未立篇目，虽有可取之处，却未揭示每一段文字的本意，不利于研究中使用。本章为探讨张家山《脉书》全文对我国古典经脉理论的影响，特将其逐一扼要分析，暂定作五篇，分别予以命名，并依此探讨了它在经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作用。

    近二十年来，我国先后在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出土汉代《脉书》两批，为我们研究经脉理论的起源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素材。从时限上讲，马王堆医帛的“写成还要比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早一个相当时期”【1】。说明这批医书，至少著录于秦汉之交，或更早。马王堆医帛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脉法》、《明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五部，一起抄录在一幅长帛上。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将其分作古经脉学佚书(《足臂》、《阴阳》)、古诊断学佚书(《脉法》、《阴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1】。张家山《脉书》“竹简出土时已散乱，依文意拼缀编联”【2】，该文在发表时未如马王堆医帛一样附加篇目，而是顺文意成段，分段依次排列。但参照《五十二病方》读之，可依《阴阳》为界分作诸篇。从“病在头……”至“钜阳之脉”之前为第一篇，此文集中叙述疾病部位、临床表现，蕴藏疾病命名等诸多史料，可称之为“疾病篇”；从“钜阳之脉”到“凡阳脉十二，……七十七病”止，即“阴阳”或曰“阴阳经脉篇”；以下“凡三阳，天气也……”至“夫骨者柱也”之前，基本与《五十二病方》之《阴阳脉死候》一致，可借用该篇名称之；“夫骨者柱也……有脓者不可灸也”这段文章计约四百字，主要讲生理、病理及排脓治痈过程中的“(砭)启四害”，如按《文物》1989年第7期发表的意见，并参《五十二病方·脉法》可称《脉书》，即与张家山《脉书》总题相适应。如考虑到秦汉作者的意图，重点在于告诫破痈排脓时的(砭)启四害，将篇名称作“(砭)启四害”，也许更可反映该文本质；张家山汉简《脉书》整理小组的专家们将竹简中的“相脉之道”另成一段，突破了《五十二病方》的编排框架，反映了古代作者的本意。该文是我国古脉法的核心，“相脉之道”即可作为这段文字很贴切的篇名。因此本人拟将张家山《脉书》分作五篇，即疾病篇、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砭)启四害和相脉之道。分折上述五文并不是出于同一时代，有些成文甚早(如“疾病篇”)，有些成文较晚(如“阴阳脉死候”)。不论是马王堆医帛，还是张家山医简，都属汉代医书的合集。本章的宗旨虽是“从张家山《脉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但因经脉理论起源的多元性，所以这五文中的“阴阳经脉篇”将在本篇第八章中讨论。“(砭)启四害”，将在本篇第五章中讨论，“阴阳脉死候”创作较晚，与经脉起源无关，不拟讨论。这样本章实际仅从“疾病篇”与“相脉之道”两个方面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了。

    一、“疾病篇”在经脉学说起源中的地位

    我在本篇第一章中曾言及经脉学说的起源依赖于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早期的临床医学理论是围绕疾病命名展开的，它贯穿于商周至两汉时期的全过程中。原始社会末期很可能已有疡、创等病名，殷商甲骨文中有病名34种，命名方法多以人体局部为准，如“疾首”、“疾目”、“疾肘”等。以临床表现命名者较少见，如“疾心”、“疾蛔”。个别含有社会学意义，如“虐”，指临床症状凶猛，含暴虐之意。在病因探讨方面．只见“蛊”、“祸风”，反映了当时的医学认识水平。在探讨病名时近代学者常常举《山海经》为例，认为山海经中许多文词都显得古奥，所保存的病名全是较早的。此观念值得注意。《山海经》的病名，多在《中山经》之前，包括临床症状、情绪变化计56种以上，在疾病名称中如痔、瘿、癣、瘅、疠、疫、疣等都较成熟，包含了病因、病理内容，与刘歆所在的年代是一致的。但因它是民间山海经三十二篇由刘歆等人“今定为一十八篇”，保存了殷商以降至秦末诸多资料【3】。所以对于该书的56种病名所代表的年代应作具体分析。与《山海经》汇集成书同时代的“仓公诊籍”，其疾病名称除疽、瘅外尚有山跗病、热蹶、肾痹等全部反映了西汉初年的水平【4】。与张家山《脉书》“疾病篇”所载内容一致，代表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年代。它晚于殷商甲骨文史料，又较《山海经》中之痔、癣、瘿、瘅、疠、疫等病名原始，“疾病篇”将66种疾病分布于29个解剖部位，仍然保留了病“在头”、“在鼻”、“在肩”等原始的命名方法。但它与甲骨文史料有了本质差别，如“病在头，脓为，疕为秃，养为”，较甲骨文中所反映的疾病内容复杂得多。“疾病篇”对于病因、病理有了较多探讨，如“病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在肠中，痛，左右不化，泄，为唐(溏)、段(瘕)”，证明人们对疾病认识的加深。应该指出，“脉蔽艟子为脉浸”一语，又明显带有刚刚兴起的经脉主病的痕迹，但未见五脏主病。而“仓公诊籍”则不然，“仓公诊籍”中除“病主在肝”、“病主在肾”等五脏主病外，还有许多脉象学与经脉理论，其中有足之六经、手之阳明。上述情况说明“疾病篇”较“仓公诊籍”早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排除从仓公至司马迁撰文约百年期间对“仓公诊籍”的于扰)。因此，“疾病篇”很可能是战国末年的医家们从临床出发重

点探讨疾病命名、分类及寻找致病因素的专著。它是人们尚未寻找到“经脉主病”之前的产物，因此对于我们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具有一定价值。张家山《脉书》中的“阴阳经脉篇”是在“疾病篇”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产生的。“阴阳经脉篇”将77病分列于11条经脉之下，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在古人看来，较“疾病篇”的命名方法先进得多。它克服了按解剖部位命名的零乱性．这是《足臂》和《阴阳》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从“相脉之道”探讨经脉理论中的“是动则病”

    《灵枢·经脉》在论述完十二条经脉的循行后常常使用“是动则病”。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篇”(含马王堆《阴阳》)亦经常可见“是动则病”。因此，“是动则病”之语，肯定产生于秦汉之交。当代学者研究指出：“是动则病”是古典脉象学的专用术语。弄清“是动则病”的实质，对于理解经脉理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正是历代医学家都力求解释清楚的原因。但历代注家各说不一。今本《灵枢经校释》引张志聪“夫是动者．病因于外，……”解为：经脉因受外邪侵犯所发生的病叫“是动病”。当代学者廖育群多次指出：“是动”与“所生”不是疾病的种类划分【5】，而是早期脉学著作【6】。另外彭坚论证了“相脉之道”与“是动则病”的关系，也给予我们不少启示”【7】。张家山《脉书》有一段完整的原文：“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骭(足)之少阴，臂之钜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这是“相脉之道”的忭者论述的核心，是专讲什么叫“是动则病”的，是古典脉象学的精髓。

    其一，“相脉之道”是我国最早采用脉象诊病的基本理论专篇。作者从临床出发，对经脉进行动态观察，将其分作盈虚、滑涩、静动，用以说明脉与病的关系。其中“动”是主要的，原文强调“它脉静，此独动”是脉有病的表现之一。即原来不动的脉，现在使人感到跳动了，代表病态，叫作“有过之脉”。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认为“相脉之道”是我国最早的“论有过之脉”的著作，是最早的经脉主病论【8】。其实在汉初的资料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也有“是动则病”的记载。“仓公诊籍”之一讲：“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

……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此指手阳明脉动引起的头痛(包括齿痛等)。“仓公诊籍”之十讲：“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当我们将“相脉之道”与“仓公诊籍”之十对照阅读时，便可想像早在公元前200年之前，在我国南楚北齐的广大地区的医家们已将疾病的原因赋予经脉本身生理功能的正常与否了。《内经》中有不少关于经脉“是动则病”的记载：《灵枢·终始》有：“凡刺此者，以指弹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这一记述反映了有病之脉受到一定刺激时，就会搏动，或感到疼痛；《灵枢·刺节真邪》也有“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的记载；论述最为清楚的当属《灵枢·经脉》所云：“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由此不难看出：秦汉时期，我国先民在寻求疾病病理过程中创立的经脉主病理论，是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的动力之一。

    其二，从目前的医史资料看，“相脉之道”的三组脉象讲明了经脉“是动则病”的两层意思，即。则主病”、“则生病”。在古代医家看来，“主病”和“生病”是有区别的。“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是说当某一条脉出现虚、涩脉象时，这一条脉存在生病的可能，但不一定已经生痔了；当不动之脉发展至“它脉静，此独动”的时候，则肯定这条脉已经生病了。或者说当某条脉由静转为动时，表明这条脉的管辖范围生了病。这便是“主病”与“生病”的不同点。举例说明：《灵枢·刺节真邪》在讲述痈病病理时写到：“虚邪之客于身也深，……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这里讲明了痈肿化脓的全过程，它包括红、肿、熟、痛、功能障碍。在红肿热痛阶段，局部高度瘀滞，压力增高，跳痛感很强。生痈过程中的跳痛，便是“此独动”的内容之一。这是痈病患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当时的医家亦存在生痈或者患甲沟炎、齿槽脓肿的可能。当医家们生了这些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体会到患病局部高度瘀滞、压力增高、出现跳痛等“此独动”现象。“此独动”是“脉结”(瘀滞)导致的“脉结动”(局部压力增高产生的跳痛

感)，“脉结动”就是“是动则病”的另一个医用术语，便是已经生病的表现。

    其三，“相脉之道”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夫脉固有动者”，比如“足之少阴，臂之钜阴、少阴”，它们本身就是“主动”的。即在这三条脉的气口可以触及到脉气的搏动，这应该是正常生理现象。怎样判断“固有动者”的脉是否属于病态呢?答案是“疾则病”。在它们搏动比平时之脉象疾促时，才是病态表现。因此“相脉之道”对于“每一条脉搏动异常所主的病候”的脉象表现都讲述得很清楚了。

    “相脉之道”的“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及“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便是“是动则病”的实质。从上文分析，“是动则病”是“相脉之道”的核心，是最古老的脉象法【11】。因此当我们利用“相脉之道”解释清楚了“是动则病”的实质之后，就不会再认为在《阴阳》和《灵枢-经脉》中存在“是动病”与“所生病”了。

    张家山《脉书》“疾病篇”、“相脉之道”理论，都是古代医家们在探讨疾病命名、分类、寻找致病原因过程中逐步从临床知识中加深对经脉的认识，从而创造人体生理、病理调节论即经脉主病的原始证据。

参考文献

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81，13l

2  张家山《脉书》整理小组. 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释文. 文物1979；(7)：72

3  任乃强. 山海经新探·试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其资料来源.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315～336

4  何爱华. 淳于意生卒的探讨. 中华医史杂志1984；(2)

5  廖育群. 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兼论经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医史杂志1989；19(1)：20

6  廖育群. 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 中华医史杂志1990；20(4)：193

7  彭坚. 帛书脉法、相脉之道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3；(2)：102

8  毛良. 古医书脉法诠释.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10)：44

第五章  从“用*启脉”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兼论针刺疗法的起源)

（·署采用马王堆《脉法》原文，出土后释砭。在本文十、砭之释读相同。参本书后附文：秦汉时期砭、蛩、恩之发音考辨。）

    提要：针刺疗法是在治疗医学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与用启脉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从出土《脉书》“启四害”及《灵枢·刺节真邪》中的有关资科分析，早期的“启”，主要用于破痈排脓。当痈病理论发展以后，对于“熟者”的针刺才有“数发针而浅刺之出

血”的记载，此法具有放血疗法的性质，证明用启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可以破痈排脓推断，早期的聋刺是否用于放血疗法?虽存在可能，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史料。至《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才有“帝头眩不能视……风上逆，砭头血可愈”的记载弄清用署启脉的实质、治则及“启四害”的演绎过程，有利于阐明石刺病在经脉理论起源中所具有的影响。

    一般认为，针刺疗法起源于砭石【1】，论证着常引《山海经·东山经》之“箴石”为据。但是针刺疗法如何从砭石发展而来，至今尚未见论证者。且《东山经》只讲“箴石”【2】而未用“石”或“砭石”。“”之医用，目前首见于马王堆汉代医帛《脉法》“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明确指出“启”的目的是破痈排脓。《说文》解：“砭，以石刺病也。”如按《说文》解之，“砭”是一个动词。但《说文》“刺病”，既未讲明破痈，也未讲明放血，怎样利用砭石刺病，是比较含混的。

    马王堆《脉法》开卷就有：“以脉法明教下。”表明该书是秦汉时期的医家们教授学生的教科书，书中内容在当时具有规范化意义。《脉法》中讲到生理学的脉气，病理学的有余不足，诊断学的视有过之脉，治疗学的灸之法。通过对《脉法》及《内经》中有关章节的研究，一可弄清“用启脉”的实质，二可从“启四害”的演绎追述启—放血—针刺发展史上的概况，三可从中探讨经脉理论的起源。

    一、《脉法》“用启脉”的实质

    远古之气候条件常变，如我国8 000～3 000年前，不论是辽宁南部还是长江上游，都比现在的平均气温高2℃左右。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根据山东龙山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炭化竹节等遗物认定：当时整个黄河中下游的气温亦比现在高2℃。气温偏高，人们在暑热季节皮肤分泌的汗液也多，加之远古卫生条件很差，皮肤生痈(包括疖、痈和蜂窝组织炎)的可能性较大。那时候生了痈，全靠自己身体内部调节，得不到“清热”、“抗菌”治疗，如脓液不能及时排出，小疖肿可能发展为大脓包(周时统称肿疡)，并有可能向菌血症和败血症发展。因此生痈而死人的事是时常发生的，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从我国有关考古史料分析，我国外治疗法中的刺痈排脓疗法，可以上溯到新人代表中的柳江人至山顶洞人时期【3】。到了距今8 000年前后，即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时期，应该说我国先民采用尖状物破痈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人类早期积累经验的艰辛与传播、保存经验的困难，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甲地的民众正在使用尖状物破痈，而乙地的民众还没有理解尖状物的这一功用；或者听说尖状物可以破痈，自己也不敢使用；或者在同一地区的居民中，前一个世纪曾用尖状物破痈，而后一个世纪失传。在原始社会，这些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在原始社会每一科学成就的发展都有反复性。

    我国近数千年前到秦汉之际，先民们患痈病较多的史实，还可从《内经》中窥见一斑。在《内经》中，有16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痈病的病因、病理、治则，还立《痈疽》专篇，论述痈的病理，讲明痈与疽之不同特征，并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出发，将痈按发病部位从头至足分作21个病名，记述各种痈疽之不同特征，讲解其临床表现，不失为秦汉时期的痈疽专著。《内经》中的痈病理论如同《脉法》一样，总是将痈与脉紧密联系，如“脉热血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素问·气穴论》)，“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灵枢·寒热》)。因此，在弄清“用启脉”的实质之前，还必须了解我国脉学的发展概况。我国医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人体之经脉(血管)与人体的生理现象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我国脉学的起源，可上溯到殷商至两周时期。那时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在解剖过程中认识到“心有七窍”，随后又对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展开思考，分析它们的生理作用，于是便造出了“‘”字，后来演绎为“”字，并明文记载“心有四支”，“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淮南子·原道洲》)。上述史料证明：从殷商至战国的千余年间，我国先民们在探讨人体生理功能的道路上，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心—经脉展开的，它便是我国早期脉学的内容。战国时期，脉学用于诊断、解释经脉主病，后来又发展为经脉学说。如张家山《脉书》依脉象的盈虚、滑涩、静动诊断疾病，《黄帝扁鹊脉书》和《脉书上下经》(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马王堆出土的《足臂》、《阴阳》，《内经》中的《本输》、《经脉》、《寒热病》、《逆顺肥瘦》诸篇，无不从各自的角度阐明疾病与脉的关系，反映了经脉理论的发展过程。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探讨为何用破痈叫作“启脉”。《脉法》原文讲“用启脉者必如式，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启有四害。”很清楚“启”就是破痈排脓。秦汉时期，由于人体解剖学、临床医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病理的探讨，痈病的病理理论便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那时，痈病的病因主要是“邪”、“寒邪”；痈病的病机主要表现在“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肿者也”(《灵枢·玉版》)；“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灵枢·痈疽》)；“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灵枢·刺节真邪》)。可见，血脉不通是痈病产生的重要的内在原因。从病名分析，痈病名称在《周礼》中称“肿疡”，属“疡医”主管范围。战国时期将“肿疡”命曰“痈”。而“痈”字早期写作“癰”，从病从雝，雝，古通“壅”，《毛公鼎》铭“勿雝(壅)律庶民”，《释名》“癰，壅也”。用癰(痈)字给肿疡命名，本身就指明了“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索问·气穴论》)的道理。应该看到，《脉法》记载的“用启脉者必如式，……”是较为原始的，它是“用肩脉”早期的内容，主要是指痈已成熟，用石破痈排脓，当脓液排出后．局部瘀滞情况很快改善，痈肿病灶组织很快向好的方向转化，使血液的流通恢复到正常，便是用石破痈排脓启脉的实质。到《内经》时期，《灵枢·刺节真邪》巳将痈病按病程分类，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为进一步说明问题，以下将有关资料列一简表，目的在于一览痈病各病理阶段的不同治则。

表3-5-1  《灵枢·刺节真邪》篇中痈病的病程及治则

    表中“五邪”按《刺节真邪》顺序排列，从“痈者”至“容大者”、“狭小者”是针对肿疡已经形成的痈肿(包括疖)的大小而言的，而“热者”、“寒者”实际是指痈病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为分析痈病的病理发展，我们将其倒过来讲，即寒者、热者、痈者，这就是“虚邪之客于身也深，……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的痈病病理发展过程。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分析：典型痈病的“寒胜其热”阶段，当是化脓性细菌侵人皮内开始繁殖之后，局部水肿、白细胞浸润、血液循环受阻、组织质地比较坚硬的时期，此时局部略显苍白，尚无明显温度升高，甚至较周围温度偏低，疼痛已逐步加剧，出现跳痛，此期延续8~48小时不等。典型痈病的“热胜其寒”阶段，细菌的毒素已广泛侵犯毛细血管壁，使管壁破坏，血液瘀滞，组织液渗出，白细胞等向病灶部位大量浸润，局部水肿加剧，

呈红色或紫色，局部温度高于正常组织，表现为明显的瘀滞状态，组织质地坚硬，压力增高，自觉跳痛感加剧。这一时期贯穿着“烂肉腐肌为脓”的全过程，病程较长，大约在2～3天或更长。古代医家用“寒与热相搏”说明痈病病理，是经验医学的反映，是有道理的。

