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我国的医学发展史，应从近5万年以来人们产生了远事记忆及“求治愈欲”之后对自身的外伤、皮肤病等主动寻求治疗方法之时算起，直到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当古典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匡学的发展都未受到“五行”、“时间医学”等影响的时候，将此段土生土长的中国医学称之谓原始中医学。

    关键词：原始中医学 人体调节理论 人体经脉调节理论

    一、关于原始中医学

    当我们研究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时候，不论中外学者，必以《黄帝内经》为准则。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医文献中，中医经典论著《素问》、《灵枢》属传统中医理论的源头。传统中医理论认为：阴阳、五行哲学说是创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依据，已为历代中医史学家们共识。

    学界公认：《素问》、《灵枢》中保存了许多先秦史料，如具有鲜明哲学意义的阴阳观念，气的思想、气血、精神等史料。但其成书，多认定在秦汉时期，且一度失传。至王冰注《素问》时，“对全元起本作了重大改编，增补了近三分之一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素问》，又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素问》，亦非全元起《素问训解》之《素问》。”^【1】从《灵枢》讲：《灵枢》原名《九卷》、《针经》，唐宋时期，“在国内已无全本。”南宋史崧“所献之本，乃(62年前)哲宗元佑八年校正颁行之本”^【2】，学界对于两书的总体认识是：“秦汉以后，兹始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3】

    上述简录，证明传统中医理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于秦汉，原著早佚，当今版本，多有后人增补，很难避免魏晋尤其唐宋时期的医学成果羼入。

    我们的研究证实：中国医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后突然产生的。假如仅依阴阳、血气考究中医理论体系问题，那么中医理论的产生仅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步。由此论之，中医理论的创立起不成了空中楼阁，春秋以远的所有中医理论的发展情况便成了空白。

    我认为：对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除了根据传统中医观念以《黄帝内经》为对象，对“内经学”进行深入研究外，还应该依据《素问》、《灵枢》中保留的许多先秦史料，尤其尚未被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广泛注意，尚未被今人认可的史料(如依“百骸”等认定实指颈椎的“故上七节”，属于原始诊断学的“是动则病”，阐述人体经脉理论的“人有四经十二丛”，论证痈病病理的“热者”、“寒者”)，并结合殷商至秦汉的与医学有关的考古史料进行研究，对此我称之谓原始中医学。换句话说：“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可依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为界，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及基础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属古朴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或曰：原始中医学”。近百年来，我国考古事业方兴未艾，与医学有关史料日益丰富。考古史料证明：中国人的阴阳观念与先祖们的相对对立概念的建立分不开．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纹符号就有↑↓、、、，当我们从多方位对先民们的相对对立概念进行研究后，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国阴阳观念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渊源于数万年之前”^【4】。考古史料证明：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基础医学史料和临床医学史料都很丰富，它们朴实无华，不受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约束，绝无五行观念，时间医学介入，代表了原原本本的中医发展史。

    回顾中医史学界的学术情况，既往虽然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依有关史料探讨过《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医学史，但都未提出原始中医学概念，更未见依原始中医学史料阐明原始中医学概貌的文章。学术实践证明：在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中，区别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与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将使我们认清《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是建立在当时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它将增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中医理论中一些不尽人意内容的信心；它将鼓舞我们努力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为此，我撰写发表过一些拙文，实属粗浅，但希望成为一块粗制的砖坯，引出学界的琼钰。

    二、原始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原始中医学探讨的是土生土长在中国黄土地上的医学，它包含新人以来至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数万年间中国医学的萌发概貌。研究证实：医学知识的起源是有医学思想作指导的，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在无数代人感受到各类外伤、慢性溃疡痛苦的情况下产生“求治愈欲”后萌发的。我国的原始医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直观思维是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直观思维指的是人们在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感知下对事理的简单推导得出的新知，如在山高河低及水往低处流的感知下认识到择居于高山之上可以减少洪患，是远古人类直观思维的范例。许家窑人在狩猎中认识到飞石的力量，发明了飞石索；峙峪人认识竹、木的曲、直、坚、柔及其弹力．发明了弓箭，都是我国的新人们在直观思维下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的证明。到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反映殷人在直观下感知，给疾病命名34种，如疾首、疾目、疾齿^【5】。都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

