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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试编2019年7月

发布日期:2019/7/18 18:06:58 编辑:刘伟 来源:秦汉医学文化网 点击率:1112次


《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料试编









刘伟 刘莹莹 严健民


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料试编

前言

  对于中医理论的研究,我们已将中学理论分作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魏晋以来),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秦汉以前),并在贲长恩教授等《中医形态学研究呼唤与时俱进》(中国医药报2005.6.25)的呼唤下探讨过相关问题。近期在中国中医药报2018.4.16拜读姚鹏宇教授的《中医的“解剖学”》,姚先生开篇引“《nantre》文章发现的人体最新器官竟是中医的三焦。”全文从此引申探讨中医解剖学相关问题。姚先生指出:“《黄帝内经》中有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之。”在介绍“中医解剖学”概念中引王莽“令尚方与巧屠剖视罪犯度量五脏,……”及北宋州吏吴简组织医生对欧希范等50多名反抗者进行尸解,著《欧希范五脏图》论证中医解剖史:又感到中医解剖内容滞后于西医处于困境,引人深思。结论说:“发展中医解剖学理论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行途径之一。”在中医史学研究中,我们曾读到周显忠、陆周华合译的《黄帝内经》(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译者在“前言”中武断地说:“纵观中国古代医史,从无解剖学这门学科”,还特别在封面注明:“《内经》系元阳真人,上古所著”,又在前言中强调:“《黄帝内经》得益于史前的另一个超文明社会或外星人。”由此周陆二位先生在《内经》成书和中医理论的起源方面留下了许多笑话,如“史前另一个超文明社会,外星人著《黄帝内经》”等新的悬案。看来,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人体解剖史料进行回顾。
  当我们正在谋求撰著《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料试编的时候。近期拜读到兰州石化总医院李顺保先生撰著的《中医正常人体解剖学》(学苑出版社2016)。当突然接触这个书名时,其一,感到中医已经有了人体解剖学,其二,将书名中的“正常”二字简思之。又感到是否还有非正常人体解剖学?在该书“前言”中体悟到李顺保先生指出的这部“中医正常人体解剖学——具有创新性,准确性,先进性。”且为“首创”的重大意义。该书确实从历界中医史学中收载了相关解剖学图文,李先生由此从八个方面指出《中医正常人体解剖学》是“全面系统,图文并茂”及“纠偏中医医籍中的某些错误阐释……”使我们感到欣慰。依这本《中医正常人体解剖学》拜读下去,又感到该书前后文内容存在一些矛盾。其一,李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现今我国中医院校教材……大有全盘西化之嫌。”又在159页指出:“新中国时期,中医解剖学教材全盘西化。”但是该书第一章概述、第一节介绍:“解剖学中文名之由来”,指出:“1927年经国民政府教肓部科学名词委员会对中医解剖学名词进行审议确定。”如175页:“panoreas”将中文名译作“甜肉“、“总提”、“”、“胰”;日文名“脺”。经1927年,教肓部科学名词委员会最后确立“胰”为panoreas的标准译名。我们知道,在秦汉以前的中医解剖学名词中是没有“胰”这个脏器的。现在在未阐释清楚秦汉以前中医脏器名词时,突然加“胰”,不是将西医解剖学名词加入中医人体解剖学了吗?此例实为中医解剖学名词的“西化”范例。该书第24页讲:《黄帝内经》的内脏学介绍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但全书未见对五脏六腑进行细解。而《灵枢·营卫生会》讲:“……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假如将此段文字不加考释,“下焦”就直指右侧输尿管——泌尿系统。该文误记2000余年,李先生为何不加纠偏澄清。此外,在秦汉中医理论中尚有生殖之肾,泌尿之肾的解剖实质;施生之门——命门解剖实质的界定;脾(胰)解剖实质(“脾与胃以一膜相联耳”)等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澄清。由此可见,李顺保先生所撰《中医正常人体解剖学》书名中能用“正常”二字吗?
  关于《黄帝内经》中“经络学说”问题,作者在21页、420页均指出:“经过60余年的研究……但对经络实质未能取得肯定的结论。”但是每当作者介绍“中医经络学”时,必将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十二经水、十二经筋……归入经络范围。”诸不知这一认识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在翻译日、长宾善夫的《经络的研究》,在译者的话中写下:“经脉亦称经络,我国经络学说在最古的《内经》中已有详细记载,十二经络不但把人体的各个脏器相联……所以12经络学说也是古代医学中生理病理的基础。”毫无疑问,承淡安同意长宾善夫用“经络”一词替代十二经脉理论了。承淡安没有想到随后出版的《中医学概论》重申作:“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水、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络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正统认识。”此观念被全国中医药规范化教材使用。由此西汉以前的经脉学说,在强大的“约定成俗势态下演绎作经络学说”了,在临床上将针刺疗效与飞来的经络概念结合……进一步认定作“现象是本质的显现”(首先肯定“经络”的存在,说“经络感情现象”是经络本质的显现),即临床针刺“经络”可收到疗效,故结论说:“经络是客观存在的。”李顺保先生接受了这一认识过程,所以多次用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十二经水、十二经筋……阐释经络学说,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关于我国中医学中的“经络词组”李鼎、管遵惠教授早已指出:“经脉、络脉简称经络。”在李鼎等教授指引下,我们完成《经脉学说起源,演绎3500年探讨》于2010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篇“穿云破雾释经络”分别用十一章阐释与“经络词组”有关的问题,盼能与李顺保教授在“经络概念”中求共识。
我们的先祖留下了《灵枢经),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部专著:就字义讲,“灵”有神灵、灵感、灵魂等义;“枢”,本指门户之转轴,亦有枢机,如《国语・周语下》“夫耳目,心之枢机”。由此我们可说:《灵枢经》的本义是探讨人体神灵、生理机能调节的。其调节机能当然应该建立在相关解剖结构基础之上。所以《灵枢·经脉》、《经筋》、《骨度》……《大惑论》等篇均有极其丰富的相关人体解剖史料;与此同时,从殷商甲骨文字中可知先祖们在3500年前就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纣王讲:“圣人心,有七窍”就是证据之一;殷商先民还对脑的生理、女姓孕产育(命门——施生之门)以及腹腔内的脂膜(膏肓)进行了解剖观察,为周代先民提出“病入膏肓”提供了解剖依据,亦为汉代“上焦若窍”(网膜囊口即肓亦即《白虎通议》定位上、中、下三焦的源头)。中国人对人体解剖、生理的探讨,以秦汉时期最为丰富,但分散于《黄帝内经》及相关子书群中,这是我们立题撰《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料试编》的根本原因。由于我们对相关史料掌握有限,相关探讨有待中医史学界学者们参于探讨、完善,盼中医学术界早日求得共识,文中不当之处请学者们指正。


                      2018.5.4


目 录
前言
绪论: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解剖学——科学的秦汉人体解剖学概述
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史——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一
从甲骨文(娩)释命门、施生之门解剖基础——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二
两周、秦汉时期脾(胰)命名解剖错位——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三
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四
《灵枢》“维筋相交”与大脑运动功能定位——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五
秦汉生殖功能之“肾”概念简释——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六
探讨战国消化生理三焦腑解剖实质四原则——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七
关于玄府(汗空)的解剖基础——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八
䐃内、内䐃分肉之间解析——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九
小指屈肌腱、尺侧腕屈肌的解剖学基础,和“尺神经派”的同志们商榷——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
《灵枢》咽喉、内眼解剖生理史——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一
  附:中华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
《内经》骨骼解剖学史——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二
“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解剖基础——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三


绪论: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解剖学
——科学的殷商、秦汉人体解剖学概述

  1999年3月15日接李经纬教授来函约我参编《中医学思想史·中医学思想萌芽》(2006年出版)的时候,因我半路出家,从未考虑中医学思想萌芽问题,曾错误的回禀李教授说:“中医学思想萌芽,属中医理论起源范畴,应在探讨中医理论起源时把握;外治医学知识在起源时期没有医学思想萌芽的支配。”当在李教授反复启迪下,于半年后突然悟出: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中是有思想作指导的。当新人时期的人们在无数次的忍受各类外伤疼痛时,在经验不断积累的前提下萌发了求治愈欲,并在求治愈欲思想指引下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伤口的时候,原始医学思想不就处于萌芽状态了吗!由此感悟: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孪生兄弟。直观思维是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重要途径。
  当进一步探讨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想演绎过程的时候,认识到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可依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为界。今本《内经》成书以后(魏晋以后)所包含的内容,属于传统中医理论,今本《内经》成书以前(秦汉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基础医学理论体系,临床医学理论(含甲骨医学史料,先秦子书群中医学史料及《内经》中保存的部分先秦医学史料),属古朴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我们称之谓原始中医学。2006年为回敬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谬说,特撰《论原始中医学的先进性》刊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版》2006(12)期。这篇文章,从张功耀说“中国古代无科学”驳起。我国众多考古史料证明:一万多年前的玉蟾岩等地的种植农业、红陶烧制,六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存、半坡的不同居住群落所包含的原始文化内涵,仰韶的彩陶文化,夏商的青铜文化,陶文所反映的六千多年前的观日出、日没及《尧典》所载“观象授时”,随后出现的天文、历法及“依类象形”的甲骨造字原则等等,那一件没有反映我国远古原始科学事业的兴盛,谁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这些年来,许多学者都用“科学”来衡量中医,出发点是对的。对“科学”一词应该是指某一比较广泛的知识体系而言。如“科学”一词不与某一知识体系挂钩,空谈“科学”二字是无意义的。当用“科学概念”衡量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时候,“科学”指这个国家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当用“科学概念”衡量某一知识体系时,指某一知识体系是否系统化的程度。用“科学”一词衡量中医,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医学就迈进了理性化医理发展时期,“心之官则思”便起于殷人对心脏的反复解剖。我国独特的经脉医学亦起源于殷人对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认识。我们分析我国远古先民早已具备对知识的穷究精神,春秋前期明确提出“格致穷究”,强调“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一思想成为探讨原始中医理论的重要思辨方法。与此同时古人还从“依类象形”甲骨造字原则中吸取精华,发展为“取象比类”思想,为发展中医理论再添思辨武器。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中,包含了以“经脉医学”为基础的风寒淤滞致病理论,痛则不通疼痛理论,是动则病脉象诊断理论等,为秦汉时期医学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什么原始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
  用辩证唯物观念看问题,某一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她所在的时代性不可分,与她在起源演绎过程中所裹撷的历史内涵不可分。某一学科体系的形成不可能脱离那一历史条件及当时人们在探讨中的追本逐末与痴情不改精神。先秦学者们在中医学知识体系的相对积累,系统总结的过程中,本于当时的史料及其认识水平记录或追记史实,阐明观念。虽因时代局限,原始基础医学知识的不足。但借用“取象比类”推导有理,不可轻视。原始中医理论体系建立在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临床医学知识基础之上,表现为“先天不足”,这是两千多年前其他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对发展中的中医学发展的束缚。但是,应该看到:就在两汉时期,起源于殷商的经脉医学,经春秋齐鲁“人有四经说”,秦汉蜀地“十经说”,楚域“十一经脉说”,至两汉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的时候,某一经脉在人体体表的循行范围与内属某脏、某腑的论述,虽有人为安排,但起到了人体解剖与生理学的作用,可以有效指导临床医学的发展。在当时情况下,使人感到没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人体解剖知识了。尤其当东汉、魏晋具有生物学属性的五行思想演绎为社会学之“五徳终始”,演绎为“五行君臣思想”之“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时候,当用这一思想创脏象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的时候,受到历代知识层次较高的上层社会的肯定,导致传统中医理论的牢固传承。特别是利用“思外揣内”推导某一脏或腑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时候,这一理论好似补充了原始中医学理论的“先天不足”,成为传统中医理论的核心理论。当治疗医学中又提出用药中的“君臣佐使”观念的时候,不仅使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之构建看似较为丰富,且受到历代皇族的支持,使传统中医理论处于更加牢固的历史地位。但是当科学技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许多过了时的“理论",因其解剖学的错位(如胰定名为脾),又说中医的脾,属虚拟形态从理论上导致阐释中医理论的玄奥性及不可重复性,难于被人们接受。唐宋以来,便有学者希望突破原有传统中医理论,他们从临床、从解剖做了许多工作,直到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问世。近百年来,仍然是使传统中医理论难于摆脱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所以许多学者在探讨未来中医理论时,非常重视“继承不泥古”,同意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
  我们在此文中强调的是:“科学的原始中医学”。强调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基础医学理论体系,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属古朴的原始中医理论体系,具有先进性,是科学的。
  关于远古的基础医学知识,首先表现在对“目之于色”的感悟,大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的人类当他们在烈日之下走进山洞的过程中就已经感悟到了明与暗,但未形成目之于视这一明确概念。历史跨越万年以后八千年前的河南贾湖先民们在龟版上刻下(目),即六千多年前的中国广袤土地上多次出土陶文,以及玉雕头面人像、陶塑头面人像,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人头面五官解剖部位佈局,五官之生理功能的感知与重视,成为后世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言等生理功能的重要基础,再加上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贾湖先民还利用白鶴的尺骨制作出5孔、6孔……古骨笛及相继出土六千多年的陶埙。上述古乐器的出土,向我们诉述着同一个道理即远古中国人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水平。原始乐器(骨笛、陶埙)的出土,提高了古人对口、气、声的认识,扩展了声的范围,助长了古代美学发展与对五官生理的认识。历史发展至般商时期,我国基础医学知识更为广泛。如对头颅、颠顶的认识中,创作了思维的思()字,惊懼()的懼()字,说明殷商有学者探讨了脑的思维功能。殷商的临床医学已相当发达,不仅记录34种疾病,而且对女性孕产的记录十分丰富,描述临产的文字已达十四字,己有头先露、足先露、顺产与难产之分。殷人在驯养动物中发明了对雄兽的“去势术”,被西周引用于宫庭,为西周后宫大量使用“奄人”(男性去势之后)创造了条件。殷人对动物膏脂的认识,在人体腹腔提出膏肓概念,成为疾病深浅说(病入膏肓)的根由。两周的医事制度,医疗水平在《周礼》中可见一班。《老子》、《管子》、《晏子》、《春秋三传》等等子书群中分别保存了许多医学史料,都反映了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病理理论建立在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将天寒地冻之时,泾渭诸河水冰封,水上运输终断。医家将此一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之血脉,说“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又说“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从而引出了风寒瘀滞致病理论,即原始中医学疼痛理论三假说。此三假说在当今疼痛理论中仍具指导意义,值得当今生理学界、病理学界、临床医学界认真实践、探讨提高。原始中医理论中的“是动则病”,历史上被曲解为说不清楚的“是动病”,“所生病”。其实,如甲沟炎、齿槽脓肿患者均可明显感受局部跳痛。古代医家将临床观察中的局部跳痛,命之曰“是动则病”,为十一经脉理论依经脉循行范围归类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相脉之道”即脉诊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秦汉时期的“诊色脉”方法是一种“络脉诊断”方法。络病理论近20年来发展较快。当今“微循环障碍”与“诊色脉”应有渊源关系。先秦痈病病理学家们,在痈病的病理发展过程中提出“寒者”向“热者(红肿热痛)”阶段发展。“寒者”阶段,指细菌侵犯局部,化脓性细菌的毒素己对毛细血管壁起到破坏作用,这时组织液滲出,白细胞等向病灶浸润,局部水肿,血液循环受阻,组织质地比较坚硬,病灶略显苍白,局部温度偏低,疼痛已逐步加剧,古人称此期为“寒者"阶段。此一认识为“上工治未有形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就是治疗痈痛的“上工”,可以发现痈病处于“寒者”阶段就能采用一套(砭)刺方法将其治愈,以免痈病发展到“脓已成者”再进行砭刺排脓。现在我们将“治未病”引申为预防医学是有道理的。在原始中医学理论范围内,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反映泌尿、生殖生理的肾概念,反映消化生理的脾、三焦概念,反映生命之门的命门概念等及其相关的脏器形态学等,都有待我们一一说清。
  原始中医学的科学性表现为纯自然医学,纯生物医学,强调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所以我们说她古朴无华。虽然解剖、生理知识有限,表现为“先天不足"。但其推理没有异说,没有将社会学中的知识引入医学进行说理。因此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块净土,我们有望在这块净土上发展、演绎、培肓出未来中医理论体系。在当今条件下,当上述认识转化为社会意识,即取得共识后,有可能经学术界数十年的努力可能完成。未来中医的人体解剖知识,应依原始中医学中已有的解剖学知识向前发展借用现代手段补充原始中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之先天不足。感谢责长恩教授等呼唤中医形态学与时俱进。
新型的未来中医理论体系必然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再度发展。特选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即殷商秦汉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料试编于后,请行家指正。 

