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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始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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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论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

发布日期:2014-01-19 22:27:48 作者:刘玲 来源:秦汉医学文化网 点击率:5111次

开篇词

    当前中医学术界对医学史的研究步步深入,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其研究内容多限于医药发展史或医学知识起源发展史或多限于秦汉以降中医药发展史,很少见到有关医学巴想萌芽的论述。我个人曾错误地认为:中医学思想萌芽属于中医理论范畴,起步较晚;新人以来,当外治医学知识起源时,没有医学思想萌芽的支配;认识不到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本来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近年以来在李经纬教授的反复启迪下使我对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有了一些认识,并在中医学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原始中医学概念。但对原始中医学概念的内容认识有限,愿请同仁切磋,愿请学界廓清。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大脑神经细胞工作的结果。从人类思维发展史讲,它的条件之一就是人类的大脑不仅要进化到脑容量达到现代人(新人)水平,而且脑神经细胞的发育及功能的分化也必须达到现代人水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因此人类开始思考自己的疾病痛苦,开始产生“求治愈欲”的时限应在新人以来,即人类原始思维活动中的“求治愈欲”的产生.与人类早期的医事活动——外治疗法(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伤口)的时限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讲:早期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直观思维;人类的原始医疗实践反作用于人脑,丰富了人们对原始中医学的思考范围,促进了原

始中医学思想的发展。

    既往认为医起源于圣、神、巫,中国人也崇此说,应予反思。

    根据我国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史分析:我们必须将中医学思想萌芽的时限放到“新人”以来的医事活动中去考察。

    考古史料证明仰韶时期我国先民的思维已具有许多特色,殷商时期先民们在甲骨文字的创立过程中所反映的推理判断能力成为中国人思考心经脉调节理论的重要基础。心-经脉调节论发展至十一经脉理论后,又借助于天文、历法理论中的“周而复

始”理论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

    是中国人的原始思维方武推进了原始中医学的发展。

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历史条件迫使传统中医理论打下了一些不尽人意的时代烙印。我们的目的在于采取解构与重建的方法澄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尘埃对于传统中医理论的干扰,还原中医理论的本来面目,促进中医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医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一章 新人早期外治医学思想萌芽概说

    提要:我国考古史料证明:许家窑人已发明狩猎工具飞石索,峙峪人已发明弓箭,这些发明提高了新人时期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证明新人们的大脑生理功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积累原始生活经验、推进人类发展史创造了条件。从此,以远事记忆能力为基础的原始科学知识逐步被发现;原始医学知识在新人以来的人群中逐步产生。与此同时外治医学思想逐步萌发。

    关键词:新人早期  外治医学知识起源  外治医学思想萌芽

    我曾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探讨过原始人类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认定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及人脑生理功能的进化是产生原始医学知识的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者当属人类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原始医学知识的产生依赖其他原始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并对元谋猿人至马坝古人数百万年的人类大脑发育情况进行讨论,排除了古人以远医学知识产生的可能性,将医学知识的起源断代在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从而澄清了“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活动”等诸多概念不清的认识1

    关于原始人类医学思想萌芽问题。今年三月,当李经纬教授约我参编“中医学思想萌芽”的时候,对于“中医学思想萌芽”概念我感到陌生。因为既往从未考虑此问题。当接触“中医学思想萌芽”词组的时候,甚至认为医学思想萌芽与医学知识起源无关;医学思想萌芽是与医学理论起源紧紧相连的;还错误地认为:在医学知识的起源中没有医学思想的支配。现在想起我这认识是极其幼稚的。没有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支配,便不可能有原始医疗行为,便没有原始医学知识的产生。中医学思想萌芽、应追溯至新人时期。

    一、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是许家窑人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基础

    在李经纬教授的反复启迪下,我个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进展,有所深化。现在我已理解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原始医学知识产生的基础;原始医学知识的逐步产生,丰富了原始医学思想产生的内涵;原始医学知识伴随着原始医学思想的产生而产生。

    医学的萌芽与起源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包含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及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是人类早期对某些与疾病(主要是外伤)有关的一些事例的感知,这些感知是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增强的基础之上的,充满了直观的认识过程。比如新人时期的许家窑人,已不满足于数百万年以来的旧石器,他们为了牛存,对前人生产的石质球状器进行分析,打制出重量在100克左右的小型石球2,证明他们的直观认识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都有提高。小石球是原始狩猎工具飞石索的重要组成,它可以使人在较远距离飞打较大的猎物,提高了原始生产能力。许家窑人对社会活动及早期医事活动都有了较高层次的认识,由于他们积累的原始医学知识多了起来,为抽象思维提供了素材,他们在前人对外伤流血现象直观认识的基础上刨造出“血”这个单词,到山顶洞人时期又有了“流血”词组的产生。“流血”词组的产生,证明人类能在直观的过程中用动态的目光观察与审视受伤伤口中血液的动向,因此才能用“流”这个单词来说明伤口处于动态的血,叫“流血”。因直观而产生的“流血”‘。’词组在人类医学思想萌芽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从山顶洞人到裴李岗人,当他们能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感染了的伤口或者疖痈排脓后遗留在皮肤上的污染物,或者清洗慢性溃疡面上的硬痂的时候,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促进伤口愈合,这一“目的”便是医学思想的萌芽,它的实质是“求健康”,或称作“求治愈欲”。

    二、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兄弟

    早期人类因各种原因导致外伤的事时有发生,如肌肤破裂,流血感染,红肿热痛,这些比较容易为人们感知盼病态现象,成为早期人类议论与口头传授的内容。如峙峪人已经发明了石矢,是他们已经创造了弓箭、标枪的物证,峙峪人时期经口头传承下来的原始文化的内容丰富起来,经口头传承的原始医学文化也丰富起来由于弓箭、标枪的发明,峙峪人的生产活动范围扩大,劳动强度增加,因各种原因受伤的机会增多;与此同时,他们对疾苦的感知内容及对外伤的主动治疗方法也增多。如峙峪人以降的人们,当他们肌肤破裂、流血感染的时候,他们不仅可用手紧按伤口、压迫止血,而且还可能在止血之后,摘一片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到山顶洞人以后,人们还可能有选择地摘一片艾叶,或者紫苏叶,或者薄荷叶揉一揉贴敷在各类伤口上.人类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希望伤口早日愈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都是在一定的原始医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思想便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医学思想。摘薄荷叶揉一揉贴敷在小伤口上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薄荷叶敷伤口不仅可止血,而且有一种清凉感觉,具有止痛、消炎的多重作用。山顶洞人至裴李岗人,他们完全具备了传授上述知识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口头医学文化的传授内容日益丰富,他们掌握的原始医学思想也较多了。

    从方法论讲: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所获得的原始医学知识在口头传授过程中,各人又将各人的经验加了进去,成为口头医学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此问,深深包含着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上的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是一对难以分解的孪生兄弟。

三、直观思维是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重要途径

    关于“痛”的感知与命名,同样反映了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问题。比如具有生理性质的早已为母亲感知的分娩痛,当产妇在分娩的关键时期牙关紧闭、面红耳赤、双手握物,大喊大叫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会为之捏一把汗。胎儿一旦坠地,母亲松一口气,紧接着喜上眉梢。对于这样的情景,新人以前的人们是不大注意的,新人以后的人们只能认为是分娩的必然。实际上直至当今也没有医家将分娩痛当作病态处理。但是新人以来的人们对外伤流血中的臣痛感、对于痈肿过程中或者齿槽脓肿过程中的跳痛感(局部肿胀、压迫动脉)都能感知为病态。他们根据直接感受到的疼痛的轻重,或者眉头紧锁,或双手托着下颔,或者

用手指轻轻抚抹肿胀的病灶,最终用语言表达,创造出一个“痛”的单词。当人们都能用“痛”来表达处于痈肿状态下的感受的时候,人们便会在看见对方用于托着肿胀的下颌时,问对方

“你痛吗”?这种问话也是对他人痛苦表象的直观感知。人们对疾病痛苦的感知被口头医学文化传承下来。给“痛”命名大约是近三万年以来完成的。从医学发展史讲:“痛”这个单词的产生及“痛”所包含的医学概念,毫无疑问是人们认识上的深化,也反映了医学思想萌芽的过程。

我曾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探讨过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过程,断定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在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中,首先又是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因此在原始医事活动中,外治医事活动是先于内治医事活动的。比如许家窑人生了痈肿,在外出狩猎或采集中被尖石或者植物刺刺破排脓,促进了痈肿的愈合。许家窑人对于排脓与痈肿愈合的关系虽比前人感知多一些,但仍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知;山顶洞人、裴李岗人及其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对于痈肿比较留心观注的人们,当他们在患痈时,他们能够从直观中认识到或理解被尖状物刺破排脓后促进痈肿愈合的事实、并记忆(积累)下来,以后当他们患了疖痈,或者见到别人患了疖痈及疖痈成熟的时候,在求治愈欲的支配下他们便能主动地拆一枚植物刺挑破脓头排脓,或者打制一小块尖石刺破脓头排脓。这种在求治愈欲支配下

的行为,恰好证明了原始医学思想萌芽过程。从原始医学文化分析:由于原始医疗实践的积累,近两万年以来人们的原始口头医学文化也丰富起来。这一时期人们很可能在治痈的实践中创造了“刺”、“脓…“排脓”这样的单词或词组,并将疖、痈统称为疡。在裴李岗人时期,“血”与“脓”的概念已经分离,这是医疗实践的需要,也是原始思维发展的必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又向前发展了。

新人以来,由于原始外治医事活动不断传承,在传承过程中那些留心于外治医事活动的人们又将自己的经验不断加了进去,使外治医事活动不断积累与丰富起来。由此我们推断,至裴李岗人时期,我国外治疗法的内容已有植物叶贴敷、水洗、火炙、刺痈排脓了。我国的原始医学思维更加丰富。

