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学理论起源的相关因素

医学理论和其他科学理论的发展一样，都有他自身的发展规律，都遵守从知识的积累到理论的升华，即量变质变规律。我国医学理论的起源与以下相关因素有关。

第一节  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是医学理论起源的必备条件

  从世界各民族医学发展史分析，大约新人以来的数万年间，由于远事记忆产生的结果，当人们经历了某一外伤痛苦之后，不仅能简单地记忆下来，而且产生了求治愈欲，前者即医学知识的萌芽，后者属医学思想的萌动，两者难以分解，共同促进了医学知识的起源与积累，经数万年的反复领悟、积累、传播以后，特别是当人们从外治医学发展到可以认识内病的时候；当他们从五官的解剖部位到对五官生理有所认识的时候；当临床医学发展到人们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起因、命名、分类及其发展、转归问题的时候，医学理论便在这一基础上悄然起步。

    医学理论，不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可分为基础医学理论和临床医学理论两部份，它受某一历史时期整体医学水平的制约。如我国龙山文化至殷商时期，其整体医学知识已经包括人们对自身解剖、生理知识的认识，对疾病和某些有效疗法的认识，尤其对自身内病的认识，都成为探讨医学理论的内容。比如说，人们对胸口痛的感知，“我昨天胸口不痛，今天痛的很厉害，我病了。”这是病人的主观感觉，只有这时，他才有可能想一想：“我的胸口为什么痛呢？是不是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因为喝了小塘的水?”当他们有了问号的时候，就会将思想引向深入，思考相关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孕育着医学理论。

比如说山顶洞人，当他们从烈日下走进山洞，感到一片漆黑，可能问一句：我为什么一点东西也看不见?当他本能地用手揉眼，稍停一会，又觉眼前明亮一点，当从山缝见到一束阳光时，感到“我能看见了”，进一步想一想，“我是用眼看见的”，“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便在千百次的领悟中建立起来。“目之于色”的五官生理是最早领悟的，多少年后又知道了耳之于声，鼻之于嗅。这些感知大约在龙山文化前后，是作为生理常识提出来的。比如说：到了殷商时候，人们积累的基础医学知识更多，临床经验日益丰富，已总结出34种疾病，这些疾病多依解剖部位命名，对医学理论的探讨已经起步，特别是考虑到人的思维问题的时候，

“我在想问题，我是怎样想问题的？我是用那一个部位想问题的？当人们无数次地提出问题后，又在剖杀奴隶的时候看见了心脏，看见了只有心跳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时，便将人的思维活动与心脏的跳动联系起来”，多少年后才有了商纣王的“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的结论。“圣人心有七窍”不仅说明那时已知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而且心内“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后来当他们发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通向全身，考虑到他们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时候，我国最重要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便诞生了。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应该是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

第二节  中医理论的起源与疾病命名、归类的关系

随着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在临床中人们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化，内病发现越多，病种日增，产生了对疾病的区分、命名问题。自殷商起，历代医家对于疾病命名方法的探讨，成为推动中医理论形成的原因之一，殷商时期，已将疾病分作34种，【1】疾病名称已有疾心、疾蛔，但多依人体解剖部位命名，如疾首(含头痛、头部疖肿)、疾目(含眼睑、内眼疾病)、疾腹(含内脏诸多疾病)、疾耳、疾鼻等，代表了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疾病命名方法的主流。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脉书》，这部《脉书》依自然段可分作五个内容，第一部分讲的就是疾病的命名问题，如病在头、在身、在鼻、在口中等。这些命名与殷商依解剖部位命名方法基本一样，然而有所发展，已涉及病理病程，并试图将疾病名称进行再分类，如“在耳、为聋，其脓出，为浇”。“在鼻，为肌，其疕，痛，为食。”尤其对肠中的疾病                                                                                                                                                                                                                                                                                                                                         分11种情况进行讲解。毫无疑问，张家山的疾病命名，原于殷商，又有发展。它还说明，两汉早年的医家们，对于内脏疾病的归类、命名，至少是心存困惑的。秦汉之交，医家们曾探讨过一种全新的疾病命名方法，记录在《五十二病方》中，如伤痉、婴儿索痉、牡痔、痂、疽，身疕等，有些病名已反映了疾病的某些性质。这种方法使用时间不长，很快被经脉主病(依经脉循行范围归类疾病)取代。如张家山出土的《阴阳经脉篇》篇后明文写到：“凡二十二脉(人体左右各十一脉)，七十七病”。这一原注，说明了用经脉归类疾病的本意。其实，《灵枢·经脉》“是主×所生病”，马王堆出土《阴阳十一脉灸经》“其所产(生)病”，都是讲的用经脉归类疾病问题。医家们用经脉归类疾病，促进了演绎千年的经脉调节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第三节  取象比类创立中医理论的神奇途径

    我们现在推断的我国医学知识的积累，随着口头文化的传播日益丰富，必然逐步向医学理论发展。到仰韶文化时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舞盆内壁画有十五个跳舞的人，她们头上都垂有发辫，并肩携手，翩翩起舞，……”毫无疑问，绘制彩陶者对人体结构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结合跳舞者的面部表情，那时的人们对于“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嗅”的生理功能已是一般常识了。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口头文化的迟后，在传承上产生了一些困难。又由于陶纹符号的刺激与启迪作用，至商时已进入造字时期，这是汤王铸盘留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条件。我们分析陶文符号的刻画，虽有一定规律，如

可能代表向上、春萌，可能代表向下，根(本)，左上右下，可能含循环之意。陶纹符号的创作者们在陶纹创作中摸索千年以上，因思维方式没有展开，束缚了陶纹的发展。殷商的造字者们创“依类象形法”描绘文字，找到了创立方块字的方法，“依类象形”既是创字的指导思想，又是创立象形字意的方法，保证了早期中国文字的规范化发展。甲骨文造字的成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思维范围，作为“依类象形”思维方式便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发展起来。《礼记·学记》：“古之学者，比物丑类”便是“依类象形”思维方式的发展。“比物丑类”其实质就是类比。《史记·天官书》：“太白白，比狼；赤，比心”。将类比用于星象观察了。两周，古诗文兴起，《诗·大序》讲：“故诗有六义焉，……三曰比，四曰兴，……”。诗文中的比兴手法成为诗的灵魂。《文心雕龙·比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点破了比兴之法。《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用喜鹊筑好巢，让鸠鸟站用作孵雏的新巢，比喻女子出嫁要有新房。《诗经》中的比兴，使许多诗篇成为千年不败的佳章。比兴手法应该是类比思维方式在诗文中的发展与应用。孔子是善于用类比的，孔子主张孝悌、仁术，他用“本”(植物的根)类比，“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点明了实行孝悌之道便是落实仁爱之术的根本，达到了“同类之事相比方，则事学乃易成”的目的。古人在讲治国方略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作者采用典型的取象比类手法劝解当政者要让民众说话，“为民者宣之使言”，国家就不会有象水患一样的大

乱了。以上回溯的是夏、商、周时期，我国先民们创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即依类象形、比物丑类、比兴、取象比类的发展过程。取象比类是创立中医理论的一条神奇的途径。

殷商时期，科学事业十分原始，中医理论的创立，只能建立在有限的解剖、生理、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其思维方式就是借助取象比类。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曾总结人类的原始思维——互渗律，认为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动植物都如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可见互渗律具有拟人化的思维内涵及类比、比拟、比照等性质。所以布留尔的互渗律与取象比类有互通的内涵。而取象比类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根据两个对象某些相同属性中，取已知一方的某些属性类比于另一方，推导出另一方可能出现的一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比如为了建立人体生理、病理理论，在有限的心脏、经脉解剖及血液可以流动的基础之上，是难以完成相关理论的。但是我们的先民们在中国的物候地理条件下，观察到“天寒地冻”的许多特征，如本来可流动的水，在寒潮到来出现“地冻水冰”的情况下断流了，哪怕是“善行水者”也“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迫使水上运输终断，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秦汉医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认识到风寒对人体经脉、血气的影响。他们观察到：“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等自然现象。古代医家正是依上述自然现象推断(类比)风寒侵人人体后的病理变化，指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又说：“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认为风寒致病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最为可贵者，古代医家进一步指出：“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又说：“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卷，缩卷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以及“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在三条疼痛理论中，“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最为通俗，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在治疗方面，古代医家指出：“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进而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根据病情治疗。上述热疗治病理论，至今仍不失色，它应是当今五花八门热疗的理论基础。此外，如依“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推导人之生理是：“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又如“形不动则精不流”，成为《内经》论述痈病病理的重要理论依据。“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邪溢气瘀，脉热肉败，营卫不行，必将为脓”等等都是依“形不动则精不流”为理论依据讲的，而“形不动则精不流”又是建立在古人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蝼”这一客观规律有了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形不动则精不流”类比于人体血气、疽病理论的建立，反映了我国先民的聪明才智。

第二章  原始中医学

    原始中医学，当我们研究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时候，不论中外学者，必以《黄帝内经》为准则。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医文献中，《黄帝内经》属传统中医理论的源头。传统中医理论认为：阴阳、五行哲学说是创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依据，已成为历代中医史学家们的共识。

    学界公认：《黄帝内经》中保存了许多先秦史料，如具有鲜明哲学意义的阴阳观念、气的思想、血气精神等史料，但其成书，多认定在秦汉时期，且一度失传。至王冰注《素问》时，对全元起本作了重大改编，增补了近三分之一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素问》，又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素问》，亦非全元起《素问训解》之《素问》【2】。从《灵枢》讲，《灵枢》原名“九卷”、“针经”，唐宋时期，“在周内已无全本。”南宋史崧所献之本，乃哲宗元佑八年校正颁行之本【3】。学界对于两书的总体认识是：“秦汉以后，兹始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4】

    上述简录，证明传统中医理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于秦汉，原著早佚，当今版本，多有后人增补，很难避免魏晋，尤其唐宋时期的医学成果羼入。

    研究证实：中国医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古典哲学思想等指导后突然产生的。假如仅依阴阳、五行考究中医理论体系问题，那么中医理论的创立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春秋以远的所有中医理论的发展情况便成为空白。

    对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除了根据传统中医观念以《黄帝内经》为对象，对《内经》进行深入研究外，还应该对那些尚未被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广泛注意、尚未被今人认可的史料进行研究。如依“百骸”等，认定《内经》中实指颈椎的“故上七节”；属于原始诊断学的“是动则病”；阐述人体经脉理论的“人有四经十二丛”；论证痈病病理的“热者”、“寒者”；并结合殷商至秦汉与医学有关的考古史料进行研究，对此称之谓原始中医学。换句话说，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可依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为界，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及基础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属古朴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或曰：原始中医学。近百年来，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与医学有关的考古史料日益丰富。考古史料证明，中国人的阴阳观念与先祖们的相对对立概念的建立分不开，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纹符号就有等，当我们从多方位对先民们的相对对立概念进行研究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国阴阳观念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渊源于数万年之前”。考古史料还证明，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基础医学史料和临床医学史料都很丰富，它们朴实无华，不受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约束，绝无五行观念、时间医学介入，代表了原原本本的中医发展史。

回顾中医史学界的学术情况，既往虽然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依有关史料探讨过《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医学史，但都未提出原始中医学概念，更未见依原始中医学史料阐明原始中医学概貌的文章。学术实践证明，在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中，区别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与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将使我们认清《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是建立在当时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它将增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中医理论中一些不尽人意内容的信息，它将鼓舞我们努力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

  第三章  原始中医学的思维发展史

    原始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原始中医学探讨的是土生土长在中国黄土地上的医学，它包含新人以来至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数万年间中国医学的萌发概貌。研究证实，医学知识的起源是有医学思想作指导的，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在无数代人感受到各类外伤、慢性溃疡痛苦的情况下产生“求治愈欲”后萌发的。我国的原始医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既往人们很少将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与人类进化史及人类思维进化史结合起来考察，那是因为建立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基础之上的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都起步较晚。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古人类学家们纷纷利用考古资料著书立说，将我国古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之内涵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我们探讨我国医学知识的起源及我国的原始医学思维问题提供了可能。

直观思维是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直观思维捕的是人们在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感知下对事理的简单推导得出的新知，如在山高河低及水往低处流的感知下认识到择居于高山上人可以减少洪患，是远古人类直观思维的范例；许家窑人在狩猎中认识到飞石的力量，发明了飞石索；峙峪人认识竹、木的曲、直、坚、柔及其弹力，发明了弓箭．都是我国的新人们在直观思维下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的证明。到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反映殷人在直观下感知，给疾病命名，如疾首、疾目、疾齿都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

    推理判断是殷人创立“圣人心有七窍  心之官则思”的重要思维方式。建立在夏文化基础之上的殷商时期，种植农业文化、制陶文化、造房文化、编织文化、纺织文化、筑井文化、家畜驯养文化、青铜文化等原始科学技术都迅猛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从人类思维发展史讲，由于各类生活经验的积累，为丰富思维方式提供了可能，直观思维已向推理判断发展。其实殷人的推理判断能力已很强了，因为所有甲骨史字的创立都离不开推理。如造字者们从直观出发，描绘了目、耳。但从推理中却创作了见、听等字。当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后，在弄明白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及瓣膜有向上与向下的区别之后创作了一系列的原始心字，由此才在推理判断过程中盛结出：“圣人心有七窍”，即将人的思维能力赋予心脏了。

    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中国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论的诞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们自远占以来对于事理的追求便养成了一股穷追到底的作风，在商周时期形成比较独特的思维体系．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穷究精神。《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孔夫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矢志不渝”都是格致、穷究精神的反映。独具中国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自殷商始，直至两汉，历时千余年，先后经历人有四经说、十经脉说、十一经脉说，最终修订为十二经脉调节理论，并广泛用于临床。中国的人体经脉调节论，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穷究精神。

    独具特色的取象比类是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重要思维方式。在第一章我们介绍了取象比类是创立中医理论的神奇途径，什么叫取象比类呢?《系辞》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根据两个对象中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作参照对比，并取甲对象的某些与乙相同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对象也可能存在与甲对象相同的另一些性能。如古代医家在创立致病理论时观察到自然界“寒则地冻水冰”，医家们在探讨病因时将血液与水之冰冻类比推导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认为风寒致病的病理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内缩筋，肋肘不得伸”。

    除风寒致病外，《吕氏春秋·尽数》反映古代医家还采用“流水不腐”类比于人体血气，创立痈病理论，后来发展为气血瘀滞理论；采用木质坚脆与人体皮肤腠理相参论证“五行之人”，结论说：“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

殷商至秦汉时期，先祖们丰富的思维方式促进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发展。

第四章  原始中医学的基础医学史

    原始中医学中的基础医学史。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因、病理、疾病治疗与转归的一门科学。世界上不论那一个民族的民族医学，在医学知识的起步与积累、医学理论的萌芽与演绎的过程中，都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基础医学的支配与临床医学的影响。

    我国原始基础医学的起步是从面部感觉器官开始的。有史料可考者，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彩陶盒内捕绘人面鱼纹时，在陶塑、玉雕、泥塑人头及面部五官时(参百项考古78、85、108页)，人体面部耳、目、口、鼻的解剖部位就摆清楚了。到了殷商时期，造字的学者们在创作甲骨文中，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等人体感觉器官的生理功能，并造出了具有深刻情感色彩的惧、思、嗅等字。上述解剖、生理知识成为原始中医学理论萌发、演绎的重要基础。殷商时期，造字者们出于造一个心字的目的，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除创“心之官则思”外，殷商时期人们认识到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调节作用，围绕人体调节理论展开探讨。由此人体调节理论成为原始中医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它经历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辨证的阴

阳调节等理论探讨阶段；在人体调节理论中，人体经脉调节论是先秦医家们关注的重点，如春秋齐人根据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创“心有四支”调节论，今本《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丛”反映了春秋经脉调节论的现实；秦汉蜀地的十经脉调节论。楚域的十一经脉调节论，至两汉时期吸取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修订为十二经脉理论。医家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过程中，结合临床对痈病病理的感知与体验提出了经脉“是动则病”的原始诊断方法；在对经脉“盛则泄之”的临床放血疗法过程中，常因放血导致死人，总结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从而促进了引刺疗法的诞生。经脉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二千余年。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原始的经脉学说被曲解为“经络学说”，严重影响了当今中医事业的发展，这一历史遗憾，不知何时才能纠正。原始中医学中的风寒致病理论，不知何日才能被病理学家们、临床医学家们广泛关注与展开广泛研究。

第一节  中国人体解剖学史

    在谈论中国人体解剖史的时候，传统观念常以“医有俞跗……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5】。“若夫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为例论证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存在，并引以为豪。诸不知“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至少难以考证；“若夫八尺之士”早已被候宝璋先生认定为：“系王冰伪作．自不能引以为据州”【6】。近年来有两位先生合译《黄帝内经》，为后世学习《内经》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在前言中武断地说：“纵观中国古代医史，从无解剖学这门学科”，还特在封面上书明《内经》系“元阳真人·上古”所作；又在前言中强调：《黄帝内经》“得授于史前的另一个超文明社会或外星人”；又认为属“上古真人”【7】所作。由此，在《内经》成书和中医理论的起源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堆新的悬案。怎样理解中国古代解剖史?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写成书的，或者没有做过系统解剖的人体解剖学科，这种观念应该是对的；假如由此而武断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人们对某些器官和组织做过许多解剖那就完全错了。我国陶器生产早是12000年前就起步了，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为世人注目，5000年前蛋壳陶名扬海内，难道就因为我国古时没有制陶学而否定了中国制陶史吗?另有些学者在讲古代解剖史时，总爱将外国的希波克拉底、亚历山大学派和盖仑等人的解剖史首先抬出来，好似难以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中找到史料。这也难怪，因为中国殷商以降的许多人体解剖史料至今还未被医史学术界公认。

    当我们较多的研究了人体解剖史的发生过程以后，我们发现在世界人体解剖史除了出于探讨人体疾病的需要而从事人体解剖外，在我国另有一类即认识到某一器官的生理重要性后，认定必须造出一个相应的文字来，因而出于造字的目的对人体器官(如心脏)进行解剖，成为中国人体解剖学的重要特色。

    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医学、天文学、历法学、种植农业等古代科学的发祥地之一。我曾论证裴李岗人时期，我国原始医学中、外治疗法的内容已有植物叶贴敷、水洗、火炙、用植物刺或尖(砭)石刺痈排脓了【8】。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过程的科学，研究医学必然不可回避地贯穿着探讨人体的解剖结构，及以解剖为基础的生理病理，这是在《内经》的许多篇章如《骨空论》中关于骨的解剖，《大惑论》中关于眼球的解剖、《五色》中关于胸腹腔及五脏六腑部位的解剖以及关于许多经脉(血管束)的解剖，都与生理病理、疾病诊断紧紧相连的重要原因。从文字发展史讲：殷商以前，由于天文、历法、医学、农业、物候等原始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刻纹记事”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至殷商时期，文字的发展迫在眉睫。在盘庚定居于殷以后的273年间，是我国甲骨文字系统发展的高峰。后期的甲骨文字不仅由单体文字趋向于合体文字，而且有了大量的形声字。我国甲骨文字素以“依类象形”原则造字著称。那时从事造字的人们以造字为目的，对各种实体进行描绘，诸如车字作【9】，鹿字作【10】，耳字作【11】，无不栩栩如生，象形极了。在申骨文中反映人体解剖史料者常有之，如骨字作【12】，胃字作【13】，齿字作【14】都具有人体解剖学史料的意义。我国的人体解剖史至少源于殷商。

    一、殷商心脏解剖史

    自1899年在殷墟发现甲骨残片以来，许多学者从甲骨文中为探讨我国远古医学做出了贡献。早在1943年胡厚宣先生就发表了《殷人疾病考》，认为武丁时期(公元前1324～1255年)人们所患的疾病已包括眼疾、耳疾……腹疾等十多种疾病【15】。在腹疾中有一则卜辞云：“贞，(有)(疾)(心)，唯(有)跎【16】”。这个(心)字外周部分“”代表头和胸腹

腔，胸腔内的“”是简化了的心脏。据于省吾《甲骨义字释林·释心》记载：“甲骨文中心字作或，亦有省作的。”“多口王(心)若”，于省吾解为“王心顺善之意”。然而于氏指出：(心)字属省写。其实，这个(心)字不是省写，而是创作早期没有描绘心内瓣膜的心字。《释心》中记载的(心)字，都是将心脏和胸腔分开，即从胸腔中取出心脏单独描绘心脏形态，其中又描绘了心内瓣膜，而心内瓣膜又有向上与向下之分。于省吾先生又讲：“商器祖乙爵作，父已爵作”。上述六个心字，都是当时造字者通过尸体解剖描绘而成的。他们在描绘时，或立于仰卧位尸体之旁将头、胸腹腔、心脏一起抽象描绘()，或将心脏取出，观察心脏的外形，剖开心脏探讨左右房室瓣膜的方向并分析心脏的内外形态特征后抽象描绘的，特别是后两个心()字，不仅笔划圆润秀丽，而且连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经脉)也抽象为两条，与实体心脏外形十分接近。我们说古人将心脏剖开十分细心地观察了心脏内部瓣膜的结构，分析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的造字者，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瓣(三尖瓣和二尖瓣)的造字者，将心内瓣膜朝下描绘，在六个甲骨文心字面前，谁能否认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对心脏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进行过系统的解剖与观察呢?殷商时期，人们在解剖心脏时，还注意到心内有七个孔窍。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曾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难经》讲：“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心脏内部的“三毛”即房室瓣膜上的腱索，七个孔窍是左、右房室孔，上、下腔静脉孔，肺动、静脉孔和主动脉孔，说明商纣时期“心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现代医学还证明：父已爵中心脏底部的两条线，实质是代表显露于心胞膜之外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父已爵中这则医学史料十分可贵，它是我国经脉学说的源头。我国经脉学说从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间，经历了早期的“人有四经”说【17】、秦汉之际的十经脉、十一经脉说和两汉时期的十二经脉说。而经脉学说是秦汉以远中医理论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学者们勇敢承认与努力挖掘。

    关于古人对心胞的认识，《庄子·外物》曾讲：“胞有重阆，心有天游”，讲明心脏在心胞内自由地跳动，《灵枢·胀论》也讲到心胞对心脏的保护作用。

综上述，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利用奴隶主们斩戮奴隶和战俘时，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的解剖观察。由于那时解剖心脏的标本都是斩戮后的尸体，全身血液流尽，心脏内根本看不见血液(水)的痕迹的原因。因此殷商时期的人们认为心脏是一个空腔器官，《难经》只载心内“盛精汁三合”，不知心脏与血液的关系，以知“心有七窍”，这“七窍”似指具有思维能力的“心眼”，“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是说圣人(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进行思考，所以“圣人”足智多谋。“诸血皆属于心”当是秦汉之交或两汉时期的认识了。

在甲骨文中还有许多解剖知识有待我们认真挖掘。以造字为目的对人体器官进行解剖，是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一大特色。我国的人体解剖史至少渊源于殷商时期，已有3400年了。

二、秦汉时期颅底及大脑解剖史

——从出土脑字的初文探讨人们对大脑的解剖

脑，这个重要器官，藏在颅腔之内，质地柔弱，似无形态规律可循。在科学不发达的商周时期，人们对脑尚未产生认识上的深化，在造字方面也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力，这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尚未发现脑字的原因之一。

