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比较突然提出：“经络”，加上日本又有《经络的研究》问世，在没有思考“经脉”、“经络”概念之渊源关系的情况下，误将“经络”词组从秦汉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脱离了殷商至秦汉的基础医学体系与临床医学体系。使“经络”词组脱离了原主与经脉、络脉无关了。可想而知，一个失去了主纲的名词，虽然学者们从各方面“研究”，用许多新概念解说“经络”，都未能阐明“经络”本质。有学者于1988年在《生物学杂志》三期发表对猪蛔虫神经系统研究的文章，用以说明“经络”，1991年又在《大自然探索》四期发表《经络原型的初步研究》再次提出“经络原型论”。到2005年该作者又一次于中医杂志增刊119页发表《现代经络研究的反思》，还说：“我们认为经络如存在，……在人体内实际只是一种返祖现象或进化遗迹的表现……”。这样的“反思”虽较以前两文有了进步，但抱着返祖论不放，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有学者在“经脉”、“经络”概念不清的前提下，早已宣布“经络学说的起源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说明某些学者对“经络概念”莫衷一是。我们将考察我国医学史的思路建立在诸多学者的佳章及考古学等基础之上，探明了“经络”即经脉、络脉的简称，经脉学说起源于殷商，其后有千余年的演绎过程，于两汉时期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东汉以后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用五行配五藏创藏象学说，俗称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两千余年。

本篇用五章探讨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起源问题。

第一章 殷商诞生《经脉学说》的基础

——殷商社会、文化、科技、医学之概貌

提要：医学理论的产生，有三则必备条件。一、建立在原始医学知识的不断发展与积累之上。二、需要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临床医学发展到人们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起因、命名、分类等问题之时。三、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起步、发展存在同步与相互促进关系。这是医学理论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人文发展的重要原因。殷商时期社会、人文的发展，促进了《经脉学说》及中医理论的起步。

关键词：殷商    诞生    经脉学说    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然发展的总体规律之一，承前启后。

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样遵循着总体规律之一，承前启后。

我们说在中国的医学史上产生过独具特色的人体《经脉学说》，她产生于殷商的200余年间人们对心脏的反复解剖；产生于人们在人体心脏的解剖实践中认识到心内的“心眼”之多（有七个孔窍——心主思维）：产生于人们意识到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起着调节作用。因而在第六个甲骨文心字的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 ），我们认定它是《经脉学说》起源的源头，它不仅仅是在心脏解剖的基础上产生的。有雄厚的资料表明：中国特有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起源，与殷商时期的社会、文化、原始科技水平及医学的综合水平密不可分。

那么“雄厚的资料”在何处呢？雄厚的资料潜藏于中华民族生栖繁衍的历史长河中。它可追索至近5—4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可追索至人类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可追索至原始狩猎工具——飞石索的诞生，弓箭的发明……。在具体探讨《经脉学说》起源过程时，我们仅从近万年说起。许多资料来源于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

在我国考古学中，大家熟知的仰韶彩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都属我国先祖们创立的原始科学技术，都表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它们与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起源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时间我还无法理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多次出土陶尊，陶尊上有  和  的陶纹符号，邵望平先生称之谓“远古文明的火花”（1）。这两个陶文上文书太阳，下面描山峰，表明日从山峰出。这一认识与《山海经》之“大荒东经”，“大荒西经”的记载：“日出之山……“、“日入之山……”是一致的。邵望平先生将这样的“尊”断之为“祭日出的礼品”。南朝文字学家顾野王于公元五百六十年左右在《玉篇》中收载  字，作丑减切，解“日光照也”。这个  字不正与   字形完全相同吗？现代汉语大字典  读chan，引《广韵》“   ，日光照也”。证明6000年前的陶文    、  释读为   chan 是可通的。至目前为止，我国陶纹符号已收集不少，尚待整理。陶纹符号及可读的陶文，为我们留下了先祖们的聪明才智。

在甲骨文未出土释读以前，一般认为金文最早，2500年前早有记载者：属《大学·第二章》“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记载商汤王克夏桀后铸了一个沐浴的大盘，盘铭表明：汤王决心日日革除旧弊，创立新业。考古证明：商汤在青铜盘上铸铭文绝不是偶然事件。现在学术界组织学者、专家对夏、商、周进行“断代”，认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属夏初遗址，距今已4000余年，该遗址出土青铜爵，青铜斝(jia) 等古朴庄重的铜器（2），表明夏初青铜铸造技术已驱成熟。商汤铸盘在夏初400多年之后铸出铭文，应该是可信的。且甲骨文中有（  盥guan）、       、  （洗浴）等近10个关于淋浴的字（3），更加证明了汤之盘铭的可信性。从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分析；说明汤王时期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聚积于汤王之下，表明学者们深思熟虑的遣词造句与构思的严谨性，他们的思维能力已可扩大到其它科学领域了。

商汤，一个新的朝代开始，继承先祖遗愿，总结“有夏昏德，民坠涂炭”的历史教训，作到“德日新，万邦惟怀，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4）”。相对改善了民众生活。尤其盘庚，当他定居于殷商之后，及时“奠厥悠居，……肆上帝，将复我商祖之德，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色，……式敷民德，永肩一心”。（5）盘庚迁都于殷，建业270余年。安阳出土之“司母戊鼎”，妇好墓出土之“三联铜   ”，表明了那时手工业的兴盛，青铜技术的高超。尤其妇好墓出土“玉人雕像”，（6）他双膝跪地，面朝右前，目瞪唇合，庄重沉思，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表明了艺术家对五官生理功能的领悟，描述了人之思维情景，可视为探讨人之思维功能的尝试，为思考人体调节功能埋下了伏笔。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等级制度在殷王之下分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等，说明了社会制度的复杂，思考问题很多，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难免的。

商代的农业，比夏有了较大进步，虽袭夏之井田制，但考虑了民生问题，有了“公田”、“私田”之分，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甲骨卜辞分析，所种庄稼已有黍、稷、稻、大麦、小麦等，当我们将出土酒器如尊、爵、角、斝等十数种陶器、青铜器进行分析的时候，不难看出，那时上层社会贮藏粮食之多，用于造酒之多；统治者们与奴隶们生活之悬殊。潜藏着不安定因素，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殷商的地理条件，居黄河中游的冲积平原，这里湿地较多，水土肥沃，鱼、龟很多，为解决甲骨文载体创造了条件。此地又居“天下之中”，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而且适宜农牧渔猎的发展，盘庚从曲阜迁都至此是明智的。殷商的畜牧业据卜辞记载，已有马、牛、羊、鸡、犬、豕 、 六畜，从卜辞记载祭祀所用“百羊”百豕分析，尤其各级统绐者拥有大量牲畜群。在殷墟卜辞中给马的取名如犸、  、    等已近十名（7），说明养马、驯马、用马之兴旺；“他们为了育肥，注意到了牲畜的牝牡，如公牛作牡，公羊作  ，公豕作  ，母牛作牝，……殷人为了解决猪的育肥问题，发明了“去势术”（8） 。这则史料见于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奴隶社会史》，如磁石一般吸引了我，促我对甲骨文之生殖文字、先秦生殖生理史料，秦汉生殖史，《内》《难》生殖史料进行分析；促我追踪金景芳先生的原文本意，考释闻一多先生《释豕》，澄清了殷人发明“去势术”是对小公猪睾丸的“   击”，即破坏睾丸的正常结构，或拔除睾丸，达到公猪“去势”育肥的目的（9）。这一史料当然应该成为殷商时期的兽医学史料，成为殷商时期的公猪生殖医学史料，它与人们认识人类男性睾丸主生殖功能具有直接的启迪关系。它使人们认识到男性睾丸是男性性格强悍的根本原因，是男性追求女性，交合后具有生儿育女能力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是周代将动物之去势术移植于男人，产生“宫刑”的根本原因，也是宫廷内采用奄人的根本原因。如周礼之《天官·   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的许多部门中都用奄人，在一个部门中用奄人有多达十人的。在今天分析医史，我们应该将周代之“奄人”作为男性生殖医学史看待，并结合秦汉睾丸名肾史料（10）和结合《养生方》37行“牡鸟卵（睾丸）”，89行“阴乾牡鼠肾（睾丸）”澄清睾丸名肾，即秦汉医学早已认为睾丸是主生殖生理功能的肾（11、12）。由此判断商代之小猪“去势术”对后世的影响是合理的，它是人们在医学领域综合医学知识水平的反映，它促进了人们寻找人体调节理论的起步。以下我们要接着介绍殷商时期关于反映女性孕育生殖情况的文字。

