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治疗医学，是指某一民族的医学事业在起源早期，人们逐步从相关医事活动中在远事记忆的前提下总结出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中间必然有一个人们对相关治疗医学知识的逐步认识过程，它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力水平的发展应该是相适应的。如我国新人的代表许家窑人已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在原始狩猎过程中已能总结相关经验，在许家窑人以后的数万年间，人类由于各类经验的不断积累，逐步提高了思维水平，促进了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发展及相应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医学事业，那怕是最原始的医事行为，也应在起步（萌芽）与发展之中。近数万年来人类的医事行为应属原始治疗医学起源·演绎的滥觞。我曾在“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1]，探讨了获得远事记忆能力的新人们对于水的认识过程。“当他们在谋生的生活实践中，难免掉进水里，最初掉进水里的新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懼。当人类的大脑进化到可以积累经验，并从经验中认识到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的时候；当天气炎热，掉入水中体会到舒适感觉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并不可怕，……”。 这一认识还说明原始治疗医学的起源与人类原始生活实践有关，反映了我国外治疗法中水浴疗法的起源过程。但这只能是主动寻找自然水源跳入自然环境的水中发生的原始医事活动，而与主动将水引入某一容器进行水浴，或者将容器内的水加热后进行热水浴等，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作为释解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与起源的相关认识，即远古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被李经纬教授在约稿后收录于“学科思想史文库”《中医学思想史》第一章第四节，“中医学原始思维特征”（该书2006年出版）[2]李经纬教授于2008在“八十自述”中说：“学科思想史文库由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任总编，《中医学思想史》是该书的组成部分之一，用了近20位学者整整十年的工夫，前后八易其稿，是我一生之竞有者……”[3]。著名医史学家甄志亚教授于2009年在《中医学思想史评介》中引“……最初掉入水中的新人经九死一生，十分恐懼，至认识到水并不可怕，当主动寻找水源洗浴伤口的时候，”指出：“这一主动行为包含了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双重过程。原始中医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从源头上作深层次开创性探索的课题”[4]。

    现在，当我们探讨我国原始火炙疗法萌芽、起源过程的时候，远古人类对火的认识与主动“取火”过程又提到我们面前。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渐进性过程，越是远古，所花时间越长。如原始森林内的腐草、枯木堆积，因雷电起火的事时有发生，这种野火来势凶猛，燃烧的范围大，许多禽兽（包括人类）难逃。所以早期人类对于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是十分恐懼的。但当人类进化至新人，当他们经历了一次或数次森林大火后，不仅能认识到火的温暖，而且当走进燃烧过的现场时，可能碰上尚未烧尽的禽兽之肉，拾起食之，新人们在经验的积累中已知经烧过的肉类，较未烧过的肉类味道特殊，易咀嚼，……。这些认识与数十万年前的本能感知是不同的，新人们已可用手语和简单的语言作些表述，这使近五万年以来的新人们逐步认识到火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因而在原来只能引自然山火于住地（或山洞）保存火种的情况下，又认识到人工取火的可能，经过数万年的观察与经验的积累，当新人们在燃烧灰烬旁生产石器时，因两石相碰，突然一个较大的火花飞落在一块植物炭上，引起了这块植物炭逐步复燃，生产石器的人将复燃的植物炭拿在手上，好奇地经口吹之，这火越来越大，……。这一行为经过多少次的努力、重复，终于总结出有目的的制作出一块较大的木炭放在一定部位，努力用两石相碰，让迸发出的火花落在木炭上，将燃着的木炭拿起，吹出了火熖，最为原始的人工取火的成功，才有了神话故事中的燧人氏。随后的数千年，又有了各种摩擦取火，钻木取火的发明。人类广泛的用火及火种的保存，促进了人类体质与大脑的进化及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附]：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工业落后，火柴（洋火）很少，我的老家江汉平原，天门岳口许多小镇都有“火石”与金属的“火镰”销售，一块灰红色的蚌状火石，配一块金属火镰一并销售。火镰刃面与火石迅速相碰，便能从火石上迸发出火花。在我看来，神奇极了。为了便于取火，那时的方法是：将秋天的苎（zhu）麻砍后捆着沉入水中沤10-12天，使之“吐浆”后，取出，去掉麻皮的长纤维（纺织，造绳的重要原料），选粗麻杆晒干，适当锤破，点燃烧出明火，马上塞入一备好的竹筒内，当火全部熄灭，熄灭的麻杆炭就是很好的引火物，俗称“煤子”。用“火石”打火引火的方法是：将“煤子”拿在左手小指，四指之间，将火石拿在左手拇指、食指之间，右手用火镰刃击火石，让迸发出的火花落在“煤子”上，吹之，即可得火焰。这是我小时做饭时用过的取火方法。“火煤子”还可用黄表纸或钱纸经折叠做成。

