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知识的起源，和其他科学知识的起源一样，有他自己的必备条件；与世界各民族医学知识的起源一样，是有其共性规律的。以下在讲医学知识的起源时，均以中国黄土地上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创作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含原始医学知识)中的一些事例为据展开讨论。

第一章 医学、医学知识、医学理论、远古医学史、医学史、医史学

医学、医学知识、医学理论等各有不同的内涵。一般讲：医学属学科名词，他有别于农学等等，1000年前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在《医典》中给医学下定义：“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的技术和健康伤失后恢复健康的技术”。现代医学认为：“医学是诊断、治疗疾病，保持健康的技术和科学”。我们讲：医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的产物，是众多原始科学中最为古老、重要的一门学科；就现代意义讲：“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学科体系。医学是一门社会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1】。医学统领与医学有关的所有分支学科，包括人类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生态、地理、气候变迁诸因素的关系；因此医学的内涵，应涵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但在人类原始医学的萌芽与起源时期，原始医学的内涵，仅指一些零星的简单的外治医学知识，原始的卫生保健知识。

医学知识是指人类主动探索与医学有关的一些认识．包括医事活动中经验知识的领悟、积累，因而才有探讨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医学知识在积累中遵守量变质变规律。换句话说：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领悟，形成比较系统的医学知识，上升为医学理论，因而在医学知识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便向医学理论转化。

我们的研究证明：医学知识的起源是有条件的，医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也是有条件的。

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这与人们认识的直观性是一致的。当医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认识内病的可能，才有内治医学知识的起源。

医学知识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如原始狩猎工具的改进是同步发展的，但因医学知识与人类疾苦息息相关，为人类广泛重视，因此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范围讲：医学知识的起源具有多元性，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医学知识的起源都遵守相同条件，或曰具有相同的规律性。

既往，关于医学知识的起源，数千年来早已为世人重视。古时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具备科学观念，对许多事物不能理解的时候，往往用神圣的力量加以解释，如四大文明古国的先民们对于医学起源的探讨都存在医源于圣，医源于巫的认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又有医源于本能，医源于劳动或曰有了人类的出现，便有了医生的活动等认识。今天当重新认识医学知识起源及相关问题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因为时代不同了，许多考古史料是前人没有看见的；医史界的先行者们为我们留下不少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为我们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资料。

医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将在第二篇中讨论。他是在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临床经验的积累到人们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命名，归类及其发展，转归的时候，医学理论便在这一基础之上悄然起步。

远古医学史：远古医学史是探讨世界各民族医学知识起源中具有共同规律的一些医事行为及其传承概况的科学。当人类由古人进化至新人时期(近四万年以来)，即产生了比较牢固的远事记忆能力之后，人类对自身疾苦的认识中是如何关注自身疾苦，促进医学知识起源的，并由此探讨远古中国医学发展概貌，以求推断世界各民族远古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医学史，医学史研究的对象是近7000年以来相关时期社会、经济、原始科学与医学知识的发展概况及医学理论的起源，形成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探讨未来医学理论提供借鉴的一门学科。

医史学，医史学研究医学发展史中的历史事件。有学者指出：“医史学是关于医史研究的方法学。主要内容有：……”【2】。

第二章 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

世界上不论古往今来的科学知识与学科的产生，除了内在原因之外，还有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而内在原因的发生与发展，又是建立在相关环境条件基础之上，并受其启迪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人类医学知识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人们具备了感受身边发生的事件，要在感受中有所领悟，有所记忆，因此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大脑存在一定关系。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指出人类在数百万年的发展史中大脑的进化情况，他说：“……大约距今一百万年前后，人类的平均脑量达到八百至一千毫升，在二三十万年前后，脑量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的人脑量虽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态还在改变，内部结构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量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联络在发展。”【3】。吴先生阐明了人脑进化的时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人脑进化与医学及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起步的关系呢？

猿人从古猿近化而来。猿人，顾名思义，是带有许多猿类特性的人类，他们虽然能主动打制石器，但所打石器很粗糙；他们虽然在劳动中产生了语言，但语言很简单；他们虽然有了抽象思维与记忆，但由于脑量少，脑神经元少，脑神经元团棱少，脑神经元发育原始，脑神经元之间的联络通道少，因而思维贫乏，远事记忆能力很差，不具备广泛积累知识的能力。尽管晚期猿人，也没有主动进行医疗行为的能力。我们曾经比较具体的讨论过我国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马坝人等古人以前的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的可能性【4】。看来都不能成立。那么医学知识起源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有三。

一、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是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之一

所谓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是指脑量的增加，脑神经元数量的不断增多。如古猿的脑量只400～650毫升，经漫长的进化，猿人的脑量，早期猿人在800毫升左右，晚期猿人在1200毫升左右。25万年前的古人，脑量已达1300毫升左右。有资料反映，“现代人的脑量多在1100～1500毫升之间，男人比女人稍大。”为积累原始医学知识创造了条件。

二、人脑生理功能的进化是医学知识起源的另一个必备条件

所谓脑生理功能，是指大脑内众多神经元团核之间产生广泛网络联接之后对于视、听感知后的远事记忆能力，即知识的贮藏能力、编码能力、知识的提取与再表达能力，由此思维、推理、判断能力不断产生与加强。医学知识的起源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感知与长期记忆下来，并在以后的医疗实践中为主动的医疗行为服务。

脑解剖结构的进化是脑生理机能不断发展的基础；脑生理机能的进化，反作用于脑解剖结构的完善，特别是促进脑神经元之间网络结构的广泛建立。他们在共同完成知识贮藏、编码、提取、再表达方面难解难分。

三、医学知识与其他原始科学知识同步发展

我们已经论证当人类进化到新人阶段，大脑在结构与生理功能方面都与现代人没有多大区别，已经具备了贮藏知识的能力，他们对于生活经验中的狩猎知识，采集生产经验中的果、叶、块根知识都在不断总结经验中丰富起来。比如丁村人距今已有六万余年，他们巳能生产小石球，直到近四万年的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时期．小石球才被制成飞石索。飞石索是用来飞打较大猎物的狩猎工具，是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的伟大创举之一。飞石索的产生，证明了人脑的进化已经成熟。许家窑人时期，人类实践经验不足，他们的知识有限，有待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广泛积累。

为说明新人以来原始医学知识的逐步起源问题，以下我们将近四万年来我国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许家窑人时期、峙峪人时期等人类的生产、生活概况作些简要的追述。

第三章 近四万年来自然环境对中国人医事活动的影响

在科学知识讲求求证的年代，当我们考证远古人类生活史的时候，我们必须依赖于考古史料的发现；当我们考证远古人类的医学史时，同样必须依赖于相关考古史料的发现；又因医学史料难于保存，在浩瀚的考古史料中如何选择考古史料，利用相关考古史料说明远古中国医学史是我们必须细心审议的，也是医学史中的一种尝试。我们应该怎样撰写远古中国医学史呢?换句话说，新人以来至文字未创立的四万年间，中国的自然环境有些什么变化?中国的人类原始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革?中国人是在怎样的自然条件下创造这些变革的?由此看来．当我们尚未步入远古中国医学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近四万年来中国大地上的自然环境作些简介，再就近四万年以来的中国原始社会的社会发展概况作些评议，让我们比较清楚地知道远古中国医学史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王昌会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指出：大约在二兰百万年前．当人类脱身于灵长类进入猿人阶段的时候，地质历史刚好进入寒冷的第四纪大冰期。然而，人类经受了一次冰期寒冷气候的严峻锻炼之后，使人类在体质进化方面获得了进步，接着迎来了一次间冰期的温暖气候。在整个第四纪的二三百万年间，至少发生了3～4次的气候冷暖波动，这是人类保暖密毛退化、汗腺、皮脂腺发达的重要原因。人类就是在与自然环境搏斗中走到了近四万年来的新人时期。但是在距今1．8至1.5万年前，地球进入最寒冷的大理冰期的极盛时期，以山顶洞人为例，他们经受了比现在年平均气温低9～14℃度的寒冷的考验，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中国文化地理》23页)。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地质历史进入全新世，全球性气候转暖，冰川消融，江河横溢，生物界复苏，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进入飞速发展的新阶段。