    《刺节真邪》指出，刺寒者用毫针。《灵枢·九针十二原》言：“毫针长三寸六分”，“尖如蚊喙”。《灵枢·官针》中“治寒气之浅者”的刺法是“引皮乃刺之”。“引皮乃刺之”是一种与体表平行的横刺法，是治疗“寒者”阶段的浅刺法。《官针》后文又有：“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为何“引皮乃剌之”的横刺方法可以“治寒气之浅者”，即达到“以逐邪气，而来血气”的目的呢？原因在于这种浅刺，可以刺激局部神经末梢，促进和改善血液循环，调动白细胞等的浸润速度，加快细菌的死亡与减少，使炎症逐步消退。可见用毫针对“寒者”浅刺，其目的在于“以逐邪气，而来血气”。这便是“寒者”阶段“用启脉”的实质。《刺节真邪》指出：“刺热者用针”，《九针十二原》有“针，长一寸六分”，“头大末锐，去泻阳气。”这里的“阳气”，指“热者”病态的阳邪，与《刺节真邪》的“阳病”相似。(九针论》认为：“用大其头而锐其末”的针刺病，其目的是“无令得深入而阳气出”，将这一理论用于治痈病的“热者”即“热胜其寒”阶段，如《官针》所云：“赞剌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刺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什么叫“数发针而浅刺之出血”呢?就是在“热者”的表面多处进行浅刺，使之出血。我们试想，在细苗毒索释放较多，组织液向病灶部位大量渗出时期，局部瘀滞，于痈的表皮多次浅刺或划痕，使之造成点状或条索状出血，必然导致已瘀滞的血液和组织液渗出体外，有利于细菌毒索的排出，改善局部“不通”、“壅遏”的状况，使血液循环逐步向正常方向转化。此外“数发针而浅刺之出血”还可促使局部白细胞浸润速度加快，加强生理调节功能，不利于细菌的繁殖，有利于痈病的痊愈。这便是痈病“热者”、“热胜其寒”阶段“用启脉”的实质。2 000年前的医家们在痈病的治疗过程中总结出的清痈原则，是有疗效的。我幼年生活在江汉平原农村，多次见到长者用破瓷碗打成小片，挑选其锐利者，在患者痈肿表面交叉划痕，治疗痈病。我大约七岁时接受了这一治疗过程，只见紫黑色的血液慢慢向外渗出，不久这些划痕便不断渗出黄色而黏稠的液体，局部的肿胀、疼痛渐渐减轻。不知过了几天痈肿终于消退了。《刺节真邪》言及在脓已形成阶段刺小者用圆利针，刺大者用锋针，刺痈用铍针，都是为了排脓。脓液排出后，局部血液循环改善，病态组织迅速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一过程是痈脓已成后“用启脉”的实质。《刺节真邪》的作者，按照痈病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针刺方法都是为了“以逐邪气”(排除瘀滞与脓液)，“而来血气”(使血液循环改善与恢复正常)，与《脉法》“用启脉”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用启脉”的治则探讨针刺理论的起源 (兼论针刺疗法起源于放血疗法)

    以上我们在“用启脉”的实质探讨中，引述《灵枢》中《刺节真邪》、《九针论》、《官针》诸篇的有关资料．论证秦汉医家认识到痈病的病程可分作“寒者”、“热者”及“痈”三个发展阶段，由于这三个发展阶段的病理基础不同，因而“启脉”的方法也不同。总体而言是为了“以, 逐邪, 气，而来血气”。以求解除局部的瘀滞状态，改善血液循环。达到治疗痈病的目的。从马王堆《脉法》“用启脉”达到排脓治痈的情况分析，那时的治痈方法，具有等待痈肿已经形成后再破痈排脓的被动治疗的性质。到《刺节真邪》时，古人在用石排脓的被动治疗过程中，终于创造性地将痈分作“寒者”、“热者”、“痈者”三个病理过程开展治疗，前两个阶段的治疗目的是“以逐邪气，而来血气”，“主痈热出血”，这已是对痈病早期开展的主动性治疗了。《灵枢·玉版》中“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就是针对痈病早期的治疗方法而言的。那时的医家们已不再被动地等待痈肿有脓后才用铍针取脓了。这便是治痈史上的进步。

    从《内经》的有关资辩分析，我国针刺疗法、针刺理论的起源与启是分不开的。前文已讲，对痈肿施可以改善痈肿局部的血液循环。再作分析，石可以破痈排脓，古代医家是否在放血疗法中也采用作为放血工具呢?至今尚无史料可证。当痈病理论发展以后，《灵枢·刺节真邪》的作者对“热者”的治疗采用了“数发针而浅刺之出血”，具有放血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内经》中的放血疗法，有理论基础，有治疗范围，有放血工具与取穴方法，有注意事项与严重问题，并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就是说：那时的医家们在长期的放血实践中，确实见到刺破经脉适当放血，对于治疗疾病可以收到疗效，但又有死人之危。为了发扬其优点，医家们便开始寻找比署刃及铍锋更小的“微针”，并希望通过用微针刺入经脉内，一可驱逐邪气，二可达到调理血气的目的，但又没有放血死人之危。《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就反映了上述思想。于是以微针通其经脉的针刺疗法便诞生了。《灵枢·官针》云：“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剌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素问·调经论》云：“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以通其经，神气乃平。”上述资料说明针刺疗法发明早期，是直接将微针刺入经脉之中的。《灵枢·终始》说：“脉实者，深剌之，以泻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泄．以养其脉。”这段文字似乎要求在针刺之时，不一定将针刺入脉管之中，可视作针刺疗法中“以微针通其经脉”的发展。这便是我们从《内经》中发现的“启—放血一针刺”治疗发展过程的概貌，是秦汉时期针刺疗法起源于启、放血的历史过程。

    三、从“启有四害”的演绎探讨由至针的发展概貌

马王堆《脉法》云：“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启有四害。”《脉法》中的“启”，是指痈舯已经化脓，用石破痈排脓的方法。“启有四害”是讲破痈排脓的四害，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经验出发．对施术者和后人的告诫，是我国早期外治医学知识系统传承的重要内容。《脉法》虽言：“启有四害”，但缺文较多。根据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补之，为“脓深浅，谓之不，一害；脓浅而深，谓之太过，二害；脓大而小，谓之，者，恶不毕，三害；脓小而大，谓之泛，泛者，石蚀肉也，四害。”第一害中的(dài带)作及解，《墨子·迎敌祠》“城之外，矢之所。”不即不及，指用刺痈浅了，未达到破痈排脓的目的。第三害中的(1iàn殓)指浸渍，《广韵》“，渍也。”“者恶不毕”是说当刃小，石不足以排脓，脓液未排出，必然继续浸渍正常组织，导致痈病向周围扩大，甚至向全身发展，形成败血症。第四害中的泛，当指泛滥，是讲当脓小刃过大，石刺伤了不需要刺伤的部位，使病灶扩大故叫做石蚀肉。《脉法》说明，二千多年前的医家们在破痈排脓过程中经验已相当丰富。然而科学技术总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当古代医家们把“用启脉”逐步发展为“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后，医家们又在医疗实践中逐步对临床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行针时的一系列注意事项。《素问·刺要论》云：“病有浮沉，刺有浅深，……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这则文字虽不讲用破痈排脓，但它仍属针刺疗法兴起之前的刺痈理论。《灵枢·九针十二原》则不同，作者以当时的生理、病理理论为基础指出：“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营气)在中，清气(化其精微之气)在下。故针陷脉(刚接触压下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溢)。”《九针十二原》中的这段文字，是以病邪侵入肌肤的浅深理论为基础的，可能渊源于医缓时期。《九针十二原》已提出了行针浅深的利弊关系。最著名的行针有四害理论，记录在《灵枢·官针》中，为叙述方便，现以《脉法》“启四害”为标准，将《官针》行针四害顺序作适当调整，列表于下，进行比较分析。

    《脉法》“启四害”，主要是指痈病已经烂肉腐肌为脓的情况下，强调在破痈排脓时首先要根据痈病病情对署刃的大小进行挑选，随后在用破痈排脓时，要求施术者要掌握好施的深浅。《灵枢·官针》所言“四害”，初看似专讲针刺，细研之却有其深刻的内涵。原文讲：“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第一、二条，是从《脉法》“四害”演变过来的，具体而言，第一条是《脉法》“四害”中二、四两害的总会，是指治疗小疖肿时，用针刺入过深，导致内伤良肉，使疖、痛中的脓液细菌扩散到良肉，发展为痈。第二条是《脉法》“四害”中一、三两害的总合，是指痈发展的中晚期，病灶范围较大、较深，用针刺入过浅，“病气”排泄不出来，进一步发展为大脓。第三、四两条看不出与排脓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句子是“气泻太甚”、“气不泄泻”，“气”可以理解为有形的“血气”，也可理解为无形的“脉气”。如为“血气”，可从放血疗法考虑，如为“脉气”，当以针刺疗法论之。所以《灵枢·官针》中的“针刺四害”，显而易见，是在“署启四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内涵是与《脉法》“四害”不同的，它包括了所有疾病的针刺治疗原则。两文比较，后者是一个进步，它是“欲以微针通其经脉”实施之后，即针刺治疗发展以后产生的新理论。从“启四害”发展至“行针四害”的历史过程，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  上海中医学院，编. 针灸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267

2  袁珂. 山海经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参本书第一篇第二章《我国原始人群的进化概貌及外治疗法起源概说》中之“从柳江人到山顶洞人外治疗法概说”。

第六章  秦汉时期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经脉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本文曾以“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中的作用”为题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5；(2)：162~167）

提要：本文从出土秦汉时期的几个脑字的创作及《灵枢》之“眼系”、“蹻脉”在颅底的循行为据，探讨秦汉医家们对脑的解剖及在《内经》经脉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祖国医学经历了漫长的医疗实践，发展到秦汉之际，进入了理性认识的高峰时期，在医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太好局面。各派医学家们利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包括人体解剖学、临床医学成就等)创立了许多医学理论及撰著了许多医学著作，于是《足臂十一脉受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脉书》、《脉书上下经》、《五色诊》、《药论》、《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汤液经法》等众多的医学书籍先后问世。从这个时代起，我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一度领先。

    医学是人类与疾病作生死斗争中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医学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对自身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认识上的深化，从传统文化分析，秦汉时期，人们已对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脑的解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文拟从秦汉时期脑字的创作、《内经》对大脑的解剖认识、眼系、蹻脉、维筋相交理论及脑的生理、病理诸方面探讨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一、秦汉时期人们对大脑的解剖

    (一)从出土脑宇的初文探讨人们对大脑的解剖

    脑，这个重要器官，藏在颅腔之内，质地柔弱，似无形态规律可循。在科学不发达的商周时期，人们对脑尚未产生认识上的要求，在造字方面也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力，这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尚未发现脑字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是较早的。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深化，促进了人们对脑的认识要求。关于五官生理功能的史料，可从甲骨文中见其始源。甲骨文的创造者们在创立见字时从目从人，突出了目的作用；听字从耳从口，突出了耳的作用。说明造字者们已经理解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的作用。甲骨文中的“”应是思的初文，意在描述抓后脑壳进行思考，它与见、听的生理功能都发生在头，似有相互促进的可能。《国语·周语下》“夫目之察度也，……耳之察和也，……夫耳目，心之枢机也。”又说：“气……在目为明，……气佚则不和，……有眩惑之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子·水地》、《老子·十二章》等也都对五官生理功能进行了探讨。值得重视的是，在《周语》中，虽认为“耳目，心之枢机”，但又认为气不和是造成“有眩惑之明”的原因，与《灵枢·大惑论》中“神有研恶，……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的精神基本一致。《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头者，精明之府”，认为视觉功能在于脑。上述史料证明：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讨相对于其他生理功能处于领先地位，它促进了人们对其他生理功能的探讨；同时，促进了人们对大脑的解剖与生理功能的探讨。

    历史发展至秦汉时期，许多文字工作者们已经认识到有必要造出一个脑字来了，于是他们对脑的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也就有了许多脑字的初文问世。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汉代  医帛、竹简，其中《养生方》、《五十二病方》两书中保存了几个脑字，《养生方》中的脑字作“”，《五十二病方》中的脑字作“”和“”。1975年，在湖北、云梦唾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及后来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中的脑字均作“”。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 200年前后的原文．没有受到后人的修饰，代表了脑字创立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强调从匕、从上、从山、从止，为何会如此呢?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箸)粗细，有起有伏。当我们面对大脑外侧面细看时，紧靠“额中回”的前下方沟回阴影便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山”字形；从前额面看“中央后回”的沟回阴影也有“山”字形，或者“上”字形；在大脑表面寻找“止”字形阴影较难，但“匕”字形阴影极为普遍。所以上述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打开颅盖骨后各自从不同角度，面对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进行抽象思维后概括描摹的产物，不属讹变。在传统文化中保存了一些脑字，如《周礼·考工记·弓人》中的脑字作“”，《墨子·杂守》中的脑字作“”，这两个脑宇存在讹变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与脑组织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两个脑字从止，保留了脑字创立早期的特征。在《说文》中，脑字作“”，许慎指出：“，头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许慎收集的脑()字，除从“”(人)外，“”则是依颅顶外形抽象描摹的，应该说也是一个脑字的初文，但除从匕外，“”不同于出土脑字(等)完全依颅内脑组织表面形态进行描摹的特征。许慎所言脑字“从匕，匕相匕著”应如何理解呢?《说文·竹部》“箸．饭敧也。”即今之筷子。我国使用筷子进餐历史悠久，据《韩非子·喻老》记载：商封王使用象牙筷子进餐，据《史记·留侯世家》中所载，刘邦也用筷子进餐。所以“匕相匕箸”是说脑组织像吃饭用的筷子那样排列着。从许慎收集的脑字()和他的注释分析，其字形以描摹头顶外形为主，而注释则重在解释颅内的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两者似有分离之嫌，说明他的取材来源不一，他本人又未见过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及其他脑字的初文，所以他在“”字条下写作“”(人)旁，又说“从匕”，说明许慎对于“”字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古书中的脑字从肉，始见于南朝梁陈之间的顾野王撰著的《玉篇》。从总体上看，脑字规范为从肉是较晚的。这些出土的脑字无不证明，秦汉时期的造字者们确实曾对大脑表面形态特征进行过解剖与观察。

    （二）从《内经》“眼系”、“蹻脉”探讨人们对颅底经脉的解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了人体从头至手足存在一些左右交叉的生理现象。有学者认为，古人是以“天人相应”为依据来解释这些生理现象的【1】。我们认为，《阴阳应象大论》中对“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的解释中存在天人相应观点，是阴阳学说引入人体生理学的反映。但不能仅以此文代表《内经》的全貌，并由此否定了秦汉医家对脑组织形态与颅底做过解剖的事实。在《内经》的许多篇章中讲到“眼系”、“蹻脉”，并提出了“维筋相交”理论，“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都是秦汉医家们用来解释人体左右交叉的生理和病理现象的【2】。以下就《内经》中有关脑组织及颅底经脉的解剖知识进行探讨。《灵枢·海论》对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划了一个界限，指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意指颅腔内的脑组织，其上达颅盖骨，其下在风府穴以上。换句话说，风府穴以上的脑组织属脑，风府穴以下与脑组织相连的脊髓属髓。这一事实还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知道脑与脊髓是相连的。那么风府穴在什么地方呢？《素问·骨空论》指出“风府在上椎”，上椎即第一颈椎。《实用针灸词典》风府定穴：“后发际正中上一寸，即枕骨粗隆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3】。我国传统医学认为，风府穴属督脉，在枕骨与第一颈椎之间，它上有脑户，下有哑门，从脑户至哑门这段椎管内．素有“七节之傍，中有小心”及“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素问·刺禁论》)之说。说明《内经》的有关作者早已认识到脑户至哑门这段脑组织及脊髓的重要性。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脑户穴下的脑组织是人体呼吸、血压等生命中枢的所在地，“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正是秦汉医家们临床经验舶总结。可见《灵枢·海论》给脑组织划的界限与现代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完全一致。在《内经》中，记载了脑组织与“眼系”、“项中”的解剖关系，《灵枢·大惑论》讲到眼内的解剖结构时指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段文字表明：艰球后方上属于脑的有两种组织，一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的视神经等，一为“与脉并为系”的“脉”，它们组成眼系，并从视神经孔进入颅腔，与脑组织相连。当然相连的是视神经，而脉则从颅底“后出于项中”。毫无疑问，撰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如果没有肉眼解剖与颅底解剖知识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灵枢·动输》还认为大脑的营养物质是从眼系输送进去的，“胃气上注于肺，……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灵枢·寒热病》云：“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这一记载，恰与《太惑论》相呼应。《大惑论》认为与祝神经伴行的经脉进入颅底后有一支在颅底向后延伸达项中；《寒热病》则认为伴随脊髓经枕骨大孔进入颅底的经脉是从后项向前颅底行进的。《寒热病》的作者接下去写道：“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应该指出：《寒热病》的这段记述是十分详实的，它突出讲到蹻脉(阴蹻、阳蹻)，是秦汉医家们对颅底经脉进行详细解剖观察时，利用阴阳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灵枢·经筋》)这一临床病例过程中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的真实记录，绝非凭空而得。古人发现丁“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例后，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那时，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理论十分盛行，但这些不留名的解剖、生理学家们将其一律弃之。从十二经脉讲，在《灵枢·经脉》、《灵枢·经筋》时期，各经脉(经筋)循行之道已经约定俗成，《寒热病》的作者们并未简单地采用约定俗成的“足太阳之脉”解之，而是在朴素唯物思想指引下另辟蹊径，结合颅底经脉循行，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的现象，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八颅底后，汇合成一条基底动脉，再向前伸，又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征，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不足，秦汉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另外，颈内动脉循至颅底后，分出眼动脉，从视神经孔穿入眼眶，供给眼球的血液，它与视神经伴行，只是方向相反。可以说，颈内动脉的解剖循行，与《灵枢·大惑论》、《灵枢·动输》的有关记录比较，除方向相反外，也是完全一致的。古人的这些记录都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是秦汉时期的医家们进行过颅底解剖的铁证。

    我们再根据上述史料对“维筋相交”的解剖基础进行分析。《灵枢·经筋》篇中足少阳之筋的“维筋相交”理论很可能出于两点：其一，从枕骨大孔向前颅底看，是以颅底经脉如左右椎动脉、基底动脉、动脉环的解剖循行而言的；其二，从视神经孔向后颅底看，可能与视路中的视神经、视交叉及视束的解剖结构有关。前者是“入脑乃别”的基础，后者则是“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的实录。从《灵枢·寒热病》和《灵枢·大惑论》中的“瞋目”、“瞑目”与“蹻脉”的关系分析，“蹻脉”、“维筋相交”理论似与视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视路组织恰是与经脉不同的，它是“中无有空”的条索状物质，古人是可以依此将其归入“筋”的。也许这一点正是“维筋”的由来。在《灵枢·脉度》中的“蹻脉从足至目，……阳蹻而上行”等，是“蹻脉”、“维筋相交”理论刨立后的补充，它的臆测成分，不用赘述。从文字学角度分析，《诗·大雅·板》、《大雅·崧高》都多次用“蹻”，都作“骄傲、矫健”解，到《说文》解“蹻”，“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蹻”便有了抬腿运动的意义。这一解释，当是蹻脉理论创立后的产物。《说文》从一个侧面证明，蹻脉理论产生于两汉之交或更早。