                              2018.5.20


殷商时期的心藏解剖学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一

  中国医药报2005年6月25日发出《中医形态学研究呼唤与时俱进》的“呼唤”指出:“中医学要发展必须先求得中医形态学的发展。”这一认识聚积了半个多世纪中医学术界及世界各国爱好中医学学者们的心血,应该说是至理之言,或曰:“点向了中医药现代化的要穴。”我们听从呼唤,拟从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对今本《内经》成书以前的原始中医学中的心、脑、肾、脾、三焦等脏器的形态学分别进行探讨,以求教于中医学术界同仁斧正,并求得早日共识。
  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医学的发祥地之一。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过程的科学,研究医学必然贯穿着探讨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许多史料证明,我国医学知识从萌芽发展至殷商时期,已可分作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了。从我国考古史料分析,早期的基础医学知识,主要反映在人们对耳、目、鼻、口生理功能的探讨,到殷商时期,由于原始医学知识的迅速发展,如女性孕产肓医学的发展;男性“去势术”的发展:人体腹腔脂膜之膏、肓()的认识等,都与人体解剖知识有关,都属原始基础医学范畴。与此同时,殷人对颠顶、头颅功能的探讨,创作出一个从头颅()从手()的思()字,说明殷人探讨过脑主思维。从殷商先民在200多年间先后创作六个心字分析,殷人在宰杀性畜、奴隶主杀戮奴隶的实践中对人体胸腔内心脏的自主搏动与生命的关系有所感知,可见殷人要求创作一个心字也就迫在眉睫了。
  从人体解剖学分析,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甲骨文字的创作,迫使造字们在创作(、、、、、)字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因此,我国的人体解剖学史应从殷商时期算起。以下我们对相关文字作些分析,希望说明殷人通过解剖弄清了对人体心脏形态学的总体认识。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798号ト辞:“贞,(有)疾(心),唯有跎。”这个心字作,描绘的是尸体仰卧位,开胸后所见于胸腔中心脏的部位,“”オ是胸腔中的心,仅用一竖将左右心室隔开。其他心字都是将心脏从胸腔取出,剖开心脏,观察心内结构。早期描绘的字,没有注意心内瓣膜,随后造字者们注意到了心内瓣膜,分析主动脉和肺动脉瓣的人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三尖瓣和二尖瓣)的人,将心内瓣膜向下描绘。在六个甲骨文心字面前,谁能否认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时心脏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进行过系统的解剖与观察呢?殷商时期,人们在解剖心藏时,还注意到心内有七个孔窍。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曾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意思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由此将人之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心藏内部的七个孔窍是左、右房室孔,上、下腔静脉孔,肺动、静脉孔及主动脉孔,说明商纣时期“心有七窍”的结论是正确的。对于心藏底部的血管,父已爵划了两条线作(),我们称之谓“抽象描绘”。其实心藏底部于心包膜之外的血管有四条,即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与上腔静脉。在心脏底部划两条线()代表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强调的是能主思维的心脏,通过四条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这一史料证明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起源于殷商。
  五百年后,《晏子春秋・晏子谏第二十三》有一段记述,齐景公外出打猎,十八日不回朝主事。晏子劝景公回朝主事。齐景公回答晏子说:“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这个佚字作安闲解,就是说齐景公(公元前547-490年在位)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知道心藏的底部有四条血管(经脉)与全身相连,支配全身各部位的活动,全身各部位也自觉与心藏活动相协调,所以心藏就很安闲平和。齐景公在此借当时的医学理论即“人有四经调节论”比拟朝政,说人体心脏有四条经脉调节全身各部,心脏自己安然无事。我有五位谋臣为我主事,调理朝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因此,我可以不回朝主事。景公的话,为后世提出:“心者,君主之官”作了伏笔。景公讲的人有四经调节论,在《素问・阴阳别论》保留下来说:“人有四经十二丛”,“十二丛”是两汉学者们的认识。为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心脏、经脉、心包的认识,我们还应该回顾以下史料。《管子》记载:“凡心之型,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管子・内业》的这一记载当然是有人体解剖作基础的(“自充自盈,一来一逝”讲的是活体解剖)。到齐灵公时期,齐灵公先后铸造叔候缚和叔候钟,它们铭文中的心字分别作、,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出土“中山壶”和“中山鼎”壶、鼎铭中的心字均作,这个(心)字,无疑是从隶化而来,它突出了从心藏发出的四条经脉对人体的功用。即心藏底部的两条线隶变为四条线,心尖部又下延一条线,意指下腔静脉。而心藏本身则只占很小部位了。就是说,人们通过人体心脏解剖认识下腔静脉对全身同样起调节作用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从齐景公到“中山壶”时期人们对下腔静脉的进一步描述又经过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山壶铭文的(心)字,《说文》从之。古人对心胞的认识,《庄子、外物》曾讲“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强调心在心包膜之内自由跳动。人们对心胞的认识当然是建立在心脏解剖基础上的。
  《灵枢、胀论》指出:“颤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认识到心胞膜对于心藏和心藏底部大血管的保护作用。到了《灵枢》时代,《灵枢・经脉》创十二经脉理论时,提出对“心系”的认识又在解剖过程中有所发展。如“肺手太阴之脉,…上膈属肺从心系横出……”“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复从心系却上肺”讲的是心肺之小循环。同样建立在对心脏血管系统的解剖基础之上。可见,心藏的血管己从“心系”发展为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经脉学说,并用之探讨生理、病理,指导诊断与治疗。这就是“人有四经十二丛”的本意。
  综上述,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利用奴隶主们在斩戮奴隶和战俘时,对人体心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探明了心脏的大体解剖。但由于那时解剖心藏的标本都是斩戮后的尸体,全身血液流尽,心藏内根本看不见血液(水),这是众多的造字者在描绘心字时都没有“水”痕迹的原因。因此,殷商时期的人们认为心藏是一个空腔脏器,不知心藏与血液的关系,只知“心有七窍”,这“七窍”似指具有思维能力的“心眼”,“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是说圣人(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进行思维,所以足智多谋。“诸血皆属于心”当是秦汉之交或两汉时期人们在解剖心脏过程中的认识了。
  自殷商起,心脏就是一个内外形态清晰的重要器官。并由心脏、心脏底部的经脉及下腔静脉……构建了最初的心、经脉调节理论,于两汉时期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指导中医临床2000年。
参考文献
1.湖北中医学院学报:1998[4]61页:严健民《中医人体解剖学史探源》
2.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2)严健民《试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从甲骨文(娩)释命门——施生之门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二

  引言:《内经》“命门”概念,《难经》“命门”概念的提出,前提不一,内容各异,前者指“目”为心灵之窗,后者解人类生殖之门。依明末程知晚年认识:命门“道家谓之丹田,又谓玉房,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以精气由此出入,男女由此施生,故有门户之称,以其为生之门,死之门,故谓之命门。”程知晚年的认识应建立在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基础之上,由此纷争2000余年的命门概念应该澄清了。
  命门之名,在今本《黄帝内经》中三用。《灵枢·根结》:“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前两文点明“命门者,目也。”后文未讲“命门”之解剖部位。
  而《难经·三十六难》则说:“两肾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强调“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好以系胞。”《难经·三十九难》重复了上述观念。《难经》的作者,将与生命有关的命门,推导到泌尿之肾,‘右者为命门’是古代解剖学中的一个错位。 
  《针灸甲乙经·卷三第七》:“命门,一名属累,在十四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以上原文中之命门,一说是目,一说指泌尿之肾,一说强调督脉之气。它们论及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命门”呢?看来只得从上述出处的原文本意释读。
  一、秦汉视觉生理一命门者、目也
  《内经》中的“命门者,目也”都与足太阳经脉相联。《灵枢·本输》指出:“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太阳之脉,出外踝娄中”.它们都说足太阳经脉起于足外侧,独《灵枢·经脉》:“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它们起点不同,循行方向相反,反映了“经脉调节论”在创立过程中对经脉循行的人为安排。
  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命门者,目也”的本意,以下由目说起。
  我们的祖先早在万年之前对目的生理功能就予以关注了。上世纪于河南、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9000-7800年前的龟甲刻文“”,与殷商甲骨目()字十分接近。六千年前当人们创作众多人头颅陶俑的时候,人们对面部五官生理功能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甲骨文早期不仅造出了目()字,而且造出了通过目反映心灵,惊恐的懼()字。这个(懼)字,突出了昂首张双目,身躯软弱,惊恐之状,历历在目,两周以后,我们的祖先在创人体调节理论的时候就曾讲:“夫耳目,心之枢机……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国语·周语下》)”,又说:“观其容(包括目)而知其心矣。”在《内经》中,“嗜欲不能劳其目《上古天真论》”,“目盲不可以视《生气通天论》”都是讲目之生理。“头者精(睛)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脉要精微》。“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目为之眩《灵枢·口问》”,都是讲目之病理。在眼的生理功能中,古人十分注意眸或眸子,《说文新附》:“眸,目瞳子也,从目牟声。”关于眸子与心灵的关系,·《孟子·离娄》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胸中不正则眸子眊。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瘦,露天的谷堆,在此形容人的思想像露天的谷堆一样暴露于眸子之中。所以朱熹注曰:“盖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然言犹可以伪为,眸子则有不容伪者。”意指目之眸子为心灵之窗,这就是“听其言也,观其眸子”可以了解这个人在想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根结》、《卫气》讲“命门者,目也”的根本原因。简言之,古人认为,目是心灵之窗;观其目之眸子,就能了解心灵活动,因此,目又叫“命门”。
  从《内经》关于“命门”的认识分析,先民记录之“命门者,目也”十分明确,其内容也十分简单,我们没有理由从中分析出“命门因主先天之精而为先天之本,而为五藏六府之本”的认识过程。
  二、两汉生殖生理-右肾命门说
  我们讲“命门者,目也”是建立在“听其言也,观其眸子”即目之眸子为心灵之窗认识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秦汉以前人们对目之生理的认识过程。两汉时期人们又提出:“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生殖生理概念。《难经》的作者借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的认识创“命门”词介入人类生殖生理,是创《内经》理论的人们没有想到的。但是关于人类生殖生理的认识,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已在《秦汉泌尿、生殖系统概说》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单从马王堆出土之《合阴阳》讲“玄门”“宗门”以及《天下至道谈》记“血门”分析,医家对有关女性生殖器官解剖知识已经掌握比较多了。后世所称玉门、子户、血室,都是对子宫、子宫颈口的命名,它们与“玄门”、“宗门”、“血室”的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另一派学者将子宫颈口命名为“命门”就好理解了。其实《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当为子宫颈口。再者,我们的研究证实:秦汉医家对泌尿、生殖概念的认识是混淆不清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关于生殖生理只讲与肾的关系,未讲明肾的解剖部位,更不知道秦汉时期荆楚地区的睾丸亦名肾,因而提出“二七女子肾气盛,二八男子肾气实,因而有子”的认识未讲明生殖之肾。
  三、程知的“命门”子宫颈口说
  明末医家程知在早期探讨命门时认为命门即心包络。应该说,他的这一认识比较混杂,又包涵了他认识上的进步。他在《医经理解·手心主心包络命门辨》中说:“《难经》指出:‘命门……女子以系胞,故命门与心包络同为一体’强调:“命门之为包门无疑矣”,又说:“命门即包门也,又名子户、子宫、血室……”程氏的心包络命门说与《内经》理论不符。历代医家认为:心包络是在十一经脉理论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时将心包络配五脏为六脏时提出来的,现代解剖学证实,它是包裹心脏之外的外膜:《庄子·外物》讲:“心若悬于天地之间,……胞有重阆,心有天遊,……”讲的就是心脏悬于心包膜之内自由地跳动。程知认为:“这是—个误解”。他依《素问:评热病论》“包脉者,属心而络于包中”及《素问·奇病论》“包络者”,系于肾的片段认识说:“包者,包胎之名,即子户也……可以系包,其络下联于两肾,而上属于心,故谓之心包络。”程氏在此说有强词夺理之嫌。但他到晚年指出:命门“道家谓之丹田,又谓玉房,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当关元、气海之间,以精气由此出入,男女由此施生,故有门户之称,以其为生之门、死之门,故谓之命门。”由此论之,程氏的“丹田”、“玉房”、“包门”、“子户”,指阴道、子宫、子宫颈口了。程氏的后一认识为久玄之“命门”创立了解剖学基础。这就是他认识上的进步。其实《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血当泻不泻,……不以时下。”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灵枢译释》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注“子门,指子宫颈口。”明张介賓在《类经图翼)中讲:“且夫命门者,子宫之门户也。”应该说,从“水胀”,至程知、张介賓等,主生殖之子门、命门概念,已经指现代女性生殖系统了。命门指子宫颈口最为贴切。
  追述中国原始医学史,我们的祖先早已关注女性妊娠生理与临产医学了。在《甲骨文合集》中反映女性生殖医学史料据统计有800余片。殷商女性生殖医学之与孕、产、哺有关的字已达20个,含临产14字,其中待产4字,头先露7字,足先露3字。头先露为顺产,足先露为难产。且甲骨文中有一个娩字作,上之方框为产妇的腹部,方框下之“”字形为产妇外展的大腿,“”此图为接生者的双手,方框中这“O”即“施生之门——命门 (子宫颈口)”,说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在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的过程中对产道,对“生殖之门”就有了一定认识。
  命门之说,自《内经》命名以来,纷争2000余年,唯明末程知引道家的认识:“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男女由此施生……”此文点明了“命门”之解剖部位与生理功能。此说应指女性的阴道、子宫、子宫颈口,当我们从甲骨文娩()字的解读中,由此我们可以将“命门”直译为子宫颈口。  

两周秦汉时期脾(胰)解剖错位及其概念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三

  我国先民对脾的命名已三千多年。《诗经·大雅·行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反映两周礼制的《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均讲:“春……祭先脾,夏……祭先肺。”春秋战国的子书群中亦有脾的记载。但都没有讲明脾的解剖部位。《素问·脉要经终》“……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
  问题:汉魏以来,传统中医学中的脾,早已是一个没有明确解剖部位的“虚拟形态”器官了。我们应该怎样从秦汉医学史料中解读脾(胰)之形态学?
  西医解剖学的脾,位于左季肋区深部的胃底与横膈之间,与左9-11肋骨外侧相对应。正常脾在左肋弓下,不能触及。根据脾之生理,属淋巴系统,参予免疫反应。脾能储存适量血液,当身体需要时,将血液输入循环系统。在病理情况下,当各种原因产生门脉高压,脾藏血量过多,表现为脾肿大。现代临床表明:当脾藏血过多,脾脏肿大,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反复出血时,脾可切除,不影响人体正常生理。脾切除后,中医理论该如何解释?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将脾列为五脏之一,其生理功能是脾为“仓禀之官”。《素问·灵兰秘典》脾与胃、大小肠等主运化水谷。《灵枢·本输》讲:“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素问·经脉别论》又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总之脾与消化功能密不可分。“脾主身之肌肉”,与营养状态有关。由此可见,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脾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脾绝无共同之处。从“上输于脾”,讲,脾之解剖部位用“脾与胃以一膜相连”解之更恰。
  应该说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脾之生理功能与消化生理密不可分,其理是可通的。问题在于古今学者们在研究“脾”之解剖部位时,没有察探秦汉医家们讲了些什么,习惯于“脾是由功能演变出虚拟形态学”了※[ ※刘长林《经络的本质在时间——人身虚体调控学系统试说》  《科学时报・海外专刊》1999.10.26
],认为“脾”不存在实质器官。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秦汉医家们对“脾”之解剖部位一再指出:如《灵枢・五色》虽是讲五色诊的,但讲“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明确指出了“脾”的上方便是胃。应该指出:此处讲的是脾在胰位。《素问・太阴阳明论》讲:“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脾与胃以一膜相连,而能为之行津液”。指出:脾与胃十分临近,仅一膜之膈。此一认识,与胃之精气“上输于脾”的认识是一致的。由此思之,脾恰在现代胰脏的解剖部位,脾应指胰。
  《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旁”。《素问・五运行大论》“中央生湿,在藏为脾,……”都讲“脾”居中央,恰属胃之后壁“与胃以一膜相连”。况且,汉代的《难经・四十ニ难》指出:“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如此详细的脾之形态,不支持“脾为虚拟形态”之说。可见秦汉医家眼中的脾居于当今的胰位。与胃十分临近,仅一膜之膈。此一认识,与胃之精气“上输于脾”的认识是一致的。由此思之,脾恰在现代胰脏的解剖部位,脾应指胰。
  王清任《医林改错·亲见改正脏腑图》将脾画作梭形,注曰:“脾中有一管,体象玲珑,易于出水,……脾之长短与胃相等。”王氏在此的描述,用胰腺的解剖部位解之更切。依以上史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传统中医理论之“脾”其解剖部位,恰在今之胰位。即今之胰古人名之曰脾。与汉《急就篇》、《说文》中有脾无胰参照议之,是可以理解的。近代张锡纯说:“脺(即胰),脾之副脏,……脺尾衔接于脾门,……”张锡纯参考了《康熙字典》解意见,认为两者功能一致。
  现代解剖学之胰,为腹膜后位器官,从仰卧位看,在胃之下方,相当于十二胸椎至第一腰椎之间,横卧于腹后壁,恰与“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之脾的解剖部位一致。现代生理学告诉我们:胰藏每日分泌消化液约在1000毫升以上,主要含各种消化酶,如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属于内分泌腺的,可以调控血糖的胰岛素等等,这是王清任讲“脾中有一管,易于出水”的根本原因。胰液从胰管排于十二指肠,参于消化功能,这便是古人推导的“脾为仑禀之官”,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及“脾主身之肌肉”等全部生理功能的意义。只不过,古人是在有限的解剖、生理知识启迪下根据解剖所见脾(胰)胃解剖关系进行推导,他们不知胰液排入十二指肠参加消化功能,故将脾之消化生理功能的方向推导反了,认为是“上输于脾”,通过“脾”再散精于全身了。但我们不可强责古人。
   关于脾胰问题、十数年来虽有上述认识,但我们无据说清,曾疑为近百余年来最早将西学引人中医学时为翻译之误,如将传统中医学之脾译为胰,或根据《五色》之“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翻译清脾脏的解剖部位,问题不就澄清了吗!为此,我们曾寻找《人身说概》等我国早期西学医著,因所处山沟资料匮乏,无法达到。近日,在解剖学名家贲长恩等《中医形态学研究呼唤与时俱进》(中国医药报2005.6.25)影响下,重读相关史料,见到明医家李梃《医学入门·脾脏赋》中讲到:“脾居中脘一寸二分……脾气壮,能消磨水谷,……形扁似马蹄,又如刀镰,……其胃之包在脾之上……”应该说:李梃是认为古人将当今之胰位的胰命之曰脾了。假如早期从事中西医学译著者们在澄清脾之解剖部位的前提下,点明脾处于当今胰位,并将“胰岛素”译作“脾岛素”,那么关于脾(胰)解剖部位错位的认识及其生理功能的认识不就统一了吗?脾之“虚拟形态”结论不就不会纠缠了吗!当今脾之形态众说各异,纷争不已。谭银章先生于1989年出版中医生理解剖学,第17页专讲”脾的形态结构”,言“脾在位置形态上是脾和胰的合称”,谭先生除此再无结论。而“脾胰合称”,似有莫衷一是之嫌,恐难成立。当今“脾是由功能演绎出虚拟形态学”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始中医学中消化生理的正确认识。严重影响了“五脏学说”中脾的形态学形体形象,严重影响了各国学者对“五脏学说”的认可。
  我们希望更多学者,从秦汉医史中寻找关于脾之解剖部位史料,进一步澄清秦汉之“脾”其解剖部位本在现代解剖学之胰位。我们希望有条件的学者们能从近几百年来中西医翻译史料中找到有关脾的翻译情况。中医之脾本指胰脏,以求早日共识。这是一件恢复原始中医学中脾之解剖部位的工作,这是一件可以否定“脾为虚拟形态器官”的工作,这是一件有利于创建未来中医消化生理、病理的大事。努力完善中医消化系统各器官形态学,我辈责无旁贷。


