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分析科学发展史，各类科学知识的诞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根由与规律。我国古典医学理论中的经脉理论发生、发展的根由是什么呢? 简言之，古代医家们寻找人体调节理论是动力；古典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临床医学的发展是基本条件；医家们认识到经脉主病及早期脉象学的成就是核心。当我国历史发展到秦汉时期，其基本条件都已成熟，经脉理论便应运而生。

    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经络”即“经脉”。经络(经脉)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它是回答人体生理、病理调节过程的，属人体调节理论。从秦汉时期的医学史料分析，这一人体调节理论，还是用“经脉学说”这一名称为好，因为经脉学说词组全面反映了经脉学说的发生、发展。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早已是医史界的一个老问题了。就近四十年而言，有认为“把某些习用有效的‘砭灸处’依其不同的作用而定为‘腧穴’，再则将对某一类‘症候群’有显著疗效的一系列‘腧穴’以及发生疾病，…总结而成十二经体系”，这是从点到线形成说的代表；有认为先有路线、后配腧穴的”；有认为“从气功过程”发现经络体系是“丝毫不必隐藏的”，并指出“某些特异感觉功能发现了经络体系”；或者将经脉学说的诞生推到具有“特异功能的古代医生——扁鹊”；或者又陷入不可知论，认为“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上述意见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也有不同于上述观点的，如有学者认为：经络学说是“……穴位主治……解剖生理知识的综合”的结果。李鼎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经络学》在“经脉、络脉简称经络”的前提下，从五个方面对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说服力。70年代以来，由于长沙马王堆出土医帛《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等问世，丰富了经脉学说的探讨内容。笔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上述各家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了我国医史工作及经脉理论研究的发展，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我国医学事业为何发展至秦汉时期才能在较短时期产生经脉学说的问题，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从历史唯物论出发，任何科学知识的发生、发展，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及其先决条件，经脉学说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应当将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放到秦汉乃至商周等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以下根据这一原则仅就经脉学说起源的必备条件进行分析。

    一、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

    我国经脉学说的诞生，决不是“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后，便在一朝形成的，也不是“无据可考”的。它是我国先民们在探讨人体思维功能与调节理论过程中经过千余年努力的结果，是先民们在漫长的解剖实践、临床医学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经脉主病后的产物。从这一点讲，它与“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有关。然而，我国先民是从何时开始探讨人体本身的思维活动，并将人的思维活动赋予心脏了呢?又是从何时起对人体心脏、经脉进行过解剖观察呢?目前已有三则史料反映了殷商时期的人们便开始了对心、血管(经脉)解剖及心主思维进行探讨。其一，《史记·殷本记》讲：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淫乱不止”，大臣比干“强谏”，纣王大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于是下令“剖比干，观其心”。“心有七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殷商时期人们在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人心脏内有七个孔窍，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圣人”之心有七窍，意思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因此“圣人心有七窍”便是殷人最早将人类的思维活动赋予心脏的记录。其二，《殷墟文字乙编》738，卜辞云：“贞 (有)  (心)，唯有跎”？陈世辉指出：“卜辞中的疾心，是指的精神方面病症”。。陈氏的这一解释是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出发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已经认为心是主精神与思维的，当思维功能紊乱的时候，便是心产生了疾病。其三，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搜集四个心字，作“”，指出：“父巳爵作‘’(心)”。殷商时期，上述五个心字的产生，都是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心脏进行解剖观察后“依类象形”描绘的结果。第一个心字，是造字者站在尸体旁连同开胸的尸体及胸腔内的心脏一起描绘的；后四个心字，则是造字者们取出心脏后剖开心脏，观察心脏内部进行描绘的结果。惟“父巳爵”的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代表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经脉)，是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于省吾先生在《释心》中，引《甲骨缀合编》177反，“多口王心若”，指出：“王心若”即王心顺善之意。这一解释，也是以心主精神与思维为前提而言的。从文字学角度研究心字的演绎，对于了解心脏及心脏底部经脉的解剖史也是有益的。“父巳爵”的心字，自殷商以后，大约经过五百年，至齐灵公时期，心字作“”或“”。这两个心字，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后者还表明了下腔静脉。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这四条大经脉是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发至主动脉弓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我们分析：“叔候镈铭”的“”和“叔候钟铭”的“”字，是从商时“父巳爵”的“”字衍变来的，它们都十分重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到“叔候钟铭”时，又加人了对下腔静脉的描绘。这个“”(心)字，铸造于公正前313年的中山壶铭从之，它仅作稍许改动，属于隶化的结果。“叔候钟铭”的(心)字，《说文》又从之。可见在古心字的创作过程中，突出心脏底部经脉的历史长达千余年。