历史发展至秦汉时期，临床工作中发现了“伤左角右足不用”，对脑的生理功能产生顿悟，许多文字工作者们认识到有必要造出一个脑字了，于是他们对脑的形态给予了关注，便有了许多脑字的初文问世。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汉代医帛、竹简，其中《养生方》、《五十二病方》两书中保存了几个脑字，《养生方》中的脑字作“”【18】，《五十二病方》中的脑字作“”【19】和“”【20】，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及后来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中的脑字均作“”【21】【22】。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200年前后的原文，没有受到后人的修饰，代表了脑字创立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强调从匕、从上、从山、从止。为何脑字的初文从匕、从上、从山、从止呢?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箸)粗细，有起有伏。当我们面对大脑外侧面细看时，紧靠“额中回”的前下方沟回阴影便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山”字形；从前额面看“中央后回”的沟回阴影也有“山”字形，或者“上”字形；在大脑表面寻找“止”字形阴影较难，但“匕”字形阴影极为普遍。所以上述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打开颅盖骨后各自从不同角度，面对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进行抽象思维后概括描摹的产物，不属讹变【23】。在传统文化中保存了一些脑字，如《周礼·考工记·弓人》中的脑字作“”，《墨子·杂守》中的脑字作“”，这两个脑字存在讹变是没有疑问的，因为隶刀与脑组织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两个脑字从止，保留了脑字创立早期的特征。在《说文》中，脑字作“”，许慎指出：“墙．头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许慎收集的脑(屉)字，除从(人)外，“”则是依颅顶外形抽象描摹的，应该说也是一个脑字的初文，但除从匕外，不同于出土脑字(等)完全依颅内脑组织表面形态进行捕摹的特征。许慎讲：脑字“从匕，匕相匕箸”应如何理解呢?《说文·竹部》“箸，饭欹也。”即今之筷子。我国使用筷子进餐历史悠久，据《韩非子·喻老》记载：商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进餐，《史记·留侯世家》反映，刘邦也用筷子进餐。所以“匕相匕著”，是说脑组织象吃饭用的筷子那样排列着。从许慎收集的脑字()和他的注释分析，其字形以描摹头顶外形为主，而注释则重在解释颅内的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两者似有分离之嫌，说明他的取材来源不一，他本人又未见过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及其他脑字的初文，所以他在“”字条下写作人()旁，又说：“从匕”，说明许慎在：“”字面前存在内心矛盾。古词书中的脑字从肉，始见于南朝粱陈之间的顾野王撰著的《玉篇》。从总体上讲，说明脑字规范为从肉是较晚的。出土脑字一再证明，秦汉时期的造字者们敲开颅盖骨后，对大脑表面形态特征进行过解剖与观察。

  从《内经》“眼系”、“蹻脉”探讨人们对颅底经脉的解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了人体从头至手足存在一些左右交叉的生理现象。有学者讲，古人是以“天人相应”为依据来解释这些生理现象的【24】。我们说，《阴阳应象大论》中对“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的解释存在天人相应观点，是阴阳学说引入人体生理学的反映，但不能仅以此文代表《内经》的全貌，并由此否定了秦汉医家对脑组织形态与颅底做过解剖的事实。在《内经》的许多篇章中讲到“眼系”、“蹻脉”，并提出了“维筋相交”理论。“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都是秦汉医家们用来解释人体左右交叉的生理和病理现象的【25】。以下就《内经》中有关脑组织及颅底经脉的解剖知识进行探讨。《灵枢·海论》对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划了一个界限，指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意指颅腔内的脑组织，其上达颅盖骨，其下在风府穴以上。换句话说，风府穴以上的脑组织属脑，风府穴以下与脑组织相连的脊髓属髓。这一事实还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知道脑与脊髓是相连的。那么风府穴在什么地方呢?《素问·骨空论》讲，“风府在上椎”。上椎即第一颈椎。《实用针灸词典》风府定穴：“后发际正中上一寸，即枕骨粗隆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26】。我国传统医学认为，风府穴属督脉，在枕骨与第一颈椎之间，它上有脑户，下有哑门，从脑户至哑门这段椎管内，素有“七节之傍，中有小心”及“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27】之说。说明《内经》的有关作者早已认识到脑户至哑门这段脑组织及脊髓的重要性。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脑户穴下的脑组织是主管呼吸、血压等生命中枢的所在地，“刺头中脑户，人脑立死”，正是秦汉医家们临床经验的总结。可见《灵枢·海论》给脑组织划的界限与现代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完全一致。在《内经》中，记载了脑组织与“眼系”、“项中”的解剖关系，《灵枢·大惑论》讲到眼内的解剖结构时指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段文字表明：眼球后方上属于脑的有两种组织，一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的视神经等，一为“与脉并为系”的“脉”，它们组成眼系，并从视神经孔进入颅腔，与脑组织相连，当然相连的是视神经，而脉则从颅底“后出于项中”。毫无疑问，撰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如果没有内眼解剖与颅底解剖知识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

《灵枢·动输》还认为大脑的营养物质是从眼系输送进去的，写到：“胃气上注于肺，……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灵枢·寒热病》讲：“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这一记载，恰与《大惑论》相呼应，《大惑论》讲与视神经伴行的经脉进入颅底后有一支在颅底向后延伸达项中；《寒热病》则是讲：伴随脊髓经枕骨大孔进入颅底的经脉是从后项向前颅底行进的。《寒热病》的作者接下去写道：“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应该指出：《寒热病》的这段记述是十分详实的，它突出讲到蹻脉(阴蹻、阳蹻)，是秦汉医家们对颅底经脉进行详细解剖观察时，利用阴阳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28】这一临床病例过程中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的真实记录，绝非凭空推导可得。古人发现了“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例后，在用什么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那时，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十分盛行，但这些不留名的解剖、生理学家们将其一律弃之；从十二经脉讲，在《灵枢·经脉》、《经筋》时期，各经脉<经筋)循行之道已经约定俗成，《寒热病》的作者们并未简单地采用约定俗成的“足太阳之脉”解之，而是在朴素唯物思想指引下另辟溪径，结合颅底经脉循行，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在当时讲，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是十分先进的。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汇合成基底动脉，再向前伸，又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删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征，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

的不足，秦汉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另外．颈内动脉循至颅底后，分出眼动脉，从视神经孔穿入眼眶，供给跟球的血液，它与视神经伴行，只是方向相反。可以讲：颈内动脉的解剖循行，与《大惑论》、《动输》的有关记录比较，除方向相反外，也是完全一致的。古人的这些记录都是以解剖为基础写的，是秦汉时期的医家们进行过颅底解剖的证据。

    现在让我们再根据上述史料对“维筋相交”的解剖基础进行分析。《灵枢·经筋》足少阳之筋的“维筋相交”理论很可能出于两点：其一，从枕骨大孔向前颅底看，是以颅底经脉如左右椎动脉、基底动脉、动脉环的解剖循行讲的。其二．从视神经孔向后颅底看，可能与视路中的视神经、视交叉及视束的解剖结构有关。前者是。人脑乃别”的基础，后者则是“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的实录。从《寒热病》和《大惑论》中的“瞋目”，“瞑目”与“蹻脉”的关系分析，好似“蹻脉”、“维筋相交”理论与视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视路组织恰是与经脉不同的，它是“中无有空”的条索状物质，古人是可以依此将其归入“筋”的。也许这一点正是“维筋”的由来。在《灵枢·脉度》中的“蹻脉从足至目，……阳蹻而上行”等，是“蹻脉”、“维筋相交”理论创立后的补充，它的臆测成份，不用赘述。从文字学讲：《诗·大雅·板》、《大雅·崧高》都多次用蹻，都作骄傲、矫健解，到《说文》解蹻，“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蹻”，便有了抬腿运动的意义。这一解释，当是蹻脉理论创立后的产物。《说文》证明，蹻脉理论产生于两汉之交或更早。

    三、肌肉解剖学史

    从肉、肉、分肉之间等解剖学名词探讨肌肉解剖史。

    秦汉人体肌肉的解剖史料，我们只能从今本《黄帝内经》中窥见一斑。《灵枢·师传》：“本藏以身形支节肉”。《灵枢·卫气失常》：“腘()肉坚，皮满者肥；腘()肉不坚，皮缓者膏”。《灵枢·五禁》：“著痹不移，肉破”。上述肉是一个解剖学名词，历代注家认为：“肉，肌肉突起的部分”，或者说“肉柱就是肉”。

    肉与肌肉是什么关系呢？要了解肉的本意，首先在于解，“”源于“”。《诗·魏风·伐檀》：“取胡禾三百兮”。毛传：“圆者为”。《国语·吴语》：“市无赤米，而鹿空虚”。韦昭注：“圆为，方为鹿”。都指圆形谷仓。《说文》：“，禀之圆者，从禾在中。”先秦史料证明：在传统文化中都指圆形谷仓。所以《内经》的作者们，在人体肌肉解剖过程中，发现臂胫的肌肉形态是成圆形块状的，不同于胸腹部的肌肉，这是

“肉之柱在臂胫者阳分肉之间”《灵枢·卫气失常》的重要原因。古代医家在给臂胫之圆形块状肌肉命名过程中取“仓”之象，创而命名为肉的。这个胭字，不仅代表圆形．而且意含由筋膜包裹的圆形肌肉。唐宋学者，有时也将“”代表肉，如王冰注《素问·玉机真藏》：“身热脱肉破”时指出：“者，肉之标。”讲的足突起的肌腹。王冰又说：“，谓肘膝后肉如块者”。可以讲：“”，或者“肉”，就是筋膜包裹的块状肌肉【29】。

    肉是什么呢？《灵枢·邪客》：“地有聚邑，人有肉”。文中将“聚邑”与“肉”类比。“聚邑”是一个地理名词，指一个国家人口聚集的城镇，“聚邑”是有城墙、护城河包围保护的。人体四肢的圆形块状肌肉好比聚邑一样，是被筋膜包裹(裹累)的。因此，文中的“”，就指包裹肌肉的筋膜了。《灵枢·本藏》在“六腑之应”后说：“脾应肉，肉坚大者胃厚；肉么者胃薄；肉小而么者胃不坚；……”《本藏》的作者抓着“肉”这一解剖学名词从七个方面深入进行与胃有关的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认识说明“肉”本意(肉与胃的关系)。但历代注家无解，或将“肉”与“肉”混同(见《黄帝内经词典》天

津科技出版社1991：325、834页)。其实《本藏》的作者是根据胃壁组织的特性，认为胃壁组织与肌肉的外层筋膜(肉)相似，两者都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用“肉坚大者胃厚；肉么者胃薄；……”来说明胃与肉(肌筋膜)的认识。秦汉医家认为：胃壁是由象肌肉外面的筋膜(肉)一样的组织构成的。肉即肌筋膜。

    分肉之间：当我们澄清了、肉、肉概念之后，对于分肉之间就好理解了。《灵枢·经脉》：“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类经》十九卷第六注“大肉深处，各有分理，是谓分肉间也”。可见“分肉之间”就是相对于肉讲的，数块被筋膜包裹的肉之间的肌间隙，就叫分肉之间。当代学者谢浩然在进行了尸体解剖之后指出：“我们进行了尸体四肢横段面与纵剖面‘分肉之间’筋膜间隙的解剖观察”，认为各肌肉之间“是有不规则的多角套管复合立体的筋膜间隙，多角是指具有三角、四角、五角形的疏松结缔组织富集带区【30】。”谢浩然先生的研究已涉足于古人讲“分肉之间”概念，证明了在臂胫的多块肉之间的肌间隙，就是秦汉医家所讲的“分肉之间”。

    四、骨骼解剖史

    人类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认识首先在骨。早期人类在杀兽以食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存在长管骨与扁平骨之分。我国先民对人体整体骨架进行研究者大约发生于商周时期。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北面的清涧县李家崖村发掘一座商周古城遗址时，出土一尊雕刻在砂岩石上的人体骨骼结构图像—骷髅人像。它被证明是鬼方族的遗物，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这尊骷髅雕像的正面，是人的正面骷髅像，头部两颊狭长，圆窝形双眼，肋骨是以正面绕于背面的横向租阴线雕刻表示，左右肋骨线条鲜明，说明雕刻者使用了透视手法。背面正中的介字形图案，当是人的脊骨，……它证明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人体骨骼结构知识和人体解剖知识”【31】。殷商时期人们对人体骨骼是有研究的，甲骨文《粹》l306中的骨字作，它是对肌肉腐尽，筋骨(长管骨)相联之骨架形态的描述，是人们研究过长管骨的见证。商末

君主纣王“昔斤朝涉之胫”《尚书·泰誓下》，一方面反映了纣王的残暴。另一方面也反映他想看一看不怕寒水刺骨的壮士，其胫骨中的骨髓，是不是与常人不同。上述史料都具有对人体骨骼研究的意义。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庄子·齐物论》曾讲“百骸、九窍、六脏”，历代注家都说：“百骸，指百骨节。”即指人体共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秦始皇执政前夕，吕不韦组织门客著《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讲：“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尽数》中这段文字讲的是饮食卫生，要求进食时，要细咀慢咽，才可使神气通达周身，使百节清利快乐。“百节”亦指人体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百节观念在《内经》中也有记载：《素问·诊要精终》“百节皆纵”，指全身的病态现象。我们说：“百骸”和“百节”，都是指人体一百个可活动关节，是这样的吗?现代人体解剖学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知道人体双上肢至肩，可活动关节34个，双下肢至髋，可活动关节36个(含双髋膝关节)，下颌关节两个，枕颈至颈七之关节七个，颈七至骶骨关节21个，共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但是，《灵枢·骨度》留下一个疑案，即“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一”，历代注家在注“故上七节至于膂骨”时，都注释为大椎穴以下胸椎骨的上七节。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灵枢·骨度》原文“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三寸半，背骨从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

    这节原文是探讨人体脊椎的。但因历史诸原因，上述文词中脱漏误衍都很严重，给“故上七节”的注释留下了困难。首先原文讲：“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三寸半，”这“背骨”具有定位意义。但“背骨”一般是椎骨的统称，此句似有脱文。马莳注云：“项发以下至背骨者，自项后之发际，至背骨之大椎也。”【32】马莳用“大椎”为上文“项发以下至背骨”句中的“背骨”定位，指出“脊骨之大椎”。大椎，常作穴名．这里指颈部脊骨中的大骨，当指第七颈椎，马莳补明了原文本意，当我们从后发际测量至大椎骨的距离时，恰好与二寸半相近，证明背骨(大椎哥即第七颈椎)在发际下三寸半是正确的。

    原文讲：“背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应理解为大椎穴下的第一胸椎至尾骶脊骨总节数及长三尺都是正确的。原文接下去讲“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上节”之前应有脱文，此外还在于“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从文法讲，一个“故”字使我们想起前文必有与“上七节”有关的交待，但这则原文脱漏了，所幸这句原文叫作“上七节至于膂骨”。此句法如“项发以下至背骨”一样，“背骨”具有定位意义，依马莳定位作“背骨之大椎”。在“上七节至于膂骨”句中，“膂骨”亦有定位意义。马莳又注曰：“脊骨为膂，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马莳在这里很自然将膂骨认作大椎骨了。在马莳笔下，背骨等于大椎骨(第七颈椎)；大椎骨等于膂骨；膂骨等于背骨。马莳注文中的隐意是马莳没有讲清楚的。说明马莳在上述注义中考虑不多，或者对《骨度》之原文本意尚缺乏认识，因而后文注“故上七节至于膂骨”时，错误地注曰：“故膂骨以下，计有七节，乃至膈俞而上至膂骨之数也。”马莳错误地将“故上七节”归属于胸椎了。马莳的错误对后世影响颇大。

    近代李锄先生专著《骨度》研究一书，李先生注云：“据本文云‘项发以下至背’、‘上七节至于膂骨’；则所谓‘背骨’，乃指胸椎的上七节而言。”‘上节’本文云‘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上节即‘上七节的各节’之意。【33】”李先生的这种解释附会了马莳解“故上七节”的错误观念，是我们不能同意的。1989年出版的《中国医易学》第261页“脊柱，古分二十一椎”，也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说“故上七节”语法独特，独特在强调一个“故”字，表明它应是在前文讲了“上七节”的许多情况的基础上为补充解释“上七节”中没有说明的问题，才出现了“故上七节”之语法或句式。困此，在原文中，存在脱文，“故上七节至丁膂骨”句中，仅从“至于膂骨”四字，就应该将“上七节”定位在膂骨(大椎)之上，由此可知，《骨度》的作者认为人体脊骨的总节数不是一十一节，而是二十一节加“上七节”共二十八节。

    前文已引战国诸文人体骨骼称百骸，即一百个可活动关节。在一百个可活动关节中，脊椎骨为二十八节．包括“上七节”即颈椎七节．假如当今仍依马莳注文将“上七节”置于大椎之下，那么整个脊椎只有二十一节。那么人体骨骼就不是“百骸”，只存九十三骸了。战国时期人们都弄明了的东两，我们怎么反糊涂了呢?

    我们认为：“项发以下至膂骨长三寸半。”是在颈后皮表的度量数据，它证明脊骨以上还有椎骨。在“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节”句中，如从尾骶上倒数至二十一节，则膂骨的定位点正好在大椎，与“膂骨，即背骨，此处之大椎而言”【34】解释基本一致。我们强调在膂旨以上还有椎骨，这椎骨数就是“故上七节”即颈椎七块，这个意见可得到《内经》其他文章的支持。《素问·虐论》讲：“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于膂内，注于伏膂之脉。”关于“风府”穴在“项部后发际正中上一寸处，即枕骨粗隆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计一穴”【35】，即在枕骨和第一颈椎之间。《虐论》的作者认为．脊椎骨的总数是二十五节，这个数目当然较实际数目少了三节。但二十五节之数，后世许多学者都难以接受。王冰分别在《虐论》和《风府》中，都认为是二十四节【36】，全元启在新校正本认为是二十一节，《素问·刺热论》讲：“项上三椎，陷者中也”亦认为项椎以上至少还有三块椎骨。但这句话的前后文是不全面的，原文存在脱漏。《黄帝内经·太素、五脏热篇》指出：“为荣在项上三椎陷者中”，其意与《刺热篇》同。应该指出：王冰在注《素问·骨空论》时是很有见树的。原文讲：“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断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王冰注“颅际锐骨之下”曰：“是谓风府，通脑中也。”他注“项后中复骨下”曰：“谓瘖(哑)门穴也，在项发际宛宛中。”关于“背骨上空在风府上”注曰：“此谓脑户穴也，在枕骨上……。”可见王冰对脑户、风府、瘖(哑)门三穴的解剖部位是十分清楚的。它证明膂骨以上还有许多椎骨，它们都是“故上七节至于膂骨”即颈椎七节的旁证。虽然如此，王冰还是未将椎骨总数说清楚。

    战国时期人体一百个可活动关节的认识是正确的。《灵枢·骨度》认为人体脊椎是二十八节，骨骼有大小、广狭、长短之分。《素问·骨空论》指出：“扁骨有渗理腠、无髓孔，易髓无空”认为人体扁平骨和管状骨不同，扁平骨没有明显的滋养孔。没有骨髓腔，其骨质内藏有比较疏松的红骨髓，它与管状骨髓腔内的黄骨髓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无髓孔，易髓无空(腔)”的本意。

    中国的原始骨骼解剖学史，丰富了原始中医学内涵，为传统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五、经脉解剖史

    独具中医特色的人体经脉涮节理论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人们还未探讨清楚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的时候，在日人“良导络”、“针响”、“经络诊断疗法”的影响下，逐步将“经络”从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提出“经络”概念。并从人体解剖、循经感传等多方面研究人体“经络”实体，走过了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值得痛心的是，当今仍然有人坚持这条曲折的道路，撇开先祖创立经脉理论的史料，巧言创立所谓“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主体结构观”，离宗万里，何以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现在，当我们澄清了起源于殷商、完善于两汉的人体十二经脉调节理论起源、演绎全过程的时候，并依此树立人体经脉调节论——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的时候，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不亏为中国医学久负盛名的核心理论。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是建立在有限的人体经脉解剖基础之上的。

    1．殷商心脏底部经脉解剖史

    殷商时期出于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的需要，甲骨文在既往陶文的基础上找到了“依类象形”的造字原则，使甲骨文字向规范化发展。人们出于造出一个心字的目的，在心脏实体早有发音“心”的前提下，经过200余年的时间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先后造出了6个心字，反映了造字者们对心脏解剖、生理功能领悟的全过程。当他们第一次将心脏从胸腔掏出来的时候，虽然看到了心脏底部心包膜之外的四条经脉，但因不能领悟它的意义而被忽略了。直至创作第6个心字的作者，他从前人的经验与口头传授中领悟到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分析这四条经脉通向全身，一定有它的生理作用，因而才在心脏底部描绘了两条线)，这才是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萌芽与起源。

    2．秦汉的经脉解剖史

    秦汉之交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发展很快，已由“人有四经说”发展为十经脉、十一经脉说，从《足臂》、《阴阳》分析，那是医家们采用“经脉主病”或用经脉归类疾病的一种尝试。马王堆之《足臂》、《阴阳》在臂胫周径上的行走，多为向心性，其依据好似依皮下静脉流向作解剖基础书写的。但“齿脉：……乘臑，穿颊，入齿中”，恰是古代经脉学家在面部解剖过程中看到了经脉从下领骨之颏孔穿人下齿的记录，与《灵枢·经脉》：“手阳明脉……上颈贯颊，人下齿中”意见一致。又如“臂钜阴脉，在于手掌中，出内阴两骨之间，之下骨上廉，筋之下”。这一记载，与《灵枢·经脉》：手太阴脉“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完全一致。我们分析“上肘中”将这段经脉定位于前臂了。前臂的“上骨”是那一块骨呢?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伸手，尺桡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指桡骨无疑。当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阻管神经束，其中骨间前血管神经束循行于尺桡之间。这一束中有骨问掌侧动脉循行于寸口，成为中医寸口脉诊的基础。可见《经脉》篇的作者在前臂经脉解剖过程中，依骨间掌侧动脉记下了手太阴肺经的循行，为创十二经脉理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提供了基础。

    在《内经》中，医家对颅底经脉的解剖观察，成为创立蹻脉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的基础，已在颅底及大脑解剖史中叙述。

    第二节  中国人体生理学史

    一、早期的五官生理史

    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是较早的。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深化．促进了人们对脑的认识要求。关于五官生理功能的史料，可从甲骨文中见其始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创立(见)【37】字时从目从人，突出了目的作用；听字作【38】，从耳从口，突出了耳的作用，说明造字者们已经理解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甲骨文中的【39】，应是思的初史，意在描述抓后脑壳进行思考，它与“见”、“听”生理功能都发生在头，似有相互促进的可能。《国语·周语下》“夫目之察度也，……耳之察和也，……夫耳目，心之枢机也。”又说：“气……在目为叫，……气佚则不和，……有眩惑之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子·水地》、《老子·十二章》等都对五官生理功能进行了探讨。值得重视的是，在《周语》中，虽认为“耳目、心之枢机”。但又讲：气不和是造成“有眩惑之明”的原因，与《灵枢·大惑

论》讲的“神有所恶，……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的精神基本一致。《素问·脉要精微》讲：“头者，精明之府”，认为视觉功能在于脑。上述史料证明：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讨处于其他生理功能的领先地位．它促进了人们对其他生理功能的探讨；两周时期，人们在探讨五官生理功能时提出的神和气，都可能与脑存在一定联系。