从生理学讲,我国先民关于“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的认识是很早以前的事,如山顶洞人他们已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在似理解非理解中“注意到目”的生理功能,这种“注意”具有顿悟性质,不久又消失了,忘却了。山顶洞人以降至全新世的人们,他们有点像现在34岁的小孩一样,对许多事情都想问一个为什么?但又很难得到他人的回答,他们只能在“注意”中观察事物的发展,摸索事物的真相,行程十分艰辛。也许就在这一时期,有人对自身的最为一般的生理现象“做过一些实验”,如当他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呼呼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并本能似地摇摇头,或本能地用手揉一揉眼球。当在山洞中紧闭双眼,多站一会儿后再睁开双眼,眼前又明亮起来,人们的这一行为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当人类能够采用这种直观的方法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与生理现象的时候,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便深化了一步,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了。历史发展至仰韶文化时期,当人们在陶盆内绘制人面鱼纹的时候,人们已在研究人体面部器官及面部形态了。这些器官中包括耳、鼻、目、口等。人面鱼纹盆证明:绘制彩陶盆的工艺师似乎已经掌握“日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声”、“口之于昧”或“口之于言”了,原始的人体生理知识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我国考古史料一再证明:从万年仙人洞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正处于中全新世(距今80003000)的气候温湿期4,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种植农业迅猛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家庭驯养业、制陶业、编织业、纺织业、印染业、冶炼业等原始科学事业相继发展,人们在诸多行业中劳动,各有各的心得,各有各的创造,当他们坐在一起各讲各的体会的时候,这便是人类远古的口头传授文化。不难推断:在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由于原始科学知识的积累,促进了人们对有关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仰韶文化时期,我国的口头传授文化已可分作原始种植农业口头传授文化,制陶技术口头传授文化,造房技术口头传授文化,以及制井、编织、纺织等等口头传授文化。这些口头传授文化存在的可能性,都先后为浙江的河姆渡遗存、西安半坡遗存以及其他仰韶、龙山文化证实。原始科学知识的发展为原始医学知识及原始医学思想萌芽提供了可能。各类原始科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都是通过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各类科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也是通过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遵循这一规律。

参考文献

l3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41019

2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原始社会.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3941

4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426

第二章殷商时期原始中医学理论萌芽概说

    提要:殷商时期,我国先民在甲骨文字中记下了许多基础医学知识,最为重要的是殷人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知道心内有七个孔窍,心脏底部有几条大经脉,并推导心脏是主思维的。因而自殷商起,殷人已在直观思维、推理判断的过程中对原始中医理论提出了一些看法,由此原始中医理论框架的构建已经起步。

    关键词:殷商时期直观思维推理判断心一经脉调节论医学起源、发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早已为人们重视与共识。但对医学思想萌芽问题,特别是对于人类早期医学思想的萌

芽问题讨论甚为少见。我在前文中对新人以来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情况已作初步探讨。不难看出: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种简单的“求伤口愈合”思想,是建立在直观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殷商时期.我国原始中医学已步入医学理论萌芽时期,其重要标志是比较系统、成熟的甲骨文问世;在甲骨文中解剖、生理知识较多,是探讨中医理论起源的好素材。殷商时期医学理论的萌芽可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直观思维促进了殷商医学理论萌芽与发展

    直观思维是人类通过远事记忆能力积累原始知识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这种原始的认识方法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殷代乃至当今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胡厚宣先生从卜辞中探讨医学史料以来,佳作不少。温少峰、袁廷栋著《殷墟卜辞研究》,为我们从临床知识中探讨中医学思想萌芽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温袁二氏在科学技术篇第七章“医学”中首先从十个方面探讨了与疾病有关的一些问题,随后归类疾病病名34种,涉及到殷人给疾病的命名问题。从总体上讲:殷人已认识到疾病可分作“内病”与“外病”。换句话说:殷人对“内病”已有一定认识,这一点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史上具有意义。但殷人给疾病的命名仍属“直观认识”范围。

给疾病命名,是人们对疾病认识上的深化,是对千差万别病症归类的需求。殷人对疾病的命名法主要靠“直观分类”。如依局部解剖部位的命名方法,即病在什么部位,就依那一解剖部位命名,如疾首(病在头)、疾目、疾齿、疾足等计16种,占47%;依直觉感知临床表现给疾病命名,如腹不安、疾软、疾旋等计11种,占32%。略加分析,后者并不是简单的“直观”命名。在依临床表现给疾病的命名中,疾、奶执等都是对肌肤表面疾病的“直观”命名,而腹不安、疾软、疾旋、疾心等属内科疾病,命名者们对内科疾病的认识,肯定有一个临床经验的长期积累与推理判断问题。叉如贯是指腹内肿块,它与腹不安有别,因此另立一名,说明殷代医家思维过程比较复杂。在34种疾病中酒精中毒、小儿疾、妇人疾、疟各一例,其中“疟”统指症状暴疟的流行疫疾,都表明殷商医家的直观认识过程。以上仅从殷商疾病命名分析,直观思维是殷人思考与疾病有关问题的重要思维方法。

二、推理判断是殷商医学理论萌芽的另一个思维方法

历史从远占走来,发展至殷商时期,原始医学思维的萌芽已走向比较高级的层次,已可从人体生理学的产生及疾病命名两个方面比较清楚的感知了。

从考古史料分析,我国的原始生理学知识大约发端于仰韶文化时期,突出表现在先民对五官生珲功能的感知与重视。在甲骨文中反映五官生理功能的文字较多,但未见与五官有关的解剖记录.这是中国人体解剖、生理史的一大特色,它证明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体生理知识是领先于解剖知识的。从视觉功能讲:萌芽于山顶洞人前后人们对视觉功能的感知过程,成为原始中医学思想的滥觞之一。到人们创造甲骨文时,五官生理功能跃然纸上。如目字描绘为,造字者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见字作,从目从人,突出r目的作用,它是人们探讨视觉功能时认识到“目之于色”的见证。五官中的耳,甲骨文描绘为;造字者们在探讨听觉功能时创造出一个听字作,从耳从口,论证了“别人从口里说出话来,我是用耳朵听见的”道理。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在创作鼻字时,大约进行了许多推敲,最后在“会意”思想指引下,采取人们常用的用一个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称自,代表自己,因而鼻字作 ();当造字者们探讨鼻的生理功能时.并未简单地沿袭见字与听字的造字方法创作臭字,而是采用了比较生理学的方法,将人的臭觉与狗的臭觉相比较,通过观察与推理判断,得出狗的臭觉比人的臭觉灵敏的结论后,造出一个臭字作亨,它从自从犬,至今仍然使用。可见殷商时期人体五官生理功能已经建立,它是建立在推理判断基础之上的。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的思想占着相当地位,中医对五官生理的认识至晚源于殷商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人还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具有深刻思维内含的表明恐惧心态的惧字作,这个 (惧字,《遗殊》565) ,从双目从人,描绘的是人们在紧急状态下,对远方威胁自己安全事物的关注,表现为昂首张双目,身躯软弱,神态清晰,惊恐之状,历历在目。这个 ()字,后来发展的瞿或,将惊与心理活动联想起来,它是更高层次的推理判断的结果。甲成为后世“心惕怵”理论与“恐伤肾”理论的滥觞。

在甲骨文中看不出人们对大脑的解剖,也没有创作出一个脑字。但有几个字反映了人们对大脑生理功能的推导性认识。如反映颠、顶的字有等,反映头颅、首的字有。后一个字许多学者释读作思1】【2】【3。有一则卜辞中载(《殷墟文字缀合》380) ,它是在的基础上创作的。笔者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释作思, ()的创作过程是造宁者们经过多方观察与推理判断之后对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常用于抓后脑壳行为表象的描绘,它深刻描绘了人们进行思维时的行为表象,表明脑主思维,它属大脑生理功能的记述,成为秦汉时期人们对大脑进行解剖、创作脑宁及颅底解剖的先驱;成为秦汉时期中医理论中

的“伤左角,右足不用”、“维筋相交”、“蹯脉”理论及“髓海”有余、不足理论的重要源头4

在殷墟卜辞中的临床医学内容主要表现在疾病的命名方面,前文我们分析到依疾病临床表现给疾病命名问题,它需要关心诸病的人们积累更多的有关知识并通过推理判断之后方可给予命名。最具意义者是蛊和祸风,涉及病因,蛊和祸风的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推理判断是殷人在比较丰富的临床医学知识及生理知识基础之匕认识与开创中医学理论的有效方法。

三、对心脏进行系统解剖、直观推导是建立“心主思维”及经脉理论的重要方法

对于中医理论有着重要影响的“心之官则思”理论,过去认为源于战国。其实不然,它在殷商时期早已形成,它渊源于远古人类对心脏的感知与遐想,它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心字的创作过程中的结果。在殷商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心脏在人体内的解剖部位及心脏有节律的跳动情况大约已有一定的认识,其认识的来源可能是对动物的话体剖杀,也可能是权贵们对奴隶任意屠杀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到了殷商时期,当文字创作被推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当人们需要记述与心脏有关的一些感知的时候.创作心字的迫切性便摆到了造字者们的面前。是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人体心脏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解剖

与观察,至商纣王时期,他们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孔窍间有两组瓣膜存在,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在心脏底部的心包膜之外还发现有粗大的经脉通向全身,后来被证明为四条大经脉5。在殷商的200余年间,人们先后创作五个心字,最后一个心字作,它表明这时的造字者所描绘的是心内瓣膜向下(左右房室瓣)及心脏底部有大经脉通向全身的含义。町见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对于心脏生理功能的认识不出于简单的直观,而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的。准确点讲,是建立在人体心脏解剖基础之上的,这与两千年后中世纪西方医学派创立西医理论的方法是一致的。当我们将纣王讲的“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稍作分析:圣人,即有学问的人,强调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可见“圣人心有七窍”的说法其实质就是“心之官则思”。“心之官则思”成为后世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指出:在秦汉中医基础理论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经脉理论深深扎根于基础医学理论之中,与甲骨文心()字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春秋时期发展为“人有四经说”,到两汉时期发展为十脉、十一经脉说和十二经脉说,成为中医人体调节理论中的主纲。可惜上述发展过程为历代医家忽视。

我国的人体解剖起源于殷商,它是对心脏的解剖,三千多年前的殷人对心脏解剖掌握如此之细、之准,是同时代的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它一方面说明了殷商学者们对心脏生理的重视,另一方面证明殷人抓着了“人体调节理论”这一核心问题。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心-经脉调节论不同于当今的“经络”,时值今日,经脉调节论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待于中国当代的医学理论家们、临床医学家们共同努力挖掘。

关于殷商时期的医学理论萌芽问题,我们已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总体讲:殷商时期的医学知识除宫廷外,还广泛分散在殷商民间。由于殷商朝政重巫术而不重医药,散失在民间的原始医学知识尚无条件集中于少数知识层次较高的人手中。到了两周时期,朝廷设医师之职,主管全国医事,为积累民间医药知识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创立中医理论创造了较好条件。可惜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两周医药史料。

我国中医理论的产生和其他民族医学理论的产生一样受原始思维方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取象比类、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都属原始思维范畴。加之中国的格致思维、原始辨证思维都成为推动秦汉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  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文物,1981 (9)710