    火对于人类的饮食及原始治病方法都做出了贡献。

    关于原始中医学的临床治疗，在殷商甲骨史料至秦汉子书群中，虽有许多基础医学理论散见于百家之言，可谓异彩夺目，但很难见到自然物理（外治）疗法，用火治病及药物治疗史料虽在今本《内经》中有所传承，直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才较为系统地揭示了秦汉及秦汉以前的自然物理疗法、史学价值极高。我于2006出版《五十二病注补译》介绍过用火治病及相关药物的治病史料。本讲拟再依《五十二病方》史料述评之。

一、自然物理疗法

1.1火炙疗法述评

“火炙疗法”，既往无这一疗法名。邵虹先生于1983年在《新中医》4期发表《灸的历史研究》，在追索灸疗起源时指出：“艾火之前，很可能是采用了干草、树枝诸种木柴作燃料来作薰灼、熨等方法来消除疾病”的。邵虹先生依春秋“丘所谓无病自灸”[5]，“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6]等史料推断论之，引导我们对我国秦汉以远依一定的火源为治病物的原始治疗方法进行探讨。记得《灵枢、经筋》，足阳明筋的临床病症是：“……其病，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此一临床证候群，与当今面神经麻痹的症状是一致的。古人的治疗方法是：“……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经筋》收载的这个医案，产生于东汉完善十二经脉理论之后，又从临床中考虑到十二经筋的相关病症治疗时，在创十二经筋理论时提出来的。文中的“坎”，本人解作“在室内筑一个土台，土台的高度与病人坐下时面部的高度相等，土台中央凹陷，以备燃烧桑木炭作烤炙面部用”[1]（P：168）。应该指出：东汉以后的这个医案中的施治方法，我根据《五十二病方》中相关史料命之曰“火炙疗法”。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于公元前168年随葬，应成书于西汉以前，是未经后人修饰的秦汉医籍，《五十二病方》（癃）的第十七治方：“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背火炙之，两人（手）为摩其尻， 已。”这是秦汉时期治疗尿闭不通的一则物理疗法，强调烧火一堆，叫病人背靠近火烤炙背部，用双手按摩臀部，尿就排出来了。本方就叫“火炙疗法”[7]，它是我国先民在自然医疗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种原始的物理疗法。在《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火炙疗法十九则，为其他古籍所不能比。其中：痂病七则，乾瘙二则，其他分散于、、睢等病的治疗中。其中痂、乾瘙两种皮肤病的皮肤多因皮肤角化上皮细胞堆积，伤口分泌物减少，皮肤处于干枯状态，故治疗中要用膏脂类（包括：釭脂、久脂、豹膏、蛇膏、羖膏、车故脂等）作浸润剂。如《痂》第三治方“以釭脂饍而傅之，傅，炙之。”（傅釭脂后再用火烤炙）；第五治方在涂药后“燔樸炙之”。第七治方“以久脂若豹膏封而炙之”[8]等，其总的特征是，涂相关药于各病灶后，在火焰旁边进行烤炙，或先将药炙热后用布浸药热敷。这种古老的火炙疗法，既有热能作用于皮肤，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改善；又有热膏、脂类浸润作用，有利于痂的溶解，药物的浸透及新生皮肤的生长。我国古老的火炙疗法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促进了灸疗的起源，至清吴师机的《理约骈文》中的“炉烘”疗法应与火炙疗法存在渊源关系。当代理疗中的“电烤箱”疗法应属于火炙疗法之演绎。