    二、消化生理史

    餼之本意——消化生理史

    当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探讨气的思想引入医学过程的时候．发现“餼”字，从食、从米、从气，是一个合文会意字，大约创作于西周时期，早已具有多意，它所包涵的消化生理是首要的。从《周礼·秋官·司寇》“掌四方宾客之牢礼餼献饮食之等数，……。”《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郑犬于忽救齐有功，“齐人馈之以餼。”《国语·周语中》“禀人献餼。”《左传·僖公十五年》“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餼之粟。”《仪礼·聘礼》“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上述餼字都指赠送五谷之类的食物。传统文化中的荫字有指生牲畜的：《论语·八脩》“子贡欲去朔之餼羊，”《礼记·聘义》“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唯是脯餼牵竭也。”陆德明释文：“牲腥曰餼，牲生曰牵。”杜预注：“生曰餼。”杜预认为，在食物中，不论动、植物，凡未烹饪熟的食物都称餼。《同语·越语上》“生三人(三

胞胎)，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双胎)，公与之餼。”《越语》之餼，具有俸禄、给养的意义。《国语·鲁语上》“马餼不过粮莠。”《鲁语》的餼，指草料了。《说文》“气，馈客努米也”指出“餼，氣或从食。”可见许慎时期，气已省作氣了。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注家们的解释多突出米的内涵。东汉王充在《论衡·道虚》中讲了一句话，说：“且人之生也，以食为气；犹草木生，以土为气矣。”王充的本意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是从食物中吸取营养物质，好比草木从泥土中吸取营养物质一样。王充扼要阐明了人的生命活动与气的关系。

    从气字组成探讨餼所含生理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西周时期的人们为何要用食、米、气造出一个餼字来?而且这个餼字使用频率很高，是与食物紧紧相连的。笔者设想食米气这三个字中的食字是否作动词，表不吃东西；米字作名词，表示五谷之类的食物；而气则既为声符，又是意符。即指人们将米吃进胃肠，在胃肠中“腐熟”，其精微物质被人体吸收，便转化为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气”。近代学者邹学喜、邹成永在探讨人体气化功能时指出：“气，古作氣，从米、从气，指一种维持生命的物质和它转化的能量”【40】。假如我们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早在春秋餼字创作时期，“餼”便具有消化生理功能的意义了。

    上述设想，能不能找到什么根据呢?或者说造字的人们在造字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认识过程呢？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殷商时期说起。我们知道，甲骨文中有一个胃字作，卜辞云：“丁酉卜，亚以从涉于，若。”【41】，丁山在释时指出：“，当是胃字的初写，……胃，石鼓文谓字的偏旁作，其上之，当是，直接的形变。”【42】《说文》“，谷府也”，其与石鼓文谓字的偏旁“”之形同。应该指出：以上资料反映，胃字的初文作和，是创作甲骨文的人们解剖过胃，亲眼见到胃内的食物五谷及胃的形状后描绘的。创作甲骨文、字的人们，大约已经理解到五谷在胃肠内腐熟(消化)、吸收的大概意义了。到了石鼓文和《说文》时期，胃()不仅从米，而且从月(肉)了，其解剖、生理意义显而易见。后来又有了“谷入于胃”【43】；“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44】这样一些古典消化生理论述，它们回答了五谷经过胃肠“腐熟”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气”的全过程，与餼所反映的生理意义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说明：秦汉时期有形的三焦理论到《难经》时变为无形。“上焦出于胃上口”《灵枢·营卫生会》。“上焦开发，宣五谷味，……若雾露之溉”《灵枢·决气》，“中焦亦并于胃中，”“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下焦”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等解剖部位、生理功能明确的记录，只因为一个集()字误抄为焦()，影响消化生理学史2000余年，笔者有专文待发，恕不多议。[见本书附录：战国消化生理三焦(三集)配六腑新论]

    三、春秋战国脏腑归类史略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脏象学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由早期的脏腑理论发展而来。澄清秦汉以远脏腑解剖、生理史，界定脏腑归类的时限，对于了解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秦汉以远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十分独特的，它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殷商至两汉时期人们对脏腑进行了反复的解剖，在解剖的基础上通过临床与自身的体会，推导出脏腑之生理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归类方案，完成了脏腑归类。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脏腑(包括心、肝、脾)概念内涵，经历过一次质的变化，最初它们是指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解剖器官，后来它们主要是机休整体功能的划分”(付延龄1997)。这位学者的见解是正确的。我曾在《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式新论》中指出：商周以来我国先民们经过不断努力，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创建过以心——经脉调节论为主纲的中国式的人体调节理论。应该强调：心——经脉调节论是秦汉中医理论的特色之；而采用社会模式，并以脏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君有臣的五行——五脏调节论，在秦汉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脏象学说，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特色。为了说明先秦时期脏腑理论的发展过程，本文将就先民们对脏腑的认识情况展开探讨。

    1．关于先秦时期脏腑解剖历史的探讨。

    在秦汉以远中医基础理论的创建过程中，学者们对人体有关器官的解剖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力。首先是心脏，早在殷商时期一批有学问的造字者们，也许在诸多条件下看到了心脏的搏动，或体验过迅跑之后心跳加快，或因接触某一激情情景时心跳加快，从而推论心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到创作一个心字的重要性。造字者们出于造字的动机，开创了有目的的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不再赘述。“心有七孔三毛”的结论不出于汉，而渊源于殷商；结合“圣人心有七窍”分析，“心之官则思”不出于孟子，亦渊源于殷商。

    在甲骨义中关于脏腑的文字还有一个胃字，早已被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证明（丁山  1988），这个胃(、)字的初文也是产生于人们对胃进行解剖观察后的产物。殷商时期人们仅注意到脏腑的两个器官，说明商时人们对内脏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反映西周生活的《诗经》中记载有肺、肠、脾，且在使用上多与心并列用以抒发感情。从医学讲，属生理概念；它还说明西周早年人们对肺、肠、脾已有命名，这种情况当然是建立在解剖认识基础之上的。《尚书·盘庚》提到心、腹、肾、肠，《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已有肓、膏之称，《大学》曾讲：“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春秋时期古人关于心肺肝肾脾的命名与记录，都应有解剖学作基础。到了《灵枢》成文时代，关于脏腑所在的部位等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灵枢·胀论》讲：“夫胸腹，脏腑之郭也”。讲明人体的五脏六腑分别位于胸腹腔内。《灵枢·五色》的作者以面部色诊为由，巧妙地记述了五脏六腑的解剖部位，原文讲：“……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以上记述之肝、胆、脾(胰)、胃的解剖部位，与仰卧位时腹腔中的肝、胆、胰、胃的解剖部位完全一致。原文讲：“面王”，“面王”是什么部位?面，前面之意。《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面即前，指前朝后市；王，大之意，如一国之君主称国王。当人们将尸体的胸腹腔打开，掏出各器官，研究脊椎骨时看到骶骨岬向前突起，向后下成王字形，且骶骨岬处又是脊椎骨中最太的，故命曰“面王”。“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是以骶骨岬为界讲的，恰好记述了小盆腔以上是小肠所在；小盆腔内是膀胱和子宫所在，与现代人体解剖(女性)部位完全一致。在《灵枢》的《肠胃》、《平人绝谷》篇中还进一步度量了各器官的长短、径线、容量，记载了大、小肠的走向，这些解剖知识都是在人体解剖观察中的记录。且大、小肠之长5．58丈，食道长0.16丈，肠与食道之比为35：1，恰与现代解剖之比一致；古人并在解剖过程中观察到“胃满肠虚；食下，肠满胃虚”。人们对胸腹腔内各脏器的反复解剖与认识，为创立中医脏腑理论打下了基础。

    2．关于先秦脏腑生理功能的探讨。

    殷商至两汉时期，历代医家和学者们不断地寻找着人体调节理论，如除了早期的心——经脉(人有四经说)调节论之外，尚有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等先后提出。我们的祖先在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过程中，促进了人体解剖和人体生理研究的进展，促进了人们对内脏器官的重视，同时也促进了人体社会化模式调节理论的诞生。

    首先古人对内脏器官的认识过程，发现古人早已赋予内脏器官具有情感的认识，如《周易》、《诗经》中多次讲到“心惕”、“心逖”，认为人体的紧张情绪是由心脏发出与感知的。《诗·大雅·桑柔》将肺肠与心并列抒发情感，说明古人认为肺肠与心一样都具有情感。《尚书·盘庚》讲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表明商王盘庚迁都后治理国家的决心。《大学》讲：“如见其肝、肺然”。在古人心目中，人体中的肝肺肾肠及每一个器官都具有情感。而这一点对于医家们按照社会化模式创立有君有臣的人体调节理论是极为有利的。《素问·灵兰秘典》的作者正是在上述史料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脏腑情识论，明确提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很清楚：《灵兰秘典》的作者认为：肺是管全身治理的；肝是管出谋献策的；胆是管决断的；肾是管工艺技巧的。在《灵兰秘典》中胸腹腔器官都论及。胆在脾前，脾胃均列入仓廪之官，脏腑概念不清，属于早期的社会化人体调节模式。从总体上讲，自《灵兰秘典》起，在中医人体调节理论中已完成了人体调节理论的社会化模式框架为五行——五脏社会化模式调节理论的建立开了一个头。人体五行——五脏调节论仅限于五脏，它是在古代医家们完成了脏腑归类之后提出来的。

    3．关于先秦脏腑归类的探讨。

    前文我们在探讨脏腑情况论中可以看出春秋至战国早期人们对内脏功能的认识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脏和腑的区别，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人们从何时起开始了对脏和腑的研究呢?回答是：目前尚无确凿史料可证。在《素问·五脏别论》中曾提出：“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问题。回答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阳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五脏别论》文词不长，好象是专讲脏腑归类的。但首先问的和首先回答的是奇恒之腑的有关内容；在回答“奇恒之腑”时强调“藏而不泻”，与后文关于“腑”的概念不一；且在六者中有“胆”混入，而“胆”又是可泻的。所以仅从这段文字分析，可能脱文较多，我们不能从这段文字中总结出脏腑归类原则和推断出脏腑归类时限。在“奇恒之腑”中首先提到脑髓，这应是人们对脑和髓进行了一番解剖研究后写下的。澄清人们对脑、髓的解剖研究时限，有利于分析脏、腑归类史。我曾研究过秦汉时期的学者们对人体大脑及颅底经脉解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62～167)。在我国人们对大脑及颅底解剖的研究可以断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它有出土的诸多脑字的初文作证。从传统文化中考查：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在《算地》篇讲：“劳其四肢，伤其五脏”。商鞅将四肢与五脏并论，证明“五脏”当指人体胸腹器官是无疑问的。比商鞅小21岁的庄子和他的学生们在《庄子》一书中多次取医学理论的最新成就“五脏六腑”说类比于政论，《庄子·在宥》讲：“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脏，……愁其五脏，以为仁义，……”《庄子·骈拇》讲：“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脏哉，……多方乎骈枝于五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上述两文都是庄子反对统治者们假仁假义行为的。作

者尖刻地指出：假仁假义者们“骈枝于五脏之情”达到“淫僻于仁义之行”的欺骗目的。《庄子·列御寇》讲：“形有六腑”。《庄子·德充符》讲：“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可见《庄子》的作者们对肝胆之解剖与生理功能的理解是不一般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肝和胆虽然相依，关系甚为密切。用不同的眼光看，肝属于脏，胆属于腑，他们的形态和生理功能都是不同的，就象毗邻的楚国和越国风土人情的情况不同一样。证明作者们对五脏六腑概念认识是比较清晰的。由此看来很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先民已完成了对五脏六腑的划分。但是考虑到《庄子》一书中有秦汉医理羼入的可能，又从其他有关史料分析，关于脏腑归类问题的研究，也许从公元前四世纪一直争论到公元前二世纪方才定下来。因为在《淮南子·坠形训》中讲：“中央四达，……黄色主胃”。与撰《淮南于》的刘安处于同一时代的仓公也

在诊籍中讲：“胃气黄，黄者土气也”。文中“中央”与“胃”相联，“胃”又与土相联，反映的是五脏与五方、五行相配问题，是五行——五脏调节论的重要内容。在《素问·六节脏象论》中也讲：“脾胃大小肠……其色黄，……通于土气”。可见作为脏的脾又与作为腑的胃肠相混了，说明刘安和仓公时代关于脏腑归类的标准还未总结拟定出来，或者拟定出来后还未约定成俗，为大家公认。但是那时的学者们对脏腑的研究仍然艰难进行着。《灵枢·肠胃》、《灵枢·平人绝谷》等文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灵枢·本神》说：“是故五脏，主藏精气也。……肝藏血，……”脾藏营，……心藏脉，……肺藏气，……肾藏精，”都不是凭空或简单的结论。《本神》论的作者对五脏的认识比较精细，是有比较深刻的解剖和生理知识作基础的。以“脾(胰)”为侧，它居于胆的下方(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体积虽小于肝，却与五谷所蒸化的营气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生理学告诉我们，胰(脾)脏所分泌的胰岛素时刻影响着人体血糖(营气)的正常活动，古代医家们如果不对胆之“下者，脾也”的胰进行观察研究，能够得出：“脾藏营”的结论吗?须知“脾藏营”这一概念是不能利用某种自然物与之“比类”而推导出来的。在《内经》的许多文章中反映了秦汉医家们对脏腑解剖的记录与对脏腑生理功能的推导。《灵枢·本藏》讲：“五脏者，同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者，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这些记录，虽然简洁，但很清晰，内容极为丰富。就五脏讲：文中提到“固有”，“固有”当然是指本来就存在的五脏之形态与解剖结构。那时的医家们对五个器官进行解剖比较后发现它们存在大小、高下、坚脆等五个方面的情况不同，这五个方面是当时人们在解剖过程中观察的内容，它朴实无华，反映了当时的解剖水平．它是人们对胸腹器官进行分类的基础之一。《灵枢·经水》讲：“五脏六腑之高下、小大．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灵枢·本藏》还说：“五脏者，所在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这些分析出于解剖的认识．也是在解剖基础上进行生理功能推导的结果。古代医家们的这些讨论，为脏腑归类扫清了思想障碍，到《素问·五脏别论》时，便明确提出：“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六腑者，转化物而不藏”。举个例子：古代医家从当时掌握的解剖与生理特征出发，看到肝脏的血液非常丰富，没有发现它与其他器官有明显的通道，断定它是“藏血”而“不泻”的，于是将它归入脏；而肝脏左侧的胆囊内贮有胆汁，用手拧之，发现胆汁可以从十二指肠部排出；他们还从临床体会到，“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灵枢·四时气》。就是说：当病邪在胆，胆中的胆汁可以逆行到胃中，当胃气上逆时，义可以“呕苦”，他们将呕苦“故曰呕胆”。所以胆囊中的胆汁是“泻”而“不藏”的。胆能排泄胆汁，故“归入腑”，叫“中精之腑”《灵枢·本藏》。《灵枢·胀论》中将六腑中的小肠功能与咽喉并论，说：“咽喉小肠者，传送也。”换句话说．小肠的功能之一就象咽喉一样．起传送食物的作用，叫做“转化物而不藏”。六腑之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的功能都是转化物而不藏的。因此“藏而不泻”与“泻而不藏”就是脏腑归类的依据原则。

    史料证明：建立在对脏腑解剖观察与推导生理基础之上的脏腑理论，为创立有君有臣的五行——五脏调节论打下了基础，至魏晋、唐宋发展为脏象学说，脏象学说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对于早期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解剖器官，后来是如何擅变为功能的划分问题，它涉及到中医发展史上与之相关年代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等诸多因素，尚可另立篇章讨议。

    四、《老子》春秋婴幼儿生理史。

    春秋中期，五霸相争，战乱不休，民不聊生，老子其人在任周室“守藏史”期间，已忧心于民众疾苦，他广博库藏相关史料，对自己提出要求“欲不欲(想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学不学(学习别人没有认识的问题)”，“知不知(掌握别人没有掌握的知识)”。所以当他撰著《道德经》时，反映了他的学识极其渊博，他比较集中地关注到婴幼儿的许多生理现象。《老子·五十五章》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含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本章要求治理国家的当政者要厚德待人；只有厚德待人的当政者，才会象赤子(剐出生的婴幼儿)一样不会受到别人的侵害。在此前提下老子讲了婴幼儿的三组生理现象。“骨弱筋柔而握固”即罂幼儿两拳紧握。这是新生儿至半岁左右的生理现象之一，当今医学称“握物反射”，此反映因婴幼儿大脑神经系统、脊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双上肢的伸肌群和屈肌群都得不到大脑和脊神经系统调节控制，因而双手处于正常的握物状态，是婴幼儿的一组正常生理现象。“牝牡之合”即男女交配，“朘”，男孩外生殖器婴幼儿期间的男孩，阴茎常勃起，这一生理现象为老子关注，他认为是人体之精气作用的结果，是我国中医精气神调节理论产生于春秋的证据之一。“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老子认为婴幼儿整天哭啼不止，但声音不嘶哑，是“和”的作用。“和”古作协调。《礼记·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注：“发皆中节，情之正也”，即协调。老子用协调一致解释婴幼儿“号而不嘎(声音不嘶哑)”应该是有远见的。

    在《老子》中还有许多生理知识值得我们重视。

    五、关于脑的生理与病理史

    在《内经》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脑与脊髓是有联系的。但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又将脑髓、骨髓、鼻涕、关节腔液与阴精(男性的精液)一并联系起来了。古人的这些认识是从长管骨髓、鼻涕、精液之形态及有关的解剖部位联想、推导的结果。秦汉时期关于脑的生理、病理理论基本形成，已有“翕气以充脑”、“於脑也施（驰）”【45】，及“气在头者，止之于脑”【46】的论述。《内经》认为，脑与髓的关系是“脯为髓之海”。而“髓海”与“精”、“气”、“津”一样，存在“有余”、“不足”，与脑有关的生理、病理，都因“髓海”有余、不足引起。而“髓海”有余、不足，义是通过“髓液”的增减表现出来的。如同《灵枢·决气》中说：“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天、脑髓消，胫痠，耳数鸣”。《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则腰背痛而胫瘦。”《灵枢·口问》“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都讲到类似现代医学中的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但从“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讲，叉似指忧虑形精神症状了。《素问·脉要精微》讲到视觉的生理与病理。原文讲：“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这里的“精明”指视觉功能无疑。作者接下去说：“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文中强调：“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脉要精微》的作者认定，“头者，精明之府”，即人的视觉功能的中枢在脑．这与《国语·周语下》“夫耳目、心之枢机也”的认识有了本质的进步。并认为当视觉深沉凝涩时，人的精气和神气都败夺了。说明视觉与脑的生理是分不开的。《灵枢·大惑论》讲税觉病理时说：邪“入于脑，则脑转，脯转则引日系急，目系急则目弦以转矣。”指出：“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或“视误故惑，神移乃复”。可见视觉的病理变化，如复视现象等都是邪入于脑引起。

    在《内经》中，还有关于“液”的论述，并提出了“脑液”之说。《灵枢·决气》“谷人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可见人体之液专属于脑，是五谷转化而来，它襦润肌皮、孔窍，滑利关节，补益脑髓。此液与关节运动、脑脊液都有关。《灵枢·五癃津液别》讲：“髓液皆减而下”。此文好似说明“髓中有液”或者“髓、液有别”。不论其“髓液皆减而下”中髓与液的本意如何，但在这里“髓液”属于解剖学知识。“髓液”概念也不足古人凭空推导出来的。如“刺膝髌出液”一样，是人们见到“关节腔液”的记录。“髓液”概念的提出，对于创立脑的生理与病理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六、泌尿生殖生理史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肾作为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器官，但在《内经》中，肾与睾丸的功能混淆。《素问·脉要精微》讲：“腰者，肾之府。”将肾的解剖部位定在腰部。《难经》：“肾有两枚，重一斤二两”。这样大的肾，指具有泌尿生理的肾无疑：除此之外，再未见肾的解剖资料。

    在今本《内经》中，对于“肾”的生理功能大加叙述，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月事以时下，……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而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依上述生理功能议之，“肾气盛”、“肾气实”的“肾”是指具有泌尿生理功能的肾吗?《灵枢·本神》：“肾藏精，精舍神，肾气虚则厥。”《素问·六节藏象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逆调论》：“肾不生则髓不能满”。《素问·痿论》：“肾主身之骨髓”。简录上文，不难看出肾之生理功能的复杂性。它不仅与精、蛰封藏有关，而且当女肾气盛，男肾气宴时，阴阳和还能有子密切相关。此论，纯属生殖生理了。两汉时期为何生殖生理属于肾?这样的疑团纠缠中医理论2000余年．未见学者澄清。时值今日，我们应该如何而对现实，应该如何采集史料，剖析梳理，将其所含之真谛领

悟清楚一点。

    有幸，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秦汉医书，其中多处讲到“肾”。《养生方》第八十九行有一味药“牡鼠肾”，马继兴考释：“牡鼠肾即公鼠肾，……此处的肾，当指外肾。”【47】外肾当指公鼠的睾丸。用“肾”给睾丸命名．是秦汉医家的创造。与《养生方》同时出土的《五卜二病方》有一个病名叫“肾疽”  (27l行)，但从上下文很难澄清“肾疽”的解剖部位。秦汉时期的医学水平不可能认识到腰部的肾周围脓肿，依直观认识，用外肾解之，“肾疽”可能指睾丸肿大，或者睾丸鞘膜积液。《五十二病方》颓(疝气)的第十七治方讲到“肾与”，即朘，指阴茎，马王堆医书考注：注肾，“此处指外肾”【48】，肾即睾丸。在治疗阴囊疝时，有一种方法是将葫芦穿一个大小适当的孔，将内容物掏尽，然后将肿大的阴囊(含睾丸)和阴茎一并塞进壶内……。所以第十七治方的“肾”与“肾疽”之肾都指睾丸。《颓》的第二十治方“以奎蠡盖其肾”之“肾”亦指睾丸。秦汉时期医家们给睾丸命名为肾是无疑问的。由此，《内经》中凡肾与生殖生理发生联系者，其肾均指睾丸或卵巢。这就是秦汉医理之真谛，为解释《上古天真论》提供了解剖依据。

肾何以“主身之骨髓”？何以“肾不生则髓不满”？这应从另一些史料中加以论证，在本题中不议。

    七、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发展史

    我国独具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起源于殷商，完善于两汉。其中包含内属于脏腑功能的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有待学术界勇敢共识，深入研究，总结提高，用于临床。

   &nb, sp;, 1. 经脉理论起源于殷商

    殷代创作最后一个心()字的造字者，在前人200余年，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创作心字的经验中，在“圣人心有七窍”(心之官则思)的认识中，领悟到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对全身一定具有某些生理作用．因而在心脏底部画了两条线，为我们探讨经脉理论的起源保存了一则极为可贵的史料。据甲骨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分析：这个心()字见于“父已爵”【49】，“父已爵”被断代为甲骨文第四期，即商纣王时期，因此经脉学说渊源于夏商之交，起源于商纣王时期。从渊源算起已有三千五百年历史了。

    2. 秦汉百家争鸣于经脉调节论

    1993年在四川绵阳市双包山西汉墓出土黑色重漆小型木质人俑，用红色漆线描绘经脉路径，出土后称木人十脉系统，专家断代随葬于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木人十经脉没有文字说明，但专家已作多山论证【50】。此谓蜀地十经脉说。

    秦汉楚地十一经脉说。上世纪70～80年代先后于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出土西汉早年的十一经脉三部。这三部“经脉”都被认为是《灵枢·经脉》的祖本【51】。其中《足臂》比较原始强调十一经脉范围内的“其病”，“其病”即用经脉归类疾病。《阴阳》载“其所产病”，“其所产病”与《足臂》之“其病”意义相同，但与江陵张家山出土的《阴阳经脉篇》一样更强调“是动则病”；“是动则病”虽被《灵枢·经脉》继承，但都因作者未见相关原始文字说明，历代学者不知其原文本意，长期被释作“是动病”。“是动病”是一组概念不清的病；而“是动则病”属原始脉象诊断法，2000余年来无人理解。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脉书》是一篇综合文章，其中载“相脉之道”，“相脉之道”中讲了三组脉象，是古脉象诊断法，即是对“是动则病”的注释。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篇》澄清了“是动则病”的内涵。

