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包涵了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积累及原始中医学理论的起源与演绎，已涉足于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原始思维的相关认识。

      一、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与大脑进化的关系

        在探讨原始中医学知识萌芽，起源的过程中，我们体悟到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与人类进化史是不可分割的，原始中医学知识与远古中华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起源同步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认为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我们应该怎样断代原始综合科学知识起步的时限呢？学术界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前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医学起源的概念，在排除医学神授说后，将医学起源推到猿人早期，在当时讲，具有权威性，影响到中国医史界。有学者写到：“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1]。在此，“最初”二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等于重复了巴甫洛夫的“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难道：18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时期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吗？人类学家将人类进化史分作猿人、古人、新人（晚期智人）三个历史阶段，指出：早期猿人脑量平均约为600-700毫升，有学者对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骨进行分析，结论：“北京猿人平均脑量为1059毫升”。强调：“人脑容量的大小，与人类智力强弱存在一定关系”[2]。当人类进化至近5万年以来的新人（晚期智人）阶段，不仅大脑容量与现代人完全一致，而且大脑新皮层迅速发展，皮层各脑区神经元内核根据生理功能不同而迅速进化，各脑区神经元网络联系迅速进化。此时的人类已具备了长期记忆（远事记忆）能力[3、4]。我国新人的代表是5-4万年前的许家窑人[2]（P：113），他们遗存了打制规范的小石球2000余枚，最小者约50克，发明了由小石球制成的可以飞打猎物的飞石索，第一次提高了狩猎能力。从人类社会学分析，由于新人们有了远事记忆能力，人类社会已向较高层次发展，又因那时人类多因血缘群居，尚无家庭概念，孩子出生以后全由母亲捕养，因而“从母不知父”，所以新人早期的人类社会，如许家窑人已属母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氏族中的领头人物已初步学会了一些管理社会的某些能力。随后的峙峪人、山顶洞人在原始文化上发明了弓箭，学会了钻孔，雕刻以及绘画技术，出现了饰品，反映了1.8万年前我国先民们的原始综合科学知识水平。人们能将从直观中认识到的知识与记忆的相关知识进行比较，抽象思维能力无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进步。许家窑人晚期的人们对于外伤、伤后流血、疼痛有了更多的认识，成为人类医学知识起源最早的源头，他们不仅能用手语指着流出的红色物质表示“血”，而且还能用眉头、眼神配合表示“痛”。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目睹了无数次受伤、流血的情境后，有些人将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用“血”这一单词表示，时间长了，当多数人都能用“血”这一单词与伤口中流出的红色物联系起来发音的时候，“血”个特定的单词就被口头文化固定下来了。同时许家窑人以来的人们还可能创造了“痛”的单词。上述医学知识大约萌发于近4-2万年以来，逐步形成口头文化被传承下来。

从语言发展史分析：峙峪人、山顶洞人的生活都是从母不知父，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更浓。由于大脑的解剖，脑神经元生理机能的不断进化，他们继承了许家窑人口头文化中传承下来的“血”、“痛”等单词，还可能用“流”这个词来说明伤口中处于流动状态的血叫“流血”。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经验的积累而逐步丰富。考古工作者在峙峪遗址发现造箭的重要部件，石 的存在，证明峙峪人发明了弓箭。“由于有了弓箭，……打猎也就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5]。原始的狩猎生产发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在社会交往中必然促进了口头文化的交流、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成能力。人类捕杀各类动物，对动物体内的脏器功能已有一些直观认识，如捕杀兔时，在胃内可见到草，捕杀狼时，在胃内可见到某些动物的肉，为以后认识人类相关器官的生理机能提供了借鉴。