火炙疗法在《内经》中有反映吗？前文讲到《经筋》“生桑炭置之坎中”就是讲的采用桑炭作为火源的火炙疗法。《灵枢、病传》“……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在此文中灸、熨、、代表三种不同的依火热治病的方法，看来灸与有别。《素问、气交变大论》讲用“火燔”治病，如不慎用，可能导致“病反谵妄狂越。”《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其治宜灸。”王冰注曰：“火灸烧灼谓之灸”，王冰将灸、释为同一方法，应该辨识。《礼记、郊特性》“故既奠，然后 萧合膻芗。”陆德明释文“，烧也。”《广雅·释古二》“，爇也。”王念孙蔬证“，即爇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将师退，遂令攻氏，且爇之。”杜预注：“爇，烧也。”诸多先秦至两汉古籍都讲作烧、爇解。可见“疗”是古老的火炙疗法在《内经》中的又一个名称。关于燔、炙，《诗、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毛传》曰“加火上曰燔，抗（支掌、举起）火曰炙。”段玉裁《小笺》：“燔与火相著，炙与火相离。”都强调烤炙兔肉时既燔、且炙。上世纪中叶，康殷先生出版《文字源流浅说》，在《医术》收载一个，释为灸。指出：“象人股，在股的周围多处用微火灸灼，字形明确，决非焚烧人股。”康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但释灸有误。其实这个字，是炙的本字。其一，字表明在股的四周，四个火源都是小明火，离股有一段距离。其二，上述字形正好说明“炙与火相离。”其三，炙多与灼同用，灸之火源是要与皮表接触的，早期的灸疗为疤痕灸疗。所以与灸疗无关，讲的是火炙疗法。

我们应该为古老的火炙疗法正名。[7]

    1.2水疗述评

    我们在前文探讨过自然水浴疗法的起源问题，被学者们称作“是一个从源头上作深层次开创性探索的课题”[4]。

    水对于人类的生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居住的地球表面70%以上是水，没有水便没有生物界，便没有人类的生存与进化。考古史料证明原始人类多依山伴水而居，我国至吊桶环人，玉蟾岩人已开创了利用水田人工种稻，7500年前的河姆渡人遗址中心，建有木构的水井，发掘时，井内出土汲水用的陶器，井上曾有井架和井台[9]。可见在水乡居住的先民已有饮用井水的习俗，对于预防疾病是十分重要的。洛阳矬李龙山文化遗址亦有水井[10]。在传统文化中，《淮南子·本经训》，《吕氏春秋、勿躬》中，关于夏初“伯益作井”，《周易》井卦强调：“井养而不穷也。”蔡捷恩在《周易中的饮水卫生》中说：“井卦爻辞里反映了殷商之际周氏族对饮用井水卫生的要求。”指出：“井泥不食”是说井水泥浊不能食用[11]。胡朴安在《周易古史观》中有许多认识与蔡捷恩的认识一致[12]。我国7500年前的河姆渡人饮用井水的兴起，是先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与创举，是先民们长期饮水经验的结晶。

    原始社会，在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的时候，产品的分配，原始保健事业中的用火、熟食、居住，除了对老弱病孩有些照顾外，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至仰韶文化前后，当生产有了剩余价值，部落的酋长及其协助人员的权力增大，原先具有一般保健意义的物质，现在被少数人占据，变成了他们的享受品。夏商之际原始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青铜器兴起，酋长们享用的青铜器如匜（yi移）盘等为洗沐用具。据《殷周青铜器、水部》记载剩水盘已有龟鱼纹盘、舟盘、六鸟蟠龙纹盘等。《礼记、内则》记载周朝的权贵们洗浴十分讲究。如洒面曰沫，濯发曰沐，澡手曰盥（guan）。他们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匜，清沃盥，盥毕，授巾。”但是到两汉时期撰灵素的先贤者们很少重视水的医用，至多提到“渍形为汗”《素问、阴阳印象大论》。或“……肾痹，沐浴清水而卧”《素问、五脏生成论》。而长沙出土的西汉以前的《五十二病方》，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以前水疗的神秘面纱。在《五十二病方》中搜载水浴疗法六则，如《诸伤、第三治方》、《睢、第十治方》作热药水浴，《婴儿病癎方》冷药水浴，《牝痔、第六治方》属坐浴。

