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针刺疗法的起源在原始中医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她从原始治疗医学  刺、  刺、砭石发展而来，她在放血疗法“能杀生人”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之后，她产生于两汉能 用金属制造“微针”至制造出“微针”之时，她的形成过程没有任何神秘感具有浓厚的医疗实践性与严肃性。但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巧言造词，有说扁鹊是具有特导功能的神医用针为人治病者，有说古人在气功态下“返观内视”发现了经络者，有说他自己就用“三三九乘元功”的“高能意念力”在“龙子与气场”的环境下施针治病者，诸多不实之词，严重影响了针刺疗法的纯洁性。我们必需澄清之。

第十七章   怎样对待不断寻觅、进取的秦汉中医学

     提要：对“传统”二字及“传统科学”作了扼要探讨；重申原始科学即技术水平随时代演进观念；指出新型中医特色在于经脉学说——植物神经调节论、风寒致病、淤滞病理等。

主题词：寻觅  进取   秦汉中医学

      一、不断寻觅，进取的秦汉中医学

    我国的医学事业，发端于新人以来，渊源于农耕、红陶之源，仰韶文化之对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影响不可忽视，至殷商时期已有重大发展。殷人在数千年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嗅，口之于味的原始生理学知识的启迪下，创造甲骨文字的人们，不仅创作了目、见、耳、听、鼻、嗅、舌、齿诸字，而且意识到心脏在人体生理功能中的地位，力求造出一个心字，用以解释生理现象，首先需要解释人的思维现象。在殷商的两百余年内，是那些造字者们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多次解剖，弄清了心脏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并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这就是“圣人心有七窍”的内涵。商纣前期造字的人们又意识到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对全身生理机能的影响。便在第六个甲骨文心字的底部（心脏的底部）加了两条线，表明了商纣时期造字的人们对心脏底部几条经脉生理功能的理解程度。

这一成果，不仅导致了原始中医学中人体调节理论一一经脉调节论的诞生、演进与完善，而且成为数千年来中医理论框架中的主纲与根基，成为创立针刺疗法的基础。可叹，近五十年来，当中医事业遭受到“废止中医”的窃乱之后，获得新生之时，于“只争朝夕”的全面发展时期，人们急于寻求与挖掘传统中医理论的过程中，在没有弄清三千余年前人体经脉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的前提下，误将一向代表经脉、络脉的联合词组“经络”破释为独立于经脉理论之外的新的“经络”概念，并一再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力求寻找“经络”实体。当解剖研究，凤汉小体，皮肤电阻，经络感传乃至“人身虚体调控系统”等等都不能证实“经络”实体的时候，迫使许多学者进行了反思。五十年来“经络”研究的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堆厚厚的有益的历史教训史料。十二经脉理论的完善，是先民们不断寻觅，进取的结果，为我们探讨、重建未来中医理论的特色之一：人体经脉调节论——植物神经功能调节论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理论依

据，我们必须珍视与认真研究人体经脉调节论的内涵。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藏象学说占着十分重要地位。有学者在研究了它的特色后指出：中医学的特色就在于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它集中体现在阴阳、五行、太极象数的思维模型上。这一认识与历史基本相符。太极象数学说。渊源于河图、洛书。易学产生以后，象数学说取得新发展。当人们根据古历法理论演绎为九宫八风，创太一游宫图，企图利用象数理论，气象现象中的风邪伤人与临床患病过程结合起来，由此进一步提出治未病预防医学思维。为医学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从预防医学思想讲：采用河图、洛书模型、象数易学模型、九宫八风模型说明某些原理，在创立医学理论的早期是绝无挑剔必要的。就如春秋齐鲁医家认为“人有四经”属绝对真理一样。但是历史无情，五百年后，十经说、十一经说替代了它；大约百年之后、十二经脉论又以更加完好的面目取代了十一经脉说，而齐鲁之“四经说”仅在《阴阳别论》中保存四个字。两汉医家依颅底经脉循行创阴蹻阳蹻理论，又有任、督二脉、冲脉维脉的补充。所以我们说：在原始中医学时期，创立原始中医学说的人们煞费苦心，不断从各种文化现象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依据，以求在当时的文化水平基础之上建立中医理论，对此思维方法我们统称之为：“取象比类”，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将已知（或已俗用）的河图、洛书之象，易之象、阴阳（概念）之象、气（概念）之象、六节藏象、九宫八风之象、风寒之象等等诸多模型用于与医学资料相配，说明医理，使人们更容易接受。上述模型理论反映了原始中医理论的历史发展的总里程。在两汉《黄帝内经》成书时期，编辑者们将上述史料全部裹撷进来。有学者指出，在《黄帝内经》中，是五行藏象占主流。此讲不假。两汉及两汉以后，五行学说介入医学，与此同时又将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裹撷进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可，逐步巩固了传统中医理论的地位。但五行藏象学说统归经脉理论之下。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在创立中医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曾对前人创立的各种模型的藏象学说进行了探讨，最终统一于五行藏象之中。换言之，在十二经脉理论中，五行藏象是用与各有关象数统一了五行之象与五脏相配，概念较为清晰，为历代学者接受与阐发。所以是五行藏象学说替代了其它模型藏象学说。用唯物史观分析：五行藏象说的诞生、演绎，也是历代医家们不断寻觅，进取的结果。   

    二、怎样对待不断寻觅，进取的秦汉中医学

    在当代中医药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上有学者反驳“中医不科学”论，指出中医是科学的。说中医学不是现代科学，而是传统科学。我没有哲学根基，不知如何介定“科学”，但在研究殷商时期的文化现象中，悟出那一时期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医疗实践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了。由于基础医学的发展，临床医学的需要，人们才从最重要的生理机能高度提出了“圣人心有七窍”即“心之官则思”假说。这是一则开天辟地的人体生理科学假说，它是建立在人们对生理解剖知识及临床医学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提出来的，因此是科学的。自殷商以降我国先民在医疗买践中提出了许多医学理论，包括精、气、神、阴阳、术数、古典历法理论，物侯现象，风寒致病、淤滞理论，乃至五行学说、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引入医学都是在当时的文化现象之中、科学水平基拙之上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后，一事一议，一点一点逐步提出，形成学说的。因此可以这样讲中医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当时的文化现象与古典科学基础之上的；每一新学说的提出，都是对那一时期新鲜经验的总结，都是在原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发展，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科学技术水平，是科学的。中医学的科学性，不用人为的树立，它属于古代科学范畴，因此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科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古代科学发展至今，形成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四十年前的现代化与当今的现代化概念大不相同。十年前讲电子时代，现在已进入克隆、基因、纳米技术时代。医学也进入到克隆器官、基因治疗的时代，因此应该讲《内经》中的中医理论是建立在古代科学技术水平之上的。用这个概念讲我们就比较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古代科学进步了，逐步为现代科学替代；中医理论也应与时俱进寻找新的中医理论依据，发展新型中医理论，保证中医事业以崭新的中医特色与中医理论光照四海。有学者讲：中医学不是现代科学，却是传统科学。我已声明，我没有哲学根基，不知能不能用“传统科学”概念介定中医，我们理解“传统”二字的含义说明了历史发展继承性表现；我们更理解“传统工艺”一词的内涵。在我国数千年前的制陶科学史料中有一种制作蛋壳陶工艺，可称之为“传统工艺”，失传数千年。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学者矢志不渝，研究十数年，终于挖掘出这一工艺，发展了这一工艺，造出了重达千斤的大型蛋壳陶黑陶缸。还有我国传统工艺中的腊染工艺，剪纸工艺等等。从总体讲：凡传统工艺中的关键工艺是不过时的，也是不容更革的。否则，就夫去了“传统”的意义，其产品也不能叫传统工艺产品。用传统科学统帅中医的学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比较笼统地提出了：“中医学却是传统科学”。又结论说：中医学更重视无形的关系本体，功能本体，过程本体，而不太关注有形的物质本体，实体本体，形态本体，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辩证法”。我未细究，大约这一结论，就是讲的“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作者在此好似讲传统中医理论中的模型论等，是不可更革的，但作者并未直言，我们的推测就显多余了。我们认定：中医理论必须在“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原则下与时俱进，寻找新的中医理论依据。

