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寄语：这是一篇在研究《内经》体系中体材新颖、内涵丰富的文章，读之耳目一新。本学刊特转刊之。

    摘要：中医学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医理论体系荟萃九洲精华，但其早期形成与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楚地域是中医理论形成的摇篮，楚文化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而中医学则是构成楚文化的要素之一。

    关键词：中医学；理论体系；渊源；楚文化

当今医家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主要是以《素问》、《灵枢》、《难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临床医学，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方药学构成的。张正明《楚文化史》云：楚文化是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楚国虽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但楚文化仍旧保存，并在汉代与北方文化融合成为新兴的汉文化。楚文化圈包括吴、越、徐、蔡、宋及汉、淮二水诸国，“吞五湖三江的楚国奄有中国南方的广袤疆土”^［1］。涵今之鄂、湘、豫、皖及江、浙诸地，郢旧地为其中心。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至东汉末，正是楚文化鼎盛与转化时期。因此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楚文化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1  中医学理论体系与楚地域

1.1  随枣走廊诞生了两位医学圣人

    今湖北随州市与枣阳市的中间地带，古称随枣走廊，属于楚故地，是中原文化传入楚地，楚文化向外传播的要径。这里由考古发现了名扬海内外的随州曾侯乙墓与枣阳九连墩战国古墓，还诞生了享誉世界的医学圣人：神农氏与张仲景。神农虽属传说人物，但人们常把他看作医药发明家的代表。如《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托名的《神农本草经》收集了远古至汉代以前的药物，并详细记述了药物在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以及七情、采集、贮藏、炮制等方面的内容。该书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很多说法如“不老神仙”、“久服不饥”等，富有“道家”的色彩，楚文化烙印十分明显。据传神农诞生于随州的烈山镇，离此不远就是因神农采药而闻名的华中第一峰——神农架。楚文化圈中药学的兴盛，不单有托名神农的传说，还有楚旧辖地阜阳出土的堪称最早的本草方术著作——《万物》^［2］；华佗故乡安徽亳州，药源丰富，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市场；以及后世享誉国内外的李时珍《本草纲目》，皆可证明楚文化圈是中药学的沃壤。

张仲景是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约生于延熹年间（公元158－166年）。范行准先生称“仲景在医学上是一位荆州学派的开山祖师”。东汉末战乱频频，刘表摄政（公元190年）的荆楚一带“颇称安谧”，使各地难民大量涌入。刘表又喜结交文士，建太学、聚图书。士流如王粲等，“医家如张仲景、王叔和、卫汎等师徒，也先后避乱荆州，可说此是医学史上罕见的情况”^［3］。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他对医学的贡献可与司马迁对史学的贡献相比，医学界至今难有出其右者。原因就在于张氏不单是个人智慧，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当时楚文化的有利条件，才写出了划时代巨著《伤寒杂病论》。该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强，使中医理论体系日趋完善，至今光芒四射。

1.2  江陵、长沙藏有古老的医学经典书籍

现存八千多种中医书籍中，最早的是《黄帝内经》。除此书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竟无一存留。然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时期）出土了一批中国最古老的医书，世人为之瞠目。1983年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吕后时期）出土了类似的医书，更是锦上添花。当今出土古医书皆在楚地，这仅仅是巧合吗？再从内容来看，过去有人认为，有《内经》就应有《外经》。《群经见智录》说：“《内经》当是患病原理之书，《外经》当为论治病方法之书”。马王堆帛医书《五十二病方》最古，书中载有药名300多种，医方283个，涉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有的专家认为《五十二病方》就是早已失传的《黄帝外经》”^［4］。

李学勤先生认为：“从书中语言等方面的特点考察，可能为楚人所作，医方则有不同来源”。“《五十二病方》卷前的医学理论文字是《内经》的来源之一，可见《内经》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是楚国的作品”，并认为《养生方》、《胎产书》、《杂疗方》、《却谷食气》等，皆出自楚人之手^［5］。