2  胡厚宣.  甲骨文与殷商史.  第二辑.  353

3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27

4  严健民.  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62167

5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5860

第三章  论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

    提要:原始中医学讲的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的匡学及其思想的起源发展过程,它包含新人以来至令本《内经》成本以前数万年间中国医学的发展概貌。医学知识的起源是有思想作指导的,中国人最初的医学思想是简单的“求治愈欲”,它和医学知识的起源是一对孪生的兄弟。

    直观思维是新人时期人类的共同规律,是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

    推理判断能力的获得是人类思维进入高层次的表现,它需要人类积累丰富经验。我国殷商先民推理判断能力已经较为成熟了。

    新人以来的中国人早已养成锲而不舍的穷究精神,是穷究精神支配着殷商至两汉先民经过千余年的努力完成了经脉调节论。

    中国人所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相对对立概念及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来源于生活,指导了原始中医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原始中医学  思维特征  直观思维  推理判断  相对对立概念  取象比类

    何谓“原始中医学”呢?任何事物都有起源与发展过程,传统中医学亦如此。在传统中医理论尚未形成以前,或曰在今本《黄帝内经》尚未成书以前,由此上溯至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想同步起源时的数万年间,我称之为“原始中医学。”它是土生土长在中华大地的医学,是秦汉以降传统中医理论的先驱。阐明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有利于我们揭示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愿学者们都努力恢复中国医学的本来面目。

    从人类发展史讲,自猿人起我国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一般来讲,人类进入猿人时期,已具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制出第一块石器。但是猿人期间,不论早期猿人还是晚期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很有限。大约30万年前,猿人进化为古人,至5万年前古人又进化为新人。占人类学家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划分除依据骨骼、体态的进化外,还有重要的一面,就是神经系统及大脑的进化,就是语言、记忆、思维的建立。中国的新人们如距今5万年左右的许家窑人创造了飞石索,2.8万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距今2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采用多种工艺制作出十分精细的,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足见新人以来由

于人类大脑进化到一定水平之后,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创造了条件。原始生活知识的积累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内容。人类的早期思维主要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现在让我们对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作些探讨。

    一、关于原始医学思维问题

    既往人们很少将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与人类进化史及人类思维进化史结合起来考察,那是因为建立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基础之上的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都起步较晚。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古人类学家们纷纷利用考古资料著书立说,将我国古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之内涵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我们探讨我国医学知识的起源及我国的原始医学思维问题提供了可能。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是建立在人类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基础之上的。而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根据我个人的考察是近五万年左右,当古人进化为新人(如许家窑人)的一大特征。假如许家窑人没有远事记忆能力,他们就不可能将狩猎中的经验积累起来进行总结提高,发明飞石索。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原始医事活动有关。如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早期人类对水的依赖如渴了要寻找水喝,那是一种本能行为;人类在生存活动中,难免掉入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惧;当人类的大脑进化到可以积累经验,并从经验中认识到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的时候;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掉入浅水中能体会到舒适感觉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并不可怕。甚至当天气闷热时,便主动寻找浅水跳人水中以求避暑。当某些患有各类感染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们跳入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并用手去摸去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这些举动

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益的1。当人们的上述实践经过若干万年的积累与传承之后,至山顶洞人、裴李岗人时期,人们终于可以理解清清的溪流对伤口愈合是有益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便在“求治愈欲”的支配下主动寻找溪流蹲在水旁洗涤,……。人类的这种在“求治愈欲”的思想支配下的主动行为包涵了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双重过程。所以我们曾说: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

    二、直观思维——原始中医学知识萌芽的基础

    前文讲到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从始至终贯穿着直观思维过程。其实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新人们离开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就无法借用推理判断方法认识事物。如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们,当他们在外出狩猎时,碰到一些小的野兽,如兔、野猫、狐狸等便顺手捡一块石头打去,有时也可打着猎物;当寻找不到石块时,有时也可能顺手拔起一株小植物连同带泥土的植物蔸一同甩出,发现较重的植物蔸在前,也可打着猎物;但刚拔的植物蔸易破散,且打击力量不大,许家窑人的男子汉们在上述直观思维的启迪下,为方便狩猎,便在平时用黄泥捏作一团,中间夹以树枝或藤条,待泥土干后,使用起来投掷较为顺手,也可打着猎物。但泥团易破,打击较大猎物难以致死。于是他们想到石质球状器,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小石球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狩猎用的飞石索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2

    其实,许家窑人以降的人们如峙峪人、山顶洞人、裴李岗人等他们对各类外伤中的疼痛、对痈肿、齿槽脓肿所致跳痛的认识过程;给痛命名过程;他们给伤口中流动着的红色血液的命名叫“流血”等都是在直观思维过程中感知与命名的。我曾分析过山顶洞人以降的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过程:当他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呼呼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本能似地摇摇头,或本能似地用手揉一揉眼球。当他们在山洞中多站一会儿以后,眼前又明亮起来,或者顺着某一缝隙射进来的一束光线望去,便感到这束光线给山洞带来一线生机。他们的上述审视过程,都是采用直观方法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及生理现象的,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人们对“目之于色”的认识深化了,从医学理论讲,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人体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了。

    我们说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殷商时期人们的直观思维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甲骨文史料告诉我们,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已有“内病”与“外病”之分,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仍属于直观认识范畴。如依局部解剖部位的命名方法:疾首、疾目、疾齿、疾足。属于内病的命名,如腹不安、疾软、疾心等3。殷人对于内病的认识多数是从临床表现中依直观感知而命名的。

    直观思维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推理判断——殷商创建中医理论的基础

    人类的思维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以大脑解剖及大脑生理功能为基础而发展的。如果人类单凭直观思维认识世界,那么人类就无法改造世界。原始人类,由于在直观下感知,在直观下将感知的知识积累起来,又在直观下将感知记忆而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获得新的领悟,这就是直观思维的全过程。假如人类的原始思维仅停留于“领悟”而不在“领悟”的基础上作推理判断工作,那么人类的思维就会停顿下来,世界上的事物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原始人类从何时开始才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呢?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讲:由于各氏族处于人类发展的阶段不同,他们所积累的原始知识的数量不同,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知识的层次不同,因而他们进入推理判断阶段的时限不同。在中国,以吴越、中原文化发展为例:属百越范围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人工种植的水稻,说明我国的种植农业在七千年前已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史了,许多学者推导我国的种植农业大约起步于全新世早期,与传说中神农氏所属年代大体一致,已有近万年的历史。笔者认为:这一推导,与河姆渡人工种植水稻的发展里程应该是一致的。河姆渡人的业绩不仅在水稻,而且还有原始纺织、编织、房屋、水

道运输等许多反映原始科学水平的遗存4,都证明河姆渡人的思维早已从直观思维中解脱出来。在河姆渡人以前人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原始生活知识,已经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我国素以陶器著称,考古史料证明我国的红陶史已有8000年,著名的仰韶彩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应为首屈一指。彩陶所代表的不仅是陶器史,彩陶之彩色图案是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先祖们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人们的推理判断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医学发展的特殊性,在考古史料中尚无史料证明河姆渡人时期,仰韶文化时期我国的先民们已在原始医疗实践中,采用推理判断。历史跨越数千年,至殷商时期,殷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心之官则思”早已成为真理。一般认为它产生于秦汉。其实它产生于殷商。殷商时期由于各类原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冶炼、青铜铸造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对文字提出要求,促进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发展。应该说殷商甲骨文的创造与逐步规范化,是在数千年陶纹符号及陶文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甲骨文字的创造,几乎都包涵了造字者的推理判断。殷商时期,人们对心的解剖部位早有“目染”,在反复的“目染”中,对心的生理功能也开展了推导。于是人们有了造出一个“心”字的迫切要求。由此出于造字的目的,造字的人们对人体心脏开展了有目的的反复解剖,先后造出了五个心字,甲骨文中出于不同时代的五个心字证明了殷人在200余年的解剖实践中基本摸清了心脏内外的解剖结构特征5。结合纣王“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分析,那时的人们已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这种“赋予”没有实验依据,是建立在“人有思维能力,心脏有搏动,当心脏停止搏动,人的思维能力也停止”基础之上的。从思维方法讲。纯属推理判断。因此我们说推理判断是殷商时期创建中医学理论的另一个思维方法。

    四、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段商至两汉中医学理论的形成

    我国古代有一种学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言行,这个学术思想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穷究精神。一般认为格致思维产生于两周。其实不然,进入新人以来,我国先民就养成了对未知事物穷追到底的格致精神。试想5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如果不从顺手捡起的石块打猎物中,不从顺手拔起的植物蔸投掷猎物中,不从黄泥团块飞打猎物中穷究狩猎的道理,能够凭空发明飞石索吗?峙峪人如果不对树枝、竹茎的弹力进行穷究以及无数次的实践能凭空制造石矢,发明弓箭吗?山顶人如果不在“格致”的思维过程中追索,能够采用原始综合工艺制作出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吗?早在数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对事物的格致与穷究精神。

    从传统文化分析,格致思维首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说明了对事物的穷究根由。春秋鲁国的孔夫子十分注重穷究。“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6以及“疑思问”7等等都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严格治学与穷究精神。“易穷则变”《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矢志不渝”《管子·心术》都是中国先民们穷究精神的写照。假如用格致精神来考察我国殷商至两汉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是格致与穷究精神支配着先民们、医家们抓着人体调节理论不放,进行了长达千余年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我国的人体心-经脉调节理论,源于殷商末期人们对心脏的生理功能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认识,到春秋齐景公时,便有了“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8之说;春秋人有四经调节理论继续发展,丰富了经脉主病内容,发展为十脉9及指导灸疗的十一经脉理论10;两汉时期经脉学家们又借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完善经脉学说,发展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在十二经脉理论完成之后,医家们又结合临床取自然界的风寒可使水结冰之象,类比于经脉中流动的血液进行推导,从此经脉理论与风寒结合派生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三条疼痛理论,指导临床数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

间是格致与穷究精神促进了心脏大体解剖的完成,促进了人体经脉学说的诞生,促进了两汉中医理论的深化、发展与形成。

    五、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在中医思想萌芽中的地位

    我们的祖先进入新人以来,在“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习俗中,在水旱交替的变迁中,在风雨寒暑及春萌秋杀的生活环境中领悟到许多相对对立事物的存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对立的概念,如发明弓箭的峙峪人他们对于坚柔、锐钝、曲直的相对性质领悟较多。距今6000余年的半坡人在陶器上留下了许多陶文,如等等11】【12都具有浓厚的相对对立概念的性质。