我国传统中医理论自《黄帝内经》始，它裹撷了许多秦汉以远的原始科学内涵，虽然在《黄帝内经》中保存春秋医学理论只言片语者不少。但足可证明秦汉以远的先民们在不断寻觅、探求中医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存在采用那一时期已经习用的原始模型论观念。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不断寻觅、进取的秦汉中医学呢？我们的认识是：用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观，将殷商至两汉时期原始中医理论发展的里程通过对有关历史史料作有机的解构，在解构中求重建，寻找出合乎历史史料、历史规律的中医真正特色，如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人体经脉调节论—植物神经功能调节论，风寒致病，淤滞病理以及“相脉之道”、“微针导脉”等。顺此下去，对于魏晋、唐宋等中医理论与实践再作同样的解构与重建。如从“以毒攻毒”等传统观念中寻觅其发展的结局，以预防天花为例，认定“以毒攻毒”中蕴含着免疫学说；认定中医兔疫学说早在数百年前就传出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成为现代医学界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江西中医学院的吕辉章先生曾讲：“中医药文化演变到今天，原来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早已不复存在，——面对现代文明。中医不经历凤凰涅磐的洗礼，恐怕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下去”。让我们主动遵循客观规律。迅速拿起解构、重建这把有力的板斧，劈开传统中医神秘的大门，澄清历代中医理论裹撷的尘埃、更新古老的中医理论特色，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                  

2002年6月3日于秋实居

第十八章    也谈“细胞——元气说”

           ——兼论中医理论的发展出路

        

提要：秦汉时期探讨宇宙，万物生成的元气说范围很大，不适将元气局限于细胞。元气说引入医学在两汉以后，元气（原气）在《难经》中指人类生殖，涉及生理范围很小，不适将元气扩大至全身细胞。秦汉经脉学说是讲人体经脉调节论的，是中医的重要特色之一，深入研究经脉调节论中的足太阳膀胱经，树立植物神经调节论，将使许多中医理论迎刃而解。

关键词：也谈  细胞  元气说

    

    中国医药报2003年2月25日刊登了一篇“讨论中医现代化问题，制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的文章，名之曰：“重新认识细胞，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表明了作者们对中医前景的操劳心情。文章在研究了中西医的某些差别后说：“由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一百多年来中医学一直没有以自主的理论思维来考察19世纪（细胞）这一伟大发现，没有用阴阳，藏象等理论去阐释和说明这一生命现象，没有研究人与细胞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试图将细胞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为我所用。”文章指出：“这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症结。因为细胞的发现……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发现了生命的元气。”文章接着强调：“中医学能不能以自主的理论思维认识细胞是关系着中医学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继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有没有生命力的重大问题。在现阶段是一个迫切的、不能回避的问题”。 随后作者们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但全文显得说服能力不足，且某些观念如：“中医学认识细胞的第一步是要回答细胞有没有阴阳，五藏”。解释说：“细胞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生命的‘元整体’、‘元气’。元者乃生命演化进程之本始，功能发展之纲纪，结构形成之父母。”作者们的上述解释，并未回答“细胞有阴阳”及细胞内的“五藏”问题。以下的一串解释也未能回答作者提出来的问题。                                                                                                                                                                                                                                                                                                                                                                                                                                                                                                                                                                                

近数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在为未来的中医事业寻求发展之路，“细胞—原气说”的作者们提出论证，其目的也在于“探讨中医现代化”，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出于对中医寻找理论出路的迫切性，本人担心用“细胞”替代“元气”，不知怎样才能将中医理论讲通，不知细胞有怎样的阴阳、五藏。以下作些探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气、元气概念简议。

人体之气概念，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一，在针刺治疗医学中，当针刺由“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发展到“刺分肉之间”可“气至”的时候，气概念便与治病医学结合起来了。近代提出“外气说”，说医者可发放“外气”，可在针刺的同时给人治病。我们能同意吗？我国气概念的形成已有漫长的历史，从甲骨史料，到《周易》、《国语》、《左传》、《管子》等许多史料中都讲到气，曾用于解释天气、地气、风雨、地震。有学者指出：“中国气概念不属于一家一派，不是时兴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不局限于一两个学术领域，而是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刘长林气概念的形成及哲学价值，哲学研究1991 (1): 56-63）。刘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见地的。我国先民很早以前就开始探讨气与生理、病理的关系了。《国语、周语》的“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管子、内业》的“气道乃生，生乃思……”。《老子》的“冲气以为和”，孔子将人身的血气分作：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三个时期，孟子讲：“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淮南子》的“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都是两周以来先民们不断求索人体调节理论留下的深深轨迹。我曾将上述史料进行总结。命之曰：“原始的气调节论”，（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72-82)她是先秦中医理论框架即原始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之一。众所周之，气概念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地位早己公认。但在《内经》中只讲脉气、宗气、营气、卫气，不用元气。马王堆出土的十数部秦汉医帛、竹简中载益气、恶气、养气、致气，也不讲元气或原气。

    元气在我国作为哲学术语，有一个产生过程，它是探讨宇宙生成的产物。易学只讲乾天、坤地，《尚书、尧典》对日月星辰进行观察，目的在于敬授农时。在《春秋三传》、《国语》中也没讨论宇宙生成问题。《老子》讲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从老子起，开始探讨宇宙生成了。但老子也不讲元气。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讲：“芒芒昧昧，与元同气”。但还未直接用‘元气’来表述。《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大浑而为一。”《淮南子、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合和而生万物。”说明从老子到刘安的四百余年内，人们在探讨宇宙生成问题时都讲到一（宇宙浑沌为一的原始状态），或者说都想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万物产生的根由。与刘安同时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讲：“王正则元气和顺；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董仲舒不仅首创元气，且在董仲舒笔下的元气，与吕不韦的‘与元同气’观念不同。吕不韦的元气代表吉祥，具有了天（帝）给予奖赏的意义。再过百余年，斑固在《汉书》中多次讲元气。同时代的王充（公元27-97年）也讲元气。但在《内经》医学理论中不见元气，至《难经、三十六难》：曰“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细胞”。可见元气在医学上使用是两汉以后的事，《难经》所指，讲的是人的生殖问题。