    1.2.1冷药水浴

    《婴儿病癎方》采用冷药水浴。婴儿病癎方项下，“癎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腹大。”依此原文本方应释为“婴幼儿高烧惊厥”本病的治疗秦汉医家“取雷矢三颗，冶，以猪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以浴之。”考《急救篇》、《名医别录》，雷矢即雷丸，亦名竹苓，为竹之余气所结。属担子菌亚门，多孔菌科，寄生在竹的地下茎上，产于我国西南四川、湖北、安徽等地。雷丸直径约1-2厘米，质坚实，表面棕色或灰黑色，内部白色或浅黄色。古人认为雷丸主癫痫狂走。现代研究证明：雷丸，含雷丸素，对于脂肪具有较好的溶解作用。当高烧惊厥的患儿（热天），在含有雷丸素的冷水中洗浴时，一方面冷水降温，一方面雷丸素溶解孩子皮肤上的脂肪，亦有利于散热。可见古人用雷丸、冷水浴疗法治疗小儿高烧惊厥，是一个理想的好方剂。但本方不适冬天使用。

    1.2.2热药水浴

    《五十二病方、伤》第二治方  采用热药水浴，设计十分巧妙。原文“久伤者，痈，痈溃，汁如糜。治之，煮水二斗，郁一参，一参，口一参。凡三物，郁皆治，置汤中，即炊汤。汤温适，可入足。……”[1]（P：160）。这是一则治疗小腿慢性溃疡的方剂，在治疗时要求准备一块小木板，当药液温度适宜时，将小木板投入药液中，使患足居木板上，“入足汤中，践木滑游，”让药液不断冲洗伤口，借以促进血液循环。药液冷了再加热，要求“朝已食而入汤中，到哺时出休”。治疗几天小腿溃疡就好了。病情严重的患者，“一入汤中即瘳，（瘳作刮除解），甚者，五、六入汤中而瘳。”强调：“瘳痈（刮除慢性溃疡面上的腐肉）而新肉产。”慢性溃疡面就长好了。再思之，这样豪华的施治方法，只有权贵者们才有如此条件。处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患了小腿溃疡是无法进行此等豪华的治疗的。

在《五十二病方》中有一篇名“巢者”，同书《牝痔、第六治方》叫“未有巢者”，第七治方叫“巢塞者（肛门）”都具有“巢”的病理特征。何谓“巢”？[8]（P：228-230）。《说文》“鸟在树上曰巢。”段玉裁注：“巢之言高也”。段氏以树杆为标高，意指鸟巢高于树杆之上。换言之，“巢”意指某一物体高出于另一物体之上。从《五十二病方》原文分析。在“巢者”中讲到“冥冥人星”，“冥冥人星”当何解之？《诗、小雅、无将大车》：“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朱熹注：“冥冥昏晦也。”《集传》“冥冥、昏昧貌”。《说文》“冥、窍也”。段玉裁注：“冥，夜也，引伸为凡昧之称”。星，古通腥，《说文》“腥，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段引郑云：“腥当为星，声之误也，肉有如米者似星。”结合“鸟在树上曰巢”，“巢之言高也”分析，“巢者”篇中的“冥冥人星”即指慢性溃疡面上长出界限不清的米粒状创面——不健康的肉芽组织。此肉芽组织高于体表，故叫“巢”。此为一解。其二，虫居之巢穴。《牝痔》：“未有巢者”治疗结果“其虫出”。什么虫？从何处“出”？《牝痔、第二治方》：“牝痔有空而栾”。《说文》：“空、窍也。”栾，通孪，双生，“有空而孪”，即内痔并发两个以上的互通瘘管。第三治方“牝痔之有数窍，蛲白徒道出者方”，亦讲牝痔之窍有蛲白徒（白色小蛲虫）爬出来。《朐痒、第一治方》“……痔者，其旁有小空，……有白虫时从其孔出。”《五十二病方》中的原文说明“巢”有二解。一指慢性溃疡面上的不健康肉芽组织；一指牝痔（内痔）的痔疮。并认为痔疮是蛲白徒食蚀的结果。临床表明：内痔病理发展严重时，内痔根部形成“末大本小”，重者可脱出肛外，难于还复，这就是“巢塞者”的根本原因。对于“未有巢者”的治疗，采用有关药物，加水四斗煮后，“置盘中而踞之”，这是一则介绍热药水坐浴的治方，达到“其虫出”的目的。虫被驱除了痔疮就会长好。在《五十二病方》中痔疮的治疗，还用熏疗熏虫，是下文要简介的。

