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医学发展至春秋时期，由太极文化延伸的数理思想对于创建中医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早期数理思想从远古民间口头文化传承分析，自有文字可载如《尚书》追议禹王在治国中，继承尧舜德治思想，创六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禹王治国，“厚生”于民。民众不忘禹王的“厚生”恩德，将六府三事编作九歌，歌颂禹王的功德。从此，强化了先民们对于自然数中“九”的认识，“九”不仅代表数中之大者，而且认为九为吉（极）数，在社会学的疆域划分中便有了九江、九州、九河、九野。春秋时期，当医家们在创医理时，便有了“九脏”之说。《周礼、天官》疾医在诊断技术上提出“参之以九脏之动”。（九脏：心、肺、肝、肾、脾、胆、胃、肠、膀胱）。随后又从六十甲子中总结出六甲五子（天六地五）时，将其认定为十一常数，学者们多用十一常数说理（见《国语、周语》）于是医家们在发展医理时，又在九脏的基础上，将肠分作大肠、小肠，再将腹腔脂膜划分作上、中、下三焦，完成十一脏腑理论，提出“五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转化物而不藏”。在创十二经脉理论时，又提出“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深刻反映了我国医学理论在初创时期的演绎概貌。

现在，当我们拟撰经脉学说起源·演绎过程中医家们探讨经脉循行时有没有相应的经脉解剖作基础。澄清经脉学说在创建过程中的某些经脉循行的解剖学史实是我们应该认真进行的。我国经脉学说起源于殷商造字者们在心脏的反复解剖观察过程中感悟到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血管）生理功能的推导性认识，说明经脉调节理论的起源具有偶然性，但绝非偶然。绝不是什么圣人在灵感下的突然之作，也不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扁鹊在特异情况下发现了体内的经络系统[1]，更不是5000年前能“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炼精易形”的俞拊发现了循行性感觉[2]后发现经络，又有人说：“中医讲脏腑之间联系，讲经络，其实都建立在气功透视，人体特异功能基础之上。经络能被特异功能者透视到，扁鹊无疑具有透视人体的特异功能。”[3] 对此我们已在相关著述中澄清。

一、我国经脉学说起源·演绎史简议

我国经脉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起源是有雄厚的生理学知识、解剖学知识作基础的，是我国医学知识起源、积累至今三千多年前，人们体悟到需要解释病理的时候起步的。如殷商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创作心字的过程中，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关注心主思维的同时，曾考虑脑主思维，他们根据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用手抓自己后脑壳的行为表象，创作了一个从头颅（），从手（）的思字作（）[4]，寓意十分深动。但脑组织在颅腔内无声无息，十分柔弱，远不如心在胸腔内自主博动的可直观性及与全身血液、生命生存关系的密不可分。因而在心脑谁主思维的问题上，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选择了“心主思维”。同时也导致了根据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血管：即由主动脉弓分出的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及上腔静脉）创经脉调节论的诞生[5]。由此经脉学说赋予了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坚不可摧的理论之魂。[6]

   殷商以心主思维，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脉调节理论起源之后，由于社会的原始性，知识传承的艰辛，约五百年未见经脉理论传承的文字痕迹。直到春秋齐国，大约因管仲佐桓公，使齐国强盛达到“九合诸候”，齐国的财力在“宽惠柔民”时还有利于对科学事业予以关注。从《管子》分析：《管子、立政》称人体有“百体百骸”（一百个可活动关节），强调：“百体之从心”（百体受心指挥）。《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自然规律之道、日之东升西沉、南往北来，四季寒暑更替是日运行的结果），其在人者，心也（心之道主思维与对全身的调节）”。《管子、内业》明文写到：“凡心之型，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心脏能“自充自盈，一来一逝”，反应的是活体解剖观察的记录。在《管子》的许多文章中都反映了许多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一百年后齐景公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7]，都证明齐人继承了殷商的经脉医学；至淮南王刘安点明：“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8]，肯定了心有四支的生理功能。春秋以后，我国经脉医学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而发展，反映了人们不断深化认识，经脉医学存在渐进性发展过程。