地质学家考古证明：“大约距今一万年，地球地质历史进入全新世，……全新世期间的气候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距今1万至8千年前的早全新世，此期属气温偏冷期；距今8千年至3千年的中全新世，此期气温属温湿期，近3千年来的晚全新世，气温属偏凉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全新世期间，正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原始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贾湖文化、濮阳文化、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洪山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此期我国原始综合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如种植农业，家庭驯养业、制陶业、青铜冶炼铸造业，编织业、印染业以及造房、制井、造舟等广泛兴起；尤其是河南濮阳颛顼部族、甘肃永靖伏羲部族，云梦泽西南的女娲部族，他们几乎在同一时代（6500年前）分别从事观日东升西沉南往北来位移规律，分别置订八月历、十月历、十二月历法制度，特别是伏羲氏族的天地定位观，成为天阳地阴、暑阳寒阴的理论根据，成为中医阴阳理论的源头；许多远古口头文化传承的天文、历法史料被两周学者追记收载于《尚书》、《山海经》以及《管子》《道德经》、《晏子春秋》、《淮南子》子书群中，成为两汉创建中医理论的沃土。

二、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与原始中医学理论的起源·演绎

关于人类思维的起源，必然与人类脑神经系统的进化联系起来思考。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及中医理论的起源·演绎，两者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医学思想（医学理论）的萌芽起源具有同步性，他们是一对难以分解的孪生兄弟。试想：假如没有求治愈—医学思想的支配，又怎能主动关注相关医学知识（受伤过程，医事行为等）呢？现在，当我们较为深入地探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原始中医学思想的萌芽、起源时，才知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起源是原始中医学知识产生的基础；原始医学知识的逐步产生、积累，丰富了原始医学思想的内涵；原始医学思想伴随着原始医学知识的产生而产生。

原始医学知识的萌芽、起源，与人类谋生行为密不可分。当早期人类为谋生在荆棘丛中穿行的时候，当在追逐动物的迅跑中，或者在与较大猎物的搏斗中难免经受各种伤害。早期人类在受伤后，是不能理解自己受伤过程的，因而也不可能有主动医治行为。如果存在用手抚摩伤口，也是一种自救本能，这一行为没有口头传承的可能，到新人时期，新人们能理解受伤。在受伤的人群中，又有比较关注者，那些比较关注自己和他人受伤的人们，才能主动从自己受伤或他人受伤的经验中寻找治疗方法。如当受伤后，采来某一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只有这种主动行为才具有早期医事活动的意义，它所反映的知识，才具有医学知识的性质，并可经口头文化传承下来。当我们追议他们为什么在受伤之后主动采集某一植物叶揉一揉贴敷在伤口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悟到那时的人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某一被揉软了的植物叶贴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或者减轻疼痛，促进伤口早日愈合。这就是新人们的“求治愈欲”，就是早期医学思想的萌芽、起源过程。

2.1直观思维是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的重要途径

所谓直观，是指一种感性认识，是指人们谋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自己的耳、目、口（舌）、鼻以及全身各皮表部位直接感觉到外界事物冷热尖钝的存在，俗称感性认识。人们在各类生活环境中所感受到的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之一，新人们离开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就无法借用推理判断方法认识事物。直观思维的另一特征是：在直观下人们只能感知个别的表面现象。感性认识的内容建立在生活经验的积累之上，这些知识是直观的，具体的；当从多方位感知同一事物时，所获取的知识可以是多方位的，十分丰富的，是反映某一事物本质特征的基础，同时也是促进对本事物理性化认识的基础。如许家窑人以来的柳江人等，到了热天，身上长了多个疖、痈，由于谋生，仍需出去采集、狩猎，常到荆棘丛中穿行，常被荆棘或尖石刺伤。也许有一次，正好刺破了一个成熟的痈，起到了排脓的作用，不久这个痈痊愈了；而另一些痈，久久不能排脓，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四万年以来的新人们特别是柳江人以来的新人们对这一直观认识是可以记忆的。当积累的相关经验多了，在比较认识之后产生了“求治愈欲”，产生了主动取一枚刺刺破已经成熟的痈，使之排脓，达到了治痈的目的。用植物刺挑破痈头排脓治痈的方法经口头文化传承下来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江汉平原的民众们仍用皂角树刺破痈头排脓。我小时候就在父辈的帮助下用皂角刺挑破痈头排脓，起到了治痈的作用。