1.3熏疗述评

我国秦汉医家们应用的熏疗是一种用某物燃烧投入某器内，采用烟熏某病，或用某些药物投入某液内煮沸后，置于某环境下采用蒸气熏蒸的治疗方法。在《五十二病方》中收载熏疗八方，其中《牝痔》四方，《朐痒》、《巢者》、《虫蚀》、《烂者》各一方。其实，《朐痒》、《巢者》都属痔疮，所以《五十二病方》中熏疗主要用于痔疮的治疗。

《牝痔、第一治方》“牝痔之入窍中寸，……取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鲋鱼如掌者七，冶桂六寸，干姜二颗，十沸。抒置罋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药寒而休，日三熏。”这则病证，指内痔在肛门内一寸处，解大便时痔静脉丛常脱出肛外，形成溃疡出血，不解大便时痔核可收回的治法。方中取溺作溶剂与载热体。在《五十二病方》中，多因收载春秋、战国以前的原始治方，许多“药物”都十分原始，如浮土、井中泥，人发、男子洎（精液）、溺、人泥等均作药物使用。本方如上记载，强调“十沸”然后连器物置于席（睡席之下挖一个洞）下，病人坐在开了洞的席上熏痔，其施治方法是合理的。《牝痔》第二、三、四方均用烟熏，第二治方用“女子布（月经布）”作烟源，第四治方用鸡羽作烟源。第三治方认为“牝痔之有数窍”，是“蛲白徒”所致。故先用“滑夏铤”导窍，“令出血”，再作熏疗。本方设计十分合理，要求“日一熏”，连续熏五、六日，病好了就不熏了。

《朐痒、第一治方》采用艾、柳覃作烟源，要求在室内挖一个“广大如（陶制小盆）”的洞，先将洞烧热令干，再将艾、柳覃点燃（没有火焰），让病人坐在口烟熏，要求“熏热，则举之，寒则下之，倦而休。”古人的设计，源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讲，已够先进了。

1.4灸疗述评

在《五十二病方》中灸疗七则，其中三则是用灸疗作麻醉剂。如《疣、第一治方》《去人马疣、第二治方》都要求将某物“绳之”以坚絜（jie结，转释为结扎。）疣本，以灸疣本，热，拔疣去之。《牡痔、第一治方》虽来讲“绳之”，但指出：“疾灸热，把其本小而   绝之。”这三则施治方法中对于“末大本小”的病灶都采用灸灼之热作麻醉剂，将病态组织拔掉。《肠颓（疝）、第十治方》：“取垢，以艾裹，以灸颓者中颠，令烂而已。”第十八治方：“颓，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隋旁，……”[8]（P：115注曰）。这是一则治疗腹股沟斜疝的治疗方法，强调“又灸其痏”。从上述史料看出，《五十二病方》中的灸疗方法，都属春秋战国时期的施灸方法，以灸灼为主，多出于疤痕灸疗法。后世改进为艾条灸，鹊啄灸，出于两汉以后。

1.5熨疗述评

《灵枢、寿夭刚柔》记载“内热疗法”。讲“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强调营卫，当属两汉医理。作者问道：“内热奈何？”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由此展开对“内热疗法”的解释。这一为“大人”们设计的“内热疗法”十分考究，除要求某药外，还要求酒、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将布分作六、七尺长的巾六、七条，要求“置酒（包括绵、白布）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曝干之……”。还要“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此外还有一系列要求。本“内热疗法”实际是炙药布熨疗。《灵枢、上膈》还记录了对蛔虫性肠梗阻的治疗。古人称肠梗阻的包块叫“痈”，在治疗中作到“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大痈乃溃。”本疗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值得外科临床适度探讨。