文化地理学家们根据考古发现指出：进入全新世以来气候的变迁还可分为三期，即早全新世距今约1万年至8000年，为气候偏冷期；中全新世距今8000～3000年为气候温湿期，晚全新世3000年以来为气候偏凉期。但是早全新世的气候偏冷期的年平均气温也比大理冰期的气温高10℃左右，换句话说，大理冰期至15000年前逐步结束，地球的气温逐步转暖，到1．3万年前，我国长江流域的年平均候温大约与现代一致。那时森林密布，植物繁茂，野生稻粟在自然选择中不断进化，人们在采集瓜、果、块根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稻、粟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性，当石板灼烤稻粒被发现与发明以后，灼烤吃稻粒已成为奢求，从而促进了采野生稻、移栽野生稻的行为，促进了种植农业的发展，这一点正是我们能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的距今12500年前的遗址上能够发现野生稻向人工栽培稻过渡的并能发现人工栽培稻形态的植硅体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国的制陶业于1．2万年前已经起步，已于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得到证实。历史再向前发展5000年，即到中全新世的8000年以来，我国气候进入温湿期，此期有利于植物生长同时也有利于人类发展，考古史料证明：近8000年以来，长江、黄河流域古人类遗址、原始村寨真可谓星罗棋布，种植业、驯养业、制陶业、编织业、纺织业、印染、养蚕、造房、制井、都市建设、冶炼铸造、车马文字，绚丽多姿的中华远古文化史被一步一步、一层一层揭开，原始医学文化也必然孕育其中。

第四章  近四万年来社会环境对中国人医事活动的影响

    在探讨医学知识起源、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医学理论起源，或者说在探讨远古中国医学史的时候，有一个首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近数万年来原始社会的发展问题。因为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比如说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建立的时限。母系氏族社会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与人类体质、智力水平、生产能力的提高都有一定关系，反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澄清母系氏族社会建立的时限，有利于我们理解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时限。有资料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正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完成时期”(吕振羽1961)。作者指出：“所有借神话传说所指出的一些特征，与恩格斯、莫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作者将“圣人皆无父”的传说引证为“母系氏族社会”存在的依据，认为：“太昊疱牺氏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而生太昊。”“少昊字青阳，母曰女节，有大

星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少昊。”“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帝颛顼高阳母见摇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官，生颛顼于若水”。……作者从《宋书·符瑞志》、《春秋元命苞》、《初学记》、《山海经》等书中引出十二位先祖“无父”，论证“母系氏族社会”。作者没有分析，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常将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神秘化，认为这些先帝都是星宿下凡，或神物转世，因而他们并非凡人，应该成为治世之主。我们能够利用这样的“史料”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吗?传说刘邦的母亲“吞赤珠而生刘邦”，或者在正史中讲：刘邦“母媪，梦与神遇，……已而有娠遂产高祖”。那是为了抬高刘邦的社会影响而人为造出来的神话，我们能认为刘邦是“无父”的吗?作者引用上述“史料”论证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将我国母系氏族社会认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一则与中国历史不符，二则时限过晚。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第12页指出：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开始。”高等院校的教材也将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发生的时限推断较晚。有资料讲，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早期人类，有广东的马坝人，山西的丁村人，……中期人类有广西的柳江人，……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田昌五1987)。田先生的意见，又将母系氏族社会向前溯过早。我们知道：人类学家将人类的发展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丁村人，长阳人都是六至十万年以前的“古人”。世界人类学家们早已共识，25万年前的马坝人是中国“古人”的代表。在人类发展史上，“古人”的脑量虽已达到1200～1300毫升，但脑神经元的发育还较原始，突触分支不多，脑内神经元团核发育有限，脑内神经网络不健全。因此，马坝人、丁村人、长阳人的远事记忆能力很差，他们应该过着原始人类早期的群居生活，他们的智力水平还没有达到氏族社会的智力水平。马坝人离母系氏族社会大约还有二十万年的距离。

    人类学家将人类发展的新人时期定在四万年以前，这是根据人类体质进化特征为依据定下来的。如人类语言的起源，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说，当古猿进入猿人时期人类语言已经起步了，但是猿人的发音器官——喉管、声门，还需要在发音过程中逐步向灵巧进化，进化为人的分节发音的器官，完成“音节分明的言语”。有学者指出：“音节分明的言语，可以理解为‘新人’时代的氏族语言。”我们读到杨堃教授著《原始社会发展史》，他将原始社会发展史列了一个“综合分期表”，表中将“母荣氏族社会初期”安排在“公元前四万年至一万四千年”。将“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安排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至五千年”，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安排在“公元前五千年至两千年”。杨堃教授关于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中期的意见基本可取。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起源于新人时期，许家窑人发明飞石索、峙峪人发明了弓箭，他们都佩带一定的饰品，有了一定的审美观念，逐步产生了一些尊母的情感。历史经过两万余年的发展，当山顶洞人发明骨针缝制兽皮衣服的时候，当山顶洞人能在成熟女性尸体周围撒—圈赤铁矿粉末的时候，尊母的习俗已是何等的浓郁，母系氏族社会在山顶洞人的生活中展现出来了，女娲补天的故事代表了中国人在口头文化传送中对母系氏族社会的怀念。

    但是杨堃等人的史料中潜藏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将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安排在4000年前，或者明文指出“从夏启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一点与我国历代口头文化传说不符，与考古发掘近万年来我国生产发展史情况不符，这是我们在以下文词中需要澄清的。我们注意到田昌五在《华夏文明》第307页讲过一段话：“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原始人群逐渐演变为氏族部落组织形式，初步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公社制，再逐步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氏族时期，发明了弓箭，改进了石器和木、骨质工具，创兴了农业和饲养家畜，烧制了陶器，有了纺织技术，生活也渐渐稳定下来”。田昌五的这段话对于我

们判断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时限都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对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生时限，我想还是依人类学家们将四万年前的新人阶段定为母系氏族社会的起点为宜。因为新人时期人类的体质、大脑的进化，发音器官的进化，氏族语言的产生都有利于母系氏族社会活动的展开。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比新人以前的女性更加关注妊娠现象，更加关注分娩过程与脐带处理问题，特别是山顶洞人，当大理冰期到来之时，她们已学会了用兽皮缝制衣服，为保护要儿战胜严寒提供了可能。因此，一万年以前女性生殖医学与耍幼儿保健较以前又有了进步。在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延续至13000年前，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其一近百年来我国考古一再发现种植农业的存在，如江西万年仙人

洞和附近的吊桶环遗址均出土12500年前后的人工种植木稻，鉴定出600多个稻属植硅石个体，揭示了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居民已由采集野生稻为主逐步向栽培稻这一生存方式的转化过程。(百项考古第30～33页)湖南玉蟾岩出土1万年以前的水稻壳，同时在堆积土样中发现具有双蜂乳突形态特征的稻属植硅体，表明已具有栽培稻的性质，被命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百项考古第34～35页)。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12000年前的陶器，至于说8000年以来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8000～7000年的人工种植水稻及黄土高原出土的7000年以前的粟等那就是一般出土文物了。我国传说

中的神农，发明末耜，教民耕作，这种原始的口头传授文化应该是有远古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的，他应是中国人对远古时代发明种植农业人物的怀念。将神农氏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种植农业的事实结合起来，便可勾画出近万余年来我国种植农业的起步情况。种植农业的出现，说明远古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正在由攫取型经济转化为生产型经济，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在生产型经济时代，原始人群中的男性正在逐步显示他们的体质能力、思维能力及责任感，包括对妇女、儿童的关爱。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为社会所承认，他们的威望越来越高，预示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回顾传说中的我国远古祖先中的具有一定威望人物，如

三皇五帝或者伏羲、神农、太昊、少昊、共工、祝融、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男性的化身。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传说中的夏启时代，是太古时代中国社会的一大变革期——由男系代替母系社会的一大变革期”的说法，这一意见将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安排在近4000年以来与中国考古史料不符，与口头传承文化不符为其根本原因。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应起于1．3万年至1万年以前，这时的种植农业、驯养业、制陶业都已发展较为成熟了，劳动的重任落在了男士的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胡顺利先生于1977年在《文物》发表《关于大波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都有男女合葬墓，绝大多数都是一次合葬(女性是妾奴的生殉)，人骨排列都是男左女右，随葬品都偏于男性一侧。M1墓，男居葬穴正中，女偏居于正穴右侧，都说明男子居于主要地位。”大汶口文化可看作是5000年以前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缩影。

第五章  近四万年来其他原始科学技术对中国人医事活动的影响

    一、许家窑人的原始生产、生活及原始医事行为追述。

    生活在黄土高原的许家窑人，按照吴汝康先生的意见，他们是北京猿人的后裔，祖祖辈辈以狩猎、采集为生，生活十分艰辛。他们在生产石器方面，继承前人手工工艺，已可生产小石球，其数量达2000余枚，尤其生产出雕刻器，表明了许家窑人有了爱美心态，已可利用雕刻器生产原始的艺术器物了。许家窑人利用小石球发明飞石索，这是旧石器史上的一次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在狩猎过程中认识到加大石球的势能，提高石球的动能，可以在较远距离飞打较大猎物。飞石索的诞生，将新人时期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5】。从社会发展史讲，到许家窑人时期，人类社会已向母系氏族社会过渡，氏族中的领头人物，已初步学得了一些管理社会的某些能力，他们对社会活动、生产活动都有了较高层次的认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无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进步。由于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增加，因各种原因所致外伤的机会增加，在实践中，他们对于外伤及伤后流血、疼痛有了较多的认识，不仅能用手语表示血，而且还能用眉头、眼神配合表示痛。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目睹了无数次受伤、流血的情景后，有些人能将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用“血”这一单词来表示。“……在这些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得不把那些单词联系到一些同样的知觉上去，……他们就把这些单词的意义更加精确地固定下来，”换句话说：时间长了，当多数人都能将“血”这一单词与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联系起来发音的时候，“血”这个特定的单词就被口头文化固定下来【6】。同时还刨造了“痛”的单词。当各种原因导致许家窑人的手指或其他部位受伤时，他们为了减轻疼痛，减少流血，已能主动地将受伤的部位放在口中吸一吸；或者用另一只手将伤口紧紧地握着，其目的在于增加局部压力，减少流血，减轻疼痛，或者主动寻找清清的流水洗涤伤口和血迹，或者摘一片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这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具备了外治疗法性质，已属于外治疗法医事活动了【7】。