    推理判断是殷人创立“圣人心有七窍一心之官则思”的重要思维方式。建立在夏文化基础之上的殷商时期，种植农业文化、制陶文化、造房文化、编织文化、纺织文化、筑井文化、家畜训养文化、青铜文化等原始科学技术都迅猛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从人类思维发展史讲，由于各类生活经验的积累，为丰富思维方式提供了可能，直观思维已向推理判断发展。其实殷人的推理判断能力已很强了，因为所有甲骨文字的创立都离不开推理。如造字者们从直观出发，描绘了目()、耳()，但从推理中才创作了见()、听()。当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后，在弄明白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及瓣膜有向上与向下的区别之后创作了一系列的原始心字，由此才在推理判断过程中总结出：“圣人心有七窍”(《史记·殷本记》)，即将人的思维能力赋予心脏了。

    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中国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论的诞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们自远古以来对于事理的追求便养成了一股穷追到底的作风，在商周时期形成比较独特的思维体系，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穷究精神。《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孔夫子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6】。《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矢志不渝”都是格致穷究精神的反映。独具中国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自殷商始，直至两汉，历时千余年，先后经历四经说，十经脉说、十一经脉说，最终修订为十二经脉调节理论，并广泛用于临床。中国的人体经脉调节论，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穷究精神。

    独具特色的取象比类是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重要思维方式。两周以来，人们在创立原始中医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类生活环境条件与自然因素息息相关，从这一点出发，古代医家广泛采用了取象比类方法。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根据两个对象中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作参照对比，并取甲对象的某些与乙相同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对象也可能存在与甲对象相同的另一些性能。如古代医家在创立致病理论时观察到自然界“寒则地冻水冰”，医家们在探讨病因时将血液与水之冰冻类比推导出：“夫邪之人于脉也，寒则血凝泣”；认为风寒致病的病理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内缩筋，肋肘不得伸”；进而创作出古典疼痛理论：“寒气人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不仅如此，医家们还抓着这一致病理论，推导出治疗方法，指出：“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进而类比，“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火气已通，血脉乃行”。古代医家创立的风寒致病与熨疗方案，含从火炙疗法发展起来的灸疗理论应该成为当今五花八门热疗仪器及腊疗、泥疗、沙疗的理论基础。可惜，当今医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风寒致病的机理尚未展开研究。

    除风寒致病外，《吕氏春秋·尽数》反映古代医家还采用“流水不腐”类比于人体气血运行创立痈病理论，后来发展为气血瘀滞理论；采用木质坚脆与人体皮肤腠理相参论证“五行之人”，结论说：“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

    殷商至秦汉时期，先祖们丰富的思维方式促进了原始中医学的发展。

三、原始中医学中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概述

    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因、病理、疾病的治疗与转归的一门科学。世界上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民族医学，在医学知识的起步与积累、医学理论的萌芽与演绎的过程中，都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基础医学的支配与临床医学的影响。

