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实质在于探讨人脑生理(思维机能)在创立原始中医理论中的作用。人类早期的原始思维特征是讲建立在人脑所有神经元参与的思维行为表象。

    关于人类的原始思维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多只是从某一思想的产生，如孔子学说的学派，释迦牟尼的思想体系论说，没有探讨人类原始思维的共同特性。我们在此作些尝试。

    从人类发展史分析，自猿人起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一般来说，人类进入猿人时期，已具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制出第一块石器。但是猿人期间，不论早期猿人还是晚期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很有限。大约30万年前，猿人进化为古人(早期智人)，至5万年前古人又进化为新人(晚期智人)。古人类学家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划分除依据骨骼、体态的进化外，还有重要的一面，就是神经系统及人脑的进化，就是语言、记忆、思维的建立。中国的新人们如距今5万年左右的许家窑人创造了飞石索，2.8万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距今2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采用了多种工艺制作出十分精细的，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足见新人以来由于人类人脑进化到一定水平之后，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创造了条件。原始生活知识的积累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内容。人类的早期思维主要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现在让我们对中国人的原始思维特征作些探讨。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是建立在人类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基础之上的。而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根据笔者的考察是近5万年左右，当古人进化为新人(如许家窑人)的一大特征。假如许家窑人没有远事记忆能力，他们就不可能将狩猎中的经验积累起来进行总结提高，发明飞石索。

    下文以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为例进行论述。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原始医事活动有关。如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早期人类对水的依赖如渴了要寻找水喝，那是一种本能行为；人类在生存活动中，难免掉入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怖；当人类的人脑进化到可以积累经验，并从经验中认识到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有别的时候；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掉人浅水中能体会到舒适感觉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并不可怕。当某些患有各类感染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们跳入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并用手去摸去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这些举动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益的。当人们的上述实践经过若干万年的积累与传承之后，至山顶洞人、裴李岗人时期，人们终于可以理解清清的溪流对伤口愈合是有益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便在“求治愈欲”的支配下主动寻找溪流，蹲在水旁洗涤，人类的这种在“求治愈欲”的思想支配下的行为包含了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双重过程。所以我们曾说：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

    一、直观思维——原始科学知识萌芽的基础

    前文讲到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从始至终贯穿着直观思维过程。其实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新人们离开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就无法借用推理判断方法认识事物。如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们，当他们在外出狩猎时，碰到一些小的野兽，如兔、野猫、狐狸等便顺手抓一块石头打去，有时也可打着猎物；当寻找不到石块时．有时也可能顺手拔起一株小植物连同带泥土的植物蔸一同甩出，发现较重的植物蔸在前，也可打着小猎物。但刚拔的植物蔸易破散，且打击力量不大，许家窑的男子汉们在上述直观思维的启迪下，为方便狩猎，便在平时用黄泥捏作一团，中间夹以树枝或藤条，待泥土干后，使用起来投掷较为顺手，也可打着猎物。但泥团易破，打击较大猎物难以致死。于是他们想到石质球状器，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小石球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狩猎用的飞石索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因此。我们并不排除许家窑人在思维过程中已经表现出相当丰富的推理判断能力。

    其实，以医学为例，许家窑人以来的人们如峙峪人、山顶洞人、裴李岗人等他们对各类外伤中的疼痛、对臃肿、齿槽脓肿所致跳痛的认识过程；给痛命名过程；他们给伤口中流动着的红色血液的命名“流血”等都是在直观思维过程中感知与命名的。我曾分析过山顶洞人以来的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过程；当他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乎乎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本能似的摇摇头，或本能似的用手揉一揉眼球。当他们在山洞中多站一会儿以后，跟前又明亮起来，或者顺着某一缝隙射进来的一束光线望去，便感到这束光线给山洞带来一线生机。他们的上述审视过程都是采用直观方法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及生理现象，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人们对“目之于色”的认识深化了，从医学理论讲，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人体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了。

我们说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之一，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殷商时期人们的直观思维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甲骨文史料告诉我们，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已有“内病”与“外病”之分，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仍属于直观认识范畴。如以局部解剖部位的命名方法：疾首、疾目、疾齿、疾足。属于内病的命名，如腹不安、疾软、疾心等。殷人对于内病的认识，多数是从临床表现中以直观感知而命名的。