    二、峙峪人的原始生产、生活及原始医事活动追述

   生活在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人，较许家窑人有更大进步，贾金刚指出：“峙峪遗址出土了许多刻有记事符号的骨片，知圆点、三角、左右斜线、横竖直线、网纹等，刻技娴熟、刚劲有力。”【8】“峙峪遗址出土……各种尖状器、各种雕刻器、小石刃，石镞。石镞的出现，标志着弓箭和标枪的发明，另有骨制尖状器，反映了文化的发达。还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及多块骨片刻划有痕迹，有可能是人们最早的‘契木为文’的传说的实证”【9】。“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食物，而打猎也就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10】峙峪人时期，经常用飞石索飞打猎物的青年男子，他们对如何提高飞打猎物的技巧就留心得多一搏。当他们发现猴类在竹丛中或在树林中攀援时，往往借助于竹茎或树枝的弹力从这一丛飞跳到那一丛后，便产生了设法利用竹茎或树枝的弹力飞打猎物的想法。不知经过多少次实验与失败，

石箭头、弓与箭、标枪终于在他们手中诞生。峙峪人的原始医疗行为较许家窑人掌握更多，很可能学会了用尖状物，如植物的刺挑破已经化脓的痈，他们除继承了许家窑人的“血”、“痛”等单词以外，还可能创造了破(皮开)、伤单词，对于伤口流出的血，还可能用“流”这个单词来说明伤口中处于动态的血，叫“流血”。原始思维知识告诉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建立在高级抽象思维基础之上的，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在大脑中的反映。我们说人类语言的创作、发展与原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是分不开的。许家窑人在飞石索面前创造了圆石、捆、藤(蔓)、转(旋)、飞、松(放手)等许多单词，峙峪人同样在弓箭、标枪的发明、使用的实践中创作了竹、木、枝、杆、树枝、竹茎的硬软、屈直，制作弓箭中的各种术语，射箭过程中的瞄准、发射等，因为这些内容是峙峪人生活实践中需要交流的内容。

    三、山顶洞人的原始生产、生活及原始医事活动追述

    到了距今1.8生年的山顶洞人他们迎着大理冰期而艰苦地生活着，他们已经掌握了在石器、蚌壳、骨器上钻小孔的技术。如出土装饰品中有白色带孔的小石珠，黄绿色穿孔砾石和穿孔兽牙等，工艺制作相当进步【11】。山顶洞人发明了小型骨针，可以剥制细藤条，利用骨针、细藤条缝制皮衣。兽皮的利用与兽皮衣服的出现，是一件开天劈地的大事件，它证明人类在抗御风寒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原始医疗保健事业中，皮衣的出现，仅次于发明火的贡献，又高于发明火的贡献。大约从山顶洞人起，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对自身和他人疾苦比较关心，他们已能意识到痈病化脓排脓后疼痛减轻及痊愈的关系。比如有人身上长了多个疖痈，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仍需出去采集或狩猎，常在荆棘丛中穿行，常被荆棘或尖石刺破肌肤。如果荆棘或尖石碰巧刺破了一个已经化脓的疖或痈，起到排脓作用，不久这个疖或痈愈合了，痊愈了。而另一个未被刺破的痈，久久不能排脓，久久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直至自行穿破方得罢休。山顶洞人及其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对于疾病比较留心的人(兴趣促进记忆)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无疑比峙峪人强多了，甚至只要他们经历一次，他们就能理解已经化脓的痈及时排脓与愈合的关系，以后当他们再患疖痈，或者看见别人患疖痈及疖痈已化脓的时候，他们便能主动地折一根棘挑破疖痈排脓，促进疖痈痊愈，他们并能将这些经验经口头传授给他人。原始的破痈排脓方法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耳闻、目染传承下来。

    刘后一先生在《山顶洞人的故事》中根据山顶漏人的生活环境和出土赤铁矿粉末提出了用“旱莲草和墨汁草捣碎敷伤口”及“红铁石研成粉末调成红铁石药膏敷伤”的故事12。有学者指出，“旱莲草为菊科植物，具有滋阴补肾，凉血止血作用【13】。”不难理解：山顶洞人时期原始医药知识与卫生保健知识都有新的发展。根据闻一多《伏羲考》、潘雨廷《易学史简介》及江国粱《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中有关资料分析，从“仰则观象于天”到“观象授时”，大约相当于从山顶洞人文化到仰韶文化前后，经历了万余年时间，导致了阴阳观念的萌芽与形成，促进了上古天文、历法、农业、数理等原始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原始

医学事业的发展。

    四、从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存分析中国人的原始医事活动

    江西万年县东部小河山脚下，有一处石灰岩溶洞，俗称仙人洞。吊桶环因岩棚形似一木桶吊环而得名，两地相距约800米。1962、1964年曾对仙人洞进行发掘，1995年再次对仙人洞发掘，并首次对吊桶进行发掘，发掘表明：两处遗址都有丰富的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期遗存，出土大量石、骨、蚌、陶制品和动物骨骼等自然遗物，同时采集到一批用于孢粉、植硅石分析的标本。其中尤以早期的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最为引人注目。

    两遗址之间联系密切，其地层堆积大致分三个时期：仙人洞上层和吊桶环上层均属新石器早期，仙人洞下层和吊桶环中层属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吊桶环下层属旧石器晚期。这里的陶器很可能是在当地制作的。制作方法有二，一是泥片贴塑法，另一是泥条叠筑法。陶的颜色有褐色、红褐色等多种，说明烧制的温度不高，可能不是在陶窑中烧制的。从出土陶片看：仙人洞第3ClB层(下层)，陶片均为条纹陶，应是泥片贴塑法制成，制作较早，其上是3ClA层，出土有条纹陶，也有素面陶，再上是3B2层、3B1层，后者经碳十四测定距今12500年左右，3B2以上只有绳纹陶和极少编织纹陶，它们是泥条叠筑法制成。说明我国陶器产生的年代在12500年以前的若干年。这一时期，大理冰期大约结束2000余年，地球北半部的气温已逐步升高。自然环境的改善，人类大脑的进化，生活经验的积累为种植农

业、驯养业、兽皮制表、制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分析：条纹陶年代最早，素面陶次之，绳纹陶稍晚，编织纹陶更晚。陶器的烧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的大事，它标志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采集了近40个用于植硅石分析的样品，在这些样品中找到了1600多个各种植物的硅酸体，其中有600余个稻属植硅石个体。含一定数量的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揭示了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居民由以采集野生稻为主逐步向栽培稻这一生存方式的转化过程。

    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建立在人类已可生产比较精细的小型磨制石器，并有制陶、种植农业、驯养业，再加上其他采集、狩猎等多元经济基础之上的，原始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强度的提高，为男性旌展才华提供了空间，当男性对社会的贡献逐步显现的时候，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步让位于父系氏族社会。因此，这一时期从社会形式讲，他应与父系氏族社会合拍。

    从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物分析，野生稻栽培都是那一时期先民的食物之一，根据中国远古烹饪史分析：早期的烹饪法应是烧石板灼烤法，即将收回的稻粒散在烧热的石板上灼烤，然后取食，后来当陶器制作有了陶罐、陶釜之后才有石烹法问世，上述原始的烹饪方法为谷物熟食提供了可能，促进了种植农业的发展。谷物熟食使早期人类的保健事业向前跨了一大步。小河山下有一条小河这是仙人洞、吊桶环先民的饮水、洗浴的地方，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满足。

    五、从玉蟾岩遗存分析中国人的原始医事活动。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1993年和1995年发掘，出土文物证明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距今已1万年以上。岩内的原始地貌为西高东低，大石密布。先民最初居住的时候，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话中，又不断的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平整地面，又起到防潮作用。玉蟾岩洞穴遗址约为100平方米，发掘总面积为46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为1．2～1．8米。玉蟾岩出土旧石器不少，其中锄形器富有特征，一般以扁形砾石为原料，在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它应该是绑在弯柄上的复合工具，用于掘土，当与原始农业有关。此地出土十分原始的陶片，复原一件陶釜，内外装饰似绳纹。该器采用泥片贴筑法用手捏成器，显不出非常原始的生产状况，具有最原始陶器的初级形态。

