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知识的起源积累，医学理论的起源·演绎，临床诊断医学的起源，原始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等，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人类所有相关知识的起源、发展，都有由相关知识的积累，再认识过程；都存在着渐进性发展及其按各学科规律性发展过程。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时期，原始医学知识的内涵，仅指一些零星的、简单的，但属主动的外治医疗行为所包含的外治医学知识。人类在进化中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的新人们，在谋生中，在反复遭受外伤、流血、感染的过程，逐步摸索减少流血，减轻疼痛，减少感染，以求早日愈合的不自主行为中，逐步产生了自觉行为，寻找清清的流水洗涤伤口，找一片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当早期新人们能从不自主行为中感悟到它的好处时，人们在各类外伤痛苦的情况下求治愈欲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在本讲我们提出“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问题，它有待于较为系统的医学知识的起源、积累，某些医学理论的起源之后；它与临床经验丰富、早期疾病命名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研究证明：当原始外治医疗行为、原始医学知识、临床医疗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当早期人群中那些特别关心各类疾病的人们接触到各类疾病越来越多，感到在语言表述某一疾病特征时产生了初步的分类，甚至给某一疾病命名的过程中，逐步闯进了临床诊断方法的尝试与探讨，导致了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

一、自发的体表解剖部位病证诊断法

近5-4万年以来，新人们的生产、生活十分艰辛，他们集群居住在山洞或某一背风、向阳的场所，长期与野兽为伴，危机四伏，随时准备迎接险情。当许家窑人发明了狩猎工具飞石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能力。但是人们的生活仍无保障，主要靠采摘果实，寻找块根以及狩猎为生。因而各类外伤、流血、伤后感染时有发生。那时的人们只知外伤、流血、疼痛、感染属异常，不能认识内病中的各类疼痛是“病”的反映，没有建立“病”的概念，更没有建立“内病”的概念，没有认识“内在疾病”的经验与能力。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发展和其他一切原始科学知识一样，都遵守起源、积累、发展，遵守量变、质变规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只有当人们感悟到外伤、流血、感染，或者在热天，当皮肤长出疖、痈、破溃流出血、脓，经久不愈，造成生活上的许多麻烦的时候，使人们感到这些痛苦都是“病”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体会到“胸口部位长期疼痛”，口腔牙齿疼痛，甚至跳痛的时候都是“病”。才可进一步感悟到胸口部位的痛，甚至呕吐，可能与吃了什么东西有关。当人们反复经历这一痛苦的时候，才能加深认识，感悟“内病”的存在。这一认识与人群中一些特别关心自己和他人各类痛苦的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他们主动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最多，感悟最深。此类事件大约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玉蟾岩人至贾湖人时期。因为从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起已建立了最初的尊母习俗，对成年女性死者寄托哀思，有了最初的信仰与崇拜，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生活特征。与此同时，山顶洞人的遗物如骨针、小贝壳项链证明他们发明了钻孔术，能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御寒，将贝壳等钻孔后用细腾条窜联起来作饰品佩戴在颈上跳舞；山顶洞人的思维能力、积累的生活经验已较丰富，当他们从烈日下突然走进山洞，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用手揉一揉双眼，停一会后，又可见到从山缝射进一束光线，似乎认识到“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数千年后的河南贾湖人，当他们在龟甲上刻出（目、视），反映了8000年前的中国人对“目之于色”的认识水平[1]。但还不能说：他们有可能具备了将胸口痛认为是“内病”的能力。还不能说他们已能认识今天胸口痛，可能是昨天吃了某某东西引起的。

一般讲，在原始医学知识起源中，人们在治疗医学知识的积累中，外治医学知识的积累是先于内病治疗医学知识积累的；在外治医学知识中，自然物理疗法是先于寻求药物治疗的。历史再向前发展至先夏、至夏商时代，特别是有文字可考的先商至殷商时代，先民们的原始医学知识与原始医学思维方法都积累到相当水平，殷商先民已开始寻求给疾病分类与命名。现有殷商甲骨史料为我们保存了一批三千多年前的原始医案与疾病命名，其中潜藏着丰富的原始诊断方法，反映了自发的体表解剖部位诊断法。如疾目、疾齿、疾首、疾肘，多指头面部相关疾病。在殷人的疾病命名中，也有疾软、疾疫、疾蛔，腹不安等较为复杂的病名，而疾蛔已从腹不安中分离出来，成为病因清楚的疾病，至今仍然沿用。在甲骨文给疾病命名中，还有借社会学之暴虐而来势凶猛、恶寒高烧，反复发作之疾病取名曰：“虐”的，开创了将社会学引入医学的先河，说明殷商先民积累疾病知识已较丰富，命名方法并不单一。