    直观思维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推理判断——殷商创作文字、创建中医理论的基础

    人类的思维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以人脑解剖及人脑生理功能为基础而发展的。如果人类单用直观思维认识世界，那么人类就无法改造世界。原始人类，由于在直观下感知，并将感知的知识积累起来，又在直观下将感知记忆而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获得新的领悟，这就是直观思维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这一思维过程中包含了推理判断。假如人类的原始思维仅停留于“领悟”而不在“领悟”的基础上作推理判断工作，那么人类的思维就会停顿下来，因此世界上的事物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原始人类从何时开始才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呢?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讲，到了晚期智人早期，当逐步形成氏族之后，由于各氏族处于人类发展的阶段不同，他们所积累的原始知识的数量不同，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知识的层次不同，因而他们进入推理判断阶段的时限不同。在中国，以吴越、中原文化发展为例：属百越范围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人工种植的水稻，说明我国的种植农业在7000年前已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史了。许多学者推导我国的种植农业大约起步于全新世早期，与传说中神农氏所属年代大体一致，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笔者认为：这一推导，与河姆渡人工种植水稻的发展里程应该是一致的。河姆渡人的业绩不仅有水稻，而且还有原始纺织、编织、房屋、水道运输等许多反映原始科学水平的遗存，都证明河姆渡人的思维早已从直观思维中解脱出来在河姆渡人以前人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原始生活知识，已经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我国素以陶器著称，考古史料证明我国的红陶史已有1.4万年，著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先后于1993、1995年再度发掘时，采集到陶器、人工种稻。陶器，较仰韶陶器提前了6000年，后世的仰韶彩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应为首屈一指。彩陶所代表的不仅是陶器史，彩陶之彩色图案是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先祖们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人们的推理判断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医学发展的特殊性，在考古史料中尚无史料证明河姆渡人时期，仰韶文化时期我国的先民们已在原始医疗实践中，采用推理判断。历史跨越数千年，至殷商时期，殷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心之官则思”早已成为真理。一般认为它产生于秦汉。其实它产生于殷商。殷商时期由于各类原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天文、历法，冶炼、青铜铸造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对文字提出要求，促进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发展。应该说殷商甲骨文的创造与逐步规范化，是在数千年陶文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甲骨文字的创造，几乎都包含了造字者的推理判断。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的解剖部位早有“目染”，在反复的“目染”中，对心的生理功能也开展了推导。于是人们有了造出一个“心”字的迫切要求。由于出于造字的目的，造字的人们对人类心脏开展了有目的的反复解剖，先后造出了6个“心”字，甲骨文中出于不同时代的6个“心”字证明了殷人在200余年的解剖实践中基本摸清了心脏内外的解剖结构特征。结合纣王“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分析，那时的人们已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这种“赋予”没有实验依据，是建立在“人有思维能力．心脏有搏动；当心脏停止搏动，人的思维能力也停止”基础上的。从思维方法讲，纯属推理判断。因此我们说推理判断是殷商时期创建中医学理论的另一个思维方法。

    三、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殷商至两汉中医理论的形成

    一般认为格致思维产生于两周，其实不然，进人新人以来，我国先民就养成了对未知事物穷追到底的格致精神。试想5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如果不从顺手拾起的石块打猎物中，不从顺手拔起的植物蔸投掷猎物中，不从黄泥团块飞打猎物中穷究狩猎的道理，能够凭空发明飞石索吗，峙峪人如果不对树枝竹茎的弹力进行穷究以及无数次的实践能凭空制造石矢发明弓箭吗。山顶洞人如果不在“格致”的思维过程中追索，能够采用原始综合工艺制作出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吗。早在数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对事物的格致、穷究精神。

    从传统文化分折，格致思维首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说明了对事物的穷究根由。春秋鲁国的孔夫子十分注重穷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以及“疑思问”等都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严谨治学与穷究精神。“易穷则变”(《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矢志不渝”(《管子·心术》)都是中国先民们穷究精神的写照，假如用格致精神来考察我国殷商时期先民们对心脏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追溯，恰是殷商先民在创作“心”()字的过程中将人体调节功能赋予了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又经长达千年的穷究，导致了经脉理论的诞生。发展为灸疗的十一经脉理论，两汉时期经脉学家们又借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完善经脉学说，发展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在十二经脉理论完成之后，医家们又结合临床取自然界的风寒可使水结冰之象，类比于经脉中流动的血液进行推导，从此经脉理论与风寒结合派生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三条疼痛理论，指导临床数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问是格致、穷究精神促进了心脏大体解剖的完成，促进了人体经脉学说的诞生，促进了两汉中医学理论的深化、发展与形成。

    四、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在中医学思想萌芽中的作用

    我们的祖先进入新人以来，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俗中，在水旱交替的发现中，在风雨寒暑及春萌秋杀的生活环境中领悟到许多相对对立事物的存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对立的概念，如发明弓箭的峙峪人他们对于坚柔、锐钝、曲直的相对性质领悟较多。距今6000余年的半坡人在陶器上留下了许多陶文，如“”等都具有浓厚的相对对立概念的性质。