水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远古人类多择居于伴水向阳的山洞，这是渴了要喝的需要，是一种本能行为。进入新人以来的新人们，在谋生的各类活动中逐步认识了水的相关性质[5]（P：21.22）当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便可主动寻找溪流，河水，蹲在水旁洗涤伤口，其目的在于促进伤口早日愈合，丰富了原始治疗医学知识的内容。

2.2推理判断是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如制陶、冶金及原始中医学理论起步的基础

人类认识论的起源，是人类有了远事记忆能力以后在谋生的实践中经直观思维积累知识，丰富经验后的产物。这一认识的进化过程大约经历了两万年。这是山顶洞人能够制造骨针，缝制兽皮衣服，将赤铁矿粉末撒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近两万年以来的新人们当能将积累的多种知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感悟新知的时候，人类的推理判断能力便诞生了，人类认识的事物更加丰富了。由于近几年又有学者在怀念钱学森院士时再次提出：“经络的发现及其保健功能，涉及到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要求“人体科学工体者与功能人（特异功能人的简称）合作”[6]。本来钱学森院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介入气功研究热后，曾多次表态说：“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气功的研究，会使我们找到一把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钱院士将气功、中医理论、特异功能三者捆一起，希望用“特异功能人”的本领如“返观内视”能力探讨“经络实体”，已给中医理论的创建产生了许多副面效应。但是钱院士后来多次强调：“人体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巨系统”，多次讲“人脑是人类意识的物质基础”，要求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学好辩证法，又忠告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不要用一个说不清楚的龙子、气场替代另一个说不清”指出：“这个不能叫作科学”[7]。钱院士的上述认识才是钱院士为我们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为我们研究人体科学提供了新的，与人体整体机能、特别是大脑机能相一致的科学认识与研究方向，我们应该与钱院士同步修正自己的认识。

人类的认识是向前发展的，假如新人时期的人们原始思维仅停留于直观思维下的简单感悟，不在感悟的基础之上作推理判断工作，那么，人类的思维就会停顿下来，世界上的事物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我国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纪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及附近800米处同时代的吊桶环遗址均发现了红陶片，从陶片中可以看出：那时的陶器制坯法，有泥片贴塑法和泥条叠筑法，证明这些陶器制作是有规范工艺要求的。仙人洞3B1层遗址经C14测定，断代为距今12.500年左右的遗存。也就是说距今12.500年前的仙人洞人已经步入规范制陶多年了。我们分析、发明陶器有一历史过程。我们追议：居住在南方古百越（江浙等地）沼泽的居民，见到过茂密的森林，古树众多；见到过古树在风灾中倒下死后，有些突起的树疙瘩，成为各类动物擦痒的好地方。如野水牛、野象，在泥塘卧后，又到树疙瘩处擦痒，将泥擦于树疙瘩上，干后又擦，擦后又干，使树疙瘩上的泥越积越厚。有一天雷火引起燃烧，大火之后，先民们再到枯树处，见枯树已烧为灰烬，但在地上见到一个烧成红色的凹型物，捡起来用手指敲一敲，还能发出声音，拿在手上可在水塘取水，为喝水带来方便。先民们在这一直观过程中，不是一时一地的人们经一次二次就可理解，加深认识的，肯定经许多人无数次的反复认识过程，特别是有些先民反复留心于这一事物的观察，便于雷火之后主动寻找烧成的凹型物为自己使用。随后又在上述直观中产生“灵感”。产生“灵感”的先民们推导：树疙瘩上的泥是牛、象擦上去的，雷火烧后，枯树疙瘩烧成灰烬，而凹型泥烧作可以取水装物的东西。推导是否可以用泥做出一个凹型物，晒干后放于火上烧呢？这一“灵感”终于变成现实，第一件陶器在仙人洞、吊桶环先民的手中发明了。这一过程可看作是我国陶器的起源。

