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医学渊源于数万年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能逐步积累生活经验之后，渊源于数千年前人们对日东升西沉、南往北来位移变化规律的认识；渊源于远古历法理论中天地定位，阴阳观念及远古太极文化的创立；渊源于远古综合科学的发展及口头文化传承之中。至殷商人们在数千年陶文创作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依类象形”造字原则，开创了创作甲骨文的新篇章，为方块文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有了文字为追议民间远古口头文化传承史料提供了可能，为周王室创建各类礼制，开设文史馆藏，封“守藏史”，分设各类医事官员，加强与规范医事管理提供了方便之门。历史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古文字已由甲骨文、金文、籀文演绎为隶书，两周以来便有许多不留名的学者对民间远古口头传承文化进行采积、整理，方有以《尚书》为代表的尧、舜、禹史学——德治思想问世，初步反映了我国五千年文明史。至《周易》成文，又有从口头文化传承中追议“连山”、“归藏” 者，乃至“河图”、“洛书”先后追议成象，分散收载于子书群中，有待学者们挖掘整理。反映我国先民早期探讨四季气象更替的“九宫八风图”被《灵枢》保存下来。从远古先民口头文化传承中逐步追议成文，成象的诸多典籍中我们能不领悟到数千年前中华口头文化的光辉与伟大吗！原始中医学事业的演绎必然孕育其中。

春秋、管仲相齐，齐之强胜达“九合诸候”。《管子》成书，虽有后来之士补文，但它所收载的社会学史料，自然科学史料（含医学史料）可谓春秋时期的骄子，不可小视。随后，老聃著《道德经》，孔丘整理《诗》《书》，治《春秋三传》，无名氏又留下《山海经》，战国百家争鸣之风无不成为原始中医学发展的沃土。

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关注人类思维已被先民们放在首位。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已对人体天（ ）[1]即人头顶（颠）进行描绘；《甲骨文合集》24956“”被释为头颅，这个头（）字与《殷虚文字甲编》507“”意同，在此基础上甲骨文造字者创作了 [2]，这个以头颅为基础的字，描述了人们进行思考时常常用手抓自己的后脑壳的行为表象，我释作思[3]。（思）字证明：殷商先民曾经思考过脑主思维。只是因为柔弱的脑组织静静地藏于头颅之中。不如胸腔的心脏不停地博动，因而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在200年的时间内，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观察，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纣王“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有学问的人用七个心眼思考问题）就建立在心脏解剖基础之上。第六个心字作，造字者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代表四条大经脉（血管），推导出：“有思维能力的心脏通过四条经脉调节全身各部位的机能，从此导致了我国经脉医学的诞生 [4] 。心主思维、经脉调节论史料流传至今。然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古有“目论”，劝谏者说：“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知越之过，是目论也”。指出：“目能见其毫毛，而不能见其睫”。《史记》“目论”之说，促我特撰《中华远古医学思想萌芽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5]，说明中华远古先民早已对人体思维功能十分关注。与此同时八千年前的先民们对自身的疾苦必然是关注的，这就是远古中医学知识必然积累发展的动力。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经络”（经脉医学）为代表的中医理论起源，众说纷纭，更有权威人事介入布尘，障人耳目。为促进未来中医理论的健康发展，此等灰尘，必须拂去。