傅举有先生在《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中还说，简书《养生方》“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研究性医学的专科文献”。这类书还包括同时出土的《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杂疗方》等。按《汉书·艺文志》分类，皆应属于房中家。房中类书籍也与楚人不无关系。这有楚歌为证：“汉朝的《房中乐》，曲名是周代的，曲调却属于南音”。《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4］。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医学代表作是《黄帝内经》与《难经》。《难经》在唐以后才称系扁鹊（秦越人）所撰，而隋以前则是托名黄帝，称《黄帝八十一难经》，说明受黄老学说影响较大，亦与楚文化关系密切。

江陵、长沙出土的《阴阳十一脉久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等，即张家山竹简的《脉书》，是《灵枢·经脉篇》的一种祖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灵枢·经脉篇》及《内经》各篇皆“有一个相当长的形成传流的历史”。可以说是楚地充当了建立大厦的基石，至少《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方技类书籍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类书在这里全部得到了实证。联想到医圣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坐堂行医，是否也印证了与楚文化圈有关系？

2  医学理论体系与楚文化主干

2.1  鬻子——老庄——仲景

从《内经》到《伤寒杂病论》，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作指导，则无从谈理论二字，其体系虽受华夏诸方营养，但主干是楚文化。其一，传说楚国早期道家鬻熊，著有《鬻子》，其哲学思想表现为“道”与“和”二字，认为力能胜命。其二，“楚国的哲学精华，萃于《老子》一书”^［1］。所论之“道”乃其第一要素，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三，“在《庄子》系统中，最高层次就是道，最高的观点就是道的观点”。所以《黄帝内经》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故能形与神俱……度百岁乃去”。关于“冲气”，《难经·八难》引用为人气之根本：“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而“和”字又是张仲景临床治病的最高准则：“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哲学影响医学，以及中医药深受楚文化的熏陶，由此可见一斑。

2.2  南方——九针——久经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也”。九针是古代南方的一种技术发明。马王堆与张家山出土的《足臂十一脉久经》、《阴阳十一脉久经》、《脉书》等，与《内经》前后交相辉映，皆可证实楚地对针灸学的突出贡献。遗憾的是，经脉古书已重见天日三十年了，由于误解，人为的给“久”加“火”,把“久经”说成“灸经”，进而断言：两地古医书只有灸法没有针法。其实“久”是本字，就是刻刺的意思。笔者在拙作“中国最早医书有针法——论马王堆医书”中的“久”一文中，曾专论此事（见《湖北中医杂志》1997年增刊）。

2.3  稻米——祠神——方剂

“饭稻羹鱼”，是《史记》对楚地生活的赞美；“食夫稻，衣夫锦”，是孔子对楚地生活的羡慕。稻又称糈，上古奉为求神之品，《玉篇》云：“糈，祠神米”。《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精”。司马贞索隐：“糈者，卜求神之米也”。稻从神物而用至医药，也首见于楚文化圈这一地域内。如《楚辞·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世本》曾说：“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王逸注《楚辞》曰：“糈，精米，所以享神”。至秦汉，稻逐渐涤去巫味，而成为养生保健佳品，两汉年间70－80岁以上者，每年仲秋才能享受一次皇帝赏赐的“糜粥”。马王堆汉墓中不仅有稻米，还有白羹（米汁肉汤）、白酒（稻醴），以及医疗与养生用的酒方。

中医的方剂与楚文化有着血缘关系。“西周金文中有假‘楚’为‘胥’者（如毛公鼎）”^［6］。《广雅·释器》云：“糈，馓也”；《说文》曰：“馓，熬稻张皇也”；《急就篇》颜注：“糈之言疏，皆分散之貌也”。中医处方治病曰“疏方”，古今皆然。有趣的是，“疏”就是“稻”，就是“楚”。如《孔子家语·终记解》：“唅以踈米三贝”，踈即疏字。王肃注：“踈，粳米，《礼记》曰‘稻曰嘉疏’”。《韩诗外传》卷云：“子路盛服以见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许维矞集释“疏疏，读为楚楚”。《诗·曹风》有“衣裳楚楚”，今成语有“衣冠楚楚”，皆可为证。明乎此，则知《黄帝内经》将稻剂奉为方剂之祖的原由了。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必以稻米，炊之稻薪……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并说“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汤液”就是今“方剂”。如晋·皇甫谧序《甲乙经》云：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醪醴是酒剂的古称，《汉书》云：“酒，百药之长也”。出土医书中就有许多酒剂。仲景书中有“炙甘草汤”、“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半夏白酒汤”等，皆用白酒治疗疑难杂病，且使用范围很广。稻在汤液方中的运用，《伤寒杂病论》中比比皆是。如桂枝汤中的“热粥”，十枣汤中的“糜粥”，治霍乱吐泻重症五苓散之“白饮”，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症白虎汤之“粳米”等。稻剂在临床使用中，能“得天地之和”，“服之万全”，名不虚传。