较《灵枢》悠久的《五十二病方》收载熨疗九则，许多熨疗手段原始，如封埴土（蚁塚土）、盐、蚯蚓矢，井上壅断处土等，都分别作为热能的导热体进行熨疗。《伤痉、第一治方》“痉（疑颈）者，伤，风入伤，身信而不能屈。治之 (炒)盐令黄，取一斗，裹以布，淬醇酒中，入即出，蔽以市（市、熟皮制的围裙），以熨头、熬则举，适下，……更盐以熨，熨勿绝，一熨塞汗出，……。”本病例因受风寒，使颈部处于僵急状态，不能作屈伸运动，当给予持续性温热熨疗，达到“寒汗出，汗出多”，可以作屈伸运动，恢复健康的时候，熨疗就停止。《五十二病方、犬噬人伤者，第一治方》“取蚯蚓矢与井上壅断处土与等，并炒之，而以美醋合挠而调之，稍丸，……”。此方在保温条件下，分别对犬咬伤处进行熨疗，然后用热泥丸敷在犬咬伤的伤口上，以求达到治疗咬伤的目的。所以《五十二病方》中的熨疗，用蚯蚓矢，井上壅断处土，封埴土作为热能的载体，是我国最原始的熨疗方法。

二、手术疗法述评

人类在治疗医学史上，手术疗法的产生，是建立在治疗医学知识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根据我国原始医学事业发展概貌《史记、扁鹊传》中庶子医论：“上古之时，医有俞拊，……”。说我国五千年前的黄帝时已有“搦髓脑，湔浣肠胃，……”等外科手术，是不可取的。有学者根据此一史料撰《经脉医学、经络密码的破译》[13]，也是不切我国历史的。反应我国先秦时期医学概貌的《五十二病方》，是未经后人修饰的先秦原著，记载手术疗法十则。从总体讲这些手术多与其他疗法合用。如《婴儿瘛》在祝由条件下实施刺破皮肤，毛细血管取血。如《疣、第一治方》、《去人马疣方、第二治方》拔疣时均在灸灼麻醉条件下拔疣。值得指出的是：《犬噬人伤者、第三治方》的清创术，《牡痔、第三治方》“……挈（结扎）以小绳，剖以刀”的外痔治疗，《牝痔》“巢塞者”的采用狗脬将痔静脉引出，“徐以刀劙（割断）剥去其巢”的内痔切除术等，说明每一手术过程都十分明确，依记录可重复操作，古朴无华。然而，这些医学史料，在今本《黄帝内经》中失传。《五十二病方》中的手术治疗史，已在《远古中国医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140-143页探讨，本讲从略。

    三、药物疗法述评、从人类诞生、进化史探讨用药思想

 药物疗法是采用某一物质调节人体某一生理过程失衡而出现的病态，它较自然物理疗法晚出许多年。现在当我们探讨药物疗法的时候，我们想到人类某些生理进化史。因为人类疾病的出现，有些与某一生理机能失衡有关，某一药物的治疗作用，是为了调节某一失衡了的生理机能。所以阐明某一生理机能对于了解某一物质的治病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3.1关于地球生命起源史中某些元素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自太阳系形成以来，地球依它自己的特殊条件演绎。1、地球表面占有70%以上的水，再加适当的温度，适当的压力为生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地球处于太阳系行星的第三位,这一距离决定了它从太阳的热能中吸取了相应的热能,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形成一个夹角，在地球上看，太阳东升西沉，在地球赤道的南北往返，形成了“日”、“年”周期，在地球南北两半球产生了四个不同的气候条件，有了春夏秋冬之别。3、地球表面存在百余种化学元素，它们都处于无机状态。如C、H、O、N、Na、K 、Ca、mg、Cl等，这些化学元素的表面都有相对活跃的电子在相对的电子层内不断的运动。在太阳系形成以后的若干年内，地球表面的H+O—的电子首先自由结合，形成了水（H2O）；在地球表面有了水，相关元素在水及适当温度与适当压力下，经自组织作用下，各相关元素外层电子层的电子又可如H2O一样相互结合，组成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再由多种无机化合物在自组织作用下，形成原始的有机化合物（碳、氢、氮、氧化合物及相关衍生物），再演生为有机化合物，如糖、核苷酸、氨基酸及聚合物多糖，核酸和蛋白质等，最后产生具有新陈代谢特征的能依一定程序性启动的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的原始有生命物质。这就是在太阳系、地球这一特定的大自然环境条件下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简要过程。从这一过程看，地球表面的各类元素如H、O、P、S、Na、K 、Ca、mg、Cl等都构成了人体某一生理结构及某一生理机能的正常进行。如食盐（氯化钠）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须品，在体内分解出钠。人体内各细胞在“纳泵”作用下，维持细胞外高纳，细胞内高钾，从而维持神经和肌细胞膜的兴奋状态和其他细胞的形态。