一、澄清特异功能对中医理论起源·演绎中的干扰。

上文已涉足于我国经脉医学的起源。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特殊情况下刮起了气功、特异功能热，从耳朵识字、特异透视，……到严新与清华大学的“外气实验”[6]，可谓热闹非凡。德高望众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院士多次参加相关会议后，将特异功能与西方研究百年“心灵研究学会”[6]（P：197），“超心理学”等结合，提出“人体科学”概念。院士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通过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解决中医理论中一些尚难说清的问题。1983年11月14日，钱院士听顾函森《生命信息疗法与中医现代化》报告后说：“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气功研究，会使我们找到一把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1984年4月2日，在听陈信《人体科学研究最新的动态》报告后，钱院士说：“关于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有密切联系的观点……看来不如陈信所长提的经络、气功、特异功能有密切联系的观点更具体，……。所以，气功的研究工作是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据巩献田《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说：“钱老在1986.5.23向香港《文汇报》记者说：“……我现在的认识认为：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个东西是一体的，从现象来看，最突出的是特异功能，要发展特异功能、气功、中医，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理论，……，搞中医、气功、特异功能，最后的结果，是引起一场新的科学革命。”[7]，与此同时，钱老还讲“经络的实质是不存在的，有经络的理论，但是没有经络的实体。”所以钱院士还力主建立“唯象中医学”[8]。三十年前的这场特异功能热对于中医理论的创建带来极大的副面效应，是我们应该逐步澄清的。在特异功能热的思想影响下，有学者认为：“某些特异感觉功能发现了经络体系[9]。或者将经脉学说的诞生推向具有“特异功能的古代医生——扁鹊[10]”。有学者在探讨我国先民对器官认识的途径时说：“古人对解剖器官脏腑的认识，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其一，……其三，特异功能对机体的透视。”作者指出：“扁鹊能够见垣一方人，尽见五脏症结。……少数特异人的特异透视能力，应该在解剖器官的认识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11]。这篇文章出于中医学博士之手，可见特异功能对中医学理论影响之深。甚至新世纪以来仍有学者用特异功能解返观内视，如马献军在《感悟李时珍的经络观》中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看之的论点，……这是他（李时珍）自我练功至高境界对经络感应的精辟描述，足以说明，练气是查知经络的唯一方法，……[12]”，马先生的意见，迫使我们不得不加以澄清，特撰《论李时珍返观内视与内审思维的同一性》[13]，成功地否定了李时珍的返观内视（特异感知）能力。

应该指出：钱院士自介入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的探讨后，虽经常发言支持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位一体，但从总体讲钱院士是十分慎重的。他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也要学好辩证唯物主义。”1984年在人体科学的探讨中，院士注意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的探讨，他强调：“人体科学特别要抓着人的整体这个层面，特别是在神经系统和人脑控制下的这个系统。……在马克思、思格斯著作里，意识、思维、精神的来源只可能从脑这个物质产生。……。”提出“人体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巨系统”。钱院士的这一认识，对于他本人讲是人体科学研究中认识上的一次深化；对于广大研究人体科学的医家及经络研究工作者，这一认识，将对今后人体机能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1986年他撰《人体科学的幽灵在徘徊》中批判了气功新理论中的“龙子”、“气场”，院士指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的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的。无非是以一个说不清楚替代另一个说不清楚，这个不能叫作科学”[14]。钟科文在《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198页载文香港大公报1990年转引健康报刊登钱学森的秘书涂元香的一封信称：“我作为钱学森同志的秘书，要郑重声明的是，钱老提倡用科学的，严格的方法研究气功现象，……他反对少数人借气功之名，行骗金钱之实，更反对借气功搞封建迷信活动”。

从诸多事实分析：对于钱院士在早期特异功能热中将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捆绑在一起的言论，我们应该在澄清认识的原则下，用唯物认识论理解钱院士的心情，他是在我国“经络研究”累招失败后，希望从气功、特异功能中寻找突破口，从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但是1985年以后钱院士根据辩证唯物论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巨系统。”当今我们应该尊重钱院士的心愿，采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钱老新创的“开放性复杂巨系统”人体理论，应成为我们研究人体科学、研究中医理论的新武器。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异功能的幽灵仍然不散，如伍绍祖发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人体科学研究科学健康发展”[15]，公布“找到了新一代的特异功能者沃尔根”。伍先生力主继续研究人体特异功能。2010年10月，中国科协举办第45期新观点，新学术沙龙，沙龙会上气氛热烈。不久又有学者们追随，推出：“象思维与藏象理论的构建”[16]。作者们无端强调：人体存在天、地两个系统，并作“命门中所藏四时藏及所生五神藏图示”；无端将肝、心、肺、肾一劈为二，说“肝心肺肾属天系统；肝心脾肺肾属地系统。”正如钱院士批评龙子气场时说：“其实，这些东西是凭空想的，这个不能叫作科学”。所以在探讨中医理论起源，演绎过程时，我们还是应该遵循钱院士的心愿，一方面排除特异功能对中医理论的干扰，一方面采用历史唯物史观深入到相关历史时期探讨中医理论体系的产生根由。用“人体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医学系”指导中医理论研究，这是我们撰著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十七讲的根本宗旨。