2.4  崇巫——尚赤——标新

    在楚文化圈里，医学突飞猛进，医家自强不息，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但不能忽视楚俗与医学的关系。

崇巫之俗至清代依然盛行。《医故》曰：“南人信鬼，草木百药多产于南方，故今巫医之术犹盛盛于江淮”。鲁迅根据“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将《山海经》断为巫书。而糈从“胥”，《说文》《玉篇》皆释为才智之人。《山海经》一书中，医药内容极其丰富，载药近280种。《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晋·郭璞注“皆神医也”。《大荒西经》又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乃言巫之大成者，袁珂先生认为属楚国一系传说为主^［7］，实属真知灼见。“巫”曾被楚人称为第一国宝，范行淮行生认为：治病之巫，“实际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医生”^［2］。医字古作毉，从巫。《广雅·释诂四》：“医，巫也”；《说文》曰：“医者，治病工也”可证。

楚人有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精神，所以在医学上能推陈出新，做到了《素问》所说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楚昭王有病，不信卜巫“河神作祟”之说，孔子赞其“知大道”。孔子还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善夫！”从江陵、长沙出土的脉学专著与《灵枢经》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灵枢经》不是巫医专著，不仅没有迷信糟粕，而且还有科学见地。楚人生死不离医书，可谓恒之至也。

楚人尚赤、忠君、尊凤抑龙的习俗在医学理论体系中也有所反映。如《素问》按天人相应的观点，阐述脏腑功能时，多依春夏秋冬排列，从春（肝）开始；也有按经脉循行排列，从手太阴经始；更有从“心”始者，如《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有故意排列迹象者，最突出的莫过于《灵兰秘典论篇》。“灵”，“巫”义同，王逸注《楚辞·九歌》：“灵谓巫也，楚人名为灵子”。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灵”。篇中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并告试“故主明则下安”，十二官不得相失，否则使道闭塞，“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虽说是论医道，但南方楚风重赤色之热气扑面而来。翻遍《黄帝内经》，君、主、王、帝诸字常见，却难觅“龙”字半点踪影，此亦巧合吗？

如果说楚俗与《内经》对比，尚有穿凿附会之处，那么《伤寒杂病论》却开门见山，毫不遮掩。第一，仲景把方剂命名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显受道家思想影响。第二，仲景不把青龙放在首位，而将桂枝汤列为第一，桂枝汤就是“朱雀汤”^［8］。汉·《白虎通·五行篇》强调南方之神，“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淮南子·精神训》曰：“日中有   鸟”亦指此。朱雀主南方，《说文》解释桂枝为“南方木，百药之长”。桂枝汤别名“阳旦汤”，日丽中天，真可谓“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

3  结语

综上所知，中医学理论体系既形成于楚文化圈，又是构成楚文化的要素之一，诸楚学家皆未明言，真乃网漏巨鲸之憾！中医学理论体系并非楚地专利，北方文化也功不可没，但为何形成于楚文化圈？“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土”就是：《山海经》的巫，神农架的草，江汉的稻，随枣的人，《老子》、《庄子》，《内经》的典，江陵、长沙的坟。再加上楚俗的标新立异，师众之长的传统习惯。正如张仲景所走之路；博采众方，勤求古训，反对始终循旧，应用天时、地利、人和而成其大业。（刘吉善）

参考文献：

1  张正明  楚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316-340

2  阜阳汉简整理组  阜阳汉简《万物》  文物  1988：（4）：36

3  范行淮  中国医学史略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37，5

4  傅举有  在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日子里  中国文物报  2003年1月22日3版

5  李学勤  新出简帛与楚文化（载《楚文化新探》）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6  蒋方  “荆”与“楚”文化探源（《楚俗研究》（三））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9

7  神话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8  刘吉善  《伤寒论》“四神”与“五灵”方探析  河南中医  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