当我们希望从原始疾病命名中探讨病证诊断方法的时候，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江陵张家山出土汉代《脉书》，后者我命之曰《疾病篇》[2]，此文在人体29个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66种，如“病在头”“在目”、“在目际”、“在耳”、“在面”、“在腋下”……。多指一般疾病的好发部位。但这些疾病已不单指皮表的疖、痈。如在耳的疾病有“聋，其脓出为浇。”聋指听力闭塞，浇，是对中耳炎伴鼓膜穿孔有脓液流出等临床症状的描述。《说文》“浇，一曰灌渍也。”《广雅·释诂二》：“浇、渍也。”可见聋、浇是汉代耳病的专用名词。《诸病源候论》称此病名“聤耳”，解曰：“邪随血气至耳，热气聚则生脓汁，故谓聤耳”。又如病“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泣出指流泪叫“浸”；而“脉蔽瞳子”，指眼角膜旁有白色小泡向瞳孔部发展，属角膜病变后遗留下来的瘕痕组织，俗称“翳状疵肉”，当“翳状疵肉”遮蔽瞳孔时，影响视力，故命之曰“脉浸”。此一病名包含了病理认识，亦指病证诊断。对肛周疾病，《疾病篇》“在篡（肛门部）、痈，如枣，为牡痔；其痈有空，汁出，为牝痔。”汉代医家依临床所见痔的形态已分别下牡痔、牝痔的诊断，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给痔下诊断的方法。从《疾病篇》看，汉代医家对于肠中的疾病十分关注，已分十一种情况进行探讨，提出了（瘕积、块状物）的概念，虽然在瘕症的概念尚欠完备，但已分作牡、血、气、膏、唐等。可见古人探讨之细。其中唐，高大伦解曰：“腹胀，溏泄。”[3]在《疾病篇》中，还有依临床病证下诊断的马、瘿、痿、痹，……的病名，这些疾病命名与《内经》一致，许多病名传承下来，反应了荆楚秦汉医家们的医学水平与思维水平，保留了扁鹊派多依视（望）所见病证为据给疾病下诊断，多属体表病证诊断法。

在探讨疾病命名之起源、演绎时，长沙马王堆出土秦汉《五十二病方》是应该关注的。《五十二病方》随葬于公元前168年，成书应在秦汉之交或更早，在疾病诊断中基本摆脱了原始的体表解剖部位病证诊断法。医家们给疾病命名已表明了许多自主行为。从这一情况分析，好似《五十二病方》比张家山《脉书》晚出。如《五十二病方》、《伤痉》第一治方讲：“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分析“痉者”第二治方讲：“伤而颈者”，疑前文“痉”为“颈”之误，即颈部受风寒致伤[4]。在第一治方中点明用炒热的盐施熨时，“以熨头”。强调“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信（伸）”。根据熨疗的效果分析，患者颈部之“风入伤”才是诊断，具有病因诊断的意义。治疗中针对“风入伤”进行热熨，熨至“寒汗出”后，病就好了。如婴儿索痉（新生儿破伤风）的诊断，在这一病名中已点出了“索（脐带）”与“痉”的关系，是因“如产时之居湿地久”引起的。那时产妇“临盆”，其实还没有“盆”，直接在房内的地上产子。当羊水破后，羊水积于产地，新生儿降生就降在地上，这就是“产时之居湿地久”的原因，这就是感染破伤风杆菌的条件。如  （癃），古者“膀胱不利为”。 指泌尿系统疾患。《五十二病方、》项下收载二十七个治方，讲到血、石、膏、女子。可见，早在秦汉时期，秦楚等广袤地区医家们已将泌尿系统病证命名为，此一诊断中，已有趣于一致的诊断分类[4]（P：82）。但《五十二病方》中的诊断命名方法，很快被张家山《脉书》中“是动则病”的诊断方法取代。“是动则病”是主动从脉象寻找诊断方法的尝试，下文展开讨论。关于张家山《脉书》与《五十二病方》成书先后的分析，存在交织。

