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庶子医论”概念，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传》中搜载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时，医有俞拊，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桥引、案扤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瓜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提出来的。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的上述搜载并未引起医史学界的关注。近世，在研究“经络实体”、“经络敏感人”“经络感传”之后，因各类经络研究无果，使人感到“经络概念”的虚无缥缈，在学术界提出了“ 经络是什么？”问题。有学者根据司马迁评议：“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认为在中医史学上扁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因而学者们逐步转向以“脉”为内涵的经脉医学的探讨。有学者提出返观内视与经络的关系，使自己走上了特异功能邪说。绝大多数研究经络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看法，至今难于共识。有学者放弃经络概念后，在探讨经脉医学起源时，抓着出土汉画像石与“一拔见病之应”、《韩诗外传》、《说苑》，采用虢中庶子的口实论证经脉医学的起源问题，说我国经脉医学起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扁鹊俞拊时期。但因根据中庶子医论，很难直解经脉医学起源的上限，于是“经络密码”、“俞拊密码”等莫须有的概念强加于经脉医学。持此观念的学者如刘澄中、张永贤二位教授他们参加我国经络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付出了不少心血。两位学者近年在海峡两岸出版与虢中庶子有关的经脉医学数卷，大者遥遥近百万言[1]。书中引当今中医学术界各学派研究经络的论著十分详实，相关研究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为我们保存了这个时代中医学术百家争鸣的盛景。两位教授于2007年出版《经脉医学·经络密码的破译》[2]（以下简称《破译》）因该书的核心在于根据虢中庶子医论展开讨论，讨论中对于我国经脉医学起源的结论有误，我们只好根据《破译》的有关内容作些考辩，希望能与刘、张二位教授求得共识。

一、根据我国原始医学史料考辩“中庶子医论”的可信度。

《破译》第一章依1958年山东两城山出土东汉画像石为据，撇开刘敦愿先生的研究“石上浮雕着从前未发现的一种神话体材”不议，直引《汉书、艺文志》之《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指出：“黄帝是假托”。在排除黄帝之后，认定《扁鹊俞拊方》中的“扁鹊应指俞拊之前的泰始扁鹊，也就是轩辕时扁鹊”[2]（P：5），又说：“观察此画像石，被称为大古扁鹊的歧伯，其中以右手握持受术者的右（左）手，而左手举持着一个捧状物者，很可能是在以石制的缇针进行一拔的操作而致气，……”。并肯定“歧伯（大古扁鹊）占脉行医的神话失传了，但《歧伯占脉行医图》画像石流传下来”。[2]（P：5）。由此刘张二氏依《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及东汉画像石经一番移花接木后，完成了“大古扁鹊的歧伯”医事，结论说：他“在经脉医学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使命。由此，将我国经脉医学的起源时限上溯至“大古”（公元前26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参[2] P：256页）。又将扁鹊与歧伯捆绑在一起。我们知道殷商以前我国文字未创立，“大古”时代的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与医学有关的人物如黄帝、俞拊、伯高、雷公、少师、少俞、歧伯、扁鹊，还有伏羲、神农都属综合性人名，其时间断代也是很难界定的。有关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经脉医学的起源，我们早已论述[3、4]。但是《破译》的作者反复引《韩诗外传》、《说苑》等论证歧伯、俞拊是上古的真人真事，说《扁鹊传》“恢复了大古有歧伯、俞拊的历史本来面目”[2]（P：7）。作者在此采用不确切的传闻，难于论证医史。

西汉初年燕人韩婴于汉文帝（公元前179-141年）时立为博士，韩婴治诗兼治易，撰《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南宋以后仅存《外传》，载“……中庶子之好为方者出应之曰：吾闻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芻为狗，北面而祝之，……”。可见《韩诗外传》的这则记载，分明是巫祝之言，刘张未用作医史的证据。但于《破译》第104页引《外传》、《说苑》论之，又据元本（外传）补曰：“搦脑髓，爪荒莫”句论之。指出今传本《外传》误为“搦木为脑，芷草为躯”。说明今本《韩诗外传》有多个版本，内容不一，刘张二氏是知道这一情况的。