玉蟾岩出土角器、各类动物化石，植物种属可以肯定的有17种，如中华猕桃、野葡萄、梅等，朴树籽最多，洞穴内水稻的出土不可忽视，发现了具有双峰乳突形态特征的稻属植硅体和扇形、哑铃形植硅体，后者定为稻亚科。经研究，出土稻谷外稃，顶端无芒，完全不同于普通野生稻，表明已具有裁培稻性质，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玉蟾岩古栽培稻，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玉蟾岩出土人工种植稻与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稻谷类型基本一致，说明早在12000年前长江流域种植农业已经起步，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发挥，生活水平有了改善。毫无疑问，它所反映的是原始农业的发展必将促进口头传授文化的进步，必将促进原始医事活动的发展。

    六、从河姆渡人遗存分析中国人的原始医事活动。

    1973年挖掘的河姆渡文化，位于浙江余姚境内，第四文化层距今已七千余年，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已出土栏杆式房屋建筑，石斧、石凿、农耕用骨耜，狩猎用骨镞，陶器为火候较高的黑陶，陶纹多见绳纹及刻画动植物花纹，陶器复原达1000件以上。发现大量稻谷遗迹，经研究证实为人工种植水稻中的晚籼稻。农业的发达，无疑他们已掌握了农时季节。驯养业发达，已有家养的猪、狗、牛。河姆渡出土六支木质船桨，证明了水上运输工具船已经发展，还出土了纺织工具如骨匕、骨针、鸟类肢骨管状针、骨梭形器、木刀、木匕、木经轴、木梳形器、木纺轮等，证明了纺织手工业的存在与发达，他们很可能是利用枲麻长纤维纺织布匹，作为制衣原料。河姆渡出土的文物还有许多，不再赘述。林乾良先生撰《河姆渡遗址的医药遗迹初探》，以下依林先生文作一简录。

    河姆渡人的衣食住：河姆渡人的衣着，从众多原始纺织工具分析：他们除继承山顶洞人缝制皮衣外，已能用植物纤维纺织布匹缝制衣服了。饮食方面，可从数量很大的烹饪陶器、盛物陶器如陶釜、陶罐、陶盘、陶豆、陶钵以及盂、鼎、盂等器物中窥见一般，已普遍使用熟食。其食谱广，植物有水稻、橡子、菱、葫芦等，动物方面除驯养之猪、狗、水牛外，还有其他哺乳动物、鸟类、鱼类、贝类等，人类正是在食用动植物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动植物的医疗效果。在植物中樟科植物叶堆积最多，专家认定有不少种类是药用植物。林先生指出：“以上动植物96种，见于本草者有80种”。他们的住：在第2、3、4、层文化遗存中，有

大量木质建筑遗迹，表明为杆栏式房屋．杆栏屋有相当高的空间，可防虫蛇、避潮湿，有利于健康，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与发展。林先生指出；河姆渡出土的“骨锥可有多种类型，其中体圆而锥尖的那种，可以当作刺砭用”【14】。河姆渡人生活于闷热、潮湿的江南，疖痈疾病较多，他们的治痈经验比山顶洞人、裴李岗人丰富多了，他们已经用“刺痈”、“刺破”等语言传授他们的经验，寻找清水洗涤伤口已是他们的常识了。

    河姆渡人由于他们的脑内神经团核的结构与现代人无别，他们的生活经历证明他们的语言已较复杂，“语言形成与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不能脱节，否则高级抽象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信息交流”【15】，而语言与社会实践相关。“如果说以前只能认识分子，后来认识了原子，现在深入到原子核内部，那不是人的聪明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人的实践水平局限了人们的认识”【16】。因此河姆渡人的认识、语言有限，是河姆渡人的社会实践限制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与此同时，他们的原始口头医学文化的传承也是有限的。

    在医学知识与其他原始科学知识同步发展的前题下，我们从新人时期选择了许家窑人、峙峪人等六个历史片段探讨他们的生活，原始科学水平，借以旁证原始医学知识的发展概貌。有关知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疏理。

    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起源发展的艰辛，是人们难于理解的。当第一块打制石器出现以后，人类就在打制石器历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两百余万年，至五十万年前才探索出保存火种的方法，后来才发明了人工造火。四万年前才有飞石索的诞生，又经历两万年弓箭问世，一万年后缝制兽皮衣服的技术出现，八千年后种植业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使用，再过两千年，才有河姆渡原始科学技术的爆炸性综合发展。由此看来：新人以前的原始科学的创新以百万年计，新人以后难度较大的原始科学技术的创新以万年计，七千年以前，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新型技术的问世，可能只以百年计或周期更短了。

    应该看到，不论何时、何地，科学知识是可以相互启迪与相互促进的，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无不与原有科学知识息息相关。如具备了远事记忆能力的许家窑人，当他们坐在火堆旁烤炙兽肉的时候，他们已能理解火的(辐射)热力能够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可以减轻四肢麻木与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便能为了减轻疼痛而主动地将患病肢体靠近火源进行烤炙。这便是《五十二病方》中“令病者背火炙之”的最原始的火炙疗法的滥觞。又如火种的保存已有五十万年历史了，但人工取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人们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两块石头相碰可以进发出火星，早期的猿人、古人，不可能注意这种进发火星落在一些易燃的燃烧过的灰炭上可以引燃起火，这种火离人们有目的地设计出用打火石进发火星的方法使火星落在媒火灰上引燃媒灰火，再经吹燃的人工取火法还有很大一段时差。在人工取火中包括钻木取火，钻木取火受到什么样的原始科学知识的影响呢?考古知识告诉我们：峙峪人在制作石器中，已发明了钻孔技术，他们是在石墨磨制器上钻孔的。山顶洞人的钻孔技术更高一层，已可在小骨针上钻小孔了。特别是旋转钻孔技术的快速旋转，必然出现摩擦生热，因而孕育了钻木取火的诞生。钻木取火的发明，受原始旋转钻孔技术的影响与启迪是无可非议的。再者，石器中的各类尖状器、石镞、石刀，都可能成为新人以来人们纹身的工具；马王堆医书中的刺、刺，以及人们常说的砭石及其用途，与原始石质尖状器不无渊源关系。因此，从许家窑人起，人类具备了积累原始医学知识的条件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原始医学知识

在积累过程中的反复性是不可低估的，他接受原始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将医学知识的起源上溯至数百万年以前，“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之说，没有考虑到新人以前，人类大脑发育、进化的有限性；没有考虑到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记忆，原始医学知识的记忆都是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到具有医疗意义的行为必须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因此，“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失去了理论依据。医学知识起源于四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以后才有其他医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与发展。这就是世界各民族医学起源与发展史上的共同规律。

    七、距今九千至五千年中国人的原始生活概貌。

    那么，近万年以来，人们在考虑什么?比如说距今9000～7800年前(百项考古第42页)的河南新郑裴李岗人在考虑什么?在裴李岗遗址可以看出居住与墓地是分开的，居住在东，墓地在西。发现横穴陶窑数座，窑穴布局较为原始。从叠压在仰韶文化以下的泥质红陶壶，三足红陶钵等分析：陶器是用泥条一圈一圈地盘筑，圈好成器后再稍加工，内外抹平，表面拍打印压而成。印纹有绳纹或篦点纹，显示裴李岗陶器特色，其工艺较仰韶文化原始，又较玉蟾岩陶器进步。在裴李岗出土石器中，磨制工艺较突出，石矛石镞都是狩猎工具，精细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镰是农业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则是粮食加工、脱壳工具，精美的绿松石饰，则叙述着裴李岗人的审美观念与加工工艺水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裴李岗人对自己疾病的关注程度，只是临证经验还有待进一步积累。

    在考古史料中，我们注意到7~8千年前的内蒙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兴隆洼聚落模式”较半坡遗址的聚落模式有着自己的特征；注意到面积达140余平方米的高大的房屋建筑及其可能揭示的社会功能；注意到118号墓葬丰富，其特点是在墓主人右侧随葬有两头完整野猪，一雌一雄，它可能反映的是图腾习俗，或许就是回民先祖的遗存。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品类之多，加工之细，同样说明了7～8千年前文化的进步。

    还记得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它经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距今约7800~5000年，各文化层出土的文物含陶器等叙述着他们辉煌的历史，其中一件器皿为人头形的彩陶，造型细微生动，双眼、鼻孔镂空，独具特色；这里有大型殿堂式建筑，主室达131平方米，主室前面还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总面积达420平方米，它应是父系氏族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411号房址具有代表性，为平地建筑，约28平方米，比较突出的是：居住面铺设白灰，中部有一幅用黑色颜料绘制的地画，画中男子身躯宽阔，姿态端庄．女子细腰，胸部突起，处于从属地位，它所反映的应与男权有关，或者表明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家庭。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层，第一层是伸韶文化的代表之一，经C14测定距今约6600~6400年。该聚落分居住区窖场和墓地，有壕沟环绕。居