    从传统文化中有关史料分析，我国自商以来，先民们做过许多次解剖，传统文化中的解剖学知识是十分丰富的，如《尚书·盘庚》中的“心腹肾肠”，《大学》中的“如见其肝肺然”，《礼记·乐礼》中的“百体”，《左传·成公十年》病邪“居肓之上，膏之下”等等都是先民们创立脏腑学说、经脉理论的基础。在《内经》中，保存了许多人体解剖知识，但很分散。如《素问·骨空论》关于全身骨骼形态及骨空(骨的滋养孔部位)的记录，《素问·气府论》关于部分骨空的记录，以及《灵枢》中的《骨度》、《脉度》、《五色》、《肠胃》、《平人绝谷》、《忧恚无言》、《经水》、《经脉》、《经筋》诸篇，都记载了许多人体解剖学知识。这些解剖知识都与经脉理论紧紧相连，它们都不是在一朝一夕获得的，而是千余年积累的结果，其中多数人体解剖知识在秦汉时期认定下来。早在50年代有学者对《灵枢·经脉》进行研究后指出：“经脉篇所写十二经脉起止、上下、循行出入、侠属、贯连、交络、布散等非常明划清晰，可见量度血脉的工作，原是当时人体解剖的重点。因为中国医疗理论是以‘息血脉’为主要基础的”。我们虽没有理由说秦汉时期的医家们已对人体全身的经脉做过普遍的系统解剖，但是，从《经脉》篇中看，经脉在面部、四肢的某些循行过程，是有实际解剖知识作基础的。

我国的经脉学说，从早期的《足臂》、《阴阳》到《灵枢·经脉》，都是经脉理论专著，它们的经脉条数不一、分支由简到繁、起止各异以及与五脏相配、经(精)气流向等问题，反映了经脉理论初创与发展过程，这是许多学者在探讨中所公认的。《足臂》、《阴阳》、《经脉》都是讲解经脉主病的，都强调经脉有一定的循行规律。根据三部“经脉”中各条经脉循行的情况分析，某一经脉循行的提出，是有解剖知识作基础的。《足臂》、《阴阳》中某一经脉循行，可能依可见的静脉路线作简要记述，到《经脉》时，出现了“伏行分肉之间”这样明确的解剖学术语，便是解剖所见经脉循行的结果。以手阳明之“人齿中”为例，便可见一斑。此外，在“仓公诊籍”中“龋齿，灸左大阳明脉”，与上述三部经脉内容基本一致。

表3-1-1  手阳明经脉循行路线的演进

从上表看，三部经脉中关于手阳明经的起止、循行大同小异，但《经脉》篇中更详。依现代解剖知识分析：“穿颊”及“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脉行走方向的描述。颈外动脉供血面宽，很多分支分布于面颊，由它分出的上颌动脉再分出下齿槽动脉于下颌支内面穿入下颌孔，并经下颌管出颏孔。手阳明经的“穿颊”及“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这一记录就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颏孔有经脉穿入的实录。同样在《经脉》“胃足阳明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是来自上颌动脉分支的眶下动脉从眶下孔穿出的实录。这一事实，说明古人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眶下孔有经脉穿入，便记下了“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这样准确的解剖学术语。关于上、下齿脉问题，在《灵枢·寒热病》中说：“臂阳明有人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足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素问·气府论》讲：“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上述史料中虽穴名存在差异，但足阳明入上齿，手阳明入下齿是一致的。上述诸多解剖史料证明：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其中尤其是经脉(血管)解剖知识的积累，是创立经脉理论的基本条件。    

