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道  德治文化  溯源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一般依《尚书·尧典》追议为据，论述近五千年来我国先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伟业，这就是尧帝的德治思想。尧帝为达到“百姓昭明”的目的，在前人探讨天文、历法的基础之上，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不同区域观测日之东升西沉，南往北来位移规律，修订出“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敬授人时”，为黎民百姓提供放牧、农业种植的时令，指导民众生产、生活。可见尧帝的伟业之一，在于探讨天文、历法之道，实施仁德于民。    

关于我国远古先民首创历法的史料，在传统文化中，首见于《尚书·尧典》属春秋学者依远古民间口头文化传承追议记录成文，虽有重要价值，但不属源头。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濮阳发现了M45号墓，是6500年前颛顼部族用蚌壳摆塑的二分日道图，此图用实物告诉我们颛顼部族的先民们早己取某一固定点依东西方地面物作标志(参照物)，观测太阳东升西沉，南往北来位移变化规律，探明了“天道”，首创二分二至，四维历法。四维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维又是神话传说中的四条顶天柱，成为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四维折”的原形。春秋时期，我国古六历之一“颛项历”，与“M45号墓蚌塑二分日道图”存在渊源关系。考古工作者们还在伏羲部族活动范围甘肃永靖发现了6300年前的“双龙太极图陶钵”，当伏羲族的先民们观察太阳方位，采用垒石法记录太阳在地面的视运动规律，制订八月历法，又演绎出“天地定位图”后，进一步推演出太极图象，这才有了制作出“双龙太极图陶钵”的可能(该钵现收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淮南子》曰“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就是我国先民在长期的依远山景观日东升、西沉，南往北来、位移变化规律时得出的“结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历法)了”。考古证明：我国种植农业，早于1．2万年前的江西吊桶环、湖南玉蟾岩时期已经起步，到6500年前才有天文·历法问世，伏羲氏族，颛顼氏族的先民探讨天运之道，(太阳视运动之道)创制历法，传授给百姓，提高了黎民百姓的生存条件与生存能力，是他们为民众生活操劳，施仁德于民的美德。后世尧帝的“克明俊德”，舜帝“玄德升闻”，大禹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都反映了历代君主的仁德思想，促进了社会的大发展。商汤克夏桀之后，刻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自己和商之官吏时刻想到民众生活，对于自己可能产生的恶习，要如同沐浴去其身之垢一样，以求日日革蔽求新，为民谋福。汤王的德治思想，于盘庚时期有新发展，盘庚告诫自己“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他要求百官“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周武王伐商纣之时提出“同力度德，同德度义”。表明与军民同力，同德伐纣必克的决心。武王克纣建邦之后，立即将正直、刚克、柔克立为“三德”，作建国方略之一。且一再强调：“稽我古人之德”，“不可不敬德”。《大学·汤之盘铭》中引《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呈述了周公旦辅佐成王的故事。强调“惟新”。西周早年历代君主多本于求新、德治的治国方略，促进了社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孕育了以尹吉甫为代表的文武之才，被誉为“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小雅·六月》反映了尹吉甫在随宣王伐猃狁时，将来犯之猃狁部族从泾水逐至太原以北，达到了“共武之服，以定王国”的目的。宣王为“吉甫燕喜”时，诗人作《六月》以歌之。《大雅·崧高》、《丞民》为尹吉甫所作，一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一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记载了他的文才，不亏为“文武吉甫”。尹吉甫对周室是有贡献与影响的。故吉甫之后的故事于《节南山》中仍颂作“赫赫师尹，民具而瞻”、“尹氏大师，惟周之氐”。

对于《诗经》，我无法深究。作为传统天道观、德治文化讲，它的源头前文已作了简要回顾，与历代君主组织力量观察太阳视运动的“天道”，制定历法，施德于民分不开。一部《诗经》，反映了周代早年君主们实施仁德治国的内容是丰富的。《国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诗人将周庄公以前的君主们比作日月，采用比兴手法说日月之照临下土(民众)久矣!歌颂他们“德音无良(量)”，怎么能忘记呢!在《诗经》中。诗人为抒发情感，常从天文、历法理论、自然现象中取材。《小雅·正月》引用“天盖高”，反映了“盖天说”，“天高地厚”由此而来。《小雅·十月之交》开章就讲：“十月之交，塑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蕴含着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诗中描述：“煜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衰今之人，胡憯莫惩。”记载周幽王时的大地震，反映了“天”对幽王暴政的惩戒，是我国最早的“天人感应”观的表白。《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地震之后，伯阳父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幽王后不久，周室迁都洛阳西周终，东周史始。

二、《诗经》思想对老子的影响

《诗经》中许多思想对老子的影响深远。关于老子其人，我们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分析，老子其人虽有多说，但主要讲老子即老聃，曾在东周王室任“守藏史”(管理典籍史料)，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有条件参阅西周以远各类自然、社会典籍史料，包括《诗经》相关抄本。我在《走近老子——道德经章秩重组注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3页)讲：在老子“欲不欲，学不学，知不知”的求学过程中，毫无疑问，他的思维特征早己从直观思维，推理判断向格致穷究，取象比类发展了，这是他能够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等三组直观事物之后提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哲学观的根本原因。老子这个人深入到天文、历法以及各类知识中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学别人没法学到的知识(学不学)；想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欲不欲)；掌握了别人没有掌握的知识(知不知)，这才是他能使《道德经》临盆的根本原因。在撰《道德经》时，老子从《诗经》中吸取了许多营养，贯穿于《道德经》中。

