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萌芽、起源与发展演绎的过程中，药物知识的起源与用药思想的产生，也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它们是人类进入新人时期，即近5万年以来，在“求治愈慾”思想支配下从外伤外治，向内病内治发展的必然，是在外伤外治医学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逐步认识到某一物质对某一外伤效果更好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大约经历了数万年反复认识过程。人类用药治疗内病是人类已经能够从疾病经验中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内正在患疼痛，如牙痛、胃痛、腹痛以及呕吐、腹泻等之后产生的，它是原始医学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产物。 药学理论不同于用药思想，一般来讲：在用药物治疗某些疾病积累药学知识，经数万年的努力，方有药学理论产生的可能。

    有资料反映：“季康子送药孔子，而孔子却说我不懂药性不敢尝试。……许悼公患病疾，其长子许止送药没有先尝，悼公被药毒死。许止极为悲痛，哭泣一年也死了。”至《吕氏春秋》成书之时，仍记载王孙绰想将治疗“偏枯”之药物加倍使用，以生殊死之人。结果只能是一场梦幻。上述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秦以前人们对中药的认识水平。

    传统中药用药理论产生于近两千年来，它有一个逐步发展与丰富过程。包括药物的炮制方法、用药剂量、君臣佐使、四气五味、药物归经，强调相须相使等，它包含了“天人合一”(四气、阴阳、虚实)，更多的反映了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它是当时的人们探寻药学理论的表现，属于经验医学中的泛化理论。临床在辨证施治中较为复杂，所以国外学者难于接受，影响了当今医药事业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先秦时代的方剂学，反映了原始中医学的许多用药思想。它绝无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的影响。有学者统计《五十二病方》中药247味(潘远根1981)，或242味，(薛愚1984)。在注补译中，我们将膏脂等作了分析，统计为299味(见药名录)。潘氏指出《五十二病方》中反映了“由单味药的运用发展到多味药的配伍组方”。他统计197方中用单味药者78方，二味药以上者119者，证明人们已认识到药物的组合运用。我们统计，单味药与用法记载清晰者58方，其中外用42方，内服16方。在《五十二病方》中，有许多治方中存在一方多法，明确书写使用方法者308法，其中沃、洒、封涂、向伤口按药粉、外敷及以布约之计146法，各类物理疗法48法，依施治过程可归手术者l0法，取汗5法，牛舐、小猪嘴磨各l法，脱舡者悬掉冷水冲之1法，祝由34法，内饮药仅62法。内饮药仅为20％。我们的统计证明：《五十二病方》所载用药史料中，仍以外用药为主。但又证明；内饮药虽组方较少，在62内饮药中，单味药内饮仅16方，占25．7％，多味药组方46方，占74．3％，且多味药中可多达7～9味。说明秦汉时期，医家们的用药组方思想己逐步发展趋于成熟。在用药剂量方面如“牡蛎一。毒堇冶三(162行)”。说明药物不同，剂量不同。尤其在疽病的治疗中，采用多味药组方较多，如疽第一治方：“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耆；肾疽倍芍药”。这一资料告诉我们：传统中药理论的辨证思想已是呼之欲出了。用药物有了多味药的配伍，同时也出现禁忌的要求，如；“治病时，毋食鱼、彘肉、马肉、龟、虫、荤、麻洙菜，毋近内”(27~28行)。或者：“毋禁，毋时”(33~36行)。上述用药中的配伍与禁忌要求，当然是在当时的医药学“理论”(或者某些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惜《五十二病方》的汇集者没有记录这方面的“理论”。

    在《五十二病方》中，原始的药物比比皆是，如；“五画地”(13行)取浮土、小童溺(71行)、女子布(146行)、犬矢(屎)羊矢、冻土等；也有至今仍为良药的甘草、百合、牛膝等。那时的医家在巫祝思想影响下，认为病属怪物，邪气所致，用污秽之物驱逐病邪是可以理解的，各类动物的矢(屎)、女子布，就属这类药物。古人用药还有“以物克物”的思想，认为腹内因“虫”而致的蛊病，就用吃虫的蝙蝠进行治疗(435行)。在《五十二病方》中，还可见到古代医学家从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实用医药知识，如认识到乌喙的止痛作用，附子的局麻作用(449行)，酒煮薤内饮取汗(43行)，认识到“燔饭焦(424)，陈蒿灰(428)”的收敛作用，知道石烹法煮的稀饭(含钙质很多)具有止痒作用(272)等，还总结出乌喙用过量而中毒的治疗(71~77行)。《五十二病方》中所有药学知识都饱含着医学家的用药思想，都成为后世医家创建药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关于阴阳观念，《五十二病方》中仅载“而灸太阴太阳(222)”，看不出用阴阳观念指导组方、遣药，更未见五行、四气思想用于药物组方。单从药味讲：除“堇叶、实味苦”(167)。“卢茹，其叶可烹而酸一(252)，“骆阮一名白苦，苦浸”(257)，或者多次使用具有酸味的醋、酸浆(193)、滫(陈久的淘米水361)外，未见。酸入肝”等药学理论及“五味”词组，更无“君臣佐使”概念，因此只能说：在《五十二病方》成文的年代，人们虽对某些疾病的病因、病理、某些药物的某些性能有了一些认识，当时的医家利用当时在临床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指导选药组方，要求禁忌，目的在于提高疗效，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秦汉时期的药学水平。但是中药药理思想的起源已孕育其中。

    《五十二病方》中的药学史料真实地反映了秦汉原始中医学中药学概貌，传统中医学的药学理论产生于两汉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之后的若干年内。（严健民）

    参考资料：

    l．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25～31。

    2.．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49。

    3．潘远根 从《五十二病方》探讨先秦方剂学的成就。

    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长沙马王堆医学研究会编。湖南中医学院1981：67 73。

4．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