二、人体生理知识的积累

 我国先民关于人体生理知识的认识与积累，已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许多生理知识产生于甲骨文字创立之前。如甲骨文中的目字作“”，耳字作“”，听字作“”，说明造字的人们早已知道“目之于色，耳之于声”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臭字的创作过程。这个臭字，至今仍从自从犬，“自”在甲骨文中作“”(《甲》392)，即人之鼻的象形，是古人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称呼自己的象形会意字。那时人们不仅知道鼻的功能是闻气味的，而且还知道，犬的嗅觉比人更灵敏。因此甲骨文中的臭字从自从犬，作“”(《铁》196.3)，这个字，当是比较生理学的产物。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讨最为丰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都是耳目功能的一般性论述。《国语·周语下》“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管子·水地》“视之黑而白，精也”，讲的是“气”、“精”为五官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庄子·庚桑楚》既不承认“气”的生理作用，也不承认“精”的生理作用，公开宣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聋者不能自闻”；《吕氏春秋·尽数》将精气的流动与形体的运动结合起来讲：“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郁，郁……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鼽为塞。”肯定生理功能的失调与精气的郁结有关。《淮南子·原道训》则用神解释生理功能现象说：“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说明耳不能听、目不能视，是神失守位的结果。古代学者们在探讨五官生理功能中，衍生出精、气、神三派观点，它们都是创立经脉理论的重要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其他生理功能的，亦多用精、气、神解释。《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并接下去讲：“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认为气在一定的通道内流动，是思维功能的物质基础。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将人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论述血气之不同。《孟子·公孙丑》云：“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认为人体行为功能是否正常，亦决定于气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精气神生理理论，是《内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戒部分。如“心藏血脉之气”(《素问·平人气象论》)，“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灵枢·营卫生会》)等。《内经》中的诸多论述表明，沿于两周以降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理论，是经脉学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我国先民们探讨人体生理、病理调节过程的时候，不难发现，我国的人体调节理论发展至秦汉时期，已经走过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朴素的脑调节论、原始的气调节论、辩证的阴阳调节论、有君有臣的生克的五行—五脏调节论等阶段，到秦汉时期，才吸收既往所有调节理论之长，产生了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我国人体调节理论的这一发生、发展过程，雄辩地证明了经脉学说的诞生，绝不是“无据可考”的。人体生理知识的积累，是创立经脉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三、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

    我国的医学知识有文字可考者，已有三千四百余年历史了，它最早反映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目前甲骨卜辞中的医学史料，虽仅限于宫廷记录，但已很丰富，所反映的疾病达34种，涉及内、外、口腔、妇产诸科。从《左传》有关史料分析，公元前6世纪，秦国的医学相对晋国来说处于领先的地位。秦囯先后于公元前581年、前541年应邀派医缓、医和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这两次应邀中，医缓提出病邪致病的深浅说“居肓之上，膏之下”(《左传·成公十年》)问题，医和则提出六气致病说(见《左传·昭公元年》)。尤其医和，是在批驳了“实沈臺骀为祟”及根据晋平公“近女室”的情况不同意“饮食哀乐之事”后提出来的，反映了当时巫医之争及致病因素的学派之争。春秋时期，周室的临床医学也是很先进的。据《周礼·天官》记载：周室将医药划在“天官”范围，表明对医学的重视；周室已用条文将各类医工的职责及全国的医事活动规定下来。其医工分医师、食医、疾医、疡医以及兽医等。“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凡疗疡……；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周礼》虽为战国时期的汇集，但公认搜集了周王室的制度，“系先秦古籍”。因此《周礼》中的有关史料虽有可能羼入了战国内容，但上述医学史料，未见于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政令，这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它应该是可信的。从经脉理论讲，《周礼》中的“以咸养脉”道出了那一时期人们已知含有食盐成分的血液是在经脉中流动的真谛，是最为可贵的。《史记》记载扁鹊怀起死回生之术，救活了虢太子，他行医周游列国，“随俗为变”，说明他的医学知识广博。《史记》中的扁鹊事迹，跨越数百年，虽不可全信，但战国时期存在“带下医”、“耳目痹医”、“小儿医”的可能性是较大的。秦时对于流行较广的“疠”(麻风)，已由政府设“迁疠所”，对疠病患者集中于“迁疠所”内，实行隔离治疗与管理，是一种先进的临床医学管理制度。两周至两汉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反映了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丰富，也必然促进人们寻找新的生理、病理理论。