    我国原始基础医学的起步是从面部感觉器官开始的。有史料可考者，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彩陶盆内描绘人面鱼纹时，人体面部耳、目、口、鼻的解剖部位就摆清楚了。到了殷商时期，造字的学者们在创作甲骨文中，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等人体感觉器官的生理功能，并造出了具有深刻情感色彩的惧()、思()、臭()等字。上述解剖、生理知识成为原始中医学理论萌发、演绎的重要基础。殷商时期，造字者们出于造一个心字的目的，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除创“心之官则思”外，殷商时期人们认识到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围绕人体调节理论展开探讨。由此探讨人体调节理论成为原始中医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它经历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在人体调节理论中，人体经脉调节论是先秦医家们关注的重点，如春秋齐人根据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创“心有四支”调节论，今本《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丛”反映了春秋经脉调节论；秦汉蜀地的十经脉调节论，楚域的十一经脉调节论，至两汉时期吸取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修订为十二经脉理论。医家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过程中，结合临床对痈病病理的感知与体验提出了经脉“是动则病”的原始诊断方法；在对经脉“盛则泄之”的临床放血疗法过程中，常因放血导致死人，总结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从而促进了针刺疗法的诞生。经脉理论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所叹，20世纪50年代以来，原始的经脉学说被曲解为经络学说，严重影响了当今中医事业的发展，这一历史遗憾，不知何时才能纠正。原始中医学中的风寒致病理论，不知哪日才能被病理学家们、临床医学家们广泛关注与展开广泛研究。

    原始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尤如一块刚刚剥开的，尚未雕琢的璞玉，纯朴无华。仅以成书于秦汉之交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为例，自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以来，研究之佳章屡见不鲜。学界公认：《五十二病方》“早于《黄帝内经》纂成时期，是现已发现的我国最古医方^【9】”。书中载病名103个，医方含283治法。笔者分析：由于帛书残损，依《五十二病方》目录19~27、38均残损严重，无法统计治法，所以，上述283法，实出于四十二方。在42方中，许多治法难以考证，如《》的第2、5治法，《睢》的第5、10治法都无法考证。且许多治法中叉存在一方多法．如《胻伤》第二治方，本属热药水浴，但后文记载“……病不愈者，一人汤中即瘳(刮除)”，强调：“瘳痈而新肉产。”说明在热药水浴治疗过程中还可采用手术刮除疗法。笔者从保存较好的四十二个方中统计：明确记载使用方法者294法，其中沃、洒、封涂、按药粉、外敷药及“以布约之”等计146法，占49.5％；属古典物理疗法(含熨、熏、水浴、火炙、灸)45法，占15．3％．采用物理疗法治疗疾病30种，占103个病名的28.1％，可见，在原始中医治疗学中物理疗法应用较广。在《五十二病方》中，内饮药62法，占21.8％，内饮药治疗疾病21个，治外伤、痉症、皮肤病等，占103病的20.3％，说明秦汉时期内用药的使用已在稳步发展。另有汗法5则，包含了治疗学中的整体观。

    《五十二病方》中病名103个，纯属“内病”(含药物中毒者)仅13个．占12.6％，因其他疾病与外伤引起痉症者8个，可以看出在“内病”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痉症。属外科疾病和皮肤科疾病90个，占87 4％，说明在《五十二病方》中，外伤和皮肤病占绝大多数。

    在《五十二病方》中虽然收载了一些远古的疗法如牛舐．脱肛倒悬吊、祝由等，但记载了6则手术治疗方法，在秦汉时期是极其先进的，这些手术都是可以重复操作的。如拔疣的方法是采用灸疗麻醉疣末，趁热拔之。治疗牡痔的赢肉亦是“疾灸热，把本小而篮绝之”。牡痔的第三治方指出：对大如枣的痔核，可“……剖以刀”。尤其对“巢塞者”的手术方法极为先进，采用新鲜狗脬(膀胱)“以穿籥，入中，吹之，引出，除以刀剶去其巢……”。这则手术过程中除未交待麻醉方法外，其他内容一目了然。

《五十二病方》中所反映的原始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史深深植根于临床医学实践之中，没有受到“哲学思想”的干扰，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严健民）

参考文献

1 钱超尘，贾太谊. 《素问》王冰注的哲学思想及其他. 中医文献杂志，2000增刊：9～15

2 钱超尘，马志才. 《灵枢》命名简考. 中医文献杂志，2000增刊：26～29

3 王洪图.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531

4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83～90

5 温少峰，袁廷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99—348

6 五经四书上册论语·为政.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6～7

7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49～151

8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l999 .  130～137．180～224

9马继兴，李学勤. 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17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