我国于5000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过程具有类似的历史。尧舜时期，我国烧制陶器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先民们在制陶过程中逐步总结经验改进陶器制作工艺，改善陶窑形态、火堂、烟道，逐步提高炉堂温度，发明彩陶，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在炉堂内摆放陶坯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火堂利用率，将某些石块放于火堂，以利于陶坯的摆放。尧舜以来，聪慧的先祖们，在烧制陶器的实践中，在处理炉渣时，逐步发现了冷凝的金属物。这一发现，促使先祖们展开综合思考，分析窑堂内某一石块的变化与冷凝金属物的关系，在下次的装窑时，有意先取某石置于窑堂内，结果证明冷凝金属物增多。在反覆的实践中认识冷凝金属物与某石的关系，从而探讨冶炼，收集金属物的方法，经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导致了尖端科学——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发明，成为《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问世的重要原因，证明先商以前的若干年前，发明了青铜铸造，发明了文字，并刻于盘范上铸造出盘铭，告诫汤王自己在执政中要接受夏傑的教训。

我们思考：近万余年以来，人们在原始科学技术如此贫乏的情况下与火，与高温打交道，不会发生炀伤、烧伤吗？他们不想到预防吗？当炀伤、烧伤发生后不进行最简单的治疗吗？最初的预防知识、治疗知识不经口头传承吗？但都因在文字未创作之前医学知识等无法用某种形式保存而失传。我们必须承认仙人洞人、吊桶环人、玉蟾岩人他们不仅发明了陶器制作，而且发明了水稻的人工种植，证明他们已有能力、关心、记忆、思考自身的受伤状况及其相关的外治疗法中的经验了。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遗存人工采集樟科植物叶一堆，学者们断定，可能为防病之用。自新人以来原始中医学知识在不断起源、积累、原始中医理论孕育其中。

2.3相对对立概念的建立，促进了中医理论的起步。

我们讲，我国先民自新人以来，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注意到某些天然物的坚柔、锐钝、曲直等性质，成为峙峪人发明弓箭的基础。在峙峪人、山顶洞人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关注到太阳、月亮、早晚、明暗、黑白等现象，特别是6000年以来的先民们在陶器制作中留下了众多陶文，如……都表明一种相对、对立观念，成为人们进一步探讨新知识的动力，成为后世演绎作相对对立概念、进一步演绎作阴阳观念的基础。原始中医学理论中的阴阳观念，我们可在考古史料中得到佐证[3]（P：83-89）。阴阳观念更与伏羲氏族在观日视运动中创“天地定位观”，表明天阳地阴的阴阳观难分。

我国远古先民在口头文化传承中有“结绳记事”之说。结绳记事讲的是大事用大结，小事用小结，除此之外，不能表明事物的形态。不能用于观日出日落位移。濮阳出土6500年前的“蚌塑二分日道图”[8]，说明我国先民在“结绳记事”之前，还有失传了的采用某物摆出某一形象的 “蚌塑记事”“摆石记事”（用小石块根据某一事理摆出某一形状的记事）方法。我们将在《连山易》的揭示中阐释。濮阳“蚌塑二分日道图”中潜藏着天阳地阴暑阳寒阴观，从春秋战国子书群中分析，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引入了阴阳理论，广泛吸取了原始天文历法理论中的寒暑更替“冬至一阳初生，夏至一阴始发”的阴阳气息渐进性发展，周而复始观，在一个较高层次采用天人合一观组建中医理论。上述观念，当我们思考未来中医理论时仍然不可忽视。