关于人们对女性生殖生理的认识过程，我曾提及“大约在整个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母亲们就比较注意自己的妊娠、分娩过程了，或者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比较关注女性妊娠、分娩时的阵痛以及分娩全过程，就已经注意新生儿脐带的处理，新生儿的保护等问题了（13）。在甲骨文中解读与妇女怀孕、临产有关的字已达20个（14、15、16），其中怀孕五字，临产十四字，哺乳一字。在反映临产的十四字中，又可分作待产、头先露和足先露（17），从这些字义分析，基本包涵了顺产与难产，说明殷人的接生经验是很丰富的。在《甲骨文合集》中，反映女性生殖史料据统计有800余片，其中卜问生男、生女、卜问预产期者占相当数量，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已可根据“十月怀胎”的规律大略推算出预产期了。殷人对男性和女性生殖医学的认识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综合医学知识水平之上的，它将促进综合医学知识包括探讨人体调节理论的起步。

1983年温少峰、袁廷栋出版《殷墟卜辞研究》，在科学技术篇第七章“医学”章下，温、袁二先生用较大篇幅探讨殷商医学概貌，解读与疾病相关的卜辞内涵，根据卜辞命名疾病34种。现在，虽然已过20年，当我们探讨殷商疾病时，我们应该将殷商相关卜辞“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病历和医案”。温袁二氏将相关卜辞归类，其命名有“疾首”、“疾目”、“疾耳”、“疾齿”等，主要是按疾病所在的解剖部位命名的，反映了殷人的直观思维特性，是一种原始的命名方法。这种疾病命名方法，一直沿用至两汉。但也有“腹不安”、“疾软”、“疾心”等病名，说明殷人在疾病的认识面前积累临床经验较多，已经采用推理判断给疾病进行命名了。开篇我们曾讲殷人对心脏的认识是在不断的解剖观察过程中逐步深化认识的，其中就包括了推理判断。殷人还创作了一个  （惊惧）字和一个 （思维）字，前者昂首张双目，双足直立，身躯下垂，惊恐之状，历历在目；后者之  ，释作头颅， 为爪，即手，手在头颅之后，描述了人在思维过程中用手抓后脑壳的行为表象，它是“依类象形”造字原则的反映，深刻表白了人的思维过程（18）。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造字者们正在寻找惊惧心态的表述与脑主思维的实录。它们正是“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产生的沃土。

在治疗医学中，彭坚教授在研究殷商的按摩术中指出：“按摩术是我国早期医学中一种最常使用的治疗方法，……殷代宫廷已有专职按摩医师和女性保健按摩师，……（19）”。有了专职按摩师，由他们探讨按摩效果产生的原因，促进“经脉调节论”的产生，也是理在其中了。

对于殷商时期的医学概貌，从总体讲，我已提出：“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贫乏的药物治疗史料”，是“一部被扭曲了的殷商药学史”，“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殷商统治者们信奉神灵，……拒绝从民间吸取单方、验方入宫有关，……”（20）。殷墟卜辞反映了我国同一时期大量的医学史料，近年又有新的龟卜出土，有待进一步释读。考古史料一再说明：是夏商先祖们创立的基础医学与丰富的临床医学孕育了殷商人体《经脉学说》的诞生。

2005年9月25日于秋实居

参考文献

1、邵望平   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   文物1978（9）：75

2、6  刘庆柱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2、181

3、15  詹鄞鑫 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  中华医史杂志  1986（1）：15-23

4、5  《尚书·商书》

7、8   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73页

9、12、13、17、   严健民  先秦中医泌尿生殖生理概说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4)245—249

10、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81、83

11、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注补译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年、113页

14、濮茅左   甲骨文中所见的有关孕育字  中华医史杂志  1985（1）：23

16、张宝昌    甲骨文中的人体知识   中华医史杂志  1981（4）：235—240

18、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64—65页

19、彭  坚   殷代按摩术管窥   中华医史杂志  1989（3）：144—147

20、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3：71—73页

 第二章    春秋齐国的“人有四经调节论”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提要  对“人有四经”进行了考释，认为“四经”是指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为十二经脉派生于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打下了确凿的解剖学基础。

关键词 四经  十二丛  心底四大经脉

春秋齐国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国。追述齐国的“人有四经说”究其原因，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发展史，离不开齐国的文化现象。在第一章中，我们对殷商之相关医学史料进行了探讨，论证了殷商时期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知识之丰富。在基础医学知识中，已涉足于男女性生殖生理及心或脑主思维问题。当创作心字的人们认识到心（ ）脏底部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的时候，当认识到心内有七个孔窍，总结出“圣人心有七窍”的时候，不仅加强了“心主思维”的认识，而且产生了以心脏为主体的“经脉调节论”。至今只能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殷商末年“经脉调节论”诞生以后淹没四百余年，至齐桓公以后的史料中，才逐步显露出“人有四经说”。

西周社会从殷商走来，作为新兴政权，克服了商纣的许多弊政，不同程度的改善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科学技术讲：“天文知识日渐深化，古历法理论已逐步向十九年七闰制发展，青铜铸造业，金文已有较大进步，许多手工业相应兴起。从医学讲，依《周礼·天官》之医事制度，《礼记·月令》之预防医学思想，《国语》之许多生理、病理的记述。《左传·僖公十五年》之“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及秦医和之“六气致病”理论分析，证明西周时期我国医学有了很大发展。具体到经脉理论，从齐桓公起有了较多记载。但在《内经》中，仅《素问·阴阳别论》开卷即设下一个悬案：人有四经。原文：“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丛，何谓？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丛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脉有阴阳。”什么是“四经”？王冰注释道：“春脉弦，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显然，歧伯和王冰都认为四经是四季的正常脉象。然而，《阴阳别论》全篇都是讲的如何根据脉的阴阳来判别死生预后，将“四经”释为四季脉象，与全篇内容不合，有顺文敷衍之嫌。倘若“四经”不是脉象学名词，而是四条脉的话，它们是哪四条脉呢？它们与在同一句话中紧接着出现的“十二丛”（十二经脉）又是什么关系呢？从王冰而下，历代注家似乎无人作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就此疑难问