西汉中晚期刘向撰《说苑》失传，至宋，经曾孔复辑为二十一卷，言“中古之为医也，曰俞拊，俞拊之为医也，搦髓脑，束肓莫，吹灼九窍而定经络，……”。曹东义在《神医扁鹊之谜》211页指出：“按以上十三字”，旧作“搦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曹东义指出：刘向原文，讲的是巫医之举，说明早期是用木刻一个人头形，用白色的芷草紥一个草人的躯体，然后再作“吹窍定脑”的动作，本来在论证中不应该将此巫祝之举用于说明远古医史的。

关于司马迁撰《史记》，留下千古伟业，在司马迁笔下记录“中庶子医论”，可！因他是在搜载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化传承及相关文稿，不加斟酌地汇集成文。司马迁在中庶子医论中，囊括了先秦医史中的许多概念，如镵石、毒熨、决脉、髓脑、肠胃、五藏等，都归入“上古”。东汉斑固（公元32-92年）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之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斑固对司马迁的评议，值得我们深思。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中茎谦在《扁鹊传正解》中指出：“此文原是假医事以论其道，……文士不辩之，错认为古之医事以修饰之，司马迁亦不辩之，从而闰色之，……。”中茎谦指出：司马迁对传说之词不加辩识使用，司马迁的意见是不可取的。当代医史名家李经纬教授为《神医扁鹊之谜》撰序时指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所搜到的有关资料，显然不够详细和丰富，这给后世研究扁鹊的史学家和医学家们留下了许多疑点。”历代学者们的相关认识，是我们在研究扁鹊事迹时必须考虑的。

《韩诗外传》称俞拊为中古，《说苑》亦言“中古俞拊，吹灼九窍而定经络”。依《破译》256页，中古（中世）指春秋至秦。说春秋时“定经络”（经脉），应该是可信的。因中世（春秋时期）起源于殷商的我国经脉医学在齐桓公至齐景公时期多次反映，齐景公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齐景公将他的五位谋臣比作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强调的是“人有四经调节论”[3]（P：58-61）。与齐景公同时代的孔夫子崇尚人身血气三阶段说：《周礼》中的“以咸养脉”，都属当时的经脉医学理论，成为秦越人扁鹊可能掌握视诊——色脉诊法的基础。两汉时期色脉诊法演绎为“相脉之道”，才有了切脉之寸口脉法问世。

现在的问题是：刘张二氏撇开众多相关医学史料，强解“俞拊是上古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名医[2]（P：144）。代前言说：“扁鹊秦越人通过长桑君的秘授而得到俞拊的真传”。又说“汉代古墓中出土的脉书，脉人都属这个秘码。”强调：“解读俞拊密码的钥匙，则稳藏在失传了的循行性感觉的走行图案之中。”

首先，“扁鹊秦越人通过长桑君秘授而得到俞拊的真传。”据《史记》长桑君对扁鹊曰：“我有禁方书，年老……乃悉取其禁方尽与扁鹊，忽然不见，……。”司马迁并未阐释禁方书中的任何内容，扁鹊何以能从长桑君秘授中得到俞拊真传？退一步讲，长桑君在司马迁笔下是春秋人，长桑君从何处得到黄帝时俞拊的真传？长桑君秘授给扁鹊的真传内容是什么？从轩辕黄帝到长桑君的二千多年间，只有民间口头文化传承，无文字可以记载保留，俞拊的真传何以能保留传承下来？我国远古医学理论的起源应在何种条件下产生？中庶子所言：“上古俞拊”掌握了五藏之输吗？四千多年前的俞拊能“割皮解肌，决脉结筋”吗？我国人体解剖学史料虽证明殷商时期已完成人体心脏的大体解剖。但对尸体的较为系统的解剖，殷商无能，且《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行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此文尚不能直接证明两汉已有人体系统解剖。西汉末年，王莽命“太医令与巧屠”配合，才完成对王孙庆的尸解，作到“用竹挺导其脉，知所始终，言可以治病。”这次有准备的人体解剖资料，可能成为《灵枢·脉度》、《肠胃》、《平人绝谷》等许多文章的相关依据。我国基础医学中的人体解剖学，虽起步于殷商，但经千年的演绎，经验的不断总结，到两汉时期才获得较大发展。殷商以前，无史料可证我国人体解剖学已经起步。五千年前不可能有肠胃、五藏、髓脑等解剖学名词问世。所以司马迁笔下的中庶子医论是不可信的。