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四

摘要  该文从出土秦汉时期的几个脑字的创作及《灵枢经》之“眼系”、“ 蹻脉”在颅底的循行为据,探讨秦汉医家们对脑的解剖及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地位。   
关键词  秦汉,颅脑,解剖

远古,祖国医学经历了漫长的医疗实践,发展到秦汉之际,进入理性认识的高峰时期,在医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各派医学家们利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包括人体解剖学成就、临床医学成就等)创立了许多医学理论及撰著了许多医学著作,于是《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1]、《养生方》[2]、《脉书》[3]、《脉书上下经》、《五色诊》、《药论》[4]、《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汤液经法》[5]等众多的医学书籍先后问世。从这个时代起,我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一度领先。
医学是人类与疾病作生死斗争中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医学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对自身解剖结构、生理机能、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认识上的深化。从传统文化分析:秦汉时期,人们已对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脑的解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文拟从秦汉时期脑字的创作、《内经》对大脑的解剖部位、眼系、蹻脉、维筋相交理论及脑的生理、病理诸方面探讨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一、秦汉时期人们对大脑的解剖
1.1  从出土脑字的初文探讨人们对大脑的解剖
脑,这个重要器官,藏在颅腔之内,质地柔弱,似无形态规律可循。在科学不发达的商周时期,人们对脑尚未产生认识上的要求,在造字方面也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力,这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尚未发现脑字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认识是较早的。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深化,促进了人们对脑的认识要求。关于五官生理功能的史料,可从甲骨文中见其始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创立 [6] (见)字时从目从人,突出了目的作用;听[1. ※(本文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62-167)中图法分类号  R221 
2.中国人民大学报资料中心收录于K21,索引序号:280(95.2.162-167)
]字作 [7],从耳从口,突出了耳的作用,说明造字者们已经理解到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甲骨文中的 [8],应是思的初文,意在描述人们思考问题时用手抓后脑壳的行为表象,它与“见”、“听”生理功能都发生在头,似有相互促进的可能。《国语·周语下》“夫目之察度也,……耳之察和也,……夫耳目,心之枢机也;”又说:“气……在目为明,……气佚则不和,……有眩惑之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子·水地》、《老子·十二章》等都对五官生理功能进行了探讨。值得重视的是,在《周语》中,虽认为“耳目、心之枢机”。但又讲:气不和是造成“有眩惑之明”的原因,与《灵枢·大惑论》讲的“神有所恶,……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的精神基本一致。《素问·脉要精微》讲:“头者,精明(视觉)之府”,认为视觉功能在于脑。上述史料证明:在我国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讨处于其他生理功能的领先地位,它促进了人们对其他生理功能的探讨;两周时期,人们在探讨五官生理功能时提出的神和气,都可能与脑存在一定联系。
历史发展至秦汉时期,许多文字工作者们认识到有必要造出一个脑字来了,于是他们对脑的形态给予了关注,于是便有了许多脑字的初文问世。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汉代医帛、竹简,其中《养生方》、《五十二病方》两书中保存了几个脑字,《养生方》中的脑字作 [9],《五十二病方》中的脑字作“”[10]和“”[11],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及后来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中的脑字均作 “”[12,13]。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200年前后的原文,没有受到后人的修饰,代表了脑字创立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强调从匕、从上、从山、从止。为何脑字的初文从匕、从上、从山、从止呢?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箸)粗细,有起有伏。当我们面对大脑外侧面细看时,紧靠“额中回”的前下方沟回阴影便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山”字形;从前额面看“中央后回”的沟回阴影也有“山”字形,或者“上”,字形;在大脑表面寻找“止”字形阴影较难,但“匕”字形阴影极为普遍。所以上述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打开颅盖骨后各自从不同角度,面对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进行抽象思维后概括描摹的产物,不属讹变[14]。在传统文化中保存了一些脑字,如《周礼·考工记·弓人》中的脑字作“”,《墨子·杂守》中的脑字作“”,这两个脑字存在讹变是没有疑问的,因为隶刀与脑组织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两个脑字从止,保留了脑字创立早期的特征。在《说文》中,脑字作“”,许慎指出:“,头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许慎收集的脑()字,除从 (人)外,“ ”则是依颅顶外形抽象描摹的,应该说也是一个脑字的初文,但除从匕外,不同于出土脑字(等)完全依颅内脑组织表面形态进行描摹的特征。许慎讲:脑字“从匕,匕相匕箸”应如何理解呢?’《说文·竹部》“箸,饭敲也。”即今之筷子。我国使用筷子进餐历史悠久,据《韩非子·喻老》记载:商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进餐,《史记·留侯世家》反映,刘邦也用筷子进餐。所以“匕相匕箸”,是说脑组织象吃饭用的筷子那样排列着。从许慎收集的脑字()和他的注释分析,其字形以描摹头顶外形之头发为主,而注释则重在解释颅内的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两者似有分离之嫌,说明他的取材来源不一,他本人又未见过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及其他脑字的初文,所以他在“”字条下写作人()旁,又说“从匕”,说明许慎在“”字面前存在内心矛盾。古词书中的脑字从肉,始见于南朝梁陈之间的顾野王撰著的《玉篇》。从总体上讲,说明脑字规范为从肉是较晚的。出土脑字一再证明,秦汉时期的造字者们敲开颅盖骨后,对大脑表面形态特征进行过解剖与察视。  
1.2  从《内经》“眼系”、“ 蹻脉”探讨人们对颅底经脉的解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收载了人体从头至手足存在一些左右交叉的生理现象。有学者讲,古人是以“天人相应”为依据来解释这些生理现象的[15]。我们说,《阴阳应象大论》中对“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的解释存在天人相应观点,是阴阳学说引入人体生理学的反映;但不能仅以此文代表《内经》的全貌,并由此否定了秦汉医家对脑组织形态与颅底经脉做过解剖的事实。在《内经》的许多篇章中讲到“眼系”、“ 蹻脉”,并提出了“维筋相交”理论。“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都是秦汉医家们用来解释人体左右交叉的生理和病理现象的[16]。以下就《内经》中有关脑组织及颅底经脉的解剖知识再度进行探讨。《灵枢·海论》对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划了一个界限,指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意指颅腔内的脑组织,其上达颅盖骨,其下在风府穴以上。换句话说,风府穴以上的脑组织属脑,风府穴以下与脑组织相连的脊髓属髓。这一事实还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知道脑与脊髓是相连的。那么风府穴在什么地方呢?《素问·骨空论》讲,“风府在上椎”。上椎即第一颈椎。《实用针灸词典》风府定穴:“后发际正中上一寸,即枕骨粗隆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17]。我国传统医学认为,风府穴属督脉,在枕骨与第一颈椎之间,它上有脑户,下有哑门,从脑户至哑门这段椎管内,素有“七节之傍,中有小心”及“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18]之说。说明《内经》的有关作者早已认识到脑户至哑门这段脑组织及脊髓的重要性。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脑户穴下的脑组织是主管呼吸、血压等生命中枢的所在地,“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正是秦汉医家们临床经验的总结。可见《灵枢·海论》给脑组织划的界限与现代脑组织的解剖部位完全一致。在《内经》中,记载了脑组织与“眼系”、“项中”的解剖关系,《灵枢·大惑论》讲到眼内的解剖结构时指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段文字表明:眼球后方上属于脑的有两种组织,一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的视神经等,一为“与脉并为系”的“脉”,它们组成眼系,并从视神经孔进入颅腔,与脑组织相连,当然相连的是视神经,而脉则从颅底“后出于项中”。毫无疑问,撰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如果没有内眼解剖与颅底经脉解剖知识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灵枢·动输》还认为大脑的营养物质是从眼系输送进去的,写到:“胃气上注于肺,……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灵枢·寒热病》讲:“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这一记载,恰与《大惑论》相呼应,《大惑论》讲与视神经伴行的经脉进入颅底后有一支在颅底向后延伸达项中;《寒热病》则是讲:伴随脊髓经枕骨大孔进入颅底的经脉是从后项向前颅底行进的。《寒热病》的作者接下去写道:“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应该指出:《寒热病》的这段记述是十分详实的,它突出讲到蹻脉(阴蹻、阳蹻),是秦汉医家们对颅底经脉进行详细解剖观察时,利用阴阳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19]这一临床病例过程中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的真实记录,绝非凭空推导可得。古人发现了“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例后,在用什么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那时,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十分盛行,但这些不留名的解剖、生理学家们将其一律弃之;从十二经脉讲,在《灵枢·经脉》、《经筋》时期,各经脉(经筋)循行之道已经约定俗成,《寒热病》的作者们并未简单地采用约定俗成的“足太阳之脉”解之,而是在朴素唯物思想指引下另辟溪径,在颅底经脉解剖过程中,结合颅底经脉循行,创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在当时讲,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是十分先进的。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汇合成一条基底动脉,再向前伸,又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征,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不足,秦汉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另外,颈内动脉循至颅底后,分出眼动脉,从视神经孔穿入眼眶,供给眼球的血液,它与视神经伴行,只是方向相反。可以讲:颈内动脉的解剖循行,与《大惑论》、《动输》的有关记录比较,除方向相反外,也是完全一致的。古人的这些记录都是以解剖为基础写的,是秦汉时期的医家们进行过颅底经脉解剖的证据。
现在让我们再根据上述史料对“维筋相交”的解剖基础进行分析。《灵枢·经筋》足少阳之筋的“维筋相交”理论很可能出于两点:其一,从枕骨大孔向前颅底看,是以颅底经脉如左右椎动脉、基底动脉、动脉环的解剖循行讲的;其二,从视神经孔向后颅底看,可能与视路中的视神经、视交叉及视束的解剖结构有关。前者是“入脑乃别”的基础,后者则是“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的实录。从《寒热病》和《大惑论》中的“瞋目”、“瞑目”与“蹻脉”的关系分析,好似“蹻脉”、“维筋相交”理论与视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视路组织恰是与经脉不同的,它是“中无有空”的条索状物质,古人是可以依此将其归入“筋”的。也许这一点正是“维筋”的由来。在《灵枢·脉度》中的“蹻脉从足至目,……阳蹻而上行”等,是“蹻脉”、“维筋相交”理论创立后的补充,它的臆测成份,不用赘述。从文字学讲:《诗·大雅·板》、《大雅·崧高》都多次用蹻,都作骄傲、矫健解,到《说文》解蹻,“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 蹻”,便有了抬腿运动的意义。这一解释,当是蹻脉理论创立后的产物。《说文》证明,蹻脉理论产生于两汉之交或更早。
在《内经》中,还有关于“液”的论述,并提出了“脑液”之说。《灵枢·决气》“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可见人体之液专属于脑,是五谷转化而来,它濡润肌皮、孔窍,滑利关节,补益脑髓。这液与关节运动、脑脊液都有关。《素问·刺禁论》说:“刺膝髌出液为跛”。膝髌即膝关节,当用较粗的针刺破了关节腔时,关节腔液流出后.便行走困难了。用现代医学知识讲,关节腔液与脑脊液无关。《灵枢·五癃津液别》讲:“髓液皆减而下”。此文好似说明“髓中有液”或者“髓、液有别”。不论其“髓液皆减而下”中髓与液的本意如何,但在这里“髓液”属于解剖学知识。“髓液”概念也不是古人凭空推导出来的。如“刺膝髌出液”一样,是人们见到“关节腔液”的记录。“髓液”概念的提出,对于创立脑的生理与病理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脑的生理与病理
在《内经》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脑与脊髓是有联系的。但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又将脑髓、骨髓、鼻涕、关节腔液及阴精(男性的精液)一并联系起来了。古人的这些认识是从长管骨髓、鼻涕、精液之形态及有关的解剖部位联想、推导的结果,我们不可怪罪古人。秦汉时期关于脑的生理、病理理论都依推导基本形成,已有“翕气以充脑”、“於脑也施(弛)[20],及“气在头者,止之于脑”[21]的论述。《内经》认为,脑与髓的关系是“脑为髓之海”。而“髓海”与“精”、“气”、“津”一样,存在“有余”、“不足”,与脑有关的生理、病理,都因“髓海”有余、不足引起。而“髓海”有余、不足,又是通过“髓液”的增减表现出来的。如同《灵枢·决气》中说:“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耳数鸣”。《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则腰背痛而胫。”《灵枢·口问》“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都讲到类似现代医学中的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但从“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讲,又似指忧虑形精神症状了。《素问·脉要精微》讲到视觉的生理与病理。原文讲:“夫精明(眼的视觉功能)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这里的“精明”指视觉功能无疑。作者接下去说:“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文中强调:“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脉要精微》的作者认定,“头者,精明之府”,即人的视觉功能的中枢在脑,这与《国语·周语下》“夫耳目、心之枢机也”的认识有了本质的进步。并认为当视觉深沉疑涩时,人的精气和神气都败夺了。说明视觉与脑的生理是分不开的。《灵枢·大惑论》讲视觉病理时说:邪“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弦以转矣。”指出:“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或“视误故惑,神移乃复。”可见视觉的病理变化,都推导是邪入于脑引起。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深化,促进了人们对脑认识的要求,即最先人们是在五官生理功能的探索中认识到脑与五官生理功能存在一定关系及创造脑字的必要性,并为创造脑字开始对脑组织表面形态进行解剖观察的。因此不同的造字者分别造出几个脑字的初文(、、、)。然而造字者们的成就,促进了秦汉医家们对脑生理、病理的认识。那时的医家们在做眼内解剖时,发现了视神经及伴随视神经行走的经脉,及视神经与脑组织是相连的,并有一支经脉从颅底通向后项。与此同时,他们做过颅底经脉循行的解剖观察,见到了左右椎动脉进入颅底后汇合为基底动脉及动脉环,并根据阴阳学说对其进行分析,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的临床病例的病理过程创立了“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解决了下肢运动的调节问题,丰富了经脉学说理论的内容。医家们在脑的解剖过程中,发现了脑与脊髓是相连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脑脊液,从而创立了“脑为髓之海”及“髓海”有余、不足理论,为临床“轻劲多力,自过其度”及“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等生理、病理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了古典医学理论的内容。秦汉时期的大脑解剖成就及为建立相应的中医传统医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勇敢承认与认真总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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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释文 文物,1989(7)
4  [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5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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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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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66
15  谭世珍.浅淡《黄帝内经》关于头与躯干神经交叉现象的论述。中华医史杂志,1985(3)
16  严健民《灵枢》“维筋相交”与大脑运动功能定位.见:中医心理学论丛编委会.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学术讨论会文集.成都,1985
17  实用针灸词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18  素问·刺禁论
19  灵枢·经筋
20  周一谋.马王堆医书专注·十问.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1  灵枢·卫气