题作一初浅探讨，并权作引玉之砖，以求教于有关的专家学者。

一、“人有四经十二丛”新释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丛”这句话是由“人有四经”与“十二丛”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历代注家多认为“十二丛”是指十二经脉。因此，十二丛如同经脉一样属于解剖学名词。那么经脉（十二丛）与心脏是什么关系呢？《灵枢·经脉》手少阴经讲：“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讲明手少阴经是从“心系”分出来的。手少阴之脉还讲：“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在《经脉》篇中，“脾足太阴之脉，……别上膈，注心中”。“肾足少阴之脉，……其支者，从肺出络心”。“复从心系却上肺”和“从肺出络心”是讲肺心之间经脉往复的，“心系”是经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理解“心系”的含意呢？1991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词典》在解释“心系”是说：“心系，指心脏与其它周围脏器、组织相联系的脉络”。这样我们可以理解经脉是从心脏分出来的，“心系”即心脏底部的经脉。因此，经脉和“心系”都是解剖学名词。明代医家张介宾在《类经·经络类》中曾讲：“心当五椎之下，其系有五，上系连肺，肺下连心，……”。张介宾的这一注释，当然是指心脏底部的经脉（血管）了。其中“上系连肺，肺下连心”恰是“复从心系却上肺”和“从肺出络心”的阐发，是讲小循环的。证明“心系”当指心脏底部的大血管（经脉）及小循环无疑。

在《阴阳别论》中，依次提到“四经”、“十二丛”、“十二脉”，而“人有四经”与“十二丛”并列，且“人有四经”冠于“十二丛”之首。丛者，聚也，集也。“十二丛”，即十二经脉聚集于一起。显然，《内经》如此行文，意在说明：心有四条脉，又是十二经脉聚集之处，人体之十二经脉是从四经派分并由心脏发出的。那么，这样一种论点有没有事实依据呢？让我们超脱一下《内经》原文，从先秦的医学文化背景中进行一番考查。

二、从考古与传统文化中探讨“四经”的本意

从考古与传统文化中研究我国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史料，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国先民首先研究了生理知识，而我国早期的人体生理学知识，是从五官生理功能开始的（1）。在我国早期有目的的解剖，则是从人体心脏开始的（2）。这一点在甲骨文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充分地反映在“心”字的创作过程之中，本文不拟赘解。然而有一个“心”字确是我们考释“人有四经”的出发点。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搜集到父已爵上的“心”字作   这个心（  ）字的特点是在心脏底部刻划了两条线，是其它甲骨文“心”字中所未见过的，这两条线，绝非无用之举。殷商时期，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人体心脏的解剖特征研究较多，促进了人们对思维功能的认识，并将思维与心脏内部的“心眼”联系起来，司马迁《史记·殷本论》中“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便是那时的人们认为有学问的人们是用7个“心眼”思考问题（3），可见“心之官则思”的观念源于殷商。父已爵中的“心（ ）”字，在心脏底部刻划两条线，应该是对心脏底部经脉的生理作用有了一定认识，即认识到“心主思维”，心脏底部的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在考证中我们注意到春秋齐鲁史料，公元前六世纪前后，齐鲁地区的人们对于心脏及经脉的生理功能研究较多，《管子·内业》讲：“凡心之形，自充自盈”。心脏“自充自盈”当然是指心脏有节律的自主搏动过程。齐灵公（公元前581～554年在位）时期所铸之叔候镈铭、叔候钟铭的“心”字形态，它们分别作  和  （4）。这两个心字与父已爵之心（  ）字比较，反映心脏底部经脉的成份加大了，它们在心脏底部恰好突出了四条线。在《晏子春秋》中对这四条线说得很清楚。齐景公曾对晏子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这则故事是因齐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主事时，晏子劝他返国时齐景公利用当时的基础医学理论模拟朝政讲的。意思是说：我有五位谋臣（子牛、子游、子羽、申田、晏子）为我主持朝政，好比心脏有四条经脉通向全身各部，心脏通过四条经脉调理全身，全身各部位的组织也乐于在四条经脉的调理下活动，所以心脏很安闲；我有五位谋臣为我主事，我有什么不安闲的呢？晏子也认为“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说明齐景公时期的人们早已认识到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对全身的调节功能。以上史料从多方面证明春秋时期齐鲁地区的先贤们对心脏及心脏底部的经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汉初刘安在《淮南子·原道训》中对于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生理功能讲的更为清楚。原文讲：“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了“制使”二字强化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重要作用，指出“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应该指出：从殷商到春秋，是我国先民对心、经脉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的时期，即经脉理论的启蒙与发展时期；秦汉之际是经脉理论深化发展完善时期，即《内经》中经脉理论的系统形成时期。《原道训》中的“制使四支，流行血气”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父已爵、叔候镈铭、叔候钟铭、晏子春秋、淮南子及其他春秋史料为“人有四经”作注了。“人有四经”就是讲的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那么，它们分别是哪四条经脉呢？两周时期，人们对胸腔及心脏的解剖是比较粗略的，他们可能是在将胸腔打开后，在纵隔部将左右肺揭开，并清理部分纵隔暴露心脏底部观看的。现代解剖证明：在这一解剖过程中可见心包在心脏底部包裹于大血管根部，这里最显著的大血管（经脉）有四条，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这便是“心有四支”即“人有四经”的本意与现代注释。因此，“四经”属于人体解剖学名词；“四经”即“心系”，只是名称不同；“四经”与四时之脉象学无关。

综上所述，“人有四经十二丛”是说人体之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是派生出十二条经脉的根本点，为十二经脉理论提供了解剖学基础。本文根据甲骨文字资料和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从医学文化背景的角度，大胆地对《素问·阴阳别论》中“人有四经”之说作了新的解释，不当之处，尚祈有关专家指出。

参考文献

1、严健民.略论《灵枢》的解剖学成就.浙江中医杂志,1984；（5）：197—198

2、严健民.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14（2）： 162—167

3、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2）：59

4、马承源  西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538～544

第三章  论殷商至两汉创立经脉学说的解剖基础

提要：文中用详实的史料论证了秦汉人体经脉调节论在创立的千余年间，都是有经脉解剖作基础的。讨论中选文遣词，虽多推导，但推导有据，沟通了远古与当今有关人体解剖知识的内涵。我们应该勇敢地承认：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先民就完成了人体心脏的大体解剖。殷商人们对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认识，导致了原始中医学特色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诞生，引出了热热闹闹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演绎、发展史。

    关键词：创立  经脉学说  解剖基础

我用去十数年时间，从考古学、古文字学，先秦诸子著述及《内经》中反映春秋、战国的一些医学史料中求索，先后悟出了秦汉以远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澄清了从殷商至秦汉中医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形成过程（1）。后来将经脉调节论的演绎过程简化为一条曲线，比较全面而深动地反映了中国独特的人体经脉调节论在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情况。这条曲线如下：

原始中医学阶段 传统中医学阶段

商、殷商、  春秋、    秦、两    汉、  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

经络归宿

心脏及  凡心之型 十经脉说            新形经脉调节论

 

心脏底    自冲自盈 十一经脉说 足太阳膀胱经  

   