   我国经脉医学与扁鹊的关系。自司马迁对所采用史料不加分析地撰《扁鹊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以来，至今学者，众说不一。对于相关史料，我们必须慎思之。根据扁鹊给虢太子看病，四次给田齐桓候看病都用望诊，分析扁鹊秦越人时代扁鹊只会采用色脉诊法，切脉法尚未发明。采用春秋相关医学史料论证扁鹊有可能掌握的医术，将在本讲附文“扁鹊从医新解”中探讨。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出土《足臂》《阴阳》两部十一脉灸经，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谁先谁后之说。说《足臂》早于《阴阳》，但《足臂》十一脉名均与《灵枢·经脉》一致，且已用于临床指导灸疗，为阴阳所不具备。又江陵张家山出土汉《脉书二》，经研究从属于马王堆《阴阳经脉》，张家山《脉书二》正文之后附文指出：“凡阳脉十二，阴脉十，大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说明长沙、江陵《阴阳》经脉循行范围的划分，主要目的是用来归类疾病的。在《足臂》中有一则脉象诊断如“足厥阴脉，揗脉如三人参舂，”记录，这是汉代医家在切脉诊中对三联律的描述，反映了临床医学的进步。在张家山《脉书》又有一篇“相脉之道”，较《足臂》脉诊内容丰富多了。四川绵阳西汉二号墓出土“木人漆十脉图”，无文字可考，好似它应为十一经脉之前的文物。但其经脉循行线表明：手有六经，手三阴中有厥阴，历代学者认为手厥阴脉是为完善十二经脉时加入手厥阴心包经的；“十脉图”中，足只有三阳经，加背部有督脉，合为十经脉。而督脉属奇经八脉，应是完善十二经脉之后的补充。所以四川双包山“木人漆十脉图”亦难与十一经脉比较先后，我们只能理解自东方之域的扁鹊们将齐鲁的“四经脉诊法（望诊）”传播到了百越、蜀域、歧伯属地，是蜀域等地的先民们继承与发展了经脉医学四经说，由此分析各地域出土经脉学说循行差异就好理解了，《十脉图》《足臂》《阴阳》（甲、乙）均为秦汉时期各地域的医家们在传承中演绎出不同传本，反映了不同学派的存在。我们只求追索我国经脉医学起源，演绎过程中的渐进性发展，及某些经脉循行的解剖学基础。

西汉医家在完善十二经脉理论时，采用“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灵枢·终始）”即将古历法之十二月周而复始理论——天道“十二”引入经脉医学，将十一经脉发展为十二经脉，在此，必须将“五脏”改作“六脏”引入“心包手厥阴之脉”。其次完善经脉与脏腑的联系，提出：“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于是就有了“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9]。由此完善十二经脉循行如环无端达天道之周而复始，保证精（经）气在经脉内封闭式循行。上述原则，对于当时的经脉医学家们讲，是严谨而必要的，这些“原则”的系统性，保证了经脉医学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但由于上述“原则”的苛求性，迫使本依某些血管解剖所见循行路径建立的某些经脉循行路径不得不作大量的直走或分支等人为安排。因此，十二经脉之循行，虽达到了“内属脏腑”，用今天解剖、生理学审之，“肺手太阴之脉”、“大肠手阳明之脉”、“脾足太阴之脉”等均无法直接与肺、与大肠、与脾联系，它们无法调节各相关脏腑的生理功能，这是近代将“经脉”说成“经络”进行数十年的“经络”研究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在秦汉经脉理论中，医家们安排了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脊柱两侧，又有督脉、背俞诸穴、夹脊穴先后问世，结合现代解剖、生理知识解释秦汉经脉学说“内属脏腑”调节各脏腑生理功能是明智之举。当足太阳膀胱经脉、背俞诸穴受到刺激，是可以起到调节相关脏腑的生理、病理机能的。顺此，引出了“经脉调节论”与脊神经中的植物神经系统的关系问题。回想许多学者在“经络研究”中都有此认识，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建立在有限的经脉解剖基础之上的秦汉经脉医学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魂；对经脉医学“内属脏腑的重新认识，也是创建未来中医理论的魂。”