(一)天道“周而复始”观

在《诗经》中常用日月往复，寒暑交替，四季祭祀活动之特征反映诗人循环往复思想用以抒发情怀。《小雅·天保》“禴祠丞尝，于以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禴(礿yuè跃)，古祭名之一，《札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帝，……”郑玄注：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公羊传·桓公八年》“夏曰礿”，何休注：“夏麦始熟，可礿，故曰礿”此夏季用麦祭也，  在此讲煮麦至沸，可食。毛传曰：“春曰祠，夏曰禴(礿)”秋曰尝，冬至丞。《天保》之意，言年复一年的四季之祭祀活动的不同，反映了“天道”循环往复思想。在《道德经》中，老子吸收了这一思想《道德经·第十六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如同之东升西沉，南往北来，月之盈亏更替，二分二至往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国风·七月》)的季节变换，植物的春萌秋杀，开花结果，反映了“物壮则老”规律，都是老子“观复”的对象。因此，他在总结天地之道(规律)时，指出：“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

(二)天道、德治——民为本

《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记述周公旦辅佐成王时，提出了“九月霜降之时，应授寒衣”的要求，反映了周室的“天道、德治文化”，继承了中华先祖“厚生”，“敬授民时”即“民本”思想。《管子·霸言》讲：“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这一思想，将庶民看作“本”，强调国家的政令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只有执政者的“上明、政平”，才能“人安”。说到底就是要求执政者们施仁德于民，作到“厚生”。《道德经》中讲：“民之饥”的原因有二，一是“以其上食税之多”，二是“以其上之有为”(第75章)，即脱离客观实际发号施令的结果，由于“民之饥，民之轻死”，是希望争得“以其求生之(相对的)厚”(第75章)，所以老子多次提出要让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80章)的自在生活；要求执政者们执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主义。

(三)刚柔自然观

在《诗经》中提出了刚柔观。《大雅·烝民》尹吉甫在歌颂仲山甫(樊侯穆仲)的品质时写到：“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软弱，忍受；吐：谈吐，说话，争辩。尹吉甫在此颂扬仲山甫为人是“柔嘉维则”，在强敌面前不软弱，为国家成就了许多伟业，但他不居功自傲；性格刚强，但不固执己见(不吐)，不强词夺理。老子发展了刚柔思想，用柔歌颂水属性，“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第七十八章)，揭示了自然界的许多哲理，提高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在老子笔下，柔还代表动物之牝，“牝常以静胜牡”(第六十一章)指出了雌雄动物的性格!

(四)无为而治

关于“无为”思想，也应是老子从《诗经》中学来的。《国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为”。诗人用张罗捕兔抒发自己的情感，寓意西周建邦之初，“尚无为”。政府没有设置罗网(出示各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政令)，《国风·泽陂》诗人又提“无为”!说“我睡觉没什么事，就想着一个人”，在《道德经》中强调了“无为”思想。“无为”就是要求执政者们在制定各种政令中不要违反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客观规律性。第43章讲：“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这一认识是老子观察水性，认识到水的天然属性后写下的。第48章讲：“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无为”即尊重各种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不干扰各类事物的自身发展。“无不为”指事物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就能顺其自然地发展，不用不必要的外力强加于自然事物，社会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第64章：强调：“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中，“为”是一个动词，指盲目行为：执，指执着，引申为固执，办事者不深入实际，了解实情，不尊重客观规律办事，必然失败。老子讲治国，绝不是完全要求“无为”，他要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64章)；老子主张当政者们必需“为”，但要作到“为而不恃”(第51章)，“功成身退”(第9章)，达到“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可见老子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但也不反对“为”的。

(五)借鉴诗中“可道、不可道”语法

关于“道”，在中华远古口头文化传承时期，可能与行并用，至殷商甲骨文字行作 (一期后下2、12)，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载：“，象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行指在路上行走。《尔雅·释官》“行，道也”。反映：行道指路的本义。

西周学者，从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搜集中华远古史料，撰《尚书》，唯尚书《大禹谟》的作者讲“道心”，“天道”，而“天道”，仅出于春秋学者对当时的“敧器”之特性“满招损，谦受益”寓意，即根据寓言探讨治国方略的。有学者研究：“道”，在《诗经》中出现32次，多依道路引申出：方法、言论。《国风·牆有茨》“中冓(姤)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这是一首讽刺诗。笔者认为，这一语法对老子有启迪。“可道，不可道”言简意深。《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与《牆有茨》“可道，不可道”可谓异曲同工。“道，可道，非常道”开启了老子论道之门。老子  论道的起步点极高，“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第二十五章)，在老子时代已经探讨宇宙起源了。这是他“欲不欲，学不学，知不知”之后，进一步探讨万事万物内在发展规律性的结果。但他明确表白：“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接下来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强调“人居其一”即人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是第一位的。结论：“道法自然”，即“道”是人对地表四季更替，万物春萌秋杀总结出来的规律(人法地)，人还根据太阳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地法天)，……(请参严健民《走近老子·道德经章秩重组注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5页)，可见“道”是老子根据各类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老子又将道释作大，释作“母”，说道是“万物之母”(第一章)，“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五十二章)，“而贵其母”(第二十章)。老子曾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博而不得”的生理现象可“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一”也就是“道”概念了。又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诗经》中的“道”观念，对老子影响很深。

总之，善于学习的老子从以《尚书》《诗经》为代表的正德、厚生、天道、德治文化中，透析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吸取了无尽的养份，撰著《道德经》，强调：“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他还告诫执政者们：“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历法理论)，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第七十七章)老子强调“载营(魂)魄抱一，能无离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十章)所以老子从《诗经》中吸取精华研究“天道”的落脚点在于阐明仁德，要求执政者们广施德治。为此，他本着虚心学习的精神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二十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吾将以为教父”(第四十二章)，他自知自己的处境：“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第七十章)，表露了他尊重自然，顺其自然的心态。

一部《诗经》为老子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思想武器!愿后来之士再阐释。（严健民）

    2012、5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