部经脉    人有四经说 十二经脉调节论 植物神经调节论

解剖 足太阳膀膀经 新形临床

脑髓、颅底经脉解剖         中医药理论正在

维筋相交  蹻脉理论            孕育之中

这条曲线告诉我们：在经脉学说起源与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建立在当时的某些人体解剖知识基础之上的。以下予以分述。

                      一、殷商时期心脏底部的经脉解剖是我国经脉学说起源的根本条件。

我们早已论证：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为了造出一个心字，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内，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创作了六个心字（2-3），殷商时期的人们在对心脏的解剖过程中，不仅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而且还弄清了显露于心脏底部心包膜之外的四条大经脉。现代解剖证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是：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及上腔静脉。因而造字者们将其概括为两条线，即在第六个心字的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  ）。我曾指出：“这两条线是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意义（调节作用）的结果”。（4）由此看来，我国有目的的人体解剖史，从殷商时期便已起步，首先是对心脏的解剖。正是由于殷人的努力，由于殷人认为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功能，才导致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论的起步，它是我国中医学事业之所以能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传承、演进三千余年的根基所在。

 二、春秋齐鲁地区对胸腔活体心脏的描述

 在探讨远古科学史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远古科学发展史的艰辛。如自殷商时期完成心脏大体解剖后，约500年的时间内未见较为明确的人体解剖史、医学史轨迹。直至春秋，齐国约在100一200年间，有四件史料反映了心脏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情况。距今2580年左右，齐灵公先后铸造了两件青铜器，其一为叔候镈，其二为叔候钟，两件铜器铭文中都有心字，前者作   ，后者作   ，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灵公之后约50年，齐景公分明指出：心有四支（四条大经脉），景公说：“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5）这一史料在《素问、阴阳别论》中保存了四个字，“人有四经”。我称之为春秋齐国的“人有四经调节论”（6）。可见公元前7一6世纪，在齐国史料中肯定了殷商先民对心脏底部经脉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认识。应该指出：齐灵公、齐景公的上述认识也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如比齐灵公还早近百年的齐桓公时期，即在《管子·内业》载“凡心之型，自冲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如果不是齐人将人体胸腔打开，暴露心脏，怎能见到心脏的“自冲自盈，一来一逝”呢？所以春秋时期，齐人对心脏的了解，也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它可能是在活体解剖时见到心脏在胸腔内自主博动，一舒一缩过程的结果。

 三、从《足臂》《阴阳》看秦汉时期经脉理论与经脉解剖的关系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它们是从“四经说”、“十经说”发展而来的。春秋“四经说”只能反映人们对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认识，“十经说”（7）则已指全身的经脉了。但“十经说”除木偶十经图外，未见文字描述，只能证实我国的经脉调节理论发展至秦汉时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四经说”，已提出“十经脉调节说”，仅依目前史料，我们无法知道“十经”的走向，更无法了解它们的命名过程。

但是，秦汉时期由于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人体经脉调节论的发展是很迅速的。《足臂》、《阴阳》的出土便是证明。我以前对《足臂》、《阴阳》学习不够，认为它的循行都属向心性，是依皮肤可见静脉血循方向提出来的，似没有解剖作基础。今天，当重新审视后，我这认识应有所更正。一、《足臂》的经脉循行全为近心性，依每经原文分析，《足臂》的创立，全是为了归类疾病。二、《阴阳》则不然。如“肩脉，起于耳后，……乘手背。”似指远心性循行。“太阴脉，……彼（被）胃，出鱼股阴下廉，……”说明此经脉从腹腔向下肢走去，好似给人映象，对此脉循行的描述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另有“齿脉，……乘臑，穿颊，入齿中……”，“臂钜阴脉：在于手掌中，出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筋之上”；“臂少阴脉，起于臂两骨之间，之下骨上廉，筋之下……”，字里行间，总给人以前臂解剖的感觉。特别是“齿脉，穿颊，入齿中”，它恰是古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看到了经脉从颏孔入下齿（下颌骨）或从眶下孔入上齿（上颌骨）的描述。《灵枢、寒热病》有类似记载，曰“臂阳明有入   遍齿者。”到十二经脉理论建立时，如《灵枢、经脉》：“手阳明脉，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足阳明，……下循鼻外，入上齿中。”《经脉》篇的描述，较《阴阳》和《寒热病》的描述清楚多了。对于《经脉》关于齿脉的描述，我曾依现代解剖进行对照：“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脉行走方向的描述，颈外动脉供血面宽，很多分支分布于面颊，由它分出的上颌动脉再分出下齿槽动脉于下颌支内面穿入下颌孔，并经下颌管出颏孔”，可见“上颈贯颊，入下齿中”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颏孔有经脉穿入的实录。同样“足阳明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也是在面部经脉解剖过程中见到了“来自上颌动脉分支的眶下动脉从眶下孔（四白穴）穿出的实录”（8）。它都是解释齿脉“是动则病”即牙齿疼痛的经脉解剖学基础。在十二经脉的循行过程中，手太阴脉“……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 口……”我认为：“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解剖学术语性质。”其中，“下肘中”，将这段经脉循行定位于前臂了。“那么，‘上骨’是哪一块骨呢？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侧伸手，尺骨和挠骨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当指桡骨无疑”（9）。手太阴脉在前臂循行于“上骨下廉”，“这种清清楚楚的论述，说明它是循行于桡骨的内侧缘的。”当代局部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血管神经束，其中骨间前血管神经束是循行于尺桡之间的。这一束中，有骨间掌侧动脉循行于“寸口”范围，成为中医寸口脉诊的基础。可见“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的描述，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前臂解剖过程中依骨间掌侧动脉的循行记录的。当代学者刘里远编著《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在477页指出：“在《灵枢、邪客》中描述了肺手太阴之脉和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的立体走行，与血管走行完全吻合。”（10）刘氏虽未讲经脉与解剖的关系，但邪客的这一记录如果没有解剖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当我们对十二经脉循行中的某些原文与当今解剖知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还可找到古代经脉学家们做过人体解剖的痕迹。所以我们说：“在《灵枢、经脉》篇中，经脉在四肢的循行路线，有以动脉为依据的，亦有以静脉为依据的，它们在四肢的循行范围严格遵守六经在臂胫周径上的分布原则—直线行走，深刻反映了人为安排的性质”。

 四、十二经脉理论完善后，大脑及颅底经脉解剖是补充蹻脉的基础。

 当经脉理论发展至十一经脉调节论时期，建立在痈病基础之上的“是动则病”原始脉象诊断学便已诞生了。当“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以后，风寒致病理论又向血气瘀滞病理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了三则疼痛理论，与此同时，治疗医学中的放血疗法被总结发展为“微针导脉，调其血气”的针刺疗法。《内经》反映，早期的针刺疗法是直接刺入血管之内的，很快又向俞穴方向发展，尤其背俞穴的发现，肯定了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十二经脉理论确立之后，我国的医学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如在临床工作中总结蛔虫性肠梗阻认为：“虫寒则积聚”，其治疗原理是：“己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灵枢、上膈》。又如在《灵枢经》中，有一篇《大惑论》是专门“解惑”的。但实质上讲了眼球解剖与视觉生理。文中对白眼、黑眼、瞳子、瞳孔刮约肌，眼球后的视神经束都作了解释。认为“肌肉之精为约束（瞳孔刮约肌）”，视神经束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一原文与当代眼球后的视神经血管束，及颅底基底动脉的循行情况一致，说明当时的记录是有眼球解剖、颅底解剖作基础的。该文还从视觉生理指出：“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复视）” “视误故惑，神疑乃复“。古人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啊！