    在《内经》中，还有关于“液”的论述，并提出了“脑液”之说。《灵枢·决气》“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可见人体之液专属于脑，是五谷转化而来，它濡润肌皮、孔窍，滑利关节，补益脑髓。这液与关节运动、脑脊液都有关。《素问·刺禁论》说：“刺膝髌出液为跛”。膝髌即膝关节，当用较粗的针刺破了关节腔时，关节腔液流出后，便行走困难了。现代医学知识认为关节腔液与脑脊液是无关的。《灵枢·五癃津液别》说：“髓液皆减而下”，似乎说明髓中有液或者髓、液有别。不论其“髓液皆减而下”中髓与液的本意如何，但在这里“髓液”属于解剖学名词。“髓液”概念也不是古人凭空而得的，如“刺膝髌出液”一样，是人们见到关节腔液的记录。“髓液”概念的提出，对于创立脑的生理与病理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脑的生理与病理

    在《内经》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脑与脊髓是有联系的。但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又是将脑、髓、骨髓、鼻涕、关节腔液及阴精(男性的精液)联系在一起的。古人的这些认识是从长管骨髓、鼻涕、精液之形态及有关的解剖部位联想、推导的结果。秦汉时期关于脑的生理、病理理论基本形成，已有“翕气以充脑”、“於脑也施(弛)”【4】及“气在头者，止之于脑”(《灵枢·卫气》)的论述。《内经》认为，脑与髓的关系是“脑为髓之海”。而“髓海”与“精”、“气”、“津”一样，存在“有余”、“不足”，与脑有关的生理、病理，都因髓海有余、不足引起。而髓海有余、不足，又是通过“髓液”的增减表现出来的。如《灵枢·决气》所云：“液脱者，骨属届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则腰背痛而胫痠。”《灵枢·口问》之“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都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但从“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看，又似指忧虑型精神症状了。《素问·脉要精微论》讲到视觉的生理与病理：“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这里的“精明”指视觉功能无疑。接下去有：“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文中强调：“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脉要精微论》的作者认定，“头者，精明之府”，即人的视觉功能的中枢在脑，这比《国语·周语下》“夫耳目，心之枢机也”的认识有了本质的进步；并认为当视觉深沉凝涩时，人的精气和神气都败夺了。说明视觉与脑的生理是分不开的。《灵枢·大惑论》论述视觉病理时指出：“邪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弦以转矣。”认为：“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或“视误故惑，神移乃复。”可见视觉的病理变化，都是邪入于脑引起的。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深化，促使人们对脑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最先人们是在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索中认识到脑与五官生理功能存在一定关系的，并在实践中体会到创造脑字的必要性，进而为创造脑字开始对脑组织表面形态进行解剖观察。因此不同的造字者分别造出不同的脑字的初文。然而造字者们的成就，促进了秦汉医家们对脑生理、病理的认识。那时的医家们在做眼内解剖时，发现了视神经及伴随视神经走行的经脉，且视神经与脑组织是相连的，并有一支经脉从颅底通向后项。与此同时，他们做过颅底经脉循行的解剖观察，见到了左右椎动脉进入颅底后汇合为基底动脉及动脉环，并根据阴阳学说对其进行分析，在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的临床病例的过程中创立了“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解决了下肢运动的调节问题，丰富了经脉学说理论的内容。医家们在脑的解剖过程中，发现了脑与脊髓是相连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脑脊液，从而创立了“脑为髓之海”及“髓海”有余、不足理论，为解释临床所见之“轻劲多力，自过其度”及“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等生理、病理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了古典医学理论的内容。秦汉时期的大脑解剖成就及为建立相应的中医传统医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参考文献

1  谭世珍. 浅谈《黄帝内经》关于头与躯干神经交叉现象的记述. 中华医史杂志1985；(3)

2  严健民. 《灵枢》“维筋相交”与大脑功能定位. 见：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学术讨论会编：中医心理学论丛(第一辑). 成都：1985

3  实用针灸词典.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189

4  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第七章  秦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新论

    提要：本章从人类原姑思维、思维进化史、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诸方面深入剖析，阐述了秦汉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论证了临床医学中的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的合理性。

    近百年来，由于殷墟甲骨史料的不断发掘、释读、整理，秦汉时期的原本秦汉医学史料如木牍、竹简、帛书等的不断出土，为我们研究秦汉医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原始史料。回顾我国秦汉中医理论及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它的内容是丰富、质朴的，保留了人类原始思维过程中的许多痕迹。秦汉中医理论中的原始思维内容集中反映在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中。

    一、中国式的原始思维——天人合一观

人类自打制第一块石器始，便已获得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但人类具有比较系统的思维能力，则是从占人进化为新人(即近四五万年)才具有的。在我国如许家窑人已能生产比较复杂的狩猎工具飞石索，证明许家窑人的思维能力比较复杂了。这一时期的人类，由于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一代又一代地潜移默化，所以新人初期的生活知识，包括对天、地、日、月的知识逐步丰富起来。到了山顶洞人时期，他们已知将赤铁矿粉末撒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表达了他们对妇女的尊敬与祭奠。山顶洞人的这一行为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比较复杂的心态，其间蕴藏着人类以梦景为基础的原始思维，认为人死后仍有灵气存在。50年代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距今六干余年的陶文四个，其中“”被释读为旦，“”则是另一个字；又山东诸城前寨出土一件陶尊，上面所刻文字与陵阳河刻文相同，并涂有朱红颜色，被认为很可能是用来祭日出、祈丰收的礼器。这些史料证明，早在六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已有崇敬太阳的思想。我国的《周易》，据称由《连山易》、《归藏易》发展而来，闻一多先生对“始作八卦”的伏羲氏进行过考证，将伏羲的生活年代认定在史前以远的荒古时代。江国樑先生对易学进行考证，将《连山易》划为上古之易，指出：“……还可从距今二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的葬礼和殉葬物以及原始历纪与阴阳观念中见其始源。”【1】《周易》所反映的思想至少源于殷商巫卜，是人们企图通过卦象寻找利用已知的自然变化规律来说明人事吉凶的。有学者评论易学是“浅之则格物穷理之资，探之则博文约理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易学所探求的在于人与天地相通之理，亦即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观。从人类进化史分析：人类从直立行走，语言发生，大脑的进化以及触毛和保暖密毛的退化，汗腺、皮脂腺的发达，无不与天地日月、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用进废退，通者生存，都反缺了人类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统一。由此看来，我国的天人合一观强调的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必须与自然环境取得一致。在人类进化史中，人类思维进化史是很独特的。人类曾经有过拟人化的原始思维阶段，球时的人类认为人有生命，他们熟悉的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总之他们赋予万物以生命，并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地面的动、植物都具有和人类相似的要求、情感和愿望，并且这些情感就像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与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基本一致。人类拟人化思维进化史在现代2～6岁的幼儿中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着，说明我国的天人合一观是有思维进化史背景的。

    我国天人合一观源于新人早期，盛行于殷商巫卜时代，殷商时期的许多卜辞都反映了“天帝”、“祖宗”的恩赐与作祟。这一思想经过近千年的演绎，到战国时期子思提出：“唯天下致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这里的“参”作参与、等同解，即认为只要人(有一定地位的人)能实施“诚”的德性，帮助他人除去私欲，信奉天命，这样的人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了。随后孟子、董仲舒等人都以社会生活为背景对天人合一观进行表述。纵观上述天人观念，主要认为天与人一样是有意志的；是天神管理着人间，天神有权“降大任于斯人”，也可采取各种灾异手段惩处犯罪的人。而这一点正是统治阶级利用天威镇压、奴役人民的口实，我们姑且将其称作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亦即天人感应。在今本《内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丰富的，它被看作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特色”、“整体观”，但它与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二、秦汉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

    秦汉之际我国医学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都十分迅速，那时医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如《白氏内经》、《白氏外经》、《马王堆脉书》、《五十二病方》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秦汉医家们认识到自殷商起开始探讨的心—经脉调节论发展至春秋齐鲁“人有四经”说及“秦汉十一灸经”说后，仍然不能用于临床解释人体生理、病理；虽然管仲时代人们已知“凡心之形，自充自盈”，但至秦汉时期人们仍然没有弄清楚心一经脉的解剖特征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这对于我国人体调节理论的完善及中医理论的建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秦汉医家们面对这一难题，不能不独辟蹊径，希望从已知的古代科学领域中寻找到新的支持点。我国秦汉以往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就是以天文为基础的历法。自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发展至秦汉时期六种历法制度的应用．说明了那一时期天文、历法已相当成熟。所以孟子曾讲：“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我国古六历广泛采用四分历制，具有日往月来、春生秋杀、周而复始的可重复性特性，在人们心目中十分神秘。当医家们认识到古天文、历法的科学性，其中尤其是一日之周而复始，一月(阴历)之周而复始，一年之周而复始以后，便试图将天文、历法理论，全面引入正在创立的经脉理论之中，这就使得《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很快向十二经脉理论方向发展。《灵枢·经脉》就是在这一前题下得以完善的。秦汉医家为建立秦汉中医理论终于创出了一条天人合一的新路。《灵枢·经脉》与十一脉灸经相比，虽然存在较多差别，但核心的或曰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经(精)气在经脉内循行如环无端、周而复始。而这一点对于秦汉中医理论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十二经脉在全身的分布不仅解决了人体体表部位的划分问题，替代了划分人体解剖部位的作用，而且经(精)气在经脉内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地循行，近似于解决了血液循环系统生理、消化生理和泌尿生理，使秦汉中医理论建立在比较台理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我国医学理论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秦汉医家们为创立独特的医学理论立下了千秋功业。

    三、秦汉临床医学理论中的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

    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不同于古代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观，秦汉医家们引入古天文、历法中的二分二至、寒来暑往(阴阳气候交替)理论，为创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经(精)气循行如环无端理论寻找到了依据和立足点。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内经》临床医学中为说明生理、病理、治则，又广泛采用了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取类比象)的手法进行解释，使秦汉临床医学得到迅速发展。

    (一)人体生理与古历法理论中的阴阳理论相参

    《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从总体上说，这段文字是围绕“太小三百六十日成一岁”而言的，它的实质是将四季(寒暑)之客观环境分为阴阳，强调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应该适应，为人体与其他自然因素相参提供了依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这里的“阴阳四时”，不是单指“阴阳”和“四时”，而是讲“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的四季阴阳寒暑气候交替规律的，强调人们在寒暑交替的环境中生活要遵循自然规律才会苛疾不起。《素问·太阴阳明沦》说：“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将天地之气与人体生理类比，由此引出“阳道实，阴道虚”，转而强调“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使论点转移到太阴脾、阳明胃的本质上来，从而讲明了它们的表里关系，解释了脾、胃病证之相互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作者单刀直入，将人体生理直接与天地之阴阳相参。须知，这里的阴阳是与后文“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相一致的，它是古天文、历法的内容。“其生五，其气三”是历法中的“五日为候，三候为气”的另一表述方式。该文从阴气和阳气两个方面解释病理和生理，并提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在病因方面，引出了“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发展了中医致病理论。《素问·金匮真言论》从“天有八风”展开人体生理病理讨论。“天有八风”是古历法理论中“九宫八风”的内容。该文讲到人体生理与一日之阴阳相参，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这段文字之后估计有脱文，脱文内容大约与《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的“朝则人气始生，……日中人气长，……”及《灵枢·卫气行》中的“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相似。《金匮真言论》的作者用昼夜阴阳交替参比于人一周日之生理变化规律是很有道理的。现代生理学一再证明：人体许多生化过程、各类激素水平在每一时辰都是不同的，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界各种环境因素长期生存竞争中获得的，毫无疑问，属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二)人体皮肤腠理与本质之坚脆相参

    秦汉时期人群是分等级的。在医家看来，有“布衣”和“大人”之分。“布衣”和“大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故而提出：“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灵柩·寿夭刚柔》)的原则。在《内经》中，人的性格是按“五形之人”划分的，人的体质则是以皮肤、腠理、肉之形态认定的。认为人之体质好坏与致病存在重要关系。《灵枢·五变》说：几个人在相同环境条件下“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是为什么呢?作者采用已经观察到的术质情况回答说：“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又云“一术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随后作者将木质类比于人说：“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用木质类比于人之生理，虽在《内经》理论中影响不大，但它是古人在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的一种尝试。

    (三)人之经脉与“寒则地冻水冰”相参

    在《内经》中，为说明生理、病理，采用已知的自然因素与人体相参的内容是很多的，但影响最广、实用价值最大的就属“寒则地冻水冰”一类了。《素问·离合真邪论》云：“……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渡涌而陇起。”作者采取气候之“温和、天寒、天暑、卒风”四种自然现象中观察到对经水(较大的河水)的影响，类比于人之血脉，接下去又说：“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

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手中也，……”后者成为寸口脉法的理论之一。《灵枢·刺节真邪》在讲暑气对人的影响时说：“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接着讲寒对人的影响：“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对风寒引起的疾病应该如何治疗呢？作者指出：“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作者认为，“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是不能直接进行治疗的。并用类比手法提出治疗依据：“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才可视其病情进行其他治疗。这里提出了治厥的原则是“必先熨调其经”，应达到“火气已通，血脉乃行”。这一原则成为后世治疗风寒疼痛的重要理论。现代在治疗风寒疼痛中涌现出千奇百怪的热疗手段。如热水浴、熏蒸、腊疗、沙疗、泥疗、各类电热疗等等，都没脱离“必先熨调其经”及“血寒故宜灸之”原则。在《内经》中“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灵枢·痈疽》)，“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灵枢·岁露论》)，“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灵枢·贼风》)，“胫寒则血脉凝涩”(《灵枢·百病始生》)等等病理过程都因寒而起，充分说明了风寒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风寒致病，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后人认真研究。

    在《内经》的取类比象(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理论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内容，如将头比天、足比地，将双目比日月，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比左右耳目手足之利拙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作者受当时客观条件所限的反映，我们不必苛求古人。

    《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是人类原始思维和思维进化史的反映，它古朴无华，没有《史记·天官书)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天人感应观，也与辜汉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有着严格区别。如果说某些章节中还残存着天人感应，这也不足为怪，后人能正确加以取舍即可。古代医家从古历法中汲取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的理论说明医理，是中国医学的真正独创与特色。从秦汉医学理论中探求合理的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说明医理，仍是今后发展中医事业不可缺少的。

参考文献

1  江国樑. 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4  

第八章  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几个问题

    提要：本章对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几个代表性问题,包括《足臂》和《阴阳》中某些经脉循行范围的来源和循行方向的确立、《灵枢·经脉》篇中某些经脉循行路线与血管的解剖部位的关系、经脉的三阴三阳条数与经气的如环无端问题、是动则病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自二十多年前长沙马王堆出土医帛《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及《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结合今本《内经》中的有关章节进行研究，达成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是：《足臂》、《阴阳》中经脉的条数为十一，循行点的简略，

绝大多数经脉的向心性循行，分支极少，未见络脉及经脉与内脏相关等特点，是经脉学说处于发展早期的表现，反映了二者早于《灵枢·经脉》。当前医史学术界对于经脉(经络)学说的起源及本质问题仍然存在众多认识：如“经络系统是一种低电阻传导路线”【1】，“经络系统是第三平衡系统”【2】，“是整体区域全息论”【3】，“经络是在自然界与体内电磁场支配下的”“生物管离子体在生物超导体内有规律的运动状态”【4】，甚至有学者采用进化论将经络体系的形成上溯到单细胞的原浆整调功能，“设想经络功能的结构可能有两种模式，介于海绵虫与兴奋运动器……”【5】，即以猪蛔虫为研究对象研究经络实体结构，认为“8条子午干神经系作为经络原型不仅有生物进化背景方面的合理性，而且可系统地全面地解释经络实质及有关现象”【6】，学者们的这些论述都有其深厚的理论为基础，所取得的成就，也许对于我们弄清人体生理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会有意义。但是如果硬要用于论证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发现经络实体结构，或者感传现象，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手段之高深，对于秦汉时期的医学工作者们来说是望尘奠及的。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我们不能代替古人讲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7】那时的人们虽然早已用“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国语·周语上》)的假说来解释地震；早已用“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孟子·公孙丑》)的假说来解释人的步履，但直到秦汉时期我国的科学实验水平是很原始的。有史料反映，自鲁隐公元年起，我国历法制度就采用十九年七闰【8】。到孟子时期，孟子曾讲：“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但其测量工具仅是简单的圭表。在基础医学中，虽《内经》间接反映出许多人做过人体解剖，但那时的解剖技能是很低的，甚至需要“巧屠”参加才能完成。对于血管的解剖，除度量长短外，充其量只能作到“以竹筵导其脉”(《汉书·王莽传》)。从现有史料考证，那时在医学界还没有从事解剖的医生，还没有人在解剖过程中掌握对血管、神经进行剥离的技能，更没有具备纵向连续解剖和局部层次解剖的能力与要求。因此秦汉时期的人体解剖是有限的、零乱的，它们不可能将经脉(经络)学说的理论建立在“特殊感觉生理线路图”、具备生物电性质的“皮肤通电抵抗”【9】及“高发光线”【10】等高科技水平基础之上。从秦汉治疗医学史料分析，那一时期实施比较普遍的三种治疗方法如灸疗法、放血、以微针通其

经脉的钟剌疗法，都是直接作用于经脉(血管)之上的，秦汉时期的医家们只能从简陋的医疗条件出发，将经脉理论建立在四肢经脉(血管)“视之可见，切之可得”的直观、或者亲身体验如生痈时的跳痛及简单的人体解剖或某些人体经脉解剖的基础之上。以下就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几个问题予以讨论。

一、《足臂》、《阴阳》中的某些经脉循行范围的来源和循行方向的确立

我在本篇第三章中根据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人体经脉的认识水平讨论了一些问题，可以断言，人们对经脉（血管）的认识过程是多途径的，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以经脉主病为基础的经脉理论（经脉的盈虚、滑涩、静动）提出来的时候，经脉中血气循环流动情况的变化，就已经具备了诊断学的意义。早期的经脉理论如《足臂》、《阴阳》，其经脉循行方向，是依四肢浮见于皮表之下的静脉为基础论述的。那时，创立经脉理论的医家可能对皮表大静脉进行了“扪而循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素问·离合真邪论》）的具体观察。他们在“扪而循之”、“推而按之”的时候，只可能顺经脉的纵向上下按推，这一行为恰好可以发现静脉存在瓣膜。比如：用一手指将充盈的静脉向上推去，被推的静脉段略显平坦，但看不出明显的空虚界限。提起手指时，也不会见到明显的充盈情况。反之，当将静脉向下（离心方向）推去时，则因静脉瓣控制了血液反向流动，被推的静脉段（静脉瓣以下的一段静脉）空虚的界限十分明显，提起手指，可见血液很快从远端向上冲去。医家们的这一直观行为所获得的知识，便成了《足臂》、《阴阳》经脉向心性循行的理论依据，正如何宗禹指出：“经络路线图……早已有作为经络系统雏形的血管系统原型——足臂、阴阳十一脉循行路线（主要指示静脉的循行路线）的明确记载。……理应把它认作提出经络路线图的主要依据”【11】。经脉向心性循行理论在《灵枢·本输》、《灵枢·根结》及《素问·阴阳离合论》等篇中存在，在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其经脉循行点是比较简单的。如《足臂》臂少阳脉，除具有直走特点外，仅三个循行点，为跳跃式循行。《阴阳》之钜阴脉，虽有十个循行点，亦为跳跃式直走，他们都依赖于可见静脉的循行。如《足臂》之臂太阴和臂少阴脉，它们的起点在指掌部位均无叙述，直接从“循筋上廉”（臂太阴）、“循经下廉”（臂少阴）开始叙述。两脉之中的“筋”是什么部位呢？根据现代解剖知识分析：这“筋”便是“掌长肌腱”。当我们将手腕稍向后扬，便见掌长肌腱微起，触之坚硬。古人便以这条可见、可触的“筋”作为臂太阴、臂少阴的分界线了。伸出前臂，我们可以见到肘关节以下的“循经上廉”的臂少阴脉正与肘正中静脉及由肘正中静脉分出的皮支循行情况一致。“循经下廉”的臂少阴脉正与皮表可见的尺侧静脉及其分支的循行情况一致。可见早期经脉理论中某些经脉的某一段的循行路线，是建立在可见静脉循行路线基础之上的。《足臂》、《阴阳》中的经脉理论是纯朴的。它们只求解释经脉主病、疾病归类（归经）、诊断（是动则病）与治疗（皆灸××经），还没有考虑到经气与在历法中的周而复始循环理论类比，或者还未观察与理解到动脉和静脉血液循环的封闭式循环特点，因此经气的流动不是“如环无端”的。我们说早期经脉循行方向依赖于人们对静脉血液流向的认识过程，但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经脉主要是指的人体的血脉”【12】。人体组织内部结构是很复杂的，如四肢组织内神经干与血管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但它们多在同一个血管神经束内伴行，且血管壁上又有许多植物神经纤维分布，刺激血管壁，也可引起神经系统的一系列反应，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经脉主要是血脉”或者“如果承认经络就是神经，则中医‘玄得很’的时代也就此结束”【13】。显然这些意见都是值得商榷的。有关经脉理论的起源问题，还将在下文中进一步探讨。