关于钙，亦属人体必需元素，存在于血浆骨骼中，参与凝血过程及神经肌肉、兴奋性，并能加强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从而达到镇静、止痒的目的。在《五十二病方、朐痒》的治疗中，第二治方：“取石大如拳十四块，熟燔之，米大半斗，加水八倍，……”。原文讲：将烧透的石分别投入盛米水的容器内，用烧透的石散热煮米。这是一则十分古老的“石烹法”，用“石烹法”煮出的稀饭，稀饭中的钙质一定不少。由于钙进入《朐痒》者体内，作用于大脑皮层起镇静、止痒作用，朐痒症状必然好转。现代临床治疗痒症仍用钙剂。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神经系统的许多调节功能都受许多生化物质的影响，许多植物的化学成份都对人体生理生化产生影响，《尚书、说命上》的作者在原始口头文化追议中记下“若药弗眩瞑，厥疾弗瘳”。这一史料反映了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用药思想。我国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起源都是先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见证，都有一个起源、演绎过程。[14]

3.2《五十二病方》用药思想初探

从《五十二病方》中药物治疗用药分析：单味药与用法清晰者58方，其中外用42方，内服16方。明确书写使用方法者308法，其中沃、洒、封、涂向伤口按药粉、外敷及以布约之计146法，多味药内饮46法，且多味药中可多达7-9味，说明秦汉时期医家们的用药、组方思想已逐步发展，趋于成熟[8]（P：218-221）。

    但是，在《五十二病方》用药思想中未见“酸入肝”及君臣佐使思想，只能说明《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较早，医家们根据当时的临床经验指导选药，组方，中药药理思想处于孕育、起源过程中。

分析《五十二病方》用药，乌头、堇、附子十九起。其中鸟啄（乌头）、十三起、堇四起，附子二起。上述三药同物异名，可能因产地不同，民俗称谓不同，或因时代不同、名称各异。《诗、大雅、緜》：“堇荼如饴”；《庄子、徐无鬼》：用堇；汉史游《急救篇》：“乌啄、附子、椒元华”。王应麟注补：“芨、堇草、即乌头也。”可见《五十二病方》中收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长江流域范围的医籍。上述三药名使用十九起。十七起为外敷、洗、熏、封涂，仅两起内服，十分慎重。《牝痔、第五治方》组方：蘼无本、防风、乌啄、桂、四味药“皆冶，渍以酒而丸之，大如黑菽（黑黄豆）而吞之。”要求：“始吞一，不知益一（没有不适感觉再加一丸）为极。”强调要坚持饭前服药。《、第八治方》“痛甚，溺时痛益甚”的治疗，组方：“黑菽三升，以美醯三斗，煮、三沸止，浚取汁，牡厉一，毒堇冶二，凡二物合挠，取三指撮到节一，入中杯饮”。要求“日一饮，三日病己，病已，类石如泔从前出。”（随尿排出细沙粒状物，或如淘米水一样的物质。）本方取药用手指撮药三次，每次只能撮到第一节；每日只能饮一次，可谓谨慎。在本方中详细介绍了毒堇的栖息地、生活习性，采摘时间。

在《五十二病方》71-77行，收载治疗堇毒中毒治方七个，说明春秋时医界对乌头使用之广，观察之细与中毒治疗之重视。古时，医家们采用乌啄堇治疗时，可以止痛，大约就是“若药弗眩瞑，厥疾弗瘳”，用药思想的反映。