二、探讨“血”“脉”生理机能主动寻找疾病诊断方法

中医杂志2005增刊第297页发表杨洪明、杨绍戊《脉学起源考》作者依历史传说为据，说《素女脉决》在《礼记、曲礼下》注疏中贾公彦曰：“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决》。”杨氏之意，将上文推为“三世”之书。由此论证我国脉学起源于黄帝时代。我查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五经四书》中册，陈浩注《礼记集说曲礼》无果，有待商榷。我们考虑，在中医史学中，“脉学”是一个广义名词，包含经脉学说，脉诊法之诸多问题，“脉学”起源与发展有一个渐进性发展过程。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史料不断丰富，如出土6000多年前的陶塑、玉雕人面头像中五官端庄者多起[5]，可以断定我国6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大溪人、牛河梁人已能理解“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言”等部分生理功能了。但是，从河姆渡人到千年后的黄帝时期，人们还未产生对人体更深层次的生理认识要求，更重要的，还未创造文字用于著书立说。黄帝时期人们对自身生理、疾病的认识，不是他们的智力问题，是因为原始医疗知识、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不足，医疗实践经验缺乏。由此限制了黄帝时期的人们对经脉医学的认识。所以我们认为：说黄帝著《内经》；《素女脉决》著于黄帝时期都属不实之词，今本《尚书》所载史料都是因甲骨文字的演绎为有心人从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追议尧、舜、禹相关史料创造了书写条件的结果。据学者们考证：今本《黄帝内经》是春秋以降学者们假托黄帝之作[6]。但这些不留名的学者们从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化传承及相关史料撰著成册，为远古中华民族之灿烂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伟大贡献。

2.1关于色脉诊法、五色诊法的临床应用时限

色脉诊法首见于《史记、扁鹊传》“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文中之“望色”就指色脉诊法。扁鹊过齐，四次为（田）齐桓候（桓公午）诊疾都属望色脉诊法。虽司马迁强调：扁鹊“特以诊脉为名耳”。又指出“不待切脉”。这是司马迁没有交待清楚的，误导后世学者认为扁鹊可以实施切脉诊法。有学者考证：长桑君、扁鹊秦越人、赵简子、孔夫子处于同一时代即春秋末期。[7]此时齐史记载：我国经脉医学还处于“四经脉说——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时期[8]。生理之血气说还处于“血气未定，方刚、既衰”[9]的认识，人们尚无区分人体之动脉、静脉的医学生理学经验，不可能在临床产生切脉诊法。《史记、仓公传》：淳于意于公元前180年得公乘阳庆传授“脉书上、下经、五色诊，……”，说明当时的十一经脉已向十二经脉理论发展，医家们已能区分动脉、静脉、五色诊法和切脉诊法已用于临床。史料证明：淳于意前300年的秦越人扁鹊不可能掌握切脉诊法。

色脉诊法是最为原始的依体表所见之脉色判断病症的诊法，是以秦越人扁鹊为代表的医家在主动寻找病症诊断法时根据人体在寒暑条件下观察体表肌肤之络脉色泽变化为基础，从临证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分析：五色诊法由单纯的色脉诊法发展而来，是秦汉医家引入阴阳理论的早期之作。如《素问、经络论》不足200字，直讲“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后文讲：“经有常色，而络无（有）常变，……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随四时而行”的“络”指皮肤下的络脉（阳络），是医家望诊时的基础，即五色诊指皮表络脉随气候及人体病态导致的变化。而“阴络”当指肌肉深部的络脉。《灵枢、经脉》“络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说明医家在某些经脉的解剖过程中见到了“分肉之间的经脉（血管、神经束）”，医家在观察中将“血管、神经束”之整体当“脉”来认识。由此可以解释“络脉”中有白颜色的“脉”，此脉当指“中无有空”的细小神经分支和纤维；或者在“分肉之间”见到“中有空”的动、静脉。因那时的尸体解剖是在被戮杀死者血液流尽之后进行，所以在动、静脉内很难见到血液。这是我们对“阴络之色应其经”的认识。

五色诊法用于临床，实指两汉时期医家在望闻问切四诊中对病者全身综合性望诊，这时的望诊理论建立在风寒致病基础之上。《素问、皮部论》：“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皮肤苍白）则寒。”《灵枢、五色》：“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在五色诊法应用中，医家不可能深入到“分肉之间”去探讨“阴络之色应其经”的相关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辩释的。

2.2内踝弹诊法

内踝弹诊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医家们主动依经脉医学寻找疾病诊断方法的一种继色脉诊法之后的诊断法。此法理论依“经脉十二者……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内）踝之上，无所隐故也”，即依内踝部可见之静脉作为观察疾病的依据。此一诊法散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素问》、《灵枢》诸篇之中，不久被三部九候诊法替代。《内经》中的内踝弹诊法记载不全，自马王堆《脉书》、张家山《脉书》相继出土后，其弹诊手法得到相应补充，但仍有关键残字、残文难补，有关问题已在《论原始中医学》、《远古中国医学史》中探讨。本文从略。