《灵枢》“维筋相交”与大脑远动功能定位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五

  远古,祖国医学经历了漫长的医疗实践,发展到殷商至秦汉之际,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在医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医学家们利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包括人体解剖学成就,临床医学成就等等),创立了许多医学理论,于是,《五十二病方》、《养生方》、《黄帝内经》、《外经》、《汤液经法》及《脉书》、《上、下经》、《药论》……等众多的医学书籍先后问世。从这个时代起,我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一度领先。现今,虽然许多先秦医典失传,但《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以及先秦子书群中蕴藏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等,仍属世界不可多得的医学遗产。
  医学是人类与疾病作生死斗争中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临床医学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对自身解剖,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行为活动认识上的深化。《灵枢・经筋》篇提出“维筋相交"理论,就是我国两汉医家们依据当时的医学成就给予“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态行为活动所作的回答。原文写道:“足少阳之筋,……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从字面解释,“维筋相交”即维络全身骨节的筋是左右相交叉的。这段原文的全部意思是说,足少阳筋有一条支筋,循行于眼外角。维络眼的外侧,支配眼球的活动。该筋上行,通过左额角,伴随着蹻脉循行。这样,左侧的维筋网络于右下肢,所以伤了左额角,右下肢就瘫痪了。然而,从《灵枢》起,历代医家认为“筋”是“皆络于骨节之间”的,是“主束骨而利关节”的,这样的“筋”,又怎能左右相交又呢?杨上善强调,“以筋为阴阳之气所资,中无有空不得通于阴阳之气上下往来,然邪入腠袭筋为病,不能相移,遂以病居痛处为输”。既然“阴阳之气不得上下往来,”因筋所致疾病又“不能相移",那么左额角的“维筋”受损,又如何导致“右足不用”呢?所以笔者认为,对《经筋》原文的分析,应该重在颅底的蹻脉。《说文》解蹻“蹻,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从生理功能讲,蹻脉,即能指挥抬足运动的经脉,可见“维筋相交”是古代医家们利用蹻脉理论解释“右足不用”这一病态行为的一个例子。据《灵枢经》记,蹻脉属奇经八脉,是在十二经脉学说完成之后,随着人体解剖及临床医学深入发展后提出来的一条经脉。《灵枢・脉度》讲,“蹻脉从足至目,……蹻脉者,少阴之别,……上出于人迎之前,入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蹻而上行……。”这里讲阴蹻脉是足少阴经的别脉,最终达目内眦部,与足太阳的阳踽脉相交会地;再向上行走……。说明“目内眦”为阴阳蹻脉的交会地;《灵枢・脉度》讲阴阳蹻脉与目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灵枢・寒热病》写道:“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在项中两筋间,人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阳出阳,交于目锐眦(应作目内眦)”。原文讲,足太阳有一支别脉,从后颈部的枕骨大孔进入颅内,它实际上是属于(眼球后面的视神经)目本,是目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文接着讲,这条经脉(左右两侧的足太阳经分出的别支)由项入脑后,组成阴蹻、阳蹻二脉,阴蹻脉、阳蹻脉在颅底相互交叉,阳气通过阳蹻脉内入,阴气通过阴蹻脉外出,阴阳之气出入,交会于目内眦部。现代解剖学告诉我们,左右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内,于脑桥下端相吻合,构成基底动脉,基底动脉又与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相互吻合,构成动脉环。这就是说,这一结构,恰好将从后项入脑的椎动脉与视交叉前的大脑前动脉联接起来了。这就是“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的物质基础。《灵枢经》对颅底经脉循行的认识还有记载。《灵枢・大惑论》用较大的篇幅分析了眼球的组织结构后,在描写视神经交叉时接着说:“裏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是讲,眼球的组织,在眼球的后部与经脉合并为一个系统——目系。目系从视神经孔进入颅内后,一部分与脑实质相连,另一部分继续向后延伸,从枕骨大孔出于后项。所以,不论是“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还是,“而与脉并有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都是指颅底的经脉循行分布讲的,这些经脉,左右交叉,故命曰“阴蹻、阳蹻、阴阳相交”。换言之,上述颅底经脉,就是阴蹻脉和阳蹻脉。应该指出:《灵枢经》中有七篇文章讲到蹻脉,各有侧重,在蹻脉的循行和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不属本文探讨范围。
  当我们弄清了阴蹻脉和阳蹻脉的解剖部位及相互交叉的特点后,对于“维筋相交”就好理解了。左(右)额角受伤的病人,经“上过左(右)角”的蹻脉把病机传至目内眦部,经目内眦部再传入“目系”,随后蹻脉在颅底左右交叉,出项、挟脊、抵足。所以,以蹻脉为基础,提出“维筋相交”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这一病态行为,不仅是有道理的,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医学理论。
  有趣的是,我们的祖先,远在二千二百多年以前提出的“维筋相交”理论,恰与现代神经解剖及现代心理学家们借助于临床医学对大脑皮层运动功能定位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近两百年来,心理学家们为了弄清人类大脑对语言、数字、视、听、行为活动的影响,从颅相学家的颅骨构形论,到近二十年来颅脑外科利用脑组织本身在接受直接刺激时并不产生痛苦反应这一特点,在病人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施行脑手术的过程中,用微弱电流刺激大脑皮层各部,并根据受试者的报告或动作等,绘制出运动感觉等“脑图”,都说明左、右额角(即中央前回运动区)与下肢运动功能的正常与否,恰是“维筋相交”关系。“维筋相交”的心理思想价值就在于此。现代医学证明:中央前回运动区对全身运动肌群的指挥是交叉的,运动神经系统的交叉在脊髓。而两汉医家根据颅底解剖可见的经脉交叉视为指挥运动的交叉部位了。古代医家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是可以理解的。


秦汉泌尿生殖功能之“肾”概念简释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六

  现代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中,关于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概念是不同的。但在秦汉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原始,人体解剖知识的局限,以及在尚无条件观察、分析泌尿之肾、生殖之肾以及尚未规范器官(肾与睾)命名的前提下,或者撰《素问・上古天真论》作者没有收集到睾丸名肾的史料忽视了睾丸亦名肾,在讲生殖生理时,只讲肾而不点明睾丸,给后人误将生殖生理功能全部嫁接于泌尿之肾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加之后世医家根据自己对有关生理现象的认识,考虑到临床医学理论发展的需要,人们便在这一基础之上凭想象扩大泌尿之肾的生理功能,造成泌尿、生殖之肾解剖概念的错位,于是肾生水、肾主骨、肾藏精、肾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等等认识都嫁接于泌尿之肾,都见于今本《内经》的许多章节之中,甚至发展为肾阴、肾阳、真水、真火,混淆了泌尿与生殖概念,严重影响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都没有澄清泌尿之肾、生殖之肾——睾丸的本意。
  古代医家记载泌尿之肾的解剖部位有三,很少讲解泌尿生理。今本《素问・脉要精微》载“腰者,肾之府。”它很可能是后世医家为探讨疾病诊断而补入的。今本《灵枢・五色》:“夹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也应看作是泌尿之肾解剖部位的记录。《难经・四十二难》:“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这样大的肾,虽未讲明解剖部位,也应是讲主泌尿的肾。
  关于主生殖生理之肾的形态及其解剖部位,在传统中医理论中,从来未见相关探讨。《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指出:女子“七七……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又讲:“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七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不难看出《上古天真论》的作者将男女之生殖功能都嫁接于解剖部位不清的“肾藏”了。《素问・水热穴论》在前三百字的字里行间讲解泌尿之肾与水肿的关系,如“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予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热穴论》所载之肾与《上古天真论》所载之肾在生理功能上是有别的。它们都未讲明肾的解剖部位。
  从传统中医理论发展的长河分析:在临床上将其分为肾阴、肾阳、肾亏、肾气、肾阴虚、肾阳虚等等,它们的基础应该在主持生殖生理之肾,或者属于内分泌系统的肾上腺。
  但在生殖生理中,“肾”的解剖部位已离开了“腰者,肾之府。”“夹大肠者,肾也。”这种结局应是中医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悲剧。它无法解释“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的精之产地,不可能讲明“精之处也”的具体部位。我们注意到《灵枢・刺节真邪》“……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睾,……”讲的是睾丸鞘膜积液及放水疗法,《灵枢・五色》“……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狐疝㿉[ 㿉: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黄帝内经灵枢译释》1986年版319页注:㿉阴、㿉音颓,同㿗,即阴户偏大的㿗疝病。]阴之属也。”在《内经》中讲睾卵者不少见,说明秦汉医家们己经注意到男性阴茎睾丸(卵)的生理病理现象了。假如能用睾丸来解释“精之处也”,那就合乎人体生殖生理了。
  为了解开肾、睾丸生殖生理这一奥秘,我们曾考察过殷人发明“去势术’的过程※,好在三十年前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医书,《养生方》讲:“到春,以牡鸟卵汁弁”。牡鸟卵即公雀的睾丸,如“公鸡卵”在鄂西北民间作为壮阳验方之一,至今仍在流传。《养生方》第89行“阴干牡鼠肾,…以捪男女。“牡鼠肾”,即公鼠的睾丸。可见秦汉时期人们已将牡鼠的卵(睾丸)命名为肾:与《养生方》同时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有“肾疽”一名,这里的“肾”之名都指男性睾丸。当我们澄清了在秦汉时期睾丸亦名肾的时候,《上古天真论》中:“男子二八肾气实”就是讲男子十六岁时,睾丸已经发肓成熟,是“精之处也”的地方了。《内经》中的“肾藏精”便由此而来。用睾丸(卵)直解《内经》中相关之肾,或者进一步明确,秦汉时期睾丸亦名肾,这样秦汉时期的“男子二八肾气实”之“肾”就有形态学可考了,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许多生殖生理问题就好理解了。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肾阴、肾阳、肾阴虚、肾阳虚”等,结合现代解剖生理知识分析,它们与泌尿之肾显然无关。细思之,切不可忽视“肾上腺”“肾上腺素”、“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调节作用”。此外,睾丸雄性激素、卵巢雌性激素对正常人体生理机能的调节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医素有“外肾(睾丸)”之说,但“外肾”从未归入中医正史。由此,我们明确提出在未来的中医生殖生理理论中创建以下概念。
未来中医理论中男女性“肾”生殖生理图示
泌尿生殖之肾图示 内肾 泌尿之肾概念,主泌尿之相关生理、病理;与生殖无关
肾上腺,肾皮质激素概念,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参与内分泌调节,与男、女性肾阴、肾阳症候群有关
女性卵巢,女性生殖之肾概念,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调节,卵巢、子宫内膜均受反馈与负反馈调节影响,与女性肾阴、肾阳证候群有关;女性月经有周期节律性规律。
外肾 (主指男性睾丸),生殖之肾概念,受下丘脑-垂体-睾丸轴调节,无周期节律性规律。与男性肾阴、肾阳证候群有关。
秦汉医家们由于当时基础医学理论体系的限制,医家们在《内经》中讲泌尿之肾生理、病理少见,而讲具有生殖机能的肾(睾丸)已十分普通,但他们未见到睾丸名肾的史料,造成主生殖之肾的形态解剖学概念模糊,更无知识阐明女性卵巢生理,甚至给卵巢命名都未见记录。因此,我们建议将《养生方》、《五十二病方》中给睾丸命名为肾的史料加强宣传,增添女性卵巢(生殖之肾)宣传,借以纠正关于生殖之肾的形态学、生理学的认识上的偏差,有利于指导临床肾病的分类、诊治,有利于促进肾阴虚、肾阳虚本质的认识。

