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人类原始思维、思维进化史、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诸多方面深入剖析，澄清秦汉医理中的合理性是必要的。

近百年来，由于殷墟甲骨文史实的不断发掘、释读、整理，秦汉医学史料如木牍、竹简、帛书的不断出土，为我们研究秦汉医学史提供了方便。回顾我国秦汉中医理论，它的内涵是丰富的、质朴的，它保留了人类原始思维过程中的许多痕迹。秦汉中医理论中的原始思维集中反映在天人合一观念之中。

一、中国式的原始思维——天人合一观

人类打制第一块石器的时候，已获得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但人类具有比较系统的思维能力，则是从“古人”(20万年前)进化为“新人”，即近5万年以前才具有的。在中国如许家窑人，已能生产比较复杂的狩猎工具“飞石索”，思维过程中有了比较观，思维能力已经比较复杂，证明许家窑人已经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这一时期的人类，由于受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知识的一代又一代地潜移默化影响，所以至新人初期，生活知识，包括对天、地、日、月的知识已逐渐丰富起来。关于天文资料的出土，20世纪50年代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了距今6000余年的陶文4个，其中“”被释读为旦，“”则是另一个字^［1］；不久又在山东诸城前寨出土一件陶尊，上面所刻文字与陵阳河陶器刻文相同，并涂有朱红颜色，学者们认定它很可能是用来祭日出、祈丰收的礼器。^［2］这些史料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先民已有崇敬太阳的思想。我国有一部《易》，它包含《连山》《归藏》和《周易》三个发展阶段，反映的是八卦、太极文化。闻一多先生对“始作八卦”的伏羲进行考证，将伏羲的生活年代划在史前以远的荒古时代。^［3］江国樑先生对易学进行考证，将《连山易》划为上古之易，指出：“……还可从距今2、3万年前山顶洞人的葬礼和殉葬物以及原始历纪与阴阳观念中见其始原。”^［4］易学所反映的，假如依“连山”与“”议之，应与《山海经》中日出、日入六山有关；而《周易》的核心思想至少源于殷商巫卜，是人们企图通过卦象、利用自然变化规律，来说明人事吉凶的。有一位易学家在评论易学时说：“浅之则格物穷理之资，深之则博文约理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说明易学的发展，在于寻求人与天地相通之理，亦即通常所言天人合一观。从人类进化史讲，人类从直立行走，语言的发生，大脑的进化，以及皮肤触毛和保暖密毛的退化，汗腺、皮脂腺的发达，无不与天、地、日、月等自然界冷暖环境的变化有关。“用进废退，适者生存”都反映了人类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统一。由此看来，我国的天人合一观无非是讲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必须与自然环境取得一致。在人类进化史中，人类思维进化史是很独特的。人类曾经有过拟人化的原始思维阶段。那时的人类，认为人有生命，他们所熟知的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总之他们赋予万物以生命。并认为天上的星宿，地面的动植物都具有和人类相似的要求、情感和愿望，并且这些情感就像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相似。^［5］人类的拟人化思维进化史在2~6岁幼儿中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着。说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是有思维进化史背景的。

我国的天人合一观源于新人早期，盛行于殷商巫卜时代，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如殷商时期的许多卜辞都反映了“天帝”“祖宗”的恩赐与作崇。这一思想经过近千年的演绎，到战国时期子思提出：“唯天下致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参”作参与，等同解，即认为：只要人(统治者)能实施“诚”的德性，帮助他人除去私欲，信奉天命，前一种人(统治者)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了。随后孟子、董仲舒等人都以社会生活为背景，对天人合一观进行表述。纵观上述天人合一观念，主要认为：天与人一样，是有意志的；是天神管理着人事，天神有权“降大任于斯人也”，也可采取各种灾异手段惩处犯罪的人。而这一点正是统治阶级利用天威镇压、奴役人民的口实。我们姑且将其称作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即天人感应。在今本《内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丰富的，它被看作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特色”“整体观”。但它与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感应)是绝然不同的。以下我们将对今本《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些新的分析。