    二、“元气”不能局限于细胞。

    “重新认识细胞”的作者们讲：“细胞就是生命的元气，中医学的发展必须确认细胞在生命中的‘元气’地位”。说：“中医现代化……必须回头补细胞这一课。”又说：“肯定人身阴阳、五藏等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肯定了细胞阴阳、五藏的存在，同时也肯定了从细胞阴阳、五藏到人身阴阳、五藏的必然联系。”“细胞……符合阴阳、五行规律的生命运动”。在文章中未见作者们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细胞，不知作者们界定的范围，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说，从生物进化史讲，是指植物细胞，还是指动物细胞？我想：作者们的本意是指人体细胞。但不知是讲人体的上皮细胞、肌细胞、神经细胞，还是讲血细胞？由于作者们讲：“细胞有五藏”。我们姑且理解为生物进化史上的单细胞。生物学界最早发现单细胞，只知单细胞由一层膜维持细胞的形态，只知单细胞内有胞浆、胞核，后来对其他细胞进行研究，知道细胞内有染色体，后来知染色体内有核酸，脱氧核糖核酸，再后来又知道细胞膜的分子结构有几种模式，细胞膜有复杂的离子道等等，但都没有发现细胞内有五藏，也没有人说细胞有五行特征。因此，我们很难根据“重新认识细胞”的观念探讨几位作者的思路。“细胞就是生命的元气”其理论根据是什么？这一概念是将两汉时期的元气类比于细胞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元气概念提出之初分明是用于探讨宇宙生成的。楚隐士著《歇冠子、泰录》：“天地成于元气，万物秉于天地”。王充《论衡、谈天》：“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可见元气概念之大，不好归纳于单一的细胞。《词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引《难经、三十六难》解释元气，说：元气，中医学名词，即原气，指人体维持各组织、各器官，含五脏、六府、骨骼、肌肉、五官、神经等各脏器之特殊生理功能在内。因此，根据《词海》对原气或者元气的解释，只能是诸多特殊物质在不同组织、器官中表现出的具有共性的生命特征与各自的特殊生理功能。何况三十六难的原气仅限于人的生殖问题，涉及生理范围较小，其次在人体内，尚有众多的细胞膜传递介质，神经介质以及体液传递中的许多物质在众多生理功能中占显著地位。按中医理论讲，这些物质与它们所完成的生理功能都具有元气意义。假如只用笼统的细胞代替，显然与人体的整体生理特征是不相适应的。我们不能用细胞替代元气，也不能将元气仅限于细胞，更无法用细胞解释神经，体液传递，经脉调节功能，远位针刺疗效等问题。

三、澄清经脉调节论的实质，是促进中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数十亿年前的单细胞具有生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借其内在新陈代谢的功能繁衍，不断在自然选择中进化，经多细胞、软体动物，至脊椎动物，乃至灵长类的出现，都与最基础的细胞进化分工有关。这已是学术界的真理。假如我们的时代回复到科学不发达的王充时代，用元气解释细胞的生命力，大约算先进理论。但有返祖之嫌。最为关键的是作者认为：“重新认识细胞，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医学能不能以自主的理论思维认识细胞是关系着中医学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继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有没有生命力的重大问题”。前文我们已予否定。当今中医理论应该如何发展，重在继承经脉理论。我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探讨“经络”实体的热潮中，有学者“设想经络功能的结构……介于海绵虫的兴奋器与水母神经网之间，……“（王玉良经络研究之我见，中医杂志1962 (3)33一36），又有学者于80年代先后两次发表文章，论证猪蛔虫神经系统的子午神经干……与经络原型的模式情况相似。”（刘燕明经络原型的初步研究，大自然探索1991 (4)：81-86）。刘先生于2005年在中医杂志增刊119页发表《现代经络研究的反思》，但仍申称“进化角度研究是经络假说的捷径”。我们不同意这些返祖观念。当读到用细胞——元气来阐释中医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时候，我的思想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国的医学事业，源远流长，早已建立在原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雄厚的人文思想基础之上，早在殷商时期，造字的人们就意识到人类是有思维能力的，于是他们观察人在思维过程中往往摸自己的后脑壳的特征描绘一个思（ ）字，再加上甲骨文中的其他史料，我总结出：“朴素的脑调节论”，（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第62-71页），与此同时产生了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它证明人们注意到人体调节功能，经千余年的探索，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成为先秦中医理论框架的重要内容。对于经脉理论我曾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用十二章阐述她的来龙去脉，澄清有形的经脉嬗变为无形的经络的全过程。人体调节系统是客观存在的，近200年来西医讲神经调节，促进了西医的发展。我国的中医理论早已树起经脉调节论，她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特色。2000余年来促进了中医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对经脉的深入探讨中，我们认识到足太阳膀胱经“内属脏腑”的重要性，认识到足太阳膀胱经与植物神经密切相关。我们认为中医理论中树立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就是继承祖国医学宝库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就是在继承中的创新。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证明交感神经在经络（脉）传递、针刺镇痛中的作用。如近期的“经络感传的外围神经机制”中，专立交感神经在循经信息传递中的作用。（赵晏等循经感传的外围神经机制，中国医药报2003.3.6第11版）刘里远先生编著“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一书，该书从310页至350页专门介绍皮肤，脊髓的结构特征、植物神经的组成及其调节作用，从中不难理解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地位。我曾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借用国内外学者在针刺研究中的经验，专立《植物神经学说在经脉系统中的地位》一章以求学术界指正。

    对于已经裹撷一些历史残渣的传统中医理论，我同意上海何裕民教授的意见，必须对其进行解构与重建。但我们不同意用过了时的不可能从中找出新意的理论或者用改头换面的历史残渣来重建中医理论。如1998年发表的气功针法之手感与疗效，文中重提“外气说”，“元功之龙子与气场说”，“高能意念力说”，甚至有学者在《黄帝内经》今译本前言中说《黄帝内经》“是另一超文明社会或外星人”所著，在同一前言中又说《黄帝内经》的作者是“上古之人”“上古真人”，“元阳真人”所著。在诸多秦汉史料面前，对于“龙子与气场”，“高能意念力”的针刺作用以及“上古真人”、“元阳真人”著《内经》的观念我们都不能同意。中国医药学报2003年第一期发表邢玉瑞的《元阴元阳概念的发生学研究》，这篇文章从秦汉史料中採撷有关史料，解说传统中医理论中特定内容，是一篇说理文章，我们都可从中吸取良知。我们重声：对传统中医学在解构中寻觅，就是要寻觅到中医学的真正特色；在重建中创新，就是要继承祖国医学宝库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再将这些理论结合现代科学整理提高，使之获得可证伪性，促进中医事业的大发展。