二、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解剖学基础

2.1殷商心脏解剖导致经脉调节论诞生

    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有一定的偶然性。殷商时期的先民们，只知心脏对人体的重要性，希望能造出一个心字。为此，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依类象形”思想指导下，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逐步加深了对处于胸腔内的心脏的大体解剖的认识，如心内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心内有七个孔窍，提出：“圣人心有七窍”，认为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已将人的思维能力赋予心脏了。在此基础上，殷人推导：有思维能力的心能影响全身（对全身起调节作用）吗？心脏是怎样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呢？于是在解剖观察中又推导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血管）分出许多分支通向全身，提出：是否有思维能力的心脏通过这些经脉（血管）对全身起调节作用呢？于是，甲骨文第六个心字作，即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代表四条大经脉，表明了我国经脉医学起源的时限。应该说明：殷商先民是在有目的解剖心脏、探讨心脏形态，即依类象形创作心字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心脏生理功能的推导中闯进了经脉医学。这一偶然性建立在对心脏的反复解剖观察过程中。直至两汉经脉学说在循行过程中的演绎、完善，均依某些经脉（血管）的解剖所见为基础描述其循行过程。

2.2某些部位解剖所见血管成为某经脉循行的基础

《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这段记述，有直走在深层肌间隙的主干经脉。有横行于浅层皮表的分支络脉，有细微末端的孙脉，生动具体。《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于分肉之间，深不可见。”这里讲的“深不可见”，是指未解剖之前，在人体皮表是看不见的，当解剖时，就清楚的见到十二经脉的某些部位循行是顺着肌间隙行走的。

《经脉》篇的作者接下去写道：“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内踝之上，无所隐故也。”可见古代医家毫不含糊地承认“内踝之上”的这条可见的经脉一条较大的表浅静脉，就是足太阴经脉。古代医家们在创立“经脉学说”的时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典解剖知识的欠缺，所以有关经脉的走向，存在人为推断。或曰“人为安排”。但是，《灵枢》中，在讲十二经脉走向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地方，是以当时在解剖过程中所能分辨的血管走向为基础写的，与现代解剖学中所记录的血管走向是一致的。如手阳明经记有：“……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显然“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静脉行走方向的描写，它们都有一支较大的终支（或属支）分布于面颊，都有分支（或属支）从下颌孔出入于下颌骨中。如“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鼻梁）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即鼻梁骨。当今解剖证明：来自上颌动脉分支的下动脉从下孔穿出，说明秦汉学者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下孔有经脉穿入。另外，左右内眦静脉在鼻梁区组成血管网，这是足阳明脉起于鼻的物质基础；鼻外侧血管网与上颌齿槽静脉血管相吻合（旁纳太阳之脉的原意）后，顺鼻外侧行走，构成面静脉、循腮腺的后下廉退去。

以上两条经脉循行方向的记录中，有“入上齿中”，“入下齿中”，“旁纳太阳之脉”，这些具体的局部经脉解剖描写，没有解剖所见，是记录不下去的。再举一例，“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和其他经脉的走向一样，《经脉篇》的作者们是以解剖为基础，对与心有关的经脉一支一支地讲下去。我们知道，出入心脏的几条大动脉，大静脉，都与心室和心房紧紧相连，这是手少阴经脉直接“起于心中”的根本点。文中指出：它的主干“下膈络小肠，”是指主动脉弓、胸腹主动脉及其在腹腔的分支讲的；从主动脉弓发出的分支（包括左、右颈总动、静脉在内）“上挟咽”，再上循至眼，构成眼球的“目系”，这中间经脉之走向存在推断。应该说明心手少阴之脉直接从心系“却上肺”。据查：经脉循行走向中的“却”字，一般为“有进而又退之意。”可见作者们在解剖中看到了两条血管（肺动脉和肺静脉）直接与心肺相连，推断它们在循行中与心肺相互有进有退，故叫“却上肺”。用现代解剖知识分析：心脏的“经脉”循行“却上肺”，讲的是由右心室发出的肺动、静脉。由此我们断定：西汉医家在心肺解剖观察过程中比殷商先民的观察更详细，发现了“小循环”。如果《经脉》的作者没有掌握上述血管系统的解剖情况，能这样准确的遗词用字吗？还有肺手太阴之脉，“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我们分析：“下肘中”将这段经脉定位于前臂了。前臂的“上骨”是那一块骨呢？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伸手，尺桡二骨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指桡骨无疑。当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血管神经束，其中骨间前血管神经束循行于尺桡之间。这一束中有骨间掌侧动脉循行于寸口，成为中医寸口脉诊的基础。可见，《经脉》的作者们，在前臂经脉解剖过程中，依骨间掌侧动脉记下了手太阴肺经在前臂段的循行，为创十二经脉理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提供了基础。《灵枢·官能》：“寒过于膝，下陵三里，阴络所处，得之留止。”此语是否古人讲三里穴下有阴络通过呢？现代穴位解剖证明：三里穴下，有胫前动，静脉通过，我们可以用胫前动、静脉为足三里穴下之“阴络所处”作注。《素问·水热穴论》：“……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此语肯定了秦汉医家认为许多穴位下都有阴络通过，证明了秦汉经脉学家们对经脉循行的描述是有解剖作基础的。甚至可以理解。汉后医家们对五十七个穴位作过解剖观察，发现了各穴位下都有“阴络”（络脉等）。