    《灵枢·经脉》十二经脉如环无端。然而十一经脉理论发展至两汉时期，不仅不能解释精(经)气循行如环无端，而且很难用于临床，迫使经脉学家们对十一经脉理论进行大胆改造。于是两汉经脉学家将天文、历法之春萌、夏长、秋收、冬藏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理论引入经脉学说，取十二月之十二与手足之三阴三阳经相配，合为十二经脉，在五脏中加入心包配作六脏六腑组成阴阳表里。因此，当十一经脉理论向十二经脉理论发展的时候，经脉学家们费了不少心血。依《内经》史料分析，经脉之配属问题，虽然出现了以《素问·天元纪大论》为代表的天文派，以《灵枢·阴阳系日月》为代表的日月派，及以《足臂》、《阴阳》、《灵枢·经脉》为代表的经脉派。当《灵枢·经脉》问世以后便成为经脉调节理论的主流派【52】。

    天文派来源于天文之周而复始，类比于人体经气(精气)与自然规律一致；日月派是根据《阴阳系日月》精神归纳的，如“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右足之少阳；未者，六月……。”这一派二阴经、三阳经独特，十二经脉均依月次排列，如1、2、3、10、11、12六个月属左，主手足之阳；4、5、6、7、8、9六个月属右，主手足之阴。在经脉派中，三阴经、三阳经围绕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一致，遵守内阴外阴原则，独《经脉》由十一改造为十二脉．在手二阴经中加入厥阴心包，引起一些混乱，失去了“厥．犹尽也”的意义。《灵枢·经脉》三阴经、三阳经在臂胫周径上的排列顺序及经脉循行路线的安排原则有三，其一，为解决经脉的如环无端问题，十一经脉必须向十二经脉发展。其二，引入五行学说，是社会学中君臣思想的反映。而五行学说引入医学，必须与脏腑相配，在脏腑相配中又有一些原则必须遵守，如“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灵枢·脉度》”，这一原则要求阴经在循行中属脏、络腑；阳经属腑络脏；由此确立脏腑阴阳表里关系。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考虑到腹之上部(胸腔内的肺、心、心包)与手阴经相配，腹之下部肝、脾、肾与足三阴经相配。手足三阳经除属腑络脏外，还必须循头。这便是“手之三阴，从脏正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逆顺肥瘦》”原则。可见：所有经脉的循行过程，极少依解剖部位外，全为人为安排，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勇敢承认的。其三，在经脉循行如环无端原则下，要求将《足臂》、《阴阳》经脉向心性循行改进为双向流动。但是，经气双向性流动的原因，可能受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的影响，但也可能是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动脉血液的逆心性流向，如《灵枢·血络论》：“刺血络而仆者，……血出而射者”的区别。总之《经脉篇》的作者在考虑经脉之排列、循行时，冲破了其他派别的排列方式，满足了脏腑、阴阳、表里等相关要求，使经(精)气在封闭流动理论中循行，将十二经脉理论推进到相当完

善的程度。

    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以后，派生了疼痛理论、“是动则病”脉象诊断理论、微针通脉调其血气理论与针刺疗法的诞生，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大发展。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近五十年来，我国投人大量财力、人力，研究“经络”实体，在经脉理论发展史上刻下了曲折而沉重的一笔。我们殷切希望热衷于经脉学说的同道们，勇敢地回到经脉理论的研究之中，深入探讨足太阳膀胱经内属脏腑的根由及其现实意义，再度促进中医事业的大发展。

第五章  原始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史

    原始中医学的临床医学，犹如一块剐刚剥开的尚未雕琢的玉璞，纯朴无华。仅以成书于秦汉之交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为例，自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以来，研究之佳章屡见不鲜。学界公认：《五十二病方》“早于《黄帝内经》纂成时期，是现已发现的我国最古医方”。书中载病名103个，医方治法283则(《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  1979：182页)。但因帛书残损，依《五十二病方》目录19～27、38均残损严重，无法统计治法，所以，上述283法，实出于四十二方。在四十二方中，许多治法难以考证，且许多治法中义存在一方多法，笔者从保存较好的四十二个方中统计，明确记载使用方法者308法，其中沃、洒、封涂、按药粉、外敷药及“以布约之”等计146法，占47．7％；属古典物理疗法(含熨、熏、水浴、火炙、灸)48法，占15．5％．采用物理疗法治疗疾病30种，占103个病名的28．1％，可见，在原始中医治疗学中物理疗法应用较广。在《五十二病方》中，内饮药62法，占20％，内饮药治疗疾病21个，含外伤、痉症、皮肤病等，占103病的20．3％，说明秦汉时期内用药的使用已在稳步发展。另有汗法5则，包含了治疗学中的整体观。

    《五十二病方》中病名103个，纯属“内病”(含药物中毒者)仅13个，占12．6％，因其他疾病与外伤引起痉症者8个，可以看出在“内病”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痉症。属外科疾病和皮肤科疾病90个，占87．4％，说明在《五十二病方》中，外伤和皮肤病占绝大多数。    在《五十二病方》中虽然收载了一些远古的疗法，如牛舐、脱肛倒悬吊、祝由等，但记载了10则手术治疗方法，在秦汉时期是极其先进的，这些手术都是可以重复操作的。如拔疣的方法采用灸疗麻醉疣末，趁热拔之。治疗牡痔的赢肉亦是“疾灸热，把本小而戾绝之”。牡痔的第三治方指出：对大如枣的痔核，可“剖以刀”。尤其对“巢塞者”的手术方法极为先进，采用新鲜狗脬(膀胱)“以穿，入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这则手术过程中除未交待麻醉方法外，其他内容一目了然。

    《五十二病方》中所反映的原始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史深深植根于临床医学实践之中，投有受到“哲学思想”的干扰，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一节  殷商疾病史

殷商的历史已过去三千余年，是遥远的，假如依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的遗址计算，至殷商时，我国种植农业、制陶业已有9000年的历史了。从其他考古史料分析：造房、制井、驯养、编织、纺织、印染、玉石工艺等已经发展了3000~4000年，青铜铸造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殷商时期是工、农业都较发达的社会。就殷商疾病情况讲，自甲骨卜辞发现以来，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商疾病情况，仪是宫廷的部分史料，且有病无药，是一部被扭曲了的殷商医学史(严健民《论原始中医学》71～78页)。温袁二氏在《殷虚卜辞研究》中将甲骨文所反映的疾病分34种，当我们再作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指出：这34种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按患病部位命名的。按常理分析，一个部位的疾病绝不只一种。冈此，这种分类方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在甲骨文反映疾病史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尚可就已经反映了疾病本质的疾病写下相关疾病史，如寄生虫病史、疟疾史、女性生殖医学史。

    一、寄生虫病史

    殷人已经认识到寄生虫是致病原因之一。如蛊，在卜辞中多见，蛊作，指某虫可以致病。卜辞：“(有)(齿)，蛊”(《乙》7310)。“贞、王(骨)隹蛊”(《合》286)。前者讲虫(龋)齿，后者讲的是慢性骨髓炎，或骨结核，或骨癌晚期，都认为与虫有关。殷人还认为：  “……隹”(《京》1647)。“”释为回。《集韵》：“蛔音回，同虫有。”《说文》：“虫有，腹中长虫，或曰回”。由此看来，殷人已经认识到蛔虫是肠中生病的原因之一。蛔虫之为病，在我国古籍中并不少见。《关尹子》：“我之一身，内变蛲蛔。”《灵枢·上膈》讲了蛔虫病及蛔虫性肠梗阻的治疗，“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留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在古人看来，这就是蛔虫性肠梗的形成过程。治疗时，上膈的作者要求：“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旁，……毋过三行。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哀，大痈乃溃。”上膈的治疗效果好极了。

    二、疟疾病史

    疟疾病在《内经》中有不少记载，但《内经》以往的疟疾病史无考。殷虚卜辞提供了原始资料。在卜辞中，疟作或。甲骨学家陈邦贤指出：“，从，盖之省，其文当释为，乃之初字。”疟病之名，应是疟疾发作时来势凶猛，恶寒高热，依暴虐而取名。在我国有关疟疾的资料很多，《周礼·天官·疾医》：“秋时有疟寒疾。”《礼记·月令》：“盂秋之月，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上述两文连流行病学史都讲出来了。《墨子·经说下》：“若疟病之，之于疟也。”《说文》：“疟，寒热休作。”将疟疾的临床表现讲清楚了。在殷虚卜辞中未讲疟疾的临床表现与季节关系，因卜辞简节，没有必要作复杂记录，但是疟的诊断标准，在殷人心目中是确切的，说明疟疾病在殷商时期已是常见病了。

    三、女性生殖医学史

    女性生育，繁衍子孙，大约人类在向智人发展的过程中就已比较关注了。尤其新人以来，或曰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以来，人们就特别关注女性的生育问题了。甲骨文造字以后，与怀孕、临产有关的字就达20个，反映了妊娠、临产、喂养三个阶段。尤其对临产的关注，造字达14个，反映了头先露和足先露，含顺产与难产，说明临产过程在女性生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显示了殷人接生经验的丰富。在卜辞中典型怀孕的字，如，反映临产，如、、等，喂奶仅见一字，如，但极生动。以下将甲骨文中有关生育的字抄录之。

殷商女性生殖医学之孕、产、哺的有关甲文抄录

1.怀孕：（《小屯殷虚文字丙编》340）

           （《乙》8504）

           （《佚》584）

           （《乙》6691）

           （《拾》11、10）

2.临产：待产娩（《乙》1277）

             （《明义士藏商代甲骨文字》50115）

              （《乙》4529）

              （《》34）

        头先露（《龟甲兽骨文字》1、21、9）

              （《晋寿堂所藏殷虚文字》3、11）

              （《殷虚书契前编》2、11、3）

              （《乙》8898）

              （《甲骨文编》2502）

              （《乙》8893）

                     （参中华医史杂志1985（1）：23）

              （《殷虚书契后编》下、18、2）

       足先露（《乙》2160）

             （《乙》8893）

                    （参中华医史杂志1985（1）：23）

             （《》杂69）

3.哺乳：（《乙》8896）

解：关于的卜辞：

    “戊午卜，贞，妻(有)？今月。”对的解释有利于我们澄清殷人对已怀孕的认识。

    解：在甲骨文与生育有关的字中有一个，见于《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35页“释为艾”，引诸说证之。举卜辞例：“戊午卜，贞、妻(有)?今月。”验辞曰：“戊午卜、至、妻御父戊，良(有)？”（《合》470），作者在“释为艾”的前提下释作“卜问是否以艾灸治病”。从卜辞用语讲，好似欠妥。我们注意到《遗》620 卜辞讲：“辛丑卜，贞，妇，好(有)子，三月。”验辞2曰：“辛丑卜，亘贞，王占曰，好其(有)子?”这组卜辞被释作：“这当是(孕妇)出现某种妊娠反应之后，将卜问方式进行妊娠诊断。”我们分析这两组卜辞的语法结构完全一致，前一组问“有”，后一组问“有子”，“有子”者明确表示是否怀孕?而用者，如“妻有”，这种典型的用语，也被释为“用艾治病”。我们不否认，可释为艾，但其意有别。西汉杨雄著《方言》，卷一讲：“胎，养也，……汝，颖，粱宋之间曰胎，或曰艾”。杨雄记下春秋战国时期，陕西韩城以南、河南北部的汝水、颖河至商丘、淮河等广大地区(恰好包括殷虚)的方言讲：“胎或曰艾”。因此，当我们释“有”时，我们不能忘记在殷虚卜辞中存在大量卜问孕产的卜辞，“有子”即“有(胎)”。

    在殷商女性生殖医学史中，还有不少卜问生男、生女及卜问预产期的卜辞。“壬辰卜、贞，妇良(有)子?”(《乙》2510)此类卜辞一般在妇女出现妊娠反应后再卜问。在卜辞中常有“隹女”、“”，，从女从力，温袁二氏指出：“”是卜问是否生男孩的专用词。“乙亥卜，(师)贞，王曰(有)孕，？曰，”(《佚》584)。卜辞说：乙亥这天，叫师的卜贞，说有孕，是男孩吗？叫的这个人卜后回答说，是男孩。有一组卜辞较为滑稽：戊午卜：小臣，十月。

    戊午卜：小臣。

    戊午卜：小臣不其9癸酉(天气荫蔽)，甲戍隹女(《丙》83)

    这组卜辞反映在一天内反复卜问是否生男孩，不巧过了十六天到癸酉之天，天气荫蔽，所以第二天生了一个女孩。看占卜者将生女孩的原因归咎于上天未能红日高照，送一个儿子来。在卜辞中多次记录男婴为死胎、死产的事，说明在殷王室内，婴儿成活率不高，更显出男孩的重要。

    在卜问预产期时，从验辞记录看。有四十天以后的“三月庚戍娩妨(《合》94)”的，有预卜“五旬”后生男孩的(《续》4、30、4)，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已根据“十月怀胎”的规律可以大略推算预产期了。毫无疑问，这种推算，是临床经验医学的反映。在殷商时代应该是先进的。

当我们对甲骨卜辞中孕、产之字进行归类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20个字可分为怀孕、临产．哺乳三组。在临床的14个字中又可分为待产、头先露和足先露三种情况。足先露应属难产了。

殷商的医学史是丰富的，如五官、各科的疾病史、心脏病史、骨科病史、神经科(疾软)病史、流行病学(疾疫)史等等，还有待专门研究。

第二节  两周医学史

    一、两周医学史概说

    我们在此讲的两周医学史，其实讲的是西周至东周春秋时期的医学史。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幽王衰破，平王东迁；春秋五霸兴起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这段空间的医学史。

生活在西部的周民族，在艰辛的环境条件下代代相传．至武王伐纣后，在奴隶制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平判殷乱，巩固政权，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在科学文化方面，两周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易理，发明了易学。这个易理就是“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这部易学就是建立在商代的被动卜筮经验基础之上又总结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认识论过程中上升为系统化、规范化理论．排列为六十四卦。易学在发展中，有一派将其用于“预测”，使之对某些易理具有了指导性意义。在我们看来，至今尚未解谜的河图、洛书、大衍数都作为远古文化基础促进了易学发展。从社会发展史规律讲：易学总结的一整套理论，是建立在殷商至西周发展史、两周哲学文化、乾坤观念刚柔、对立统一思想、西周科学技术水平、西周医学水平基础之上的。周易中对心脏病的认识及治疗中的放血疗法，“需子血，出其穴”，“涣其血去逖出”等医学用语，井卦中的饮水卫生、乾卦、坤卦的刚柔思想，都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医学水平，或指导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从天文、历法讲，尧时“历象日月星辰”发展到两周已两千余年，所以西周时期的天文、历法已较成熟，“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郡，颁告朔于邦国”《周礼·春官·太史》，说明两周政府设专职“正岁年”，将一年之月朔、时令“颁告”于天下，指导农业生产。周时的这一制度，起于尧时的“观象授时”是不会有疑问的。

从西周发展史分析：平王东迁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新生事物屡见不鲜。商业阶层活跃，交易市场兴盛，金属货币问世，高利借贷资生．到春秋晚期，青铜农具、铁制农具、牛耕种植出现，农田水利的兴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老子讲治国之道，力主德治；孔子论儒，首创仁爱；孙子议兵，剖析正义邪恶；国语、三传、周礼，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老子中的“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致也”，孔子讲的血气理论，孙子议“五行无常胜”，国语中的阴阳观念，三传中的六气致病思想，周礼中的四季常见病学说，无不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战国八百余年的医学水平。然而：两周医学史是难写的，因为诸多史料零乱、散在，很难具体立论。如周礼中的医事制度，有如空中楼阁，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它(周礼)是为改革当时社会的官僚统治机构，实现大一统帝国的理想而提出的份完备计划”(中华医史杂志1987：204)。我们同意作者的分析，对于周礼中的“九窍”、“九藏”都应作具体分析。以下我们只能就《诗经》中的医学史料、《周易》中放血疗法、春秋齐国的人体经脉学说史再作概述。

二、从《诗经》探讨西周医学史

周武王灭纣后，周王朝在百废待兴之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革新时弊，重视农业，改井田“为百亩欠而彻”，将殷商属地分封给邶、鄘、卫治理，特别是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使奉守先祀，不绝殷后”等诸多改革深得民心，所以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周之上层人士及下层众多作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创作诗诵或民间歌谣，其内容极丰，这些诗歌，或歌颂西周的丰功伟业，或反映劳动者的劳动生活，或描述民众的姻缘爱情，或揭露奴隶主的暴虐。由于当时的诗人在写诗时采用人们在议事时常用援物比类手法，使事物更为清晰，因此诗人写诗时就采用了比兴手法，作者在比兴时广泛选用当时的农业知识，医药内容比兴于事理，提高诗趣。

为我们讨论这一时期的医学史保存了一些零散的原始资料，可贵至极。有学者撰文“《诗经》中的医学知识”发表于健康报，指出了《诗经》的作者们对疾病、对医学心理方面的认识。对于与中药有关的动、植物，作者指出：“《诗经》中记载的中药名，包括药用动植物等，多达291种，其中革类102种，木类65种，鸟类46种，兽类28种，虫类26种．鱼类19种．其他5种”(郭洪涛、冯梅荣1990)。作者点出的动、植物名，都出于诗文在比兴时选用。所谓比兴，是在写诗歌的过程中，根据诗中人物情节的发展，为突出诗歌情趣而选用已知的各类知识，嵌入于诗的适当部位，增加抒情的情趣。如《诗经》首篇《关睢》，在写淑女时，用人们常见的多年生草本野菜金银莲儿(荇菜)比兴于一位男子想描绘的淑女。这金银莲儿高矮相间，参差不齐，婀娜多姿，有如淑女的风采。当在诗中引用荇菜以后，衬托了窈窕淑女的形象，这就提高了“君子好逑”与“钟鼓乐之”的必然性。又如《中符有蕹》就是在描写一位遭受遗弃女子时，将被遗弃的女子与蓷(益母草)同时抬出来的。益母草为妇人良药，能益精，除水气。诗人在此将益母草被晒枯了比兴女子遭受遗弃后的痛息长叹，抽咽哭泣，……促发了人们的同情心。但是《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它只能为满足文学作品的需要而取材，而写作。因此在《诗经》的所有“中药”名下，都没有用于治疗疾病，看不出某一动植物的药用价值。在许多诗文中讲到病名，如瘖、痛、瘵、疷、瘼、痗等等，这些病名在《说文》中，或在《毛传》中均统称为“病”，不能反映各病名所代表的疾病特征，更没有某病用某方治疗的资料。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诗经》中的诸多动植物名对西周搬医学概貌作些了解，不可能从中了解与探讨某病、某药的医学史。有关两周的医学史，可能有待出土文物的揭示；《诗经》中与病有关的字如瘼等，还有待寻找新的破释方法，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与临床意义。

    三、《周易》中的心脏病史与放血疗法史

    《周易》在西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从西周医学史讲，《小畜》、《需卦》、《涣卦》虽名有异，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心脏病或精神因素方面的问题，并记载了采用放血序法对上述病态进行治疗取得一定效果。《小畜》的卦象是“风行天上()，密云不雨”，为夏季闷热天气。这种天气，对于心脏有病或者因精神因素而心情不安是很不利的。《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历代注象在解此文时，对于“孚”、“惕”，都没有解透，因此，没有深入到本卦的实质。何谓“孚”?《姤》卦云：“赢豕孚蹢躅”。王弼注：“孚，犹务燥”。可见“孚”在本文词中可转释为烦燥、烦闷，与“密云不雨”的闷热天气一致；何谓“惕”?《玉篇》：“惕，懼也。”《马王堆医书考注·阴阳十一脉灸经·少阴脉》云：“气不足，善怒，人惕”。可见“心惕”是心(含心及精神方面)的病态表现，是一个症状。秦汉医家常用“惕”捕绘精神状态。《素问·脉解》：“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循衣摸床，惕而不安”。阳明为病，久之邪热可内伏肠中，便结不解，潮热谵语，循衣摸床，惕而不安。是邪热犯心之征。《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指有病的卜贞者，在夏季密云不雨时，往往心中烦闷加重。此时可采取放血疗法(血去)进行治疗，当放出适量的血后，心中烦闷，惕而不安的病态现象就缓解了。这才是“血去，惕出，无咎”的, 根本原因。, 所以爻象接着指出：“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志，志愿，愿望，即当进行放血疗法后，心中烦闷，惕而不安的病态缓解，是合乎卜贞者愿望的。

    《需卦》：“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需卦的卦象是：“云上于天()”。坎水在上，如天之欲雨，同样加重有病病人闷热烦燥之感。“需”当何解？“彖曰：需，顺也”。朱熹注：“需，待也，……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尔。”可见“需”是解释“坎水在上”的。由此，我们理解：“需于血，出自穴”是讲有病的卜贞者在闷热天气感到心惕时，需要采用放血疗法进行治疗，就必需选择经穴进行放血。爻象接着讲：“需于血，顺以听也”。听，作考察解。《尚书·洪范》：在讲“五事”时，“四曰听”。孔传：“听，察是非”。“听”在本爻象中转释为“诊察”。即有病之卜贞者在采用放血疗法时，主施放血疗法的人一定要详细诊察病情，选择经穴，才能放血。顺《需卦》之卦象解释“需于血，顺以听也”也是合乎《需卦》之卦象本意的。

    《涣卦》：“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涣卦》的卦象是：“风行水上()”，激动波涛，为散失之象。在解《涣卦》时，我们应该总结朱熹对以上三卦的总体认识。朱熹注：“涣，散也。”在上九注释中说：“血谓伤害；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朱氏没有讲清“血去”与“惕去”的关系。他在三卦中都将“血去惕出”与外物伤害相联，没有考虑“风行天上，密云不雨”和“云上于天”等闷热天象。虽然他指出：“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尔”，但对三卦中的“需于血，顺以听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涣其血，远害也”均无解，这不得不使我们想到朱氏本人也感到对这些话无从理解。《涣卦》：“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与《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之语法结构完全一致，两者都讲，只有“血去”(放血疗法)才能“惕出”(心惕得到缓解)，其结果就是没有灾害(无咎)。《涣卦》上九讲：“涣其血，远害也”。“涣其血”与“涣其血去”是有区别的，这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去”字，“血去”强调的是血的失去，指有目的的放血。而“涣其血”，是用涣散来说叫血的过多散失。意思是说：假如在放血过程中，或者因外物伤害导致失血过多，其危害是很大的(严健民《周易》放血疗法初探国医论坛1993(6)：10～11)。“血去”这种文法在《素问》中亦有反映，如《刺虐》：“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巳”，“血去”二字将《周易》与《内经》两书的放血疗法联系起来了。在《内经》中讲述放血疗法86处，分别蕴藏47个篇目之中，涉及放血理论的23篇，治疗疾病48种，有理论依据，有放血方法，有注意事项：只是两汉的作者，根据放血临床中常因放血过多而致死人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启死者”。要求改进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是西周至两汉数百年的放血经验与教训，至两汉时期，当经脉理论成熟之时，促进了针刺疗法的诞生。(严健民《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 1992(2)：87～89)

