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进化是原始科学知识起源的唯一原因；是医学知识起源的唯一原因。

    本文突破了以传说为据论证医学知识起源的老方法、从人类学考古学知识出发，对人脑容量——脑组织学进化、人脑思维——脑生理学进化及远古原始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3个方面展开讨论，澄清了医学知识起源的“人类最初论”及巴甫洛夫的“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等认识。初步断定，在医学知识起源与发展中，外治医学先于内治医学知识，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应从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阶段算起。

    数十年来，国内外医史学家对医学知识的起源进行了多层次探讨，许多学者认为医学知识的起源与远古人类开展医事活动有关，指出：“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和形成，也是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这段论述虽未涉及医学知识起源的时限，但贯穿了劳动生活、生产实践，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医学知识起源的时限上，有些著作讲得比较含混。比如说：“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甚至说：“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活动。”。“人与兽斗争，人类已知杀兽以食，故有外伤，外科因之而起”。我们说以上论述之所以含混，是因为文中有些概念不清。如“原始人最初”中的“最初”指哪个年代？是猿人时期的最初，古人时期的最初，还是新人时期的最初?我国云南元谋猿人，是170万年前生活着的一支直立猿人，他们属于直立猿人中的一个新亚种。“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章”。假如以“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的活动”的推断，我国最初医疗活动的时限是否早在170万年前就有了呢?根据人类人脑发展与进化规律分析，这样的论断可能欠妥。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讲：“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如果认为医学历史是从有文字记载时期开始，那就错了”巴甫洛夫的前一句话是值得商榷的。但后文补充说明人类医疗活动的起源应在文字发明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学者如果仅以巴氏的前一句论证我国远古医学知识的起源，那就错了。近10余年来，我国医史界对医学知识起源十分关注，佳作不少。并给医学史下了具有定义性质的结论：“中国医学史是关于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又有学者何爱华先生将我国医史发展拟订分期方案如下：“①起源积累时期(170万年前元谋人一公元前841年)。②奠基形成时期(前841年一公元200年)。何先生根据我国历史，总结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我国医史分期方案具有积极意义，许多观点十分可贵，读之受益匪浅，预计会引起医史界的响应。何先生分析第一期时指出：“这个历史时期，从人类学来讲经过旧、新石器时代，越过蒙昧、野蛮时期，历史进入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在这提长时期中，人类的医疗活动只能处于原始萌芽状态。”何先生将公元前841年以前划为我国医学知识起源的萌芽时期，基本符合我国上古医学发展史。但细读上文，感到何先生将我国人类医疗活动起源的时限上溯太远，似与巴氏前一句同说。医学知识起源必须具备的如下条件。

    一、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是产生医学知识的基本条件

    从人脑组织的进化情况来讲，人脑必须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人类才有智慧能力创立有关知识，医学知识的起源发展。必须遵守这一规律。早期猿人在生产劳动、直立行走及语言不断发展的多重刺激下，促进人脑的不断发育。从人类整个发展过程的300万年来看，在前100多万年内，人脑还是相当小的，脑量600～700毫升，在大约100万年前后，人类的平均脑量是800～1000毫升，在20万~30万年前后，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北京猿人头骨有许多原始特征，据已有的几个头盖骨推算，脑容量为915~1225毫升，平均为1059毫升。人脑容量的大小与人类智力高低存在一定联系，在人脑进化过程中尤其如此。人类学家之所以将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分为古猿、直立猿人、古人和新人，除了骨骼与体态的进化以外，与人脑的进化及受人脑支配的劳动技能水平是分不开的。脑是思维能力的物质基础。只有当脑容量及脑组织内部的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才有思考医事活动的可能。由此推之，人类医事活动的萌芽时期大约在距今20万～30万年即马坝人以后。

    二、人脑生理功能的进化亦是产生医学知识的基本条件

    从脑生理学讲，人类的记忆及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先决条件，亦是人类认识医学知识的先决条件。古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在人类思维活动的发展史上，记忆是先于其他思维活动的，记忆是其他思维活动(包括语言)的基础。关于语言的形成与思维能力问题，有学者指出：“语言形成与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不能脱节，否则高级抽象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信息交流，175万年前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已经形成。”从我国现有考古史料分析，当元谋猿人生产出第一块石器的时候，他们的记忆与思维能力已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元谋猿人的记忆与思维能力仍是十分简单的。从记忆的时限分析，他们记忆的时限都较短，即记忆的保持时间不长，他们的远事记忆能力较差，这是猿人人脑容量及人脑内部结构的原始性所决定了的。人类发展到20万~30万年前后，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人的脑子虽然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态还在改变，脑子内部的结构更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目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联系在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古人的代表有广东韶关马坝人，古人使用的工具仍是打制的石器。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的思维能力没有多大进展。当人类进入新人阶段，他们大约从5万年前开始，在文化上他们已有雕刻和绘画的艺术，出现了饰品。说明新人阶段的人类，人脑解剖结构和人脑生理功能与现代人几乎完全一样了。如果说以前只能认识分子，后来认识了原子，现在深入到原子核内部，那不是人的聪明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是人的实践水平局限了人们的认识。可见在整个新人时期，不论是新人早期的人类，还是新人晚期的人类，他们都因是实践水平限制了他们的认识能力。根据记忆的特点分析，在新人中并非人人都可以用同等的力量，以同等的数量来接他们的观念的，这就是想像力和记忆力何以不能一视同仁地为每个人服务的缘故。或者说各人记忆的内容则随其观念，兴趣、生活经验为转移。因此，在新人中问产生了对医学知识比较敏感的人群，当他们经历了某一次疾病过程，他们便能够留心于这一疾病的某些特征及与这一疾病好转有关的事件，并能较好地记忆下来。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发展到人脑能够记忆与区别自身的正常(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内病)状态的时候，人类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疾病状态，主动地从自身生活经验或者他人的生活经验中寻找治病方法，只有人类的记忆、思维能力发展到有目的的，主动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这种行为才具有医事活动的意义。这与人类“只有使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木棒和石器)来进行生产才算劳动”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医学知识起源的萌芽阶段应从新人时期算起。