※严健民《先秦中医泌尿、生殖生理概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4)。


探讨战国消化生理三焦腑解剖实质四原则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七

    自战国消化生理三焦腑创立,在今本《内经》中相关资料比较分散,汉时《难经》提出三焦有名无形,导致纷争2000余年。回顾两周史料如《尚书》、《诗经》、《大学》等证明,我国先民早已关注心、腹、肾、肠、肝、肺等内脏器官的生理功能了,认为每一个器官都有情感,并借用这些器官抒发情感。因此我们推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对心、肺、肝、肾、脾、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十个器官的生理功能进行过解剖观察,只不过脏腑概念尚欠明确。《庄子》证明那时的人们常讲“五藏”,商鞅也讲“劳其四肢,伤其五藏”。《素问·五藏别论》根据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原则,明确提出:“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六腑者,转化物而不藏”。给人感觉《五脏别论》对人体脏腑功能的归类有些突然;从先民们对各器官早已赋予情识论分析,又感到这一认识论的发展过程顺理成章。追述“六府”词义,首见于《尚书·大禹谟》之水、火、木、金、土、谷,讲的是禹王治水时,改进国家管理制度在国家设立的六个府库机构,“六府”分别主管相关“财用支出”。《大禹谟》中的“六府”,属社会学范畴,与人体解剖学无关。从《内经》综合分析,《五脏别论》当出于两汉。从先秦至两汉的数百年间,正是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不断演绎的重要发展时期,正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不断探讨出新时期。《五脏别论》中的“六腑者,转化物而不藏”,我们推断是我国先民在腹腔网膜(膏肓)解剖的基础上,从网膜与胃肠的解剖关系分析,体悟到网膜系统在胃肠消化、吸收过程中起转化作用的时候,借用“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创原始中医理论体系,提出“三焦腑概念”:将十个脏器发展为十一脏器,配作五脏六腑的结果。人体五脏六腑理论是先进的。
   三焦腑理论创立以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资料保存困难,至《内经》成书被分散记于许多篇章中,内容多不一致,反映了后世学者的诸多感悟。尤其当《难经》提出三焦有名无形之后,2000余年来纷争不已。当代台湾学者杨仕哲总结出七个学说,真乃绫罗万象,五花八门。杨先生指出:“三焦一词会有如此大的争议,产生于后世医家各抒已见”。他说:“当一个研究议题会造成如此众多、且纷乱的说法,通常代表在基本研究方向出了问题”。历代学者对三焦的不同认识,大约因他们的历史条件不同,选择角度不同,取材不同为其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的条件较好,应该可以说清楚一些了。
   我们认为,在三焦的探讨中,首先将古人认为三焦之生理功能在于解释五谷在胃肠中腐熟后之精微物质的输布问题,即三焦腑属于消化系统,它执行消化物质的吸收、输布问题。在此前提下,我们逐步加深认识提出探讨三焦腑解剖实质四原则,以求在此基础上展开上、中、下三焦之解剖部位,解剖实体,生理功能的探讨,借此寻求学术界对四原则的共识,促进当今中医事业的发展。  
  一、依《灵枢·营卫生会》定上、中、下三焦之解剖部位。
  在今本内经中,《灵枢·营卫生会》记录三焦解剖部位最为明晰。《营卫生会》除“愿闻三焦之所出”,此处“三焦”应为“上焦”外,以下则明文将上、中、下三焦之解剖部位分开论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下焦者,别迥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考“胃上口”,古人早已将胃上口命名贲门,将胃下口命名为幽门。根据现代解剖学定位,“胃上口”应指贲门即胃底部延伸1.5厘米左右之食道部位,以及包裹它的部分小网膜,食道再由此“上膈”。上膈后的食道等不属上焦了。当代学者廖肓群在《歧黄医道》中指出:“至于腑的准确部位,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载,‘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散络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又“手心主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廖氏指出,“这两条与三焦腑有直接联系的经脉,均在下膈之后与三焦腑相通。这就说明三焦腑所在部位是居于膈下,与膈上毫无关系。前述诸家之说大多未能搞清这一点。”可见将三焦腑之解剖部位放在腹腔内讨论,是战国时期创立三焦腑用以解释消化生理的医家们的本意与宗旨。关于“下焦,别廻肠”问题,以下再议。
   二、从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考证“肓膏”概念及与三焦之关系
  《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秦医缓指出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对于“肓”之概念与实质,历来无人考证。笔者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的阅读中受到启迪,现书于下:
   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收载与(亡)有关的字较多,1386页载(亡), 指出,甲骨文一期《合集》591作,《乙》4544作,五期《合集》)36681作。徐中舒解曰:金文天亡簋作,杞伯簋作,毛公鼎钟均作。《说文》“, 逃也,从从”。……1387页徐氏收“”,……徐解曰,,从(亡),从(人),与《说文》字篆文构形略同。《说文》:“,气也。”徐氏在1389页释义指出:,……“疑为宗庙祭物。”其实,1387页之字形构成与一期(《乙》738心())字构形完全相同。于省吾等学者释心,即人体胸腔之心。故,,当为人体胸或腹腔之某组织。《说文》“,气也”,徐氏“疑即为宗庙祭物”,这使我们想到商周常用之祭品多为膏脂类。膏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对动物腹腔内的油脂已有界定,叫“载角者脂,无角者膏”,即猪、兔头上无角,腹腔之油脂称膏,牛、羊头上长角,腹腔之油脂称脂。所以,膏亦可统指腹腔内的油膜。《周礼·庖人》“……共祭祀之好差,……膳膏膻”。郑玄注:膏香,牛脂;膏臊即犬膏、膏腥,即豕膏;膏膳即羊脂。意思是说:古时,因季节不同,人们在祭祀先祖时所用动物膏脂不同。肓()是否就属于膏脂类物质?医缓不就是将膏肓连在一起讲的吗!,根据秦医缓意见在膏的下方(病邪在肓之上,膏之下。)医缓讲膏与肓相连。那么肓()是否就指胃体后部的小网膜。而(肓)之部位,据《灵枢·四时气》讲:“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四时气》讲,“熏肝、散于肓”。可见,(肓)在肝附近。因此,我们推断:,指胰头前壁的网膜囊。现代解剖告诉我们,网膜囊在肝、十二指肠的游离缘前有一孔, 叫腹膜腔网膜孔。秦医缓说,病邪“居肓()之上”大约就指这个部位。从之字形分析,这个“”字,恰好描绘了小网膜与网膜囊、网膜囊孔的形态特征(请参解剖学腹腔网膜图)。由此论之,肓在膈下,膏肓恰指腹腔内的网膜系统。历代许多学者用油膜……一腔之大腑解三焦,看来是可通的。(肓、亡、都具有huang的发音。)用小网膜、网膜囊解释上焦是可通的。
  三、不可用三焦之经脉循行,生理病理扩大三焦之解剖部位
  历来在探讨三焦形态时存在广义三焦说,广义三焦说者往往将胸腹腔,全身各间隙,乃至扩大到腠理、玄府,奇论百出。广义三焦说多依三焦经脉循行范围、生理功能而推导,而立说,我们不能同意广义三焦说。难道:“肺手太阴之脉,……下络大肠,……”能说大肠是肺吗?在排除广义三焦说,将三焦腑之解剖部位定位在腹腔后,腹腔内的相关组织与三焦腑的关系,是我们今后探讨三焦必需把握的原则之一。东汉有一部《白虎通议》,《白虎通议》是当时的学者们对许多问题展开争辩后的共识,具有代表性。《白虎通议·性情》载:“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故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du杜沟渠解),《白虎通议》由班固整理成册,讲三焦为“包络府”“包络”当然指腹腔内的包于脏器之外的网膜:“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将三焦腑之生理功能主消化吸收输布过程基本概括了。虽“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与《营卫生会》“上焦若雾,中焦若沤,中雾、沤不同,雾、沤是形容词是形容上焦、中焦之生理功能的。而窍、编将上、中二焦之形态与解剖部位结合起来了。我们在考亡()讲到小网膜后的网膜囊及网膜囊孔,这个“孔”就是“上焦若窍”。“中焦若编”我们不敢与《中藏经》中的“霍乱”相联。我国周代早有挂着敲击的乐器编钟,当今出土编钟不少,我们何不将中焦被古人形容为挂着的编钟呢!“中焦若编”恰指中焦(大网膜)挂在胃大湾。根据班固等学者的意见:中焦腑是指挂在胃大湾下的大网膜无疑。
  四、定位三焦形态切不可超出“腑”的概念
  据息,赵棣华撰《中西医结合探脏腑》于1984年出版,提出三焦即胰脏之说以来,追踵者有之。从中西医结合探讨三焦生理功能,将上、中二焦的某些生理功能与胰脏结合起来,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我们分析古人对脾的认识:古人将脾的解剖部位定位在“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可见,古人所说的脾,是指当今之胰位的胰。且在《内经》中,古人所讲脾之生理,多包涵当今胰的生理机能。因此,战国时期,胰(脾)已属于“脏”了。为何古人在完善五脏六腑理论时,还要将属脏之脾(胰)另说成“三焦腑”!从脏腑理论发展过程分析,三焦即胰脏学说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较多史料面前,可以对战国消化生理之三焦理论进行梳理的时候,当我们在“胃上口”范围探讨三焦理论的时候;当联想到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当我们从甲骨文中,《说文》中都读到“、、及“,气也”的时候,扩展了我们探讨上焦的视野;当我们思考“中焦亦并于胃中”,“中焦如沤”不知如何深化认识的时候,恰好读到《白虎通议》中讲“中焦若编”,使我们认识到中焦如编钟一样挂在胃的下方。由此我们有望共识上焦即小网膜,网膜囊,中焦即大网膜了。
  关于下焦的认识,《营卫生会》讲下焦解剖部位产生了错位。本来“三焦”之生理定位在胃肠与相应脂膜对五谷之消化后的吸收、输布过程,下焦与“水”的关系,当指大肠之肠系膜对大肠内食糜残渣中水分的吸收。但《营卫生会》将其解剖结构错位于“别迥肠;注于膀胱而滲入焉”的右侧输尿管了。《灵枢·五癃津液别》亦说:“……水谷…….并行于肠胃之中,别于迥肠,留于下焦。”第三十一难也说:“下焦者:当膀晚上口,主分别清浊。”上述史料都将大肠系膜从大肠中吸收水分的生理作用全错位于当时解剖所见的右侧输尿管而与膀胱相连了。《素问·灵兰秘典》说:“三(下)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历史上的认识错位,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澄清吗!
  根据古人的系列记载,用腹腔网膜系统分别探讨上、中、下三焦腑的实体解剖结构,应该是可行的。
   那么三焦腑是如何完成胃肠之精微物质的吸收输布的呢?从《营卫生会》分析:古人认为“谷人于胃”后所产生之“气”直接输布至肺,并将此气分作营、卫二气,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随后引出了三焦之解剖,生理的论述。《白虎通议》说:“三焦者,包络腑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两者比较,《白虎》讲的比较全面、深刻,认为:三焦腑是水谷之精微物质输布的道路,是营卫二气的起始传送的基础,《白虎》还强调“下焦如渎”在今天这些论述都可解清。现代人体解剖知识指出:在胃肠内消化的精微物质的吸收、输布,都与胃肠毛细静脉,小肠绒毛、网膜、淋巴系统有关;解剖知识告诉我们:腹腔消化系统的淋巴管在肠系膜内汇合成一条肠干,小肠绒毛内的淋巴毛细管可吸收肠内的脂肪,其淋巴液成乳白色。因此,小肠毛细淋巴管又称乳麋管;它参子腰干,汇入胸导管。人体左右腰淋巴干及肠淋巴总千汇合成乳糜池;乳糜池是胸导管的起始部。在胸腔来自每侧头部等的淋巴液汇聚于颈下的颈淋巴干,颈淋巴干进入胸导管颈部,由左静脉角区进入静脉中:右侧的颈干汇入右淋巴导管,由右静脉角区进入静脉,……简言之,三焦腑完成精微物质的输布是通过腹腔各部网膜内之毛细静脉、各级淋巴管道的吸收后输布的。所以用脂膜、募原、腔子、大囊、大包说解释三焦都是可通的。《白虎通议》将“三焦”定名“包络府”,属于最早的“三焦”即腹腔脂膜说。“下焦若渎”,用降结肠内的食麋水分被降结肠,肠系膜吸收、输布更恰。
   有关三焦之病理问题,治疗问题可在此前提下另作探讨。
       


关于玄府(汗空)的解剖部位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八

  中医学术界逐步趋向于先秦时期我国人体解剖已经起步多年,人体解剖知识是相对丰富的。最早见于甲骨文中反映殷人在200余年间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认识到心脏底部有四条大经脉通向全身各部,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与此同时,殷人还对胃、膏肓之肓(即亡huang)进行了解剖,还在解剖及雄性动物伤残中观察到“睾”的生理功能,发明了雄性动物的“去势术”。随后的千余年间古人所获取的许多解剖知识分散收载于今本《内经》及秦汉子书之中。关于古人对玄府解剖部位的认识,在《内经》中亦有记载。《素问·水热穴论》在解释胕肿(浮肿)时讲到玄府。原文讲:“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又曰:“肾者,牝藏,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腑,外不得越于玄府,行于肤裹,传为胕肿,……所谓玄府者,汗孔也。”《水热穴》的这段记述,是当时的医家对于水肿病的病理推导、分析,是建立在当时已经认识到水肿与肾,与尿量,与汗孔排汗等生理机能基础之上的。胕肿的部位在“上下溢于皮肤”的全身性浮肿。文中讲到“至阴勇而劳甚”的“肾汗”,依宋林亿解之,“肾汗”应指房事劳甚出汗,说“肾汗出逢于风”时,“内不得入于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所以“肾汗”便“客于玄府,传为胕肿”。解释说“玄府者,汗孔也。“说明处于皮肤的玄府,就是皮下的汗孔。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对玄府解剖部位的理解,应该是没有疑义的。玄府(汗孔)在皮肤,是皮肤的解制结构之一。
  秦汉时期,医家们更多的是将出汗与腠理、卫气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较为正确的理解腠理、出汗、卫气呢?我们只能将它们放在秦汉时期的相关史料中考察。荀子(约生活于公元前298-238年)《荀子·荣辱篇》讲:“目辨白黑美恶,……骨体肤理辨寒暑疾痒,……”认为皮肤、腠理是辨识寒暑与异常感觉的。比荀子稍晚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先已》说:……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吕不韦将皮肤之腠理看作新陈代谢的重要都位。两汉医家在《内经》中记载肤理颇多。《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秋气在皮肤,……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灵枢·刺节真邪》:“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胰理闭,汗不出,……”在此将寒冷之气与腠理闭合联起来解释出汗,不讲玄府。《灵枢·五癃津液别》讲:“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此处十六字,作者简述了腠理闭,汗不能出,其尿量增多从膀胱排出的生理现象。同样只讲腠理,不用玄府。在《内经》中,更多讲“腠理开”。《素问·举痛论》:“热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出,故气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阳发腠理。”《灵枢·决气》:“津脱者,腠理开,汗大出。”只见汗出与胰理关系,亦不提玄府。可见“玄府”概念较腠理晚出。《素问·调经论》讲:“上焦不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调经论》将腠理、玄府并用,推导它们的解剖部位都在皮肤。古代医家在临床观察中记载“肺热病者,先沂然厥,起毫毛,恶风寒”(《素问·刺热论》)。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起毫毛,即突然遇风寒时,皮肤毫毛(亦名寒毛)下的立毛肌收缩,毫毛竖起。立毛肌受植物神经调节,是一种应激反映。《素问·虐论》讲的更为深动,写到:“虐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此令人汗空。腠理开,……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在此毫毛、汗空,腠理并用,它们都处于皮肤之内。《素问·刺要论》强调:“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刺要论》的作者对毫毛、腠理与皮肤的关系虽未交待清楚,但强调刺“无伤皮”,说明作者在临床观察中比较细心。今本“中医基础理论”解“腠理是人体肌肤之间的间隙、纹理;是气血流通灌注之处;腠理外连皮肤,为卫气散布和汗液等渗泄的通路。”由此看来,腠理是皮肤上的一个综合性解剖、生理名词,包涵了出汗的汗孔。汗孔(玄府)是腠理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理解:在《内经》中汗孔又名玄府。
   我们主张:中医理论中“府”之来源本意不可不究。古人将皮肤上出汗可以调节体温的通道命名为汗孔,在汗孔之先又名“玄府”,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奥秘呢?为此,我提出:在解“玄府”时,一定不可忘记“府”的概念。《素问·卷三》凡四文,比较集中探讨了脏、腑问题。但每一文都在这一方面或者那方面没有交待清楚。如《灵兰秘典》讲十二官,十二官之脏腑分类不清。《五胜别论》中“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提出,应在“五脏六腑”概念形成之后,大约出于两汉或两汉之后。文中讲到“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府,转化物而不藏。”被后世定为判断脏或腑概念的理论依据。但“腑之本意来源不清。“府,转化物而不藏”本意何在?笔者研究认为《尚书·大禹谟》讲“六府三事允治”,“六府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及“水、火、木、金、土、谷”。文中之水、火、木、金、土、谷称“六府”。孔颖达疏“六府即财用之所自出。”所以“六府”属社会学,是大禹在管理国家时、国家设立的管理财用的六种府库制度(部门),其目的是要达到“政在养民”。六府制度,两周亦用。《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可见国家机关所设六府,只管理财用支出,不出政令。先秦医家在探讨消化生理时,感到原来认识到的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五个器官不足以完成五谷之消化吸收输布问题。医家们在当时常用的六甲、五子(从六十甲子中总结出六甲五子)十一常数指导启迪下,从《大禹谟》中引人“六府”概念,创三焦(包络府)配胆、胃……组成中医消化生理之“转化物而不藏”的医学六府,自春秋战国起,人体五脏六府理论沿用至今。所以《水热穴》论的作者用“玄府”解释“汗孔”是有道理的。说明皮肤上的排汗之孔是“泻而不藏”的。又因在皮肤上难于看见排汗之孔,故用“玄”来形容,表明排汗之孔为“玄妙之府”。这就是“玄府”概念的诠释。
  四年前有学者连续发表《玄府概念诠释》七文,文中根据刘河间“玄府者,无物不有”曲解推导人体有“内玄府”、“血脉之玄府”等广义玄府说,指出:玄府与细胞之离子道有关,说人体内各个间隙都是玄府,还说利用他们的广义玄府理论可以指导治疗疑难杂症。既往虽有学者用玄府、三焦理论解疑难杂症。但那是医家们当时的认识。现在,当我们澄清了玄府,即汗孔,是皮肤腠理的组成部分,玄府的解剖部位在皮肤。由此判定:当今宣传广义玄府说是错误的。玄府理论不可能成为“防治疑难杂症的突破口与切入点”。
  广义玄府说休矣!