    四、春秋齐国的经脉学说史

    有资料反映：“春秋初期，中国境内的一百四十多个诸候国，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和中、下游区域以及江汉区域。”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管仲为相。管仲力主“富国强兵”，提出：“修旧法……敬百姓”的治国原则，受到桓公的支持。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劝之以尝赐，纠之以刑罚”。创“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管理制度，按军事组织将民众组织起来，达到“……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见《国语·齐语》)，使齐国拥有三万人的军队。管仲治嗣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度，不许杂处，希望使民达到“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成民之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齐国的医疗事业也应该有较大发展。可惜在齐史中，除了可以反映基础医学中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史料以外，很难发现较为系

统的临床医学史。

    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从殷商起步以来，在500余年的发展里程上，未见相关史料。管仲相齐时期，大约由于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活体剖视，见到了心脏在胸腔内的搏动，在《管子·内业》中保存了这一史实。即“凡心之刑，自充自劝，一来一逝，……灵气在心。”该文继承了纣王“圣人心有七窍”即心之官则思的思想。公元前七世纪，齐人对心脏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还有怎样的认识呢?公元前581年至554年在位的齐灵公在铸造叔候镈和叔候钟时，铭文中留下了两个心字，前者作，后者作，这两个心字，与殷商父已爵铭文之心()存在渊源关系，只是齐人对心脏底部经脉的认识深化了，他们如实地描绘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是齐人认为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起重要生理作用的证据。从管子到齐

景公时的晏子经历了一百余年，当景公到一个叫畈的地方去打猎，十八天不回朝主政，晏子敬谏，劝景公回朝。景公说：“寡人之有五子(五位谋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景公的意思是说：我有五位谋臣在朝廷主事，好比心脏有四条经脉支配全身。心脏有四条经脉支配全身，所以心脏很安闲。我有五位谋臣主事，我有什么不安闲的呢？(见《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景公在比利用当时大家都明了的基础医学理论回复晏子，晏子听后也承认说：“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说明公元前530年左右人们早已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作用了。汉初刘安在《淮南子·原道训》中对于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生理功能讲的更为清楚，原文讲：“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制使”强化心脏底部四条经脉重要的生理作用。指出：“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我们分析：“流行血”，是营的作用；“流行气”，当然具有神经调节作用了，因为孟子早已讲过：“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认为“气”是调节运动功能的，可惜，《内经》的作者们在撰相关文章时，对于《管子·内业》、《晏子春秋》之心有四支，《淮南子·原道训》的相关内容毫无认识，也毫无反映。独《素问·阴阳别论》开卷所讲“人有四经十二丛”用四个字表述了春秋齐国的经脉学说史，但作者并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本意，所以随后又用歧伯的口气说：“四经应四时”。王冰也生硬地跟着解释说：“……谓四时之经脉也。”现在我们应该纠正前人的误解，还原春秋齐国的经脉学说史了。

第三节  秦国法医学史

    秦这个民族有些神秘感。我们常讲“先秦”。《词海》“先秦”指“从远古起至公元前221年”。“远古”到何年代?据《史记·秦本纪》讲：“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见)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便是秦的先祖，已有四千年历史。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秦简，大约著于公元前252～221年，随葬于公元前217年。这批秦简，内容丰富，包括90年的编年记、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在《法律问答》、《封诊式》(对现场“封”后进行“诊察”的方式)中，由于依案情论罪的需要，记载了许多现场调查伤情的法医学史料，它们都具有法医学意义，反映了当时医学与法医学水平。云梦秦简未出土以前，凡讲法医学史，多依南宋宋慈著《洗冤集录》为据。秦《法律问答》、《封诊式》出土，将我国法医学史提前了1300余年。云梦秦简中的法医学史料，深深扎根于商周医学全貌及春秋、战国法律制度逐步建立的基础之上。

    商时其用药理论，已强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周礼》记载，周之医疗行政管理制度是严紧的，推断周之医疗事业较为发达。《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和541年秦国先后应晋邀，派医缓、医和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医缓依腹腔内部的解剖部位讲病之深浅关系，而医和则讲六气致病理论，说明四十年间秦国的医学理论发展之快。这是在秦国能够将医学成就用于断案，即促进法医学产生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政治的大变革时期，辩十游说，百家争鸣，都在探讨治国方略。《史记·秦本记》记载：公元前361—338年秦孝公在位，采纳商鞅变法，建立诸多法令治国，达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违强大，赏不私亲近……，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战国策·秦策一)。秦对民众“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斑固《汉书·刑法志》)。秦国的医学水平与秦国的法律制度，促进了秦国法医学的起步与发展。云梦秦墓竹简《法律问答》、《封诊式》中的法医学史料反映了秦国的法医学水平。

    一、依秦律验伤论罚

    云梦秦墓竹简记载秦律十八种，其中《效》在同墓中另外出土一部完整的《效律》、《效》之内容为《效律》的摘抄，由此可知，“秦律十八种”都不是该律的全文，它很可能是墓主人喜按其工作需要而摘抄的。但这一摘抄，也够宝贵了。

    在《法律问答》中多问即斗殴者中斗殴一方伤了某某部位，如“斗折脊项骨”，(183页，以下凡在某原文之后，书××页时，均指《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本)，

该怎么处置凶犯；“决其耳若折指185页”或“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186页”皆处耐刑。在斗殴中拔剑伤人及“斗以箴、鉥、锥伤人188页”其处罚就较折指、啮鼻等加重处罚。因验伤是论罪的依据，所以执律者在现场验伤时都要一一检验区别记录于爰书上，包括对“大痍”的诊断标准是“肢未断”．但要用二人扶着走执律者对于斗伤的辨认，记录于爰书之上依此论处，当然是法医行为。

    二、依(性乱所致)麻风病之鉴定论罪即迁“疠迁所”。

春秋战围时期我国麻风病流行。当时人们已经知道麻风病与性乱有关．得病者眉突，鼻坏，……。秦在制定刑律时依性乱将患者定为有罪。云梦秦墓竹简记录了这一史实。但论罪的依据就是要面对患者进行诊视，这就是法医学的任务。在《法律问答》有三条关于疠的定罪．(203～204页)当确诊后，便将患者迁至具有惩处意义的疠迁所(或曰麻风病隔离区)。在《封诊式》记载一则麻风病人的临床表现：“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十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讥丙，辞曰：以三岁病疕，眉突(秃)，不可知其何病？毋它坐。”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无眉，龈本绝(牙龈萎缩)，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骑，溃一所。其手无月发(无汗毛)。令号，其音气败，疠也。263页”医丁检查后依七个问题列出，亦可认为是七条诊断标准．最后下了诊断，为依法管理疠病提供了依据。

    三、依尸检立案

    贼死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验尸的官员)某往诊。爰书曰：“男子尸在某室南首，正偃(仰身)，某头左角刃痏一所，背二所，皆纵头背，袤各四寸，相耎，广各一寸，皆血中类斧．脑角出页皆出血，……，衣布禅群、襦各一，其襦背直痏者，以刃决二所，应痏。……男子丁壮，肤白，长匕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264页”可见令史的爰书报告十分详细，除记录尸体伤情外，还详述死者衣着破损处与伤迹的关系，后文还记录死者两足鞋的所在方位、远近、死者方向与周围居民房屋之方位、距离等环境，为立案之重要原始法医学材料。

    在《封诊式》中，记载“经死”(缢即上吊而死)一案400余字，记录十分洋尽。如“令史”进现场后，“诊必先谨审视其迹”，然后再视死者表现，如舌出不出?足离地几何?头在索套内的情况，然后再解索，视听口鼻出气、下遗失溺特点，甚至还观察衣着，“尽视其身”，包括头发中及篡内有无异物等。这些记录，较南宋的《洗冤集录·缢死》之内容相比．绝不逊色。可见秦朝的“令史”其医学观念与法医学水平是很高的。

    四、验流产胚胎立案

这是一则十分详尽的记录。“爰书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摔，……274页”此文将斗及解斗的情况交待清楚了。接着讲甲夜晚腹痛、子出，甲将流产胚胎用布包裹送来起诉，髓即捉拿丙．令“令史某隶臣诊甲所诣子”。解开布巾，见“如胚血状，大如手，不可知子，即置盎水中摇之，见胚胎，其头、身、臂、手指、股以下到足，足指类人，而不可知目、耳、鼻、男女。”在水中辨认流产胚胎形状，仍然是当今法医常用的方法。更具科学性的是：令史的爰书，并没有写到此就停止，以下记录了一段具有鉴别诊断意义的文字。“令史”叫隶妾数人诊甲之前阴，“皆言甲前旁有干血，令尚血出而少，非朔事也”。指出甲的阴道出血不是月经血。还讲：“某赏(参加诊视的隶妾)怀子而变(流产)，其前及出血如甲”。这一记录用某妇人流产经验与甲比较，证明甲现在是流产。可见秦时的法医学知识已比较系统了。

第四节 《庄子》战国药学史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那时七雄纷争，战乱不止，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庄子在书中抨击时敝，利用人体的病态“骈拇”批判上层人物的假仁假义，深得民众拥护。在《庄子》书中反映了当时的骨学知识，比较生理学知识、脏腑知识以及不少的临床医学知识，为我们留下了探讨战国中晚期医学史的不少素材。《庄子》中的药学知识为我们探讨我国药学史提供了可能。

    在《庄子》中比较系统地讲药者有二。《逍遥游》载：“不龟手之药”，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漂洗丝絮)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逍遥游》中陈述了一位常年以漂洗丝絮为生的工人，配制了一种在寒水中漂洗丝絮时，手足也不会冻裂的“不龟手之药”。有一位远方来的商人看中了该的军用价值，不惜用“百金”买下这个方剂。商人带着这个方剂去说服吴王，叫吴王冬天与越人水战。吴王接受了建议，聘商人为大将，将“不龟手之药”配备给全军，保证吴军将士在水战时手足丕会皲裂，士气必然旺盛。结果冬天与越军水战，因越兵手足皲裂，难以应战而大败。这则记载合乎情理，是可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秦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283方，其中膏脂类计32方，占11．3％；膏脂类药物主要用于外伤及慢性皮肤病的治疗，如《五十二病方·痂》，计24个治方，而动物膏脂类计16方，占66．6％。“痂”病为皮肤慢性溃疡面上的乾痂，与因寒冷所致的皮肤“龟裂”相似，可以断言：在“不龟手之药”中，主要用药当为动物之膏脂类组成。“不龟手之药”即当今的冻疮膏、防冻油的祖方。

    《庄子·徐无鬼》对药物疗效、贵贱的评价是很有说服力的。写到：“药也其实，堇也(乌头)，桔梗也，鸡雍也(鸡头草)，豕零也(猪苓根)，是时为帝者也”。就是说：《徐无鬼》的作者对药物疗效的评价是持唯物论观念的，认为乌头、桔梗、鸡头草、猪苓根这些普通的药物，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主要看它在治疗中的效果。唐成玄英在读了这段文字后指出：“夫药无贵贱，愈病则良，药病相当，故便为君主”。从总体讲，成玄英以实践为基础所作解释是贴切的，但成玄英将原文中的“帝”解释为后世药理中的君使臣佐之“君主”欠妥。“君，主也”，战国中期的药理，只讲主次，还未涉及“佐使”。假如将今本《神农本草经》理解为两汉时期成书，认定两汉时期已将中草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与后世中药理论中的君臣佐使联系起来，也许“君臣佐使”思想源于上、中、下三品，或来源于战国中期的“……是时

为帝者也。”

第五节  风寒瘀滞致病及疼痛三假说

    从殷商甲骨史料分析，证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先民在认识疾病的道路上已开始探讨致病因素了。殷人认为齿病与神灵和虫蚀有关，认识到风及寒与疾病的产生有关(温少锋、袁廷栋《殷虚十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殷商时期的风寒致病说没有致病机理的探讨。此后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秦国先后于公元前581年、541年应邀派医缓、医和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尤其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强调“阴淫寒疾，……风淫沫疾”，反应了风寒致病的最新认识。《老子·四十五章》“躁胜寒”，虽没有医学理论意义，但认识到“寒”对人的威胁。《吕氏春秋·尽数》对于风寒致病有了深刻的理解。说：“大寒，……大湿，大风……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指出风寒致病的根本原因是侵扰了人体的精气。并说：“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这里的“风”，指一种病症。《五十二病方》记载：“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如产时居湿地久，……筋挛难以信(仲)”。肯定风寒是致病的重要原因。在今本《黄帝内经》中，风寒致病理论十分丰富，认为“风”既引起局部性疾病，又导致全身性疾病，《素问·气穴论》讲：“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素问·离合真邪论》讲：“天寒地冻，则经水(流域较大的河水)凝泣．……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灵枢·痈疽》亦讲：“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古代医家认为风寒可使经脉之中的血凝泣，因此，风寒是致病的主要原因。《灵枢·刺节真邪》的作者在探讨治疗方法时发展了上述理论，写到：“善行水者，不能往冰，……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嗣其经，……”《刺节真邪》的作者在“必先熨调其经”的前提下接着讲：“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这里将水遇寒冷结冰与风寒致病结

合起来类比，引出了采用热熨治疗某些疾病的合理性，对临床治疗医学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指导意义。关于疾病引起疼痛问题，古代医家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三个假说。

    其一：“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放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这则假说将疼痛的物质基础赋予经脉、血气．后来发展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指导灸疗、针刺及观察治疗效果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其二：认为“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卷，缩卷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素问·举痛论》”这一假说的特点仍以经脉理论为基础，但有所发展，似乎认定络脉是疼痛的感知部分，而经脉则是疼痛的反应部分。

    其三：认为“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灵枢·周痹》”这则假说的物质基础是风寒湿j气侵八分肉之间后形成的“沫”，认为“沫”在寒的作用下如水结冰一样聚积，从而使分肉向四周、上下分裂开来。因此推断说“分裂则痛”。“分裂则痛”仅取风寒湿三气作为致病因素，它的物质基础是“沫”而不是经脉，在《内经》中仍具有定影响，对后世临床的指导意义不可低估。

    秦汉时期，医家们以风寒致病及经脉主病理论为物质基础，创立了气血在经脉内流行，当因风寒导致经脉、络脉之中气血不通畅时，便引出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理论，及寒则经脉缩卷，“外引小络则痛”理论。其中尤以“通则不痛”假说，对中医临床医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内经》中保存的疼痛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两千余年，它们比西方古代疼痛“情绪说”先进，比近代疼痛理论中的特异学说，模式学说早近2000年，我们不可忽视上述三派疼痛假说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内经》中风寒致病理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汉代的《难经》多次讲到风寒致病，并认为“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为临床提供了诊断“伤寒”的理论依据，发展了《内经》因“伤寒”而导致全身性疾病的理论。汉代，病证学说发展很快，全面论述风寒致病者当推张仲景。张仲景从他自家的悲剧中“感往昔之沦丧”，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素问·热论篇》“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寒者，即为热病”的认识论出发，发展六经辨证理论，撰《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张氏在全书中始终将“寒”作为病因，所发之热为病证；他常提“中风”，虽曾将“中风”用于病证，但多次将“中风”之“风”视为病因。可见在张氏笔下的致病因素中，“风”是“寒”的代词，他认为“风”中有寒邪，“风”本为寒邪。所以我们可讲：《伤寒论》主要是论述因受风寒而导致热病的。《伤寒论》中以“伤寒”为病因，进而以六经辨证为准绳，着重论证各种热症的治疗问题，在东汉时期，将我国临床医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是十分先进的医学理论。甚至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伤寒”而论治疗也是无可非议的。

第六节  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

    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包括望、闻、问、切，是古代医家、学者们在早期人体调节理论及临床工作中，在给疾病的命名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古代医家在经脉学说的创立过程中，结合痈病临床表现及根据动脉搏动的特点创立切脉诊法，对于医家了解患者生命信息的重要因素——循环系统功能是切合生理、病理实际的。澄清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现代中医切脉诊法及临床诊断方法的完善。

    一、自发的体表病症诊断法

    原始医学知识的发展和其他一切原始科学知识的发展一样，遵循量变、质变规律，当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维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人类开始寻求给疾病分类、命名，这应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事。就原始中医学讲，有据可考者，此一行为发生于殷商时期，是殷商甲骨文史料为我们保存了一批3000余年前的原始医案。当今学者研究证明：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53】，反映了殷人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当我们探讨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起源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与先祖们给疾病命名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断言：殷人给疾病命名方法是十分原始的，既给疾病命名，当包含着诊断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商时期的疾病名称中

如“腹不安”、“疾心”等都蕴含着原始的临床诊断方法，殷商以后，《周易》等先秦史料都记载过与心病有关的“心逷”、“心惕怵”、“心逖”以及痈、疕、疡、疠等症，每一病症都包含有一些特定的临床症候群．是医家临床审视的结果。如给痈、疕的命名等过程中也可能包含了医家的亲身体验，但是，应该指出：上述临床意义上的渗断方法，不是人们主动寻找临床诊断方法的结果。江陵张家山《脉书》出土以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有专著问世【54】。我曾撰“从张家山脉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依原文将张家山《脉书》分作五篇【55】，首篇专论疾病，反映了秦汉医家对疾病的新认识。在《疾病篇》中秦汉医家将人体分作29个部位，记述疾病66种。资料表明：秦汉医家在疾病命名中更加注意临床表现。如病“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脉浸”当属秦汉眼病之病名，它的条件就是临床中必须看到白眼中有“脉”向中央发展，当“脉”侵犯黑眼珠到瞳子(瞳孔)影响视力时，就叫“脉浸”。秦汉医家将“脉浸”的诊断标准讲清楚了，但它仍不属于主动寻找诊断方法。如病“在篡、痈，如枣，为牡痔；其痈有空，汁出，为牝痔。”牡痔和牝痔的诊断都依解剖部位，临床表现症状为依据。又如病在身的疾病中给疟命名的条件是：“身寒热，渴，四节痛，为疟。”此亦及疟的诊断标准，它们都是依临床体表症状提出来的。严格讲都不属于主动寻找诊断方法。秦汉医学在发展中．当以体表病症为基础的五色诊问世的时候，原始中医学的临床诊断方法便诞生了。

    二、脉学诊断方法概述

    1．五色诊

    五色诊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五色诊的实质属络脉诊法，是古代医家在主动寻求诊断方法的过程中，以人体在气候寒暑条件下肌肤之络脉变化为基础提出来的。如《素问·经络论》说：“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讲明了体表各部正常范围内的色泽变化。《素问·皮部论》说：“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灵枢·五色》讲：“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两文都讲人体皮表颜色变化代表的病态过程。上述原则，成为五色诊的诊断标准。《灵枢·经脉》明确提出：“凡诊络脉，脉色青

则寒且痛，赤则有热。”以下又以鱼际之络脉色泽变化强调：“胃中寒，手鱼际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灵枢·经脉》的作者对于络脉的上述认识与临床所见基本一致，反映了秦汉时期经验医学的成就。后世又有学者提出：“目赤者，病在心；白在肺……”或“目脉赤为心痹，目脉白为肺痹……《素问·五脏生成论》。”这些认识企图将五色诊与五行、五脏相配，脱离了实践论与朴素唯物论，使五色诊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境地，影响了五色诊的临床使用价值。

    2．内踝弹诊法

    内踝弹诊法是以内踝局部之静脉(含大隐静脉)为基础，对其进行按揗，观察经脉变化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诊断方法。散在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素问》、《灵枢》诸篇之中；长沙马王堆汉帛《脉书》出土以后，虽见“……走而求之……”等文，因残字太多，不知原文本意。有幸江陵张家山再次出土同时代《脉书》，为我们澄清马王堆《脉书》及“仓公诊籍”，《内经》所载内踝弹诊法提供了原始文字依据。江陵张家山《脉书》中有一篇“左□□□□□案之，右手直踝而簟(弹)之。”正好补正了马王堆《脉书》“走而求之”之后的一段文字，提示了原始内踝弹诊法的本意。《素问·三部九候》记载：“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从文词上讲，这组文字中存在衍文漏字，给人以文意不清的感觉，但基本讲明了内踝弹诊法的本意。因而后世医书反复引用。内踝弹诊法是在五色诊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接近于络脉诊法或本属于络脉诊法，只不过因“内踝”这一特定部位使内踝弹诊法具有重要意义。史料证明：在古医家看来内踝部经脉表浅粗大，具有特殊的临床诊断意义。《灵枢·经脉》特别指出：“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内躁之上，无所隐固也。”古代医家还认为足之三阴经交会于内踝之上，名之曰“三阴交”。三阴交在临床针刺疗法的应用中较广；仓公诊籍中多次讲到足厥阴经的临床诊疗价值，都说明秦汉医家对内踝部位经脉的重视。我曾对四肢的静脉(含‘上过内踝之上’的大隐静脉)做过“视其应动”的实验，发现“大的充盈的静脉被弹动后，可沿上下方向产生波动；或用指尖按压静脉，向远端推去，则这段静脉就空虚了。证明这段静脉内的静脉瓣将近心端静脉血控制返流了。这时．立即提起手指，可见空

虚的静脉很快充盈起来”【56】。由此看来，秦汉医家对比较虚弱的病人通过对丙踝部位大隐静脉“脉气”的观察，是可以掌握一些生命信息的。内踝弹诊法，促进了人们对“脉气”的认识。这是内踝弹诊法能够诞生的根本原因。但临床使用价值有限。秦汉医家在临床上，常用观察经脉与络脉的虚实判断疾病转归，指导临床治疗。这正是《素问·离合真邪》“……必先扪而循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这正是《灵枢·刺节真邪》“……必先察其经(脉)络(脉)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等资料能够保存下来的根本原因。

    3．三部九候诊法。

    三部九候诊法是以络脉诊法及动脉搏动为基础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脉象学诊断法，因涉及三与九，历代学者均认为它与术数存在一定关系。从原始中医学中临床诊断的起源与发展讲，它是我国经脉学说及原始临床医学诊断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三部九候论”的作者们实际上是在总结了先祖们此较混乱的临床经验人体各部络脉存在虚实、经脉存在搏动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素问·离合真邪论》《素问·八正神明论》诸多篇章中都有论及，但以《素问·三部九候论》最为正统，它的最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在头部的三候，如“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认为上部“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由此说明了头部的天地人三候部位为临床中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含下诊断)提供了依据。但在三部九候的全篇中对于中部三候定位于手太阴、阳明、

手少阴；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三候，定位于足三阴经，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此一情况与上部之天地人依动脉搏动部位之定位方法不同；且在中部定位仅见太阴、少阴，未见厥阴，好似反映了十一经脉理论，说明三部九候篇撰著时间约在秦汉之交。但叉插入“阳明经”，至少存在意见不一。从《三部九候》全篇分析：除载内踝弹诊法外，“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及“经病者治其经，……”与三部九候关系不大，似有不属诊法的材料收入其中。三部九候诊法反映了古人采用局部脉象了解局部疾病的观念，使用较为麻烦，又难以用于内科疾病的诊断。更主要的是在三部九候中，上部天地人之气口明确，中部及下部之气口均十分含混，难以掌握，反应了三部九候理论的不成熟，不久被淘汰。

    三、“是动则病”脉象诊断方法之祖

    中国医学发展至两汉时期的脉象诊断方法是在既往五色、络脉诊(含内踝弹诊法)及三部九候法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脉象诊法起源于对经脉功能认识上的深化，起源于认识到经脉存在搏动，经脉主病及“是动则病”的认识过程，在发展中经人迎、寸口脉法至独取寸口，后代学者又将寸口脉法分作三部九候，可称之为“寸口三部九候”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道路。脉象诊断法的基础是动脉的搏动，是医家在切脉过程中根据动脉搏动的性质判断生理和病理过程的新型诊断方法。在脉象诊断的早期阶段如《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记载“揗脉如三人参舂”(相当于现代三联律)，如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记载的脉象之盈虚、滑涩、动静都是秦汉医家在切脉过程中对动脉搏动的实际感受，是对心脏及循环系统生理功能的客观反映。当代学者多将“三人参舂”及相脉之道的三组脉象视为早期脉学诊断法的重要