二、《灵枢·经脉》篇中某些经脉循行路线与血管的解剖部位的关系

在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由于医家们认识上的原因，其经脉循行点是比较简单的，从《足臂》、《阴阳》看，经脉循行点的描述都是跳跃式直走。当历史发展至《灵枢·经脉》成文时期，《经脉》篇中的经脉理论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如经脉循行方向的双向性、循行点明显增加等，最主要的是在描述经脉循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解剖学术语。如“脾足太阴之脉，……循行内侧白肉际，过核骨之后……”，“肾足少阴之脉，……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其中“过核骨之后”、“别入跟中”等都具有解剖学术语的意义。现在我们仍以《足臂》之手太阴、手少阴为例，说明《经脉》篇中某些经脉的某一段循行路线的确定确实是依赖于血管的解剖所见。肺手太阴之脉（因《经脉》中该经为逆心性循行，本文采用倒叙法）主支起于大指之端，分支从次指内廉之端向上至腕汇入主支，即“从臂内上骨下廉，上肘中，行少阴心主之前……。”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解剖学术语性质。其中“上肘中”三字，便将这段经脉循行固定于前臂了。那么，“上骨”是哪一块骨呢？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侧伸手，，尺骨与桡骨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当指桡骨无疑。手太阴经脉在前臂的循行路线是“上骨下廉”，这种清清楚楚的记述，说明它是循行于两骨之间的。局部解剖学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血管神经束，其中只有骨间前血管神经束是循行于两骨之间的，这一束中有骨间掌侧动脉，因此“上骨下廉上肘中”是对起于骨间总动脉的骨间掌侧动脉走行情况的描述。用骨间掌侧动脉解释肺手太阴经脉，恰好说明了它的逆心性循行，说明那时的医家做过前臂的解剖，但是他们没有做过纵向连续解剖。或者可能也做过，但发现骨间总动脉汇入肱动脉了，与经脉理论在上臂的排列不相符，因此放弃了肱动脉，而采用了已经命名的手少阴心经脉给予定位，于是便有“上肘中，行少阴心主之前，下循臑内……”这些记述说明：手太阴肺经在肘以上的循行路线与头静脉循行一致。应该指出：《灵枢·经脉》中手太阴肺经的循行范围不同于《灵枢·本输》。《本输》中有“……动而不居，……肘中之动脉也”，在《经脉》中仅提到“入寸口”，“入寸口”是为了满足“寸口脉法”的要求。《经脉》中的心手少阴之脉，（本文亦采用倒叙法）起于小指内侧，入掌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循臂内后廉，上肘内，行太阴心主（应为肺经）之后。根据对手太阴肺经的分析方法，手少阴心经在前臂前区的循行，与尺血管神经束的循行范围也是一致的。如“入掌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与尺血管神经束中的尺动脉“达腕豆骨的桡侧入手掌”【14】及“到腕豆骨桡侧经腕掌侧韧带和腕横韧带之间达手掌”【15】的描述是一致的。上述两文证明《经脉》篇的作者确实做过前臂解剖。手少阴之脉在肘以上的循行亦采用了已经命名的手太阴肺经为准，故写到“循太阴肺经之后”，心手少阴之脉在肘以上的循行与贵要静脉循行范围一致。所以说，在《灵枢·经脉》篇中，经脉在四肢的循行路线有以动脉为依据的，亦有以静脉为依据的。它们在四肢的循行范围严格遵循六经在臂胫周径上的分布原则——直线行走，深刻反映了人为排列的性质。这一点下文还要讨论。

三、经脉的三阴三阳条数与经气的“如环无端”问题

从《足臂》、《阴阳》分析，经脉学说在创立早期，已有三阴三阳在臂胫周径上依序排列的概念了。但是在《足臂》、《阴阳》以前或稍后的我国传统文化中，尚未找到三阴三阳的直接内容。分析《周易》，可以说从阳、阴派生出乾有三男、坤有三女。王旭东在《试论阴阳学说中的一分为三》中指出：“来源于《易》，《易经》中阴阳各生三子（三男三女）……厥阴为阴之极，太阴为阴之初，少阴则为两者的中间状态；阳明为阳之极，太阳为阳之初，少阳便为中”【16】，王氏之说，属于传统观点。从《内经》经气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分析，不同意见较多，王氏之说难以将各派统一（参见表3-8-1）。与《足臂》、《阴阳》抄于同一时代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太阴”是指岁星（木星），稍后的《史记·天官书》中“太阴之精”是指月亮之精。惟这一时期的《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在用四时配阴阳时说：“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阳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天辨在人》仅用二阴二阳，后世朱熹称之为四象，其中没有阳明和厥阴，并且看不出二阴二阳与经脉理论创立早期有什么直接联系。《足臂》和《阴阳》证明三阴三阳理论为经脉理论所独有。

关于经脉的条数问题，即经脉理论创立早期以三阴三阳为基础的经脉条数是取十二、还是取十一的根由问题，对其展开讨论，也许是没有意义的。但考虑它的存在，, 想必古人为之费了不少心思。有学者认为：“经脉的条数是由当时的术数观念决定的”【17】，“经脉的数目合于阴阳家的术数之学”【18】。我们认为，经脉的条数取十一，也许与“术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类比”的结果。《国语·周语下》记载，单襄公有疾，召见他的儿子顷公，教导他治国方略，指出敬、忠、信、仁、义……等十一条行为准则，强调“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周语下》未讲明“天六地五”的具体内容。从“经天”、“纬地”分析，似指当时的天文与立法的重要内容。单襄公仅是将“天六地五”这一重要常数类比于治国方略，说明春秋时期十一常数是很重要的。“天六地五”传统解释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似无异议。但《汉书·律历志》另有一说：“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律历志》的“十一而天地之道毕”出于六十甲子中的“六甲”、“五子”。六甲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五子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它们都是干、支相配的结果。我国殷商时期，早已使用干支纪日，以六十日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一年三百六十日，这便是“六六之节，以成一岁”（《素问·六节脏象论》）纪年的由来。它反映了天地阴阳变化终而复始的规律，属历法的内容，与人们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认为《汉书·律历志》的“六甲五子”说是《周语》“天六地五”的根由。“天六地五”可能与古历法的内容更接近。至《周语》以降，十一常数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亦有不少反映。《管子·牧民》中的“六亲五法”，《淮南子·天文训》中的“五官六府”，都是“天六地五”的反映。其实秦汉时期医学中的五脏六腑学说中的六腑，可见者只有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医家们为了适应十一常数，便创立了“三焦”之府。由此推之，秦汉医家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时候，取十一作为经脉条数是很自然的。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篇”后附文指出：“阳脉十二，阴脉十，大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很显然，这二十二脉当指左右两侧脉数之和，阳脉本为六条，两侧之和十二，阳脉本为五条，两侧之和十。说明阳脉六、阴脉五与“天六地五”存在一定关系。今本《内经》之《素问·刺热篇》、《灵枢·本输》等六文中亦用十一脉。到《灵枢·经脉》时，经脉条数取十二，则是为了类比于十二月（十二丛应十二月，参《素问·阴阳别论》），同时也是为了解释经气流行如环无端的需要，因而，它吸取了古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关于三阴经、三阳经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问题，尚未找到可靠的理论依据。惟《素问·阴阳离合论》透露了一些信息，说：“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后文转入经气在穴位的离合问题了。这段文字很不完整，不能说明阴阳二气在臂胫周径上的变化规律。唐·王冰所补《素问·天元纪大论》用十二地支与岁次排列：“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甲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关于三阴三阳运行的最完整的记录。当代学者邹学熹、邹成永在《中国医易学》中将其归纳为“十二地支、三阴、三阳合图”，使人一目了然，借录于后（图3-8-1）。据此三阴三阳之排列顺序，可简化为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这一循环，与王冰注《阴阳类论》中指出的“一阴厥阴也，厥，犹尽也”的本意是一致的。但是，经脉理论形成早期，存在着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学者，说法不一。今本《内经》中三阴三阳的排列顺序，至少可分作三派，即以《素问·天元纪大论》为代表的天文派，以《灵枢·阴阳系日月》为代表的日月派，以及《足臂》、《阴阳》、《经脉》派。以下排一简表，供读者参考。

图3-8-1  十二地支、三阳、三阴合图

表3-8-1  《内经》中三种派别的三阴三阳经气周径排列顺序

天文派来源于天文，类比于医学，说明人体经气（精气）与天文历法自然规律一样，周而复始地变换着，上文已作简介。日月派是根据《灵枢·阴阳系日月》归纳的。改派按十二地支配十二月排列，曰：“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左足之少阳；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阳……”这一派三阴经三阳经排列独特，十二经脉均依月次排之。其月次1、2、3、10、11、12六个月属左，主手足之阳；4、5、6、7、8、9六个月属右，主手足之阴。这一特点与我国小凉山彝族十月历似有渊源关系。小凉山十月历将一年分为两个半年，前半年可称作阳年，后半年称作阴年【19】。这一特征与《灵枢·阴阳系日月》有关内容一脉相承，它具有原始特征，是经脉理论创立早期的一个派别。它在《内经》经脉理论中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三派中的经脉派，是《内经》中经脉理论的主流派，它渊源于殷商时期，形成于秦汉之交至两汉时期，包括《足臂》、《阴阳》、《经脉》三部经脉专著，在经脉理论起源与临床应用中具有重要的医史学价值。这三部经脉专著中三阴经、三阳经围绕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一致，遵守内经外阳原则，独《经脉》篇中，由于从十一脉改进为十二脉，在手二阴中加入一条厥阴，引起了一些混乱，如将厥阴排在太阴与少阴之间，失去了“厥，犹尽也”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手少阴经循行路线及所属经穴，即后世称为手厥阴经及其经穴”【20】。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不拟赘述。《灵枢·经脉》篇中，三阴经三阳经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及经脉循行路线的安排原则有三。其一，如前所述，经脉条数从十一发展为十二，是经脉理论发展的需要。其二，在经脉理论中吸收了五行学说，而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理论时又必须与脏腑相配，从而在经脉理论中便有一个经脉与脏腑相配问题，在脏腑相配中，又有一些原则必须遵循，如“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灵枢·脉度》），这一原则要求阴经在循行过程中属于脏而络于腑，阳经属于腑而络于脏，由此确立脏腑阴阳表里关系。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考虑到腹之上部（胸腔内的肺、心、心包）与手阴经相配，腹之下部的肝、脾、肾与足阴经相配。手足三阳经除了属腑络脏外，还必须循头。这便是“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逆顺肥瘦》）原则。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足之三阳，从头走足”并非完全直走，它有许多分支，都必须安排达到相应的腑去。其他经脉在循行过程中，也都存在着许多人为安排的痕迹。其三，经气（精气）流动“如环无端”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将《足臂》、《阴阳》中经脉向心性循行方向进行改造，即由单纯性向心性循行改造为双向性流动。经气（精气）双向性流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解释历法周期“如环无端”，但也可能是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动脉血液的逆心性流向。如《灵枢·血络论》已经记载了“刺血络而仆者……血出而射者”的区别（前者为静脉血，后者为动脉血）。总之《经脉》篇在考虑经脉排列与循行路线的时候，冲破了其他派别的排列方式，满足了（吸收了）阴阳、五行—五脏理论及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建立如环无端的经气（精气）封闭流动理论的要求，把经脉理论推进到了相当的高度。必须指出：我国的经脉理论（现代曾称经络学说）是古代医家们经过千余年探索的产物，是医家们在寻找人体调节理论中创造的一种新型的人体调节假说，因此，十二经脉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全是人们在直观下或者在简单的前臂解剖所见为基础之上人为排列完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认为：古典经络图应当是一个模式图”【21】，“古图是一个相当概括的示意图”【22】。众多学者认为，十二经脉循行排列顺序的建立，不是以高深的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而是具有人为的排列因素。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承认上述事实，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经络的实体结构”是有益的。

我国经脉理论的诞生，从人们对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有所认识开始，到“心有四支，故心得佚”、“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淮南子·原道训》）及以《足臂》、《阴阳》为代表的“经脉主病”论的产生，随后发展至《灵枢·经脉》时代，历经一千余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将经脉理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它雄辩地证明，“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也是一个无据可靠的历史问题”【23】这一不可知论是值得商榷的，同时也证明经脉学说的起源并非圣人的一朝之作。从传统文化及医学史料（包括尚未出土的古医书）中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及进一步弄清古典经脉学说的内涵，仍然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完成的任务。

四、“是动则病”是早期经脉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人们认为经脉在人体具有重要生理作用，大约是从殷商时期开始的；春秋时期，齐国的人们已经认为经脉对全身起治理、调节作用；战国末期的淮南王已明言经脉是“流行血气”的，这一时期，医家们已从疾病分类及病因的探讨方面认识到经脉主病。如《足臂》论述完经脉循行后，常规写到：“其病，……诸病此物者，皆灸××脉。”《足臂》中的这种叙述形式，是按局部划分疾病过渡到按经脉划分疾病的早期形式之一。它还没有考虑到利用经脉对疾病进行诊断，自《阴阳》起，在论述完经脉循行后，常规讲：“是动则病，……是××脉主治，其所产病……。”《阴阳》中的“是动则病”便是利用经脉诊断疾病的内容了。这一观点与方法，后来被《灵枢·经脉》的作者接受。“是动则病”这一早期诊断学术语，为历代医家们重视，但因《灵枢·经脉》的作者只是照抄他说，没有讲明“是动则病”的具体诊断内容，给后来之士留下悬案，所以传统解释为“是动病”与“所生病”。当代学者一再指出：“是动与所生，不是疾病的种类划分”，“而是早期脉学著作”【24】，认为“是动则病”的实质，“是指每一条脉搏动异常所主的症候”【25】。近二十年来，我国出土两部脉书，一在长沙马王堆，一在江陵张家山。其中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保存文字最全。“相脉之道”，顾名思义，是依脉法诊断疾病的专著。在“相脉之道”中有两句明言，一为“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一为“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这两句话便是“是动则病”的实质。前一句讲的是不动之脉转入搏动则是生病了；后一句讲的是本来就搏动之脉，较平时搏动疾促、宏大，也是这条脉管辖范围之内生病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保存仓公25篇诊籍。诊籍之一记载：“……故络交，热气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诊籍之十说：“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都说的是某一局部经脉的跳动异常，表明该局部产生了疾病。如患龋齿、牙龈炎或牙槽脓肿时，局部组织液渗出，血流瘀滞，患侧面部红肿，组织内压力增高，当压迫有关动脉时，患者便感到局部跳痛难忍。又如患甲沟炎时，局部也会产生持续性的跳痛。这些情况，便是“是动则病”理论产生的临床基础。因此，《阴阳》、《经脉》篇中的“是动则病”是依经脉动、静情况判断疾病的一种最早的诊断方法。“相脉之道”的出土为我们揭示了“是动则病”的实质，说明早在秦汉之际，我国对疾病的诊断方法中就有了客观依据。

经脉学说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艰辛的，碰到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本文仅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目的在于说明我国经脉学说的诞生，深深扎根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中，它可上溯至殷人对心脏底部血管解剖的观察，来源于秦汉时期人体解剖活动的兴起及临床医学的新发展。从现有史料分析，经脉理论创立的动力是历代医家们对人体调节理论的探索。通过他们的大量工作，为我们留下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以及五行—五脏调节论（参阅本书第二篇）。历史发展至秦汉时期，上述理论都汇集于经脉学说之中，使经脉理论发展至相当成熟的程度，这是二千余年来无人对经脉理论进行重大修改的根本原因。

秦汉时期，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为经脉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沃土；秦汉医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型的人体调节理论作为指导，，它作为内因促进了经脉理论的诞生。

参考文献

1  周楣声. 灸法对经络传感作用的探讨. 中国针灸  1982；（3）：20

2  孟昭威.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 中国针灸  1983；（1）：25

3  孟昭威. 经络学说新探——第三平衡理论和整体区域全息论. 中国针灸  1983；（5）：20

4  陈思平. 经络实质量子观简介. 健康报，1980-1-2,6

5  王玉良. 经络研究的我见. 中医杂志 1962；（3）：33

6  刘燕明. 经络原型的初步研究. 大自然探索 1991；（4）：81

7  任继愈. 老子新译·绪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  中国天文学整理研究小组，著. 中国天文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72

9  肖友山. 从皮肤通电抵抗所看到的经络形态. 中医杂志 1958；（2）：121

10  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

11  何宗禹. 马王堆医书中有关经络问题的研究. 中国针灸 1982；（5）：33

12  钟益生. 关于经脉之我见. 中医杂志 1956；（12）：617

13  虞宜忆. 经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健康报，1993-6-4

14  徐恩多. 局部解剖学（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199

15  中国医科大学. 人体解剖学（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288

16  王旭东. 试论阴阳学说的一分为三. 医学与哲学 1985；（6）：8

17  廖育群. 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兼论经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医史杂志 1989；（1）：20

18  连劭名. 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初探. 文物 1989；（7）：75

19  陈久金. 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6；（2）：97

20  吴弥漫. 从《内经》看十二经脉理论的形成过程. 中华医史杂志 1992；（4）：240

21  张缙，李永光. 循经感传气至病所的研究.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183

22  孟昭威. 新十四经图.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183

23  廖育群. 从逻辑推理谈医学起源的研究. 医学与哲学 1986；（7）：38

24  廖育群. 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 中华医史杂志 1990；（4）：193

25  彭坚. 帛书、脉书、相脉之道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 1993；（2）：102

第九章  当今经络实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提要：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医事业的进步。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探讨最为活跃，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展了研究，发现了许多尚未进一步阐明的生理现象。但在经络实质的研究中仍未找到答案。看来在脱离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具体情况下不能找到答案的。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络研究史，笔者认为：有形的“经脉”嬗变为无形的“经络”过程、“气至病所”的出处及其与“循经感传”是否等同等问题，是最应该澄清的。