二、《医学导论》中“医学起源”的观念应修改。

近日有机会拜读2011年发给高等医学院新生的《医学导论》，该教材由文历阳先生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8第一版，2008.6月第三版，说明本教材对高等医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医学导论》全书分析，包括中医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学习心理、大学生思维发展、学习方法、记忆理论及记忆技巧等，应该说是引导新同学学习的一本好书。

但是该书开卷讲“医学的起源与发展”，说“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一下子将我的思想打乱了。我立即放下《导论》思绪如潮水涌来，“有了人类”这个概念应该怎么理解？在这个词中应该包括人类进化中的断代问题，这里的“人类”是指古猿进化为猿人吗？在我国，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被人类学家认定是“直立猿人的一个新亚种”[17]，是否早在170万年前已经“有了医和药”？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17](P：9)时期“有了医和药”吗？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18]“有了医和药”吗？20万年前的广东马坝人是我国猿人进化为古人的代表，马坝古人被古人类学家根据进化特征认定为早期智人[19]，进入智人阶段的马坝人在原始生活状态下“有了医和药”吗？世界各民族医和药的起源能不加分析的讲：“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吗？

具有世界意义的医学起源问题，是近百年来世界医史学界关注的大问题，既往各文明古国对医学起源都存在神授说，圣人创医说，反映了数千年来人们对医学起源的探讨过程，与医学知识必然来源于医疗实践不符。上世纪中叶，前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如果认为医学的历史是从有了文字记载时期开始，那就错了。”从后一句讲，巴甫洛夫认为：医学起源的历史在文字创作之前；医学的起源出于人们的医疗实践。此认识与医学神授说，圣人创医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前一句“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对于人类进化断代概念不清，是值得高榷的。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医史著述中往往沿袭巴氏观念，如《中国医学发展简史》讲：“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 [20]有学者说：“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活动。……人与兽斗争，故有外伤，外科因之而兴；没有火以前，生食而伤肠胃，内科因之而起”[21]上述认识好似说人类出现之初，连因“生食而伤肠胃”的内科病证都能认识了。这种推论能站住脚吗？仅就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对人体内脏进行过解剖吗？他们能给“肠”“胃”命名吗？《医学与哲学》于1988（4）发表《试论医学的起源》《医学起源阶段的时间界定》、《医学的起源与形成辨析》甚至将医学起源推到1400-300万年前。医史名家何爱华不加分析地撰文指出：“医学起源分期”将170万年前元谋猿人至公元前841年划定为医学起源积累时期[22]。何等武断！1991年高等中医院校参考书中也讲：“有了人类，就有了卫生保健”[23]。当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已经过去，在医学起源的教育中，《医学导论》再次抬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还借用“历史证明”作强证，能不令人心寒吗！《导论》第2页“……在以植物为生的长期生活体验中，……也认识了某些植物毒性，……例如中国人发现大黄能下泻，麻黄能平喘、止咳。”此论强调“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应该可取。但是作者的前提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如果不将远古先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方能认识“大黄能下泻，麻黄能止咳、平喘”的前因后果讲请，能服人吗？比元谋猿人进化了120万年的北京猿人能理解大黄的下泻作用，并在临床中主动应用吗？北京猿人时期有“临床”这个概念吗？他们能认识下泄、咳喘是病态吗？北京猿人能将麻黄的止咳、平喘作用应用于临床吗？“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要害在于对人类思维进化史未作任何探讨，忽视了人脑解剖结构与人脑生理功能的渐进性进化史的认识，忽视了人脑远事记忆能力在积累原始生活经验及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积累中的基础作用。人类学家将人类进化史分作猿人，古人（早期智人）、新人（晚期智人）三个历史阶段，新人除具有现代人类的体质特征外，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大脑容量达1350毫升左右，脑神经元达140亿左右，脑神经元内部结构进化至具有了远事记忆能力。只有这时新人们才能对积累的知识进行比较，得出新知，并主动将某一新知继续积累，完善新知，这才是原始综合科学知识中许家窑人发明飞石索，峙峪人发明弓箭，山顶洞人发理钻孔术，制造骨针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人类进化到新人，人类才具有主动积累医事活动中的知识的可能，近5万年来的新人时期，才是医学起源的上限[3]（P：4-10）。