内容。笔者认为：相脉之道的原文中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内容。为便于分析起见，将这段原文抄录于后：“相脉之道，左手踝上五寸(原文缺，依《素问·三部九候》补之)案之，右手直踝而弹之。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足之太阴，臂之太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

    对于上述原文，学者们在讨论中都认为保存了我国早期脉象原貌，这一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近数十年来，由于许多学者将秦汉脉象诊断进行“考证”、“考源”，为我们对古脉象诊断法的认识开扩了视野。根据学者们展现的脉象诊断法发展概貌，对上述原文可作如下分析。

    上述原文可分作三段或三个层次。其一，“左手踝上五寸案之，右手直踝而弹之”属内踝弹诊法的内容，属于络脉诊法范围，它与后文三组脉象无直接关系。其二，“它脉盈……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三组脉象，虽都是依脉象判断生理病理的，但稍作思考，还有区别。第一组盈虚脉象可以是医家对病者某一络脉的视诊，也可以是医家切动脉或推按静脉的结果。第二、三组脉象、滑涩、静动则是专指以手指切气口(动脉)感触的描述。其三，“夫脉固有动者”，从下文字讲的是医家对本来就处于动(气口脉搏的搏动)的经脉在切循中要参考正常状态的搏动，只有当它的搏动较正常状态疾迅时，就表明这条经脉生病了。后一句“有过之脉”是对“疾则病”的总体认识，这里没有记载气口(动脉)之虚弱情况。由此看来“相脉之道”原文证明；相脉之道诊法确属早期脉象诊法；秦汉时的脉诊法离不开“望、切”，后世望、闻、问、切四诊与相脉之道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在《灵枢·经脉》的每一条经脉项下，除介绍经脉循行外，还讲经脉主病，其中用了一个术语叫：“是动则病”。由于《灵枢·经脉》的作者在引用这句术语时，没有见到如张家山《脉书》这样的“是动则病”的有关原文，不知“是动则病”的原文本意，给后世留下一条悬案，闹出了不伦不类的“是动病”笑语。长沙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出土以后，又因《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也有“是动则病”的简单记载，学者们在论述中重弹“是动病”老调，使人啼笑皆非。可喜的是，有学者在研究了《脉书》后，结合《足臂卜一脉灸经》中“揗脉如三人参舂”指出：“诸多迹象表明；‘是动’与‘所生’病，不是疾病种类的划分，而是早期脉学著作……”【57】“‘是动病’即指某条经脉的动脉搏动异常而该脉出现的疾病。”【58】当代上述研究比较接近于秦汉时临床医学实际与脉学发展情况。

    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数百年间，我国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就医学讲，步履维艰。发端于殷商时期的我国人体解剖学有据可考者仅限于心脏和胃，到五百年后的春秋齐国虽有学者继续对心脏之解剖生理进行观察，提出了“凡心之刑，自充自盈”“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等新的认识，这些认识与殷商人们已认识到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重要性及心主思维的初步认识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对诸多史料进行了综合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说“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反映了我国以心——经脉为基础的人体调节理论至春秋时期已处于“临盆”的境地【59】。但谈何容易啊!春秋以降的数百年间古代医家，学者们对于经脉理论如何用于临床的问题，尚不知从何处人手为好，只能有待临床经验的逐步积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气、精气理论的引入，这些理论散在于诸子著作之中。“视之墨而白，精也!”“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等认识代表了这一历史过程。诸多史料反映，人们仍在艰辛的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追求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管子·水地》记载：“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假如这则材料的时代性可信，那么文中的“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与“凡心之刑，自充自盈”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人有四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经脉学说的发展作了奠基。【60】马王堆和张家山《十一脉灸经》及《脉书》的出土，揭示了按经脉归类疾病与施灸治疗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以依各部经脉所表现的不同体征判别死生，诊断疾病的认识水平；揭示了古代医家、学者寻找到经脉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途径。

    所谓临床经验的逐步积累促进脉象诊断问世，我个人考虑与医家们自身患痈病过程中对病灶局部跳痛的感知。这是秦汉时期人们总结出“相脉之道”中“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的根本原因，“是动则病”是脉象诊断方法之祖。

秦汉时期，由于经脉学说——人体调节理论和临床医学的迅速发展，给疾病归类命名及临床诊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属于临床诊断方法的五色诊法、脉症法、三部九候诊法、四时脉法、相脉之道、人迎、寸口法等先后用于临床，脉学内容之丰富，真乃令人眼花缭乱。从切脉诊法讲，“相脉之道”中的盈虚、滑涩、静动三组脉象最为原始，质朴无华与临床表现一致。《内经》中的许多脉象如人之常脉分作大小、滑涩、浮沉；四季脉象如弦、钩、浮、营(沉)；用阴阳指导脉象者如疾徐、实虚、浮沉、滑涩等的分类与描述．都与相脉之道脉象存在渊源关系。脉象学早期的发展与对脉象的描述，是当时医家们对临床经验的总结，它所反映的人体生命信息，实质上是通过循环系统的功能状态表现出来的。然而，在今本《内经》中，有近30篇文章讲述过脉象或脉象诊断，有学者统计《内经》脉象名词多达50余种，反映了那一时期脉学派别之争，学术界的混乱及脉象学中术语的规范化等都存在问题。此外有学者指出：脉学在起源与发展中受到术数学的干扰；在脉象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五行哲学思想指引下与五脏相配，引出肝脉、肾脉、脾脉、胃脉；或者认为“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肋下有积……《素问·平人气象论》”的时候，已将朴素的脉象学引入了不可思议的紊乱状态。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讲，有一位学者指出：“当哲学思想、概念与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联系时，自然科学知识既有向理论跃进、升华的一面，也有被引向脱离客观实际，牵强附会的危险”【61】，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肝脉、肾脉等，正是在五行哲学说的影响下使本属古朴的脉象学诊断走向了牵强附会的危险境地。

第七节  远古治疗医学史

    在治疗医学史中，火炙疗法、水疗、熨疗都极其远古，然而我们所掌握的，有文字可考的只见于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它们都早于《内经》，极其可贵。

    一、远古火炙疗法史

    “火炙疗法”是根据《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治方“令病者背火炙之”命名的．它是我国远古人类在自然医疗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种最原始的物理疗法。在传统的外治疗法发展中占重要地位。《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火炙疗法之多，为其他古籍所不能比。一般认为用火直接烧灼皮肤的“灸疗”是医用物理疗法中最古老的，虽有学者早已指出：“艾火之前，很可能是采用了十草、树枝、诸种木柴作燃料来作熏、灼、熨等方法来消除疾病”，但未深入研究灸疗之起源，康殷先生探讨过字与医术的关系，但释灸。本文依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为据，结合《内经》有关论述，撰写远古火炙疗法史。

    火炙疗法以火焰为治病物质，我国考古工作者证明：早在69万年以前，北京周口店猿人居住的山洞里，就有原始人群引用火源于居住地燔炙兽肉、照明取暖的证据。从原始人类的生活史看，我国古人类在引用火源以后，经历几十万年的经验积累，人类在认识火、掌握火与运用火的实践中体会到火的热力不仅能烤炙禽兽之肉，给人以照明取暖及消除疲劳，在火焰的直接而适当地烤炙下，还能缓解因风寒侵袭引起的腰脊疼痛．肢体麻木及筋肌劳损所致的痛苦，并逐步从感件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近万年来，当人类第一次主动地设计出以火焰为治病物质的治疗方法的时候，凸老的火炙疗法便诞生了。《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治方“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北(背)火炙之，两个(手)为靡(摩)其尻，已”。这是一则典型而原始的直接利用火焰作为治疗手段烤炙病者臀部，配之以双手按摩，达到治愈小便不通这一

目的的火炙疗法。“令病者背火炙之”这一治病方法，恰与康殷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医术》中讲到的字蕴含的内容一致。康殷先生释为灸，指出：“象人股，在股周围多处用微火灸灼，字形明确，决非焚烧人股。”康殷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但释灸，有待商榷。其实这个字，是炙的本字。其一，字在股四周的四个火源都是小明火，离股有一段距离，字形确实明确。《说文》“炙，炙肉也”这是后世的人们将炙用于烹饪方法的解释，如同《诗·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亦可说许慎不知远古的医学知识中还有一种火炙疗法。为说明何滑炙?古人另有注释，毛传曰：“加火(上)曰燔，抗(支掌、举起)火曰炙。”段玉裁《小笺》“燔与火相著，炙与火相离。”都强调炙不与火相接触，《毛传》和《小笺》之意与字蕴含的内容一致。其二，《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其治宜灸焫。”王冰注：“火艾烧灼谓之灸焫。”《说文》“灸，灼也。”段玉裁云：“今以艾灼体曰灸。”都强调灸法之火源必与体肤接触。古人关于灸的论述与蕴含的内容不一。其三，在字中，古人将小火源放在股的四周，是烤炙而不是烧灼，目的在于给有病之股以炙热(辐射热)作用，达到缓解股病的目的，可称之谓“股火炙之”。假如我们将《》第十七治方“令病者背火炙之”写作或不正是用火焰烤炙臀部之状吗!所以(股火炙之)与(背火炙之)恰恰都是对原始火炙疗法的描绘，字是炙的本字。

从文字发展史讲，古代的人们在文字尚未发明前，其语言交流的内容就十分丰富了，赵诚先生在《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一文中对(心)字进行分析时说：“……这个象形字在以形表意的甲骨文时期就有(心)的读音。”指出：“语言是先于文字的。”所以在(炙)字创作之前，人们久已无数次地使用“令病者背火炙之”()或者“股火炙之”()的方法治疗疾病了。换句话说：在(炙)字尚未创作以前，人们于在火上或火旁进行各种烤炙的火炙疗法行为就已经有了“炙”的读音了。

《黄帝内经》中有一个焫字，似与火炙疗法关系密切，值得探讨。《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其治宜灸焫”这个焫字，过去都理解为灼，似指灸灼。但又好像不是。《灵枢·病传》“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很清楚灸与焫是为不同的两种治疗方法。考焫：《礼记·郊特牲》“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陆德明释文，“焫、烧也。”《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若举炎火以焫飞蓬”。李善注：“《声类》曰，焫，烧也。”《广雅·释古二》“焫，爇也”王念孙疏证；“焫，即爇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将师退，遂令攻卻氏、且焫之。”杜预注：“焫，烧也”。诸多先秦至两汉古籍都讲焫作烧、爇解。现在的问题是，“焫”用于医学中的治疗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是否含灸灼意，或者根本不是灸灼。

假如依前文证之，是在股周围放小明火烤炙。是古老的火炙疗法，其特点是“炙与火相离。”那么《病传》中“焫(烧烤)疗”的实质恰与“炙与火相离”一致。应该指出：焫(烧烤)疗法或曰火炙疗法是一种面积较大的烤炙疗法。《灵枢·官能》“大寒在外……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及“经下陷者，火则当之”的火，都不是指灸灼，而是用较大的火焰进行烤炙的焫疗。《素问·气交变大论》中警告人们不慎使用“火燔焫”，可以导致“病反谵妄狂越”，这

里“燔”与“焫”并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焫疗并非灸灼，焫疗是古老的火炙疗法在《内经》时代的又一个名称。

    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火炙疗法十九则，其中直接用火烤炙患处者十一则，用火烤炙他物再以烤炙之物进行治疗八则。如《加(痴)》第三治方讲：“冶仆累，以攻(缸)脂饍而傅，傅，炙之。”讲的就是在患部敷药后，再在火上(或火旁)进行烤炙，使缸脂渗入痂溃，促进痂的溶解，有利于痂下溃疡面愈合。《痈》第七治方：“……稍取以涂身体肿者而炙之”，讲的是将调配好了的药物涂在身体肿胀的地方后再进行烤炙。火炙疗法在后世的医书中并不罕见，仅采《灵枢经》中一例述之。《灵枢·经筋》“足阳明之筋，…”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啖美炙肉……”(此文有脱倒)这里讲的是面神经麻痹或痉挛的病例，其治疗方法的共同点就是：在室内筑一座土台，土台高与人坐下来同面部一样高，土台的顶部做成坑形，治疗时，将桑木炭点燃后放入“坑中”，在面部麻痹或痉挛处涂药之后，将涂药的部位靠近炭火，利用炭火的辐射热对有病的面部进行烤炙。可见古老的火炙疗法与现代辐射热疗法治病原理一致。

    二、春秋战国灸疗史

    关于灸疗，人们习惯称之为“针灸疗法”。好象灸疗是从属于针刺疗法的。从广义讲，钊疗法和受疗，都是利用物理因素作用于人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都属于理疗学研究范围。但因针刺疗法已将钊直接刺人人体皮表以内，这种刺激给人体的作用，远非一般物理疗法所能比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治疗科学。灸疗法，它是利用点状火源作用于皮表进行治疗，具有纯理疗性质。从《五十二病方》和《灵枢经》中有关灸疗记载分析，它的早期，有其自己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灸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如何?它与原始的火炙疗法关系密切，或者可, 以讲：它由火炙, 疗法发展而来。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疗法》和《灵枢·经筋》用桑炭烤炙面部疾患证明：古代医学家们利用火炙疗治疗过多种疾病。但不论是干柴还是木炭，其火源面积都大，使用起来不大方便。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终于对古老的火炙疗法进行改造，于是灸疗问世了。《五十二病方·尤(疣)》的第一疗法是：“取敝蒲席(旧蒲席)若藉之弱(蒻，即嫩香蒲)，绳之，即燔烧其末以久(灸)尤(疣)末，热，即拔尤去之。”就是说：人们患了尤病，就用破旧的蒲草席上的蒲草或者晒干后的嫩香蒲草搓成绳子，缠在疣的细蒂上，点燃绳的一头，灸其疣蒂，当病人感到很热时，立即将疣拔掉就行了。《五十二病方·穨》的第九治法是：“取枲垢，以艾裹，以久(灸)穨(疝)者中颠(中央)，令阑而已。”就是说：对于患有疝的病人，用艾叶包裹粗麻外面的层皮作为火源，放在疝的中央，点燃艾叶进行灸疗，灸致起泡就行了。上述治疣和治疝的灸疗方法，都是灸疗早期的疤痕灸疗法，从施灸的方法看，它比火炙疗法确有许多优越性，如火源较小，简便易行，治疗作用点准确，易被病者和医家接受。这是灸疗能够沿用至今的重要原因。在《五十二病方》时代，灸疗巳开始与引刺疗法配合使用

了。如《五十二病方·穨》的第十七治疗方法中讲：“以(砭针)穿其隋()旁，……而久(灸)其太阴、太阳。”说明在《五十二病方》时代，针灸疗法，正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到了《灵枢经》时代，《灵枢经》在十篇文章中提到灸疗；《灵枢·癫狂》篇记有：“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灸骨骶二十壮”《癫狂》篇的记载表明《灵枢》时代的灸疗已按经脉进行，已有一定的剂量要求了。

    《五十二病方》告诉我们：灸疗的火源是从蒲草等演进为艾叶的。关于艾，最早大约是作为烟熏用的，《庄子·让王》讲了一个故事，说越国的王子搜害怕别人将他杀了，便逃入“丹穴”(南山洞里隐居，“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这个故事虽不可信。但说明一点，就是庄子时代或以前，人们知道艾可以作烟熏之用。庄子在《盗跖》篇讲孔子去劝柳下跖不要当盗跖。孔子去后，与柳下跖展开舌战，吓得孔子“出门上车，执辔三失。”孔子回鲁国后对柳下季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庄子在这里借孔子之言，以“无病自灸”类比，说孔子自讨苦吃。本段说明当时的灸疗，主要是

疤痕灸疗法，灸疗在人们心中是比较痛苦的。比庄子大二十岁的孟子，在《离娄》篇中写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孟子不仅强调了艾在灸疗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强调了以艾行灸对于积劳成疾的慢性病都是有良好治疗作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是盂庄时代以艾行灸的经验总结，至此，凡谈灸者，必以艾为火源是人们共知的常识了。所以《灵枢经》中在讲灸疗时，没有必要强调用艾作灸疗了。

    综上所述，灸疗起源，可以追索到原始社会火的引用时期，它的兴起则是从火炙疗法演进过来的。孔子时期灸病为疤痕灸。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孟子卒于公元前305年)，人们已经总结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就是我国灸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史。

    三、春秋熨疗史

    理疗学是研究自然和人工的各种物理因素作用于人体，治疗疾病的一门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治疗科学。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认为水有镇静，消炎等作用，指出矿泉、海水、日光都可以治病，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述物理疗法的医生之一。在我国古典理疗法十分丰富，从汉代以前的有关史料分析，主要收藏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及《灵枢经》中，它包括熨疗，火炙疗法(辐射热疗)、灸疗、熏疗、水热疗、推拿按摩、针刺疗法等。

    熨疗是以某一物体作为热能的导热体，即将某一物体进行烧、烤、煮、炒，使热能贮存在该物体内，再以该物接触人体，使导热体内的热能逐步作用于人体发表，目的在于利用药物作用，促进神经反射、体液调节，使局部血管扩张，血液循环改善，达到温经散寒、使处于僵疾疼痛的肌筋组织缓解，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可见我国的古典熨疗，与现代理疗学中的传导热疗法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古往今来，研究医学起源的人们，指出远古猿人在烤兽肉时，取烧热的石块、树枝灼治某一痛处，能使疼痛得到缓解，推导这种原始的灼治方法，是医学起源的成因之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佚医书《五十二病方》，就有以石为熨的例子。“牡痔之居窍廉(即肛门旁边，全句指肛门旁边的雄痔，大如枣覈(核)，……燔(烧)小隋(椭)石，淬醯(醋)中，以熨。不已，有(又)复之，如此数。”就是说：在肛门旁，有痔核突起(古称雄痔)，大如枣核者，可以将小卵石烧热，投入醋中，很快拿起来，熨疗雄痔的局部，一次不痊愈重复熨疗几次就好了。从熨字讲，康殷在《文字原流浅说》中指出：熨古作，的前生是：“金释象把形物置于火上加热，以熨人背之状，……手形作，示非徒手。”作者强调：“”象石块，旧籍论证医事，多见“石”字，殆皆熨具”。笔者考之，中之，与甲骨文(屎)同形，加上(手)，象以械持(石)形物熨治肛门之状，恰与燔小椭石熨痔一样，反映本方远古，可能产生于殷商造字之前。用小卵石熨疗雄痔的方法，可以说是对原始石热灼疗的最早改进。据《史记》记载，扁鹊给虢国的太子治病时，用“厉砥石，以取三阳五会”之后，又以“五分之熨”“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虢太子得的是“尸蹷”

(暴蹷)，扁鹊进行诊查，施引，熨之后，收到了起死回生之效。据《扁鹊活动年代及事跡考》(见《中医杂志》1980(4)68～70页)介绍，从三门蛱上村岑古墓中出土的两件铜戈上刻有铭文“虢太子元徒戈”，以后又在此地出土的西周、东周之际的文物证明，三门峡等地是公元前655年为晋献公所灭的北虢国所在地，并认定上述古墓为虢太子墓。结语：扁鹊为公元前七世纪人，假定上述考证及《史记》记述无误，那么在我国，其熨疗的应用，至今已有2600余年的历史了，比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述水和日光的治疗作用要早200年。

    在《五十二病方》中，收藏了283种治疗方剂，所治病名103种，其中有和熨疗治病者13起，占治疗方总数的4．6％，治疗疾病11种，占病名总数的10.7％，可见秦汉以前熨疗应用之广，在熨疗中，储存热能的导热体，除小卵石外，还有食盐、泥土、蚯蚓屎、炙药布、牡鼠、鸟喙等。《五十二病方·犬筮人伤者》(犬咬伤患者)篇的第一治疗法讲：“取丘(蚯)引(蚓)矢(屎)二升，以井上罋处土与等，并熬(炒)之。而以美醯‘合挠而调’(原缺，根据《五十二病方》第34页“皆合挠及本篇前后文应补”)之，稍垸丸，以熨其伤，犬毛尽，傅伤而已。”

这里记载犬咬伤后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取蚯蚓屎与“井上罋处土”作导热体进行熨疗。

    井上罋处土是什么土?为《五十二病方》作注者解罋为“吸水用陶器”，解“罋”为“罋底”。按此解分析，“井上罋处土”就是附着在陶罋底部的土了。我们知道，古代罋(瓮)底口小、中腹大．小小的罋底能附着多少土？假如用它放在井台作吸水器，常将罋投入井内取水，泥土又如何附着在罋底?况且写《五十二病方》的医家，在“罋”之前，特意冠以“井上”二字，由此疑罋为壅，壅，堵塞也；《左传》讲“川壅为泽”。用此意解“井上罋”即井台旁边被堵塞后的小水塘。关于“”，《庄子·至乐》讲“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蠙(青台)之衣，……”庄子在这一节里，是讲物种起源变异与自然条件的变化有

关的。历代注家给“”作注，归纳起来，可分两类，一作继，即比如蠙之类的低等植物，得水土之气乃相继而生；一作断，即藚断(水)藚读续。此草寸寸有节，得水而生，名目续断。综上所述，“井上壅处土”可释作井台旁边小水塘里长有青苔之类低等植物的淤泥。

    就是说：遇到犬咬伤的患者，可以取蚯蚓屎二升及井台旁边小水塘的淤泥等量，放在锅里炒干，再用好醋合调成丸，用热丸在犬咬伤处作滚动性熨疗，当犬毛被弄干净后，再换一粒热泥丸碾平敷在伤口上就行了。近代理疗学中的泥疗，仍是一门独立的物理疗法。有人对淤泥进行过研究，认为淤泥是由动、植物腐败后的残骸形成的。推想蚯蚓屎和井台旁水塘中的淤泥中，动、植物的腐败残骸一定不少，说明古代医家们在熨疗中对于泥土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与近代泥疗对泥土的选择是一致的。《五十二病方·伤痉》中的熨疗，是以食盐作导热体的。原文说：“痉者，伤、风人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治之，盐令黄，取一斗，裹以布，卒(淬)醇酒中入即出，蔽以市，以熨头。熬(灼痛)则举，适下。为‘布’裹更熨，熨寒，更盐以熨，熨无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信，止。熨时及以熨四日内，(毋更)衣，毋见风，过四日自适。熨先食后食次(恣，古意任凭)，毋禁，毋时。”这是痉伤第一治法的全文。

    痉，是一个症状，是指因各种原因引起肌肉紧张的痉挛状态讲的。古代医家认为痉挛是“经筋”有病。《灵枢·经筋》讲：“足少阴之筋，……循背内挟膂，上至颈，结于枕骨……病在此者，主癇(癫痫)瘛(肌筋牵急)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刚病者不能仰”。这是《灵枢》时代对“身信而不能诎”的最佳注释。

    原文随后详细介绍了治疗“痉伤”的熨疗；即取食盐一斗，炒黄，使热能贮存在盐内，用布包裹好，投入醇酒中，立即取出，冉用兽皮制成的围裙(亦名蔽前蔽膝)包起来，使温度慢慢散发，用它直接熨治头部，如果太烫，就拿起来过一会再放下去。再过一会，盐的温度降低了，就将皮围裙取下，用布包裹的盐直接熨头。当盐冷了。再更换炒热的盐接着熨，不要间断，直到熨后汗出，汗出多了，人就能屈伸了，这时熨疗就停止，要连续熨四天，这四天内，不要更衣，不要见风，过了四天，痛就好了。这种熨疗，任凭饭前饭后进行都可以，没有食物的禁忌，也没有时间长短的限制。据现代理疗学研究，食盐接触皮肤，可以促进腺体(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并能刺激皮肤持久充血。加之酒的作用，活血散瘀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局部的吸收，所以古代医家以食盐作导热体，进行熨疗，也是很有道理的。