2.3三部九候诊法

三部九候诊法是继内踝弹诊法之后医家们在临床工作中依经脉、络脉理论为基础主动寻找到的又一较为原始的诊断方法。本诊法除与动脉有关外，还涉足于三与九，历代学者均认为它与战国时期术数理论存在一定关系。从我国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与发展讲，它是我国经脉医学由四经脉说、十一、十二经脉说用于临床医学诊断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诊断中更注重于动脉的观察。三部九候论的作者们实际上是在秦汉之际总结先祖们比较混乱的临床经验，认识到人体各部位络脉存在虚实，经脉存在博动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在《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最为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在头部的三候，如“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认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由此说明头部的天、地、人三候部位为临床中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下诊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三部九候论》中和其他如《素问、离合真邪》、《八正神明》等篇中，对人体中部三候、下部三候都缺乏阐释，说明在今本《内经》中对于原创三部九候理论搜载不全，又有阴阳理论羼入，至少存在意见不一。因而在秦汉临床医学中使用时间不长。不久被“是动则病”理论替代。

2.4“是动则病”脉象诊断方法之祖

“是动则病”，本属原始中医学痈疽诊断学范畴，是对痈疽病理过程观察的结果。《灵枢、痈疽》：“寒气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这则病理建立在“郁（不通）”基础之上。《吕氏春秋、尽数》“流水不腐，户枢不蝼。”讲的是自然现象。痈疽的作者将此引入人体说：“形气亦然”。引出“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吕氏春秋、达郁》说：“血脉欲其通也，……精气欲其行也。”结论：“病之流，恶之生也，精气郁也。”《灵枢、刺节真邪》深化对痈病理论的探讨，说：“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刺节真邪》的作者将病邪侵入肤肌后的病理发展分作寒者阶段与热者阶段。这一正确认识是临床经验的总结。用现代病理讲：至病细菌侵入肌肤后，局部组织液渗出，局部质地坚硬，温度偏低，古人称“寒者阶段”。然后过渡至“热者阶段”。此期局部组织液进一步渗出，白细胞等加速浸润，局部进一步水肿，病灶局部压力超过动脉压时，病灶局部出现跳痛感。这就是《灵枢、经脉》，张家山《脉书》等记载的“是动则病”，是依经脉循行范围归类疾病提出来的。“是动则病”是痈疽诊断的重要依据。但是，两汉医家们在依一定要求人为安排十二经脉首尾相接，如环无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的循行过程中，同时引入“是动则病”理论以求说明经脉主病，以求用经脉循行范围归类疾病。又因撰著十二经脉的作者们未能认识到“是动则病”出于血气，病气病理之“郁”，出于痈疽理论；或者《经脉》篇的作者仅依“十一脉灸经”为据引入“是动则病”理论，未能阐明“是动则病”的根由。两千余年来后继学者们亦未能探明“是动则病”与“郁”与痈疽理论的关系，又随意阐释作“是动病”与“所生病”，闹出了许多笑话。自张家山同时出土《脉书、相脉之道》，记载汉代医家强调“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的认识。有学者对相脉之道研究后指出：“诸多迹象表明，‘是动’‘所生’，不是疾病种类的划分，而是早期脉学著作。”[10]彭坚先生于1993年指出：“是动则病，即指某条经脉的动脉搏动异常而该脉出现的疾病”。所以，张家山《相脉之道》史料，较《经脉》“是动则病”清析，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汉代脉象学中的盈虚、滑涩、动静及“揗脉如三人参舂”成为创建寸口脉法的重要基础。