二、《史记、扁鹊传》中的相关医学史料必须澄清

纵观刘、张教授在《破译》中的认识，总体讲：作者的目的在于论证经脉医学的远古。代前言讲：“扁鹊去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破译古代经脉学说的俞拊密码，……俞拊密码的破译，也就是经络迷彩或经络密码的破译。”在此作者为书名点题了。作者好似想在全书中用“经络密码”作为主语替代“俞拊密码”，强化“经络密码”的现实意义，达到树立“经脉医学——高等临床神经学与循行性感觉”的目的。但在全书中多用“俞拊密码”，难见“经络密码”及其相关概念。不知作者如此处理的心态如何。假如离开代前言的点题，很难从全书中认识到作者在各篇中是在“破译经络密码。”

关于《内经》中的“经络概念”，古人是否在经脉学说之外单独创立了“经络学说”呢？我们已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作了澄清。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两汉医家既讲经脉学说中的经脉、络脉，又讲“经络学说”。在两汉医家眼中“经络”词组未从经脉医学中分离出来。当今“经络概念”是上世纪中叶因发端于德、俄、日等世界性经络研究。那时我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中医临床的针刺镇痛，针刺治疗聋哑，激励着中国人，特别是承淡安翻译日《经络的研究》在“译者的话”中声称：“经脉亦称经络，我国经络学说在《内经》中已有详细记载，十二经络不但把人体的各个脏器相连，……”随后《中医学概论》重声“ 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由此两汉以前的经脉医学，在强大的“约定成俗”的势态下演绎作“经络学说”了。由此开展“经络研究数十年，均依探讨经络实体及生理为主线，偏离了秦汉经脉医学的正确轨道，故均以失败而告终。不切实际的“经络概念”已经产生了许多副面效应。因此我曾提出“废止当今之经络概念”[5][6]。