    在《灵枢经》中，给熨疗另取一名，叫“内热”疗法。这一名字与近代“传导热”疗法的名字更驱接近。《灵枢·寿夭剐柔》讲：“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刺寒痹内热奈何?曰：刺布衣者，以火淬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原文接下去讲药熨的方法：“用淳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物(疑为三物)，皆咀(咀，古意用口细嚼，本文泛指捣碎)，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啐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风见。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本文所讲的是治疗寒痹症的。“内热”疗法一炙药布熨疗。古代内热疗法分为两种，对于身体壮实的劳动人民(布衣者)，用火烧烤法(包括火炙疗法与灸疗)，对于身体虚弱的王公大人，就用炙药布熨治。将原文语释：用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将这三种药物捣碎，浸泡于淳酒二十升内，再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也浸泡在酒里。然后将酒器盖好，用泥土封严，勿使泄气，用干马屎燃烧，细火煨药，煨五天五夜，取出布和绵絮，晒干后再浸泡药酒中，如此反复曝硒，直到将药吸收干净为止。最后将晒干的布裁成六七尺长一条，做成六七个布袋，将药滓与绵絮装进布袋里，然后生燃桑炭，烤炙药布袋，用烤热的药布袋熨治寒痹引刺的部位，使热气透人到寒痹组织内。当药布袋冷了。再换炙热的药布袋熨治。如此轮换进行，熨治三十遍为一次。每次换药布袋时．都要将身上的汗拭干，也是三十次。最后起来时在室内散步，不要见风。每针刺一次，必须用这种方法熨治一次，寒痹病就能痊愈。这就是温经散寒的内热疗法。如此考究的熨治疗法，只有王公大人们才能享受。《灵枢·上膈》讲了蛔虫性肠梗阻的病理过程及治疗方法，称梗阻的包块为“痈”。在讲治疗方法时说：“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旁，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人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上膈》的作者未讲用何物作导热体进行熨治。但是，刺熨并用。蛔虫梗阻的包块终于消散了。

    在《五十二病方》中，嶷疗另有一用：“睢(疽)始起，取商牢(商陸)渍醯(醋)中．以熨其种(肿)处(见《五十二病方》第95页”。疽开始发病．红肿热痛都较明显，用醋拌商陸(未加热)冷敷患处，可镇静消散。加之商陸本身有“熨除痈肿《神农本草经》”的作用。所以这种冷敷，效果较好，从此例看，我国的古典熨疗，又具有冷敷和外敷药物的意义了。

    我国的古典理疗方法，源远流长，多以热疗为主，其中熨疗创立最早，对于医学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对我国古典理疗法—熨疗探讨与研究，是值得重视的。

    四、秦汉水疗史

    水疗可分为热药水浴疗法和冷药水浴疗法。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将某些药物投入水中，使之溶解或加热溶解，然后再将患部放入水中进行水浴疗法。

    1．热药水浴疗法

    《五十二病方·胻伤》：“胻久伤，胻久伤者痈，痈溃，汁如靡。”治之，煮水二斗．郁一参，术一参，口一参。凡三物，郁术皆精，投汤中，即炊汤．汤温适．可人足，即置小木汤中，即(患足)居(木上)，入足汤中，践木滑(游)。汤寒则炊之，热即止火，自适(也)，朝已食而入汤中，到铺时出休，病即愉(愈)矣。病不(愈)者，一入汤中即瘳(刮除)，其甚者五六入汤中而瘳。其瘳(也)瘳痈，瘳痈而新肉产。肉产，即毋入汤中矣，即自合而瘳矣。服药时毋禁．及治病毋时，令。”

    胻，指小腿。“胻久伤者痈”指腿患慢性溃疡。这个治疗小腿慢性溃疡的方剂，与《灵枢经》中治疗寒痹的内热疗法，都是用于王公大人的有名的治疗方法，将原文语释就是：小腿慢性溃疡，小腿慢性溃疡的患者，其溃疡面上都有一层腐肉，腐肉溃破后。流出来组织液象米汤一样粘稠。其治疗方法是热药水浴疗法。具体作法是，煮水二斗，郁金一参，苍术一参．口一参，共三味药。郁金和苍术都要砸碎，投入水中，立即开始加火煎熬。再让药水慢慢冷下来。当温度可以将脚放进去的时候．再将准备好了的小木板放进药水中．然后小腿溃疡的足放在小木板上，沉入药液中，脚踏在木板上做滑游动作。药液冷了再加火烧，热了就停火，病人感到舒适就可以了．这种治疗方法．早上吃了饭就可以开始，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停止。治疗几次后，小腿溃疡就好了。病不好的，在做热水浴时，就要进行刮治，病重的要刮五六次．刮的是什么呢？刮的是溃疡面上的腐肉，当腐肉被刮掉后新肉才可以长出来。新肉长出来后就不必再作热药水浴疗法了，小腿溃疡就长好了。在做热药水浴时，口服的药没有什么禁忌。每天热药水浴没有时间长短的限制。小腿慢性溃疡就按这个方法治疗。

    2．冷药水浴疗法

    《五十二病方·婴儿病间方》：“取雷尾(尾即(矢))三果(颗)冶，以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挠，以浴之。浴之到头上始，下尽身，四支(肢)毋濡。日一浴，三日已。已浴，辄弃其水中，间(痫)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复(腹)大，民间(痫)多众，以此药皆已。”

    这是治疗婴儿高热惊厥的一个方剂。细加分析，这个方剂应该是热天用的，可语译为：“婴幼儿高烧惊厥，治疗时取雷丸三颗，捣碎，与猪油适量调配好备用，小婴儿取冷水半斗，大一点的幼儿取冷水一斗。将调配好，的雷丸膏分成三份，取一份投入水中搅匀，准备洗浴之用，洗浴时将病孩取仰卧位，从头开始作浸泡洗浴。让躯干全部浸泡在药水里，但是四肢不要沾湿。每日洗一次，连续洗浴三天病就好了。每次洗浴完后，将药水全部倒进厕所里去，婴幼儿的癫狂，其表现是全身发烧，多次惊厥，颈项和脊柱都强直，而腹部胀气。民间婴幼儿患高烧惊厥的病人很多，用此药作冷水浴效果都好。”

    五、秦汉熏疗史

    熏疗是以某些固态的药物放在某一容器内，使之在缺氧条件下燃烧，产生热与烟进行熏疗。或者用某些药物加水，煮沸后放在某一容器内，利用热和蒸气进行熏蒸的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在《五十二病方》中，收集熏疗法8个治方，主要用于熏治舡周疾病6例，占75％，熏疗的燃烧容器，“或抒置罋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或“穿地深尺半，袤尺，广三寸，燔桑炭其中”，或“燔所穿地”，用地穴作为燃烧容器进行熏疗，反映了《五十二病方》中熏疗的原始性。

    《五十二病方·朐养》：“痔，痔者其直(，舡门)旁有小空(孔)，空兑兑然出，有白虫时从其空出．其直()痛，寻燃类辛状。治之以柳蕈一委，艾二，凡二物，为穿地．令广深大如。燔所穿地，令干之，而置艾其中。置柳蕈艾上，而燔其艾蕈；而取，穿其断，令其大圜寸，以复(履)之。以土雍(壅)，会毋‘移’，烟能(泄)，即被以衣，而毋盖其空(孔)。即令痔者居(踞)直，令直()直空(孔)，令烟熏直()。熏直()热，则举之，寒则下之；圈(倦)而休。”这是给一例肛瘘同时患有蛲虫病的患者进行烟熏疗法的全过程。就是说；肛门周围搔痒的原因是生了痔疮。有一种痔疮长在肛门旁边，形成肛瘘(小孔)，孔穴的口小底大，常有白色的小蛲虫从孔里爬出来，使肛门象烧灼、辛辣一样的痒痛。治疗方法是，用柳(树上长的)蕈子一捧，干艾二把，就要这两样药物。在地上挖一个洞，洞的大小高矮和小陶盆差不多。洞挖好后，要用柴火在里面烧。将四壁烧干，然后将干艾放在底下，将柳蕈放在艾的上面，再将艾和柳蕈点燃；再取一个陶制的小盆，将盆底打掉，用盆的圆圈盖在土洞上，盆和土洞的结合处要用土堵塞起来，不要使盖在上面的小盆移动，使艾、蕈燃烧的烟子从小盆与土穴结合处泄出来。再用衣服围在小盆的周围，不要将小盆的孔盖着了。这时候叫病人坐在小盆上，将腰伸直。使肛门对准盆孔，让艾、蕈的烟子熏到肛门；烟熏肛门感到灼热时，臀部就抬起来，过一会冷了点再坐下去，治疗时间长了，人疲倦了就休息。“朐痒”的作者将怎样挖地穴，先将地穴烤干，布药，放蛊，堵缝、点火、熏、病人的坐式，持续熏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一加以交待，可谓设计巧妙，施熏要求严谨。

《五十二病方·阑者方》“取秋竹者(煮)之，而以气熏其痏”。阑，古通烂。本例指烧伤久治不愈，可以用秋天的竹枝和竹叶放在水中煮沸，然后放在盆或者桶等容器中，以热气进行熏蒸疗。

    六、殷商至两汉膏脂类药学史

    远古人类在剖杀动物的过程，与动物的膏脂接触已有一段十分遥远的历史了。那时由于大脑结构与生理机能的原始性，人类经历了的事情也无法理解。新人以来，人类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与动物的膏脂类接触以后，有可能成为实践经验积累起来。当严寒时期，虽不能理解手足皲裂是一种病态，但在剖杀猎物时感到猎物的膏脂对皲裂伤口的疼痛起到了滋润与缓解作用。也许在山顶洞人时期，当他们中间某人正在患手足皲裂时，当他主动地寻找动物膏脂类涂摸于皲裂处，以求减轻痛苦的时候，动物膏脂类便有了药用价值。早期人类对于膏脂类有一个认识过程。当在火堆旁烤炙兽肉时，兽肉上的膏脂，就会化为油滴，油滴滴在火上会立即冒烟、燃烧；膏脂类吃在口中，不如肌肉有味，吃多了又会拉肚子，因而对膏脂类有一种神秘感。当宗教兴起之时，膏脂类便成为祭祀祖先、神灵的礼品。《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虚》：“……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为之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戴角者脂，无角者膏”首见于《大戴·易本命》、《说文》从之，大约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这一认识了。如兔、猪头上无角，其脂肪称膏，牛、羊头上长角，其脂肪称脂。从《尚书·泰誓下》记载纣王“昔斤朝涉之胫”分析：纣王虽然强暴，但含研究不怕寒冷壮士之骨髓是否与其他人不同这一点讲，殷人对膏脂类的认识已在深入。《周礼·考工记·鲍人》将膏脂类作为手工业原料，如在制革的过程中认为：“脂之则需(柔软)”。《吕氏春秋·季春》记载：“羽箭杆、脂胶丹漆，各为一库”。上述史料都说明古人对膏脂类的重视，为进一步认识它的药用价值提供了依据。

    在《五十二病方》保存一批膏脂疗法史料，深刻反映了2200年前的治疗医学概貌。我们研究该书记载308方，药物299味，其中动物药100种(含膏脂类24昧)，采用膏脂类34方，占12％。在34方中以猪膏为主(严健民 2004)，但猪膏名称较多，如彘膏、豕膏、膏三名都统指猪膏；其他如猪煎膏，特指将猪肥肉或者板油(大网膜内的脂肪)煎成纯膏；豕者膏指阉割了的公猪之膏；牡彘膏指未阉割公猪膏；以及膱膏(冬天杀的猪，到次年热天肥肉上自动滴下的油)等计24方。其他如豹膏、蛇膏等亦有记载。从《五l二病方》分析：猪膏使用频率占膏脂类的75％。关于脂类，仅记载羖(公羊)脂，缸脂，还有“头脂”(头骨中脂)。《五十二病方》中膏脂类药物的使用范同主要在外伤，如诸伤、胻伤、牡痔、牝痔、、大带、痂、干瘙及婴儿病癇等十类疾病，占103种疾病的9．7％，说明秦汉时期膏脂药物治病范围之广。从临床治疗药理分析：膏脂类治疗疾病主要目的在于滋润皮肤。如治疗“痂病”共24个方剂，其中明文采用膏脂类计16方，占66．6％，痂的第三治方“冶僕纍，以缸脂饍(加热)而傅。傅，炙之。……”第十五治方：“冶筮荑，苦瓠瓣，并以彘膱弁，傅之，以布裹而约之。”第二十二治方：“乾痂，冶蛇床实，以牡彘膏饍，先刮痂溃，即傅而……。”从总体上讲：秦汉时期治疗慢性痂疾，多用药物如乌喙、燔陈葵茎，燔腐荆箕，筮荑，蛇床实等，而膏脂类，只用作调和、滋润剂，在调和时有要求饍(加热)的，有要求弁(用手捣匀)的；有要求洗后再涂药的；有要求刮一部分于痂后再涂药的；在涂药以后有要求用布包扎的；有要求在火上烤炙的。总之，古代医家强调根据病情施治。在《乾瘙》的治疗中，膏脂类亦占十分重要地位，其总体治疗原则基本同《痂》的治疗。

    七、《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史

    人类在治疗医学史上手术疗法的产生，是治疗医学知识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隈学发展的必然与医学趋于成熟的表现。《五十二病方》中反映的手术治疗方法，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晚期，在原始中医学的治疗医学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借用虢国大臣中庶子的口记下了一段关于我国汉以前医家采用手术方法治疗疾病的故事：“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滌五脏，练精易形。”在正史中出现的这则故事，首先是讲给扁鹊听的。在司马迁笔下，扁鹊的医术来源于神传：“……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给扁鹊，”令他“饮以上池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三十日后，扁鹊果能“尽见五脏癥结”了。故事的前半部讲的是上古手术治疗史，后文讲的是“仙药”及神医扁鹊。这样的故事，怎么能叫人折服!且俞跗所操的手术疗法，虽可能出于先秦临床实践，但文词过份简练，历代注家难以诠释，也许将来有部分考古史料可以验证。

    反应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不同。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手术疗法十则，每一手术过程都十分明确，依记录可重复操作，不亏为手术之实录。《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方法古朴无华，不见于今本《黄帝内经》，肯定比《黄帝内经》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属于原始中医学的治疗医学瑰宝。

《五十二病方·疣》第一治方云：“取敝蒲席若籍之蒻，绳之，即燔其末，以灸疣末．热，即拔疣去之。”当我们读到这一原文的时候，感到十分通俗，拔疣过程，历历在目。当今切除较大的疣，或用手术刀摘除，或用激光切除．或用电灼，都必须在麻药的前提下进行。而古代医家，就地取材，采用旧蒲草席中的蒲草搓成细绳，将细绳系在疣的细蒂上，点燃细绳的一端，当燃烧的细绳烧至疣蒂，病人感到灼痛时，将疣拔掉就行了。这一手术的关键是利用旧蒲草作为灸疗的火源，利用灸疗作麻醉方法，它是在疤痕灸基础上改进的结果。可见先秦医家与现代医家切除疣的方法没有原则区别。

    《五十二病方·牡痔》第一治方中也有类似手术：“牡痔，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其中，治之．疾灸热，把其本小而绝之。……”这里没有讲灸之取材与具体的灸疗方法，反映了常用灸法作为麻醉的常规过程，因而省略不语。只强调“疾灸热”，“疾灸热”三字足以告诉人们在治疗“末大本小”的牡痔时，采用如“以灸疣末”的办法一样利用灸疗作麻醉，将如鼠乳状的蠃内扭断。所以《牡痔》第一治方摘除牡痔核的办法如同摘疣的方法一致。

    《五十二病方·牡痔》第三治方：“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絜以小绳，剖以刀，其中有如兔髕，若有坚血如抇末而出者．即已”。当代注家注云：“小角”，指牛羊角做成的小火罐。“角之”，即用拔火罐的方法将痔核拔出来，将痔核系以小绳，提起痔核，用刀剖之，将如兔实一般的痔核组织．或有瘀血部分去除就行了。牡痔第四治方亦讲到“先之”，也就是讲用刀割开痔核。

    《五十二病方·牝痔》第七治方：“巢塞者，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入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去其巢。……”这则医案描述的是内痔脱出的手术治疗方法。除未讲麻醉方法外，手术设计十分精细。古代医家考虑到如何将内痔核引出肛外，其方法是将杀取的新鲜狗膀胱的三条管道结紥两条，将细竹管插入另一管道备用。将准备好的狗膀胱塞入患者肛内，向狗膀胱内适当吹气，向外牵引充气的膀胱．迫使肛门外翻，引出内痔核，再用刀将内痔核切除。放气，取出狗膀胱。在现代治疗医学中，采用气囊充气协助某一手术的完成，其气囊原理与本手术中的狗脬完全一致。

    《五十二病方·腑伤》第二治方：“胻久伤者痈，痈溃，汁如糜。治之，……病不愈者。一人汤中即瘳，……其瘳也瘳痈，瘳痈而新肉产。……”这是一则采用热药水浴为主方治疗小腿慢性溃疡医案。原文指出：当用热药水浴数日后仍不见好转时，就应该加手术疗法了。这个手术疗祛就是在热药水浴前提下，对慢性溃疡面上的腐肉进行刮除，这种刮除方法每天进行，刮除到有新的肉芽组织长出为止。当代治疗慢性溃疡的方法，也要设法清除溃疡面上的腐肉，可见古今原则基本一致。

    《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的手术疗法，是自公元前168年陪葬以来没有人修改的原文，它真实地反映了寨汉时期我国手术疗法的水平。我们注意到当今版本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关于痔疮的治疗，在痔疮的治疗中记载了许多手术方法，但国内外学者公认：希渡克拉底文集最初是他的儿子、女婿和他的学生们汇集而成的，在手抄本的流传中，后世学者又在重新手抄或刊印时“增添了一些内容，并非完全出于一人之手”。由此推之，书中内容也非出于同一时代。如同我国今本《素问》《灵枢》一样很可能羼入了唐宋医学内容。如王冰補撰七大论一样。因此，对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史料虽可作评价参考，但不可能绝对盲从。由此观之，《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史较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手术治疗史更为可贵。

    《五十二病方》证明：至秦汉时期，我国的手术治疗法已具备相当水平。但医学知识的积累绝非易事。如参照殷商心脏、胃的解剖史以及先秦内脏器官生理史、经脉学说发展史分析：《五十二病方》中反映的诸种手术疗法的产生是有基础的，是可信的，它的起源大约渊源于两周，产生于战国中晚期。

在未来的秦汉以远的考古史料中很可能还有原始手术治疗史料问世。

第八节  针刺疗法的起源时限

    我国古老而神奇的针刺疗法到底起源于何时？渊源于那一些古老的医疗实践?形成于那一些医疗实践过程?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针刺疗法起源过程中都曾涉足于上述内含。有学者指出：“大量史料证明：针灸起源于我国的原始社会，相当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就是石器。”【62】我们主张研究针时，不必谈灸，两者概念不同，起源不同，针、灸之施治方法不同。有学者考甲骨文殷()字后指出：“字形中手所持‘’形物，与其说是‘按摩器’，不如认为象针刺之形。可见‘殷’字的构形就是用针治病的形象。”【63】前文主张针刺疗法起源于石器时代，忽视了针刺疗法产生的条件和原始科学知识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从医疗实践讲用植物刺刺痈排脓及砭石破痈的砭法不同于针刺的针法，砭针不能替代针刺。后文主张引刺疗法在殷商时期就已用于临床．与康殷在《文字源流浅说》56l～564页意见一致。但我们不能忽视砭刺在于破痈排脓；针刺在于调其血气的根本区别。殷()所反映的医学意义在于用尖物‘刺’(ci)破痈排脓，在殷商时期已是治痈的先进方法了。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针灸医疗用的针，就是在砭石的基础上产生的”。【64】从总体讲，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研究、阐明砭石如何发展演进为针刺疗法。两者之问还有一个放血疗法的医疗实践过程。

    一、针刺疗法起源的必备条件

    在历史上不论任何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起源都是有条件的，某一特定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起源都必然与其相关事物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关。如仰韶的彩陶不是突然烧出来的，12000年前仙人洞的红陶也不是突然烧出来的。红陶(陶器)的产生与人类总结森林雷电火灾中烧红枯树疙瘩上的淤泥形成凹形物有关；与黄河中上游居民的原始半地窑房屋在建造中，采用草筋泥涂摸墙壁后再烘烤墙壁过程有关。针刺疗法的产生在原始科学发展史上，应属于那一历史时期医药领域的高科技，它是医疗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后的产物，它要求人们在生理知识中建立了气血理论和病理知识的淤滞理论之后，它建立在经脉理论趋于完善阶段，它产生于人们可以利用金属制造“微针”之时，这些条件对于针刺疗法的产生都是必备的，缺一不可。而且这些条件都不是殷商时期所具备的。周秦时期，我国流行放血疗法，从砭石治疗医学实践至放血疗法的临床应用过程分析针刺疗法的起源，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从砭至针的辨析

    “砭”是什么？《说文》“砭(方廉切或方验切)，以石刺病也”。在许慎笔下，砭是一个动词，“石”才是名词，是治病工具。传统观念常依《说文》意见，引《山海经·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又引《素问·异法方宜》“东方之域——其病为痈肿，其治宜砭石”为证，将箴与石(或砭与石)结合为动名词。从此“砭石”成为东方之民的治痈工具，上文肯定砭石所治之病为痈肿成熟以后的破痈排脓。春秋时期，用砭石治疗痈疽，在《管子·法法》记载为“痤疽之砭石”。《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岂唯砭石锋之所取也”。显然，《玉版》这句话较晚，已将两汉九针中的专门取脓的针写进去了。最有医学史价值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先后在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出土两部西设早年的《脉书》，它们是未经后人修饰的秦汉原著。两书出土以后，注家都认定、为砭(方验切)的异体字。笔者曾撰“秦汉时期砭、、之发音考辨”，、一一都应为房法切或孚梵切，收入《中国医学起源新论》239～243页。撇开发音不议，两书都证明、石已是用于治疗痈肿的。两书还证明：秦汉之际医家们巳从、记的临床治疗痈病的经验中总结出“启有四害”，并提出依痈之大小、深浅选择锋的改进意见。

    现在让我们将探讨中国治疗医学的历史向前推进。远古中国先民在有目的的与痈肿的斗争中大约经历了万年以上，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证：人类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是外伤、皮肤病先于内病；在治疗医学中是外治疗法先于内治疗法的。因此中国人对自身疖痈的认识与治疗经验积累是先于内病治疗的。在破痈排脓过程中，先民们首先认识的是植物的刺或砭石。“比如说，有人身上长了多个疖痈，由于生活所迫，常到荆棘丛中穿行，如果荆棘或尖石碰巧刺破了一个成熟的痈，起到了排脓作用，不久这个痈愈合，……山顶洞人，裴李岗人及其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对于疾病比较留心的人能够理解它的治

疗作用，以后当他们再患疖痈，或者别人患痈成熟时，他们便能主动地折一根刺，挑破脓头排脓……”【65】。因此用尖状物(含刺和砭石)破痈排脓在我国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了。它应早于殷商若干年。