    原始人类在对自然界直观认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对立概念,后来发展为辨证思维,大禹治洪水时吸取先人的治洪经验,从“堵”改作“导”,成功地将洪泛引入江海,充分显示了禹的辩证思维才能。在传统文化中如诗、书、易、礼及诸子著作中辩证思维的内容十分丰富。将辩证思维引入医学首见于《周易·噬嗑》:“噬肤灭鼻、剩刚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乾”,以及秦医和的六气致病理论都是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探讨医理的尝试。在仓公25诊籍及八问中,仓公熟练地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仓公诊籍早于《内经》,是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具有重要的医史学意义。考古史料证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十一脉灸经及《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许多医理的建立都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的能力。江陵张家山《脉书》、《武威汉代医简》,无不包涵着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观念建立医学理论的内容。今本《内经》中的“阳予之正、阴谓之主”,“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以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成为2000余年来中医辨证思维的核心。由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不仅为创建原始中医理论提供了可能,而且是建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思辩武器。

    六、原始思维——取象比类在中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原始思维指的是原始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获得的一些思维能力,它是建立在大脑解剖结构与大脑生理功能逐步进化基础之上的。早期人类如30万年前的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比较简单,30万年以来当人类进人占人阶段,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发展,但仍很原始。人类发展至近5万年的新人时期,由于远事记忆能力的建立,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提供了可能,于是思维能力有了飞速发展。因而一般来讲人类的原始思维是指新人以来人类在思维过程中所表现的一些特征而言。由此我们可以界定,原始思维指的是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们对周围事物展开思维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如直观思维,是建立在人类对周围变化着的事物的直

观感知基础之上的;当人类对自身的生理现象如死亡、情感、思考问题等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后,他们又将人类的这些生理现象推断到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动植物,认为它们都如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人类的原始思维——互渗律。可见原始思维除直观思维外,还具有拟人化的思维内涵,具有类比、比拟、比照等性质。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移情观”。指出:将“移情作为一种自发的普遍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已成了原始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认识与“互渗律”一致。

    在我国古代没有原始思维这个名词,但从传统文化分析:中国古代的许多思维方式充满了原始思维的性质。我们注意到人类思维进化史的独特性,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原始思维进化史表明:当他们足以记忆父辈和祖辈的许多生活情景、警言、遗训的时候;当他们能够记忆梦境中父辈们的许多言行的时候,他们不可理解,感到了神秘。由此推动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引发了幻想,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后来又有了神灵思维的产生,构成了中国式的原始思维。人类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及“移情”现象,大约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思维方式叫取象比类,是中国人原始思想的集中表现之一,它不同于互渗律。

    什么叫“取象比类”呢?《周易·系辞》讲“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孔颖达疏曰:“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根据两个对象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中取已知甲对象的某写已知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也可能存在与甲相同的另一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可见互渗律是将人类的情感等比拟于他物,取象比类则是将已知的事物通过类比、推导、用于需要说明的问题.因而我国的取象比类比法国的互渗律要高一个层次。取象比类在我国

有一个发展过程,如“仰则观象于天”。除了可以弄清“天”的某些规律外;也为利用“天象”(如北半球可见的北斗七星现象及金星之春启明,冬长庚现象)类比于人事积累了知识。当人们根据许多植物春萌、夏长、秋收、冬藏规律总结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草木茂”、“天地之道,万物自然”及“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等一系列朴实无华认识的时候,取象比类为进一步认识事物(含医理)创造了条件。取象比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很高。诗、书、易、礼、春秋、诸子百家均广泛采用。在《内经》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依取象比类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事是很多的,以下仅从三个方面作些介绍:

    1.取已知的天象、历法知识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讲:“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当时已知的气象学知识,古人在这里将已知的气象变化过程类比于人之生理。指出:“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里的“清阳”指五谷在胃中腐熟之后的精微物质。“浊阴”指胃肠中的食物残渣并将“清阳”类比于“天气”,将“浊阴”类比于“地气”,在古人看来利用“天气”和“地气”之变化规律,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消化生理及体内某些新陈代谢的规律。历代学者认为这种比拟是合理、成功的。《素问·六节藏象论》在讲古历法理论时说“……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这是已知的古四分历历法理论。在这段文字中按古四分历大小月推算应为“三百五十六日而成岁(或三百五十五日)”,因而才产生“积气余而盈闰”的十九年七闰制。古历法中的盈闰理论即有余不足理论或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被《内经》中广泛采用。在《内经》成书的数百年间、各篇作者采撷了当时的许多科学成就类比于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就是将已知的某些天地之自然现象及四时变化规律类比于五脏生理功能提出来的。历代学者都将上述诸多内容视作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近些年来,持中医理论“天人合一整体观”者认为人天都有相同的内涵因素,相同的情感,或曰“人和宇宙都是由“元气”组成的。持这种观念的学者没有阐明“元气”的本质,也不可能阐明“元气”的本质,更不可能阐明“宇宙的元气”与“人体的元气”有什么不同。用现代科学知识分析,天人都由相同的“元气”构成说是站不住脚的。且历代学者在处理“天人合一整体观”中,对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感应”未

作区别,将其统称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这种含混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从《内经》中的许多资料分析:“天人合一”应指人类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接受天地之自然现象(因素)的制约。故人类学知识及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各个器官的进化,最为典型者如人体保暖密毛的退化,汗腺和皮脂腺的发达,都与气象冷暖变化及人类的生活环境相关。生活在中国这一经度和纬度上的中国人,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既要接受冰期和间冰期的洗礼,又要适应四季的更替及“春行冬令”等反常气候的煎熬。人类正是长期在这冷暖气候的煎熬中及人类自身寻取生存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保暖密毛基因的退变,促进了汗腺和皮脂腺基因的发达,使人类逐步由相对变温动物进化为相对恒温动物13。它证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人对天(自然环境)的依赖与适应性。因此《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在《内经》中有不少“天人相应”、“天人感应”问题,它的内涵略有区别。尤其“天人感应”,强调“天”与“人”的相类、相通;强调天有意志,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天意对人的谴责和嘉奖。国内外历代统治者恰恰是利用了这一“天威”统治着臣民。所以“天人感应”属于社会学范畴,虽然《内经》理论中,羼入了一些“天人感应”的内容,只要我们能引以为戒并加以区别就行了。

    古代医学家们取已知的天象、历法知识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为创立传统中医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2.取“寒则地冻水冰”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

    在人类的生活史上长期与风寒搏斗,“天寒地冻”或者“寒则地冻水冰”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了。“地冻水冰”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本来就可流动的河水,在“地冻水冰”的情况下断流了,哪怕是“善行水者”也“不能往冰”,迫使水上运输终断,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秦汉医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认识到风寒对人体经脉、血气的影响。他们观察到:“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等自然现象。古代医家依上述自然现象推断(类比)风寒侵入人体后的变化,指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认为风寒致病的病理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最为可贵者,古代医家还由此引申出数条疼痛假说,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如“寒气人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则假说就是有名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

缩躇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以及“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等秦汉时期的疼痛理论假说,都是建立在取已知的风寒导致“地冻水冰”基础之上的。在治疗方而古代医家亦取已知风寒知识进行类比:“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进而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根据病情采取治疗措施。上述治病理论至今仍不失色,它应是当今五花八门热疗的理论基础。

    3.取“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类比于人体血气、痈病理论

    我国先民对痈病的认识,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那只是对痈病外型的描绘,不属殷人给疾病命名。我国先民给疖、肿、疡命名大约在两周时期,它是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川壅为泽”后,将其类比于人体气血淤滞、壅塞不通形成肿块而命名的。《左传襄公九年》“瘅疽生疡于头…痈病目出。”在正史中记录了痈病的历史,反应了痈病的命名时限。但是,仅靠“川壅为泽”难以说清痈病病理。秦,吕不韦组织的学者们在修《吕氏春秋》时于《尽数》篇中取那一时期人们已经观察透彻的自然现象“流水不腐”及“户枢不蝼”是因为“流水”和“户枢”长期处于运动状态的原因。人们将这两组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体生理和病理,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是“流水不腐”等现象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形不动则精不流”是痈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吕氏春秋·达郁》还说:“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邪气)无由生矣”。结论说:“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也是依流水不腐原理而阐发的。

    “形不动则精不流”成为《内经》许多篇章中论述痈病病理的重要理论。如“……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寒邪客于经()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小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取“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之自然现象类比于气血,推导出“形不动则精不流”这一生理现象及“精不流则气郁”病理过程,指导了秦汉中医理论的发展。在《五十二病方》中对于痈病的治疗,强调:“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启之”,又讲“用启脉者必如式”:《内经·灵枢·刺节真邪》强调痈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砭刺方法进行治疗。因此我们理解“用启脉”就是根据痈病的不同阶段采用小同的砭刺方法,疏通瘀滞的气血。在那一时期治痈效果是满意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形不动则精不流”是真理。

我们将《内经》成书以前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中医学知识及原始中医学思想称作原始中医学,是为了与传统中医学加以区别。换句话说,原始中医学界定在秦汉以远至新人以来的所有与原始医学知识及原始医学思想有关的原始医学内涵。许多史料证明原始中医学的产生是朴实无华的。新人以来的中国人在与各类外伤、痈肿及内病的斗争中,他们的思维特征除直观思维外,还表现在推理判断,格致穷究,及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讲,上述思维方式都具有原始思维性质。是中国人的原始思维促进了原始中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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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73

第四章关于中医学思想萌芽的反思--

提要:既往人们对于医学(包括医学知识与医学思想)的起源曾提出过许多看法,有些看法接近于医学发展实际。但也有偏离历史实际,陷入医源于圣、神、巫的。为澄清医学思想的萌芽过程,专立“反思”一章。

关键词:中医学思想萌芽 反思

医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的产物;是众多原始科学领域中最为古老、最为重要的一门学科。就现代意义讲: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它的探讨范围包括人类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生态、地理、气候变迁诸因素的关系;探讨人类疾病发生、发展、预防、治疗的一般规律性以及增进人类健康,提高劳动能力,延年益寿等问题的科学。因此,探讨医学的内涵,应该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三个方面。但在人类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时期及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时期,原始医学的内涵,仅指一些零星而简单的外治医学知识、卫生保健知识及简单的“求治愈欲”。随着人

类大脑解剖、生理功能的进化,记忆能力的增强,原始医学知识、原始医学思想和其他原始科学知识一样才有了积累与发展的可能。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治行为不可分割;与此同时,便有了原始医学思想萌芽;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又反作用于原始医疗实践,促进了原始医学的发展。