有学者讲：“医学的起源，实际上包括了本能行为，经验医学、医学理论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4]并说：“低级的本能行为当然要向高级发展。”混淆了没有目的自救行为与主动寻找医治方法的界限。如早期人类手受伤后，受伤者没有目的将受伤的手放进口中吮吸，与有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能从既往受伤的经验中主动寻找某一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的有目的主动行为意义是不同的。只有后者对疾病的主观认识才能认识到自己有病了，与主动寻找治疗方法才具有医事活动与医学起源的意义[3]（P：8.23）在探讨人类医学起源时，如不澄清“本能行为”与医学起源关系，将“本能行为”列入医学起源范畴探讨，所得的结论，便会掉进“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24]”怪圈，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关于人类的认识水平，近代学者指出：“如果说以前只能认识分子，后来认识了原子，现在深入到原子核内部，那不是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人的实践水平局限了人们的认识能力”[25]。这一分析正好解释了新人的认识能力，是具有远事记忆能力的新人的实践水平限制了新人的认识能力。还因在新人中，“并非人人都可以用同等的思维能力来连接他们的观念，这就是想象力和记忆力何以不能一视同仁地为每个人服务的缘故”[26]因此，在新人中间产生了对医学知识比较关注或感兴趣的人群，当他们经历了某一次疾病过程，他们便能留心于这一疾病某些特征及与这一疾病好转有关的事件，并能较好地记忆下来。只有人类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发展到有目的地、主动地寻找治疗方法的时候，这种主动行为才具有医学起源的意义。至于说人类给肠胃命名，给心脏命名等，那是近4000年来，特别的殷商以来甲骨文的造字者们采用“依类象形”原则造字后，促进了人们对人体脏器的解剖观察、生理功能的思考后逐渐起步的。唯8000年前的河南贾湖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了（目），证明他们对人体五官生理的关注：贾湖人关注目视生理，反映了我国先民遗存了中医学思想萌芽的轨迹。此一起点在数千年的文化演绎中，导致了“目论”的产生，导致了四川三星维目文化的产生，反映了在心、脑主思维之前的数千年内还有“目主思维”的认识[5]。人类医学知识的起源与人类大脑进化规律完全一致。

三、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在人类社会早已存在一种思维模式，或曰思维方式。人类最早在直观思维下发明了砍砸器，经数百万年的进化，当有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才能将已经历的事件（个别知识）记忆下来。有了远事记忆能力，才有了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积累，才有了思维过程中的比较观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中国远古史分析，看得见的事物莫过于一万年前的种植农业，红陶烧制的起步（玉蟾岩等遗址）；莫过于七千年前的水上运输工具、杆栏屋群落等（河姆渡）；莫过于四千年以来遍及东南西北的眼花缭乱的青铜器。近万年来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无不反映人类思维的进步。但人类思维的进步，很难如石箭头一样被保留、被直观。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大脑解剖结构、生理机能进化的结果。包括人类在社会进化中对社会进化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学的进步。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能不感谢两周学者的追议口头文化传承保留的《尚书》。《尚书》讲尧帝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关心民众疾苦、衣食，组织有知识的人“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促进了农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禹王认识到“政在养民”，在此思想指导下，要求执政者们“正德、利用、厚生”，又改进国家管理制度，设“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管理国家财用支出。禹王的“六府三事”，被人们编作“九歌”传颂禹王的业绩。从尧帝到禹王的思维模式，有直观、有比较，又有推理判断。禹王治水就因从“堵”改作“导”才取得了胜利。以尧舜禹为代表的我国先民思维科学的演进，亦是中医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思维方法的进步，无疑是提高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事务的法宝，探讨自然科学之道与社会科学之道的“道法自然”的深远哲理就在其中，她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当今建立和谐世界的原动力。