2.1艾灸与经脉医学起源无关

《破译》33页立题：“艾灸引发的热致循行性感觉状如流水，”文中说：艾灸的出现在先，……古代医家把艾柱放置在病家的腕、踝部点燃，热致循行性感觉的走行便会忽而慢、忽而快，……因而有十二经水之说，这说明此种感觉的循行是立体的。刘、张二氏在此将艾灸的使用时限定位在5000年前，说“远在五千年前便发现了循行性感觉或感觉循行现象”并用“灸法的出现在先……”证之。此一认识，难与我国灸疗史一致。邵虹先生于1983年在《新中医》4期发表《灸的历史研究》，文中依春秋史料为据，指出：“艾火之前，很可能是采用了干草，树枝诸种木柴作燃料来作熏灼烫等方法来消除疾病的。”邵虹将艾灸临床史定位于春秋前后。在邵虹先生的启迪下，我曾根据《灵枢、经筋》足阳明之筋治疗面神经麻痹的史料及《五十二病方》中的“令病者背火炙之”等十九条史料结合康殷先生《文字源流浅说、医术》566页关于（炙）的探讨，撰《论古老的火炙疗法》[7]。2004年重撰“远古火炙疗法史”[8]及“春秋战国灸疗史”[8]（P：128-130）。在上述考著中最古老史料为甲骨文，仅3300年左右，证明远古火炙疗法早于灸疗约4-6百年。这里涉及燔、炙、灸之不同。段玉裁《小笺》云：“燔与火相著，炙与火相离”成为辨别燔炙的重要理论依据，成为解释“令病者背火炙之”的火炙疗法之施治方法的依据，关于灸、与艾有关，正如刘张二位所说，是将艾柱放置于病家的某一皮表进行灸疗。我国用艾的历史有两点可取，一是《庄子、让王》讲越国无君，是因王子搜不肯出任越君，跑到山洞藏起来。越人请子搜出任，只好“熏之以艾”。二是《庄子、盗跖》介绍孔丘老先生去劝柳下跖不要当盗跖，与柳下跖舌战，孔丘老先生舌战不过柳下跖，吓得“出门上车，执辔三失”。孔子回鲁国对柳下季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越人熏之以艾”说明春秋时期民间有用艾的习俗。孔夫子讲的“无病自灸”，喻自讨苦吃，讲的是灸疗早期的疤痕灸。秦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颓》第十二治方：“取垢，以艾裹，以灸颓者中颠，令烂而已。”就是讲的疤痕灸。在《五十二病方》中还用灸作用手术的麻醉手段，如《疣》第一治方：“取敝蒲席若籍之弱，绳之，以燔其末，而灸疣末，热，即拨疣去之” 。《孟子、离娄》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已是战国时期的认识了。上述史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不可能认识到用艾柱置于体表点燃后引发出循行性感觉。关于《灵枢·经水》中“十二经水”的断代，重在“十二”。我国先民是重视“数”的，禹王执政崇九，有“六府三事”为证。《尚书·禹贡》记有九河、九江、九州、九川、九泽。都只讲九，至春秋时期，崇尚天六地五，即六甲五子，定为“十一常数”。医学中的“五脏六腑”马王堆出土的十一脉灸经就是十一常数在人体脏腑理论经脉理论中的应用。十二经脉理论出于两汉医学大发展时期。十二经水之说只能出于两汉。所以希望用十二经水论证灸疗史出于5000年前也是缺乏史学意义的。五千年前不可能有“十二经水”之说。

2.2我国新石器时代没有医家

《破译》中多次强调“大古扁鹊的歧伯行医”[2]（P：5）说“事实是，俞拊乃是上古操一拔循行脉法为人诊病的伟大医家的代表”[2]（P：8）。认定俞拊是我国五千年前的医家。据学者们考证，此说与我国历史不符。马堪温教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考证：《历史上的医生》[9]，引孔夫子讲：“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证孔子时代巫与医尚未分开。《左传、昭公元年有医和，《成公十年》有医缓；《周礼、天官》设医师之职；《说文》解“医治病也。”均证明我国医生的出现在两周。且甲骨文中，殷商史中只有巫祝，没有医家之说。马先生指出：“医生的出现，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社会发展的条件以及医学本身的发展。”五千年前（夏禹以前）我国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虽有较大发展，但人们的认识能力还十分有限，对许多事物缺乏分析、综合，主要因为实践经验不足。尤其医学本身的发展，先民们尚无人体解剖与追求生理知识的要求；称作第二信号系统的文字，黄帝时期仅见于陶文，医学知识无法在口头传承以外传播。因此黄帝时期的医学知识仅限于外伤、外治的口头传承。根据诸子史料证明，两周才有专职的和、缓及医师之职。大古有“扁鹊的歧伯行医”。误矣！