医学的萌芽与起源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应该包括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及医学思想的萌芽与起源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医学知识的萌芽与起源是人类早期对某些与疾病有关的一些事例的感知,这些感知充满了直观的认识过程,并由此而产生了简单的原始医治思想。上述内容经人类的远事记忆能力的记忆及无数代人的言传身教传承下来。人类在数万年的感知、记忆的前提下逐步加深认识后,简单的原始医学思想才会逐步发展至原始医学理论的产生阶段。它实质上是当人类能够对感知与积累的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提出一些最为一般的看法的时候,原始医学思想才会逐步发展至原始医学理论的产生阶段。它们在时限上跨越数万年。

然而,中国医学是产生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的医学,它的产生是怎样的?简言之,它受中国特定地理、物候环境条件的制约,它渊源于数万年前许家窑人时期,渊源于新人以来人们对原始医学知识艰辛积累。但是既往对中医学的起源问题真可谓众说纷纭,且多偏离原始医学发展史。仅此,就应该首先引起我们的反思。

用辩证观念分析: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医学知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程中包含着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过程。反之,在原始医学思想的指行下,原始医学知识才可能更好地发展。当原始医学知识由萌芽、起源、积累发展至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人们感到有必要对致病因素、病理机制或者疾病分类、治疗方法及治疗原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感性认识的事物才会在人们头脑中进行加工,经过人们的分析、综合,推理判断,得出一砦原始的医学理论来。但是在科学不发达的远古,当人们对许多医疗现象不能理解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在医学知识起源时期还有一个原始医学思想萌芽问题,更不知道医学起源来源于医疗实践,于是就有了“医源于圣”,“医源于神”,“医源于巫”诸说的产生,甚至影响到当今医史界。由此看来,首先澄清医学起源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澄清中医学起源,有利于我们阐明中医学思想及中医学理论的产生。

一、医源于圣、神说的反思

产生于中国黄土地上的中国医学是怎样萌发与起源的呢?两千余年前我国先民已有不少推究。只不过这些推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原始而质朴,多留下神话色彩,深深刻下了时代的烙印。如:“……民食果瓜螺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神农……尝百草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上述故事中人物与情节质朴无华,来源于人类的原始生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都具有不少神化色彩。今本《内经·素问》开卷就讲:“昔在黄帝,……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说明除了黄帝这位能登天的神仙了解一些医学知识外,还有天上的“天师”更明医理。《素问·移精变气》讲:“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也是讲医理神授的。《史记》中的“长桑君取其《禁方书》给“扁鹊”。俞跗能“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漱涤五脏,练精易形。”还有僦贷季的理色脉,伊尹制汤液,都是秦汉以远的先民们对远古医事活动的推究与追记,反映了我国远古人民的生活,又有无限的神秘,没有反映我国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与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过程。

上述传统文化中的医学史料包含了医源于圣、医源于神两个方面。其中医源于圣如燧人氏、伏羲、神农较为质朴,神秘较少。因为他们的保健、医学知识都来源于钻燧取火,来源于“尝”,又根据治疗经验“制九针”。他们应该是代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较有作为的代表人物,如酋长等人在农、医、保健方面对社会有所创见,作出较大贡献者。如果断代,他们应该是新人以来中国医事活动中的先驱代表,他们的贡献为人们怀念,经口头文化流传下来。医源于神则是在人们对某些医疗奇绩感到无法理解的时候;在人们已经产生了先祖崇拜、神灵思想以及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可以代表天意,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上述天师、长桑居,扁鹊,就是医源于神的代表人物,他们实质上是作者笔端的灵魂再现。在传统文化中“黄帝”既有普通人“圣”的一面,又具有“神”(成而登天)的一面,是一位“圣”至“神”的过渡人物的代表。对于传统中医理论的创立,绝非“黄帝”一人所为。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数年来,在反常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出现一股逆流,在“人体科学”的幌子下鼓吹扁鹊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医,操此观念者已经陷人超自然的泥塘了。更为严重的是,当伪气功泛滥的时候,许多“经过艰苦修炼”的张大师、李大师、周大师们都纷纷出山,“为民造福”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在学术界除了鼓吹扁鹊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医外,一些学者对传统中医理论有恃无恐地进行践踏,抛出中医理论是“媒体性属性抽象医学”观念;有学者在“黄帝内经白话解”的前言中说《黄帝内经》的作者是“上古元阳真人或另一个超文明社会的外星人”;又有人杜撰所谓“新疾病学”外还发表“发现黄帝内经”,将整个医学理论践踏得面目全非,令人发指。当传统中医理论正有望健康发展的时候,我再次请求那些捣得周天寒彻的学者们笔下留情。

中国医学思想的萌芽,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圣”和“神”无关。

二、医源于本能说的反思

医源于本能说者认为:“生物之有生存本能而有医学”。学者们从这一前提出发,采用各类动物的一些本能行为,如热天动物知入水中沐浴,冷时知向阳取暖,受伤知用舌舐疮面,被刺刺入皮内知用前爪拔除异物等,甚致观察到埃及鹤发生大便干结时,能用长嘴呷水插入自己的肛门将水吐入肛内,帮助排便,以及黑猩猩的许多自救本能借以论证人类的医事活动起源于本能。然而上述动物表现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能代表人类医事活动的起源。因为各类动物的诸多本能行为不可能在动物的记忆中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各类动物不可能将它们的本能行为进行积累与总结提高;本能行为不可能上升为理性认识与主动行为。比如,猴能

用前爪拔掉刺人皮肤的刺,但猴不能制造一把“摄子”,并用“摄子”拔掉刺伤皮肤的刺。因此,猴的自救本能不能当作医学起源的依据。可以断言:各类动物的自救本能,是没有医学思想萌芽作基础的。

人类发生、发展与进化知识告诉我们:当人类从古猿走来,经过猿人、古人的漫长发展阶段,由于大脑发育水平的限制,人类确实与其他动物一样走过一段本能自救里程,那时的人类不知道自己健康与病态的区别,远事记忆能力很低,不能更多地积累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物,无法在自己有病的状态下主动寻找治疗方法。那一时期人类对于疾病的反应只能是一些零星的本能自救。但是当人类从古人向新人阶段发展的时候,人类就逐步显出了与动物不同的许多特征,原先只会打制比较粗糙石器的双手,现在可以打制比较细小的石器了,人类的手足更灵巧,记忆能力增强,思维范围广阔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点是:到了新人时期,大脑的发育与近代人一样,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可以对已经经历过的事物过程作为经验记忆下来,积累下来了。经验的积累成为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基础,成为创造原始科学知识包括创造原始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考古证明:五万年前的许家窑人继承了远祖打制石质球状器的经验,发明了小型石球与狩猎工具飞石索,两万八千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发明了钻孔技术和缝制皮衣的骨针。尤其山顶洞人前后的人类从经验中知道自己健康与疾病的区别了,知道自己生痈的痛苦,有了求健康的欲望。或者说是求健康的欲望促使山顶洞人寻求对痈病的治疗方法。当痈肿化脓时能用刺将痈挑破排脓了,他们可以在求健康欲望的驱使下,从自己病态时或他人病态时好转过程中与某些事物相关的经验中总结出医事活动的经验了。我并不讲:自山顶洞人起,人类已经知道了许多医疗知识。我只是说:山顶洞人已经具备了积累某些医疗经验、总结某些医疗知识的能力。正因为山顶洞人医疗经验不足限制了山顶洞人对于疾病与医疗知识的认识水平。因此,山顶洞人的医疗知识是很有限的。

应该指出:当人类发展至知道自己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区别时,当能够主动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人类的这些医事活动与“本能”是绝无关系的了,正如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1医学知识的产生必然服从于这一自然辩证法。

关于“医源于动物本能说”,李经纬、李志东先生早在1990年的《中国医学史略》及陈道瑾先生早在1991年的《中国医学史》中都作了回答,陈先生指出:“本能论无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混淆动物的本能救护与人类医学之间的严格界限。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因而同样是错误的。”

三、医源于巫及医巫关系的反思

巫是人类发展到已经具备了比较丰富的思维能力以后,当许多自然现象不能得到解释的时候,当梦境中的先祖“显圣”、鬼怪作祟及图腾观念树立起来的时候,当人们主动寻找降魔术、又因心理作用而能见效的时候,巫的形象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有学者将巫的产生断代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奴隶社会。这一论断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一致。其实我国甲骨卜辞中的巫卜史料极丰,春秋齐侯召桑田巫,晋侯求神巫视疾,皆载于正史,说明我国商周巫卜兴盛,与上述结论大体相当。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奴役民众的需要,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能勾通天地人神关系的少数特殊人物便是巫觋。巫和觋便可由“明神降身”后上天人地,从而沟通人神关系,干着“宣神旨,达民意”的勾当。商时的巫觋地位很高,他们观天文,测吉凶,参朝政,还可能参予研究甲骨文字,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巫咸曾为黄帝“与炎帝争斗于涿鹿之野”时卜筮战机。有学者对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之彩陶盆上的鱼形人头花纹进行研究后与《山海经》之巫师常“珥两青蛇”相比,又依郭璞注云:“古巫师以蛇贯耳”,结论说:“半坡的人面‘以鱼贯耳’好象是巫师的一种形象”。从时限上讲,此证我国巫师的出现与黄帝的时限基本一致。

1.医源于巫的反思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医学与巫术常常混在一起,如《太平御览》卷721引《世本》说:“巫成,尧臣也,以鸿术为尧之医。”成为近人论证医源于巫的理由之一。金景芳认为:“《周礼·夏官》马医称‘巫马’,应看作是医出于巫的一证”2。《山海经》中许多巫的记载,被用来证明“医源于巫”。《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但我们从上述记载中看不出巫如何创造了医。袁珂在解释“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时说:“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袁珂也没讲巫创造医。有学者专门研究《山海经》中的中药种类,更无法结论说:《山海经》证明医源于巫3。《国语·楚语下》说:“……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楚语》只讲巫觋的言行,也不讲医源于巫。

数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医学巫源说提出非议,指出:“医源于巫观点是舶来品”。“‘巫一般认为是医之父母’‘无庸置疑医学起源于巫术’都是舶来品”。邱仁宗先生早在1981年指出:关于“医学巫源说,起源于1920世纪,当时随着资本主义之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攫取了大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美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纷纷去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如埃及……等)去发掘,……去考察,(医学)巫源说就是在这些发掘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邱氏指出:“但是他们不了解医学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不去考察医学起源这一复杂的、曲折的全部历史过程,而是把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片段当作历史过程的全部。因而使他们在医学起源问题上得到了错误的结论”4。邱教授的这篇文章采撷了国内外的许多宝贵史料,论说有据,有力地反驳了医学巫源说,又基本澄清了巫医之间的多层次关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2.巫医关系的反思