第十九章   秦汉“人体之气，蕴含两义”求同

与用“道”概念释秦汉之气存异

提要：我同意秦汉人体之气，蕴含两义。中国气概念的产生，已3000余年了。它不属于一家一派，不是时兴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也不局限于一二个学术领域。“人之生也，以食为气，犹草木生，以土为气”；“大块噫气，其名曰风”。认为正常的气候是“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都是两周中国气文化的精采表述。但我们不能同意在医学领域解释秦汉时代气之两义性时，采用“道”的理论进行曲解，因为道教的“道”，不是老子的道。这样作既破坏了老子的形象，也不利于我们对秦汉医学理论的正确理解。

关键词：秦汉气之两义   道   各类事物之内在规律

一、 求同

近日拜读了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年10期发表的《论气之两义》，作者指出：“气既表物质又表功能”。我非常赞同，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求得共识，这就是拙文的宗旨。作者开卷讲，关于‘气’含义之争论已20年，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气”含义有二，即流动着的微小物质，如水谷之气，呼吸之气等，但又指人体脏器组织的活动能力，如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经脉之气等。持此论点者被称为‘两义说’。指出：此论被‘一义说’否定。后者认为：中医领域中‘气’始终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气’不能既是物质，又是机能。近年来学术界似乎更倾向接受‘一义说’的观点。作者接着强调：‘一义说’存在诸多不足，值得商榷。

作者在商榷中抓着‘一义说’提出的“语义多义性，多数以近义引申，但绝不允许一词反义”，反问：“一词反义有逻辑错误吗”？并依此精细剖判后说：“中医的气是一种细微难见的物质，但可以‘并行分训’。如‘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气指物质的性质；也可‘歧出分训’，既可解释物质，又可释作机能”。诸多点睛之笔，读之使我在哲理上认识到训诂中的许多重要道理，真可谓受益匪浅。作者进一步阐明：“脏腑之气既指物质，又寓功能”，在论述中都十分贴切。从总体讲，作者利用秦汉以远的与气有关的史料说明人体生理功能，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

回顾商周史料，中国气概念的产生，有文字可考者，至少已3000年以上了。但

是原始人类对风寒、风气的感知，当以百万年记(1)。商周以降，我国先民对气概念的认识逐渐丰富。伯阳父曾用“天地之气，不失其序”(2)解释地震，《管子·幼官》认为存在十二地气，十二天气。老子提出“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用气解释人体生理现象也是很早的。“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国语·周语下），“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系辞上），《管子·内业》已将气指思维功能，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心术下》又说：“气者，身之充也，……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孟子》亦讲“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我简录上文，仅就古人将气用于解释地震观察四季气候及日影变化，建造基础医学理论，也已深深涉足于用以解释人之思维理论语言，行为动因了。在《内经》的诸多理论中广泛吸收了气的思想，成为特色之一。对气概念的评价，刘长林先生说得最为帖切：“中国气概念不属于一家一派，不是时兴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不局限于一二个学术领域”。(3)我们的祖先早已赋予‘气’之哲学意义，早已既指物质，又指功能。仅就“气在口言，在目为明”不就深刻指出了“气”在“言”中，在“明”中的物质基础作用与执行功能（言、明）的作用吗？东汉王充指出：“且人之生也，以食为气，犹草木生，以土为气矣”（道虚）。对于此文的解释，我们绝不能将气停留于物质的一面。因为王充讲的是动植物的“生”，动植物在“生”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次“行为”（新陈代谢）过程呢？这些“行为”过程与动植物的生理功能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在百家著述中常常是言简意赅，强调领悟，或者叫心领神会，难道我们不能从王充的论述中领悟到气的两义性吗？《庄子·知北游》讲过一段话：“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对这组文字的产生，我们应该看到不是庄子评空写下的，是他继承先秦文化和对许多事物观察后依据实际情况写下的。如“腐草为萤”。(4)在腐草为萤中，“神奇”指萤的产生。先秦时代的人们能观察到并总结出“腐草为萤”这一自然现象就极不简单了，他们无任何观察条件弄明白“萤”的生活习性与变态过程，不可能用科学术语阐明“萤”的真正的神奇过程。在《月令》中我们没有读到“腐草为草”，但从“臭腐化为神奇”中，腐草中的草籽化为小草也当然是一种神奇。这是庄子能够写下“臭腐化为神奇”的根本原因。记得《老子·十六章》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物并作中当然包括了草。老子留心于“观复”（植物的萌杀与循环往复过程）他观察的结果是：“归根曰静（结出的果实、种籽），静曰复命（种籽的萌发）”。可见“万物并作”过程中的“复命曰常（规律）”也就是“天乃道，道乃久”的实质。庄子的“臭腐化为神奇”有他自己的本意与文风，但也说明：在庄子时代，也只能用“神奇”来感叹、来描述“腐草为萤”、“腐草为草”等自然现象，他们只能说到“神奇”为止。最多是说“通天下，一气耳”。同理，当古代医家写下“气在口为言，……”“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以及“中焦亦并于胃中，……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灵枢·营卫生会）“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中焦出气如露，上注   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灵枢·痈疽）”，那一点能脱离气的两义去理解呢？仅就“乃化而为血”的过程中“此所受气者”就是讲的五谷入胃后，在原来五谷转化之气的作用（所受气）下完成消化过程，又将新化其精微之物质（气）上注于肺脉，再转化为血液。这一过程不都表现了‘气’的两义性吗！古人对气之两义的认识，出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受当时科学条件限制。那时的医家们只能根据某些生活实践，生理现象、或者某些人体解剖知识再结合自身的领悟而进行推理判断，写下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不留姓名的伟大的医学学者们，是他们的观念、兴趣，促进了他们对医疗实践的关注，他们的日趋丰富的医疗实践，又促进了他们对气之两义认识上的深化。