三、层次严谨的望、闻、问、切诊法

当医学知识，临床经验，临床病例积累到一定程度，医家们必然产生给疾病命名、归类的要求，在中国此情况发生于殷商时期。当医家给疾病命名的时候，首先离不开“望”，“望诊”包含的内容很多，中医是强调形神观的，对于神的了解，是对全身情况的评估，所以中医望诊非常重视对神的观察，包括人之精神、神志是否清楚，神情神气表现，及对神形、神色、神态之综合分析。由此，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逐步总结出来。关于“闻”诊，指医者在接触病人时，利用自己的听觉和嗅觉收集病人的有关信息，借以判断病人之病情、病位。《灵枢·胀论》：“胃胀者，腹满，鼻闻焦臭”。病人鼻出焦臭，病人可闻，医家亦可闻。《素问·腹中论》：“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人）至则先闻腥臊臭”。当医家接触病人，闻到“腥臊臭”时，就可作诊断参考之一。关于“问”诊，《素问·三部九候》“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可见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早在先秦特别是两汉时期已逐步总结并用于临床了。其诊断层次是严谨的。在四诊中望、闻的内容丰富，如五色诊法最主要的是望诊，包括对病人微循环的审视，对病情总趋势的评估，为问诊打下了基础。我们知道：西医在接诊病人时也有四诊，叫“望、触、叩、听”，虽触、叩、听诊有优越性，但四诊中无“闻”、无“问”，当接触病人后，一望而开始“触、叩”，这“触、叩”有目标吗？所以细思之，西医的四诊与“闻、问”脱节，至少在提出“望触叩听”时不够严谨。当今西医在接诊病人时，实际上也包含了闻、问过程。

关于“切脉"，张功耀在“脉诊”法中索垢至极，说“中医脉诊法不具备起码的可用来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11]。我们说早期的“脉诊法”是朴实的，张功耀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脉诊，看不见原始中医学中脉诊法的先进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和张先生一起研究脉诊法的历史了。我们已讲，脉诊法是从经脉主病，是动则病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与血气理论及对表浅动脉搏动不断加深认识有关，与在望诊的基础上对五色诊法经验的积累存在一定关系，是秦汉医家们主动寻找客观诊断方法的结果。张功耀在“告别”谬论中不怀好意地讲过扁鹊，我们说对于扁鹊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鞭打。在探讨脉诊法时我们感谢司马迁保留了相关脉诊发展史料。当我们究读《扁鹊·仓公传》时，我们发现扁鹊诊病多在望脉(五色诊)，如在诊虢太子病时，就凭“望色、闻声、写形”诊断，可见他用的是望闻二诊，但他懂脉学理论。他从“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赤脉)"指出：“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都建立在望诊基础之上。到写仓公传时，司马迁如实地记下了许多切脉诊法：如“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说明仓公的脉学知识是先进的，当他切到脉律混乱（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时诊断为心脏有病(其病在心)。难道就没有分析病情时起到“排中分析”的作用吗？现在，我们能读到《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有一句切脉诊法的记录，“循脉如三人参舂”，这是秦汉医家的实录，比喻十分形象，与仓公的“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几乎可视为同一脉象。为什么这样准确的可以判断心脏有病的切脉诊法张功耀就没有读到呢!现在，我们还可读到张家山出土的《脉书》反映了秦汉医家的诊病水平，记载于《相脉之道》中，说“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这则史料，反映了依经脉主病的脉学诊断方法是先进的，在希波克拉底医论中，希波克拉底未能探讨脉学诊断，是希波克拉底的一个失误。同时说明：希波克拉底根本没有涉足于较深层次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

我们不否认在后世的脉象诊断中，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出现了“肝脉、肾脉、脾脉”，等不切实际的说法，正是我们在探讨未来中医理论时需要对其进行解构与重建的内容，张功耀在索垢至极的前提下全盘否定脉诊，不是科学态度。何况目前有经验的西医在诊断过程中也学会了切脉，希望从切脉中了解病人循环系统的基本情况，从脉之盈虚，频数、脉律、奔马律等脉象初步判断病情，提出进一步检查的方案与初步治疗方案。不知张功耀会不会将西医的切脉法也全部否定。

对于原始中医学的临床诊断方法中的色脉诊法，内踝弹诊法、三部九候诊法，是动则病及望闻问切诊法，以上作了初步探讨，阐释了我国秦汉医家在临床工作中在逐步完善经脉调节理论的同时，主动从临床需求出发，逐步完善了临床诊断方法。顺此回敬了张功耀说“中医脉诊法不具备排中分析”谬说。我国秦汉时期逐步完善的临床诊断方法，建立在临床医学基础之上，望闻问切仍然是未来中医临床诊断方法的基础理论。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中华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3）。

2、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1版147。

3、高大伦  《张家山汉简《脉书》补释》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2 1版。

4、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注外译》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1版18页。

5、考古杂志社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版81、85、108。

6、刘澄中、张永贤 《经脉医学、经络密码的破译》大连出版社2007 1版4-7页。

7、曹东义 《神医扁鹊之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1版33页。

8、《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9、《论语、季氏》

10、廖育群 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源流 中华医史杂志1990（4）。

11、张功耀  告别中医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