䐃肉、肉䐃、分肉之间解析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九

  摘要:通过对《黄帝内经》中䐃肉、肉䐃、分肉之间的所有记载分析其原文本意,结合当代研究,提出对囷的解析,进而解释了秦汉䐃肉、肉䐃、分肉之间等词组的解剖学意义。
  在《黄帝内经》中,䐃肉、肉䐃、分肉之间是常用的秦汉医学解剖学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至秦汉时期中国的人体解剖水平。但因多种原因,上述三则古典人体解剖学名词至今未见较为合理的解释,更未求得学术界共识,其历史学术价值也就长期被湮没于远古医学史料之中。近些年来《灵枢经》出版了“校释”(河北医学院)、“译释”(南京中医学院),又有《内经词典》问世,都未对䐃肉、肉䐃作较为合乎历史本意解释。笔者认为:分析秦汉䐃肉、肉䐃、分肉之间的本意,应依赖于《内经》中的原文本意。考虑到《内经》中多处用腘,虽在《灵枢》的《本输》、《终始》、《经脉》、《经别》等许多篇中都明确讲,腘即腘窝,或委中穴处。但在《内经》的许多版本中当讲“䐃肉”时,又将腘与䐃混淆,出现䐃误抄为腘,导致“腘肉”的问世。多少年来,虽累有学者作些解释,也未能澄清“䐃肉”误抄为“腘肉”的本意。为此,在探讨“䐃肉、肉䐃”之前,特立关于腘、䐃的史料分析。
   关于腘、䐃的史料分析
   腘,《急就篇》、《说文》不载,百家子书中唯有《荀子·富国》:“诎要桡腘,君卢屋妾。”此文在诎(屈曲之意)的意提下点明“诎要(腰)桡腘”,桡代表上肢,腘代表下肢。该文讲的是“妾”在主子面前弯腰俯背,屈肘曲膝于地的形态表象,即“言诎腰桡腘,若卢屋之妾”。在《黄帝内经》中,有腘作为解剖学名词的记载。如《灵枢·邪客》:“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聚邑,人有䐃肉,……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腋指上肢的腋窝,腘,很清楚指膝后的腘窝了。《素问·骨空论》:“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腘。”王冰注:“腘,谓膝解之后,曲脚之中,委中穴……”王冰将腘的解剖学意义讲明白了。
  然腘和䐃,在《内经》某些版本中,当与肌肉组成词组时,常有抄误。查《灵枢》,在《寿天刚柔》、《师传》、《五变》、《本藏》、《卫气失常》、《五禁》六文中,有䐃肉,或腘肉记载,依笔者手头的《甲乙经》及五个版本的《灵枢》录之分析,[1-6]从版本讲,史崧本《五变》、《卫气失常》用腘肉,史崧在《卫气失常》“腘肉”后注:“一本云䐃肉。”清·陈梦雷在《师传》、《五变》、《卫气失常》三文中用腘肉。《五变》中马莳解腘指委中穴处。《卫气失常》中张志聪解腘肉为“精肉”。河北医学院校译本(1982年)在《五变》中用䐃指出:“䐃,原作腘,据《甲乙经》改。”在《卫气失常》中用腘注:“腘,日刻本作䐃,下同。”南京中医学院译释本(1986年)《五变》中用腘,注:“甲乙经作䐃肉,较妥。”该本《经水》:“……肉之坚脆及腘之大小。”注云:“甲乙经作䐃。”上述各注均提《甲乙经》作证,说明魏晋时期的《甲乙经》中均用䐃肉。反映了《灵枢》早期的原貌。至史崧注云证明,在史崧本之前已有抄误。唯陈梦雷本抄误达三文,从文词分析,陈梦雷等人已主观将“腘肉”列为人体解剖学名词,他们没有认识到“腘肉”属于“䐃肉”抄误。
   从《灵枢》各篇讲,《五变》中有四个版本即史崧旧本、1984年影印本、陈梦雷和南京中医学院译释本用腘肉,唯南京本指出:“甲乙经作䐃肉,较妥。”《卫气失常》中用腘肉,亦达四个版本,如史崧本、影印本、陈梦雷本,再加河北医学院校释本,后者注曰:“腘,日刻本作䐃,下同。”上述各本注云,表明了从南宋史崧至当代学者都希望纠正䐃肉误抄为腘肉的心情。我们希望与当今学术界早日求得共识。
     其实废除腘肉,恢复䐃肉是不应该有所争议的。因为,腘肉仅能解为腘窝部的肌肉,如此,又怎能理解“腘肉坚,皮满者,肥”呢?按任谷庵解之,也仅能称“腿肚子”肥了(见陈梦雷本《卫气失常》注)。
   关于䐃释为“腹中䐃脂”(《寿天刚柔》、史崧依《玉篇》注之),或《广韵》:“䐃,肠中脂也”,及倪冲之曰:“䐃,肥脂也”(陈梦雷·《本藏》注)的诸多认识,只有当䐃肉、肉䐃概念澄清后,方可明了。
  关于䐃肉、肉䐃解析
  1.䐃肉的解析
  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讲䐃肉的出处很多。如《灵枢·师传》:“本藏以身形支节䐃肉。”陈梦雷本《灵枢·卫气失常》:“腘(䐃)肉坚、皮满者,肥;腘(䐃)肉不坚,皮缓者,膏。”《灵枢·五禁》:“著痹不移、䐃肉破。”《灵枢·五变》:“腘(䐃)肉不坚而无分理……其肉无䐃。”上述史料中腘(䐃)肉一词,属解剖学名词,与肌肉有关是没问题的,正如《灵枢经校释》注:“䐃肉,肌肉突起的部分。”但是用“肌肉突起部分”解释䐃肉,或者说“肉柱,就是䐃肉”,[7]都与《灵枢经》的原文本意不同。张景岳在解“肉有柱”时指出“柱者,䐃之属也”,[8]也是不全面的,都没有说中䐃肉的要害。
  䐃肉与肌肉是什么关系?要了解䐃肉的本意,首先在于解囷。从文字演绎讲,“䐃”源于“囷”,《诗·魏风·伐檀》:“取胡禾三百囷兮。”毛传曰:“圆者为囷。”《礼记·月令》:“仲秋之月,穿(挖)窦窖,修囷仓。”《国语·吴语》:“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韦昭注:“员曰囷,方曰鹿。”《说文》:“囷,禀之圜者,从禾,在口中。”上述史料证明:在先秦的传统文化中囷指圆形的谷仓,说明《卫气失常》、《五禁》、《五变》的作者们在人体肌肉解剖过程中发现了臂胫的肌肉形态,是成圆形块状的,不同于胸腹部的肌肉。正如《卫气失常》指出:“肉之柱,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怎样给块状或成圆形的块状肌肉命名呢?于是先民们就在取象比类思想指引下,依“囷仓”之象创䐃,使䐃从肉(月),这个䐃字,不仅代表圆形,而且意含由筋膜包裹的圆形肌肉,即绝大多数的四肢肌肉,[9]这一解释与“肉之柱,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的观点是一致的。䐃肉即指由筋膜包裹的圆形肌肉。唐宋学者有时候也将“䐃”代表䐃肉,如王冰在注《素问·玉机真藏论》“身热脱肉破䐃”时指出:“䐃者,肉之标。”讲的是突起的肌腹。王冰接着补充说:“䐃,谓肘膝后肉如块者。”䐃,或者䐃肉,就是筋膜包裹的块状肌肉。
   2、关于肉䐃的解析
   在古代医学家看来,“䐃”又指包裹肌肉的筋膜。《灵枢·邪客》曰:“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文中将“聚邑”与“䐃肉”类比。“聚邑”指一个国家的许多都邑,都邑是有城墙,护城河包围、保护的;人体四肢的一块一块的肌肉好比都邑一样是被一层筋膜包裹(裹累)的。因此,文中“䐃”就指包裹肌肉的筋膜了。换句话说,古人就是将肌肉的筋膜称“肉䐃”了。《灵枢·本藏》在“六府之应”后说:“脾应肉,肉䐃坚大者胃厚,肉䐃么者胃薄;肉䐃小而么者胃不坚;肉䐃不称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利:肉䐃不坚者胃缓;肉䐃无小里累(裹)者胃急;肉䐃多少果累者胃结;胃结者上管约不利也。”《本藏》的作者抓着“肉䐃”这一解剖学名词从七个方面深入进行与胃有关的讨论,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肉䐃”的注意。考之,历代注家无解,当代注家亦无解,《内经词典》用“肉之柱”解释“肉䐃”,将肉䐃与䐃肉混同,是值得商榷的。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䐃”还指包裹肌肉的筋膜。我们还认为《灵枢·本藏》讲:“胃者,肉其应。”《本藏》的作者根据胃壁组织的特性,认为胃壁组织与肌肉的筋膜(肉䐃)相似。两者都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便是“肉䐃坚大者胃厚;肉䐃么者胃薄……”的根由。从《本藏》解肉䐃与胃的关系看,古人认为:胃壁是由象肌肉外面的筋膜(肉䐃)一样的组织构成的。[9]所以,可这样讲:肉䐃即肌筋膜。
   关于䐃释为“腹中䐃脂”、“肠中脂也,”或者“肥脂也”,都是当时的医家在不同的解剖条件下看到腹腔的大网膜及其大网膜内的脂肪,或者肠系膜上的由筋膜包裹的脂肪后提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包裹脂肪的膜,与包裹肌肉的膜也相似。因此,前者称“腹中䐃脂”,后者叫“肠中脂也”,这些名称,不影响䐃肉、肉䐃概念。
  分肉之间解析
  当我们澄清了囷、䐃肉、肉䐃概念之后,对于“分肉之间”就比较容易解释了。《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素问·痹论》:“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故行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灵枢·本输》:“春取络脉诸荣大经分肉之间……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上述原文文意含分肉之间指一个有间隙的解剖部位,这个间隙与肌肉发生一定关系。但由于时代的限制,马莳、张志聪均无明确解释,《类经》十九卷第6注“大肉深处,各有分理,是谓分肉间也”。当今《灵枢经校释》在《经脉》篇中注曰:“分肉, 言肉中之分理也。”此解也难于说明“分肉之间”的本意。其实当我们阐明了䐃肉、肉䐃的肌肉解剖学本意之后,对于“分肉之间”的解剖部位就好理解了。“分肉之间”是相对于䐃肉讲的,数块被筋膜包裹的䐃肉之间的肌间隙,就叫分肉之间。当代学者谢浩然于1984年指出:“……我们进行了尸体四肢横断面与纵剖面“分肉之间’筋膜间隙的解剖观察”,认为各肌肉之间“是有不规则的多角套管复合立体的筋膜间隙”,[10]从解剖手太阴经脉等经脉的间隙结构,与循经感传和红外热像图等实验对照看,其循行感传的路线,方向速度、阻滞等特征的物质基础,可能与‘分肉之间’筋膜间隙的物理性质有关”。此论涉足于古人所谓的“分肉之间”概念,即是指各肌肉之间筋膜间隙。有学者亦讲:“形态学研究发现,依电阻通道位于《黄帝内经》所说分肉之间的组织间隙之处,符合经脉的解剖定位。”因此,在臂胫的多块䐃肉之间的肌间隙就是指的“分肉之间”。   
参考文献
[1]山东中医学院,针灸甲乙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2]南宋.史崧家藏旧本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3]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黄帝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4]灵枢经,影印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5]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6]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灵枢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1986.
[7]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F)[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59.
[8][8]张景岳.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9]严健民.略论灵枢经的解剖学成就[J].浙江中医杂志,1984,(5);197-198.
[10]谢浩然,等,人体经络间隙结构解剖观察[A].中国针灸学会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1984:186.


小指屈肌腱,尺侧腕屈肌的解剖学基础
和‘尺神经派’的同志们商榷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

    近年来拜读了一些研究《灵枢经》的文章,如《中医专题讲座选》第一集中的《关于经络学说形成发展及其实质》(以下简称‘上篇' )及《中医杂志》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中《十二经筋概述及其实质初探》(以下简称‘下篇’)。这些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古典医学进行了论述。文章中引经据典,概括通俗,生动具体,读之经纬分明,受益不少。但是,以上两篇文章中,都认为手太阳之筋系指尺神经而言。本文打算就手太阳之筋的实质问题,和‘尺神经派’的同志们商榷,错误之处,请予指正。
  ‘上篇’指出:《经筋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即证明手太阳小肠之筋,实际是指现代医学中的尺神经的走向和功能”。笔者认为,研究《灵枢·经筋篇》的原文本意,应该着重分析一个‘结’字。在《灵枢经》中,‘结’ 字的用处甚多,其用意各不相同,有当比喻词用指逆反疙瘩的见《九针十二原》 ;有当名词用指弯曲的(见《本藏》) ;有指血液凝聚,血脉不通的(《周痹》《逆顺肥瘦》);有指抵达某处的(《根结》)。在《灵枢·经筋篇》中,其‘结’的主要用意是‘附着’。何以见得《经筋篇》中的结是指附着呢?唐杨上善在注《太素·经筋》时指出:“结、曲也。”这是一般的解释。杨氏接着指出:“筋行回曲之处谓之结。”换言之,凡是筋回曲的地方就称‘结’。这与《素问·皮部篇》讲“筋有结络”是一致的。什么是‘络’呢?《说文》讲:“络絮也。”函“包络”之意。《辞海》中‘络’有一解,泛指网状物,如橘络等。《素问·瘘论》讲:“宗筋主束骨而利关节也”。据此,我们应该理解“筋有结络”,就是讲筋(肌腱与韧带)结于某骨之上,就象回曲的橘络结于橘蒂的根部-样。这一解释与张志聪说:“结络,言筋之系于分肉,连于骨节”也是一致的。手太阳之筋,之所以“结于腕”,“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就因为它们在腕部与腕骨相结络,在肘内锐骨之后与肱骨内髁相结络。用现代解剖学语言讲:手太阳之筋在上述部位都附着在骨上。所以‘上篇’指出:“肌腱、韧带是不会有结络的”。此语欠妥。
    ‘下篇’在探讨经筋实质时指出:经筋在循行中分别和重复结聚于四肢关节部。当接触到尺神经的分部与功能时,‘下篇’的作者又强调:“手太阳之筋……系指尺神经,似无异议”。笔者认为:臂神经丛集中在锁骨下部的内侧分出的尺神经,循肱动脉内侧下降,经肱骨内上髁后面的尺神经沟再下行,分出肌支等四个分支,最终以末梢神经,纤维的形式而终止于肌、皮等处,它们在沿途都是没有‘结’的。且尺神经的主干从尺侧腕屈肌两头之间穿入深面,转向前侧,于少海穴以下和手少阴心经循行方向一致。假如按《经筋》与《经脉》循行相适应的观念,那么,尺神经在少海穴以下的部分,应该属手少阴之筋了。所以用尺神经的分布与功能来解释手太阳之筋的循行走向,不符合《经筋篇》的原文本意。‘上篇' 和‘下篇’都讲,现在我们在肘内锐骨处弹拨,可出现感应放射到小指之端。无疑,这种感应是因尺神经受到刺激后产生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表面偶合现象,结论为“手太阳之筋系指尺神经而言”,从而放弃了手太阳之筋“结于腕”等解剖实质内容;更不能因为“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液下痛,液后廉痛(见‘上篇’)”,而结论为“为我们”认识手太阳之筋实际是尺神经的走向和功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古人在写《经筋篇》前,对人体的肌肉和韧带进行了解剖观察,做了相当于“技(枝)经肯綮(《庄子·养生主》)”的实物调查,写作中以“阴阳学说、“十二经 脉学说”为理论依据而成章的。
    手太阳之筋在肘以下的原文,应该翻译为;“手太阳这条筋,起于小指之上,上行附着在腕骨,再沿着前臂的内侧缘上行,附着在肱骨内髁的后面,用手弹之,连小指都可以牵动。”这里记录的,应该是指深屈肌的小指屈肌腱和尺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有两个起点,一起于肱骨内上髁,另一以薄腱膜起于尺骨鹰嘴和尺骨背侧缘的上三分之二,止于腕部的豆骨。可见尺侧腕屈肌的起止点完全与手太阳之筋“结手腕、结于肘内锐骨之后“一致(只有起止点相反)。原文指出:“弹之应小指之上。”说明古代医家们在解剖时,观察比较细致,用手弹过该筋,终于牵扯动了小指(弹在豆骨旁边的小指屈肌腱上)。所以,手太阳之筋在肘以下的“实质”不是尺神经,而是尺侧腕屈肌和小指屈肌腱。
当今,当我们在肘后皮下弹拔尺神经时,确实可以产生酸麻感,此一感觉确实为尺神经效应。但我们不可将此一“弹拔”,与《经筋》中的“弹之应小指之上”的论述范围相混。前者在解制过程中“弹之”,后者指我们在肘后皮下“弹拔”。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在《经筋篇》中,没有直接描述尺神经。
      《灵枢。经筋》篇成文的解剖学基础及某一“筋”的“结于”某处,可能与相关肌肉的起止点有关,值得我们费大力组织解剖学家一一解剖、考辨,澄清经筋篇行文的原文本意。