十二经脉指导临床不久，又认识到前胸后背正中应有经脉直走，又在肋间发现了动、静脉，人们又从临床中观察到“伤左角，右足不用”病例等，说明十二经脉理论已不能满足临床发展，于是除提出任、督二脉外，又补充带脉等奇经八脉。在补充奇经八脉过程中，最为使我们骄傲的是，两汉医家、经脉学家们在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时，没有采用约定成俗的足太阳之脉简单地解之，而是另辟蹊径，根据颅底经脉解剖资料，创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它是建立在颅底解剖基础之上的。如《灵枢、寒热病》指出：“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这则原文恰与“大惑论”讲的：“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相接。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会合成基底动脉，再向前伸，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点，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不足，医家们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且《灵枢、经筋》足少阳之筋，在释“伤左角，右足不用”时提出了“维筋相交”，原文讲：“足少阳之筋，……上额角，交巅上，……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细究之，“足少阳筋”与“寒热病”的论述有别，但都出于采用蹻脉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的同一目的，当时经脉学家们的认识，我们没有必要挑剔。

上述史料证明：在人体经脉理论起源、演绎的千余年间，凡经脉学家们提出新的见解，都是有一定的解剖知识作基础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创立，朴实无华，是建立在当时的解剖知识基础之上的。历史继续发展，当五行学说引入医学、引入经脉理论之后，当五行学说与社会学之君臣思想结合，创藏象学说之后，原汁原味的原始中医学便过渡到传统中医学。2000年来，中国的医学一直在传统中医理论中振荡。近百年来，许多有志之士，力图突破重围，都因认识水平与方法问题未能取得进展。现在，当我们对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总结以后，提出：在弄清原始中医学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的时候，中医学事业有望在全国中医学术界、中医临床界的共同努力下，从恢复人体经脉调节论—植物神经调节论入手，重建中医理论特色即风寒致病、气血瘀滞、活血化瘀等，中医药临床将可获得可证伪性，中医药事业将会再度光照四海。

参考资料：

1、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2、严健民  论殷商时期的心脏解剖 原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学报1992 (2)： 59;

3、4、8、9、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32-60; 121；123；182—185；

5、《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6、严健民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 (3) :6-7

7、马继兴  中医古文献遗产实物的发掘研究及其重要现实意义  中医文献杂志   2000年增刊2-8

10、刘里远  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477

                                                     2002.12.4于秋实居

第四章 与《黄帝内经》今译本“前言”对话

          中国远古有人体解剖史

提要：对于《黄帝内经》成书问题，至今仍有“神授说”问世，怎能不使人揪心。尤为严重者1993年出版《黄帝内经》今译本，“前言”中有一个焦点，在于作者否定了中国先秦人体解剖史的存在。我这篇文章在“揪心”之余，着重从甲骨史料，先秦传统文化史料出发扼要地阐明了殷商心脏解剖史和秦汉大脑颅底解剖史，并证明心脏和大脑解剖是秦汉中医理论框架中的重要支柱，是十二经脉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内经》   今译本“前言”    新迷雾

大凡写文章、著书应该说都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念，并希望自己的观念能啟迪读者，推动某一事物的正常发展。否则，写文章、著书立说就没有意义了。周显忠和陆周华先生对一本《黄帝内经》进行全面今译，这一浩大工程前世没有，两位先生一定花了不少精力，这种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十分可贺。我未对全书究读，无发言权，但该书之“前言”有些内容值行商榷，现书于后。

一、1993年版《黄帝内经》今译本“前言”简议

这本由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今译本，自1993年至1995年11月己先后四次印刷，说明读者不少，因而对当今中医药现代化的影响也不会小。对于浩浩译文，由于笔者学识浅薄，不敢妄言。然翻开卷首，便有“前言”横目，作者开篇就讲：“作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的《黄帝内经》给后人留下了团团迷雾，至今仍神秘莫测。”为什么一部《内经》神秘莫测呢？作者回答说：“纵观中国古代医史，从无解剖学这门学科。但上古之人，不但清晰地描述了人体解剖结构，而且对人体生理学……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如此精辟的论述，岂不神哉”。作者在这里回答了自己认为“神秘莫测”的原因后，进一步讲：“因此，有人认为（作者未讲明是谁）《黄帝内经》与《易经》一样，得授于史前的另一个超文明社会或外星人”。指出：“因为《黄帝内经》的著者及上古之人均崇拜另一种‘人’”。请注意：作者在二十一个字中抬出了三种人，即《黄帝内经》的作者、上古之人和他们都崇拜的第三种人，强调后面这种人有着比《黄帝内经》的作者，上古之人更加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水平。结论说：“《黄帝内经》” 的著者和上古之人称后一种人为“上古真人”。至于“上古真人”是否就是“另一个超文明社会的人或外星人”，作者未作说明。由此在‘人’的概念上蒙上了一层新迷雾。从该书封面和扉页看，按文字内容依常理推断：两位先生将《黄帝内经》的作者认定为“元阳真人（上古）”。上古之“元阳真人”与“上古真人”、“外星人”是什么关系，作者亦未交待清楚。从而使得医史界早己认为《内经》属于合集的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学事业如此发达的前提下，专门今译《内经》试图为读者破释《内经》迷雾的学者，又给我们和我们的众多当代读者、未来的读者们留下了一大堆新迷雾，这些偏离历史唯物论而新布的迷雾，严重阻碍着中医现代化的里程。一部发生在地球中国黄土地的《黄帝内经》，虽然内容浩瀚，文词古奥，相信地球上的中国人是会将其历史留下来的迷雾一一解开的，且近些年来，国家和中医学术界都非常重视中医理论的整理、重建问题，己发表之佳作不少。晨羲己见，快人心肠。然而两位先生留下的关于“元阳真人”、“上古真人”“外星人”，著《内经》问题，因为他们都涉及 “另一个超文明社会”这一新迷雾叫我们地球人何时解迷？现在地球人才刚刚开始对火星进行探测，如果要到太阳系以外的星球上去寻找“另一个超文明社会”，我担心地球人类永远破释不了“元阳真人”“上古真人”和“外星人”撰写《内经》之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黄帝内经》新布下的迷雾呵！

二、中国远古的人体解剖史

2、1殷商心脏解剖史

周陆二先生讲：“纵观中国古代医史，从无解剖学这门学科”。的确，我国先秦时期，没有人体解剖学书籍问世，在先秦传统文化中也未见人体某一器官的系统解剖记录。如从这一历史范围讲，二位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我们绝不能由此而否定了殷商至两汉时期的中国人体解剖史。含甲骨文在内的许多史料证明：我国人体解剖史料十分丰富，它在先秦中医理论框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先秦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的物质基础。应该指出：

其一、远古原始科学知识的发生和发展不同于现在纲目清晰，也不可能先立学科，后发展理论。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没有写过制陶学，但仰韶文化证明我国的彩陶事业就很发达；商周时期我国先民没有写过天文、历法学，然春秋早期我国历法已采用十九年七闰制(1)，我们能因古人没写过制陶学就否定彩陶文化的存在吗？我们能因没见古天文、历法学就否定十九年七闰的古四分历的存在吗？