2.3原始中医学理论“五藏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关于五脏，“上古之时，医有俞拊，因五脏之输……”。本属春秋民间口头文化传说的追记。但刘、张认为上述记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料”。《破译》7页立题：“俞拊一拔脉法的神奇”。文中说：“一拔见应，……只可能是‘脉口’或者是‘五脏之俞’”。我们讲：“五脏之俞”的前题是有“五脏”。5000年前的大古时期，我国基础医学中有没有“五脏”名词呢？我们的考证是否定的。“五脏”在胸腹之内，属在解剖观察中对相关器官功能的了解后的命名，在此需要原始生活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需要原始解剖、生理知识，包括动物解剖知识的积累及原始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国考古史料证明：近万年来，我国制陶工艺虽已发展为彩陶，已可观日之东升西沉位移规律，并用蚌塑法垒石法记之，制订出最初的二分二至历法，[10]……在剖杀猎物时，很可能对猎物的内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他们多依直观积累知识，他们还不能理解肺与呼吸的生理意义，还不能理解胃与食物的消化吸收关系，更无法理解尿来源于肾。因此，5000年前的先民们没有“脏器”的概念，更无“五脏”的概念。为澄清扁鹊秦越人的医术，为探讨长桑君有何等医技，我曾将历史定位于长桑君、秦越人、赵简子、孔夫子时代，从那一时代的子书群中搜集相关脏器，结果只有心、肺、肝、肾、胆、脾、胃、肠、膀胱九脏。在甲骨文中有心、胃；《尚书、盘庚》：“今予其心腹肾肠”；在《诗经》中肺、肠、脾与心合用，常用于舒发情感；《大学》“人之视已，如见其肝肺然”；《周记、疾医》：“参之九藏之动”。均证明西周时，人体内脏只有“九脏”之说。但在九脏中没有脏和腑的划分。春秋时期的基础医学知识如此，大古俞拊怎能“一拨定五脏之俞”呢？“五脏”名词首见于《庄子》、《庄子、在宥》：“愁其五脏，以为仁义，……”《庄子、骈拇》：“多方乎骈技于五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庄子》两文都建立在当时的“五脏情识论”基础之上，批判社会现象中的假仁假义行为。《素问·六节藏象论》“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在灵、素的多篇文章中都未能将脏腑概论统一下来，刘张二氏强调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五藏”之说，此言虚矣。

2.4脑字的创造是两汉先民继承先祖脑论开颅研究的结果

《破译》第八页讲“……使循行性感觉的走行路线……趋止于头部，也就是定脑”。刘、张想将“搦髓脑”转释为5000年前的现实。刘张二氏于2005年在台湾出版《经脉医学与针灸科学》清样本第183页引用我搜集到春秋以后不同时期的21个脑字[3]（P：66），（其中有两汉前的六个原始脑字）论证大古新石器时代晚期“吹窍定脑”、“搦脑”，说“这二十一个脑字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吹窍定脑’‘ 搦脑’等记载是一致的。”在此我要声明：我国秦汉时期的先民们分别创作的等原始脑字，只能证明我国先民开颅直观脑回阴影，并依脑回阴影创作出从上、从匕，从山、从止的原始脑字，是秦汉先民们完成的。这一伟业殷商、春秋先民未能完成，但殷商、春秋先民们遗存下来的相关文字知识，医学基础知识是秦汉先民们的智慧。由此，我们断定，5000年前的岐伯们、俞拊们绝对不会有开颅、搦脑、定脑的可能。我们希望不要用秦汉时期及其以后的脑字为大古俞拊们还魂。更奇者，刘、张说：“定脑也含有定五藏”的意思。说“在病者生前，看到循行性感觉有趋止于头，判断它是入于脑，则死后搦脑；生前看到感传入于某藏、某腑，其死，则漱涤而求索之，结果找到了与所入的幕位相应的藏腑上有病灶”[1]（P：185）。刘张二氏讲的这一死后追踪调查的方法，在我国无史可证。我们只可从西方十九世纪中叶找到原型。1861年医家、生理学家Broca氏在临床发现能听懂别人的语言，但自己的语言表达困难，发音不清，属失语症。在患者死后追踪尸解，发现病人脑左额叶后部有病损区，此区后称Broca氏区，这类失语症叫运动性失语症。1864年wemicke氏又发现能讲话，有听觉的患者，听不懂别人和自己讲的话，往往答非所问。后追踪尸解，发现脑病损部位在颞叶后部，后来该区叫wemicke氏区，这类失语症叫感觉性失语症。我们要问：十九世纪中叶的科学技术，在5000年前可能实施吗？