2.3采用颅底动脉循行特征构建阴阳蹻脉理论

两汉医家关于颅底经脉的解剖，收载于《灵枢》之中。当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之后，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当医家在临床发现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病例，其特点是左额角受伤后，病理发展交叉到“右足不用”。两汉医家在探讨这一“交叉”的病理原因时，开起了创造性思维，从十二经脉理论中寻找根由。在排除其他经脉调节的可能性后，抓着足太阳膀胱经的解剖学循行特征，发现了“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灵枢·寒热病》”。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会合成基底动脉，再向前伸，与由两侧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颅底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征，从生理学讲，保证了大脑血液与营养物质的供应。从解剖学讲，在古人直观下，认为椎动脉形成的动脉环，就是导致“伤左角，右足不用”的原因。故将基底动脉环命之曰阴阳蹻脉，成为奇经八脉的重要内容之一。两汉《说文》解“蹻，举足小高也。”说“蹻脉”是主抬腿运动的，与《灵枢》意见一致。只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不足，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左右交叉及其生理功能赋予可见的颅底经脉了。《灵枢·经筋》足少阳之筋根据心、经脉调节论，阴蹻阳蹻理论进一步创“维筋相交”理论，写到：“足少阳之筋，……上额角，交颠上，……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面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经筋》的这段文字，与《寒热病》中的“阴蹻阳蹻”有什么样渊源关系？“维筋相交”是否仅指“目眦”与左右额角，有待进一步考证。《灵枢·大惑论》中的眼底解剖所见“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后出于项中”句，当指颅底之阴阳蹻脉。能够“交颠上”的左右额角的“维筋”如何“相交”？是两汉学者没有说清的，仍待考证。

从殷商心、经脉调节论起源之后，至两汉完善十二经脉理论，补充奇经八脉时，某些经脉循行线的确立，都建立在解剖所见相关经脉循行的基础之上。唯要求臂胫经脉直线行走，适当分支且达脏或腑的时候，各经脉循行存在人为安排是不可忽视的。从今本《内经》简述以上史实论证经脉学说在创立、演绎过程，是在有限的局部经脉解剖基础之上逐步推演完善的。有关经脉学说与人体解剖学的关系，在相关章节中均有探讨，请读者审视之。考撰之。

附：扁鹊从医新解

中医史学界公认：我国历史上的扁鹊是一位综合人物名。在民间口头文化传承，有许多遥远的故事。当代学者张大可说：“扁鹊是传说中黄帝时的名医”。[10]《汉书、艺文志》根据当时收集到的史料载《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将扁鹊与黄帝、俞拊并列，依秦汉口头文化传承将黄帝时有扁鹊固定下来。现在，当我们拟撰“扁鹊从医新解”的时候，我们基本依《史记·扁鹊传》认定为“秦越人”，从医于长桑君展开讨论。《史记·扁鹊传》：“扁鹊者，渤海郡郑（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迂之。……。长桑君出入十余年，及呼扁鹊私坐，……”。以上是司马迁根据某些口头传承文化与史料的一段追记。医史名家李经纬教授在为曹东义《神医扁鹊之谜》撰序时指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所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显然不够详细和丰富，这给后世研究扁鹊的史学家和医学家们留下了许多疑点。”李教授的分析为我们在探讨扁鹊从医过程及相关医术时跳出《扁鹊传》，思考春秋、战国时期医史概况提供了依据和勇气。在《扁鹊传》中，扁鹊为赵简子、虢太子，齐桓侯诊过病，据有关史料分析，春秋末年，晋昭公以后的赵简字，约生活于公元前？-475年；历史上的虢国，除东虢、西虢外，依何爱华研究，《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齐候次于虢，就是扁鹊所入之虢”[11]又据裴考证，齐桓候即田齐桓公午（公无前374-357在位）[1]（P：1783注8）。上述三位人物无论怎样考证，都跨越历史过长，至少是司马迁取材不慎。近数十年来，研究扁鹊的相关文章，曹东义初步统计，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1996年止，已达95文，尚有专门著作出版，曹东义先生于1996年出版《神医扁鹊之谜》为又一力作。该书11页指出：“秦越人少年时期，聪慧过人，他的故里鄚州（今河北，任丘市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赵、燕、齐三国的交界处，古老的黄河在它南边经沧州到天津入海。当地贸易繁荣，交通发达。秦越人年轻时在镇上一个旅社任舍长。”由此看来，年轻的秦越人，不仅是一位能够管理旅社，应酬社会的有心人，而且是一位具有一定知识的好学之人。扁鹊学医，离不开他自己的兴趣和那段历史！

