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医理论的起源时限、理论框架组成、在中医理论框架中是否有主纲、什幺是主纲、阴阳、五行在中医理论框架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既往很少研究，本章结合比较详实的史料，作了比较明确的回答。

    世界医学的发展史表明：在科学知识尚不发达的年代，医学理论神授说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国医学理论神授说集中在《史记》中。如“长桑君取其《禁方书》给扁鹊”的故事中，《禁方书》属医学理论，长桑君授书后“忽然不见”，长桑君属神人；而扁鹊从此“尽见五脏癥结”，扁鹊也成了神医。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虢中庶子讲到上古之时，医有俞跗，能“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在俞跗的医术中蕴藏着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和临床医学理论，俞跗也是一位神医。《史记》中的淳于意虽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凡夫，但在司马迁笔下，淳于意所拜读的是黄帝、扁鹊的《脉书》、《五色诊》等，“淳于意受读解验之，有验”。淳于意所读之医学理论亦属神授。此外，在我国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等，无不具有医学理论神授意义。2 000年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医学知识神授说早已无人相信。但是近二十余年来，少数人在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的幌子下为伪气功推波助澜，甚至撰写“理论”宣扬“中医起源之真谛是气功”，强调“中医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气功基础之上的”，重弹扁鹊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医。可喜的是众多学者奋笔疾书，对伪气功给予无情地揭露。医学理论神授说是没有市场的。

    关于中医理论产生的根由，可谓众说纷纭。历代不少学者认为医源于易；近代学者在讲医易关系时多认为医易互通，或曰“中医的基本理论……皆由易学而来”；或论述中医之科学理论基础时强调“须知中国文化根源在《易经》”。上述认识虽与医源于易有别，但仍推崇易肇医之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我国古典中医理论产生于漫长的医疗实践之中，它与易学之关系虽可称“医易同源”，或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医易互通，但医学理论的产生，必然与临床医学中的有关问题密不可分，这是易学无法比拟的。进一步分析，我国医学理论肇端于近五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人们对医学知识的初步认识。而易学，就《连山》、《归藏》而言，根据闻一多、潘雨廷、江国樑诸多学者的考证，至多起源于山顶洞人文化以后，仅万余年的历史。易学的起源与发展源于古人对天文知识的积累，它在诞生初期便有了一定的哲理性；而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在临床医学发展到人们感到需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起因、命名、分类及其发展与转归等病理过程时，在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其他医学知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的基础上才开始的。如果说到医学理论中与天文知识相结合的一些内容，或曰“天人合一”的认识，在早期医学理论中是没有的。又如阴阳、五行学说，也不是早期医学理论中的内容。我国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一批秦汉医学著述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陕西武威的汉代医简、江陵张家山的《脉书》都是未经后人修饰的历史原著，在这些书中，阴阳观念罕见，绝无五行生克，不能支持医学理论源于易理。今本《内经》之与易学互通的内容，主要在阴阳应象大论、四气调神大论及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等七篇大论之中。众所周知，后七大论属唐·王冰补入，非秦汉原著，也不支持医理源于易理。在《内经》的其他篇章中，确实蕴藏着许多古典天文、历法知识，它是古代医家们为了说明医理而采用类比(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手法的产物。我国的类比法与法国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理论有些相似，都是远古人类思维方法的反映。

    我国医学理论起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耳、目、口、鼻生理功能的认识，尤其殷商时期一大批有学问的造字者们，是他们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多层次地解剖与观察，又留下了“心有七窍”的正确结论。可以说，我国医学理论框架肇端于殷商，形成于秦汉时期，主要收集在《内经》之中，这已被医史界的学者们所公认。历代各类中医典籍在陈述中医理论时普遍采用的方式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脉络脉学说以及运气、形神学说等。这种方式让我们看不出这些理论在中医整体理论水平上各自处于什么地位。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医整体理论框架中有没有主纲?如果有，什么是主纲?在中医整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引入了气的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在中医整体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如何?弄清上述问题是振兴中医的必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些问题，将在探讨中医理论框架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澄清。我们认为，影响中医理论起源及理论框架形成的因素有三。

一、中医理论的起源与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医学理论，不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可分为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医学理论两部分，它与相应时期整体医学知识的积累、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所谓的整体医学知识与时代因素存在一定关系。比如新人早期(距今4万年左右)的整体医学知识局限于对一般外伤感染及某些外治疗法的认识水平。当医学知识通过积累向理论化发展的时候，如我国龙山文化以来至殷商时期，其整体医学知识已经包括人们对自身解剖、生理的认识，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及对某些有效疗法的认识，其中尤以对某些有效药物的认识为主。上述整体医学知识的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各地医学知识向理论化发展的三大支柱。

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人体科学(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基础之上的。因此，基础医学理论是先于临床医学理论的。我国人体解剖知识起源于何时，尚无确凿史料可证。当谈及我国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起源时，学者们多引《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及《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丈夫八岁肾气盛……”，以显示我国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之久远。其实，如果从人体解剖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正常人体各部位的解剖结构这一原则出发，在我国，当仰韶文化时期制陶者能够在陶盆上画出人面鱼纹的时候，或者说当人们开始研究人体面部特征以及开始思考目可视物、耳可听声的时候，人们对耳、目、口、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原来仅具有一般名词意义的耳、目、口、鼻，从这时起便具有了人体解剖学名词的意义了。换句话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在我国先民之间口头传授的耳、目、口、鼻等名词就已经具有了解剖学名词的意义。