在《破译》中，刘张二氏为解“俞拊密码”也好，为解“经络密码”也好，采用艾灸论证我国经脉医学起源于5000年前；说我国新石器晚期已有操一拨循行性脉法为人诊病的医家；强调上古俞拊已完成“五脏之输”；又想将“吹窍定脑”转释为真实，力求用近代脑生理学，脑解剖方法证之，可见刘张二氏在此真的“挖空心思”了。刘教授“经络密码的破译”观，影响了刘教授的学术威望。

在我国悠久文化、医史学面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与方法研究之？这里应该记着毛主席的两条教导！即：“……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其二，“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当代学者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绪论》中说：“我们不能替代古人讲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不能替代古人发挥到他们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地步。”毛主席叮嘱：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点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任继愈先生劝我们在探讨历史问题时，不要替代古人讲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何等通俗！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对于实有其人的老子如此，对于传说中的俞拊，切不可将俞拊现代化了。5000年前的俞拊们不可能完成“五脏”的解剖、命名，更不可能完成“定脑”。

三、秦汉与经脉医学起源相关的一些问题

前文我们论证由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原始医学知识起源，发展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五千年前的中华先祖们没有发明“经络学说”。“泰始扁鹊，也就是轩辕扁鹊”属远古口头文化传说，“扁鹊”应属综合性人名。我国秦汉经脉医学，乃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脊梁。数十年来由于经脉医学与当今之经络概念有关。因此倍受中医学术界关注，有关认识，可谓众说纷纭。

在探讨我国经脉医学起源后，于秦汉时期裹撷的内涵实质时，我们应该回到秦汉时期医家们首创相关医学理论时的认识基础之上进行。关于经脉医学的实质，我自己的体会如下：

1、殷商甲骨文造字者为造心字，在依类象形原则指导下，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经近200年的时间，殷人终于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知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纣王时期已将人之思维能力赋予心脏。在此基础上意识到心脏底部几条大血管的生理作用，所以，第六个心字作，描绘出心脏底部的几条大血管，意指有思维能力的心，通过心脏底部几条大血管对全身各部位起调节作用。从此，我国经脉医学诞生了。

2、从殷商至两汉我国经脉医学走上了渐进性发展道路。春秋齐史表明：“凡心之型，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管子、内业》）。说明齐桓公时期，有人观察到活体心脏解剖。随后齐灵公时两个金文心字作 和；齐景公时又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景公将自己的五位谋臣比作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调理全身作用。至《淮南子》“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以上所见，我国经脉医学之根，在于对心脏底部几条大血管的描述。秦以后经脉医学的发展将跳出四经说。

3、我国经脉医学的发展遵守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秦汉医家跳出四经说，在采用经脉归类疾病的探讨中，吸取十一常数作理论基础，创《足臂经脉》、《阴阳经脉》时，经脉循行的方向，多依四肢浮见于皮表之下的静脉为基础进行描述，多为向心性循行，[3]（P：182）。有学者说：“理应把它认作提出经络（脉）路线图的主要依据”[11]。经脉向心性循行理论在《灵枢、本输》、《灵枢、根结》、《素问、阴阳离合论》等篇中均有反映。当经脉学说向十二经脉如《灵枢、经脉》发展时已具有新特点；如双向循行，与脏腑相配，如环无端；如经脉循行已有一些经脉（血管）解剖所见作基础；面部经脉的“入上齿”、“入下齿”，“脾足太阴之脉，……循行内侧白肉际，过核骨之后，”肺手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从臂内上骨下廉，上肘中，行少阴心主之前。”等等都是对某一局部血管走行的描述。随后《灵枢·寒热病》“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更是在颅底经脉解剖中利用颅底动脉环创阴阳蹻脉的理论基础。