关于长桑君，是一位被神化了的医术高超的医生，他来到赵、燕、齐三国交界处，交通发达、贸易繁荣的镇上住进扁鹊的旅社出入十余年，难道就没有病人找他求治？难道在舍内就不接诊病人？这一点司马迁没有交待，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司马迁的疏忽还在于春秋时期医界对“脉”的认识，从秦越人至司马迁撰《扁鹊传》，至少相去三百余年，且西汉时期的经脉医学已有很大发展。他写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特别是：“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春秋末期，在中医诊病中，尚无“切脉”的可能，那时主要是“望色、听声”。扁鹊的医术是从长桑君学来的。长桑君应有何等医术呢？我们能不能从长桑君所处的时代考证长桑君应该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及其相应的临床经验呢？当今学者考证，扁鹊秦越人就是赵简子那个时代的医家，与孔夫子处于同一时代[12]。赵简子是春秋末晋国的正卿，名赵鞅，又名赵孟，于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因范氏叛乱，赵简子率兵攻范氏之郑军获胜受封，为建立赵国奠定了基础。由此看来，长桑君生活于公元前500年以前。那一时代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可从那一时期的相关书籍中考证，以求明了当时的医学概貌。

“望色”属色脉诊法，是早期血气理论与经脉医学结合以后的一个分支。根据我们对经脉医学的考证，我国经脉医学起源于殷商的造字者们对心脏的反复解剖观察，……最后一个心字作 ，造字者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代表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这就是我国经脉医学起源的过程。商纣王讲：“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这是“心之官则思”的最早界定。随后的500年，关于心脏的知识见于《管子·内业》，“凡心之型，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管子之后的齐灵公时期，齐景公时期，对心、经脉医学都有反映。景公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景公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四支）比作他的五位谋臣。说明至景公时期，我国的经脉医学停留于心脏底部的“四支”。经脉医学向十经脉、十一经脉发展是秦汉医史的内容。齐景公，公元前547-490年在位，恰与秦越人长桑君同时代，孔子继承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与齐恒公同时）讲“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乾”用以形容一个国家的政局，曾将人之血气分作“未定、方刚、既衰”三个年龄段，证明当时医学对“血气”的认识。长桑君时代的血气说大约只限于此。关于脏腑的认识，公元前500年以前是很原始的。我们在甲骨文得知殷商的造字者们对心、胃进行过解剖，对腹腔的脂膜“肓”（ ）网膜囊孔进行过解剖，肓（、网膜囊孔）成为三焦理论上焦的解剖基础。与此同时，甲骨文中还有大量的女性生殖医学的原创文字，反映了殷商时期妊娠、临产、生殖医学水平。从生理学讲殷人还创作了一批反映精神、思维的文字（从略），关于人体内脏器官的名字，《诗经》中除心外，还有肺、肠、脾的命名，在使用上多与心并列用以抒发情感。反映了人们认为人体各脏器都具有情感。《尚书·盘庚》讲到心腹肾肠，《素问、六节藏象论》中的“九野”为“九藏”理论，大约来源于此。《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讲膏肓，成为后世疾病深浅说“病入膏肓”的基础。《大学》讲“人之视已，如见其肝、肺然。”上述有关器官的史料都很原始，没有“脏”和“腑”的区别概念。《国语·周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十一常数概念尚未引入医学论证五脏六腑生理病理。公元前五世纪以后的脏腑区分，脏腑归类问题，在此不作探讨。