住区的中心是中央广场，由西北自东南的道路两条，均用料疆石铺垫而成。中心广场两部有两处看守牲畜的夜宿场，场内可容几百头牲畜，说明人工驯养规模之大。该遗址是由五个建筑群所组成的居住区，说明姜寨遗址是由五个支族组成的一个大族。各建筑群的房屋附近都分布有窖穴和垃圾坑，他们在环境卫生方面已有考虑。姜寨遗址的农作物是粟、黍，还发现两件黄铜制品，为探讨冶炼技术提供了资料。姜寨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礼会组织结构、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垃圾坑的出现，也为我们推导当时的医药卫生情况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以后的遗址数量之多，它们的遗存都说明了当时文化的进步，恕不一一列举。凡与医学发展有关的事例将在下文中适当嵌入。

第六章  外治医学知识先起及水在外治医学知识中的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分析：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在治疗医学中，首先又是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17】”。这一分析是建立在人类原始思维的特征即直观思维基础

之上的。薛愚先生指出：人类医疗活动的开始，是与原始生活相关联的，因此可知，原始社会的疾病“外伤是主要的，医学上的外伤、外科，可能是首先产生的”【18】。薛愚先生也认为外伤最先被人类认识。

    在人类的原始思维活动中，当远事记忆能力建立以后，积累起来的原始知识是有限的，直至许家窑人，仅在小石球与飞石索飞打猎物方面及雕刻技术方面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峙峪人虽将原始狩猎经验积累更多，发明了弓箭，但是原始生产技术中的钻孔技术刚刚起步，尚未涉足于种植农业的尝试。因为他们掌握的原始科学知识有限，在脑海里没有更多的素材供给推理判断，所以许家窑人时期，峙峪人时期的人们直观思维是主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起源于新人时期的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为先”的重要原因。原始社会的人们遭受外伤的原因是很多的，如采集时在荆棘丛中穿梭，难免被荆棘刺伤；追逐野兽的过

程中难免与野兽搏斗致伤或跌碰致伤；或在分享猎物时难免纠葛、斗殴致伤。当致伤时肌肤破裂，或轻或重的疼痛、流血、感染，这是视之可见的明伤，恰是直观思维的基础。新人们对它的感知：“前一会儿我好好的，这一会儿就因某某原因我皮开肉绽，流血不止，疼痛难忍。”便得出结论：“我受伤了。”这是医学起源的第一步。第二步，当人类认识到自己受伤了之后，他们在采取对策方面还有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其治疗手段将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丰富。

    我们探讨过水在外治疗法起源中的地位。水是动物和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远古人类，多择居于依山傍水之地，人们每天都与水打交道，首先渴了要喝水，这是一种本能行为，后来才进化为人类的主要需求。远古人类在狩猎或采集活动中，难免掉入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惧，然而总有生还者。当人类大脑进化到可以分析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淡水与咸水等特性的时候，人类对水的认识便, 取得了主动。后来特别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掉人浅水中，水会给人以十分舒适的感觉，久而久之，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水并不可怕，进而不仅产生了渔猎，而且当天气炎热时，人们便主动寻找浅水，跳入水中以求避暑。后来有些患有各种外伤感染的人，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也跳入水中避暑，当他们在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便用手去摸、去

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这些举动，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都是有好处的。然而人类对它的理解，虽许家窑人已可感知，峙峪人至山顶洞人才可能有更多感悟，裴李岗人时期，由于大脑内部神经元之间网络的广泛建立及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已可认识到进人水中浸泡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好处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有经验的人见了，便会教他主动寻找溪流、河水，蹲在水旁用清清的溪流进行洗涤，其目的在于清洗伤口，促进伤口早日愈合。这种有目的的医疗行为才是人类早期的医疗活动之一，属于物理疗法中的自然水浴疗法的开端．属于早期的外治疗法。

第七章  在医学知识起源的问题上必须说明几点

    医学知识的起源，是医学领域中一个比较原始的概念，它与原始医疗行为不可分割。早期人类因各种原因导致外伤时有发生，如肌肤破裂、流血感染、红肿热痛这些比较容易为人们感知的病态现象，成为早期人类议论与口头传授的内容。如峙峪人经口头传承的原始生产文化的内容丰富起来，经口头传承的原始医学文化的内容也丰富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活动范围扩大，劳动强度增加，因而受伤的机会增多，与此同时，他们对疾苦的感知内容及对外伤的主动治疗方法也增加。山顶洞人以后的人类，还可能有选择地摘一片艾叶，或者紫苏叶，或者薄荷叶揉一揉，贴敷在各类伤口上。人类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希望伤口早日愈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都是在一定的原始医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思想，便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医学思想。摘薄荷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不仅可止血，而且有一种清凉感觉，具有止痛、收敛、消炎的多重作用。山顶洞人至裴李岗人，他们完全具备了传授上述知识的能力，至裴李岗人时期，我国外治疗法的内容，已有植物叶贴敷、水洗、火炙、用刺挑痈排脓了。他们口头医学文化的传授内容更加丰富。建立在原始医疗行为与直观思维基础之上所获得的原始医学知识在口头传授过程中，各人又将各人的经验加了进去，使口头医学文化日趋丰富，成为口头医学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是一对难以分解的孪生兄弟。简言之，当人类能够对感知与积累的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提出一些最为一般的看法的时候，原始医学思想逐步明朗化，原始医学知识才会逐渐丰富，随后原始医学理论才可能逐步产生，它们在时限上跨越了数万年。

    然而中国医学是产生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的医学。对于医学知识与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问题，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至今未展开充分讨论，更未求得学术界的共识。既往对于中国医学的起源，真可谓众说纷纭，且多偏离原始医学发展实情。仅此，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用辨证唯物主义分析，医学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当人们感到有必要对致病因素、病理机制、或者疾病分类，治疗方法之原理进行探讨的时候，感性认识的事物才会在人们头脑中主动进行加工得出新的知识。当人们对许多医疗现象不能理解的时候，于是，世界各民族都有了“医源于圣”(医源于神)、“医源于巫”诸说的产生，甚至影响到当今医史界。由此看来，用一定的笔墨澄清世界各民族具有共性的医学起源诸说是必要的。

    一、医源于圣、神的反思

    产生于以中原为基础的中国医学是怎样萌发与起源的呢？两千余年前，我国先民已有不少推究，只不过这些推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原始而质朴，多留下神话色彩，深深刻下了时代的烙印。如“……民食果瓜螺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19】“神农……尝百草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20】，“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21】。上述故事中人物与情节质朴无华，来源于人类的原始生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含神化色彩。今本《素问》开卷就讲：“昔在黄帝，……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亦强调“医源于圣”，认为神仙、天师更明医理。《史记》中的“长桑君取其《禁方书》给扁鹊，俞跗能“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都是秦汉以远的先民们对远古医事活动的推究与追记，刻下了无限的神秘，没有反映我国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过程。

上述传统文化中的医源于圣、医源于神，其中燧人氏、伏羲、神农较为质朴，神秘较少。他们应该是代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较有作为的代表人物．如果断代，他们应是全新世以来的中国医事活动的先驱代表。他们的贡献为人们怀念，经口头文化流传下来。医源于神，则是在人们对某些医疗奇迹感到无法理解的时候，在人们已经产生了先祖崇拜、神灵思想以及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可以代表民意，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上述天师、长桑君、扁鹊就是医源于神的代表人物，他们实质上是作者笔端的灵魂再现。我们说医源于圣、神，是科学不发达的远古，当人们对许多医疗现象不能理解的时候产生的。世界各民族医学发展史中都存在医源于神、圣的传说：古埃及医生中的伊姆荷泰潽(Imhotep)被认为是可以治百病的神医，甚至说他能守护人死亡后的灵魂。约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早期的罗马人认为：众神是最高的主宰，而自然则为众神意志的表现，疾病被看成是神的一种惩罚。传说中的马尔斯(Mars)和詹纳斯(Jamus)很早就被罗马人奉为健康之神。人有病必求助于神。在与医疗有关的众神中，以女神最多。古希腊的神医阿斯克拉庇翁名扬天下，公元前273年罗马大疫，曾派人专门到希腊求助阿斯克位庇翁。近二十年来现代科学进步很快，但我国出现一股逆流，在人体科学的幌子下鼓吹伪气功理论，说扁鹊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医，甚至说“某些特异感受功能发现了经络体系”。操此观念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陷入超自然的泥塘了。