我国经络实质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已历经四十余年。研究周期之长、范围之广、耗资之多，已是人所共知。近几年来，医史界对其进行了反思，许多学者对于这段历史从不同角度进行回顾，指出：“决不能将经络系统看作是惟一的信息通道”【1】，“建国以来，在探索经络实质的道路上……描绘出一幅曲折而令人深思的画面”【2】，“为什么十一和十二经脉的起止循行既不同于血管，又不同于神经，……但要想获得它（按：将经脉与血管、神经等关系解释清楚）须跨过古代医家与现代医家之间的巨大鸿沟，却非易事”【3】。这些学者以四十余年来我国经络实质研究的实践为据，提出的问题都是十分中肯的。纵观我国商周至秦汉时期传统文化中有关医学史料所反映的经脉学说的孕育过程，以及四十余年来经络实质研究的浩瀚资料，可以发现当今我们在经络研究中的基本认识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经脉”与“经络”概念、“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功能调节系统的进化与返祖及借用小动物探讨人体经络实质等方面。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一、对有形的“经脉”嬗变为无形的“经络”过程的探讨

我国经脉理论的产生过程，笔者已在本篇第一章、第三章等篇章中进行了讨论。两汉时期，当经脉主病理论与传统的气的思想、阴阳观念及五行—五脏调节论融为一体的时候，我国的经脉理论便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成为那一时期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最为先进的人体生理、病理调节理论，指导我国医学实践两千余年，真可谓长盛不衰。但当代学者们探讨“经络”一词起源的根由时，似有欠妥之处，这是本节不得不围绕“经脉”嬗变为“经络”展开讨论的原因。

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经络”二字的踪迹如何？过去研究我国医史者有人常以神话传说为据，如“俞跗……炊灼九窍而定经络”（见汉·刘向《说苑》），“上古之时，医有俞跗……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这些传说都产生于西汉，并将俞跗拟定为黄帝时代人。然而，古典医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用这一观点分析，黄帝时期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发展到“割皮解肌，决脉结筋”的程度。何况“一拨见病之应”纯属神话呢！至于“炊灼九窍而定经络”中的“九窍”二字，按战国时期的习称，当指头面七窍加前阴和后阴二窍，不指九个穴位。在九窍上进行炊灼，远古可能有过，但凭此定“经络”，可能就显得“玄”了。有学者以《说苑》为据，将“九”转释为“久”—“灸”，并认为：古代名医俞跗用灸法为人治病……观察循经感传的循行路线，从而认定了经络【4】。此说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稍加分析便可知，俞跗认识经络是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的。再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字分析，至殷商时期，人体解剖名词仅有耳、目、口、齿、舌、心、腹、胃、骨、手、足、肘等，与脉有关的仅有“血”一个单词，至今尚未在甲骨文中发现“经脉”或者“血管”的记录，这一点足以说明：殷商时期的医学知识尚未能涉及经络问题。黄帝时期的俞跗至多是掌握了较常人多一些的医学知识，“经络”概念和经络学说都不可能在黄帝时期产生，更不可能由俞跗一人创立。当代学者在探讨经络起源时，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这一方法是可取的，但在论证中有些欠妥，如孟昭威在分析了《庄子·养生主》中的“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中经维络”后指出：“显然公元前100~前30年间，是‘经’与‘络’二字向‘经络’一词过渡的年代，也是开始逐步形成经络学说的年代”【5】。孟氏的前提不是将经络理论独立于经脉理论之外的，因此孟氏认为早在西汉时，“经络”不是专指特定组织的专用名词。这篇文章是1981年发表的，那时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早已公诸于世，《足臂》、《阴阳》中虽未采用“经络”二字，但学术界公认它们都是《灵枢·经脉》的祖本。而《足臂》、《阴阳》都抄于“要比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早一个相当时期”【6】。根据《足臂》、《阴阳》抄写时间分析，我国经脉理论的形成至少比孟氏意见早一百年。孟氏在同一文中强调：“‘经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著经班固转录的《汉书·艺文志》”。孟氏断读“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指出：“这说明运用经络治疗疾病，开始形成经络学说的年代应为西汉时期。”这一结论似有合理之处。但就“经落”一词分析，孟氏取“落”作“络”之假借用，并与他所采用的断读方式相配，将“经落”释为“经络”，这是欠妥的。这一断读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之原文不同，“方技略”作“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谓百药齐和之所宜。”这一断读方式至少延续于唐颜师古时期。今本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亦从之。我们分析，影印本的断读保持了刘向的本意，就是说“经落”中的“落”字作“经过”解，如同“济楢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一样，“落”是一个动词，指“经”原是人体的血脉行走经过肌肤骨髓，阴阳表里，……。如将“落”作“络”的假借亦可，相当于《灵枢·经脉》“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中用作动词的前一个“络”字。“方技略”的原意是：医学上的经脉，原是人体的血脉网络于肌肤骨髓阴阳表里，无所不在。它是诊断、调理百病和决定生死的根本。所以“方技略”中的“经落（络）”二字，全属动词，不指经络。刘向的本意与《灵枢·经脉》“经脉者，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全句中“医经者”中的“经”才是名词经脉。今本《内经》中，“经脉”与“经络”并用，两者意义没有区别，惟“经络”词组共见42处，尚可分作三种情况：即含动词义类、误字衍文类和“经络”是经脉与络脉的简称类。《内经》全文未见经脉理论与经络理论各异的记载。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经脉与经络的内涵应该是一致的，但历史上存在嬗变过程。那么“经脉”是何时嬗变为“经络”的呢？在此有必要将经脉学说产生之后的历史概况再作简要回顾。《内经》以降，在《难经》中，从第一难到第二十二难是讲脉法的，从第二十三难到第二十九难是讲经脉的。随后分别讲“枢机”（古典解剖知识）、疾病证候、穴位及脉法。虽言荣卫“通行经络”（第三十二难），但这里的“经络”绝无与经脉理论相抗之意。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采用六经辩证，发展了经脉主病论，但未用“经络”一词。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第一篇的篇名突出了“经络”二字，但文中所讲的是“……经络受邪……血脉相搏，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指病邪侵入人体的深浅问题，与“夫邪去入络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素问·离合真邪论》）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代学者杨百茀在《金匮集解》中明确指出：“篇名的含义脏腑主人体的生理功能，经络是行血脉的通道”。杨氏将“经络”解释为可通气血的解剖组织，亦未突破《内经》中经络、经脉词组意义等同的认识范畴。从我国几部重要医籍如《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以及《类经》中看，凡使用经络词组者，都未突破《内经》经脉理论的叙述范围，未见提出经络理论与经脉理论各异的说法。金元医家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卷二》中指出“经实者，络必虚；络实者，经必虚，病之常也。”这些论述与《内经》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据清·唐宗海在《本草问答》中所言之“……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来看，唐氏是讲经脉主病的，说明直至清末，医学家们仍未将经脉与经络概念分开。“自清代以来，由于当时士大夫阶级重方剂而不重针灸，知识分子学习针灸愈来愈少，……而经络学说也就无人研究了。”【7】20世纪以来，由于殖民文化的兴起，中医险遭灭顶之灾，更谈不上对经脉学说开展深入讨论了。虽在清末有学者如周学海提出经络是血管【8】，已涉及对经络实体的探讨问题，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足引人注目。20世纪40年代，我国出现了经络—神经说，其代表人物朱琏从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形成了朱氏针灸理论体系。建国以后由她编著的《新针灸学》于1951年出版，推动了我国针灸医学的发展。应该承认，朱琏的经络—神经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新针灸学》先后被翻译为朝文和俄文传出国外，受到有关国家医学界的重视。关于经脉和经络之间的概念问题，当代学者是怎么认识的呢？60年代吴考槃认为，“分言之曰经曰络，合言之，则曰经络”【9】，李鼎认为“经脉、络脉简称经络”【1】。管遵惠亦说：“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统称。”【10】这些认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经络学说独立于经脉学说之外）产生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我国经络理论、经络实体结构的研究和发展过程，它的繁荣时期当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对针灸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泽田健氏采用的自律神经刺激学说发明太极针法【11】，长滨善夫的“针响”及所著的《经络之研究》【12,13】，中谷义雄的良导络【14】，赤羽氏的经络诊断治疗法【15】等，对于正在探讨针灸治疗原理的中国医学界来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从50年代起，我国医家开始将针刺镇痛用于手术麻醉（简称针麻），数十年来针麻手术涉及颅脑、心胸，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促进了人们对经络认识上的深化。50年代的学者们在研究经络理论中的指导思想是“现象是本质的显现”（列宁），也就是说，经络既然可以镇痛，那么镇痛这一现象必然是由经络的本质结构完成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络实体结构问题逐步被提到议事日程，全国各省市先后组织人力、物力，从经络形态学（尸解）、经络生物电学、生物物理学等多方面、多层次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采用电、声、光热、机械振动、同位素追踪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科研手段，目的在于寻找到经络的实体结构。有学者结论说：“建国以来，在探索经络实质的道路上……描绘出一幅曲折而令人深思的画面。”【2】用唯物论观念分析，上述研究，除形态学研究外，学者们在四肢所发现的一系列与经络走向一致的“线性现象（生理现象）”，无疑是有益的，但是要借这些“线性现象”论证经络实体的存在，却是徒劳的。在经络实体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经脉概念与经络概念是等同的，《内经》在经脉理论中反复强调“视之可见，切之可得”，在描述经脉循行中多次采用“从臂内上骨下廉，上肘中”（《灵枢·经脉》）这类带有明显的解剖学术语性质的语句，是经脉在四肢的循行产生于解剖基础之上的证据。

以上论证了我国的古典经脉理论就是经络理论。自5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在寻找经络实体的时候，有学者提出：“所谓经络，只是生理上的一种感应线路，不是在目前解剖刀下所能找到的线样径路”【16】，这一“感应线路”与《内经》中经脉理论已有区别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都讲到经脉、血管、神经不同于经络的问题，如邓暮石著文批判了朱琏的神经说，指出：“她对十四经的经路，不无有所怀疑，这种怀疑不难看到是从解剖眼光出发的”【17】。邓氏接着引日人长滨善夫采用“针响”理论治疗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取得成功为例，指出：“针响在皮肤上可以投影的感觉阈，它与神经、脉管所走的方向有着非常相同，因此可以确定有经络存在。”从理论上讲，这些论述也是将经络理论独立于经脉理论之外的，也是值得商榷的。就从这一时期起，“皮肤上可以投影的感觉阈”同《内经》中十二经脉在四肢的向心性行走路线一致，成为论证经络存在的重要依据，随后出现了更多的采用“红线”、“白线”以及同位素追踪测定等一系列线样上行现象论证人体“经络”结构存在的依据。但就在深入研究的同时被实践否定了。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是众多的“线性现象”观察有误吗？不是。是皮肤低电阻现象有误吗？也不是。问题在于我们应不应该将两千多年前的经脉理论硬性与经络理论分离开来；在于我们是否澄清了二千多年前的经脉理论产生的基础及其特性；在于我们能不能采用这些“线性指标”论证经络实体的存在。我国近半个世纪经络研究的实践证明，经络概念是不应该从经脉概念中分离出去的。然而确有典型替代的事例，有学者在研究经络与血管的关系时指出：“那么，为什么（古人）总是掺入血管的的叙述呢？据考查，开始可能误认为感传和血管有关，或即血管。因此，马王堆文献中只有脉无经。此后到《灵枢·经脉》改为经脉，这是过渡的名词。再进而采用‘经络’，把‘脉’字去掉，完全和血管无关了，……经脉和‘经络’在《内经》中交互使用恰好说明了这种过渡的情况”【10】。这便是用“经络”置换“经脉”的典型代表，作者的前提是古人们已经发现了经络实体结构，只是开始误认为与血管有关，后来逐步纠正了。作者随后又拿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强调说：“这种演变可以总结为脉（即经）—经脉—经络”。这样作者明明白白地认为《灵枢·经脉》成章时期，经脉理论本来就与经络理论有别了。我们不能同意这一认识【1,9,10】。因为它与《内经》的本意不符。秦汉之交的“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张家山《脉书》），《内经》经脉的“视之可见，切之可得”都是我们在研究经脉理论中不可忽视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典有形的“经脉”理论嬗变为无形的“经络”理论这一过程是我国经脉研究史上的一次严重教训。有关经络“感传”术语的演进，将在后文讨论。我们注意到孟昭威曾讲：“根据上述说法，经络本体似有一部分在血管上，另一部分在血管外。它是一个复合的体系”【8】，孟氏两文差距的原因不用多议，后一意见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孟氏并未讲明为何“经络本体有部分在血管上”，这一点我在本篇第八章中已作了回答。

二、“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概念问题

当代学者在研究经络实体的时候，常采用“气至病所”这一术语，并与“循经感传”现象等同起来论证经络实体的存在【18,19】。上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寻找经络实体的过程中，恰好在四肢周径上发现了一些“红线”、“白线”、“低电阻线”等线性现象，它们的循行恰好与古典古典经脉在四肢周径上的循行路线基本一致，且其感传速度多在0.1米/秒左右，恰与“呼吸定息，气行六寸”（《灵枢·五十营》）的经气速度基本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受到寻找经络实体观念的束缚，学者们未从其他生理角度认真探求诸多线性现象的生理意义，便于古典经络循行路线联系起来，认为这些线性现象便是经络实体存在的证据。正如李瑞午指出的：“目前研究工作中，很多人只是照搬经络循行示意图上的十四经线，认为只有完全符合示意图上的线才是经络。这种错误地把经络循行示意图当作经络循行路线的标准图的做法，是目前经络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弊病”【2】。为了澄清“气至病所”的出处、“气至病所”能不能代表《内经》时代医家们的本意及我们能不能将“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等同看待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在下文作详细论证。

（一）“气至病所”不出于古典医籍

当今研究经络实体的文章中常常出现“气至病所”一语，为了弄清出处，我们从古医籍中作了一些检索，未见“气至病所”的记载。《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只载有：“气至而有效。”强调：“刺之气至，乃去之。”《灵枢·终始》解释说：“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补则益实”。说明“气至而有效”的实质是指进针后的总体反应。《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讲：“中气穴则针游于巷”，它揭示了医师对进针时的感受，偏重于强调局部针感。金元医家窦杰在《标幽赋》中描述针刺得气的感受时说：“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指出：“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更清楚地描写了医师在施针时对施针局部得气的体会。可见早期针刺理论中的“气至而有效”包涵了进针后的总体反应和局部反应，且偏重于局部反应。早期的医籍中未见“气至病所”一语。我国的针刺疗法是从“砭启”—放血—“微针通其经脉”发展而来的，这一点我在本篇第五章中已作过论述。《内经》的许多篇章中保存了大量的放血疗法知识，其中有放血理论、放血方法、放血注意事项等【20】，证明秦汉时期我国的放血疗法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那时因放血而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参《素问·刺禁论》原文），古代医家们惊呼道：“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于是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这一方法受到许多医家的拥护，并逐步用于临床。如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素问·调经论》），“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灵枢·杂病》）。并总结出：“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内经》中的这些记载，是针刺疗法由放血疗法经“微针通其经脉”而诞生的依据和证明。“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脉大……”，其中“虚经”经“内针”后转变为“脉大”，便是针刺局部“气至”的表现。所以针刺疗法早期的利用微针通其经脉，其目的在于利用微针“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用微针通其经脉与放血疗法比较，不仅疗效好，而且又无“杀生人”之忧，深受医家和病人的欢迎。医家们在临床实践中对“微针通其经脉”进行了认真总结，并逐步发展为不单刺经脉，凡病处皆刺。如“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灵枢·刺节真邪》），“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合，余如春法。冬取诸井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灵枢·本输》），“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灵枢·经筋》），这便是两汉时期由微针通脉发展到针刺任何有病部位的证据。早期的针刺理论是建立在病邪侵入机体时由腠理至血脉、筋骨的疾病深浅说的基础之上的（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疾之在腠理……在血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疾病深浅说始见于《左传·成公十年》中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在《内经》中更提出了“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假说，医家们根据上述认识采取了与之相配的以微针通脉的针刺手法，曰：“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灵枢·九针十二原》）。与此同时，医家们还依病邪侵入腠理—血脉—筋骨说提出了“三刺法”，曰：“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灵枢·终始》）。《灵枢·官针》解释说：“所谓三刺则谷气出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官针》在这里提出了针刺入分肉之间时，能调动谷气，并认为深刺可下谷气。对于谷气，《灵枢·终始》解释说：“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可见，谷气即指针刺局部的由五谷转化的精气，亦即针刺局部时施术者感受到的“气至”。前文提及的“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补则益实……”，其语法结构与“谷气至者，已补而实，以泻而虚”是一致的，两者仅是“气至”与“谷气”之别。“三刺至谷气”可以看作是针刺局部“气至”的一种表述形式。后来的医家们又对千变万化的针刺反应进行总结，认为“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是造成进针后“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灵枢·行针》）等六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这六种情况都是针刺时局部气至的记录，所以至少可以说，早期的针刺理论中，只讲针刺局部得气，不讲“气至病所”。到了明代《针灸大成》问世时，虽言“有病远道者，必先使气至直达病所”，但又重申：“针下沉重紧满者，为气至之”，此语继承了早期的针刺局部得气理论。我们不否认在《内经》的针刺理论中，后来有了许多发展，如“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左刺右，右刺左，……邪客于足阳明之经，……刺足中指（趾）次指（趾）爪甲上”等远位取穴法，但在这些疗法的疗效观察中，只记录“已”、“立已”、“不已”，亦未见“气至病所”的记载。由此看来，《内经》时期的“气至而有效”的内涵，不等于近十几年来的“气至病所”概念。当我们澄清了“气至病所”并非《内经》本意之后，便可知在经络实体的研究中将“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等同并用其论证经络实体的存在这种方法是不恰当的。

（二）50年代以来针刺得气术语的演进

自本世纪50年代起，学者们对经络概念和经络实体展开了广泛的研究，针刺得气概念有了新的发展，学者们逐步将“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等同起来。我们认为“气至病所”一语的出现，应该是有其背景的，但根结在哪里呢？下面作一简要分析。