以上就叫求同。

二、 存异

但是我不能同意在医学领域解释秦汉时代气的两义性时，采用“道”的概念。作者说“‘道’充塞天地，无处不在。……很明显，‘道’是以物质与能量、本体与功能合而为一的形式存在着”。并引《道德真经集注》陈景元注曰：“道也者，虚之虚者也，……混沦一气，未相离散，必有神明潜兆于中，……”。这种同意别人将‘道’物质化、人格化、神化的作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我对《道德经》作过一些研究，全书‘道’字75个，分散于《道经》和《德经》的三十七章中，可分作自然规律之道，社会规律之道及玄妙之道。后者不足五分之一，是老子时代老子无法讲清的一些问题。但在玄妙之道中老子未将其神化。因此，将‘道’人格化、神化不是老子本人的思想。（请参严健民《走近老子·道德经章秩重组注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2）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做过周室守藏史的老子，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由于他的学风是“欲不欲、学不学”、“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由于他的学风充满了“格致穷究精神”。因此他对于当时的天文、历法、物候及许多自然现象、生活习俗，民众疾苦无不给予极大关注。《道德经》全书是讲依德治国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夫莫知命而常自然”。只能反映老子对尧舜禹依德治国思想的怀念。从春秋史料分析：管子、左丘明、孔子、孙子、墨子等无不根据自己的观念建言立论，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从这个意义讲：老子的德与道的观念，是春秋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映，只不过老子比其他人站的更高，赋予了哲理性，成为不朽之作。但是，在《老子》中，存在“玄德”、“玄妙之道”。如“道生一，一生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冲……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些看不见，摸不着，恍惚不定的‘道’是老子本人不能理解，感到困惑的部分。老子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写出“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玄妙之道’为后世曲解老子本意留下口实，我们在研究秦汉中医理论的时候，怎能引用被‘道教’歪曲了的‘道’如“道也者，虚之虚者也，……必有神明潜兆于中”等来说明气之两义呢！老子指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客观规律），道法自然”（道的概念是老子从总结自然规律中概括出来的并强字之曰道的）所以“道法自然”是我们认识老子之道的重要武器。在《老子》中有许多章已涉足于中医理论，如赤子之“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第五十章）。“视而不见，名曰夷；听而不闻，名曰希；博而不得，名曰微”（第十四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第二十四章）。以及“冲气以为和”等，老子在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中是客观的，他所认识的人体之生理的“精之至也，合之至也”，夷、希、微以及“冲气以为和”都是人之正常生命活动的道理，未有为我们留下人体之道是“虚之虚者也”的感觉。

我国近二十年来，当伪气功理论大量泛滥之时，竞然影响到一些豪门学士，作言造语，说扁鹊是气功师，说他通过透视发现了“经络”；我曾读到《黄帝内经》今译本（1993年版），在《前言》中作者说《黄帝内经》的作者是“元阳真人”，又说是“上古之人”，还说“是另一个超文明社会的人或外星人”。两位学者合伙著书，一篇《前言》横目，将本来就土生土长在中国远古黄土地上的《内经》说成是“怀道”的‘真人’所著，如此不负责任的向读者传授伪科学，能不揪心吗？还有学者于1998年发表《歧黄绝术……气功针法……》，（参本书第二十一章）说他的气功针法是根据三三九乘元功的龙子与气场理论和零态学说创立的。当读到这些逆科学时代而动的‘理论’时我们应不应该发点感慨呢？我承认：为维护西汉针刺疗法的纯洁性我发过感慨，将其编入《论原始中医学》中，但临到出版时被无情地刷下来了，真乃“有寒无力苦争春”。因此，在此文中对于气与‘道’的关系问题，我请求存异。

气概念是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切不可用人格化了的‘道’加以曲解。气概念是创建未来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正确继承。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原始的气调节论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78

2、《国语·周语上》

3、刘长林   气概念的形成及其哲学价值   哲学研究  1991（10）：56-63

4、《礼记·月令》

第二十章   针刺疗法起源辩析

——兼论针刺疗法起源的必备条件

  

提要：我国针刺疗法的起源与十二经脉理论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九针十二原》中“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针刺疗法与针刺理论在医疗实践中完善以后，又反作用于经脉理论，促进了经脉理论的巩固与发展。在辩析中论证了由尖状物刺、砭、  、  、破痈排脓到放血疗法的临床应用与临床经验总结，当气血淤滞、十二经脉理论形成、能用金属制造微针之时，用微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的针刺疗法便诞生了。当我们弄清了两汉针刺疗法在医疗实践中的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以后，便可加强我们对两汉经脉理论的完善过程的认识。

关键词：    针刺疗法    起源     必备条件

    我国古老而神奇的针刺疗法到底起源于何时？渊源于那一些古老的医疗实践？形成于那一些医疗实践过程？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针刺疗法起源过程中都曾涉足于上述内含。有学者指出：“大量史料证明：针灸起源于我国的原始社会，相当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就是石器”。(1)我们主张研究针时，不必谈灸，两者概念不同，起源不同，针、灸之施治方法不同。对于“砭石”应作具体考证。有学者考甲骨文殷（  ）字后指出：“字形中手所持‘↑’形物，与其说是“按摩器’，不如认为象针刺之形。可见‘殷’字的构形就是用针治病的形象。”(2)前文主张针刺疗法起源于石器时代，忽视了针刺疗法产生的条件和原始科学知识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从医疗实践讲用植物刺刺痈排脓及砭石破痈的砭法不同于针刺的针法，砭针不能替代针刺。后文主张针刺疗法在殷商时期就已用于临床，与康殷在《文字源流浅说》561-564页意见一致。但我们不能忽视砭刺在于破痈排脓；针刺在于调其血气的根本区别。殷（  ）所反映的医学意义在于用尖状物‘刺’（ci）破痈排脓，在殷商时期已是治痈的先进方法了。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针灸医疗用的针，就是在砭石的基础上产生的”。(3)从总体讲，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研究、阐明砭石如何发展演进为针刺疗法。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放血疗法的医疗实践过程。

    一、针刺疗法起源的必备条件

    在历史上不论任何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起源都是有条件的，某一特定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起源都必然与其相关事物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关。如仰韶的彩陶不是突然烧出来的，八千年前的红陶也不是突然烧出来的。红陶（陶器）的产生与人类总结森林雷电火焚中烧红枯树疙瘩上的淤泥形成凹形物有关；与黄河中上游居民的原始半地窖房屋在建造中，采用草筋泥涂摸墙壁后再烘烤墙壁过程有关。针刺疗法的产生在原始科学发展史上，应属于那一历史时期医药战线的高科技，它是医疗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后的产物，它要求人们在生理知识中建立了气血理论和病理知识的淤滞理论之后，它建立在经脉理论趋于完善阶段，它产生于人们可以利用金属制造“微针”之时，它是医家们在放血疗法实践中认识到“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因而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之后。这些条件对于针刺疗法的产生都是必备的，缺一不可。而且这些条件都不是殷商时期所具备的。周秦时期，我国流行放血疗法，从砭石治疗医学实践至放血疗法的临床应用过程分析针刺疗法的起源，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从砭至针的辩析