其二、自中国创造文字符号以来，陶文发现不多，释读尚未规范化，尚不能排除陶文中存在人体解剖史料的可能；甲骨文具有保存的意义，但近百年史证明：甲骨资料散失极为严重，国内现存的甲骨史料，不足以证明殷商甲骨全貌，但甲骨文中的人体解剖知识绝非一例；商周之青铜、钟鼎文，容量有限，不能反映那一时期的综合科学水平；而《诗经》证明：两周时期文字书写发达，估计那时文字之载体已有兽皮、树皮、木牍、竹简、帛类诸物，但保存十分困难，这一点正是《史记》、《汉书》中记载之诸多古籍均已佚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假如殷商至两汉先民写下了“个案解剖”，因散失而无据可考也是能够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断言中国古代从无解剖学这门学科。

其三、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古代人体解剖事业呢？我曾在“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2）”中探讨过中医理论起源的条件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人体科学（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及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其中心脏和大脑的解剖对于秦汉中医理论的形成尤为重要。须知：中国的人体解剖史广泛蕴藏于古文字学及传统文化之中，早在殷商时期创造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就意识到创造心字的重要性，这是他们在无数次动物或人体解剖中看到心脏的自主博动并与人的记忆、思维能力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后提出的要求，这一过程属于人类早期对自身生理功能的思考；他们在创作心字的过程中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己知心内有七个孔窍(3)，并先后创作了六个心字(   (4)             (5))根据六个心字结构分析，那时的造字者们已知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殷商晚期造字者们又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生理作用, ，并抽象描绘为两条（  ）。现代解剖证明心内的七个孔窍分别是：肺动、静脉孔，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和主动脉孔；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分别是：心脏底部显露于心胞膜之外的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头臂干）和上腔静脉。在世界范围讲，我国这样详细的心脏解剖与观察，不仅比希波克拉底早700-800年，而且比希氏的解剖观察有独到之处。在这样正确的解剖结论面前。我们能够简单地因没有文字描述而否定三千多前中国的心脏解剖史吗？殷商之后的近千年间，关于心脏的解剖、生理史料在传统文化中多次记载，如“……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6) ，“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7)。说明殷商至西汉，我国存在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有四经”调节理论(8)。隋后又从十经脉十一经脉发展为十二经脉，不久又加入奇经八脉，使我国经脉理论逐步趋于完善。

2、2两汉大脑颅底经脉解剖史

关于人们对大脑的解剖史料，秦汉时期学者们认识到脑的生理功能及创造脑字的重要性。于是敲开死者头骨，对人脑及颅底经脉进行了许多次解剖观察，在数百年间创作出一批脑字初文，如   (9)、 (10)、 (11)。这些脑字的初文，都深刻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学者们对大脑和颅底解剖的认识水来(12)。其实《考工记》和《墨子·杂守》中的脑字（   、  ），都是在大脑解剖条件下对大脑皮层外形结构特征进行反复观察，经抽象描绘的结果。秦汉学者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过程中，从临床上发现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病例，经脉学家们面对这一病理现象，没有简单地采用十二经脉理论进行解释，他们不拘泥于现存的理论，而是利用在颅底解剖过程中发现基底动脉后提出了“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阴蹻阳蹻，阴阳相交，……”结合《灵枢·大惑论》：眼系之解剖“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一结构特点，建立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用以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在当时讲，比较合理的解释了脊神经交叉导致的特异生理、病理现象(13)。秦汉时期的先贤者们对大脑及颅底经脉解剖的历史，难道就因没有用现代方式进行描述就给予否定了吗?中国秦汉以远的先民对心脏和大脑、大脑颅底的解剖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秦汉以远医学先行者们创建过比较实在的基础医学理论，他们对心、经脉、脑的反复解剖，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心——经脉调节理论为主纲的中医理论框架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史尚未被今人公认，如“   肉”“肉  ”“分肉之间”“上管约”等，都是秦汉时期的解剖学名词；又如手阳明“入下齿”，足阳明“入上齿”，手太阴“从臂内上骨下廉，下肘中”等等都不是“外星人”传授的，它们都是在人体解剖过程中获得的直观的解剖记录，怎能因“从无解部学这门学科”而否定了中国秦汉以远存在着人体解剖的历史呢？

中国自殷商起就存在以造字为目的人体解剖，他是中国古代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中国古代人体生理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解剖结构依据，他促进了临床医学发展，促进了先秦中医学理论的诞生。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影响到秦汉以后人体解剖事业未能向系统解剖与层次解剖发展；两汉以后又由于诸多原因影响到中医理论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今后更应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2003、111

2、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48-116

3、汉  司马迁  《史记·殷本记》

4、胡厚宣   殷人疾病考   学思  1943（2）

5、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释心》

6、《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7、《淮南子·原道训》

8、严健民  《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考释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3）：6

9、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五十二病方、身疕》  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

10、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1978

11、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养生方   天津科技出版社  1988

12、13、严健民  论秦汉时期大脑及颅底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9-22

第五章   经脉学说起源的多元性新论

提要：中国医药报于1997年4月1日和8日发表关于经络学说起源的多元性文章，作者开卷指出：“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这一概念的指出，一则符合秦汉医史实际，二则为讨论经络（经脉）问题省去了误解，应该说这是自探讨经络问题以来的一篇具有新意的好文章之一。但因作者在全文中都用“经络学说”，不自主的使代表经脉、络脉的“经脉”演变为“经络”,使文章走上了脱离秦汉医学史料的老路。作者在文章中虽回顾了经络学说起源在学术界的多种争议，又依争议线索开展了多元性探讨，全文基本没有脱离先穴后经、先经后穴和经络起源于气功诸说。文中虽然谈到经络与解剖，生理、医疗实践的关系，但在论证中都限于常用史料，因而，这样的“多元性”欠说服力。笔者对秦汉医史和经脉起源亦从多途径进行过研究，以下对经脉学说起源于多元性谈些拙见，盼学术界同仁斧正。为还秦汉时期经脉理论的历史面目，在本文探讨中，放弃“经络”词组，全用经脉学说。

关键词： 经脉学说    起源    多元性    新论

一、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是创立经脉学说的基本条件

我国经脉学说的诞生，是先民们在漫长的解剖，生理与临床医学实践中逐步积累知识，并认识到经脉具有调节功能及经脉主病后的产物。

1：1、经脉学说的起源渊源于半坡人在陶盆上绘制人面鱼纹时对目、鼻、口解剖部位的认定(1)，渊源于3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陶塑人头、大溪人面玉佩(2)，推知他们对五官生理又有一定认识。渊源于鬼方族对人体骨架的刻画(3)。在先秦典籍和《内经》中有许多解剖知识，包括颅底经脉及大脑的解剖知识(4.5)，都是创立经脉理论和蹻脉、维筋相交理论的基础(6)。当我们对马王堆出土的《足臂》、《阴阳》和《灵枢·经脉》进行某些比较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三者有一个明显的与人体经脉解剖存在内在联系与发展过程。根据三部“经脉”中各条经脉循行的情况分析，某一经脉循行的指出，是有解剖知识作基础的。《足臂》、《阴阳》中某一经脉循行，可能依可见的静脉路线作简要记述，到《经脉》时，出现了“伏行分肉之间”这样明确的解剖学术语，便是在经脉解剖过程中见到经脉循行的结果。以手阳明之入齿中为例，便可见一斑。