承淡安先生在《经络问题不能从解剖的角度去理解》一文中引日人长滨善夫的《经络之研究》谈到“针响”传导的区域时采用了“针下感传情况”【12】这一术语。王新华提出：“所谓经络，只是生理上的一种感应路线”【16】。裴斌则提出“感觉”说，裴氏并阐述了针刺后的“感觉性质”、“感觉传导方位”【21】。朱式夷提出“感应路线”【22】。1963年中医杂志第一期发表沈穉芳先生《近代针灸经络一般机制研究成就综述》列举国内外研究意见，在“针刺感应的研究”一节中讲到：“痠胀感觉向远处扩布，即是针刺感应，针刺感应路线常可与经络运行路线相仿。”随着针刺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当施针后，是“感觉神经把针感信号向中枢传送……”【23】。后来在针麻研究工作中又提出“循经传导”【24】和“经络感传现象”【25】。上述“感传”、“感觉传导”、“感觉路线”、“循经传导”、“经络感传现象”等名称，出于全国各地学者之手，都是对针刺得气的概括。为统一认识，推动经络研究，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针刺麻醉会议预备会议上，经代表们协商将诸多“传导”等名词统一起来命名为“循经感传”【26】。到了80年代早期，孟昭威在《经络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展望》【5】一文中引沈阳医学院初头朗医院新医疗法室《经络压敏现象与循经性立体反射》意见，认为经络的经指的是感传线，明确提出，“气应理解为感传”，随后孟氏又在《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27】中指出：“古人称这种感传为气”。又在（《灵枢·九针十二原》）“气至而有效”中加入“病所”二字，改作“气至病所而有效”。这样孟氏就比较简单地为自己于1982年提出的“气至病所”（仅从“气至病所而有效”中删掉后三字）找到了理论依据。我们认为：二千余年来的临床针刺证明，“气至而有效”是重要的，它虽包括针刺某穴后的远位反映，但重在针刺的局部感觉；当今在经络实体的研究中，将已发现的诸多线性现象命之曰“循经感传”，这一名词概括了诸多线性现象沿古典经脉径路扩延的特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假如将古医籍中不存在的“气至病所”一词硬性与“循经感传”并用，将有损于“循经感传”的意义。我们分析孟氏将“气至病所而有效”与“循经感传”等同的目的在于说明“气至病所”是古人论证经络存在的证据。因此，只要我们找到“气至病所”现象，也就可以证明经络实体的存在了。从逻辑方法讲，这种推断能不能成立呢？依孟氏推导：“气至病所而有效”是经络实体完成的，“循经感传”具有气至病所的特征，所以“循经感传”是代表经络实体结构的。这个推断的结构是：只要发现了循经感传线，便知经络实体的存在。殊不知在这一推断中，“气至病所”是经络完成的这一大前提，古人没有讲到，现代科学没有证明过，因此必然严重地动摇了大前提的可信性，因此企图用“气至病所”与“循经感传”现象等同，从而证明经络实体的存在也必然是徒劳的。有学者指出：“古人用砭石、骨针、火灸治病。试想，古人以如此粗劣的针具及简单的灸灼，……出现走向分明的全部经络的感传现象，不能不给人以萦疑之点”【28】。可见将《内经》中的“经络”一词从经脉理论中独立出来，认为两汉时期或者更早的先民们发现了经络结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即使在科学昌盛的现代，……对于针刺感传现象的测验，依然是未能十分满足于要求”【28】。所以我们只能将诸多“循经感传”现象看作是在某种条件下出现的生理现象，其生理学意义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但它们与经络实体结构没有任何关系。

三、人体功能调节系统的进化与返祖问题

我国从本世纪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以尸解为中心的寻找经络实体的热潮，由于60年代早期“凤汉小体事件”而逐渐冷却下来，但其他研究仍在进行。此时我国有些学者从进化论角度对经络问题开展了讨论。如王玉良先生说：“根据现代比较生理学、比较生态学、系统发生学、进化论等知识，证明有机体的任何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都不是偶然的产物，……这一生物学的普遍原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29】。王氏以进化论为基础探讨人体调节体系在系统发生过程中“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但他从“阿米巴的原浆兼有兴奋传导调节职能”讲到“原始神经网”，“高级神经的整调功能”，目的在于证明：“经络很可能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整调功能”。王氏“设想经络功能的结构可能有两种模式，其一介于海绵虫的兴奋运动器与水母神经网之间的一种较低级的、原始的整调装置；其二没有特化的组织结构，基本上类似单细胞动物原浆整调的一种综合组织的联引动力过程。”为了证明上述意见的正确性，王氏还以“人类肠肌中还有类似腔肠动物水母的网型神经丛”以及成人虹膜、心脏的浦肯耶纤维作证。在这里，王氏完全忘记了开篇所说的“有机体的任何相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都不是偶然的产物”，偏离了动物器官用进废退原则，走到了经络结构返祖论的边缘。这篇文章曾对国内外的经络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0年代早期，国外有学者在研究针刺效应的时候，曾提出真皮层的“原位丛”结构说。认为从种系发生讲：原位丛在两栖类的皮肤普遍存在，一直到人，只留下一些残迹。针刺时，术者感到针紧沉，是针刺在原位丛中所致。《生物学杂志》于1988年第3期发表了刘燕明对猪蛔虫神经系统进行观察的文章，到1991年，刘氏又在《大自然探索》提出经络原型论，指出：“从进化的角度探讨经络及其现象本身，就是经络科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领域。它不仅有助于提供简化的实验研究模型，而且有助于了解经络的起源和演化”【30】。刘氏还认为，“人为后口动物，……如把人还原返祖为无肢无头的长卵形形态……”（笔者按：不知作者在此将人类返祖到哪一个阶段去了）。当刘氏分析体液与经络感传无关，血管、淋巴结构不是经络原型后指出：“该体系（经络体系）必须具有8条子午线传导网络的结构特点，并同时具有与内脏和体表定域联系的功能特点”。随后刘氏引用其对猪蛔虫神经系统的研究成果指出：“这种联系情况，与经络学说中一些提法有惊人的吻合性，如十二经脉是十二脏腑的所属经脉……”。“猪蛔虫神经系统的子午神经干，……与经络原型的模式情况相似”。刘氏撇开古典经脉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古典经脉理论的内涵，通过他的诸多研究认为：人体现有的“经络系统”，基本可与猪蛔虫神经系统的结构特点划等号了。刘氏在实践中体会到，“实际上众多的经络现象显示经络与植物神经系统关系密切，……临床上发现显性循经感传阳性率不高。”这些体会都是很宝贵的，但他又推论说：“经络可能是某些原始传导系统的进化残留物，……以前的所谓经络敏感人，可能与返祖现象有关。”90年代早期，吕承福提出：“现代人类的躯体神经系统，可能是由腔肠动物的外神经网进化而来；植物神经系统可能来源于腔肠动物的内神经网。”它们可能是“经脉内属脏腑、外络肢节”【31】的基础。时隔不久，吕氏又撰文指出：“针感沿体表出现的纵行传导现象，可能与人类远祖经历梯形神经系、链状神经系、板状神经系、管状神经系有关，可能是人类远祖由于经历了这些神经细胞纵向排列的神经系阶段，使中枢内神经细胞的排列组合按其敏钝性呈现纵行排列现象构成了无形的路线。”【32】吕氏前文说的是人体调节系统的种系发生过程，基本没有离开进化概念。而后文则认为现代人体内仍然保留了梯形神经系以降的种系发生过程中的纵行排列现象，而且用的是“无形的路线”这样的语言，不能不使人读后玄而又玄。吕先生在一百多天内发表的两篇文章，由人体调节系统的进化论十分简单地走上了返祖论。十多年来在经络现象的探讨过程中还有一些返祖论观点，不必赘述。

上述几种返祖论的代表性观点，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学习机会，另一方面为我们澄清思想提供了素材。我们都承认，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来的，人的神经系统或者说人体功能整调系统也存在种系进化问题。作为神经系统的种系发生，原生动物细胞体内仅有部分能对刺激产生反应的原浆，这些原浆，兼施类似神经系统的整调功能；多细胞动物的细胞功能逐步分化；腔肠动物的神经细胞散在，但这些神经细胞膜突起，结成网状；蛔虫的神经细胞集中于头部，表现为头化现象；……到了人类，大脑皮层高度发达，在功能上它统领所有神经结构功能。在胚胎发育时期，人脑组织的发育，却重复种系发生过程。在妊娠30~100天的胚胎，端脑极度扩大，最终发育为大脑，执行神经系统的统一调节任务。但是，作为进化论看，我们必须承认：神经系统的种系发生“在功能上是新的控制旧的，旧的隶属新的”【33】。这种种系神经进化规律，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换句话说：在人类，是大脑皮层统领整个神经系统，它通过动植物神经、神经—体液、感受器与介质、或者还有细胞之间的离子道等多种形式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平衡，保证了人体各个器官的协调统一。因此，不管人体存在什么样的原始神经结构残存体，它们都应在大脑皮层的控制之下完成自己的生理功能。与此同时，神经系统在进化过程中，还严格遵循用进废退原则，也就是说，神经系统在某一些器官的结构特征是根据这一器官的功能特征决定的。它必须满足这一器官功能需要，决定自己的存废与进化，保证这一器官功能的顺利实施。前文提到，王玉良认为“人类肠肌中还有类似腔肠动物水母的网型神经丛”，并指出，它是“执行胃肠的机械运动”。这一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了人体调节功能的进化，是随着某一器官功能的进化而进化的。我们的祖先早在汉代就观察到胃满肠虚、肠满胃虚现象，食物在胃肠以下的推进过程，在于胃肠的蠕动和摆动。胃肠器官的这一生理功能，要求它的神经结构与之相适应。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小肠肠壁外层肌为纵形，内层肌为环形，各肠段都具有节律性分布运动即蠕动和摆动功能，它们在自主神经即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调节之下完成上述功能。但并不是说肠壁的运动不受大脑的控制，如受惊吓时，有时可引起肠蠕动增强而产生腹泻。应该指出：人类肠肌中保存的类似水母的网形神经丛，是维持肠腔的蠕动和摆动的需要，根据“在功能上是新的控制旧的”这一原则，肠肌中残存的网型神经丛也应在交感和副交感的控制之下发挥作用。由此推之，胃肠肌中如果没有网型神经丛，胃肠的消化与排泄功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如果没有生理功能的需要，则不应残存网型神经丛。如下肢通过举步完成人体运动，下肢的神经系统便进化为健全的运动神经系统，由于人体不需要靠蠕动来完成行进任务，因此在人体下肢则不应保存网型神经丛。如果在下肢的某一部位还有残存，它也不会在人体行进中起作用了，从而也就完全丧失了对人体正常运动的调节作用，因此也就没有探讨价值了。

继王氏后，国外曾有学者提出真皮层的原位丛经络穴位说，将真皮层的原位丛与针刺入后的紧沉感结合起来思考问题，是有益的，临床中进针时便感到针紧沉也是存在的。但是进针超过真皮层之后产生紧沉，或者是较多见于针尖进入真皮层之后的滞针现象，这就不大可能用原位丛解释了。因为经络的穴位，绝不仅在真皮层，“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灵枢·官针》），“……三刺则谷气至”（《灵枢·终始》），都说明进针之深。如果要用原位丛来解释“气至而有效”，那就更困难了。

其后刘燕明提出的经络原型说，大胆地“将人体还原返祖为无肢无头的长卵形形态”，用对猪蛔虫神经系统的研究成果解释人体经络实体结构，认为两者“有惊人的吻合性”。王玉良曾着重指出：“经络……在进化史上可能介于神经与原浆整调方式间的中间产物。”刘氏便找到了猪蛔虫神经系统这样的“中间产物”。试问：现在人们所说的经络现象是人体普遍存在的，那么，人体是否存在猪蛔虫神经系统似的经络实体结构呢？刘先生是否在人体见到了如同猪蛔虫神经系统似的经络实体结构呢？如果没有，我想作为科学工作者是不应该简单地认定猪蛔虫神经系统与人体经络学说中一些提法“有惊人的吻合性”的。猪蛔虫属蠕虫（线虫纲），如果调节人体功能的经络与猪蛔虫神经系统“相吻合”。根据种系神经系统进化与动物运动形式的一致性，那么人体的整个运动形式就应该回到线虫纲阶段了。这岂不是太荒谬了！

纵观经络结构返祖论者的观点，其特征是最终都认为经络结构是无形的，它存在否定经络（经脉）理论的危险性。因此，在讨论经络实体过程中，人体功能调节系统的进化问题与经络结构的返祖观是不容混为一谈的。

四、借用猫、兔、鼠等小动物探讨人体经络结构的有关问题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采用动物实验寻找与分离致病因素、探讨疾病病理过程、筛选低毒高效药物，都是常用而十分有效的方法。在基础医学——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学者往往选用狗、猴、猩猩等动物作为研究对象，常能取得预期效果。这是因为学者们在设计自己的科研方案时根据实际情况制作的动物模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为积累与发展生命科学作出了贡献。

近几十年来，在寻找人体经络实体的研究中，学者们亦采用了动物实验方法，且多用猫、兔、鼠等小动物作为实验对象。本来有些研究过程是无可非议的，如在探讨疼痛中枢及神经递质关系时，采用猫、兔、鼠作研究对象，当在某些“穴位”给予一次量电针刺激后，立即将动物断头取脑冰冻，再按皮层、丘脑、下丘脑或者脑、脑干分解、提取有关递质进行测量比较，基本达到定性分析的目的。但是假如希望从小动物的某一穴位，或者对某一穴位着手解剖与进行神经分离，论证经络的镇痛作用，那就值得商榷了。最大的问题是小动物的体态与人体体态的差异带来了一些不可比较的因素。我们见到不少学者利用大白鼠之“足三里”穴探讨镇痛原理的文章，其中尤以吕国蔚等采用双兔作标本的实验设计较为周全，并认为“本工作有可能为针麻原理和穴位经络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针刺镇痛模型。”【34】笔者认为，在研究经络穴位形态过程中，猫、兔、鼠与人体某一同名穴仅因体态差异就不具备可比性。以“足三里”处为例：成年大鼠后肢“足三里”处周长不足2厘米，截面积不足1平方厘米；成年猫、兔后肢“足三里”处周长在7~11厘米，截面积4~5平方厘米；而成人（男性）足三里处之周长在35~40厘米，截面积在97~127平方厘米。这是由局部的骨骼及软组织多少决定的。它告诉我们：在大鼠“足三里”处进针深度不足0.4厘米，猫、兔之“足三里”处进针深度仅在1厘米以内，而人体足三里穴位进针深度在3~6厘米。我们知道，在人体软组织中，尤其是穴位区内，蕴藏着丰富的神经血管及各类感受器。上海中医学院解剖教研组早已证明：在尸体上针刺309个穴位再作层次解剖，发现直接刺中神经者152穴，针刺点旁0.5厘米内有神经者73穴，两者占70%，不包括神经末梢；针刺直接刺中动脉干者24穴，针刺点旁0.5厘米内有动、静脉干通过者262穴，两者占90%强【35】，不包括毛细血管。根据软组织内各类感受器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试想当在人体足三里穴进针时，有可能碰到皮肤的神经纤维，当针进入皮肤后有可能碰到汗腺、立毛肌、毛细动脉和静脉，它们都接受植物神经纤维的调节。在皮肤下，存在大量的触、压、痛、温感受器，当它们受到刺激时都将刺激向中枢传送。上述情况虽然对于人、猫、兔、鼠是基本一致的，但其性质是有区别的。如人体汗腺发达，针刺时受到刺激的机会多于小动物，必然引起植物神经系统的反应，而且人体皮下的上述感受器都比动物灵敏，它所产生的效应当然就有区别。前文已证明，人体足三里较小动物足三里处之软组织丰富。一般来说，在软组织中毛细血管无所不在，肌纤维伸到哪里，动、静脉毛细网就延伸到哪里，与之相伴行的交感神经就分布到哪里。且有学者发现在穴位处有肌梭的密集分布【36】，因此在人体“足三里”穴进针越深，碰到感觉神经纤维、毛细血管及交感神经的机会就越多。这是猫、兔、鼠“足三里”处无法比拟的。有资料反映，在人体足三里穴深层，还见到腓总神经与腓深神经分支到胫前动脉，并与动脉上的交感神经丛相吻合【37】。这一发现可能与“皮下结缔组织、骨骼肌、肌间结缔组织肌膜、关节囊、……受肾上腺能和交感胆碱能神经双重支配”【38】所导致的生理效应一致。有关资料指出：“用改良蓝点法观察足三里等穴位16个针感点，见明显针感全部分布于深部组织，同时发现痠和胀的针感主要与骨骼肌有关，在以蓝点为中心1~4平方毫米视野范围内，见到结构的比例是：神经束35.2%，游离末梢14.8%，肌梭4.5%，血管45.5%”【39】。可见在人体某穴位进针，其针刺激效应决非某一单独的神经血管或者某一感受器受到刺激而引起的效应。假如采用猫、兔、鼠等小动物的某一穴位下组织进行观察，如采用大鼠“足三里”探讨镇痛作用时，直接将腓神经分离，并对其A、C类传入纤维分别观察镇痛效果【34】，这种分法是对腓神经生理功能的探讨，只能称作“腓神经镇痛效果的观察”，它与在活着的人体足三里穴进针后所引起临床效果绝对不能划等号。

有学者指出：小白鼠体表面积和人体体表面积相差数百倍，如果将人体全部穴位模拟在小白鼠身上进行研究，“其结果也是令人难以折服的”【40】。

还有资料表明：细的有髓纤维和无髓纤维在后根进入脊髓处集中于其外侧部，通过Lissauer束，在脊髓内上下行走2~3个脊髓段，终止于胶状质。并证明：“在人、猴有这种纤维，而猫、大鼠没有这种纤维。”指出：“应该注意动物间的这种差别。”【41】因为在细纤维中含痛觉纤维。因此在小动物的某一穴位上进行神经镇痛作用的探讨并不能代表人体某一同名穴位的针刺效应。

本章对于有形的“经脉”嬗变为无形的“经络”、“气至病所”不能与“循经感传”并论、功能调节系统的进化与返祖论、在经络研究中小动物的某一“穴位”与人体同名穴位不能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澄清经脉理论中的有关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利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传统文化及古典医籍中的有关史料，还为原经脉学说的历史面貌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鼎，主编. 经络学.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14,3

2  郭义. 经络研究四十年（上）. 健康报，1989-12-30

3  彭坚. 马王堆医书学术研究一瞥——上篇帛书、经脉四种. 见：中华全国首届马王堆医书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集（下册）. 1990:61~66

4  刘澄中. 中国经络现象研究的历史. 医学与哲学 1986；（10）：40

5  孟昭威. 经络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发展. 见中医研究院编. 针灸研究进展.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9

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81

7  赵荣瑔. 经络之研究读后的感想. 中医杂志 1957；（1）：25

8  孟昭威. 经络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其展望（续）. 中国针灸 1982；（5）：25

9  吴考槃. 经络探讨. 中医杂志 1963；（11）：23

10  管遵惠. 论经络学说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2

11  谢永光. 对于日本针灸学上“古典”、“科学”两派争论的见解和看法. 中医杂志 1957；（5）：250

12  承淡安. 经络问题不能从解剖的角度去理解. 中医杂志 1957；（4）：200

13  徐立孙. 经络的探讨. 中医杂志 1958；（8）：551

14  肖友山. 从皮肤通电抵抗所看到的经络形态（介绍中谷博士的良导络研究）. 中医杂志 1958；（2）：121

15  肖友山. 从赤羽氏法“经络诊断治疗法”的临床看经络现象. 中医杂志 1958；（7）：480

16  王新华. 经络学说之我见. 中医杂志 1957；（6）：283

17  邓暮石. 漫谈经络学说. 中医杂志 1957；（4）：204

18  张缙，李永光. 循经感传、气至病所路线的研究.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199

19  程连瑚. 循经感传“气至病所”对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的影响.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205