4、在经脉医学中，秦汉医家根据某些器官所见解剖特征，创立了“系”的概念，“系”大约具有“以末求本”或“以上缀下”的自成体系认识。如心系、肺系、肝系、目系、睾系等，都属经脉学说在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心系讲：指进出于心脏的动静脉，也就是甲骨文中心脏底部代表四条大经脉（血管）的两条线（）。包括两汉时期的“出属心系……复从心系却上肺”（手少阴心经）的小循环系统；“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的头面、颅底经脉。“起于中焦……上膈属肺，从肺系，……入寸口”的前臂经脉；肝系见于《论勇》；睾系见于《四时气》；其中目系又名眼系（见《动输》）；《大感论》说：“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关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则随眼系以入于脑。”指出“眼系”是病邪入于脑的重要途径。其中目系（眼系）见于《经脉》、《经别》、《寒热病》、《动输》、《大惑论》五文。我们分析：目系（眼系）包括“上属于脑”的动静脉、视神经及淋巴系统。而处于肺门部位的“肺系”，除进出肺部的小循环系统外，尚有大循环的支气管动静脉，小循环主气体交换，大循环主营养供应。肺门部的重要组织迷走神经、交感神经、气管、支气管、淋巴管等在此构成肺系。由此，系都与经脉医学挂上勾了。所以从经脉学说中的“系概念”分析，经脉医学的实质也是复杂的。

5、针刺疗法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经脉医学的基础之上。《内经》中的针刺疗法，从“微针导脉”之日起，就要求将针直接刺入经脉（血管）之内。如“……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素问·调经论》；“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血泄，以和其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用微针导脉，是两汉医家总结刺破血管壁的放血疗法中常有“刺跗上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素问·刺禁论》的悲惨教训后提出来的，因此针刺疗法早期的理论基础就是“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血管之内），调其血气。”《素问·三部九候论》：“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同样反映了针刺疗法早期的针刺理论（经络理论、其实质就是经脉、经脉理论的简称）。血管壁上伴随着植物神经系统，针刺血管壁，必然调节植物神经系统。

两汉医家根据临床医学发展，及时调整了针刺疗法，如：“脉之所居，深不可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取分肉之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针法的诞生，很快将“微针导脉刺法”改进为“直内无拔针，……乃出针，复刺之”的刺法，后世又发展为取穴位刺法，中国针刺疗法的神奇作用和针刺理论与时俱进，潜藏其中。在创建未来针刺理论时，植物神经调节论在针刺理论中不可忽视。