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动物膏脂类药物24种[8]（P：255）。

在《五十二病方》成书时代，硝石、礜石、灶黄土、冻土、鸡血、鸡卵、犬毛、牡鼠、牛肉、猪肉等等都是中药。根据《五十二病方》药名录，可释者共299味，其中矿物类药物如土、泥类，人部类药物、头脂、人泥；动物膏脂类药物、豹膏、蛇膏，以及兽类、鱼类、器物类近百多种均已淘汰。然而136种植物类药物，如草类药、菜类药、木类药绝大部分保存下来。如甘草、黄苓、牛膝、芍药、青蒿、独活、百合、干姜、桂、枣、桃仁、厚朴等等，仍为当今良药。川乌、草乌、附子、附片仍然独具特色。中国中医药报2012.2.9日第二版，《杨仓良以毒济苍生》报道了杨仓良利用川乌、草乌等剧毒药物治疗风湿等难治病症的行医过程。2500年来，中药的演绎具有与时俱进的传统与特征。

从我国药学理论分析，前述《五十二病方》基本反映了两汉以前的药学概貌，《神农本草经》的传世与演绎，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至唐宋各类《本草》林立，南宋时代，张元素（洁古）总结前辈用药经验，著《珍珠囊》，力主依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酸甘苦咸）论药性，创引经报使药阐释药物归经理论，将我国中医药事业推到一个高峰。直至十九世纪末，西学东进，我国医学未能从秦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寻找到继承发展之路，闹出了难以说清的尴尬局面。特别是“经络”实体研究以来，激励着学者们不断奋争。北京中医药大的李澎涛，责长恩教授发表《中医形态学研究呼唤与时俱进》（中国医药报2005.6.25）。我们响应呼唤，从肾、脾、三焦、命门、腘肉、肉、玄府等十数个人体解剖实质进行探讨，许多资料取于秦汉，说明我国创建于秦汉时期中医理论是有雄厚的人体解剖学史料作依据的。关于中药学理论怎样与时俱进的问题，陈可冀院士曾有名言。要求“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化学成分、学效学和毒理学的系统研究”研究中医理论。[15]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从事络病学研究，寻找通络药物，如稳心胶囊的问世，葛酮通络胶囊的成功，青蒿素在治疟方面已打入世界，更可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成立设编60人的“中药资源中心”，分设“中药资源科学技术研究部”等三个部及中药分子生物室等九个实验室。国家推出的这一措施，毫无疑问将大力促进中药实质研究，中医药理论及中医临床医学的有序发展。

四、祝由简介

祝由一词，在中医学中首见于《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今世之不然……”。祝由治病属巫祝之术，与人类进化过程有关。在人类建立了远事记忆能力的前提下，如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当他们的知识积累到可以分析自然现象，能够记忆梦景中自己新近的先祖们的情景与语言的时候，人类的幻想，社会学中的图腾思想便活跃起来，这正是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沫散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的重要原因。随后才逐步产生了神话传说，反映了神灵思想的产生。甲骨文中有（《甲》：743）像人跪于灵脾之前祝说之状，祝字至今未离原形，《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祝册是奉告神灵，祈祷求福的古文书之一。自《诗经》以下，在许多古籍中均有祝的记载。当巫祝们在面对一些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又因心理作用而产生一定效果的时候，男覡女巫们的巫祝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周礼》中记载“大祝”“小祝”“丧祝”“甸祝”的原因。

在《五十二病方》成书时代，虽然殷商先民早已完成心脏解剖，已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经脉医学”，至齐景公时期已有人体四经调节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基础医学理论已在解剖、生理学基础之上，创“九脏”理论，在临床医学中已广泛使用药物疗法。手术疗法已经起步。但在《五十二病方》中仍然保留祝由术34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关于祝由术，我在《五十二病方》注补译（P：233-235）中已有专门探讨。故本讲从略。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学卫生出版社2003年1版26-40页。

2、李经纬  主编  中医学思想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1版36-46页。

3、李经纬  继承、开拓、创新——八十自述，中华医史杂志2008（3）183-186页。

4、甄志亚  中医学思想史评介 中华医史杂志2009（2）126-128页。

5、《庄子、盗跖》

6、《孟子、离娄》

7、严健民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3（8）

8、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注补译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1版

9、林乾良 河姆渡遗址医药遗迹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82（4）

10、全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46页。

11、蔡捷恩 周易中的饮水卫生 健康报1990.2.1号。

12、胡朴安 周易古史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版205页。

13、刘澄中 张永贤 经脉医学、经络密码的破译 大连出版社2007年1版。

14、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1版25-30页。

15、陈可冀院士讲中药开发 健康报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