    原始人类在对自然界直观认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对立概念，后来发展为辩证思维，大禹治洪水时吸取先人的治洪经验，从“堵”改作“导”，成功地将洪泛引入江海，充分显示了禹的辩证思维才能。在传统文化中如诗、书、易、礼及诸子著作中辩证思维内容十分丰富。将辩证思维引入医学首见于《周易·噬嗑》：“噬肤灭鼻、剩刚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干”，以及秦医和六气致病理论都是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探讨医理的尝试。在《仓公25诊籍及八问》中，仓公熟练地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仓公诊籍早于《内经》，是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具有重要的医史学意义。考古史料证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十一脉灸经及《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许多医理的建立都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的能力。江陵张家山《脉书》、《武威汉代医简》，无不包含着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观念建立医学理沧的内容。今本《内经》中的“阳予之正、阴谓之主”、“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以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成为2000余年来中医辩证思维的核心。由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是建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思辨武器。

    五、原始思维——取象比类在中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原始思维是指原始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得的一些思维能力。它是建立在人脑解剖结构与人脑生理功能逐步进化基础之上的。早期人类如30万年前的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比较简单，30万年以来当人类进入古人阶段，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发展，但仍很原始。人类发展至近5万年的新人时期，由于远事记忆能力的建立，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提供了可能，于是思维能力有了飞速发展。因而一般来讲人类原始思维是指新人以来人类在思维过程中所表现的一些特征而言。由此我们可以界定，原始思维指的是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们对周围事物展开思维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如直观思维，是建立在人类对周围变化着的事物的直观感知基础之上的；当人类对自身的生理现象如死亡、情感、思考问题等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后，他们又将人类的这些生理现象推断到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动、植物，认为它们都如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人类的原始思维——互渗律。可见原始思维除直观思维外，还具有拟人化的思维内涵，具有类比、比拟、比照等性质。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移情观”，指出：“将移情作为一种自发的普遍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已成了原始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认识与“互渗律”一致。

    在我国古代没有原始思维这个名词，但从传统文化分析：中国古代的许多思维方式充满了原始思维的性质。我们注意到人类思维进化史的独特性，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原始思维进化史表明：当他们足以记忆父辈和祖辈的许多生活情景、警言、遗训的时候；当他们能够记忆梦境中父辈们的许多言行的时候，他们不可理解，感到了神秘。由此推动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引发了幻想，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后来又有了神灵思维的产生，构成了中国式的原始思维。人类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现象，大约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思维方式叫取象比类，是中国人原始思维的集中表现之一，它不同于互渗律。

    什么叫“取象比类”呢?《周易·系辞》讲：“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孔颖达疏曰：“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根据两个对象某些相同属性(如水与血都是可以流动的)中取已知甲对象某些已知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也可能存在与甲相同的某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可见互渗律是将人类的情感等比拟于他物；取象比类则是将已知的事物通过类比、推导，用于需要说明的问题。因而我国的取象比类，比法国的互渗律要高一个层次。取象比类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仰则观象于天”。除了可以弄清“天”的某些规律外；也为利用“天象”(如北半球可见的北斗七星现象及金星之春启明，冬长庚现象)类比于人事积累了知识。当人们根据许多植物春萌、夏长、秋收、冬藏规律总结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草木茂”，“天地之道、万物自然”及“天地之道，寒暑不利则疾”等一系列朴实无华认识的时候，取象比类为进一步认识事物(含医理)创造了条件。取像比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很高。诗、书、礼、春秋传、诸子百家均广泛采用。在《内经》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依取象比类说明人类生理病理的事是很多的，本文从略。

    近百年来，我国的考古史料早已系统证明至山顶洞人以后1万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这一广袤的土地上许多原始科学知识，原始科学事业鱼贯而来，原先传统文化所讲5000年文明史动摇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过时了，早期的考古观念，如仰昭文化、裴李岗文化、半坡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议定了。当今的考古史料证明：我国的新石器革命发生在1万年以来，陶器制作及种植农业产生于1万多年以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都有大量实物作证。在此，我们要反问：我们的老祖宗们在开创种植农业时是怎样思考的?在制作第一件陶器时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事物的启迪?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想到了造房、制阱?在养蚕以前他们对较长的植物纤维有一个怎样的认识过程与利用植物纤维做过怎样的服饰？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现了铜?冶炼了青铜?后来又铸造了各式各样的十分精致的青铜器，在这许多的原始科学事业中，他们的思考已经具有了什么样的特征?建立在远事记忆能力基础之上的、贯穿于新人以来数万年间人们对天文、天象不断的“仰则观象于天”逐步得出过一些怎样的结论。我国早期的尖端科学当属天文、历法，而天文、历法与易学是绝然分不开的，闻一多先生作《伏羲考》指出：“《伏羲易》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跟踪。”近代学者潘雨廷在《易学史简介》中指出易学“三古说”，指出上古易的时限为“约2万年前到公元前11世纪”，“代表人物是伏羲到周文王”。这说明《易传》“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是有历史依据的。

近万余年来，鱼贯而来的原始科学技术发展史实证明：我国先民们的原始思维是十分活跃的，直观思维、推理判断、穷究精神支配着他们思维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先民们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创下了丰功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