《灵枢》咽喉、内眼解剖生理史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一

    《灵枢》之《优恚无言》是关于咽喉解剖的专篇。原文讲:“咽喉者, 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用现在的话说,咽喉是食物经过的通道,喉咙是呼吸气流经过的通道,人们发出各种声音,是声门、会厌、悬雍垂、舌和口腔肌群共同作用完成的。舌的根部,有-块横着的骨头,叫舌骨,是舌肌附着的地方,由一种还不知道的物质即神经指挥舌的运动。这里不仅记叙了咽、喉等的解剖部位,连发音的机理都讲清楚了。关于声门,古代医家通过解剖和临床实践,认为它象一扇对抗的门户,左右肺叶呼出的气流从这里泄出, 故用“顽颡”二字以命名,这和古代医家们在解剖过程中用上,下管约给贲门和幽门命名一样,反映了声门组织结构的解剖实质与声门活动的枢机(机理)。
    《灵枢》对于眼解剖结构的认识更有独到之处。《口问》篇:“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古代医家在解剖过程中发现眼的血管特别丰富,并且选用“宗脉” 这个词来描写。“宗”有宗族,宗亲之意。“宗脉”的本意是讲在十二经脉这个经脉的“宗亲”系统中,各条经脉都汇集于眼。眼睛是许多血管聚集的地方。所以有时又用“眼系”来描述眼底后部的血管、神经丛。文中讲到空窍(泪囊与泪道),并且用当时的医学理论解释了“上液之道开则泣”的道理。《大惑论》还详细地记述了眼的解剖结构,“ 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里有两点证明古代医家对眼的解剖是极精细的。一在 “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后,接着言“血之精为络”。这是“黑眼”的物质基础。眼球的外层,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眼球正中可见的黑眼——虹膜, 及虹膜后的睫状体,睫状体后的脉络膜,都属于血管丰富的色黑的葡萄膜层,即原文讲的“黑眼”。二是古代医家们对瞳孔括约肌的认识,即“肌肉之精为约束”。瞳孔括约肌,是埋藏在虹膜基质中的肌纤维束,这些细微的结构,如果不作精细地解剖,是难以发现的。《大惑论》在讲病邪入脑时用“眼系”解之,“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大惑论》还记叙了“视歧见两物”的复视现象和“卒然见非常处”的幻视现象,认为这是“精散”、“神劳”、“神精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的结果。这是古典朴素唯物论在《灵枢》中的应用。为进一步论证近8000年来,我国先民们对“目之于色,目主思维”的认识,现将“中华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 本文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3)]录于后,供读者参阅,以求加深殷商至秦汉学者们对心、脑、眼及颅底经脉解剖的认识。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们挖掘出许多描绘目(、、……)的史料,最为远久者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8000年前的龟板刻文(目),这个刻文中间的圆当指瞳孔;殷墟安阳甲骨目字作,形态众多。与殷墟同时代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陶文及其系列凸目面像、凸目铜人像、凸目面具等.都应深藏着中华远古先民对“目”的深刻认识。犹其甲骨文中的蜀字作,突出一条虫头端的凸目,它的本意应如何解之?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我国先民们在“目”的面前究竟想了些什么?我们是否可用现在考古史料、先秦史料中关于目、眸、瞳及由目演绎 (臣)字文的内涵作一些新的探讨,作一些与人的思维功能有关的探讨。这个设想过于大胆,将试求证之。(略)
    一、关于三星堆青铜“凸目文化”的考释
    据《探索·发现》栏目编《考古中国·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载《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叙述,从20世纪30年代发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大批玉石器,随后于1986年起,广汉三星堆文化始露头角。考古学家们认定,早在3200年前,“三星堆先民因一种神秘事件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说明三星堆文化在突然埋入地下之前曾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三星堆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以青铜凸目面像为代表的“凸目文化”,“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凸出于眼眶”。三星堆先民围绕“目”创作的“凸目文化”的动机是什么?此亦我们追议的宗旨。
    在《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中,考古学家们根据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祖之一。我国古蜀域辽阔,民族传承复杂,如古蜀山氏、葛戟氏、氐族、古羌族等之传承关系一言难尽。古羌族历史悠久,活动范围很广,传说大禹是羌族。葛戟人生活于四川西南,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曾讲过“羌葛大战”的故事。据传说,葛戟人的眼是坚目的,又说葛戟人很可能就是氐人。又有“蚕丛羌”(茂县蚕陵镇人自称)之说。总之,蜀域辽阔,蜀史悠久,蜀文化现象中的“凸目文化”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六文中,学者们已经探讨过三星堆先民创作凸目文化的根由,有些观念难于苟同,我们拟从“蚕丛”探讨。
    “蚕丛”中的“丛”非“虫”,丛作聚集、丛集、丛生、丛林解,是对主语“蚕”的解释。文中之“蚕”指众多昆虫的幼虫。应该指出,远古先民能提出“蚕”这个概念,能将这个“蚕”的名词固定下来并传承,不是一件易事。生活于亚热带区域的远古人类,在采集生活中对于昆虫幼虫变态生活史的认识,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才认识到“蚕”,进而才认识到可以吐丝的“桑蚕”的生活习性,才知“桑蚕”吐的丝纤维很长,可以利用取丝纺制。据考,古蜀人饲养桑蚕,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26世纪以前(考古中国贰39页),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认为:“蜀域由蜀山氏到蚕丛氏,也就是古蜀人初步完成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过程。”我们说“蚕丛”之“蚕”不单指“桑蚕”,它应包括昆虫类螟蛾科、粉蛾科、蚕蛾科等昆虫的幼虫,是古蜀民在长期观察中总结出的一种崇拜概念称作“蚕丛”。如以尺蠖为代表,尺蠖蛾科的幼虫尺蠖,俗称打弓虫,它体长4cm~6cm,头端一对凸起的双目(复眼),行走时先屈后伸。尺蠖头端凸起的双目能感受和传递外来的险境,知险后能迅速逃跑。尺蠖的特性使我们想到古蜀字(甲骨文一期《后上》九·七),(、一期《合集)9774),它们都形象描绘了一条头端凸起双目的虫,正如“打弓虫”的屈伸之状。字虽始见于甲骨文,但我们推想它应始创于古蜀域,它应是古蜀域先民对以尺蠖蛾科幼虫尺蠖为代表的、能用凸起的双目思考险境,保获自己安全的崇拜。这才是三星堆先民围绕“目”创作“凸目文化”的动机。三星堆人崇拜的实质,是崇拜尺蠖、桑蚕等头端凸起的“目”能思考险境,“目”能指挥逃脱险境,于是这个民族为自己取名叫“蚕丛氏”。蚕丛氏的后代,于武王伐纣时参加伐纣盟会,西周中后期“蚕丛氏”始称蜀王,后禅位于“开明氏”,传十二世,被秦灭。“开明氏”亦意指“目明”,继承了凸目文化精神。
    二、中国先民“目之于色”中医学思想萌芽探讨
    古人类学家证实,近5万年以来人类进化至新人时期,新人在体质上出现了许多新特征,如人类在近百万年来的直立行走、双手劳动;在谋生中由于安全的需要.其头必然左顾右盼,促进了全身骨骼系统在脑指挥系统的指挥下协调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新人的脑容量达到了1300ml左右,脑神经系统在脑内各部之间产生了广泛联系,组建了功能较为完备的新皮层,在生理上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为经验的积累创造了极好条件。如中国新人代表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们,由于他们关注狩猎经验的积累,发明了狩猎工具飞石索,第一次提高了狩猎的生产能力。新人们原始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才是各类原始科学知识,包括原始医学知识、人体生理学思想萌芽的起源时期。我曾在《论原始中医学·新人早期外治医学思想萌芽概说》一文中,初步探讨过我国先民关于“目之于色”的认识。如山顶洞人,他们已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注意到目的生理功能”。如山顶洞人及其以后的人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呼呼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并本能似地摇摇头,或本能地用手揉一揉眼睛,当在山洞中闭紧双目站一会后,再睁开双眼,眼前又明亮起来。人们的这一行为,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当人类能够采用这种直观方式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与生理现象的时候,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便深化了一步。“目之于色”这一生理现象代表了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至8000年前的贾湖人,人工种植水稻已多年,制陶也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能利用白鹤的尺骨制作出5孔~8孔的骨笛.对于我国古典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贾湖人的智力己能观察理解“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这是他们能在龟板上刻出,理解眼中有一孔(瞳孔) 的原因。他们对“目”的生理功能有了更多的感知。到了殷商时期,人们不仅刻画了许多形态的目(),而且还依创作了 (见)、朢即望)、  (瞿、懼)等寓意很深的字。从甲骨文 (一期《宁》、248、望、古作朢)分析,这个朢(望)字,描绘一人站在一高物上,突出用“目”眺望、探望的行为表象,不仅表明了“目”是可视的,而且还寓意了人的心态疑惑、解惑之意,说明“目”是有思维能力的。甲骨文表示惊恐的懼字,描绘了人们遇到险境时,昂首张双目的惊恐之状,何等传神。在上述、二字面前,应该比较深刻地说明了造字者对“目”生理功能的认识,反映了人(当事者)在某一处境中的“目主思维”过程的认识。由此思之,从山顶洞人到贾湖先民、殷商造字者们,他们早已在直观下关心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是由“目”完成的。人们对“目之于色”(中医学思想萌芽)的认识过程,应属原始自然科学范畴。
    中华远古追议史《尚书》记载,夏禹执政时,为完善国家体制,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水、火、木、金、土、谷(六府库制度)惟修”。夏禹的“六府三事”,为我国远古社会学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商汤已可刻置“盘铭”,说明由陶文演绎来的、初步规范化的甲骨文字(依类象形造字原则)进入了大发展期。甲骨早期的臣()字由目()演绎而来,或字的产生,表明社会学中有了侍奉君主并甘心用目(用心、用脑)“全心全意”为君主出谋献策的人(臣子)。就此论之,能为君主出谋献策的臣()子是在用“目”思考问题。毫无疑问,当原始自然科学“目之于色”的认识转化为原始社会科学中“伏首为臣()”,将“目”之生理功能推向社会学的时候,由此代表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的“目”之生理功能不仅限于“目之于色”了。
    在我国古文字中采用臣字作部件组建文字者达40字左右。这些造字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如臤(qjan谦)从目从手,表明除用“目”思考外,还善于用手操劳的人是牢固可靠的;古堅字亦作牢固解,堅从目从手从土。土属意符之一,描绘的是站在土地上(脚踏实地)用目判断事理、用手操劳的行为表象,表明脚踏实地、意志坚定;古鉴字作鋻或鑒,成语中的“前车之鋻”、“以史为鋻”都突出了臣(目),即善于用目阅览群书,总结前人各方经验教训,启迪后世的深刻内涵。尤其早期的鑒字,右中之“”亦指目,这个“目”横藏于内,含潜心(细心)研究之意,反映了古人造字的本意。古圣贤的“贤”宇,上部本为“臤”,“臤”字下部加“贝”,强调了善于用“目”思考、用手操劳的人是人群中少有的宝贝,称作“圣贤”。古造字者们借用臣()作意符组建的近40字,无不反映了造字者们对“目”之生理功能的深刻理解。
若问远古造字者们在“目”()、“臣”()字面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思考和认识?也许当解开眸、瞳、眸子、瞳子、瞳人的奥秘之后,方能有所领悟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过程中潜藏的“目主思维”过程。    
三、眸、眸子、瞳子、瞳人生理学意义初探
在本节的探讨中有一个基础,就是远古先民对“目”之生理功能的关注,就是人们关于眸子、瞳子、瞳人本意认识的连续性与同一性。由于在追溯中,总感历代学者们对于“眸子”、“瞳子”、“瞳人”之关系均未能解开其8000年以来的原始本意,未能认识它们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故本于“求可以知物之理”(《荀子·解蔽》)精神.拟试设新径求证,盼求学者们在指导中共识。
试解“眸子”大约与牟难分,而牟在春秋早期已是一个多意字。我们的探讨集中于牟即眸。《荀子·非相》“尧舜参牟子”。清·王先谦注:“牟与眸同。参眸子,谓有两瞳之参也。”表明尧舜二帝办事十分认真。《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尸子》的追议,进一步肯定了人们认为舜帝用两个眸子思考问题,说明舜帝办事认真。《荀子·大略》“……非目亦明也,眸而见之也。”此言讲:不是目能见光明,是眸子见到了物。《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胸中不正,则眸子眊。”朱熹集注曰:“眸子,目瞳子也,盖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朱熹讲,眸子就是瞳子。说人在看事物时,其神(思考·判断)在目(在瞳子)。《国语·周语下》“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 足以步目,……。今晋候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焉。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周语所论,从晋候的整体姿态观察,虽强调了“心”的作用,但重点放在目,如“目以定体,目以处义,足以步目”,反映了早期目主思维的思想,说明了“眸子不能掩其恶”。《灵枢·五色》裹撷远古口头传承说:“目有所见,志有所恶。”将“目”与“志”连在一起,反映了古人认为目与志的关系。《灵枢·脉度》:“目能辨五色。”《素问·脉要精微论》:“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在此,脉要精微的作者虽然比较单纯地讲了精明即眼的视觉功能,甚至指出“目者,心使也”。但在远古人类,如贾湖人是不可能知道目的功能是脑(心)完成的。《灵枢·大惑论》更明确记载:“……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肌肉之精为约束。”又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总体讲《大惑论》说“目”是产生“神气”(神气之所生也,即思维功能志意)的部位,继承了先祖认为“目主思维”说。但《大惑论》随后又用两汉医理进行解说,说明中医理论发展道路的坎坷。
眸、瞳指瞳孔;眸子、瞳子即瞳人;瞳人即两人抱头对视时所见瞳孔中的小人。“目主思维”与瞳人有关,这是远古先民的认识。后文应再求证。
    四、关于“目论”与目主思维的再探讨   
    古人讲过“目论”,认为“目”是主思维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此语建立在既往有人认为“智出于目”。反对的一方说:“目能见其毫毛而不见其睫。”认为“目论”中,“目”不能看见身边的睫毛,“目论”是不全面的,因此才有“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三国志·吴志·周鲂传》:“目语心计,不宣唇齿”,认同了古有“目语”、“目论”之说。追议中华远古先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早已训养水牛,试想较河姆渡早数百年的贾湖人是否已训养过性格温顺的水牛、黄牛呢!贾湖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了,是否因他们在驯养牛的过程中,在牛崽坠地“牟然而呜”(刚生小牛睁开眼就叫)的情况下,人们抱着可, , , 爱的小牛的头对视时,发现小牛眼中央那个大大的“黑洞”(瞳孔)内有一小人(瞳人,对视者自己的像),因而认为小牛眼中的“小人”可动可笑,不可思议,推论认为是小牛的目中小人指挥牛的所有活动。包括“牟然而鸣”!当人们抱着大牛头对视时,也见到牛瞳中有一小人,甚至人与人抱头对视时,亦见到目中小人,俗称眸子(瞳子、瞳人)。当人类建立了灵魂思想的时候,又认为目中这个“小人”代表了牛或人的“灵魂”。总之,远古先民崇拜“目”,创作“凸目文化”过程是复杂的,贾湖人的认识经口头传承至三星堆,三星堆先民在“小浅盘高柄陶豆”上刻下与贾湖同形的(目),代表了三星堆人“崇目”源于贾湖的先民。三星堆人“崇目”还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前文讲到“凸目文化”与蚕(尺 蠖、桑蚕等)的关系,其实还有另一说。《考古中国·贰》第18页引龙晦先生话说:“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与鸟有关。”龙晦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中说:“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即鱼鹰。”鱼鹰俗称鸬鹚,善潜水捕鱼。《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 , 水中之凫。“歌颂了鱼凫潜水捕鱼的本领。可见,蜀先民在马牧河驯养可以战胜鱼的鱼鹰(鸬鹚)捕鱼,崇拜鱼鹰能在水中睁大双眼捕鱼,此亦成为“凸目文化”的又一源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昌钰说:“鱼凫氏是部落联盟的形式,过去有两支,即崇拜鱼的部落与崇拜凫的部落,两个部落组成联盟,统治了当时的成都平原。”学者们认为:“蜀分别由蜀山氏、葛戟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蒲泽)、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蜀域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凸目文化”;蚕丛、鱼凫、开明共同传承了远古蜀民的崇拜与信仰。
中国远古先民早己关注人本身的思维问题。商纣王根据甲骨造字者们在心脏解剖过程的成就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于是纣王又借机“剖比干,观其心”。商史证明,心主思维源于商,后被传统中医理论传承。关于脑主思维,商时虽作初探,但因脑组织藏于硬脑壳之内,又柔弱如泥.商民难于探讨。时至两汉,医家们虽在完善心——十二经脉调节论后,仍感无法用经脉理论解释临床所见“邪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伤左(额)角,右足不用”等病例的时候,医家们不仅对颅底经脉进行了解剖,记录颅底经脉(基底动脉环)为:“阴 蹻阳 蹻,阴阳相交”,首创 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秦汉学者还在开颅之后详细观察了脑回形态,依所见脑回排列形态,创作了原始脑字如等记录于《五十二病方》及相关史料中。但脑主思维,仍然未被传统中医理论传承。  
现在当我们从“目主思维”角度探讨“凸目文化”根由的时候,从《大惑论》得知,秦汉先民完成了眼球的大体解剖,认定可大可小的瞳孔由“约束”(瞳孔的括约肌)控制,点明“肌肉之精为约束”。辨别了“白眼 (眼球前部)”、“黑眼(眼球后部脉络膜),强调“血之精为络”并提出“眼系”概念,讲明眼系是“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当我们认识到殷商至两汉先民用同等注意力关注心脏解剖、颅脑解剖、眼球解剖的时候,佐证了远古先民在无能力探讨心、脑主思维之前的数千年前,存在远古先民在“目之于色”的基础上探讨“目主思维”的可能性。《大惑论》证明,两汉医家对“目主思维”(神气之所生也)中的“目”再次进行了解剖观察。  
商末至春秋,当精气神理论创立时,人们对人的思维、思维的物质基础进行探讨,提出了“思维”功能之“气道”说。《管子·内业》讲:“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心术》讲:“气者,身之充也……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管子》认为,人的思维是有物质基础的,其一是“思维之精气”,其二是思维过程在“气道”内运行。讲明人在生命进行时可能产生思维过程;人通过思维弄明白事理;当弄明白了某些事理后,主持思维活动的“气”便在“气道”内暂时停止活动;当思考不出结果(思之不得),是精气用完了。应该指出,《管子》的这些认识是从总体上讲的,未讲“脑主思维”、“目主思维”还是“心主思维”。虽然脑心各有“气道”,但对于“目主思维”讲,“目”之眸(瞳),即人们可见的瞳孔及瞳孔后深不可测的通道,更可认为是“目主思维”的“气道”。所以《管子》“思维气道论”,更支持“目主思维”。
小结
我在“释命门”[1]一文中探讨了“命门者,目也”,从多方面论证了“古人认为目是心灵之窗,观其目之眸子,就能了解心灵活动,因此将目叫命门”。现在看来,此论虽无误但未深入,当与“凸目文化”结合,认识即可升华。“目之于色”是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凸目文化”的内涵——目主思维深刻反映了中医学思想的萌芽过程。

在《灵枢》的许多章节中,都有相应的人体解剖知识蕴藏其中(包括对脑、神经系统的初浅认识),而且多与生理、病理,治疗及古典医学理论渗合在一起。这是古代医家掌握了相当丰富的人体解剖学知识的结晶。我们应该进-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汲取其精华,推动祖国人体解剖学及医学事业发展。
      