    用尖状物破痈排脓何以向针刺疗法发展呢?治痈实践经验的积累，整体社会的发展对医学的影响促进了放血疗法至针刺疗法的诞生。在治痈实践中正如《玉版》所讲：“故其已成脓血者”，这是在破痈过程中除了脓外，还有血液流出。成为导致放血疗法产生的原因之一。我国的放血疗法比用尖状物破痈排脓晚许多个世纪，大约产生于殷周以后。从整体社会发展史讲：远古人类在艰辛的谋生实践中难免受各种外伤，常可见到自身血液向外流出，久之，认识到少量出血，可以导致某些疾病的缓解；当神灵思想产生，巫术盛行之时，血祭及饮血为盟，割臂盟誓等习俗流行，促进了放血疗法的发展。《周易》中就收载了三则放血史料，反映了“心逖”与放血的关系【66】。《史记·仓公传》疾之“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讲的就是放血疗法。《内经》中的放血疗法有理论依据，有放血注意事项，在《内经》的治疗方法中，占相当地位，它反映了先秦至西汉放血疗法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67】。西汉医家在丰富的临床经验中看到了它的利弊，总结出：“夫子之言引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所以我断定：我国的针刺疗法，起源于秦汉之际人们对放血疗法经验教训的总结。

    三、“欲以微针通其经脉”指明了针刺疗法起源的时限

    秦汉之际，我国的医学理论迅猛发展，如风寒致病理论日趋完善，气血淤滞病理理论已经提出，经脉学说向十二经脉发展，并逐步得到补充，原始中医理论框架已经形成，为微针导脉创造了条件。当医家们总结出：放血疗法“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时候，便在科学发展至可以利用金属制造“微针”的前提下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由于《九针十二原》属于《灵枢经》的首篇，秦汉曾有《针经》之称，所以许多学者在研究《灵枢》的演绎过程时，常引“欲以微针通其经脉”作为论证《灵枢》原名《针经》的依据。笔者认为：“欲”字十分特出，它有如“故上七节”中的“故”字一样，含而不露地点明了“上七节”的本意。我们说“欲”字特殊，特殊在何方?其一，代表了当时医家对既往医疗事件的追述。如《素问·刺禁论》：“刺跗上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等诸多惨痛教训的回顾．这是惊呼：“……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依据。其二，一个“欲”字引出了当时医家的改进意见，提出：用微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的全部意思是：为了避免因用砭石放血而死人的事件发生，改进为不用砭石铍锋等刃锋宽大的针具割破经脉，而用细小的微针刺入经脉内调其血气，达到治疗疾病目的。这才是针刺疗法起源的原因与时限。《内经》的许多记载证明：两汉时期当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之后，我国针刺疗法产生的早期，便是按“微针通脉”的要求．将针直接刺入血管壁内调其血气的。《素问·三部九候》“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成为将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的理论依据。《灵枢·邪气脏府病形》讲：“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素问·调经论》对微针通脉过程讲的更详细，写到：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可见针刺疗法诞生早期，医家们反复强调将针直接刺入经脉(血管壁)中，并对“虚经”要求作到进针后“久留而视”，当看到虚经充盈(脉大)之后，才“疾出其针”，充分显不了早期针刺疗法的特色。

    《内经》资料还证明：自采用微针直接刺人经脉内“调其血气”后，临床上收到许多效果。但临床上有许多疾病不能使用此法。如在痹症的治疗中“凡痹往来无常处者”的治疗，分肉间痛就刺分肉间《素问·缪刺论》。《素问·水热穴》讲：“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步，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刺痛无常处者”采用“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脉之所居，深不可见者刺之，微内引而久留之。”这些刺法，都不强调将针刺入经脉之内，说明医家们认识到将针刺入经脉以外的地方同样可以取得疗效。自《甲乙经》后，医家均依循经取穴，流传至今。

我们同意我国古代引刺治疗用的针“就是在砭石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从砭至针，有一个放血疗法的介入时期，人们在总结放血方法的利弊时，才提出了“微针导脉”，并付诸实施。

第六章  中医理论起源及殷商至两汉中医理论框架形成史

    关于中医理论产生的根由，历来不少学者还认为医源于易，近代学者在讲医易关系时多认为医易互通【68】。或曰：“中医的基本理论……皆由易学而来”【69】【70】。或论述中医之科学理论基础时强调“须知中国文化根源在《易经》【71】。”上述认识虽与医源于易有别，但仍推崇易肇医之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我国古典中医学理论虽可讲医易互通。但医学理论的产生，必然与临床医学密不可分，这是易学无法比拟的。进一步讲：我国医学理论肇端于近四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对医学知识的初步认识。【72】【73】而易学，假如从《连山》、《归藏》讲，根据闻一多、潘雨庭、江国梁的考证，至多起源于山顶洞人文化以后，仅万余年的历史【74】。易学的起源与发展源于古人对天文知识的积累，它在诞生初期便有了一定的哲理性；而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在临床医学发展至人们感到需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起因，命名、分类及其发

展与转归的时候，在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其他医学知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才开始的。如果说到医学理论中与天文知识相结合的一些内容，或曰：“天人合一”的认识，在早期医学理论中是没有的。叉如阴阳、五行学说，也不是早期医学理论中的内容。从考古史料中证实：我国“目之于色”等五官生理渊源于数千年之前，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在段商已经起步，那时并无“五行生克”可言。我国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一批秦汉医学著述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甘肃武威汉代医简、江陵张家山的《脉书》都是未经后人修饰的历史原著，在这些书中，阴阳观点罕见，绝无五行生克，不能支持医学理论源于易理。今本《内经》之与易学互通的内容在阴阳应象大论，四时调神论及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等大论中。众所周知，后七大论、属唐王冰补入，非秦汉原著，也不

支持医理源于易理。在《内经》的其他篇章中，确实蕴藏着许多古典天文、历法知识，它是古代医家为了说明医理而采用类比(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手法的产物。我国的类比法与法国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的互参律理论【75】有些相似，都是远古人类思维方法的反映。

    我国医学理论起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耳、目、口、鼻生理功能的进一步认识。尤其殷商时期一大批有学问的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多层次的解剖与观察，并将心脏内部的瓣膜，心脏底部的大血管记录在甲骨文心字之中，又留下了“心有七窍”的正确结论。是殷商时期的一大批学者为创立中医理论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说我国医学理论框架肇端于殷商，形成于秦汉时期，分别搜集在《内经》之中，已被医史界的学者们公认【76】【77】【78】【79】。历代各类中医典籍中在陈述中医理论的时候，较为普遍的陈述方式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脉络脉学说以及运气、形神学说等，给人的印象是上述古典中医理论虽为中国独创，可视为中国特色。然而看不出这些理论在中医整体理论水平上各自处于什么地位。我们要问：在中医整体理论框架中有没有主纲?如果有，什么内容是中医整体理论框架的主纲？在中医整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引入了气的思想?阴阳学说，五行一五脏学说等在中医整体知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弄清上述问题是振兴中医的必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曾设计：“我国传统人体涮节理论演进简表”，将六种人体调节理论相互跨越的时空及其在人体调节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制于一图，基本说明了殷商至两汉中医理论框架形成的历史过程。

 

    以下将六种人体调节理论简述于后。

    一、早期的心一经脉调节论

    我曾在多个资料中讲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与医学理论起源关系时，对于与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有关的内容作了不少介绍，以下再作一些简要说明。在甲骨文中与人体解剖，生理有关的文字较多，其中字反映了当时知识层次最高的造字者们对心脏，心脏底部的经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时的人们在五脏研究中对心脏的研究是绝无仅有的，说明人们感到研究心脏的必要性。殷商时期已提出心主思维假说(圣人心有七窍)，春秋齐鲁地区又提“灵气在心”假说，并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现代解剖证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是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与齐景公的五位治国的谋臣相提并论，说明这四条经脉犹如治理国家的谋臣一样对全身起着调节、治理作用。

    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人们在对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直观认识为基础进行推导．提出“四支”(四经)调节理论，直至《淮南子·原道训》更加明确地写道：“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这是“四经”调节论最清楚的记述。然而由于新兴的经脉理论迅速发展，“四经”调节理论在《内经》中的记述也就有些含混不清了。如《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丛”，如果正确理解这句话是说：经脉理论提出的十二丛(经)，是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派生出来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的限制，历代学都没有弄清“人有四经”与“十二丛”的关系，连王冰也说“四经”是指“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80】，我国医学史料证明2000多年来，历代医史注家都没有将“人有四经”与“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联系起来进行注释。更无

人将其上溯至齐景公所讲的“寡人之有五子，尤心之有四支”联系起来进行注释。因而“人有四经”一直无解，即使撰文，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从人体调节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早期的四经调节理论走过了千余年的里程，为新型的心—经调节理论即十二经调节理论作了奠基。有关新型的心—经脉调节理论的内涵，将在后文讨论。

    二、朴素的脑调节论

    脑和脊髓十分柔弱，藏于头盖骨和脊髓腔内．难以被人们发现，假如因外伤流出脑汁和脊髓，从流出物看，似脂非脂，似水非水，似涕非涕，是古人难以琢磨的，因而殷商至两周时都没有造出一个脑子来，但是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从总体上对头脑进行了反覆思考，创造了代表头脑的几个字，如：、、、、它们虽分别释作(、)天颠顶，  ()首，头颅()囟，但都具有头颅总称的意义。尤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卜辞：“羌方其用，王又受【81】”徐中舒释读为“所斩获敌国之首也【82】”，这里解为头颅，首级无疑。在卜辞“丁卯卜贞其雨【83】中，作首级(祭品)解，似有不妥。因为这是一则求雨的卜辞，不能说我给酋级(祭品)你下雨。如作思虑，请求解，这则卜辞就释读作：丁卯卜，卜人贞请求下雨。此解顺理成章。李学勤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中释为思。卜辞举例：“(思)(御)于永冬(终)?(思)(御)于休命”【84】？李氏以思作进致意解释，读作“能得到永终吗?能得到体命吗？王守信先生在《西周甲骨述论》中分析后指出：“我们认为即(说文)之囟，这里读思或斯【86】。”陈梦家指出：“象头壳之形，其意为首脑【87】”，诸多甲骨学者都认为具有头颅总称的意义，似与思维有关。我们注意到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其意不明，疑为首级【88】”。卜辞原文：“丙寅卜又涉三羌其至”【89】。应该指出“”是一个象形会意字，它从(囱)从手(即)，指用手抓后头皮，描述了人们进行思考时的行为表象。这则卜辞的火意：丙寅卜后，又往前行，涉三羌水时，才想起到(师)(服)去。因此“”应读为思，完全具有思考的意义了。从上述史料分析，甲骨文之，除了代表首级，头颅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思考意义。其实《说文》中的思字作，从囟从心。这个思字说明许慎时代，人们已认为头脑和心都主思维，都对人体具有调节功能。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脑的认识如何？根据近三十年来发掘出土的帛简所载史料分析，此时，学者们已造出了许多脑字，如【90】【91】【92】，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200年前后的原文，代表了脑字创作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具有从上、从匕、从山从止特征。毫无疑问，这些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面对大脑表面形态特征进行观察经抽象思维后描绘的。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粗细，有起有伏。假如从不同角度审视沟回，其状有如山者，有如匕者，有如上者，有如止者。所以出土脑字深刻反映了秦汉时期有众多学者做过大脑解剖，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认识到对脑组织研究的必要性。出土脑字证明，在《内经》中“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93】，“裹撷精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94】，“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95】”，“胃气上注于肺，……循眼系，入络脑【96】”，都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在《内经》中以大脑生理功能为基础提出了：“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97】”，“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日无所见，懈怠安卧【98】”。还有蹻脉理论，维筋相交理论及治疗中对“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的认识，都反映了脑调节的重要性。上述史料证明：秦汉时期再次兴起的对大脑的研究与认识上的成果，很快成为《内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99】”。总结我国先民对脑进行解剖研究的历史过程，对于丰富中医理论框架的内容是十分有益的。

    三、原始的气调节论

    我国气的思想源远流长【100】【101】，《庄子·齐物论》讲到“天籁”、“地籁”，结论说“夫大块噫气，其名曰风”，记下了远古人类对风(气)的认识。考古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制陶者就依“天籁”“地籁”原理创造了三孔陶埙，表明制陶人员对风气认识上的升华。两周时期，人们对气的认识又有发展，如“天地之气，不失其序【102】”，认为天和地都有自己的气，天和地是按照气的规律运行着。进而认为天和地各有十二气，指出“十二地气发，……十二天气下【103】”，或者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4】”战国时期惠施从哲学范围总结出“至大无外，漏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105】”，有学者指出：“小一”就是气【106】，将气的思想引入人体调节理论，大约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国语·周语下》明文写到：“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讲的是气在人体内的生理功能。《管子·心术下》又讲，“气者，身之充也，……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心术下》与《内业》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认为：人体有血气．并认为年龄不同，血气的性质也不同。指出：“少之时，血气未定，……及其壮也，血气方刚．……及共老也，血气既衰”。战同时期，以孟子为代表总结出“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107】。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气在人体运动功能方面的调节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述认识，成为《内经》脏腑、营卫、形神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医理论框架的主纲——人体调节理论的重要内容。

    四、辨证的阴阳调节论

    我国的阴阳理论与易学存在渊源关系，已为学者们公认。但阴阳观念产生年代尚无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人们阴阳概念的产生，较易学遥远得多。当人们的大脑能够记忆事物，并将其进行比较的时候，便为阴阳概念的萌芽创造了条件。阴阳概念的萌芽，与太阳的升伏，阳光的明暗及其他许多相对对立概念如大小、细粗、上下、短长、坚柔、干湿、黑白等对比认识有关。由此推之，阴阳概念萌芽时限渊源于数万年之久，最近时限亦在山顶洞人至裴李岗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108】。易学是在阴阳概念影响之下．待到“观象于天”积累了许多天文知识并开始根据原始的天文知识与“观法于地”所获得的地理物候知识结合起来创立历法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因此易学的产生，大约始于龙山文化以后，商周之际易学才有了较大发展。据传统文化记载，用阴阳观念解释事物出于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

伯阳父解释地震时说：“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109】”，于是发生地震。《周易·否卦》讲“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都是春秋时期人们利用阴阳观念解释事物的有名例证。一般认为，将阴阳观念引入医学，始于秦医和的六气致病说【110】，与医和同时代的晏子，则提出“一阴不胜二阳【111】”用于心理治疗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从传统文化有关史料及出土医书分析：在经脉理论尚未建立以前，阴阳理论用于医学十分少见。马王堆出土的《阴

阳十一脉灸经》是阴阳理论与经脉理论相结合的最初的代表作，很快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并提出“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膨【112】”精气循行原则，完成了精气在经脉内流动“如环无端”说。在《内经》的其它篇章中利用阴阳观念说明人体解剖部位的较多，如“人生有形，不离阴阳【113】”，“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114】”。“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115】”，“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五脏为阴，六府为阳；筋骨为阴，皮肤为阳【116】”。这些理论分散在各个篇章之中，是在经脉理论形成之后，为了完善阴阳，经脉理论逐步提出来的。与此同时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就建立在“阳予之正，阴为之主【117】”，“阳化气，阴成形【118】”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119】”基础之上了。在《内经》中阴阳调节理论与经脉调节论难以分离。

    五、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

    五行词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见，且含义较多。如古地理学中的“五行之山【120】”古舞名“五行”【121】，春秋战国时期上层人物的五种行为规范如《中庸·二十章》强调仁、义、礼、智、诚，《吕氏春秋·孝行》“五行不遂”指庄忠敬笃勇。“五行”又是古历法中的重要内容。我国早期人们以观察日月变化为依据建立历法，如“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122】，指的是月象变化情况；“日行五度，十五日为一节，……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123】，在《内经》中以五数为单位反映历法的，如《素同·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五行”词组不单指木火土金水。自春秋早期“五行”木火土金水说产生以后的数百年间，木火士金水已有相生相克之说【124、125】，但很快招到反驳【126、127】，它不如阴阳学说使用那么广泛。直至邹子推演五行灾异说后，“五行”词组似乎专指木火土金水了。

    五行属性知识告诉我们，采用五行说明人体生理功能，必须首先依据五行属性与人体某些器官相配后方可推导。那么，哪几个器官可以与五行属性相配呢?这一点两汉时期的学者们大约费了不少心思。如刘安在《坠型训》中讲：“黄色主胃”，与刘安同时代的淳于意讲：“胃气黄，黄者土气也”。他们两人的认识可能出于对胃的解剖，也许来源于临床现象“呕苦【128】”，以上史料证明，公元前140年左右，人们对五行与人体器官相配还在摸索之中，也许那时“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府转化物而不藏”的脏府归类理论还未总结出来。或者说这一理论传播不广，还未被刘安、淳于意等人接受。为什么两汉医家要将五行学说引入医学说明人体调节理论呢?大约有两个原因。

    1．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原因之一

    起源于殷商的心——经脉调节论只限于“四经”，不能适应临床发展，虽春秋已有血气说【129、130】，但血气与四经存在什么关系还不清楚，经脉主病理论及利用经脉进行诊断的“是动则病”理论还未创立，人们对经脉的认识还有待人体解剖，生理及临床医学的发展。秦汉时期虽然人们对脑进行了反复解剖，已创造了几个脑字，但脑组织静静地趟在脑腔，加之科研手段如此原始，人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善脑调节论。再者，一元的气，二元的阴阳，都不可能适应临床发展需要，这是医家们必须寻找新的人体调节理论的重要原因。

    2．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原因之二

    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为荣，游说兴起。策士们不辞劳苦，奔走诸国劝解国君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言行，改善自己的治国方略，保证国家的安定、强盛，人民的康乐。从方法学讲，策士们在游说中充分发挥了“类比”手法．如孔子曾将“人而无信”比作“大车无，小车无軏”【131】说明“人而无信”的人不可能做出政绩来。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曾利用“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来说明“百姓之不见保”的原因是因为做国君的人，不愿为百姓办事，“故王之不王，不为也”【132】，策十们的游说，推动了类比推理的广泛应用。秦汉时期医家们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的过程中，除了做过许多解剖，如五脏、六腑的解剖，大脑、颅底经脉的解剖，眼的解剖，四肢经脉、肌肉的解剖、骨(含脊柱)的解剖等以及在经脉理论形成过程中或以后，医家们大量采用了将人体某些生理、病理现象与天地之自然现象类比方法，进行类比，得出了一些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如风寒淤滞理论等。在寻找新的人体调节理论中，学者们根据传统文化中的五脏情识论，如心之官则思等，谋求与社会组成类比，寻找一种有君有臣的社会化模式的人体调节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论理人形，别列脏腑”，并将五行与五脏相配，从此完成了依五行相生相胜属性建立了有君(心)有臣(肝、脾、肺、肾)的五行——五脏调节的人体调节理论框架。《素问·灵兰秘典》以十二经脉为基础，提出十二脏，用膻中代心包讲解以心为君主之官的“十二脏相使”问题，结论说“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毫无疑问，五行—五脏调节论引入医学以后，促进了藏象学说的诞生与发展。

应该看到五行—五脏调节理论，是建立在类比基础之上的，是在经脉理论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从诞生之日，就从属于新型的心—经脉理论了。五行—五脏调节论与经脉理论相互补充丰富了中医理论，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起过一些作用。

    六、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史料和近三十余年来的考古成就都证明：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是秦汉时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它是数千年间我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发展的必然。经脉理论的核心是“脉”，我国传统文化中首先是从自然现象中认识“脉”的．“脉”代表一种气。《国语·周语上》“古者，太史顺时土，……土乃脉发”。这段话的意思是：古时，朝廷设太史一职，太史在立春时节，依“观法于地”的道理观察地表气体情况，见到了土气冉冉升腾之状，即“土乃脉发”。这“脉发”，代表了春天早晨地气上升现象。传统文化中的“以咸养脉”【133】，“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134】，都是对人体经脉的认识。从史料分析：战国以往的传统文化中，看不出“脉”与疾病的关系。秦时《吕氏春秋·情欲》讲到：“身尽府肿，筋骨沈滞，血脉雍塞”。《吕氏春秋·尽数》讲：“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引起的一系列疾病，这些记述都是经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将“脉”引入医学后的内涵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指解剖学中的经脉(含血管、神经干、腹腔中的淋巴管)；一指生

理学中的脉搏、脉气以及较晚提出的脉象，认为脉具有传导、调节功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一系列经脉理论及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一系列医书和脉书一再证明：秦汉之交我国新型的心——经脉理论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1.经脉学说起源于多途径

    秦汉经脉理论的形成，除了渊源千余年的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及临床疾病命名，分类，经脉主病因素外，尚有痈病治疗中的“用砭启脉”理论，砭启四害的总结【135】。因“盛则泄之”而普及的放血疗法，在放血疗法中总结出的：“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136】”，从而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137】”理论都是促进经脉理论迅速完善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临床医学中医家们已经观察到脉有“动”与“不动”之分，在对人体体表经脉进行多方位地观察、切循之后，得出了脉可分作盈虚、滑涩、动静，结论写到：“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作者进一步指出：“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138】。”这则论述是解释“是动则病”的，是脉象诊断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不难看出：起源于多途径的经脉理论指导临床医学迅速发展；临床医学在脉象诊断学中的进步又丰富了秦汉经脉理论的内容。

    2．经脉理论发展的渐进性

    《淮南子·原道训》讲：“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这段话在经脉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这段话是以“心有四支”为基础讲的，“四支”指的是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它渊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的解剖；“流行血气”是秦汉医理。两者结合，证明医家们正在酝酿新的经脉理论。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部“灸经”，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江陵张家山再见，这些脉书，经脉条数仅十一，循行点简略，绝大多数经脉的向心性循行，极少分支，未见经脉、络脉与内脏相联，没有五行金木水火土说的影响，证明“十一灸经”是经脉理论兴起早期之作，它从心“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而来，又迅速向十二经脉理论而去。表现了经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渐进性．是经脉理论发展的必然。

    3．十二经脉理论集古典人体调节理论于一体

    我国经脉理论完成于秦汉时期，它吸收了前代医家们的膏梁之作，如经脉理论中的血气、精气、津气理论的气调节论在经脉理论中的具体应用。我们说我国有限的人体解剖知识是促进经脉理论的原因之一。应该承认，人体解剖知识有限到连人体解剖部位都不明确，这一点给临床医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脉学家们将阴阳观点引入经脉理论，将经脉分作三阴、三阳脉，且十二条经脉各有自己的循行范围，当我们讲到某一条经脉的时候，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人体解剖部位以及它所主病和疾病特征。所以当阴阳与经脉结合以后，近似于解决了人体解剖部位问题；同时精气在经脉内流动、循环往复，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人体循环生理与消化生理；此外将发展中的脑调节论制于经脉理论之下，创立了罡乔脉与维筋相交理论，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将五行引人与五脏相配，创立了脏腑学说．丰富了经脉理论发展到无可挑剔的程度。

    综上所述，我国医学理论源远流长，它是建立在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临床医学发展及类比方法基础之上的。秦汉之际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框架基本完成。我们说中医理论具有独特性，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呢?是中医理论创立早期就出于寻找人体调节理论，髓后的干余年间历代医学家都围绕人体调节理论这一主纲探讨中医理论：在中医理论框架中，人体调节论是主纲，人们习称的阴阳学说、五行——五脏学说到秦汉时期才先后渗入医学，丰富了中医以心脏、经脉为主的人体调节论。换句话说，心经脉调节论又是人体调节论的主纲。

    后世药物归经理论的诞生及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发展与巩固了经脉理论。至今经脉理论仍有生命力，我们应该采用现代手段，原原本本地研究它、发展它，它是振兴中医有望的基础。秦汉时期的经脉理论(不同干当今“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