   “砭”是什么？《说文》“砭（方廉切或方验切），以石刺病也”。，在许慎笔下，砭是一个动词，“石”才是名词，是治病工具。传统观念常依《说文》意见，引《山海经、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又引《素问、异法方宜》“东方之域——其病为痈肿，其治宜砭石”为证，将箴与石（或砭与石）结合为动名词。从此“砭石”成为东方之民的治痈工具，上文肯定砭石所治之病为痈肿成熟以后的破痈排脓。春秋时期，用砭石治疗痈疽，在《管子、法法》记载为“座疽之砭石”。《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岂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显然：《玉版》这句话较晚，已将两汉九针中的专门取脓的铁针写进去了。最有医学史价值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先后在长沙、马王堆，江陵、张家山出土两部西汉早年的《脉书》，它们是未经后人修饰的秦汉原著。两书出土以后，注家都认定   、  为砭（方验切）的异体字。笔者曾撰“秦汉时期砭、  、  发音考辩”，  、  都应为房法切或孚梵切，收入《中国医学起源新论》239-243页。（又见  中医药文献论坛  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179页）撇开发音不议，两书都证明   、  是用于治疗痈肿的。两书还证明：秦汉之际医家们已从   、  的临床治疗痈病的经验中总结出“  启有四害”，并提出依痈之大小、深浅选择砭、  、  锋的改进意见。现在让我们将探讨中国治疗医学的历史向前推进。远古中国先民在有目的的与痈肿的斗争中大约经历了万年以上，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证：人类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是外伤、皮肤病先于内病，在治疗医学中是外治疗法先于内治疗法的。因此中国人对自身疖痈的认识与治疗经验积累是先于内病治疗的。在破痈排脓过程中，先民们首先认识的是植物的刺或砭石。“比如说，有人身上长了多个疖痈，由于生活所迫，常到荆棘丛中穿行，如果荆棘或尖石碰巧刺破了一个成熟的痈，起到了排脓作用，不久这个痈愈合了，而另一个未被刺破的痈，久久不能排脓，不能愈合，——山顶洞人，裴李岗人及其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对于疾病比较留心的人能够理解刺的治疗作用——以后当他们再患疖痈，或者别人患痈成熟时，他们便能主动地折一根刺，挑破脓头排脓——(4)。因此用尖状物（含刺和砭石）破痈排脓在我国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了。它应早于殷商若干年。

    用尖状物破痈排脓何以向针刺疗法发展呢？治痈实践经验的积累，整体社会的发展对医学的影响促进了放血疗法至针刺疗法的诞生。在治痈实践中正如《玉版》所讲：“故其已成脓血者”，这是在破痈过程中除了脓外，还有血液流出，成为导致放血疗法产生的原因之一。我国的放血疗法比用尖状物破痈排脓晚许多个世纪，大约产生于殷周以后。从整体社会发展史讲：远古人类在艰辛的谋生实践中难免受各种外伤，常可见到自身血液向外流出，久之，认识到少量出血，可以导致某些疾病的缓解；当神灵思想产生，巫术盛行之时，血祭及饮血为盟，割臂盟誓等习俗流行，促进了放血疗法的发展。《周易》中就收载了三则放血史料，反映了“心逖”与放血的关系(5)。《史记、仓公传》疾之“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讲的就是放血疗法。《内经》中的放血疗法有理论依据，有放血注意事项，在《内经》的治疗方法中，占相当地位，它反映了先秦至两汉放血疗法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6)。两汉医家在丰富的临床经验中看到了它的利弊，总结出：“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所以我断定：我国的针刺疗法，起源于秦汉之际人们对放血疗法经验教训的总结。  

    三、“欲以微针通其经脉”指明了针刺疗法起源的时限

    秦汉之际，我国的医学理论迅猛发展，如风寒致病理论日驱完善，气血淤滞病理理论已经提出，经脉学说已向十二经脉发展，并逐步得到补充，原始中医理论框架已经形成，为微针导脉创造了条件。当医家们总结出：放血疗法“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时候，便在科学发展至可以利用金属制造“微针”的前提下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由于九针十二原属于《灵枢经》的首篇，秦汉曾有《针经》之说，所以许多学者在研究《灵枢》的演绎过程时，常引“欲以微针通其经脉”作为论证《灵枢》原名《针经》的依据。笔者认为：“欲”字十分特出，它有如“故上七节、中的“故”字一样，含而不露地点明了“上七节”的本意。我们说“欲”特殊，特殊在何方？其一，代表了当时医家对既往医疗实践中某些医疗事件的追述。如《素问、剌禁论》：刺跗上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出血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等诸多惨痛教训的回顾，这是惊呼：“——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依据。其二，一个“欲”字引出了当时医家的改进意见，提出：用微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的全部意思是：为了避免因用砭石放血而死人的事件发生，改进为不用砭石铍锋等刃锋宽大的针具割破经脉，而用细小的微针刺入经脉内调其血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才是针刺疗法起源的原因与时限。《内经》的许多记载证明：两汉时期当十二经脉理论修订之后，我国针刺疗法产生的早期，便是按“微针通脉”的要求，将针直接刺入血管壁内调其血气的。《素问、三部九候》“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成为将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的理论依据。《灵枢、邪气脏府病形》讲：“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素问、调经论》对微针通脉过程讲的更详细，写到：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可见针刺疗法诞生早期，医家们反复强调将针直接刺入经脉（血管壁）中，并对“虚经”要求作到进针之后“久留而视”，当看到虚经充盈（脉大）之后，才“疾出其针”，充分显示了早期针刺疗法的特色。现在的问题是：学者们都认定“经络理论”是针刺的基本理论，为何在早期针刺理论与针刺临床实践面前，还要将“经络”从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呢？

    《内经》资料还证明：自采用微针直接刺入经脉内“调其血气”后，临床上收到许多效果。但临床上有许多疾病不能使用此法。如在痹症的治疗中“凡痹往来无常处者”的治疗，分肉间痛就刺分肉间《素问、缪刺论》。《素问、水热穴》讲：“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剌痛无常处者”采用“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脉之所居，深不可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这些剌法，都不强调将针剌入经脉之内，说明医家们认识到将针刺入经脉以外的地方同样可以取得疗效。自《甲乙经》后，医家均依循经取穴，流传至今。应该指出：针刺治疗实践的发展，不是在古人发现了“经络系统”后发展的，刺经脉之外的针刺疗法，来源于古代医家的医疗实践，它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经脉理论。

    我们同意我国古代针刺治疗用的针“就是在砭石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从砭至针，有一个放血疗法的介入时期，人们在总结放血方法的利弊时，才提出了“微针导脉”，并付诸实施。

    我们重申：

    1、砭、 、  刺的主要目的在于破痈排脓；甲骨文殷字中的尖状物反映的是用植物的刺破痈排脓过程。它们与针刺疗法的产生相差一个历史时期。

    2、从砭法至针刺之间还有放血疗法的医疗实践，不可忽视。至秦汉时期，可用金属制造微针，才有微针用于临床。

    3、针剌疗法的早期是将微针直接刺入经脉之内调其血气，随后在医疗实践中才总结出刺分肉间的针剌方法。针刺疗法产生的必备条件是严格的。

4、因此，我国以“调其血气”为目的针剌疗法只能产生于秦汉之际或两汉时期。针刺疗法不是在古人发现了“经络系统”之后的产物。

5、针刺疗法是在经脉学说发展过程中，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发明的，针刺疗法用于临床后，取得了显著效果，巩固了经脉理论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王雪苔《针灸史的新证据——近年出土针灸文物》针灸研究进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2