二、秦汉中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

秦汉之际，我国医学(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都十分迅速。那时，医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如《白氏内外经》《仓公诊籍》《马王堆阴阳》《足臂经脉》《五十二病方》等都属证明。更为重要的是，秦汉医家们认识到自殷商起开始探讨的心——经脉调节理论发展至春秋齐鲁“人有四经说”、秦汉楚地十一经脉说后，仍然不能适用于临床解释生理、病理。虽然管仲时代人们已知“凡心之型，自冲自盈”。但至秦汉时期人们仍然没有弄清楚心——经脉的解剖特征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这一点对于我国人体调节理论的完善及中医理论的创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秦汉医家们对于这一难题不能不独辟蹊径，希望从已知的古代科技领域中寻找新的支撑点。我国秦汉以远最为成功的科学成就之一就是以天文为基础的历法。有史可考者，自尧帝“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发展至秦汉时期六种历法制度的应用，说明了那一时期天文、历法的成熟程度。所以孔子曾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方哉。”孟子又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之。孟子在此概述了属于阴阳合历的十九年七闰置，可坐在家里推衍制定。”我国古六历广泛采用四分历制，具有日往月来、春生秋杀、周而复始的特性，在人们心目中十分神秘。当医家们认识到古天文、历法的科学性，尤其是其中一日之周而复始、一月(阴历)之周而复始、一年之周而复始以后，便抓着天文、历法理论，将其全面引入正在创立的经脉理论及其他医学理论之中。这就使得楚地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使十一脉灸经很快向十二经脉理论发展。《灵枢·经脉》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对某些经脉进行解剖后完成的。秦汉医家们为建立秦汉中医理论，创出了一条天人合一观的新路。《灵枢·经脉》与“十一脉灸经”相比，虽然区别较多，但核心问题，或曰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满足了经(精)气在经脉内的循行如环无端、周而复始。而这一点对于秦汉中医理论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那一时期，基础医学知识极为原始，虽心脏等器官解剖已传承千年，两汉已知体表存在许多动脉，已知“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复从心系却上肺”(对小循环的描述)，但还不能进行层次解剖，对心、肺关系无法弄清。当医家们为改造十一经脉循行向十二经脉理论过渡时，根据五脏(补入心包经，组成“六脏”)六腑生理需要立了许多规矩，然后根据已定规矩人为安排某一经脉循行范围，这样十二经脉在全身的分布不仅解决了人体体表部位的划分，替代了人体解剖部位的命名，而且经(精)气在经脉内的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地循行，近似于解决了血液循环系统生理、消化生理和泌尿生理，使秦汉中医理论(原始中医学理论)建立在比较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见在秦汉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2000余年来其无人更改的重要原因。秦汉医家们采用历法理论中的阴阳与周而复始来发展经脉调节理论，立下了千秋功业。

三、秦汉临床医学理论中的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

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不同于两汉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秦汉医家们引入古天文、历法中的二分二至、暑往寒来(阴阳气候交替)理论，为创建《内经》中医基础理论中的经(精)气循行如环无端理论寻找到了依据和立足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内经》临床医学中为说明生理、病理、治则，又广泛采用了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取象比类)的手法进行解释，使秦汉临床医学得到迅速发展。

1.人体生理与古历法理论中的阴阳理论互参

《素问·阴阳离合论》讲：“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从总体上讲，这段文字是围绕“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讲的，它的实质是将四季之客观环境分为阴阳(寒暑)，强调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应该适应，为人体与其他自然因素相参提供了依据。《素问·四时调神论》讲：“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这里的“阴阳四时”不是单指“四时”，而是讲“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的四季阴阳寒暑气候规律，强调人们在寒暑的环境中生活要尊重自然规律，只有顺从、适应寒暑规律生活，才会苛疾不起。《素问·太阴阳明论》说：“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将天地之气与人体生理类比，由此引出：“阳道实，阴道虚。”转而强调：“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使论点转移到太阴脉脾病、阳明脉胃的本质上来，从而讲明了它们的表里关系，解释了脾胃病症之相互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开卷就讲：“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作者单刀直入，将人体生理直接与天地之阴阳相参。须知，这里的阴阳是与后文“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相一致的。它是远古天文、历法的内容。“其生五，其气三”是古历法理论中的“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及“五日谓候，三候谓气”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古人站在某一固定点早晨朝东观看日东升的位移，晚上朝西观看日西沉位移，经垒石记录发现日五天之内位移变化较大，得出“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的结论，总结出“五日谓候，三候(十五天)谓气”。“其气三(四十五天)”，如同说“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一样。该文从阴气和阳气两个方面解释病理和生理，并提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在病因方面引出了“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发展了中医致病理论。《素问·金匮真言》从“天有八风”展开人体生理、病理讨论。“天有八风”是古历法理论中“九宫八风”的内容。该文讲到人体生理与一日之阴阳相参，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这段文字之后估计有脱文，脱文内容大约与《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的“朝则人气始生……日中人气长……”及《卫气行》中的“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相似。从总体讲，《金匮真言》的作者用昼夜阴阳交替参比于人体一周日之生理变化规律，具有远见性。现代生理学一再证明：人体许多生化过程、各类激素水平在每一时辰都是不同的，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生存竞争中获得的。毫无疑问属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即人与天地之自然关系必须天人合一。