上述史料证明：长桑君可能掌握的医学知识，包含了经脉医学中的“灵气在心说”，“人有四经说”，“血气说”，诊断方法中的“望色（五色诊）听声（闻诊）”，疾病程度判断中的“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在骨髓”及“病入膏肓”之类。关于内脏，《周礼、疾医》：“参之以九藏之动”说明西周时人体内脏已有九脏之说。周民可能从人体解剖中认识了胸腹腔的心、肺、肝、胆、脾（胰）、胃、肠、肾、再加“膀胱”，作为“九脏”，长桑君必然掌握了九脏之生理、病理，他在舍下接诊病人时必然分析“九脏”病情及相关病理，施治方法，被好学的秦越人瞟学记忆，细心领悟，逐步掌握了一些医术。长桑君的治疗手段可能除火炙、熨灸、排脓、放血外还有诸多药物治疗。

当我们考证了长桑君可能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与临床经验后，就可以推断扁鹊从长桑君在接诊过程中瞟学到的医学知识了，就可以推断长桑君向扁鹊传授《禁方书》及临床经验的基本内容了。有学者在《中华医史杂志》（1982）讲：“春秋战国时代，秦越人从长桑君学习医术达十余年之久，他的医疗技术非常高明，……。”曹东义于2008.3.20在《中国中医药报》指出“……秦越人暗下决心，拜长桑君为师，学习治病救人的活人之术。经过几年的考核，长桑君同意了他的请求，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秦越人。长桑君知秦越人挤出时间记医方、记药性、记病证、记医理……，允许他开始为人治病。……秦越人长达十年的刻苦学习，他与长桑君隐秘的师徒传授，被人们误作一夜成名，成就治病救人的高手。”曹东义先生根据历史观解释秦越人从长桑君学医过程，补正了司马迁的疏忽，还原了秦越人从医的原貌，并用上述认识回敬了司马迁记下的扁鹊“视见垣一方人”，能“尽见五脏症结”的特异本领。毫无疑问：扁鹊治病救人的医术是扁鹊拜长桑君为师后刻苦学习的结果。司马迁笔下的神话，是司马迁那个时代无法回避的。我们的责任在于进一步采撷相关历史资料澄清之。我们分析：秦越人从长桑君学习“九脏”解剖、生理、病理知识，（那时的病人较重，常呻吟不止）当秦越人对心、肺、肝、胆……解剖、生理、熟记之后，使秦越人在接诊病人时，当病人还未走进门时，呻吟不止，扁鹊便可依病人呻吟特征“隔垣听息”，再加接诊时对病人姿态的审视，推理，便知来者所患病症。因此扁鹊具备了“视见垣一方人”的本领。应该指出：这一本领建立在掌握了心、肺、肝、胆、胃、肠等生理、病理、临床经验基础之上。这—“隔垣听息”的本领是许多细心的医生都可作到的，我们切不可将“视见垣一方人”神秘化。

关于“切脉”前文已讲秦越人时代尚无切脉的可能，因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动脉、静脉之分。这里的脉诊只能指“望色，即色脉诊或五色诊法。近几十年来，在经络的研究中，有学者将“脉”与“经络”联系，说“扁鹊在特异功能状态下发现了经络”。这种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在《扁鹊传》中，“血气不时”，应因“望色”而得。“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亦属“望色”。最为典型者，扁鹊四次见齐桓侯，四次讲病之所在部位，都是望诊。在经脉医学中，扁鹊除色脉诊外，在经脉医学中未留下创见。

有关“视见垣一方人”的实质，被当今学者视为特异功能，与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讲“返观内视”的结局相近，已在本书第七讲作了澄清。切不可将“返观内视”推向特异功能。扁鹊秦越人所掌握的医术建立在刻苦学习了相关脏器解剖部位、生理、病理及长桑君传授的临床经验之上。

参考文献：

1、苏礼  扁鹊名实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87（1）50。

2、刘澄中、张永贤，经脉医学、经络密码的破译，大连出版社，2007。

3、柯云路，人体——宇宙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2、153页。

4、殷虚文字缀合380

5、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58页，119。

6、严健民 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北京 中国古藉出版社2010.202。

7、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8、《淮南子、原道训》

9、《灵枢、逆顺肥瘦》

10、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三秦出版社  1990 1版179页。

11、何爱华《秦越人（扁鹊）生卒及行医路径考》  新中医药  1958（8页）：。

12、曹东义《神医扁鹊之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一版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