20  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 1992；（2）：27

21  裴斌. 有关针刺感觉的初步探讨. 中医杂志 1957；（10）：520

22  朱式夷. 经络学说的实质与今后研究方向的我见. 中医杂志 1958；（5）：333

23  白康桐. 针刺麻醉中的辩证法. 解放日报，1974-8-27

24  福建省医药研究所针麻理论研究组. 中医经络学说与针刺麻醉原理研究. 见：全国针麻资料选编. 1974:116~119

25  襄樊市区针麻协作小组. 经络感传现象3442例统计分析. 见：湖北省针刺麻醉资料汇编. 1976:116~119

26  薛崇成. 经络·循经感传·神经. 健康报，1992-9-19

27  孟昭威.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 中国针灸 1983；（1）：25

28  刘精微. 经络学说的起源及经络实质之我见. 中国针灸1982；（5）：39

29  王玉良. 经络研究之我见. 中医杂志 1962；（3）：33~36

30  刘燕明. 经络原型的初步研究. 大自然探索 1991；（4）：81~86

31  吕承福. 关于经脉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的探讨. 健康报，1991-11-9

32  吕承福. 试论“气至病所”。 健康报，1992-3-21

33  中国医科大学，主编. 人体解剖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394

34  吕国蔚. “足三里”针刺镇痛效应外周传入神经纤维的分析. 中国科学 1979；（5）：495~503

35  上海医学院. 针灸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98

36  吕国蔚. 穴位针刺效应的神经传导通路. 见：中医研究院编. 针灸研究进展.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15

37  边长泰. 人体足三里阑尾穴位解剖的观察. 新医药研究 1977；（1）：24~32

38  针灸经络研究所形态组化组. 交感神经形态分布与针感传入、经络实质关系的研究. 见：中医研究院情报资料室编. 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科学成果选编. 1977:65

39  西安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针感形态协作组. 穴位针感结构的形态学观察. 针刺麻醉 1979；（2）：59~64

40  华兴邦. 论动物的穴位. 中医杂志 1987；（4）：65

41  何广新，曲延华. 疼痛针灸治疗学.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7,14

第十章  关于经脉学说的总体认识问题

提要：我国的经脉理论从殷商起经过千余年认识上的深化与发展，终于在秦汉之交至两汉时期，形成了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经典经脉学说体系。从总体上说，经脉学说起源于多途径，它集古典调节理论于一体。

我在前九章中立足于先秦至两汉与医学有关的史料，重点讨论了经脉理论起源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基本阐明了经脉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其实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一年两年可以完成的，越是古老的科学体系，其成熟周期越长。经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长达千年以上，便是世界科学史上最为典型的代表。

一、经脉学说起源于多途径

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它是在古典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其渊源关系至少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人们对于心字的创造过程【1】，与商纣王同时代的“”（心）字，便是直接的见证。殷商末期，纣王曾说过：“圣人心有七窍”。“人心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七个孔窍是指肺动、静脉孔，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和主动脉孔。值得深思的是“圣人心”，是指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它蕴含着那时的人们对于人体思维功能与人体调节功能的最初认识，属于古人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探讨。用现代知识分析：思维与调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殷商时期，人体思维功能与调节功能是不可能严格区分开来的。自殷商后的一千余年，我国的人体调节理论经历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以及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这些学说都各自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水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后一学说虽比前一学说的内涵丰富而合理，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各学科的局限性反过来激励后人深入思考，从而也就促进了人们在更深刻的内涵上进行探索，于是在秦汉之交至两汉时期的近三百年间最终导致了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经脉学说）的诞生。

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及心脏底部大血管的认识是肤浅的。从实践知识讲，由于人们尚未对全身经脉进行最为一般的观察，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对心及心脏底部经脉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从齐桓公到齐景公的百余年间，人们对心脏生理功能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庄子·外物》说：“心若悬于天地之间，……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唐·陆德明释：“胞，普交反，腹中胎。”言下之意，胞指腹中的胎胞。故然腹中的胎胞，具有“重阆”——两个空腔的特征，但这一解释与前后文的心完全无关了。笔者认为，“心若悬于天地之间”，一指心脏的解剖结构悬于胸腔或者心包腔之内；一比类于心主思维，正如成玄英疏“心绚有为，高而且远，……”。从前后文及“胞有重阆”综合分析：《庄子·外物》的这段文字，当指心脏在心胞内跳动。就是说“胞有重阆”是指胸腔内的心脏藏于心包膜之中；心脏在心包膜内自由地搏动，便是“心有天（自然、自由）游”的实质。其实“心有天游”一语，也有其历史传承。《管子·内业》“凡心之刑，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的认识，比“心有天游”更直观，更质朴。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心脏的解剖观察较殷商时期深刻多了。齐景公曾说：“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认为心脏底部的“四支”（四条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是我国“人有四经”理论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医学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达到一个发展高峰，这与人们千余年来苦苦探索人体调节理论是分不开的。秦汉时期临床医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已总结出用砭石破痛排脓启脉中的“启四害”，此期治疗医学中的古典放血疗法开始兴起，在放血疗法中已总结出“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的严重教训，并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从而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有关知识证明：秦汉时期，人们对经脉进行了一些体表观察和解剖观察，发现表浅静脉有脉实、脉虚之分；在给经脉命名与描述经脉循行过程时，已讲明“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灵枢·经脉》）并扪及到颈动脉、腋内动脉、耳前动脉等。在尸体解剖中人们观察到“伏行于分肉之间”（《灵枢·经脉》）的经脉，并对某些经脉的循行路线作了具体描述。如出现了“循臂内上骨下廉”、“入上齿中”、“入下齿中”（《灵枢·经脉》）这些古典的解剖学术语。在经脉的循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古典的解剖记录，本文不拟赘述。从《内经》分析，当我们读到汉人“以竹筳导其脉，知所始终”（《汉书·王莽传》）是不足为怪的。秦汉之际，人们对脉在认识上产生了一次飞跃，这便是经脉主病论与脉诊法的诞生。江陵张家山《脉书》开卷有：“病在头，脓为。”直至“钜阳之脉”止，实际是按解剖部位排列疾病的一种原始的疾病分类法，它代表了经脉主病理论尚未建立以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司马迁在《史记》中转载了“扁鹊脉法”。江陵张家山出土《脉书》“相脉之道”具体指出：“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及“夫脉固有动者，……疾则病”。“扁鹊脉法”和张家山“相脉之道”都是秦汉之交的脉法专著。且“相脉之道”实质是讲“是动则病”的。就是说：《脉书》“相脉之道”的这段简明的原文，回答了《灵枢·经脉》篇中长期未决的“是动则病”与“其所生病”疑案。秦汉时期，经脉主病理论内容日趋丰富，“相脉之道”四组脉象原文，便是当时经脉主病理论的核心。因此临床中便用“相脉之道”四组脉象观察疾病、进行诊断，所

以它又是我国最早的脉象诊断法。两汉时期临床医学不断发展，诸如“启四害”的总结，“微针通脉”的提出，天文、历法中周而复始理论的引进，促进了经脉理论在较短时期内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笔者认为：远古治疗医学中的用砭排脓启脉疗法，稍后的放血疗法，殷商以降人们对心—经脉的认识及传统文化中所保留的人体调节理论的不断发展，都是导致我国经脉学说产生的原因。经脉学说产生的多途径问题，可以从下图中窥见一斑。

图3-10-1  经脉学说起源的多途径示意

二、经脉学说集古典人体调节理论于一体

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丰富的人体解剖知识基础之上的。但因时代的局限性，当解剖知识还很贫乏的时候，人们便从早期的人体调节理论中吸取了部分知识用以说明人体解剖部位、生理、病理、因此，经脉学说集古典的人体调节理论和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于一体，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便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一）经脉学说中的气调节论和阴阳调节论思想

我国经脉学说完成于两汉时期，它是古代医家们在探讨人体调节理论过程中经过千余年努力而完成的，它吸取了前代医家们的理论精华。如气调节论及阴阳调节理论等在经脉学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由于气概念的多样性，在各科学领域中其内涵也有所不同。在医学领域内，当人们还不能对某些生理、病理现象进行解释的时候，便将“气”引入医学，创立了邪气、血气、神气等理论，用以解释生理、病理，应该说古代医家的尝试是有意义的。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记载：“血气皆上注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灵枢·营卫生会》认为：“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强调：“血之与气，异名同类”。可见在人体内的“气”不仅具有调节功能，而且在调解过程中便表现出物质性，或“更倾向于作为生命基础的运动能量”【2】。马王堆《脉法》曾讲：“气也者，到下而害上”，讲的是人体之正气在上下流通，又说：“气上而不下，则视有过之脉当环而灸之”，“厥气走喉而不能言”（《灵枢·杂病》），后文的“气”，已包含致病的邪气了。《内经》中的“气”在病理、生理方面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素问·举痛论》讲：“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出，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又解释说：“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热则痛立止”。《举痛论》在下文利用寒热关系解释了治病过程中的“不可按也”与“痛止”，在当时看来，是很有道理的。这一疼痛假说指导我国疼痛治疗达数千年。

在秦汉医学史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那时人们已进行了不少解剖，获得了比较多的人体解剖知识，但都比较零乱，而且理解不深，甚至连人体解剖部位都不明确，表现为解剖知识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这给经脉理论的建立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我国医学家们（或者经脉学家们），想到了阴阳二元论，便将阴阳概念引入经脉学说，将经脉分作阴阳进行命名，并使经脉在臂胫周径上的循行按三阴三阳进行排列，如张家山出土的《脉书》“阴阳经脉篇”已有“阳脉十二，阴脉十，凡二十二脉，……”之说。它们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也严格遵循内阴外阳原则。这一排列起到了局部解剖定位作用，为经脉学说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创立了独特的基础理论。到《内经》时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在《灵枢·脉经》篇中，经脉之经气（精气）的循行发展为“如环无端”。于是围绕经脉循行路线提出了“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灵枢·脉度》），“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等原则，使经脉理论发展更为完备。同时络脉亦分阴阳。《灵枢·百病始生》讲：“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不难看出：《百病始生》中的络脉分为阴阳，是按表里划分的，与十二经脉分阴阳的方法不同。用阴阳给十二经脉命名，使每一条经脉所在部位具有了鲜明的解剖学意义。比如当听到手太阳脉、足阳明脉便知该经脉所在的大致解剖部位和范围，给临床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阴阳观念在完善经脉理论中，起到了划分人体解剖区域的作用。

（二）经脉学说中的五行—五脏调节论思想

在我国经脉理论的发展史上，经脉理论与五行—五脏调节论相结合是比较特殊的。它主要表现在与阴经的配属上。自马王堆医帛出土问世以来，当代不少医家指出：《足臂》、《阴阳》中的经脉在循行过程中与脏腑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内经》中经脉理论与五脏关系十分密切。首先具有解剖生理学意义的是五脏之精气流动与经脉的关系，即“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并指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灵枢·玉版》亦指出：“胃之所出血气者，经隧也。”又解释说：“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唐·王冰为《素问·调经论》注曰：“隧，潜道也”。王冰意指经隧即潜藏于胸腹腔内的经脉体系。《调经论》、《玉版》及王冰的注释似将腹腔中大小网膜及肠系膜上的动、静脉称作经隧。说明五谷在胃肠中腐熟后所转化的精气（营养物质）是通过大小网膜、肠系膜上的动、静脉（即经隧）输送到全身的。这便是“精专者行于经隧”（《灵枢·营气》）的本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肝主目，……在窍为目；心主血，……在窍为舌，……”，《素问·五脏生成论》“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都是各派学者对于五脏所主生理作用的认识，具有时代意义。《灵枢·经脉》中，十二经脉的循行均与脏腑密切相关，它们或起于脏腑，或终于脏腑，它们的原则是“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灵枢·终始》），“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这些认识如同阴阳学说被引入经脉理论一样，都出于满足经脉理论发展的需要，其中尤其是经气流动“如环无端”的需要。

应该指出：经气流动“如环无端”理论反映了秦汉医家们对血液循环理论的探讨。那时的医家已知“诸血皆属于心”（《素问·五脏生成论》），“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已知静脉的循行是“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经脉”（《灵枢·痈疽》）。又有“营卫之道，……循心主出腋”，“营气者，……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灵枢·邪客》），似说的是动脉流向。《灵枢·血络论》中“血出而射者何也？”便是对动脉血的探讨。但是秦汉医家毕竟没有澄清大小循环及循环系统的关系，他们又无法解释循环系统“如环无端”现象。怎样克服经气流动“如环无端”这一难题呢？秦汉医家们引阴阳二元论及五行—五脏调节论与经脉理论相结合，采用类比于天文、立法之周而复始的方法建立“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灵枢·经水》），“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灵枢·经别》），由此将经脉由十一条修订为十二条，并根据“五脏为阴，六腑为阳”（《灵枢·寿夭刚柔》）的原则，使之“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让“经气”在经脉内顺阴阳—阳阴—阴阳……流动，完成如环无端。这一理论的建立可真谓使经脉循行达到了“以通神明之德”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五行—五脏调节论引入人体经脉调节论，其最大的功绩，在于近似地解决了循环系统功能的经气流动“如环无端”问题，促使人体经脉调节论发生了本质的飞跃。

经脉理论在创立后，反作用于五行—五脏调节论，指导与丰富了五行—五脏调节论。《素问·调经论》提出神、气、血、形、志的五有余、五不足理论，认为五有余、不足“皆生于五脏也”。指出：“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所以《内经》中采用经脉理论解释五脏致病及对有关脏象的认识，又促进了五脏病学的诞生。

（三）经脉学说中“神”的思想继承于朴素的脑调节论

在《内经》的经脉理论中，心具有“君主之官”的重要地位，这是“心之官则思”所决定了的。经脉理论中继承了“神”的思想。《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在针刺治疗中强调“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说明古人已将“神”引入经脉理论之中了、《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古人采用“神”说明病理，如《素问·调经论》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同文在论述治疗时说：“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神气乃平；神不足，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泻其气，以通其经，神其乃平。”那么“神”是什么呢？吕再生根据《灵枢·海论》中“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的理论认为：“古人已认识到脑髓已有维持整个人体活动的功能，亦即神的功能”。吕先生还指出：“‘神’不但包括西医的大脑皮质的功能，且包括了皮质下中枢及脊髓的功能。”并结论说：“‘神’是一个抽象的名称”【3】。吕氏的这些论断不无道理。然而《素问·八正神明论》中关于神的认识与《灵枢·海论》比较，则另有新意。作者在认定“血气者，人之神”之后回答“何谓神”时说：“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昭然独明。”从总体上说，《八正神明论》的作者对于神的认识是抽象的、含混的。“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昭然独明”基本上说的是人体思维功能，甚至可以与现代的“灵感”概念划等号了。从古代医学理论中精、气、神在某些内容方面互通情况分析：《灵枢·口问》中 “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素问·脉要精微论》“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素问·解精微论》中“不泣者，神不慈也，……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等都与古典朴素的脑调节论密不可分。

从秦汉之交至两汉时期近三百年间形成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它的内涵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挖掘与整理。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学报 1992；（2）：59

2  小野泽精一，等. 气的思想·原序. 李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  吕再生. 试论中医学中的“神”. 中医杂志 1960；（1）：57

第十一章  采用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理论恢复经脉学说的历史面貌

提要：我国古代医家们在寻找人体调节理论中，最终创立了经脉理论，二千余年来，为历代医家们公认。经脉理论包括经脉与络脉，简称经络。近代学术界逐渐将“经络”从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并极力寻找经络实体结构，给古老的经脉学概念带来了混乱。从殷商以降的有关史料分析，经脉学说的产生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人体解剖、生理及临床医学的发展，是经脉学说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采用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理论衡量“经脉”与“经络”概念，是澄清经脉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

孙振玉曾在《健康报》撰文探讨气功中的超心理学内容，文章中重复了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三含义：即原原本本地重复、效应重复、建设性重复【1】。上述含义对于我们澄清古典人体调节理论——经脉学说的内涵，放弃“经络”概念，还原“经络”即经脉和络脉的本意，恢复经脉学说的历史面目是有益的。

自50年代起，我国经脉研究走过了形态学研究、经络生物电研究、循经感传研究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四个阶段【2】。当经络生物电研究出现困难时，人们便将针刺得气理论用于研究经络实体结构，并首创“气至病所而有效”【3】，后来简称“气至病所”并与“循经感传”并论。在经络实体的研究中认为只要在刺激某一经脉时，出现“循经感传”现象，便证明这一“感传现象”代表了该经络实体的存在。本来古人认为，针刺得气的感觉具有多样性（参《灵枢》中九针十二原、终始、小针解、官针诸篇）。50年底裴斌曾发表文章探讨了针刺感觉的性质及感觉传导位向的“四外放散”特性，指出：“每次针刺时很难控制使它的放散感觉得到一致”【4】，这是穴位下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所决定了的。何宗禹撰文指出：我国约19万余例（经络感传）受试者中，测得感传出现率为20%左右，但多条经络感传超过三个大关节者仅0.2%~0.8%【5】。何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经络“敏感性占总人数的0.7%~2.2%”【6】。说明“循经感传”现象并不具普遍性。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所作300例针感现象的普查资料分析指出：多数针刺均可产生放散性针感，其走向无一定规律，有循经、不循经和大面积放散等特点。认为“将正常人身上针刺引起的针感反应视作‘经络现象’是值得商榷的”【7】。可见我国在全国性的“循经感传”研究中亦出现了困难，“循经感传”不具备“原原本本地重复”之含义。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回答很简单，原因在于我们忘记了《内经》中“经络”的本意是指经脉和络脉，即“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简称；还在于脱离了秦汉实际，误将古典经脉循行示意图当作不可修改的经络路线实体结构。采用科学实验可重复性三含义分析：现在我们赋予“经络”的“经络概念”是应该放弃的。我们不应该让“经络概念”打上超心理学烙印，成为“只对信仰者成立的‘科学’”。怎样认识与评价古代科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还是任继愈先生说得好：“只要把具体研究的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查，是可以做出科学判断的”【8】。当我们放弃了现在赋予的“经络概念”、恢复了古典经脉学说内涵的时候，经脉理论便具备了可重复性三含义。其一，某些经脉循行路线可原原本本地重复，如“足太阳过于外踝之上”，“手阳明……入下齿中”，“足阳明……入上齿中”以及“肺手太阴之脉……循臂内上骨下廉”等等，都具有原原本本的重复性。其二，在“效应重复”方面，《灵枢·厥病》对六种“厥头痛”的总体治疗原则是取头部之“动”脉适量放血。这一方法在《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中仍有记载：“帝头玄不能视，……风上逆，砭头血可愈。”与《灵枢》治则基本一致。当代治疗血瘀性头痛，亦提倡用“阿是穴可点刺出血”【9】。《素问·调经论》中“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是可重复的，是典型的“效应重复”。其三，从“建设性重复”讲，近四十年来，我国临床中的针刺麻醉，早已成功地应用于颅脑、心胸等重大手术领域，应是最有说服力的建设性重复的实例。当然古典镇痛原理和当今镇痛原理的认识深度是不同的。我在本书第三篇开篇词中讲，古代医家采用经穴治疗疾病，由于针刺某一穴位后引起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它有如百川归海一样，针刺某一穴位后，最终由神经系统感知与反射，达到治病目的。采用科学实验可重复性三含义衡量古典经脉理论，将增强我们继承经脉学说的信心，并在继承中求发展，让祖国经脉学说更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孙振玉. 只对信仰者成立的“科学”健康报，1990-10-6