    二、医源于巫及巫医关系的反思

    巫是人类发展到已经具备了比较丰富的思维能力以后，当许多自然现象不能得到解释的时候，当梦境中先祖“显圣”，鬼怪作祟及图腾观念树立起来的时候，当人们主动寻找降魔术，又因心理作用而能见效的时候，巫的形象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将巫的产生断代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奴隶社会。这一论断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一致。其实中国甲骨卜辞中的巫卜史料极丰，春秋齐候召桑田巫，晋候求神巫视疾，皆载于正史，说明我国商周巫卜兴盛，与上述结论大体相当。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奴役民众的需要，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能沟通天地人神关系的少数特殊人物便是巫觋，巫和觋便可由“明神降身”后上天入地，从

而沟通人神关系，干着“宣神旨”、“达民意”的勾当。商时在朝廷的巫觋地位很高，他们观天文、测吉凶、参朝政，还可能参予研究甲骨文字，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巫咸曾为黄帝与炎帝争斗于涿鹿之野时卜筮战机。有学者对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的鱼形人头花纹进行研究后与《山海经》之巫师常“珥两青蛇”相比，又依郭璞注云：古巫师以蛇贯耳，结论说：“半坡的人面‘以鱼贯耳’好象是巫师的一种形象”。此证我国的巫师出现与黄帝的时限基本一致。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医学与巫术常常混在一起，如《太平御览》卷721引《世本》说：“巫成，尧臣也，以鸿术为尧之医”。成为近人论证医源于巫的理由之一。金景芳认为：“《周礼·夏官》：马医称‘巫马’，应看作是“医出于巫的一证”。《山海经》中许多巫的记载，都被用来论证“医源于巫”。袁珂在《山海经校注》

中也讲巫创造了医。可喜的是，数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医学巫源说提出非议，指出：“医源于巫的观念是舶来品”。“无庸置疑，医学起源于巫术都是舶来品”。邱仁宗先生1981年指出：“关于医学巫源说，起源于19～20世纪，当时随着资本主义之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攫取了大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美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纷纷去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占国去发掘，……去考察，(医学)巫源说就是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2邱氏指出：“但是他们不了解医学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不去考察医学起源这一复杂的、曲折的全部历史过程，而是把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片段当作历史过程的全部，因而使他们在医学起源问题上得到了错误的结论”。邱教授的文章采撷了国内外许多宝贵史料，论说有据，有力地反驳了医学巫源说。

    三、关于巫统治了医的反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有学者撰《论巫对医的控制》【23】，结论说：“巫对医的控制，是巫的职能对医药活动权力的攫取”。肯定了巫控制着医。分析该文，作者的史料来源于商周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巫术盛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巫医关系呢?首先应该承认；医学知识的起源，早在人类进人新人阶段后不久就起步了，已有数万年的历史。而巫的萌芽与起源，在人类产生了图腾思想之后，巫之起源较医之起源晚2～3万年。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底部的经脉已经关注，医学理论已在萌芽状态；殷商的巫应该说发展到了极点，凡宫廷事务，不分巨细，都要先占吉凶。我们承认商之巫术，特别是朝廷的巫术

行为严重影响了宫廷医学的发展，但巫并未统治医。据统计：现有大量殷虚卜辞中，涉及病名者323片，415辞，疾病名称34种，大部按人体解剖部位区分命名【24】。商王武丁(公元前1324～l266年)曾患牙疾，卜辞云：“武丁病齿，祭于父已，以求赐愈”。仅向先祖祈祷，未载其他治疗方法，好似巫统治了医。但是，我们分析：虽在卜辞里记载许多疾病名称，少见药物与治疗青法。假如仅依宫廷卜辞分析殷商医学概貌，殷人用药治病就成了空白。《尚书·商书·说命上》分明记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不好解释了。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挖掘出桃仁、杏仁、郁李仁及其他植物种子30余枚，有学者研究后指出：“……也可能是药食同源论的根据”。上述史料证明商时有用药物治病，特别是“药弗瞑眩”成为药物疗效的理论依据是不可否定的。从历史学讲：周由商发展而来，周之医药与医政制度都较完备，如果周不吸取商时医药事业之长，从知识传承分析是不可想象的。周史及周之传统文化证明：说商时不用药物治病也是不可信的。

    四、医源于本能说的反思

    医源于本能说者认为：“生物之有生存本能而有医学。”学者们从这一前题出发，采用各类动物的一些本能行为，如热天，动物入水中沐浴，冷时知向阳取暖，受伤知用舌舐疮面，被刺刺入皮内，知用前爪拔除异物等，甚至观察到埃及鹤发生大便干结时，能用长嘴呷水插入自己的肛门将水吐入肛内，帮助排便，以及黑猩猩的许多自救本能借以论证人类的医事活动起源于本能。然而上述动物表现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能代表人类医事活动的起源。因为各类动物的本能行为不可能在自己的记忆中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各类动物不可能将它们的本能行为进行积累与总结提高；所有本能行为不可能上升为理性认识与主动行为。比如猴能用前爪拔掉刺入皮中的刺。但猴不能制造一把“镊子”，并用“镊子”拔掉刺入皮中的刺。因此，猴的自救本能不能当作医学起源的依据。可以断言；各类动物的自救本能，是没有“求治愈欲”作支配的，是没有医学思想萌芽作基础的。

    人类发生、发展与进化知识告诉我们：当人类从古猿走来，经过猿人、古人的漫长发展阶段，由于大脑发育水平的限制，人类确实与其他动物一样走过了一段本能自救里程，那时的人类不知道自己健康与病态的区别，没有远事记忆能力，不能积累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物，无法在自己有病的状态下主动寻找治疗方法。那一时期人类对于疾病的反映只能是一些零星的本能自救。但是当人类从古人进化为新人的时候，由于大脑内部神经元团核的增加，神经元之间网络的广泛联接，远事记忆、知识积累、直观思维的智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再一次显出了与动物不同的许多特征，原先只会打制比较粗糙石器的双手，现在可以打制比较细小的石器了，人类的手足更灵巧。我们分析：人类所创造的原始综合科学知识，不仅是建立在人脑容量增大基础之上的，还应与脑神经元数量的不断增加，脑神经元团核数量增多，脑表面沟回的增多、加深，脯表面积扩大，脑内部结构的日趋完备有关。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分析，大脑各部位脑神经元之间的广泛联系的接通，为知识的贮藏、长期记忆能力的产生及内审思维提供了物质基础。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可以对已经经历过的事物过程作为经验记忆下来，积累下来了。经验的积累成为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基础，成为创造原始科学知识包括创造原始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考古证明：四万年前的许家窑人继承了远祖打制石质球状器的经验，发明了小型石球与狩猎工具飞石索，两万八千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发明了钻孔技术与小型骨针。尤其山顶洞人前后的人类从经验中知道自己健康与疾病的区别了，知道自己生病的痛苦，有了求健康的欲望，或者说是求健康的欲望促使山顶洞人寻求对痈病的治疗方法。当痈肿化脓时，能够采摘一枚植物刺将痈挑破排脓了。他们可以在求健康欲望的驱使下，从自己病态时或他人病态时好转过程中与某些事物相关的经验中总结出医事活动的经验了。我并不讲：自山顶洞人起，人类已经知道了许多医疗知识。我只是说：山顶洞人已经具备了积累某些医疗经验的能力。具备了总结某些医疗知识的能力。正因为山顶洞人医疗经验不足，限制了山顶洞人对于疾病与医疗知识的认识水平。因此，山顶洞人的医疗知识是有限的。

    应该指出：当人类发展至知道自己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区别时，当能够主动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人类的这些医疗活动与“本能”是绝无关系的了。正如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医学知识的产生必然服从于这一自然辨证法。

关于“医源于动物本能说”，李经纬、李志东先生早在1990年的《中国医学史略》及陈道谨先生在1991年的《中国医学史》中都作了回答，陈先生指出：“本能论无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混淆动物的本能救护与人类医学之间的严格界限。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因而同样是错误的。

第八章  我国卫生保健知识的起源问题

  卫生保健属预防医学范畴，这一概念是近代提出来的。从人类发展史分析：早期人类只知谋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采集，以求饱腹，没有保健的想法。人类发展到种植农业、驯养业时代，劳动中产生了剩余价值，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一部分人享受他人的劳动果实，在不劳而获的人群中，才产生了所谓的养生家。如我国龙山文化以后，出现了如传说中的彭祖、赤松子、王子乔诸多带有仙气的养生人物，少数人占有了卫生保健知识，他们寻求“恬淡虚无，在生活上主张辟谷食气，探讨吐纳功夫，含有较浓的神话色彩。”

    我们探讨的卫生保健知识，是从先民生活实践中发生了的一些事件追索他的卫生保健意义。

  一、火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北京西郊周口店，有一座“盛产龙骨”(中药)的“龙骨山”，这里右侧是周口河，东南是千里沃野，为面积广阔的沼泽地带远古时期，这里植被丰茂，生活着猕猴、斑鹿及虎豹等肉