《内经》骨骼解剖学初探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二

  我国古文字学家们指出:“早期的象形表意文字是由契刻和图画(原始记事方法)蜕变出来的”。当象形表意文字发展到使人们“心心相印,口口相传”的时候,人们的造字热潮由于生活实践的需要就开始了,许多探讨描绘事理的“仓颉“就应运而生了。人们在狩猎、农耕、制陶生活实践中为了描绘事理而“造字”的需要,对自然界的各种实体(包括人体的各部组织)进行观察、描绘,于是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生龙活虎的象形文字。如甲骨文中的舌字作,描绘作蛇从口中吐舌状。骨字作,这个字,好似肉尽筋存的骨架一般。从解剖学观念讲,这个(骨)字,就是我国最早的骨骼学了。大约过了千年以后,医学发展到《灵枢》时代,撰写《灵枢》的医学家们在许多章节中记录了不少骨学知识,《内经》中涉足骨学13篇,记载骨名31个,可分作头面骨、躯干骨、上肢骨、下肢骨。在此不作一一探讨。(请参后文《内经》骨名概例)
  一、《灵枢》论椎骨
  《灵枢·骨度》篇是骨骼解剖学专著,认为人体骨骼有“大小、广狭、长短”之分,指出“人长七尺五寸者,……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其中记录的有关骨的度量数据近四十起之多,以殷周尺度为准,经过换算,多数是正确的。如《骨度》篇对椎骨系统的叙述:“项发以下至背骨, 长二寸半”,是指后发际以下至背骨讲的(背骨即环椎骨),膂骨即大椎骨(第一胸椎)。“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这是古人对第一胸椎以下椎骨的记录。初看似与现代解剖记录有出入,然腰五、骶、尾椎骨的愈合本身存在差异,何况当时的解剖条件与技术都有限。原文接着讲“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古代医家在此依突出体表的膂骨(第一胸椎骨)为据。指出:膂骨以上还有七块颈椎,膂骨以下(含膂骨)共有椎骨二十-块。上述记载应该是正确的。然历代注家都认为“故上七节”属膂骨之下,甚至有将“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平分为上、中、下三段:合计二尺九寸六分的(见《神应经》《类经图翼》)。笔者认为:《骨度》篇:“故上七节至于膂骨”其原意是指膂骨之上的椎骨共七块,每块长一寸四分一厘。颈椎七块共九寸八分七厘。可见古代医家对椎骨系统已经研究比较详细了。《庄子》记载:人体结构“百骸,九窍、六脏”是春秋时期的认识。“百骸”,即人体有一百个可活动关节(双上肢指肘肩关节34:双下肢关节加髌骨36:脊椎二十一加颈椎七块,共二十八,再加下颌骨、舌骨,合计一百个可活动关节)与“百骸”基本一致。
上述资料还告诉人们,《灵枢·骨度篇》的作者们,至少利用“暴骸骨于草泽《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历史条件,对人体骨骼进行了比较详细地研究,并从实际出发,记下了颈椎七节与度量数据。《骨度篇》成章以后的医家,对于《骨度篇》的原文,缺乏感性认识,从而对脊椎数目产生了分歧。采用皮表切循度量法的人们,指出大椎以上还有三至四块颈椎(后发际以下椎骨未详在内);固守膂骨以下二十一节的人们,将“故上七节”全部拉入膂骨之下。这是对脊椎骨数目历来不能统一认识的根本原因。现在应该恢复《骨度篇》关于椎骨系统原文的本意了。
     二、古人对骨之骨空(骨滋养孔)及骨之联接的认识
    《素问·骨空》记载:“两膊骨空(骨滋养孔)在膊中之阳,臂骨空在臂阳去踝四寸两骨空之间,股骨上空在股阳,出上膝四寸。䯒骨空在辅骨之上端。……”又着重指出:“扁骨有渗理腠,无髓孔,易髓无空。”《骨空论》讲到股骨等长管骨,未讲长管骨的髓腔,但指出:扁平骨和管状骨不同,扁平骨没有明显的滋养孔,没有髓腔,其骨质内藏有比较疏松的红骨髓,它与管状骨髓腔内的黄骨髓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扁平骨“无髓孔,易髓无空”的本意。《素问·骨空论》的这一认识,较《骨度篇》进了一步。
      每一块骨是怎样连接的呢?《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说:“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指出人的头骨、面容,身体的形状,都是筋(韧带与肌腱)将骨连接起来的结果。筋和骨,就象气离不开血一样。《经筋》 篇比较系统地记录了筋的解剖。就踝关节韧带讲,足三阳之筋有“下循足外踝,结于踵”的跟腓韧带;“…… 上结外踝”的距腓韧带;“……结于跗上, 邪外上结于辅骨”的多组跗骨韧带。足三阴之筋有“……上结于内踝”的三角韧带后缘;“……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的蹠长韧带及……“上结于内踝之前”的三角韧带。足少阳之筋,“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 ,完全与股二头肌的止起点-致。
  三、《内经》骨名概例(许多骨名非指一块骨)
头面骨 枕骨《经筋》
完骨《本输》颞骨的乳突。《经筋》 耳后完骨
颧骨《五变》《寿夭刚柔》 颧骨,骨之本……
横骨(舌骨)《忧恚无言》
躯干骨 椎骨《骨空》《气府论》
复骨《骨空》
柱骨《骨度》第二颈椎
横骨(恥骨)
骬《骨度》剑骨突
髆骨《经筋》肩胛,《经脉》 肩髆
膂骨《骨度》第一胸椎,《岁露论》、《疟论》、《气府论》大椎
骶骨《骨度》
上肢骨 歧骨《本输》第一二掌骨之间
锐骨《本输》腕后小指端高骨,《邪客》《经筋》 肘内锐骨之后
壅骨《邪客》(手之某骨)
外辅骨《经筋》(腓骨)
臂骨《经脉》臂骨下廉
下肢骨 辅骨(髌骨)《本输》
外辅骨 (腓骨)《本输》《经筋》 《经脉 ·胆》
胻骨(胫腓统称)《本输》
然骨《本输》内踝上之大骨
髀骨《经水》《经脉》 股髋关节髀枢《骨空》《经筋》
束骨又指蹠骨《本输》
股骨
内辅骨《骨度》胫骨
京骨《本输》足外侧大骨之下(《经脉》,足太阳之脉,……京骨即足外侧小趾本节后突起的半圆骨,又指穴名。)
跟骨《本输》
踵骨《经筋》
骭骨《逆顺肥瘦》又名胫骨
核骨又名腕骨《本输》《经脉》 脾足太阳,核骨,即足大趾本节内侧突起的圆骨。
绝骨《本输》足外踝上三寸许《经脉·胆》腓骨凹陷处
(计13文,31骨名)



“经脉医学”创立早期的解剖基础
——原始中医学脏器形态学之十三

闻名四海的“经脉医学"(非经络学说),大约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自甲骨文一期心()字的创作,就表明殷商造字的人们在依类象形造字原则的指导下,为创作一个心字对人体心脏进行了解剖。这个心()字描绘的是人体仰卧位开胸()的尸体,胸腔内的心()脏只作简单的描绘。此后,殷商先民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等一系列大体结构,至纣王时期,创作出第六个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代表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殷人此举,在认识上应该是有意义的。殷人对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生理认识,建立在“圣人心,有七窍”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基础之上。“圣人心,有七窍”便是我国最早的“心主思维”观。在此基础上,殷商先民重视心脏底部通向全身的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作用,便是我国经脉学说起源的濫觞。至春秋齐国先民在活体解剖的基础上见到心脏在胸腔内“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的博动。由此,明确提出:“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的认识。可见,齐人创立了“人有四经调节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古佚医
书中,记载了十一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两个学派,即“足臂经脉派”、“阴阳经脉派”表明了经脉学说在历史长河中的演绎过程。就秦汉经脉学说发展情况分析,“足臂”“阴阳”两个学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经脉学说的每一发展过程,都有经脉解剖作基础。远古我国医疗实践中的砭针,砭针的最早用途是排脓(见《素问・异法方宜论》)随后又用作放血启脉(见马王堆古佚医书《五十二病方・脉法),由刺、砭刺发展至放血术,人们在放血术中,认识到放血时,其血由经脉流出,并观察到放血以后,可以使某些疾病的症状得到缓解(放血以后全身产生一系列反射,如升压反射……)。这就向古代医家提出了一个如何解释上述现象的要求,从而产生了以可见的表浅静脉为主的经脉学说(包括“足臂经脉派”和“阴阳经脉派”以前的经脉学说,如四川双包山,十经脉说)。此其一。其二,“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脉)字,就是根据静脉管腔的形态(静脉管内有静脉瓣)、脉管的走向直走的经脉主干在上,横行的络脉,孙脉在下)及血液在管腔内流动(三点水)的特点创造的。而“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眽(脉)字在直走的经脉旁,有许多横行,斜行的络脉和孙脉,以上两个脉(、眽)字,都是静脉血管的象形、会意文字,象形、会意文字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剖析与认识上的深化。本文力图以《灵枢经》为大本营。撰集《灵枢经》中有关十二经脉的文词事例,探讨“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经脉解剖学基础。
      一、脉管系统是“经脉”的主要物质基础。《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这段记述,有直走在深层肌间隙的主干经脉。有横行于浅层皮表的分支络脉,有细微末端的孙脉,生动具体。《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于分肉之间,深不可见。”这里讲的“深不可见”,是指未解剖之前,在人体皮表是看不见的,当解剖时,就清楚的见到十二经脉是顺着肌间隙行走的。《经脉》篇的作者接下去写道:“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内踝之上,无所隐故也。”可见古代医家毫不含糊地承认“内踝之上”的这条可见的经脉(一条较大的表浅静脉),就是足太阴经脉。古代医家们在创立“经脉学说”的时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典解剖知识的欠缺,所以有关经脉的走向,存在着人为的推断。但是,《灵枢》中,在讲十二经脉走向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地方,是以当时所能分辨的血管走向为基础写的,与现代解剖学中所记录的血管走向是一致的。如手阳明经记有:“……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显然“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静脉行走方向的描写,它们都有一支较大的终支(或属支)分布于面颊,都有分支(或属支)从下颌孔出入于下颌骨中。如“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頞,即鼻粱骨。当今解剖证明:左右内毗静脉在鼻梁区组成血管网,这是足阳明脉起于鼻的物质基础;鼻外侧血管网与上颌齿槽静脉血管相吻合(旁纳太阳之脉的原意)后, (顺鼻外侧行走,构成面静脉、循腮的后下廉退去,出入于眶下孔。以上两条经脉循行方向的记录中,有“入上齿中”,“入下齿中”,“旁纳太阳之脉”,这些具体的局部解剖描写,没有解剖所见,是记录不下去的。再举一例,“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和其他经脉的走向一样,《经脉篇》 的作者们是以解剖为基础,一支一支地讲下去。我们知道,出入心脏的几条大动脉,大静脉,都与心室和心房紧紧相连,这是手少阴经脉直接“起于心中”的根本点。文中指出:它的主干“下膈络小肠,”是指主动脉弓、胸腹主动脉及其在腹腔的分支讲的;从主动脉弓发出的分支(包括左、右颈总动、静脉在内)“上挟咽”,再上循至眼,构成眼球的“目系”,这中间存在推断。心手少阴之脉直接从心系“却上肺”。据查:经脉循行走向中的“却”字,一般为 “有进而又退之意”。可见作者们在解剖中看到了两条血管(肺动脉和肺静脉)直接与心肺相连,推断它们在循行中与心肺相互有进有退,故叫“却上肺”。用现代解剖知识分析:心脏的“经脉”循行“却上肺”,讲的是由右心室发出的肺动脉。由此我们断定:西汉医家在心肺解剖观察过程中发现了“小循环”。如果《经脉》的作者没有掌握上述血管系统的解剖情况,能这样准确的用词用字吗?还有肺手太明之脉,“下肘中, 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我们分析:“下肘中”,将这段经脉定位于前臂了。前臂的“上骨”是那一块骨昵?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伸手,尺桡二骨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指桡骨无疑。当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血管神经束,其中骨间前血管神经束循行于尺桡之间。这一束中有骨间掌侧动脉循行于寸口中,成为中医脉诊的基础。可见,《经脉》的作者们,在前臂经脉解剖过程中,依骨间掌侧动脉记下了手太阴肺经在前臂段的循行,为创十二经脉理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提供了基础。
      在《灵枢经》的诸多篇章中,讲到动脉与经脉的关系:《动输篇》说:“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太阴、阳明独动不休”这三条经脉为什么独动不休呢?作者们用当时的医学理论做了比较圆满地解释。《本输篇》强调:“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灵枢经》提到的动脉还有:耳前动脉、喉动脉、腋内动脉下胸动脉、脐左、右动脉、曲泉动脉、曲周动脉、肘中动脉等十多起。《灵枢经》的作者们在《刺节真邪篇》中,还搜集记录了利用颈动脉进行治疗的例证。原文说:“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就是说,碰到高热痉厥的病人,伴有幻视、幻听、胡言乱语,可刺足阳明脉上的穴位及大的表浅静脉放血。还可以让病人仰卧朝天睡下,医生位于病人的头前,用两支手的四个指头按压两侧的颈动脉,多按一会,用卷切的手法向缺盆穴推去。如此反复多做几次,热退了就停止。这就是推而散之的方法。我们的祖先,在临床中摸索的这一方法,其疗效是满意的。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疗效的取得还有颈动脉窦的功劳。古代医家在解剖过程中,认为动脉是十二经脉的组成部分,不用怀疑。
  关于络脉,《灵枢・血络篇》在讲“刺络而经虚”后指出:“血脉盛者,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筯(吃饭用的筷子)”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对皮肤表浅静脉充盈时的描写。《灵枢・百病始生》篇中指出:“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就是说表浅的小血管破了,血液就向外流;深层的小血管破了,血液就瘀积深层组织。这里,古代医家将浅表的静脉称为阳络,将深层的小血管(包括小动脉和小静脉)称为阴络。《灵枢·官能》篇说:“寒过于膝, 下陵三里,阴络所处,得之留止”。我们知道,三里穴下,有胫前动、静脉通过,“阴络所处”,就是指胫前动、静脉讲的,与《素问·水热穴论》讲的许多俞穴,“皆藏之阴络”,是一致的。
     二、回顾经脉的生理作用,对于我们理解“经脉学说”中对经脉的解剖学基础,是有佐证作用的。《灵枢经》中,对于“经脉”生理作用,有以下几种说法。
    1、经脉是藏血的。《灵枢·痈疽》篇说:“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当饮食下胃,经过胃的消化作用,将营养物质注入中焦、溪谷、渗入到孙脉,营养物质和调生成血液后,首先充满毛细血管(孙脉)。再流人小血管(络脉),小血管满了,再流人大血管(经脉)。这里不仅指出经脉是藏血的,而且记录了它们的流动方向,这一流动方向,恰与静脉血液的流动方向一致。《灵枢·经脉》说: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也是讲经脉中是藏血的。古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出血现象,问道:“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出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汁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灵枢·血络论》。“两千多年前的医家们,不可能知道动脉、静脉不同的生理功能。不可能知道动脉血、静脉血的成因,其解释也不可能符合现代医学理论。但是古代医家们知道经脉中是藏血的,是力图弄清楚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的。
      2、经脉是主气血循环的《灵枢·痈疽》篇在讲了:“变化而赤为血……皆盈乃注于经脉。”后接着指出:“ 阴阳已张,因息乃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同纪。”就是说:经脉中的血液营养阴阳,使阴阳的气质活动起来,这就是肺部的呼吸,经脉在肺部呼吸的推动下继续运行。它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也是有道理的。经脉留行不止的现象,与天地运作的现象是一个道理。《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就是说:人体的经脉和络脉是相互贯通的,就像一个铁环没有开放的头一样。关于经脉循环不休,如环无端的论述,在《灵枢经》的《营卫生会》、《卫气》等篇章中都有论述。《灵枢经》的作者们多次告诉人们:“经脉是人体内主持气血循环的循环系统”。
      3、经脉是调节人体各器官功能的。《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 内属于府藏,外络于支节。”《灵枢·本藏》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邪客》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应刻数焉。”《灵枢·经脉》还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综合解释这几段原文,意思是:人体的十二条经脉,调节藏府的功能,血和气沿着经脉行走,营养阴阳的气质,保持阴阳的平衡,滋润全身的各关节腔,使关节滑利。而营气的作用,就是应付四肢和五脏六腑时时刻刻的需要。假如人体的阴阳失去平衡,发生疾病,经脉能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使百病都能调治。经脉是可以决定人的生存和死亡的调节器官。从现代医学观念讲,全身存在许多能分泌激素的内分泌器官,它们在神经的调节下分泌的各种物质,都输送到血液中,再由血液输送到全身。这些物质,各有自己的生理功能,起着相应的调节作用,叫做“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古代医家们对病理、生理现象的观察,然后通过推理判断,得出结论,认为经脉能“处百病,调虚实,”并将结论著进《灵枢经》里,与现代医学理论何等相近啊!
  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实践论》”。“经脉学说”的早期发展史,也是由浅入深,随着古典解剖事业(包括对部分经脉的解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解剖条件的限制,解剖知识的积累必然不可能系统化。所以《灵枢经》中,在讲述经脉走向时,有以解剖为基础论述的一面,有以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为基础推断的一面,(占的篇幅较大),也有为适应十二时等而机械的臆造其循行走向的一面。这是我们在学习《灵枢经》及其有关的古典医书中须要努力的地方。古代医家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将所得解剖学知识,以“针经”为干线,“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于遭也《灵枢·玉版》。”现在,当我们能从《灵枢经》中挖掘其“经脉学说”在创立早期的解剖学依据时,我们怎能不感到《灵枢经》的解剖学成就之卓著,怎能不感到中华神州之伟大,炎黄子孙之聪慧。让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为挖掘祖国古典医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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