2.人体皮肤腠理与木质之坚脆相参

秦汉时期，属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人群是分等级的。在医家看来，有“布衣”和“大人”之分。“布衣”和“大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在治疗时提出“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灵枢·寿夭刚柔》)的原则。在《内经》中认为人的性格是有别的，人的体质是以皮肤、腠理、肉形态认定的，认为：人之体质好坏与致病存在重要关系。《灵枢·五变》说几个人在同一环境下，“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是为什么呢?作者经观察到的木质情况回答：“木之阴阳(向阳面与背阴面)，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背阴面树皮疏弛)。”又说：“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随后作者将木质类比于人说：“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者，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用木质类比于人之生理，虽在《内经》理论中影响不大，但它是古人在探讨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在人体体质学说中应占一定地位。

3.人之经脉与“寒则地冻水冰”相参

在《内经》中为说明人之生理、病理，采用已知的自然因素与人体相参的内容是很多的，但影响最广、实用价值最大的就属“寒则地冻水冰”。《素问·离合真邪论》讲：“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作者采取气候温和、天寒、天暑、卒风暴起四种自然现象，观察到其对经水(较大河流)的影响，类比于人之血脉，写道：“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脉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手中也。”后者成为寸口脉诊法的理论之一。《灵枢·刺节真邪》在讲暑气对人体的影响时说：“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肉淖泽。”接着讲寒气的影响：“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对风寒引起的疾病应该如何治疗呢?作者指出：“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作者进一步指出：“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这是不能直接进行治疗的，并用比拟的手法指出治疗原则是：“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才可视其病情进行其他治疗。这里提出了治厥(泛指突然昏倒等急症)。在《内经》中有暴厥、寒厥、热厥等，其治疗原则是“必先熨调其经”，达到“火气已通，血脉乃行”。《史记》扁鹊为虢太子治病，首先在于熨疗，其治疗原则明矣。《灵枢·厥病》讲“厥头痛”。“厥心痛”这里指气逆不顾叫厥，强调“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扩大了厥的病症范围，后者“厥”与“痛”不可分。《内经》中的治厥原则，成为后世治疗风寒疼痛的重要理论。现代在治疗风寒疼痛中涌现出千奇百怪的热疗手段，都没脱离“必先熨调其经”及“血寒故宜灸之”的原则。在《内经》中“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灵枢·痈疽》)，“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灵枢·百病始生》)等等病理过程都因寒而起，充分说明了风寒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秦汉医家对风寒致病的认识是正确的，在风寒疼痛的治疗中首先采用熨疗、火炙疗、灸疗是正确的。上述认识具有现实性，值得后来之士认真研究。

在《内经》的取象比类，即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理论中，其主流是好的。两汉以后，羼了将“头比天，足比地”，将“双目比日、月”，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比左右耳目、手足之利拙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是秦汉以远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内容，我们不必苛求汉后学者。

今本《内经》中保留的秦汉以远天人合一观，是人类原始思维的反映，它古朴无华，没有《史记·天官书》中为阶级服务的天人感应观，也与两汉以后社会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有着严格区别。如果某些章节中还残存不尽人意的天人感应，不足为怪，舍去即可。我国秦汉医家为使千年经脉调节论运用于临床，在创医学理论时从古天文、历法理论吸取循环往复、终而复始理论，这是中国医学的灵魂与真正特色。从秦汉医学理论中探求合理的天人合一观及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来说明医理，仍然是今后发展中医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4期，第71页。

［2］《中国天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3］《闻一多全集》第一卷

［4］江国樑：《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5］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