    从疾病名称及其分类情况分析：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疾病名称已从甲骨卜辞时期简单的“疾首”、“疾目”发展为“病在头，脓为，疕为秃，养为，……；在目，泣出为浸，脉敝瞳子为脉浸……”。反映了依解剖部位划分疾病的方法越来越细。参照长沙马王堆出土医帛《脉法》分析张家山出土《脉书》全文，可将其分作五个篇章：即疾病篇、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砭启四害、相脉之道。它们都与经脉理论息息相关。其中“疾病篇”将人体上下分作29个部位，记述疾病66种，较殷商疾病命名方法有了进步。但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是十分零乱的。如张家山《脉书》“疾病篇”将，头面分作11个部位记述疾病：在讲完“在身”(躯干)的疾病后，接着又讲胃、肺、心、肠的疾病；其中肠的有关疾病又分11种情况记述，表明了脏腑疾病归类存在困难与医家们对疾病分类、命名存在困惑心情，因此蕴藏着寻找新的疾病归类、命名方法的动力。事实证明，两汉时期医家们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十分活跃的。近几十年来，全国出土两汉医书、脉法等十数部，其中长沙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五十二种疾病的分类方法，完全按疾病的临床表现形式分类、命名，与现代医学命名方法类似，具有代表性。但它很快被当时正在兴起的经脉主病理论所替代。江陵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篇”最后附文：“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在古人看来，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较“疾病篇”记述疾病条理分明，一目了然，方便多了。不仅如此，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深刻反映了经脉主病思想，促进了秦汉时期疾病病理、治疗医学的发展。

    从脉象学讲：秦汉时期，医家们已从痈肿等疾病的临床表现与经验中总结出最早的脉象理论，记载于马王堆《脉法》及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中。在“相脉之道”中有一段完整的原文：“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骭(足)之少阴，臂之钜阴、少阴，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这是当时的作者论述“相脉之道”的核心，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客观标准。上述原文中的“主病”与“生病”是有区别的，它们是剖析“是动则病”的最好材料。“主病”是说当某一脉由盈转虚，或由滑转涩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有生病的可能；“生病”则是说当某一脉由静转动，或者原本就动之脉转入疾速跳动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已经生病了。因此，“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其实质便是“是动则病”，结合临床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如属于痈病的齿槽脓肿、甲沟炎等，当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痈肿周围组织淤滞，局部压力增高超过动脉压，于是压迫动脉使人产生跳痛感，这才是“是动则病”的实质。早期脉象学的产生，是早期经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们在发生、发展的道路上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到《灵枢·经脉》成文时期，又在前人关于人体调节理论及经脉主病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天文、历法之周而复始理论，补充经脉条数，调整精气流动方向，通过多方改进，达到经脉循行“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人体循环系统以及消化、泌尿等功能，从此我国的经脉理论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指导中国医学两千余年。

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不仅需要人体解剖知识、生理知识的积累，而且依赖于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这便是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才能产生新型的人体调节理论——经脉学说的重要原因。（严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