2  郭义. 经络研究四十年（上、下）. 健康报，1989-12-30. 健康报，1990-1-6

3  孟昭威.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 中国针灸 1983；（1）：25

4  裴斌. 有关针刺感觉的初步探讨. 中医杂志 1957；（10）：520

5  何宗禹. 马王堆医书中有关经络问题的研究. 中国针灸 1982；（5）：33~37

6  何宗禹. 关于经络研究的若干问题. 新医药学杂志 1979；（2）：30

7  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针麻组. 四川科技情报 1973；（10）

8  任继愈. 老子新译·绪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实用针灸辞典.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469

第十二章  植物神经系统在经脉学说中的地位

提要：经脉理论的产生依赖于临床医学的发展，这是我们在研究了先秦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医学史料及《内经》中的一系列经脉理论后得出的结论之一。秦汉时期，临床治疗医学中的灸灼、放血、微针通其经脉是经脉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本章结合当今学者们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的许多与植物神经有关的特定穴位对于内脏疾病的特殊疗效，扼要论证了植物神经系统在经脉理论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先民对于脑、颅底经脉及视神经系与脑的关系做过解剖【1】，并将两侧颈总动脉、颅底的基底动脉、动脉环、视交叉等血管解剖结构称作“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灵枢·寒热病》）。从而产生了主管运动功能的蹻脉理论。蹻脉理论的提出，恰与散在于《灵枢·经筋》中的“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及“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的理论衔接，已涉及到大脑运动功能定位问题【2】。但由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医疗实践经验的限制，人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过程中将阴阳观念与经脉理论结合，组成三阴三阳经脉，并将其分配与人体上、下肢的周径上，起到了局部解剖定位作用；将五行—五脏调节论与经脉理论相结合，使五脏在经脉理论中依木、火、土、金、水的生克关系相推及取古天文、历法中周而复始理论类比于十二经脉经（精）气流注“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循环系统的生理功能，但从此人们的思想也受限于上述古典经脉理论，影响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同时也就影响了人们对大脑及神经系统解剖的进一步研究。换句话说，在我国古典医学人体调节理论中，是经脉调节论替代了神经调节论，经脉（血管）是经脉调节论的主体之一。古代医家们对经脉理论的认识过程虽是多途径的，但依赖于临床治疗医学的发展。秦汉时期，我国古典治疗医学中“陷下则灸之”的灸疗、“盛则泻之”的放血疗法及“以微针通其经脉”的针刺疗法都是直接对经脉施治的。因此，当我们研究经脉体系的调节功能时，是不应该忘记上述历史过程的。承认经脉调节论替代了神经调节论，弄清经脉（血管）的实体在十二经脉循行中的某些模式地位，阐明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经脉”在生理、病理调节理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当今医学理论家们应该严肃正视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秦汉时期探讨经脉理论的早期内涵。

一、 从秦汉时期的放血、刺灸部位窥视医家们对经脉的认识

重温我国古典医学史料，便知秦汉时期我国的治疗医学中仍然偏重于外治疗法，如那时仍然使用古老的火灸方法【3】以及熏疗、熨疗……等【4】。从总体上讲，这些疗法，都是以火焰或热能为治病物质，施治面积大，热力强，容易取汗，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受到条件限制，而且烤炙面积过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医家们便将其不断改进，促进了古典治疗医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情况下，一些点状治疗方法的兴起，使治疗手段具有了一定的目的性。如放血疗法、微针通脉疗法、陷下灸之疗法，都以经脉为直接刺激对象，其中放血疗法是直接利用锐器刺破某一点的血管壁，使之放出一定数量的血液，达到整调机体功能与治病的目的。在《内经》中的放血疗法86刺，治疗疾病48种，有理论依据，有注意事项【5】。《灵枢·癫狂》说：“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该文放血疗法6刺，多次讲到“血变而止”。《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说：“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素问·三部六候》说：“……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都具有“气至”与“得气”的意义。秦汉时期由于医学水平的限制，导致因放血而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于是有医家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治疗方案，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内经》资料表明：针刺疗法产生的早期，都强调直接刺入血管之中，目的在于既可刺激血管壁，调其血气，又没有放血死人的危险。用直接刺激镜面调其血气的方法达到治病的目的，毫无疑问，比放血疗法先进得多。它是一种纯粹的调动机体自我调节因素的自然疗法。如：“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以和其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灵枢·官针》），“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素问·调经论》）。用微针通脉后的“以和其脉”、“久留而视、脉大”都是直接将针刺入脉中后的反应，都具有针刺“得气”的意思。《灵枢·刺节真邪》搜集了一则秦汉时期治疗热症的按摩疗法：“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其足阳明及大络取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这则秦汉时期的按摩疗法，也是直接作用于血管壁的。

我国的灸疗渊源远久，它是由古老的火灸疗法发展而来，灸疗发展至《足臂十一脉灸经》时期，已规范为按每一条经脉施灸了（诸病此物者，皆灸××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第十八治方亦云：“而灸太阴、太阳”。“仓公诊籍”多次强调：“灸其足少阳脉……灸其足少阴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内经》中反映直接在经脉上施灸者达数十处之多，如“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灵枢·禁服》）。在《素问·骨空论》、《灵枢·经脉》等篇中一再指出：“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陷下则灸之”。不难看出，秦汉时期的灸法，主要是在经脉上直接施灸的，它的理论依据是“治寒以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血寒，故宜灸之”。

上述史料反映，以经脉为直接施治对象的治疗方法，是建立在先民们对经脉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当放血、微针通脉及灸疗普遍实施之后，医家们又从医疗实践中总结临床经验，进一步提高了经脉对生理、病理调节作用的认识，促进了经脉理论的发展。东汉早期的王充在《论衡·顺鼓》中指出：“投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恰好反映了直接在经脉上进行刺灸的历史过程。因此，当我们探讨古典经脉理论内涵时，必须以经脉（血管）为基础展开讨论。孟昭威在研究经络实质时曾说：“所谓经络，按中医的说法，是很具体的，有形的东西。……从《内经》直到清末的观点，认为经络是和血管有极密切的关系，……临床上，刺血管壁，按经络学说，自然也即涉及到刺经络了”【6】。他指出：“根据上述说法，经络本体似有一部分在血管上，另一部分在血管外，它是一个复合的体系”。孟氏的这段论述与秦汉时期经脉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古代医家们依直接刺破经脉放血、微针通脉、视经脉陷下者直接对经脉施灸及其他认识而建立起经脉理论，因此说秦汉时期的经脉调节功能是与经脉（血管壁）的实体结构密不可分的。

二、从当代医家们的诸多研究中窥视医家们对经脉理论的认识

近百年来，由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家们在临床研究工作中对于许多生理、病理现象都作出了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法国学者海特（Head）于一个世纪前发现：内脏有病，可在体表浅层出现过敏带或者过敏点现象，这一现象与神经节段分布似有一定关系。认为是由内脏感受器发出神经冲动，传导到脊髓内的中枢部分，再由脊髓反射到皮肤浅层感受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保护性反射作用。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作海特过敏带（点）。它不是探讨经脉理论过程中的产物。然而，近代学者们在研究经络理论过程中常反推之，指出：“针灸之道，即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由外向内的一种异常反应。如在体表的一定处所，加以适当刺激，则可由反射作用，使内部疾患趋于好转。这些作用当然是通过神经系统来完成的”【7】。甚至认为：“经络穴位与海特过敏带是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例如肺俞、胃俞等背部穴位，相当于这些脏器在海特带上的最高过敏带”【8】。

日本学者中谷义雄在50年代早期提出“良导络学说”，证实人体全身370多个最能通电的良导点几乎与我国古典经穴一致。肖友山在介绍“良导络学说”时指出：“为什么在疾病中能出现这种特别容易通电的良导点（经穴）呢？经研究是和毛囊孔开口大小有关。而毛囊孔的开闭，是受植物神经（自律神经）所支配的”【9】。日本学者小野昌子在讲“良导络疗法”的特点时还说：“良导点与良导络假说还认为：植物神经系统除离心的即从内可向外调节作用外，还有翻转的从外周向中枢的调节作用，而这可能就是中医经络与内脏器官相关的科学基础”【10】。

我国学者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许多对内脏器官治疗有效的经验。如王维庭通过按压胸7~8棘突之间的至阳穴，对于冠心病发生心绞痛患者时能产生立即镇痛的奇效。王维庭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发明了ZIY—I型“心宝”。“心宝”是一种微型的埋藏于至阳穴下的助压器，对于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具有独到的作用【11】。广西中医学院院长韦贵康教授，采用手法按摩反应点治疗脊柱相关疾病颈椎性血压异常而名扬海内外。他观察发现一些心动过速者伴有颈部疼痛，尤以右侧为甚。即相当于前斜角肌处有反应点，压痛明显，X片正常，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无心衰、心肌损伤等器质性心脏病。韦氏认为：“这类病可能与颈前肌损伤、痉挛、星状神经节受刺激有关。因右侧星状神经节节后纤维主心率调节，故采用手法按摩刺激星状神经节体外反应点调节神经功能，有效率达93.5%”【12】。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周裕民教授在“针刺人迎穴鉴别心脏病”的研究中“使54%的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从器质性心脏病的误诊中解放了出来”【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洪圣达等对110例通过胃镜检查证实的胃病患者进行体检：“用左手拇指指腹沿着脊椎棘突两旁或沿膀胱经第一侧线由下向上推压……重点在9~12胸椎两旁寻找两种异常变化反应物”即条索状物或结节状物。在110例中“都有不同程度异常变化存在，无一例外”。认为：“在足太阳膀胱经背俞穴上寻找异常变化反应物，证实背俞是脏腑经气输注之处”【14】。近来拜读了杨正烽所著之《杨氏经络疗法》【15】，作者首创“机体自动调节功能（BAR）”概念，该书在介绍杨氏经络疗法的“常规治疗法”时指出：“病人呈俯卧位，先循推运督脉1~3遍，接着从臀部至肩循经推运两边膀胱经各1~3遍，并捏拿或抓拿肩部组织，随后再采用二指捏拿法补肾……”。强调：“特别循经推运督脉更有一些特殊作用。……第三，是督脉背部循行部位有31对脊神经，所以治疗督脉的同时，也对31对脊神经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以激发它们的活力，使相应的器官得到刺激。……”本人对于杨氏“机体自动调节功能”认识不深，但从“常规治疗法”中领悟了其基本精神，原来“机体自动调节功能”的核心在于“激发起”31对脊神经的“活力”，可“使相应的器官得到刺激”。

上述五则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分析中或采用经络穴位探讨治病效果，出现了奇效；或利用膀胱经理论检查与治疗内脏疾病，临床效果都十分满意；或不出于研究经络的成果如海特过敏带，被当代医家多次引用以论证经络现象。上述情况不能不引人深思。半个世纪以来，与经络问题有关的科学实验、临床实践资料浩如烟海，但学者们在经络理论的探讨中已经对植物神经系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

三、植物神经系统在经脉学说中的地位

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证明：“经络”现象是复杂的。从古典经脉理论的内容分析也是如此，企图用某一单纯的解剖生理知识解释古典经脉（经络）现象必然也是困难的。如对于行之有效的针刺麻醉，多数学者的解释倾向于传入神经纤维——大脑边缘系统【16~18】。许多资料又反映交感神经系统在针刺镇痛原理中占重要地位【19】，同时证明，大脑皮层在针刺镇痛原理中的主导作用【20】。应该指出，上述资料反映的是现代疼痛生理的研究内容，现代人们对疼痛生理的认识，将会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深化。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探讨经脉理论中的镇痛原理时，必须以创立经脉理论时期的临床治疗学内容作为出发点之一，这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因为当时的临床治疗学内容是医家们创立经脉理论的基础之一。当我们统一了这一认识后，就可以较局限而合理地认识经脉理论的实质了。我们在第一节中引用了秦汉时期临床治疗学中的三种直接作用于血管壁的治疗方法，即陷下则灸之，放血疗法，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的治疗方法。古人判断三者治疗效果的术语多为：“决之乃行”，“以见通之”，“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补则益实……”这些术语都有“气至”的意义。上述原文的本意讲的是当对血管壁施灸、直接刺破血管壁放血及以微针通其经脉时，当血管壁受到上述刺激后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反应，它蕴藏着经脉体系能够在上述刺激下，产生活动，整调病理过程向生理过程转化，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便是古典经脉理论的真正内涵。但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将其真正的内涵解释清楚，至多仅能采用阴阳平衡、五行相克、脏腑表里进行表述。用科学发展史观念分析，这些解释，是两千多年的假说，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挑剔，应该承认：当时的医家们将阴阳学说引入经脉理论，丰富了经脉理论的内容，解决了人体解剖部位划分问题；将五形—五脏相配引入经脉理论及将天文、立法之周而复始理论引入使十一经脉发展为十二经脉，解决了经气流动“如环无端”问题，而恰好与循环系统的“如环无端”一致。所以经脉理论发展至两汉时期，由于阴阳、五行—五脏相配的引入，满足了古代医学理论的需求，为中医基础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解剖、生理学尚不发达的年代，是经脉调节保证了中医理论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从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分析，上述理论反作用于解剖、生理学，抑制了古典解剖、生理学的继续发展，这才是我国解剖、生理学在两汉以后不能继续发展的真正原因，也是经脉理论给我国人体解剖、生理学带来的悲剧。

关于对经脉直接施治可以整调病理、生理的真正内涵问题，近百年来，我国医家已开始探讨。清末周学海提出经脉血管说，五十年前朱琏提出神经说。随后许许多多的学者在临床实践中真实地记载了他们的临床经验与实验资料，虽然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在恰当地解释古典经脉理论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距离，或者说仅一步之遥的小溪也难以跨越过去。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脱离了经脉理论创立早期的实际情况。这便是我在这一章中要强调的。

我们承认：对血管壁直接施治，当血管壁受到某种刺激后是会引起一系列反应的，有利于病理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向正常生理转化。它是古典经脉理论中整调机制的真正内涵。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在血管壁上分布着植物神经。有学者认为：植物神经系统，除离心的即从内向外调节作用外，还有翻转地从外周向中枢的调节作用【10】。甚至发现：足三里穴深层还见到腓总神经与腓深神经分支到胫前动脉，并与动脉上的交感神经丛相吻合【21】，说明人们对血管壁上交感神经的认识还在进一步深化。植物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系统最为庞大，它们来源于脊髓前根，组成交感干分布于脊柱两旁，对内脏器官主持整调功能，故有自律神经之说，如结合经脉理论分析，它恰好揭示了“气在腹者，止于背俞”（《灵枢·卫气》）的本质。笔者认为Head过敏带便与交感神经的纤维分布有关，这一本质的揭示有待解剖、生理学家们进一步澄清。中谷义雄的良导络学说已表明与接受交感神经支配的毛囊孔的开闭有关；我国学者按压胸7~8棘突之间的至阳穴治疗心绞痛；刺激颈前斜角肌星状神经节体表反应点处，可以缓解心动过速；在胸9~12椎旁寻找到条索状反应物，证实胃内正在患病；以及《杨氏经络疗法》中给“31对脊神经较强刺激可以激发它们的活力，使相应的器官得到刺激”这一核心内容等，都与交感神经功能有关。

但是，我并不主张古典经脉理论完全等于交感神经系统。我承认在上述条件下的临床治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疗效无不与交感神经有关，但并不排除当血管壁承受各种刺激时的复杂性。如在血管区施灸时，首先皮神经丛、皮肤下的温觉感受器等受到刺激。就放血疗法而言，其机制已十分复杂了【5】。又如针刺麻醉中的许多特定穴位，都可对相应的手术范围起到麻醉作用，它的镇痛原理远较灸灼、放血、微针通脉复杂，属于现代镇痛原理的研究范围了。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经脉多行走于血管、神经束内，多与运动神经与感觉神经伴行。解剖学上的这些特点是古代的灸灼、放血过程中难以避免使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同时受到刺激的。现代针刺疗法仍然强调提插。在提插中，前一次刺激到的解剖组织与后一次刺激到的解剖组织很可能是不同的，这便是产生不同反应的原因。因此，我们再次重申：

其一，我国的古典经脉理论渊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的解剖与对经脉认识上的深化；渊源于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人们对心脏“自充自盈”（《管子·内业》）、“心有四支”即心脏通过“四支”（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认识过程。随后便有了“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淮南子·原道训》）的纯生理学认识；与此同时，病理学中的疾病深浅说促进了病理学的发展；外治疗法中的古老的火炙疗法逐步被灸灼疗法替代。医家们在临床医学中逐步加深了对经脉的认识，使临床治疗医学中的灸灼、放血与经脉理论结合起来，最终发展为用经脉解释生理、病理的经脉主病论，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其二，针刺疗法是由放血疗法经过“微针通脉”过程发展来的。就是说早期的针刺法以刺入血管为主，后来发展为按穴位施针，当针刺某一穴位后，它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是极其复杂的。但是我们将经脉理论仅限于创立早期，或者仅限于背俞穴、膀胱经探讨这些穴位与内脏关系时，植物神经系统在古典经脉理论中就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了。

其三，在古典经脉理论中某些经脉的循行是以经脉（血管）的行走方向为基础的。但就三阴三阳经在股肱周径上的排列顺序曾受到术数影响和人为类比排列的影响而言，经脉理论中所讲到的经脉循行过程，尤其是经脉在躯干的循行过程（不包括督脉）并不能反映人体整调系统的实体结构。因此企图寻找到与经脉循环路线完全一致的经络的实体结构是不可能的。我国数十年来寻找经络实体结构的实践证明：脱离了古典经脉理论创立时期的医疗实践去研究经络理论与实体结构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严健民. 秦汉时期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5；（2）：19

2  严健民. 《灵枢》“维筋相交”与大脑运动功能定位. 见：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学术讨论会编. 中医心理学论丛（第一辑）. 成都：1985

3  严健民.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3；（2）：52

4  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物理疗法概述.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1；（1）：52

5  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  1992；（2）：87~88

6  孟昭威. 经脉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其展望（续）. 中国针灸  1982；（5）：25

7  徐立孙. 经络的探讨. 中医杂志  1958；（8）：551

8  上海中医学院，编. 针灸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93

9  肖友山. 从皮肤电阻抗所看到的经络形态. 中医杂志  1958；（2）：121

10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1983；（3）：36

11  探索按压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的奥秘——访解放军二六六医院副主任医师王维庭. 健康报，1989-12-10

12  手法按摩与心动过速. 健康报，1994-1-21

13  针刺人迎穴鉴别心脏病——周裕民针灸诊病方法通过鉴定. 健康报，1992-2-27

14  洪圣达，等. 从经络诊检查看胃病与背俞的关系. 中国针灸  1982；（2）：29

15  杨正烽. 杨氏经络疗法.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3

16  徐维，等. 电针穴位对丘脑中央中核（cm）束旁核（pf）神经元伤害性反应的影响.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247

17  榺海滨，等. 伤害性刺激猫内脏大神经的海马诱发电位以及电针和吗啡的作用.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262

18  许德义，等. 杏仁核在电针镇痛和吗啡镇痛中的作用. 见：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265

19  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433,435,438,466,468

20  中国针灸学会编.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1984:353,356,357

21  边长泰，等. 人体足三里、阑尾穴位解剖的观察新医药研究  1977；（1）：2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