    2、詹郑鑫   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   中华医史杂志1986（1）：15-23

    3、马继兴   周世荣  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文物1978（11）：80

    4、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24、21、45

5、严健民  《周易》放血疗法初探   国医论坛   1993（6）：10

6、严健民  《内经》放血疗法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  1992：87—88

第二十一章   “气功针法”质疑

提要：气功针法的作者提出三三九乘元功、龙子与气场概念在针刺手法中的作用，违背了客观规律，影响了经脉学说的客观性，我们不得不加以澄清。

关键词：三三九乘元功    龙子与气场    质疑

近日拜读中国医药报1998、10、29刊登的《歧黄绝术——气功针法之手感与疗效》一文，受到不少启示。从针法、手感、疗效三方面领悟文意，不失为针刺疗法的经验之作。然而作者在“针法”之前，冠以“气功”二字，说“在气场中，用毫针治疗疾病的同时，注入能量、信息的独特治疗方法为气功针法”。当我在读这段文词的时候，我领悟：作者已给“气功针法”下了定义，说明了“将气功与针刺统一地结合起来，使病人获得了气功和针刺的同时治疗”的本意。在这里作者将医者之“气”可以施治于病人为病人治疗疾病给予了肯定。该文作者还向读者介绍了“气功针法”的理论由来，作者写到：气功针法的理论是“根据三三九乘元功的‘龙子与气场’理论和‘零态’学说”创立的。气功即是气在气场功能下所作的功，……气是物质的，它有独特的能量、信息和疗效。医者用气功针法治疗难治病时，是通过运用三三九乘元功独特的高能意念力在气场力的作用下，将自身的高能龙子（原注：俗称元气，亦称能量或良性信息）注入患者的体内，同时，在针刺的特定信息作用下，共同清除患者的不良信息，使其恢复健康”。由此，作者将“气功针法”的“治病理论”交待清楚了。

作者在后文讲到医者之手法、手感诸问题，将医者与患者处于不同情况下其感受不同都作了分析。指出：“当针尖穿过小血管时，患者有热流感，医者有内空感；当针尖穿过神经时，患者有触电、抽痛感，医者涩沉感；……当针尖扎至神经时，患者有麻、抽痛感，医者有紧重感；……”。尽管早在1957年裴斌先生就撰《有关针刺感觉的初步探讨》发表在中医杂志上，当我们再读“气功针法”领悟作者分七种情况介绍他的感受时，如果我们对这七种针刺过程中的医患感受与裴斌“感觉”之差异不作细究，可视作“气功针法”作者临床经验总结，是可贵的；作者能从针法、手感、疗效三个方面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是有益于针刺事业发展的。但作者将“气功”冠于“针法”之首，用伪气功理论指导撰文，在伪气功理论从多方面干扰中医理论的今天，将严重影响中医理论的正常发展。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捍卫传统中医针刺理论的严肃性，将有关问题质疑于后。

一、气功之“外气”质疑

作者讲到气功之“气”问题。关于气功之“气”是近二十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七十年代末期上海顾涵森在没有经过严格检验、鉴定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简单研究结果在自然杂志上报道，提出气功外气说，认为“外气”表现为“微粒流”、“红外辐射”、“电磁波”等，将气功外气说成是可以由气功师发放的物质。其实，人体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他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人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活人的体表周围用各种不同的仪器进行测试时，就会存在红外辐射、电磁波、静电感应、低频磁信号等，有学者研究后指出：“无非是人人都有的人体声、光、电、热、磁等生物物理特性，专门研究这些特性的学科叫生物物理学。”上述人体之物理现象是正常人体生理学及生物物理早已证实了的。如前所述，将这些生理现象当作气功“外气”，始于顾涵森，顾涵森大约没有想到他的“外气”理论，不久为伪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伪人体科学利用，引出了张宏堡、严新、张志祥等许许多多的气功大师们粉墨登场。由“外气”理论派生的（复活的）阴世界、阳世界，灵魂附体说，意识留存体说，转世说纷纷出笼。人类美好心灵严重污染，传统中医理论深受其害。

记得流落国外的伪气功大师严新，声明在2000公里以外发放气功外气，可使清华大学的多种物质分子结构得到改变，结果成为一场笑话而收场。气功师发放“外气”为人治疗，导致延误病情、伤害人命者屡见不鲜，健康报于1998年5月12日再次报道，这是一件发生在淄博鲁中生命科技进修中心的事，怎能不引人心惊。去冬以来，大巫柯云路在中国黄土地上树起了一位“当代华佗”，这位两度坐牢的当代华佗神医胡万林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靠十几秒的“一望而全知”本领为人诊断，在发药的时候，就要将手掌在药杯口上捂一捂，或者将食指和中指放进杯子的药液中搅一下。这是千篇一律的动作，名之曰“向药物施气”，他的治病方法叫“医气结合”。胡万林“治好了的病人”，是因心理暗示而暂时缓解，他不可能利用手掌，手指“施气”的方法收治疗效果。柯云路胡说胡万林医术高超，为其著《发现当代华佗》，收载于《发现黄帝内经》之首在全国发行，并在胡万林的“医院”强行推销，由此招来许多求生者，为胡万林捞得数百万钱财。就是这位神医，于今年二月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发乱以后，带着巨款潜逃。近十余年来，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所的张洪林教授及其他许多学者研究后指出“利用气功外气治病的实质是心理暗示”。所有信息水、信息茶、信息瓜子、信息书法、字画，都是用神化“气功外气”的方法来神化气功大师自己，都属骗术。由此看来，“气功针法”之“在气场中，用毫针治疗疾病的同时，注入能量、信息”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三三九乘元功的气功“外气”是不存在的。世间没有可以用作治病的“外气”。如果作者还认为三三九乘元功在发功时确实有“外气”，请问你们的“元功”与其他伪气功比较有什么独特之处？你们对“外气”做过什么样的科学监测与鉴定？

二、元功之“龙子与气扬”质疑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有许多流派的气功大师出山，如金钢圈神功的圣钦，道光功的周世泰，修持功的覃尧卿，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巫婆、仙姑、神汉以及许多流窜农村游乡治病的祖传神医都打着“气功”的旗号，“经苦心修悟而得道。”这种丑恶的群体现象，好似气候条件在特殊变化中导致生物界产生返祖现象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好似返回到商周时代了，《封神演义》中的搬运术，土遁术，狐仙变人都在柯云路的书中登场。我们庆幸马克思创造了辩证唯物论，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列宁著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们庆幸中国的众多先贤者们努力普及了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培养了一大批被伪气功大师们称之为“佛眼通”的于光远式的学者，他们都有了识别唯心论的本领，自伪气功出笼之时，就有学者撰文揭露伪气功，且反对伪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但由于众多原因，时值今日，又冒出了一个三三九乘元功的“气功针法”。