手阳明经循行路线的演进

	《足臂》	《阴阳》	《灵枢·经脉》
经脉循行	出手中指间，循骨上廉 出臑口口上，奏枕之口。	（齿脉）起于次指与大指上，出臂上廉，入肘中，乘臑穿颊，入齿中，挟鼻。	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颊口，……。

此外，在仓公诊籍中“龋齿、灸左太阳明脉”与上述三部经脉内容基本一致。

从上表看三部经脉中关于手阳明经的起止、循行大同小异，但《经脉》篇中更详。依现代解剖知识分析：“穿颊”及“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脉行走方向的描述。颈外动脉供血面宽，很多分支分布于面颊，由它分出的上颌动脉再分出下齿槽动脉于下颌支内面穿入下颌孔，并经下颌管出颏孔。手阳明经的“穿颊”及“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这一记录就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进行经脉解剖过程中见到了颏孔有经脉穿入的实录。同样在《经脉》“胃足阳明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是来自上颌动脉分支的眶下动脉从眶下孔穿出的实录。这一事实说明古人在面部经脉解剖过程中见到了眶下孔有经脉穿入，便记下了“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这样准确的解剖学术语。关于上、下齿脉问题，在《灵枢·寒热病》中说：“臂阳明有入  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素问·气府论》讲：“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上述史料中虽穴名存在差异，但足阳明入上齿，手阳明入下齿是一致的。秦汉经脉学家们对人体经脉的有限解剖是经脉学说起源、完善的途径之一。

1：2、我国的经脉理论渊源于殷商至两周时期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精、气、神生理功能的反复探讨

从考古史料分析：我国先民关于人体生理知识的认识与积累已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许多生理知识产生于甲骨文字创立之前。如甲骨文中的目字作  ，见字作   ，从目从人；耳字作   ，听字作   ，从耳从口。说明造字的人们早已知道“目之于色，耳之于声”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臭（  ）字的创作过程。这个臭字，至今仍从自从犬，“自”在甲骨文中作   （《甲》392），即人之鼻的象形，是古人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称呼自己的象形会意字。那时人们不仅知道鼻的生理功能是闻气味的，而且还知道犬的嗅觉比人更灵敏，因此甲骨文中的臭字从自从犬，作   （《铁》196、3），这个臭（  ）字，当是比较生理学的产物。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五官生理功能的探讨最为丰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都是耳目功能的一般性论述。《国语·周语下》“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管子·水地》“视之黑而白，精也”讲的是“气”“精”为五官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庄子·庚桑楚》既不承认“气”的生理作用，也不承认“精”的生理作用，公开宣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聋者不能自闻；”《吕氏春秋·尽数》将精气的流动与形体的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郁，郁……处耳则为  为聋，处目则为  为盲，……”肯定生理功能的失调与精气的郁结有关。《淮南子·原道训》则用神解释生理现象，说“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说明耳不能听，目不能视是神失守位的结果。古代学者们在探讨五官生理功能中，反应了精、气、神三派的观点，它们都是创立经脉理论的重要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其他生理功能的，亦多用精、气、神解释，《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并接下去讲：“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认为“气”在一定的通道内流动，是思维功能的物质基础。孔子曾将人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论述血气之不同，《孟子·公孙丑》说：“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认为人体行为功能是否正常，亦决定于气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精气神生理理论是《内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心藏血脉之气”《素问·平人气象论》，“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灵枢·营卫生会》。《内经》中的许多文章证明，源于两周以降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理论，是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3、经脉学说直接起源于人们对心脏底部经脉的认识过程

在经脉学说的起源中，我们应该着重探讨数千年来我国先民对心脏与心脏底部经脉的反复解剖与认识过程。由此我们必须将研究的内容放到殷商与甲骨文史料中进行考证。其一、《史记·殷本记》讲：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淫乱不止”，大臣比干“强谏”，纣王大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于是下令“剖比干，观其心”。“心有七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殷商时期人们在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人心脏内有七个孔窍，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圣人”之心有七窍，意思是说“圣人”即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因此“圣人心有七窍”便是殷人最早将人类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的记录。其二、《殷虚文字乙编》738卜辞云：“贞  （有）     (心)  ，唯有跎”？陈世辉指出：“卜辞中的疾心，是指的精神方面病症”。陈世辉先生的这一解释是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出发的，因为殷人已经认识到心是主精神与思维的，当思维功能紊乱的时候，便是心产生了疾病。其三，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又搜集四个心字，作   、  、  、  、指出：“父己爵作   （心）”。殷商时期上述五个心字的产生，都是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后“依类象形”描绘的结果。唯父已爵的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  ），代表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经脉），是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于省吾先生在《释心》中，引《甲骨缀合编》177反“多口王心若”，指出：“王心若”即“王心顺善之意”。于省吾的这一解释，也是以心主精神与思维功能讲的。

当我们在研究心脏底部经脉与经脉学说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春秋在齐鲁地区曾产生过人有四经调节说。人有四经调节理论一直延续至汉，对经脉学说的起源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知道《管子》中讲过“凡心之型，自充自盈”，这应是对某一动物活体解剖的观察。不久,齐灵公时期的心字曾写作   和   。它们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尤其叔候钟铭的心字作   ，还反映了下腔静脉。大约过了四十年左右，到齐景公时，景公曾将人们已知的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的生理功能类比于朝廷的大臣说：“寡人之有五子（五位谋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毫无疑问，齐景公讲的是人有四经调节理论。这一理论被淮南子搜集，说：“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心有四支，流行血气，在经脉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素问·阴阳别论》记载“人有四经十二丛”讲的就是经脉理论在创立中人们认为十二经脉是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派生来的。但自歧伯和王冰误解为四季脉象后，“人有四经”便根深蒂固地结于脉象之上了，此乃一误数千年，不知何日方可恢复历史面目。

二、 经脉学说的起源依赖于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

我国的医学知识有文字可证者己3400多年了，它最早反映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目前甲骨卜辞中的医学史料，虽仅限于宫廷记录，但已很丰富，所反映的疾病达34种，涉及内、外、口腔、妇产诸科。从《左传》有关史料分析：公元前六世纪，秦国的医学对于晋国来说处于领先的地位，秦国先后于公元前581年、541年应邀派医缓、医和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这两次应邀中，谈到致病的深浅说和六气致病。尤其医和是在批驳了“实沈台骀为祟”及根据晋平公“近女室”的情况不同意“饮食哀乐之事”后提出来的，反应了当时的巫医之争及致病因素的学派之争。春秋时期周室的临床医学制度之先进已为公认，《周礼》中的有关史料虽有可能羼入战国内容，但《周礼》所载，未见于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政令，这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它应该是可信的。从经脉理论讲，《周礼》中的“以咸养脉”道出了那一时期人们已知含有食盐成份的血液是在经脉中流动的真谛，是最可贵的。《史记》记载的扁鹊事绩，睡虎地出土秦简反映的“疠迁所” (7) 都反映了两周至两汉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反映了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丰富，他必然促进人们寻找新的生理、病理理论。