食动物，还生存着羚羊、驼鸟、河狸、水獭，可谓物产丰富。至1918年以来先后多次到周口店组织发掘，解放以后发掘出“北京人遗骨男女个体40多个”．这里是远古人类长期居住的地方，古人类学家称北京猿人大约生活于50万年前后，北京猿人长期居住在山洞里，洞穴内遗弃堆积物厚达40米，考古学家划分为13层，遗址中有几处较大的燃烧灰烬和烧土，厚达6米，说明北京猿人有保存火种与连续用火的经验。回顾人类对火的认识，与一次又一次雷电引发的山火，或者森林之火有关，最初当森林之火大发时，人们惊恐地逃窜，后来认识到在大火之时，只要站在火的上风，火并不可怕；当大火自然熄灭以后，他们小心地接近余烬，感到火的温暖，拾起尚未烧尽的兽肉尝之，感到与未烧过的兽肉大不一样，不仅易于咀嚼，而且味美可口，当他们能够认定用火烧过的肉比生肉好吃时，才有可能产生主动地烤炙兽肉食之的愿望，同时感到将火种引入山洞的必要。最初引进的火种烧了不久，熄灭了，不知怎样保持火种，后来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保存火种的方法，这就是北京人的燃烧灰烬能堆六米之厚的原因。可以断言，北京人开创了熟食的先河。熟食在人体消化系统缩短了消化过程，减少了胃肠的负担。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熟食，首先改造了消化系统，促进了肝、胆、胰等器官的发育与分泌；其次，现存的蛋白质与动物脂肪的摄入，促进了大脑及全身的发育，增强了体质，这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指出的：“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的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须的最重要的材料。”“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身体的营养和发育所必须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近两万年来，由于旋转钻孔技术的发明，人类发明了“钻燧取火”，从此在火的面前取得了自由，扩大了用火范围，增加了用火频率，尤其是发明了在烧石片上烙烤五谷的方法之后，刺激了种植农业的发展，当石烹法、篝火砂锅烹饪发明以后，至此各类植物，如野稻、野麦、野粟、野豆均可食用，大大提高了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火在人类进化史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卫生保健事业中亦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水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在第六章中我们介绍了水在早期人类生活中及外治疗法起源中的重要性。那一时期，水对于人类生存是重要的，但不可能用卫生保健的高度来认识。中全新世以来，或者说在我国七千年以来，先民对饮水卫生十分关注。传统文化记载：“黄帝见百物，始穿井【25】”；相传炎帝在湖北随州烈山镇定居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造“三眼井”；古时还认为舜的大臣伯益造井。【26】“当春三月，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27】。此外甲骨文中“妇井黍不其萑(后下四0·一五)”，《周易·井卦》之“井泥不食”等等，都深刻反映了商周民风。考古史料亦证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在水井底部发掘出汲水陶器，井上曾设有井架和简单的

井亭【28】。可见在水乡居住的先民对饮水卫生十分关注。此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井，不再赘述。

    原始社会，在生产没有剩余的时候，产品的分配，除了对老、弱、病、孩有些照顾外，人人都是平等的。峙峪文化以后，狩猎收获较多，部落中的酋长等人其权力逐渐扩大，到母系社会解体，父系氏族的建立，即万年仙人洞至仰韶文化前后，特别是商以后，统治者们的权力更大，原先具有一般意义的物质，现在被少数人占据，变成了他们的享受品，水的卫生保健意义在少数人的生活中显露出来。然而广大民众仍然居住在山野，饮用着小河、溪流的流水。

    三、衣着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远古人类，当远事记忆能力还未建立的时候，虽能感到睡在草堆中的温暖，但这一过程似乎带有本能色彩。只有当他们能够理解将树叶、或者较柔软的树皮串联起来，披挂在身上御寒的时候，或者主动将丢弃的兽皮拾起来捆扎在身卜御寒的时候，这一行为才具有了自我保健的意义。这是人类衣着萌芽时期，大约发生在许家窑人以来。两万年后，山顶洞人发明了小型骨针，这枚骨针长82毫米，最粗处直径3．3毫米，针身圆润，针尖尖锐，针眼窄小，在制作中使用了切割、刮削、磨制等技术，人们已可缝制兽皮衣服了。从此，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迈开了新的一步。中全新世以来，我国先民逐渐认识到枲麻纤维是可以利用的，河姆渡出土的许多原始纺织工具如骨匕、鸟类肢骨管状针、骨梭形器，木纺织等都证明了河姆渡人纺织手工业的存在与成熟程度。也许他们就是用枲麻纤维作原料进行纺织，制作成衣服了。这一时期，各地出土了不少陶制纺轮。原始纺织业的出现，纺织技术的不断改进，为最大限度地普及纺织品，提高人类适应与战胜自然环境及御寒能力做出了贡献。在纺织品中，我国夏代以前已由采集野蚕茧抽丝织绢，发展为人工养蚕抽丝织绢。1957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丝片、绢带，经C14测定为距今5000年前的产品【29】。这一发现，与传说中的东夷部族首领少昊金天氏的母亲嫘祖(即皇娥)发明养蚕蚕取丝的故事遥相呼应应。

    上述史料证明：山顶洞人中的老、弱、病、孩早在一万八千年爱前就上兽皮衣服，七千年前的许多先民上了枲麻纤维制作的衣服，说明中国人的文明起步较早。

    四、房屋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远古人类寻找能避风寒之地歇脚都难，一般择山洞而居，与兽类为邻，生命随时都受到威胁。当人类发展到能够理解预防猛兽侵袭的重要性时，便主动的“构木为巢”，已为人类学家们公认，这一实践也是新人以来发生的。新人以前，人们不知“构木为巢”，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柄身树上”逃生，那是被虎狼等猛兽追逼的结果。《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礼记·运礼》中都追记远古“曾巢”、“构木为巢”事件．这种追记，肯定是有依据的，是依近四万年以来口头传授文化追记的。《周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之以宫室”是比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第五章已讲：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有大型房址，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称大型宫殿式建筑”(百项考古51页)，大约7800～5000年了。考古证明早于夏3000年的河姆渡的栏杆屋群，也属比较高级的建筑，

因为栏杆屋的“转角柱上的铆”已采用阴阳结合缝结构，是古房屋建筑中十分先进的技术。我们分析杆栏屋应是在原始房屋结构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我们无法想象在江南较杆栏屋更早的原始房屋构成，也许一万年前的江南先祖们已经住进了简易窝棚之类的房屋了。

    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与河姆渡遗址产生于同一时代。半坡遗址，气候干燥，地下水位很低，其地理条件的恶劣，不在潮湿虫蛇，而在于寒冷与风沙。其房屋的特点为半地穴式，半坡一个生活圈内房屋群之多，已可容500~600人，是一个大的“农庄”了。从遗址复原可知，部落聚集点周围挖有深而宽的壕沟，可防野兽侵袭，沟外有氏族墓地，沟内除房屋外有窖穴、窑场；从半坡遗存分析，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发现粟等粮食，有驯养的家畜。有学者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指出：半坡遗址，是一个典型的母亲氏族社会部落(根据大地湾遗存分析，半坡遗址，应属父系氏族社会)。有学者又从远古建筑中的房屋地基、窖穴、窑场、墓地分析，认为8000年来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邯郸磁山诸遗址都具备了“已经是典型农村”的条件了。“但中国农村文明的起点还要靠更早的遗址才能说明。”【30】

由上述史料推断：进入全新世时期，我国农村文明已经萌芽，至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我国农村文明经过四千年的发展已经成熟了，人们已经过上原始社会最为良好的安居生活，加之中全新世时期．即距今8000~3000之间，为气候较暖期，有利于人类的劳作，促进了体质与大脑智能的不断发展。

第九章  药物知识的起源史

    药物知识的起源也是有条件的，不论植物药知识、动物药知识、矿物药知识的产生都不是随意认识的，以下予以分述。

    一、植物药知识的起源史

    在世界医学史上一般认为：人类积累植物药知识是与人类的采集生产活动分不开的。有资料说：“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31】，“最初”二字就值得商榷。我们不能认为数百万年前，或者二十万年的猿人、古人在采集植物叶充饥时就已经发现了植物药。那时人们的智力水平还不能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比如说，生活在与丁村人同时代的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当他们吃了一些槟榔子，不几天打下了肠中的蛔虫，但他们并不能理解槟榔与蛔虫的关系，因此不可能将槟榔子作为驱虫药的知识进行口头传授并积累下来。许家窑人、峙峪人不同了，由于生产的发展，生产经验的积累，他们对经验过的事物有了较多的注意，比如他们吃了大黄引起腹泻，对这样的事实已能记忆。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峙峪人都知道吃了大黄可以引起腹泻；更不是说，从许家窑人、峙峪人起．人们就将大黄当作泻下药使用了。我们只能说：峙峪人时期的人类只知道某些植物是不能吃的，吃了是会呕吐、腹泄或昏睡的，所以可以说：许家窑人、峙峪人时期才是我国植物药知识的滥觞时期。山顶洞人的先民已有智力注意到某些植物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中间对医药知识比较留心的人，当他们正在患喘息，恰巧挖到一些贝母，拿回住处，吃下一些后，不久喘息减轻，当连续吃几天后，喘息明显减轻，对医学知识比较留心的人已能感知贝母可以治喘息，但这种感知是不牢固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们必须理解自己健康与病态的区别，比如暴食后的胸口胀与病态中的胸口痛(胃痛)，追捕中、逃跑时喘气与病态中的喘息是有区