近代思维方法自黑格尔提出辩证法以来，马克思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恩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对社会科学史的分析，更适用于对自然科学史的分析。毛泽东主席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他的一生，力主“改造我们的学习”。特别是建国前后，他和党中央的先辈们共同努力，在全国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努力将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变作社会意识，他希望政府职员、科学工作者们都建立这一主观意识。建国前后的这场思维方法的大变革、大普及，使许多人受益匪浅。

1955年青岛市的卫生部门举办“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学习班”，通知驻青岛解放军卫生人员参加。那时我在青岛五号码头卫生所工作，为我自学创造了条件。我向所长要求跟医生们一起参加每星期天开讲的学习班。讲课的老师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讲的很通俗，也有巴甫洛夫与唯心论者谢灵顿的斗争史料，因此讲课中无疑贯穿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认识论。后来我认识到，这些学习在我的思想中种下了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史观的种子。回忆之，我非常感谢那个时代的朝气，蒸蒸日上、宣传普及真理的火红年代。火红的年代培养了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注意到“分析”并养成了习惯。尤其在大学的学习中，在大学毕业以后的学习中，我都要考虑该学习内容的诸多具体问题。1982年自学《灵枢》，后来学《素问》，认识到《灵枢》中潜藏着许多先秦医史。为追踪中国医学起源，我逐步追至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及先秦子书群中，希望从中探求医学起源的根由。现在想来，上述“追踪”，应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追踪”的。在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中，1997年我提出：“追中医理论产生之根由，查秦汉医理之真谛，方可明中医药发展之方面”（北京小营·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来在习撰中完成“医学知识起源新论、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经脉学说起源及当代‘经络’新论”，收载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之中。（1999出版）在撰《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时，表白了“穿云破雾释经络”的勇气。我在历史唯物论指引下研究远古中国医学史，认识到应依今本《内经》为界，将今本《内经》成书之前的医学史料命之曰“原始中医学”，“原始中医学”建立在丰富的原始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将今本《内经》成书以后的中医学，称作传统中医学。不论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先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原创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历史性分析。我个人认为：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块未受社会学中君臣思想、魏晋时期玄学干扰的净土。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经脉学说是核心，是灵魂。当代误将“经络”从经脉医学中分离出来，从不同层面研究“经络”六十年，至今众说不一，其实以失败而告终，但仍有“虚体”论者及“经络是水通道”的论述，这一结果必然使中医理论失去灵魂，必然导致许多尴尬局面出现。这便是“告别中医中药”谬说出笼的重要原因。当今有许多学者为寻找中医理论的“突破口”操劳。我希望学者们能走进原始中医学，深入探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从中寻找到中医理论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审议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在“经络研究”中留下了许多与既定之“经络客观存在”不符的，但属唯物论认识的真实史料。由此我们应该在重新审议之后认识“经络概念”的副面影响。薛崇成教授早已指出：“研究经络，必须解决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问题。其实两汉医家在创十二经脉理论中，将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安排脊柱两侧，与脊神经关系十分密切。由脊神经分出的交感神经在胸腹腔内组成交感干，在生理学上，交感干支配着、调节着胸腹腔内所有脏器的生理机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足太阳膀胱经脉的循行特征完成了针刺疗法中远位调节功能。因此，放弃“经络概念”及其内涵，重新探讨“经脉学说”的方方面面。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内构建未来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条可通的道路，愿有关权威机构有计划地组织此项科研；愿学术界共同努力，促进中医事业光明正大走向世界。感谢毛主席等雄才家们对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的宣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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