从疾病名称及其分类情况分析：它是促进经脉学说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疾病名称已从甲骨卜辞时期的“疾首”“疾目”发展为“病在头，脓为  ，疕为秃，养为  ，……；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反应了依解剖部位划分疾病的方法越来越细。参照马王堆出土的医帛《脉法》分析张家山出土《脉书》全文，将其分作五个篇章：即《疾病篇》《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   启四害》和《相脉之道》。这五篇文章都与经脉理论息息相关。其中《疾病篇》将人体上下分作29个部位记述疾病66种，较殷商疾病命名方法有了进步。但依解剖部位给疾病命名是十分零乱的。如张家山《脉书·疾病篇》将头面分作11个部位记述疾病；在讲完“在身”（躯干）的疾病后，接着又讲胃、肺、心、肠的疾病；其中肠的有关疾病又分11种情况记述，表明了脏府疾病归类存在困难与医家们对疾病分类、命名存在困惑心情。因此蕴藏着寻找新的疾病归类，命名方法的动力。事实证明，两汉时期医家们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十分活跃的，长沙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五十二种疾病的分类方法完全按疾病的临床表现形式分类、命名，与现代疾病命名方法类似，具有代表性，但它很快被当时正在兴起的经脉主病理论即按经脉划分疾病所替代。如江陵张家山《脉书·阴阳经脉》最后附文：“凡二十二脉（人体左右各十一脉）七十七病”。在古人看来，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较《疾病篇》记述疾病条理分明，一目了然，方便多了。不仅如此，按经脉循行范围记述疾病，深刻反映了经脉主病思想，不仅促进了秦汉时期疾病病理，治疗医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十二经脉理论的完善速度。

三、痈病理论、脉象学说在经脉学说起源中的历史地位

从医学发展史讲，人类对痈病的认识大约是比较早的。笔者曾考证“近八千年以来中华先民的聪明才智，他们已有智力认识象痈病这样的常见病了” (8)。殷商时期疖痈之类的疾病已为人们重视，据甲骨史料研究，殷墟甲骨文中已有34种疾病。其中疖痈及炎症病变己有19处；春秋战国史料常有肿疡、瘅疽、痈病的记载，因痈、疽“发背而死”者绝非偶见。在《内经》中有十六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痈病病因、病理与治则，还专立《痈疽》探讨痈病病理、分型，并依临床特征及解剖部位之不同给痈病命名21个，表明了医家们对痈病的认识水平(9)。

那么痈病与经脉学说的起源有什么联系呢？这得从秦汉时期的痈病理论说起。在《灵枢·刺节真邪》中专门探讨了痈病病理，将痈分作痈者、容大者、狭小者、热者和寒者五种，称作五邪。用现代医理讲，前三邪都是化脓后的痈疖，热者和寒者代表了痈病早期病程。现在让我们将其倒过来即寒者、热者、痈便可清楚地看到痈病的三个发展阶段，恰在此时是《刺节真邪》讲的“虚邪之客于身也深，……寒胜其热（寒者），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热者），则烂肉腐肌为脓（痈及痈之小者、大者），讲的。现代炎症医理强调红、肿、热、痛、忽视了“寒者” 阶段，即炎症的早期阶段，较中医理论逊色。那么，这一病理过程中与经脉理论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热者”阶段。此期化脓性细菌的毒素破坏了毛细血管壁，组织液向病灶渗透，各类细胞向病灶部位浸润，局部水肿，温度高于正常组织，组织质地坚硬、疼痛加剧，当病灶局部的压力超过动脉压时，患者可感到病灶部位跳痛，这一现象，正是《灵枢·经脉》“是动则病”，即经脉主病的具体化。如下齿区红肿、跳痛代表手阳明经有病，上齿区红肿、跳痛，代表足阳明经有病。因此，我们说：痈病理论促进了经脉理论的演绎过程，恰是经脉学说的起源演绎依赖于临床经验积累的最好例证。

从脉象学说讲：秦汉时期，医家们已从痈肿等疾病的临床表现与经验中总结出最早的脉象理论，记载于马王堆《脉法》及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中。在《相脉之道》中我们可以读到一段完整的原文：“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 （足）之少阴（代表点足背动脉），臂之钜阴（代表点寸口）、少阴（代表点腋内动脉），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这是当时的作者论述“相脉之道”的核心，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客观标准。我们说：上述原文中的“主病”与“生病”是有区别的，它们是剖析“是动则病”的最好材料。“主病”是什么意思？“主病”是讲依某一脉由盈转虚，或由滑转涩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有生病的可能；是规类疾病的方法。“生病”则是说当某一脉由静转动、或者原本就动之脉转入疾速跳动时，表明这条脉管辖范围已经生病了。因此，“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其实质便是讲的“是动则病”，结合临床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如属于痈病的齿槽脓肿、甲沟淤滞，局部压力增高超过动脉压，于是压迫动脉使人产生跳痛感，这才是“是动则病”的实质。经脉学说在演绎过程中早期的“是动则病”（经脉主病）及后世的“相脉之道”（脉象理论）的产生，是早期经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们在发生、发展的道路上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

四、秦汉  刺，放血实践促进了经脉学说的发展

历代学者在讲针刺和经脉理论时都与砭刺紧紧相连。但只能依《说文》“砭，以石刺病也”证之，除此再无他解。自马王堆，张家山相继出土《脉书》，原文讲明：“用   （  ）启脉者必如式，痈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   （  ）启之，  （  ）启有四害。”（张家山《脉出》作  ）。至此学者们都知   （  ）即砭，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破痈排脓。可见《脉书》有关“    启”的内涵较《说文》详细多了。应该注意《脉书》证明秦汉医家在用   （  ）排脓的过程中已总结出“四害”，强调施术者应该对痈肿“称其小大而  启之”，属于破痈排脓理论。这一理论在《灵枢·官针》中发展为针刺四害理论，成为经脉理论的内容之一。应该指出：“  启四害”与“针刺四害”是有严格区别的，有关史料证明：我国采用锐器[含   （砭）]直接刺破血管壁的放血疗法发展至秦汉时期，己十分盛行。但因施术者对动、静脉的解剖、生理特征没有正确认识，往往过度的刺破血管壁使流血不止导致死人，因而引起了医家们的注意，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从而导致了针刺疗法的诞生，丰富了经脉学说的内容。

应该说明：  启破痈排脓、放血疗法都不是经脉学说起源的重要途径，两者作为治疗手段，医家们只是在总结临床经验中促进了经脉学说的发展，针刺疗法仅起于两汉，与经脉学说起源更无关系。

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我国经脉学说的起源，不仅需要人体解剖知识，生理知识的积累，而且依赖于临床医学知识的积累，它饱含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过程，这便是我国医学发展至秦汉时期才能产生与完善十二经脉学说的重要原因。将气功列为“经脉学说起源的多途径”，我们不能苟同。关于阴阳、五行与经脉理论的关系，上文不难看出，它们不是导致经脉理论起源的原因。当人们在创立经脉理论的过程中，为完善经脉理论吸取了阴阳、五行理论与经脉理论相结合，使经脉理论在那一时期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阴阳、五行从属于经脉理论，在经脉理论中应具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  原始社会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62页

2、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85页

3、吕智荣  我国最早的人体结构刻像    中华医史杂志1987（3）、159页

4、5、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62、163

6、严健民  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5（2）162-167

7、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204页

8、严健民  远古中国医学史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21页

9、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3、192页

10、高文柱主编   中医药文献论坛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179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于十堰市富康花园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