    事隔三年,即1984年,薛凤奎先生撰《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读后——《论巫对医的控制》,其史料来源,多取于商周传统文化,目的在于阐述商周时期巫对医的控制。结论说:“巫对医的控制,是巫的职能对医药活动权力的攫取”5,肯定了巫控制着医。将巫医关系从另一个层次提到我们面前。回顾历史,本人不敢苟同。以下我们再作讨论。

    (1)殷商时期的巫医关系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巫医关系呢?或者说在我国历史上有没有巫对医的控制阶段呢?要澄清这一问题,应该由另一些有力的史实来回答。

    前文我们讲到医学知识的起源是人类进化至新人阶段后.当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可以积累经验的时候,当知道自己病态与健康区别的时候在自己病时,在求健康欲(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一种表现形式)的支配下主动寻找治病方法,医学知识才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产生了。它已有数万年的历史。关于巫的萌芽与起源,它不同于医,巫的萌芽与起源应在人类产生了意识形态之后。如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对成年妇女死后的哀思之情也许为巫之先驱,假如此说可取,巫之起源较医之起源晚数万年。历史发展至殷商时期,殷商王朝已设专门制龟,占卜之官职,已有巫、卜、祝由之分。殷墟出土甲骨材料,统称卜辞,从现有甲骨材料分析,凡宫廷事务,不分巨细,都要先占吉凶。据有关资料统计:现有大量殷墟卜辞中涉及病名者仅323片,415辞,疾病名称346,大部按人体解剖部位来区分。虽在殷墟卜辞里记载着许多疾病名称,但少见药物与治疗方法。商王武丁(公元前13241266)曾患牙疾,仅向先祖祈祷,未载其他治疗方法。卜辞云:“武丁病齿,祭于父乙,以求赐愈”。假如仅依宫廷卜辞分析殷商医学概貌,殷人用药物治病就成了空白。但在《尚书·商书·说命上》分明记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尚书》证明,商时是有用药治病习俗的。造成殷墟宫廷卜辞中不见治病药物的原因是复杂的,也许统治者相信天命,相信先祖的保佑,相信鬼怪的报复起着重要作用。从医学起源、发展的内在规律分析,我们相信:由于人们的记忆内容受个人兴趣、观念和经验多少的影响,因此,商时的口头医学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比较多地集中在对人们健康状况给予关注的人手中。留心于原始医学知识的人们是原始社会的天才医学家,也是商时的天才医学家。由此推之,在殷商的广大农村、社会下层,必然有许多原始医学知识在传播,必然有许多留心于原始医学知识的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在为人们排除疾苦。但是,民间的医事活动没有条件被龟占刻制下来;广大市民、乡下的老百姓是没有条件将自己的病态及治疗过程刻制于龟板之上的。殷商时期,广大民间的医疗情况无法得知,或者住在乡下的权贵们刻有有关疾病与治疗卜辞,现在尚未发掘。马堪温先生于1955年指出:“尽管在医学发展中掺入了宗教、巫术,也不能阻止人民由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医药知识的进展”7。马氏分析说中了要害。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挖掘出桃仁、杏仁、郁李仁及其他植物种子30余枚8,有学者研究后指出:“不能排除台西遗址出土郁李仁、桃仁作为食用的可能性,也可能是‘药食同源论’的根据”9。因此认为商时没有药物治病是不可取的,仅依殷墟宫廷卜辞内容结论“巫统治了医”也是片面的。有学者于1982年说:“在这样的巫术泛滥的历史阶段中,巫一度统治了医,利用了医,并在利用的同时在某些点上发展了医”10。该学者的“统治、利用、发展”论在文中论据欠佳,谈不上有什么说服力,巫统治了医”也是不能成立的。从历史学讲:周由商发展而来,周之医药与医政都较完备,如果周不吸取商时医药事业之长,从知识传承规律分析是很难想象的。周史及周之传统文化证明:说商时没有药物治病也是不可信的。

    (2)两周时期的巫医关系问题

    从两周宫廷史料看,《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说明两周宫廷不仅设有医师,而且宫廷还向社会发布与医药有关的政令,负责采收药物供医者使用。发现了疾病并命医者去对疾病分门别类给予治疗。在《周礼》中记载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指出:“四时皆有疠疾,……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师。”可见两周王朝对于医事管理之细。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周礼中的“疠疾”,“民之有疾病者”都不是群众中分散的疾病,而是具有较大流行趋势的急性病,这是“分而治之”的根本原因。《周礼》记载:“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杀之齐。……凡有疡者,受其药焉”。这一记载反映的“祝”“药”,可能是周人对于较大范围的外伤、骨折、金枪伤感到束手无策时如某一局部战乱之后伤员太多才使用祝由的,它应是医的一种补充,看不出巫对医的控制。《周礼·夏官·司马》讲:“巫马掌养疾马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有学者讲:“马医称巫马,应看作是医出于巫的一证”,但《夏官》分明记载“相医而药攻马疾”,巫马仅是马医的一个名词,不可能证明医出于巫。在《周礼》中,卜、祝、巫有别,其不同点在于分丁与层次,职权有别,如“大卜,掌龟灼之玉兆,瓦兆、原兆之变”,大卜项下记载“八命……八日瘳”。林尹注释为“瘳,《说文》‘瘳、疾愈也’。按谓卜问其病能否复原也”。《周礼》:“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掌巫降之礼”。可见“司巫”的权限很大。但“国有大灾”包括的灾情很广,人类的瘟疫只是“大灾”中的部分。大巫和小巫虽可以参予与疾病有关的巫事活动,但这一活动不应算作医事活动,它不属“医疗”。严格讲:只能说是“与疾病有关的巫事活动”。一部《周礼》,搜集周王室制度。系先秦古籍,它将国家医事制度分列出来,不论从那方面研究,都不支持巫对医有控制作用。春秋三传作为正史,记载了不少巫医关系的史料,典型而系统者莫过于公元前六世纪晋景公两次求医于秦。《左传》记载:成公十年(公元前581)晋景公梦大厉,……召桑田巫问梦,桑田巫束手无策,晋景公病倒了。“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缓还未到,晋侯又梦见这次病是“二竖子”作怪,二竖子中间的一个怕医缓,说:“彼,良医也,懼伤我,焉逃之。”另一个说:“居肓之上,膏之下”,怕他干什么?晋侯怀着害怕心情记着了二竖子的对话。医

缓来了,经诊断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晋景公听了说“良医也”。晋侯的病好了,后来下令将无能的桑田巫杀了。这则史料虽欠完善,但他已证明医未被巫控制。

    过了四十年,到昭公元年(公元前541),晋平公有疾,召子产问疾。子产依“卜人”说:晋平公是“实沈臺骀为祟”,还对晋平公讲了许多典故。平公不满意,又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医和看了病后,认为足“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所致。指责平公身边的大臣说:“良臣将死,天命不佑。”然后提出著名的“六气致病”理论,强调:“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此疾乎?”大臣赵孟听了说:“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这则史料深刻地批判了卜巫论,怎能说巫对医的控制呢?

    (3)商周时期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支持巫对医存在控制阶段

    我们说医有医自己的发展规律。那么商周时期的千余年间,中医面貌如何?它在哪些方面发展较好?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临床资料保存不多,以下仅就这一时期的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情况作一简介。

    在中国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医学发展至殷商时期,已进入医学理论的萌发时期。从殷墟甲骨文所反应的医学史料分析,已可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了。如造字者们已创作出目、耳、见、听许多具有生理、解剖意义的字。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等许多生理现象。又如人们为了造出一个心字,他们在200余年的时间内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不仅弄清了心脏的大体解剖,还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作用。商纣王听说的“圣人心有七窍”,反映了“心之官则思”的观念;春秋时期齐景公说:“……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也是讲的“心之官则思”,并强调心是通过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

    应该指出:殷商时期,以造字者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们对于人体五官生理功能及心、经脉生理功能展开了思考,并且逐步发展为对人体调节理论的思考。起源于殷商,建立在心、经脉解剖基础之上的心经脉调节理论,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人有四经说、十经、十一经脉说和十二经脉说。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人体调节论,由于历史的原因恰巧被历代中医界遗忘了,怎不叫中国人心酸。在殷商甲骨文中除了反映心脏解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五个心字的原文外,还可窥视那一时期的造字者们对大脑认识的踪迹,到秦汉时期医家们或者经脉学家们对大脑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对大脑及颅底解剖观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批脑字已被近代考古史料一再证实;此外他们还独创“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临床中发现的“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反映了从商至秦汉的脑调节理论的发展过程。上述两条中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都不支持巫对医的控制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两周至秦汉之交我国人体调节理论中还包涵原始的气调节论、辨证的阴阳调节论、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在两汉时期,它们都统归于十二经脉调节论,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医理论框架,他们也不支持巫对医的控制。

    中国医学知识与医学理论的萌芽、起源、发展过程遵循着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遵循着医疗实践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辩证思维的认识路线。医学的萌芽、起源与巫毫无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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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原始中医学思想的形成问题

    提要: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汇集于两汉,在医史界基本共识。那么两汉以前中医学思想(理论)情况如何?以下从穷究好学、辩证思维、取象比类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中取已知的天地之象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是《内经》中常用的手法,也是原始中医理论常用的手法。如天象中的月之圆阙(三五而盈、三五而阙);历法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及“周而复始”;气象之“地冻水冰”等等都被广泛引用。

    今本《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理论,是一部朴实无华的纯素理论。

    关键词:穷究好学  辩证思维  取象比类  原始中医学理论

    在第四章中我们对殷商时期的中医学理论萌芽进行了探讨,本章拟以对两周至秦汉时期中医学理论形成问题展开讨论,名之曰“今本《内经》成书以前原始中医学思想的形成问题”。

    今本《黄帝内经》被历代学者认作为《素问》、《灵枢》,是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为历代医家重视。唐宋至明清学者们对其研究甚广,近五十年来尤为热烈。关于《素问》、《灵枢》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讨论者其多,基本达到共识:两书是“以医学为主体的科学论文汇集;汇集于两汉时期”。在《内经》理论中蕴藏着许多先秦思想。但总体讲:因由两汉学者汇集,又有后世学者增补,难免羼入汉后医理,研究者们应予注意。当我们探讨两周至秦汉时期中医理论形成问题的时候,拟不直接涉足于《黄帝内经》内容,力求从先秦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由于我们已经认定:殷商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心脏,殷代的造字者们在前人

对心脏认识的基础上对心脏的生理功能产生过许多遐想,在弄清心脏大体解剖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心主思维(圣人心有七窍)的假说,成为我国早期的心-经脉调节理论。随后我们还证实:从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的医学理论主纲是探讨人体调节理论,其内容纷繁,可归纳为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辨证的阴阳调节论、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及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秦汉中医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心-经脉调节论贯穿于千余年间的历史过程中,它的发展也走过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四经调节论、十经脉、十一经脉调节论和十二经脉调节论。上述观念都详录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之中。现在的问题是古代医家学者们为何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内如此锲而不舍地对人体调节理论展开讨论。以下再作回答。

    一、格致、穷究精神结硕果

    在研究殷商至秦汉中医理论框架及千余年间经脉学说发展过程的时候,我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殷商时期的人们时心脏进行反复解剂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不断探求人体调节理论的动因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一种什么精神支配着中国的先辈们对人体调节理论进行了不懈的追求?