    三、原始医学知识的产生依赖于其他原始科学的同步发展

    人类医学知识的起源，依赖上古其他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人类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生产第一块石器)虽然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认识事物的飞跃是在近数万年以来开始的。笔者想用以下事实说明：一般认为距今已有6万余年的丁村人，他们已能生产石球，直到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时期，石球才被广泛使用；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根据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及石器类型和生产技术等材料分析认为，许家窑人就是北京猿人的后代，而峙峪人又是许家窑人的后代。石器的类型较多，有各种形式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石球等。以上事实证明许家窑人的生产水平符合新人的生产水平。因此可以认定许家窑人是我国早期的新人代表之一。许家窑人生产的石球是原始狩猎工具——飞石索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球的诞生是旧石器生产史上的一次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在狩猎过程中认识到加大石球的势能，提高石球的动能，可以在较远距离飞打较大的猎物，当然在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物理学术语。飞石索的诞生将远古人类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语言学讲，由于飞石索的应用，新的生产实践对语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许家窑人语言内容的发展，如圆石、札(捆)、蔓(藤)、转(旋)、飞、放(松手)等单词，甚至包括复合词先后出现。距今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人，继承与发展了前人的生产技能、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已能比较深刻地分析生产实践中的诸多现象提出问题。如飞石索上的有球为何能飞打较大的猎物，猿猴为何能从这一树枝飞跳到那一树枝，或者从这一竹丛飞跳到那一竹丛，是不是树枝或者竹茎有一种“弹力”，在狩猎中怎样利用这种“弹力”?峙峪人只有结合他们以往的生产实践进行综台分析以后，才能创造性地发明标枪、弓箭。可以断定，峙峪人的生产水平证实，他们掌握了与生产内容相适应的更丰富的语言。在词组方面他们已可将打制、刻画与钻孔区别。将普通石头与石墨区别，已能区分硬与软、弯与直、瞄准与发射等诸多比较复杂的概念，因此产生了相应的名词，他们很可能还发明了竹、木、枝、杆等名词，因为这也是生产弓箭、标枪等实践的需要。到了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在用植物刺刺穿兽皮，用细藤条或者细长的植物纤维，或者从兽皮上割刮下的细皮条缝制衣服及钻孔技术的双重启迪下发明了骨针，可以用骨针刺穿兽皮缝制衣服了。上古时期这些了不起的发明证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是相互启迪、相互促进的。上古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如人工取火的实现，扩大了人类的生活领域与熟食范围，在用火的实践中提高了人们对火的认识。以许家窑人为例，当他们坐在火堆旁烤炙兽肉的时候，他们已有能力理解火(的辐射热力)能够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及减轻四肢麻木与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便能主动地将患病肢体靠近火源进行烤炙，或者主动地设计出以火焰为治病物质的治疗方法，这便是后来“令病者背火炙之”的最原始的火炙疗法的滥觞。又如，石器中的尖状器发展至石簇(石箭头)、石刀，这些尖锐石器的广泛使用，在使用中可能刺伤健康的肌肤，也许由此启迪人们认识到尖(砭)石可以破痈。石器中的细小尖状器，骨器中的骨针，都有可能为上古医事活动中的外治疗法提供医疗工具。

    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人们，当他们的人脑发育到可以分析自然现象并对各种威胁自己生存的自然现象感到不能理解的时候，当他们能够记忆梦境与分析梦境中自己亲近的祖先们的情景与语言的时候，人类的幻想、社会学中的图腾思想便活跃起来。这大约是山顶洞人前后的事情。根据闻一多《伏羲考》、潘雨庭《易学史简介》及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中的有关资料分析，从“仰则观象于天”到“观象授时”大约相当于从山顶洞人文化到仰韶文化前后，经历了万余年的时间，导致了阴阳观念的萌芽与形成。我国的阴阳观念反映的是一组一组的相对对立概念，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性质的古典哲学观念，这一观念的诞生，促进了上古天文、历法、农业、数理等科学的发展，到先秦至秦汉之交，又和其他科学知识一道，促进了古典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回顾中国上古科学技术的发展概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医学知识的起源，除了需要人脑容量、人脑生理功能发育到一定水平外，还依赖其他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

    综上所述，“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之说是值得商榷的。一般来讲，在医学知识的起源中，外治医学知识先于内治医学知识，我国外治医学知识与世界外治医学知识一样，大约萌芽于距今5万年左右的新人时期，随后便有了其他医学知识的起源与积累。

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脑生理机能的发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