三三九乘元功在全国好象影响不大，但他创造了“龙子”学说，中国人是离不开“龙”的，我担心这“龙子”对人们有着更大的诱惑能力，会导致更大的恶果。“龙子”是什么？“龙子”是怎样产生的？作者没有讲清楚。但有一段原注：说“龙子”“俗称元气，亦称能量或良性信息”。既然龙子就是元气，何必又另取一个“龙子”的名字，就不怕弄巧成拙！据我考之，元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首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存在已两千年了。在传统中医理论中首见于《难经》，也有两千年，但“元气”是什么？从古至今无人讲清，气功针法的作者也没讲清楚。作者将“元气”上升为“龙子”，只能将“元气”越说越玄；作者将“龙子”解释为“能量”、“良性信息”，只能说明作者学到了一些时髦的新名词。然而作为生物新陈代谢过程中有着明确内涵的“能量”概念中的“能量”，是不可能在针刺时由医者的指端注入患者的体内的；医者在施针时由于提、插、捻转的强弱可使医患产生不同的感受，但这种感受绝不是医者所施的“良性信息”引起的。因此在“气功针法”中提到的“能量”和“良性信息”是虚幻的、没有意义的。比如医者的元气（龙子或曰能量）如何从医者的指端离体？它离体以后又如何进入患者体内？患者是如何接受元气（龙子或能量）的？这种玄之又玄的“龙子”理论除了暗示作用（或曰骗人）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作者还说，当将良性信息“注入患者体内，同时在针刺的特定信息的作用下共同清除患者的不良信息，使其恢复健康”。既然创造了一个可以治病的“良性信息”，那么能够致病的“信息”当然就是“不良信息”了。在《内经》中是讲病邪的，强调病邪致病。古人讲邪气致病是可以理解的，当今还讲邪气（不良信息）致病就不好理解了。也许“气功针法”的作者正是考虑这一问题，因而换作了“不良信息”致病。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可以致病的“不良信息”是什么东西？或者“不良信息”的内涵是什么？我想作为针刺实践家，作为医疗科学工作者，不必追逐不可琢磨的时髦概念，还是认真地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有用的实践经验为好。

关于“气场”，所有的伪气功大师们在他们施术的时候，除了利用求生者们的心理欲望及对施术者的高度信仰以外，都十分注意“培养气场”，最为典型的是做“带功报告”的伪气功大师们，都要用他们的“托”在大会场上制造气场，当大师表演时，少不了用他们强列的暗示语言进行无休止地诱导，强化气场，这是他们利用心理暗示的重要条件，从而取得成功，使带着求生欲望的听“带功报告”的人们哭闹无常、千姿百态的表演之后，于是精神上感到宽慰，自觉病情轻松了许多。听带功报告的被愚弄者们从来不想一想，他们在被大师们愚弄之后，反将大师视为神灵。然而湖南衡阳杂技团的孟继孔团长。为了揭露伪气功大师们的“带功报告”，组织了一次“超强力带功治病报告会”，取得了超过气功大师们带功报告的效果。会议结束时，孟继孔先生告诉参会者们说：“我不会发功，让大家动起来不是由于我的功夫，而是由于我的方法，包括要求大家坐的姿势，加上我的语言暗示、引导。”孟团长讲了暗示效应，但对“气场”没讲清楚。孟团长成功的“气场”是什么呢？是众多的伪气功大师们已经做过的宣传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诱惑力，是众多求生者们的心理欲望，是那张“超强力带功治病报告会”的广告影响，是孟继孔本人属杂技团团长会武功、可能炼过气功、可能有气功高功夫，是孟团长临场的要求、不断的语言暗示强化了气场。但是医者在针刺过程中如果强调靠虚幻的“气场”作用取得疗效，那是“神医”们的手段，对于真正的医者是没有意义的。“气功针法”的作者如果你在治病过程中还不放弃诸多制造“气场”的手段，还不放弃“龙子与气场”邪说，那么请将“龙子与气场”治病的具体过程向医界介绍清楚。

三、“高能意念力”质疑

“气功针法”的作者说：“医者用气功针法治疗难治病时，是通过运用三三九乘元功独特的高能意念力在气场的作用下“驱使”高能龙子完成的。这样说来，“独特的高能意念力”有别于“气场”，有别于“高能龙子”，当然是值得研究的。在此我们感到了作者的勇敢精神，承认“气功”在他施治过程中的作用了。对于意念力，我们知道：“意念力”是伪气功的重要理论之一，在柯云路笔下屡见不鲜。但表明既“独特”，又“高能”者不多见，很可能只是三三九乘元功的一家之说，因而就“独特”了。在“独特的高能意念力”中“意念力”是本质，“独特”与“高能”，是形容、是描述。因此我们需要澄清的只有“意念力”。“气功针法”的作者强调：医者的高能龙子是在医者的“高能意念力”的驱使下完成治病的。这“意念力”又处于主导地位了。“意念力”是什么东西？作者没讲清楚。大巫柯云路讲：“人的意念能发放外气”。又说：“我们用意念确确实实可以从天地中吸取能量”，“气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意念力和意念知识，……意念的力量可以把你带入奇妙幻化的境界，通过意念可以开发心神，通过心神可以发现精魂，通过精魂可以开发出原始的生命力。”可见在意念力的解说中，“气功针法”的作者是无与伦比的，在柯云路看来“意念力”是可以做功的。柯云路的这些胡言乱语不知“气功针法”的作者能不能同意？柯云路还有一个新词儿，叫作“做功潜意识”。不知“气功针法”的作者是不是还准备将“做功潜意识”借来，为自己的针法再造一个“理论”。

我们的祖先对“意”作过一些解释，《说文》“意，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讲的是“意”出于具有思维功能的“心”。《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里的“意”指主观意识。宋朱熹指出：“意者，心之所发也。《四书章句集注》“意，心上一念之发也”。可见数千年来，意，都指脑中的思维过程。人体生理知识，人类思维知识告诉我们，“意念”是一个思维过程，它是在大脑中进行的；意念的出现，可以是（表明）一个愿望，一种想法的存在，它是建立在经验过的事物的基础之上的。意念力，是一个新创的词儿，近几年来，伪气功理论家们又在“意念”的基础上创一个名词，叫意念力，并给意念力赋予物质的概念，成为一种可以离开大脑、离开人体的东西，甚至可以凭借意念力“一望而全知”的给病人下诊断，名之曰“意念诊病”；凭借意念力搬运物质，名之曰“意念搬运”。这些都属荒唐之说，不知三三九乘元功的“独特的高能意念力”与上述意念搬运术有什么不同？这高能意念力是如何被证明的？较之意念搬运有什么“独特”之处？其“能量”之高达到如何程度？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气功针法”的作者不仅在针刺临床中是有经验的，而且在医史与针刺理论方面也是有一定修养的，如选《灵枢》《标幽赋》论证手感。作者如能认真对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唯物主义的总结，相信也会写出如裴斌先生那样的好文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于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