    我国殷商至秦汉时期,有一种学风——学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就是穷究与好学精神。这一思想渊源于殷商以远,后世有文字可考者首见于春秋。比如殷人在200余年的时间内对心脏进行了反复的解剖观察,创造出五个心字。可是纣王还要借机“剖(大臣)比干,观其心”。在这里我无意夸耀纣王的“科学态度”,只求证明:那一时期的人们已有了科学求证精神。这就是对事物进行穷究的根由。《礼记·大学》曾经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可见《大学》是在研究治国方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学》提出“正心”必先“诚意”。所谓“诚”,《中庸》25章“诚者自成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中庸》26章以“诚”作指导探讨“天地之道博也……”都是在穷究思维影响下探讨天地之道理——自然规律的。当代学者在研究“格物致和”对古代科学的影响后指出:“格”具有人的主动行为,还有“正”“检括”之意1。学者根据《尚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引历代注文后指出:“孔颖达《正义》较接近于大学原意,‘格’还有穷究、穷原竟委的意识;‘格物致知’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检验和穷究。……”

    从传统文化史料分析:孔子的穷究精神可佳。《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季氏》:“疑思问”。《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及“君子学以致其道。”无不贯穿着对事物的穷究与格致精神。其实,孔子一生追求“礼”“仁”,想用“礼”“仁”治国安邦。晚年明白自己脱离社会实际,六十八岁时周游列国后返鲁,致力于教育与诗、书整理及“春秋”的删修,留下不朽篇章。两周以降学者们的穷究事例是很多的。《周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老子》中格致了许多自然规律——天之道;穷究了许多社

会现象——人之道。在77章将天道与人道相比说:“……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由此抨击人道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此有道者乎?”《老子》中阐明的许多自然之道(客观规律)都是在穷究精神与辩证思维指导下取得的,成为祖国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在传统文化的陶冶下,创立传统中医理论的学者们都继承了穷究精神。《素问》“针穷其所当补泻也”。《灵枢》“当穷其本”。后世《甲已经》“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无不强调对未知医理的穷究。

    格物致知是我国先民早期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属于古典哲学认识论范畴,应该说在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既往传统观念认为:是阴阳、五行哲学说促进了传统中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或者传统中医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说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此说欠妥。“五行”介入医学,一则在两汉,时限较晚;二则社会色彩太浓,与原始中医学发展史不相称。“五行哲学说”引入医学后虽起到过一些作用,但那是两汉及两汉以后的事。我国医学史证明:是格致与穷究精神支配着殷商至秦汉时期的学者们、医家们对人体调节论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追求,促进了对心脏大体解剖的完成,促进了人体经

脉学说的诞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原始哲学思想——格物致知是促进原始中医学理论萌芽与起源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二、原始思维的瑰宝——辩证思维在原始科学知识萌芽过程中的威力

    我曾讲过人类原始思维进化史中的一些独特情况。当我们粗略地研究了人类原始思维的一些独特情况后,使我们认识到许家窑人来人类所反映的一些思维特征。毫无疑问,许家窑人的大脑生理功能在当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劳动生产、生活事例的刺激下迅速地发展着。由于他们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他们积累的原始生产、生活知识为他们开展分析因果,判断是非提供了可能,这是许家窑人对粗制大石质球状器进行改造、发明飞石索的重要原因。我分析许家窑人在改造石质球状器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其中考虑到石球的大小、轻重等相对对立概念,考虑到石球的实用性。假如我们由此将人类思维过程中的相对对立概念上溯,那么早期人类在选择居住环境过程中既要求近水,又考虑防洪泛;在山洞的选择上,较晚的北京猿人就将山洞选择在“向阳”而较高的地方。当我们考查峙峪人发明弓箭的时候,他们的相对对立概念更丰富,他们已经知道硬软、坚韧、锐钝、以及曲直中的力学变化。可见原始思维中的相对对立概念的建立对于原始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考古证明: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制陶人员在陶器上刻画了许多代表相对对立概念的陶文符号,如23等等,半坡人留下的这些宝贵史料雄辩地证明了他们的辩证思维过程。一九五九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文如,进一步证明了六千多年前的人们对于山顶上日出情景的描绘。在另一组相同陶文中被涂上朱红颜色,被学者们认为是祭日出的礼器,证明了六千年前人们较为复杂的辩证思维水平,他们的阴阳观念进一步显露4。我国历史上有一段大禹治水的历史,大禹治水的成功,原因较多,但大禹对先祖共工、鲧治水经验的总结:克服“障洪水——堵”,改进为“导”是分不开的。大禹从“堵”至“导”的认识过程,不就充分显示了他的辩证思维才能吗!

    两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是很多的。如《诗·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诗·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都是采用比兴手法反映出相对对立概念的佳句。《墨子》中的辩证思想也很丰富。《墨子》中的光学史料为同一时期其他民族无法比拟。《墨子》光学史证明:是墨子的辩证思维观促进了墨学及墨子光学的产生与发展。

    由原始思维中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观至两周时期,人们已明确提出阴阳概念,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地震理论就用“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来解释,成为西周时期最先进的地震理论。将阴阳理论引人医学者始见于《周易·噬嗑》,“六二、象日,噬肤灭鼻,剩刚也”,剐、阳也,这里指面部中心的鼻粱,说明临床表现中有一种病将鼻子都吃()光了。《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乾”。最有名的是秦医和提出六气致病说理论,即“阴阳风雨晦明”强调:“阴淫寒疾,阳淫热疾”。从认识论讲:六气致病理念直观而朴实无华。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提出“血气不时,阳缓而阴急”问题;在仓公诊籍中不难看出仓公熟练地利用了阴阳学说解释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这是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仓公诊籍比今本《黄帝内经》更真实、更可贵。

    《内经》成书以前阴阳理论已用于经脉命名,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已有“阳病”“阴病”之分。今本《帝内经》中的阴阳理论除用于经脉学说外,还大量用于阴阳辩证,“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成为《内经》阴阳调节理论的核心。不难看出,《内经》中的阴阳辩证就是从原始思维中的相对对立概念发展来的。两汉时期辩证思维又被用于五行相生相互辩证。

    由原始思维中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成为两周至两汉期中医学理论框架形成的基础之一。因此,仅认为:“传统中医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说基础之上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三、取象比类在原始中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原始思维这个名词,但从传统文化中分析,中国古代的许多思维方式都充满了原始思维。原始思维指的是人类对周围事物展开思考的过程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说人类自身的一些生理现象的粗浅认识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原始思维认为:人有生命有情感,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动物、植物都和人类的情感一样。可见原始思维是一种拟人化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作互渗律。

    我们注意到在人类进化史中,人类思维进化史是很独特的。人类进入新人阶段以后,当他们的远事记忆能力发展到足以记忆父辈和祖辈的许多生活情景、警言、遗训以及许许多多的梦境以后,由此推动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引发了幻想,构成了原始思维的基础,产生了图腾崇拜。后来又有了神灵思维的产生。新人以来,人类曾经有过拟人化的原始思维阶段,那时的人类认为人有生命、有灵魂,他们熟悉的常在梦境中出现的动物如狗、猪有生命、有灵魂,植物在萌发、成长、收获也有生命和灵魂;并认为天上出没的星辰、昼夜更替的日月等等都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情感、要求和愿望。人类拟人化原始思维进化史在现代26岁的幼儿中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思维方式叫取象比类。什么叫“取象比类”呢?《周易·系辞下》讲:“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孔颖达疏曰,“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论证)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根据两个对象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中取已知甲对象的某些已知性能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对象町能存在与甲对象相同的某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

取象比类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周易·系辞》在谈到八卦产生过程时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始作八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取象比类的最早表述形式,比较明确地表述了比类(类比)的思维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天文学发展史中“仰则观象于天”“观象授时”等概念,都具有取象比类性质。当人们根据许多植物春萌夏长秋收冬藏规律总结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草本茂”,“天地之道,万物自然”,同时也观察到“盂春……行秋令,民则大疫”5等一系列朴实无华的认识,取象比类为进一步认识事物(含医理)创造了条件。

“取象比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首诗将“暴虎冯河之患”给人们健康的威胁写得十分生动了。“深渊”和“薄冰”这两个“象”对人的危害是人们熟知的危象,当人们处于这两个危象之一时,使之战战兢兢,多么生动啊!《小旻》是西周古诗使用比兴手法中最完美的一首。《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是一例用已知的驾车的重要部件輗辕端横木)和軏(辕端上曲)的作用来比拟人之言行——信的重要性。这一类比是很成功的。试想一个人在他的朋友面前失去了信用,当没有人相信他的言行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在朋友面前

做事呢?《国语·鲁语下》记载一则故事。鲁昭公元年,各诸侯国寻求之盟,会于虢。独楚公子围穿的服饰超出大夫范围。鲁国的大夫叔孙穆子见了对别人说:“今大夫设诸侯之服,其有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龟鳥,灼其中必文于外。”龟灼是指用龟壳灼兆探讨凶的一种常见的行为。叔孙穆子在这里使()用龟灼之象类比于楚公子围的内心世界,很有说服力。后来楚公子围终于发动宫廷政变。《老子·六十四章》对世人做事常无恒心,深有感触,指出:“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老子用了三组人们熟知的“象”劝解人们,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写道:“合拖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求人们树立“慎终如始”的思想做好自己的工作。《老子》还用“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而况于人乎?”类比于人之生理变化,充满了辩证思维观念,给人以很多启示。传统文化中的取象比类思想对于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内经》理论的形成早期,依取象比类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事是很多的。从总体讲:主要采用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等三个方面最为密切。