四、刘澄中教授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简录

前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否定了“俞拊密码”，在此不得不感谢刘澄中教授为经脉医学事业积累，保存了许多宝贵史料。刘澄中教授1957年毕业于大连医学院，留校任教。历任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自七十年代起，被选入“经络现象研究”工作及攀登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络现象研究”承担者，刘教授是中国针灸学会及经络研究会创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东北针灸经络研究会创会秘书长，中华针灸医学会（台湾）荣誉研究员；《医学与哲学》杂志第一届特邀编委。还在国外相关机构任职。刘教授最为可贵者，能在“经络研究”中根据自己的研究及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跳出“经络是客观存在”的概念，修正为“经脉医学”创“经脉医学的科学原理、高等临床神经学与脑科学”概念，将我国经脉医学的研究推到另一个顶峰。五十余年来刘教授与经脉医学结下不懈之缘，在他的经脉医学论著中搜载了当今“经络研究”的许多宝贵史料，为我们探讨经脉医学内涵提供了借鉴。如《经脉医学与血脉论孰是孰非》中，引蔺云桂研究员“以泛经感传阳性者为实验对象，在其躯干的侧面，在前起足阳明胃经，后至足太阳膀胱经之间的区域内，在其间各经脉的间隙中取十个非穴位点施加刺激，结果均可引出上至头，下至足的全程感传，相互邻接地分布在足阳明脉，足少阳脉，足太阳脉的相应皮部中”[12]。同文引张文亮先生关于十例泛经感传研究文，“……在其手足两条经脉的间隙中各取两个点，……其结果除一点为阴性外，均可引出全程的感传，且均各与十二经脉并列行走，互不干扰”[13]。该文还引头针发明者焦顺发“在一个肢体上施行‘多株密植式’的施压而不顾及经脉循行线的位置，则最多者，压40个点，能出现40条循行线，而多为互不融合，且成平行状态分布”[14]。刘教授的上述收载对于我们了解全国学者在泛经脉感传者的研究中忠实记下他们观察到的“经脉感传线循行特征”十分宝贵，说明所有感传线的循行特征是直线纵向行走，且互不相干扰。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还是让我们引刘澄中教授搜载的资料探讨。《破译》88-89页搜载“经络实质假说”20余条，其中：中国中医药报于2005-2006年曾陆续刊载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刘教授引出五条，其中有“经络是生命间隙维”，“经络是传输人体生物电的低电阻功能线路”，“经络的物质基础是生物直流电”。刘教授指出：“最近的则有电渗流（EOF）假说与案数演化简式假说。”[2]（P：89）。刘教授又指出：“假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玄。”“经络是什么的回答，多种多样，等于没有回答。”我们之所以转录上文是因蔺云桂等学者循行性感传特性的介绍为纵向直走，互不干扰。使我们想到在四肢、躯干、皮部的感传可能相当于直线传递的‘直流电’，相当于直线传递的“低电阻功能路线”，或者“电渗流”等。使我们想到两汉先民在四肢周径创十二经脉理论属人为安排为直线行走。总之，今后对于在四肢、躯干相关皮部施加刺激引发的直线行走的感传循行线的生理学原理，还有进一步研究证实，求得共识的必要。我们还盼望能与中医学术界、临床医学界学者们求得共识。在经脉医学实质的探讨中应该参阅国内外许多相关史料，如本德（Bender）氏“两点同时刺激的手面试验，知觉延伸”阐释经脉医学中的临床现象，还应明确十二经脉中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范围与脊神经的关系恰好可以阐释“内属脏腑”的客观性。

“经络”词组，“经络概念”是当今特殊条件下从秦汉经脉医学中分离出来的，“经络”不可能“客观存在”。我们希望在废除“经络客观存在”后，采用秦汉经脉医学理论，树立足太阳膀胱经脉内属脏腑，植物神经调节论用于临床，逐步促进中医事业的大发展。在未来中医学理论的创建中，还应涉足于中医形态学与时俱进的探讨、创建问题；涉足于中药理论中单味中药、复方中药新型药理的逐步深入的探讨问题。我们期盼后来之士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刘澄中  张永贤  《经脉医学与针灸科学》台湾  知音出版社2005一版。

2、刘澄中  张永贤  《经脉医学与经络密码的破译》大连出版社2007一版。

3、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一版。

4、严健民  经脉医学起源的必备条件  中华医史杂志1992（2）86-90

5、罗山主编  世界优秀学术论文（成果）文献  世界文献出版社2005、721-722（中国版本图书馆C2P资源库2005第107033号）。

6、严健民  《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0一版。

7、严健民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3（2）52-53

8、严健民  《远古中国医学史》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一版。

9、马堪温  历史上的医生，中华医史杂志1986（1）。

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主编，考古中国贰、濮阳星图之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11、何宗禹  马王堆医书中有关经络问题的研究 中国针灸1982（5）33。

12、蔺云桂等  经络敏感人的感觉研究，全国针灸学术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一）福州，中华医学会福建分会1980.30页。

13、张文亮  经线间隙区域感传与十二皮部关系探讨，第七届全国经络研究学术讨论会，黄山1993.11月。

14、焦顺发  经络感传现象的初步研究，经络敏感人，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15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