别的，假如人们不能将上述现象区分，义怎能将贝母与喘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呢?所以在我同真正能够比较多的将某一植物与某一疾病联系起来分析，大约在12000年前的万年仙人洞时期，裴李岗时期和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因为此时母系氏族逐步解体，父系氏族逐步建立，各类生产大力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接触更广，他们已能理解贝母与喘息，延胡索与胸口痛、大黄与腹泻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些认识能以口头医学文化的形式向其他人传播，这就是对我国植物药知识从许家窑人的滥觞阶段到仰韶文化时期数万年发展历程的概述。随后口头医学文化进步发展，植物药知识积累更多，河姆渡的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叶的药用价值、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杏仁、郁李仁等证明早在3000年前我国的植物药及植物药知识的内容逐渐丰富。

    二、动物药知识的起源史

    动物药知识的起源，也不能认为原始人最初在捕捉蜣螂、蛴螬充饥时发现了动物药。动物药知识的起源与植物药知识的起源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必须在人们能够理解自己健康与疾病的区别之后。当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某一疾病中，并主动寻找某一动物内脏、膏脂涂在痛处，或者将某一昆虫、或某一动物肉吃下去，以求缓解疾苦的时候，这种动物才具有药用价值。在动物药中膏脂类作为外用药是先于内用动物药的，这也是外治疗法先于内治疗法所决定了的。如许家窑人在冬天分剖猎物时，猎物体内的脂肪对于手上皲裂的伤痕起到了润滑与保护作用，能缓解皲裂伤口的疼痛。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载药299种，其中动物药100种(含膏脂类24种)，占33．3％，说明秦汉时期我国动物药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参本书《殷商至两议膏脂类药学史》)，《庄子·逍遥游》的“不龟手之药”；《本草经》中的蜣螂等，都展示了动物药的广泛前景。人类在使用各类动物组织治病过程中，在认识上逐步深化，促进了我国治疗医学的发展。

    三、矿物药知识的起源史

    矿物药知识的起源，大约与动物药知识的起源处于同一时代或更晚，有它自己的起源规律。传统观念认为：《尚书·禹贡》：“云土梦作，……砺砥驽丹”。这是我国关于丹砂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认为矿物药起源于丹砂的运用。丹砂含硫化汞(HgS)，在《五十二病方》中仅作外用药，《神农本草经》将丹砂收入“上品”，认为丹砂“养精神，安魂魄”。《本草经》的记述，与炼丹术的兴起可能是一致的。当我们分析矿物药的起源时应该首先考虑盐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早期人类是不知道主动找盐作为食用的。虽然他们在觅食中遇到咸的东西根感兴趣。在人们还不知道主动找盐食用的时候，人体对钠的需要，靠肾加强回吸收保持体内钠的含量。生活在山西、陕西、甘肃广大地域的人们，能从许许多多的盐池中得到咸水和盐粒，当他们能够理解吃了一些盐后会使人精力充沛时，便主动抬一些盐带回去，在烤炙兽肉时适当撒上一些盐，便感到烤炙的兽肉更加可口，于是盐也就成了食物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了。与此同时，盐也就有了药用价值。现代医学认为盐中的钠，是细胞膜上内外交换的重要物质，是血液的重要成份，冈此，盐是药食同源的最好例证。古时盐常作清洗伤口的药物，当今盐仍作输液原料之一，为人体电解质平衡的重要物质。

钙在人体也是不可缺少的物质。近万年来，当种植农业不断发展的时候，植物种子成为人们的食物之一。最初是烧石板烙烤法，后来发明了石烹法。如裴李岗文化前后，人们已经发明了用烧石在枯木上烙烧容器的方法，河姆渡人便用此法烙烧独木舟了。仰韶文化时期，已可烧制较大容量的陶器，为石烹法的普及创造了条件。长沙出土的医帛《五十二病方·朐痒》保存了一则完好的石烹法用于治病。朐痒第二治方讲：“取石大如拳二七，熟燔之，善伐米大半升，水八米，取（燔）石置中，伐米熟，即缀(饮)之面已。”这段原文是说：当肛门有病，发痒难忍时，可取舂好的米半升，加水八倍，放入容器内，再取拳头大的石块十四块，放在燃烧的火上，将烧红的石块分成几组，先取一组投入容器内，当石块的热放完后将它取出，再放入一组烧石，……当稀饭煮好后，慢慢饮之，舡门就不痒丁。稍加领悟，这则方剂很有意思。近代治皮肤痒症，如湿疹、过敏性皮炎都用钙剂，目的在于增加血液中的钙质。药理知识告诉我们，钙能降低毛细血管壁的通透牲，达到消肿，钙在人体内可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兴奋性，加强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从而达到镇静、止痒的目的。《五十二病方》中的石烹法粥中钙质一定不少，所以恶性的朐痒可止，这个原始矿物药方剂十分可贵，它为我们揭示了秦汉时期矿物药的使用情况。在此以前应该还有许多难以考证的口头传授的矿物药治病史料。

第十章  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普及”

    根据许家窑人的智力推考，许家窑人中对于人类疾苦感兴趣的人，他们在外伤已创造了“血”、“痛”这样的单词，当他们受伤时，能摆脱本能的束缚，主动用手将伤口紧紧握着，目的在于减少流血，减轻疼痛。他们还可能寻找溪流，清洗伤口，或者摘一片绿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这便是我国外治疗法的滥觞之一。峙峪人学会了用刺挑痈排脓，促进了痈病的愈合。山顶洞人对于内病如肚子痛有了一定的认识，已能用手语配合表示胸口不适、胸口痛、反酸等，已知这是病态，此时不能吃硬的植物茎叶，应吃嫩叶，或者稍吃点烤熟了的兽肉。当然不是山顶洞人时代所有的人群都知道了这些知识。这是因为“人们的记忆的内容受个人的兴趣、观点和经验的多少不同所决定了的”。因此人们对于同一事件发生过程的记忆广度和深度不同。比如说山顶洞人时期，在山顶洞人中，一部分人留心于采集，一部分人留心于贮藏，一部分人留心于驯养，同时也必然有一部分人对于人群中的健康状况比较关注，当他们见到某些人因生痈或者其他疾病而死去，便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如同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情感一样，但他们没有“勤求古训”的条件．只能比较留心于他人的治病经验．如适时用刺挑痈排脓或用尖(砭)石破痈排脓等。假如恰好是那些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生了痈，他们就会在自己身上比较细致地观察痈疡的发展变化情况，体会肿、痛及生痈局部的发硬、发热或全身寒冷、发烧等，并能比较牢固的记忆下来。到了裴李岗人时期，假如他们嚼了一粒巴豆，那种使舌头发凉、发麻的滋味会迫使人很快将巴豆末拼命地吐出来，

不久他们可能因咽下巴豆的多少先吐后泻，这种教训对于裴李岗人是不会忘记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将尝巴豆的教训向他人口头传授。由此推究，原始医学知识在近万年以来的人群中，都相对集中于某一些人的脑海中，这是原始医学知识“积累”的概貌。当他们见到另一些人生痈或其他相关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人。“由于没有文字，人们相互间只能通过语言、行为动作来交流医疗经验，其传承特点是言传身教，模拟仿效”【32】。这就是口头医学文化，它们带有很浓的“普及”色彩。原始口头医学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在原始人群中相互传播。“原始社会时期，尚未产生阶级，任何医疗经验和知识一旦得到公众的认可，即为群众所公有，人人都有继承与传授的机会与义务，继承者既通过感性具体的仿效，又不断丰富自身的获得的经验，代代相传，使医疗经验不断丰富与系统，从而使之与医药知

识的源头一脉相承”龙山文化时期我国阶级逐步形成，到殷商时期，原始医药知识虽在普通人群中仍用以往的习俗传承着，但有些知识在上层人群中得到更多的发展，这与其他原始科学知识比较多地集中在上层人物群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始口头医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在原始人群抵御疾病中起了重要作用。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普及”，不仅促进了原始医学的发展，到龙山文化以后，又与文字及其他原始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共同促进了人体生理、病理等医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以大脑记忆特征为基础的，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们，他们是原始社会的天才医学家；在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方面，他们是带头人；在原始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他们也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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