在殷商甲骨文中，反映五官生理知识较多，如耳字作“”，听字作“”，从耳从口；目字作“”，见字作“”，从目从人，突出了目，都十分深刻地说明了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还有，臭字作“”，从自从犬，说明犬的嗅觉比人更敏感，是比较生理学的反映。值得指出的是，《内经》中脏腑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心之官则思”，过去认为出于《孟子·告子》，事实证明：“心之官则思”至少出于殷商末年。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在创作心字的过程中，对心脏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观察，发现了“人心有七窍”，认为“圣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这一观念便是“心之官则思”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殷墟甲骨文中，胃字作“”，丁山在释“”字时指出：“”当是胃字的初写，……胃，石鼓文谓字的偏旁作“”，其上之“”，当是“”直接的形变。我们分析：这两个胃字的初文，是造字者们解剖人胃或动物胃亲眼见过胃内食物或胃内有分叶(如牛之百叶)的结果。殷商甲骨文时期人们对胃的解剖认识，为《内经》脏腑归类及“谷人于胃……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的消化生理功能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二、中医理论的起源与疾病命名的渊源关系

随着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在临床医学中人们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化，又产生了给疾病命名的向题。历代医家对于疾病命名方法的探讨，亦成为推动中医理论形成的原因之一。据有关史料分析：殷商时期的医学水平是比较高的，已将疾病分作34种，疾病名称已有疾心、疾蛔。从病因学命名的已有蛊、祸风。分析甲骨文中疾病命名方法，多以人体解剖部位命名疾病，如庆首(含头痛、头疖等)、疾目(含内眼疾病等)、疾腹(含内脏诸多疾病)、疾耳、疾疛等，这当然是比较原始而简单的，但它代表了殷商至秦汉时期我国疾病命名方法的主流。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部汉代《脉书》，这部《脉书》可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就是疾病的命名问题。如病在头、在身、在鼻、在口中等，这些病名与甲骨文中疾病命名方法基本一致。然而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一些疾病的病理、病程，并试图将疾病名称进行再分类。如“病在头，脓为，疕为秃，养为”，“在鼻为肍，其疕、痛，为食”，“在耳、为聋，其脓出，为浇”。书中在讲述“病在身(躯干)”的疾病时，不但言及体表，而且对于部分内在的脏腑疾病，尤其是对肠中的疾病分为11种情况进行了论述。毫无疑问，张家山《脉书》中的疾病命名方法源于殷商。但它也说明，西汉早年的医家们对于脏腑疾病的归类、命名问题至少是心存困惑的。那时的医家们曾经探讨过一种全新的疾病命名方法，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对疾病命名绝大多数按疾病的临床表现分类，如伤痉、婴儿索痉、牡痔、痂、乾骚、睢病、胻瞭、痈、身疕等。但这种分类法使用时间不长，很快被新兴的经脉主病理论(即按经脉区域归类疾病)所替代。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其所产病”就是经脉主病，或曰按经脉区域归类疾病的专用术语叫“其所产病”。张家山《脉书》第二部分的“阴阳经脉篇”与长沙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内容基本一致，但篇后明文写到：“凡二十二脉(人体左右各十一脉)，七十七病”。可见在“阴阳经脉篇”成文时期，疾病已由殷商时期的34种发展为77种，而77种疾病统归于22条经脉管辖，说明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不仅是经脉主病的需要，而且较甲骨文和张家山《脉书》“疾病篇”的命名方法条理分明，一目了然，也方便得多。由此看来，自殷商以降的千余年间，我国古代医家们一直在探讨疾病的命名与分类问题，说明我国医学理论的起源、发展，也是与临床医学中的疾病命名方法的演进分不开的。

三、关于中医理论框架主纲及阴阳、五行诸学说的历史地位问题

上文我们论述了中医理论起源与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人体疾病的命名、分类诸因素有关，它的源头至步在殷商时期。从理论框架分析，中医理论在起源、发展过程中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主纲，这就是三千多年来人们不断探求的人体生理、病理调节理论，它经历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人有四经说)、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及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等六个或长或短的历史阶段。应当指出：人体调节理论是中医理论框架中的主纲；在人体调节理论中，心—经脉调节论又是人体调节论中的主纲；它经历了人有四经说、十一经脉说、十二经脉说三个历史时期；其他调节理论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至秦汉时期都统归于心—经脉调节理论之中。从下列的简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先民创立的六种人体调节理论所跨越的时空及其在人体调节理论中的历史地位。

    上述六种调节理论实为五种，因为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和秦汉时期的心—经脉调节论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即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它表明我国的经脉理论是以心脏解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人有四经说、十一经脉说和十二经脉说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文中可见：朴素的脑调节论渊源于殷商，与心—经脉调节论基本起于同一时代；原始的气调节论肇端于春秋；辩证的阴阳调节论大约在秦时已为医家们注意；惟五行学说引入医学最晚，基本上起于西汉，且因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属性问题，所以五行之生克理论在引入医学以前，必须与脏腑相配，方可论证人体生理、病理之生克。史料证明：在脏与腑尚未完成归类的前题下，用五行与脏腑相配是会出现困难的。如在土的配属中，就有与胃相配和与脾相配问题。仅此，足以说明五行学说引入中医理论是较晚的。可见秦汉时期中医理论框架的历史概貌，认为传统的中医理论起源于阴阳、五行学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