    1.取已知天地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参

    在《内经》中人与天地相参的内容是很多的,强调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与自然环境变化的一致性。一部《内经》,在成书的数百年间,各学者采撷了当时的科学成就用以类比于医理,如古天文、历法等诸多理论都被用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素问·离合真邪》“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度于天地,故…地有经水,人有经脉……”《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灭地故可为解,……”《素问·阴阳离合论》:“天为阳,地为阴,……大小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都是讲的利用已知自然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类比。“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就是取已知的天地之象类比提出来的。但是在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中,历代学者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感应”未作区别,统称作传统中医理论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这种含混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持中医理论为“天人合一整体观”者认为:人天都有相同的内涵因素,相同的情感,或曰:人和宇宙都是由“元气”组成的。持这种观念的学者没有阐明“元气”的本质,也不可能阐明“元气”的本质,更不可能阐明宇宙的“元气”与人体的“元气”有什么不同。用现代科学知识分析:天人都由相同的“元气”构成说是站不住脚的。假如我们采用《内经》中的许多史料为基础,将天人合一观来一个解构与重建,那么“天人合一观”就可专指“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了。它的实质就是“取象比类”。我们注意到人类早期的天人合一观中反映了“人类进化史”的一些独特的内涵。“人类进化史”的独特内涵是什么呢?或者讲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与天象、物候发生过怎样的关系,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在进化史中,无不与自然气候冷暖相关,无不与其他生活环境条件相关;人类各个器官的进化,无一不受冷暖气候的制约,无一不受人类活动量的影响。其中最为表面、典型者是人体保暖密毛的退化,汗腺和皮脂腺的发达。现代学者强调:大脑内人体生物钟的存在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以中国为例因为生长在中国这一经度和纬度上的中国人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既要接受冰期和间冰期的洗礼5】【6,又要适应四季的更替及“秋行冬令”等反常气候的突发,还要依日出而作生活,这里,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冷暖。假如他们在气候常变的情况下个体内关于皮肤结构的“基因”不产生微妙的变化,变化了的“基因”又不能遗传,那么这种刻板的个体,当然要被自然界淘汰。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人类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气温的变化幅度

及人类的活动量促进了与保暖密毛、汗腺和皮脂腺有关的一系列基因地逐步变化、遗传,使人类逐步由相对变温动物进化为相对恒温动物,使人类的皮肤结构维持于现状。在《内经》中,人的生命受自然环境约束的思想表现为古朴无华,反映在《素问·宝命全形》及《五常正大论》、《六节藏象论》、《灵枢·邪客》及《岁露》、《五癃津液别》诸文之中。是两周至秦汉的学者们将人的一照生理、病理现象与已知的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促进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萌芽与发展。

取已知的天地之象类比于生理,是建立原始中医理论常用的方法。先秦学者们继承前人认识,又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认识到月象之“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的周而复始规律,著《礼记·礼运作者将其撰入《礼运》。当医家们为说明人体气血变化时,采用月象规律类推,提出:“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成岁”之终而复始观,记入《素问·六节藏象论》,成为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六节藏象论》的作者没有见到“其生五”,“其气三”的原文,无法弄清“其生五”“其气三”的本意,错误地结论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个教训在于将“五日为候”与“五行”相配,谬矣。    

2.取风寒之象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

    在《内经》中取风寒之象说明医学理论是十分生动的,这种原始思维方式是指导《内经》理论产生的原因之一。《素问·离合真邪》在驭河流(经水)与人之经脉相参后接着说:“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作者依天气变化取河水的四种表象类比于人之血脉,指出:“夫邪之人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又如“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在治疗方面,占代医家对“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的治疗方法也用风寒致病理论作指导,写到:“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蜷可穿也。”用以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根据病情采取其他治疗。上述治病原理不正是春秋战国之变扁鹊为虢太子治疗的全过程吗!太史公笔下的虢太子得救,正好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医理中取“地冻水冰”之象类比于血

脉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

    应该指出:古代医家借用“寒则地冻水冰”之象与血脉类比,推导出古典疼痛假说三则,其临床价值之大,远非他国同时代的医理所能比。我国自经脉理论形成时期,古代医家就借用经脉主病与风寒致病创立了三组疼痛假说,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素问·气穴论》说:“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在《内经》中将风寒导致水结冰现象类比于人之血脉受风寒后引起疾病的记载是很多的。

    其一:“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组疼痛假说的物质基础是脉、血气和风寒。后来发展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临床常用作衡量病理发展与转归。其二:“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寒邪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这组假说是取人遇风寒缩踡身躯之象,类比于脉遇风寒引起“脉”之缩踡推导疼痛的产生。

    其三,认为“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这组假说是风寒引起水的聚积(结冰)之象,类比于血气在分肉之间聚积(结冰)

导致分肉之间的分裂从而引起疼痛。可见先民们在创立疼痛假说的过程中十分细致地取自然之象进行比类。中国的疼痛假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3.取木质坚脆之象与人体皮肤腠理相参

    《灵枢·五变》的作者观察到众人在同等自然条件下“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作者采用了已知的木质坚脆之不同进行类比,说:“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认识到“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伤”。指出:“人之有常病者,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在《内经》中用木质类比于病理虽不多见,但也算古人借以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的一种尝试,仅此录之。

    4.取气、脉气类比于经脉生理

    人类对于风()的感知与认识是很早的事了。我国在西安半坡等地出土距今6000年左右的陶埙,便是人们利用口吹气流发音的远古乐器,它是人们仿风吹树窍发音制造的。古埙反映了人们对的认识水平。气的思想在殷商后期逐步树立起来。《国语·周语下》“川,气之导也。”《国语》强调“天地之气”是有序运动的,失其序便是地震的原因,成为2800年前最为先进的地震理论。《管子·幼官》强调四季之气的不同,指出:“地知气和,则生物从”。《老子·四十二章》“中气以为和”等,都是春秋先民对气的认识与应用。人们对“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的感知应该是深刻的,提出“天籁”和“地籁”的认识是对风、气认识的深化。近代有学者在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气的内涵后指出:“中国气概念,不属于一家一派,不是时兴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不局限于一二个学术领域,而是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7。这一评价阐明了中国气思想的本质。

    在医学领域中,先民们对自身气的认识,大约与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鸣音增加有关,与某一局部患痈肿导致跳痛感有关,与人们触摸到动脉的搏动及心脏的搏动有关。在人们对人体之“气”认识深化的过程中,气概念影响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建立。在上述背景下,人们采用类比方法推导自己的生理.提出“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也就顺理成章了。《管子·内业》假想人的“思维之气”,在“气道”内活动,认为“气道乃通,通乃思,思乃止”。随后又有学者提出:“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孟子·公孙丑上》)的认识。先秦气概念成为后世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

    人类对自身红色血液的认识已有了数万年的历史,曾将外伤伤口中处于动态的血液命名为“流血”,甲骨文中有了对血的描绘,那时血多作祭物。春秋早期在统治者们的交往中常见的“割臂饮血之盟”促进了人们对自身血液的认识,成为后世放血疗法的先驱。在《周易》中记载放血疗法三则,深刻反应了西周时期的医学水平8。我国两周医学在“观法于地”的影响下,逐步认识到“土气震发”“土乃脉发”这一自然现象,“脉发”是人们在春日清晨的春阳照射下迎着阳光伏地而视所见到的地气升腾现象的描述。“脉”后世为医家采用。《周礼》曾讲:“以咸养脉”,这一概念的提出,应该是证明古人将血与脉结合起来表述的结果。

从周时的基础医学知识讲,“脉”的内涵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指解剖学中的经脉,一指生理学中的脉搏、脉气以及较晚提出的脉象。《淮南子》对于心脏底部四条大血管有一描述:“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反映了我国经脉学说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血脉理论成为马王堆《脉法》,张家山《脉书》的重要基础,反映了气、脉气(血气)的发展过程。

    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记载“揗脉如三人参舂”是秦汉之交医家们在揗脉过程中触摸到了三联率后,采用古时舂米的三联脚踏石臼同时由三个人舂米之声音类比于三联率形容脉象杂乱无章而写出来的,形象十分生动。而这一类比恰是人的利用生产过程中的现象类比于脉气的结果。江陵张家山出土秦汉《脉书》,其文字保存较好,恰是马王堆《脉法》的补充。张家山《脉书》保存了古脉法的一段原文,“故气上而不下,则视有过之脉,当环而灸之”。“……他脉盈,比独虚,则主病;……他脉静,比独病,则生病,……”。“气上而不下”是对冲盈乃至怒张之脉讲的,是采用人处于忿怒之时经脉怒张类比于脉气描述的。“他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则是古脉法的“是动则病”的真实记载。《脉书》证明:我国古脉法的诞生,是建立在临床之上取自然气之“象”类比于脉气的结果。

    其实在经脉理论的产生过程中,古代医家广泛采用了取象比类方法,在心-经脉调节论发展的千余年间,经脉理论的发展可分作四个时期,前两期如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人有四经调节论反映了心、经脉的解剖特征;而十一经脉调节论和十二经脉调节论是古代医家们在探讨中医人体调节理论的过程中取天六地五(或六甲五子)十一常数类比的结果,它们也属于取象比类。当十一经脉理论诞生后的百余年间,十一经脉理论除可用于疾病归类外,很难用于说明复杂的生理、病理,很难用于临床指导治疗。医家们在这一历史状态下,再取天文、历法中早已为大家公认的一日之周而复始、一月(阴历)之周而复始、一年之周而复始理论、有余不足理论及十二月十二时理论类比于经脉,创十二经脉理论,从而解决了经()气在经脉内循行往复,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循环系统的生理、病理,使经脉理论广泛用于临床,指导临床2000余年。

    应该指出:秦汉经脉学家们在创十一和十二经脉理论时,对于经脉在人体的循行问题,十一经脉在臂胫周径上的循行,某些经脉以表浅静脉向心性循行为基础进行描述;而十二经脉在臂胫周径上的循行,某些经脉则以解剖所见为基础对其进行描述了十一和十二经脉的排列,都是人为排列的结果。

    在《内经》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采用各种自然之象、社会之象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的例子,有些例子超出了客观规律,在此不一一评说。

    中医学思想的萌芽过程是简单而复杂的,它渊源于数万年以来的人类所有主动医疗行为及医学知识的起源过程中。假如新人以来没有原始思想的支配,没有求治愈欲的支配,就不可能有主动医疗行为的产生,就不可能有原始医学知识的产生。反过来原始医学知识的丰富,促进了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向更深层次发展,最终导致原始中医学理论的逐步诞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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