三、殷商至两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理论的演绎

历史再向前行到了殷商时期，依类象形的甲骨文字已经成功的创立，我国的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知识已可用文字记载，其内容已相当丰富了。殷商基础医学知识主要表现在某些生理、解剖知识。如甲骨文目字作，由此产生了具有生理学意义的见（从目从人），惊惧（ 从双目，从人，描绘一人踮足，突出双目远望）[4]（P：72）耳字作，由此产生具有生理意义的听（从耳从口）。还有舌字作，鼻字作，骨字作……。 在甲骨文中已有一个肓字作 [9]，经考证这个肓（）字，是对腹腔内肝左下之网膜囊孔的描绘，网膜囊孔的上方（尸体取仰卧位）是俗称膏脂的大网膜。春秋时期疾病深浅说的“病入膏肓”就指这一解剖部位。甲骨文字证明。殷人对腹腔内的膏脂类网膜系统进行了解剖观察，为后世医学创消化生理之三焦理论提供了基础[10]。殷商时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本着依类象形原则造字，在心字（）的创作过程中经历200余年，先后对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造成六个心字，最后一个心字在心脏底部描绘了几条大经脉代表了我国人体调节理论经脉医学的诞生。殷商经脉医学起源后，经齐国的“人有四经”说，楚域的十一经说，至两汉时期在建立一系列规则后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达到“阴脉营其脏，阴脉营其脏，如环无端”的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目的。但上述规则，都属人为安排。所以在六十年前将“经络”从经脉医学中分离出来后，又视为“经络客观存在”，依此立论，经数十年的各类研究，均以失败而告终，是必然的结果。在经脉医学中，循行于脊柱两侧的足太阳膀胱经，由于脊神经的解剖学特征，保证了足太阳膀胱经“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的要求[11]。

   殷商时期的临床医学有很大发展。据温少峰、袁廷栋《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记载：现存殷虚卜辞中、涉及病名者323片、415辞，疾病名称34种。其病名大部按人体解剖部位命名。分析商代临床，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卜辞中，很少见到治病的药物与治疗方法。如依卜辞、殷人用药物治病就成了空白。但《尚书、商书、说命上》分明讲：“若药弗眩螟，厥疾弗瘳”。说明殷商是有用药治病习俗的。因此，从甲骨文分析，商时存在一部被扭曲了的临床药学史。造成商宫廷卜辞中不见药物治病的原因是复杂的，与商统治者们信奉先祖保佑，信奉鬼怪报复有关。从医学起源、发展内在规律分析：我们相信，商时的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有关医学文化传承是十分丰富的。由于人们关心、记忆的内容受个人兴趣、观念和经验多少的影响，那些对于人们健康状况给予关注的人们一定留心于民众中某一疾病表现，治疗经验的积累，他们一定参予了民间疾病的防治，他们是殷商民间社会的天才医家。由此推之，在殷商的广大农村，必然有许多原始医学知识在传播，必然有许多留心于民众疾苦的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在为黎民百姓排除疾苦。但民间的医事活动是没有条件被龟卜刻制下来的。民间广大老百姓是没有条件将自己的疾苦及其治疗过程刻制于龟板之上的。我们注意到宫廷中有鱼、枣的记载如同《五十二病方·蚖》第十治方：“煮鹿肉，若野猪肉，食之饮汁”一样具有药物的意义。马堪温先生于1955年指出：“尽管在医学发展中掺入了宗教巫术，也不能阻止人民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医药知识的进展”。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台西村商代遗址挖掘出土桃仁、杏仁、郁李仁及其他植物种子30余枚。有学者研究指出：“不能排除台西村遗址出土郁李仁、桃仁药食同源论的可能。”因此，说商代没有用药物治病的认识是不可取的。从文化源流发展观讲：周由商发展而来，周之医药，医政制度都较完备，周如果不吸取继承商时的医药事业之长，能一下子发展完备吗？周之医药事业能凭空发展吗？周之医药文化的源头至少在夏商。

殷商依类象形的造字原则促进殷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殷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反作用于造字，使造字者造出了如（思）字，描绘人们在思考问题时用手抓自己后脑壳的行为表象，再如反映临产的字（临产、顺产、头先露）、（临产、难产、足先露），这些饱函临床经验的象形会意文字的产生，深刻记载了殷商临产医学的进步。[12]

四、小结：中医理论起源的必备条件

1、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是医学理论起源的必备条件之一。

2、在中医理论起源中，原始天文、历法理论中的天地定位观，天阳地阴、暑阳寒阴、昼阳夜阴，对中医阴阳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是新人以来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反映；自然物候之春萌秋杀、寒则地冻水冰，一年之周而复始；阴阳合历之“损有余而补不足”，都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医学理论。古代医家名之曰“天人合一观”。

3、中医理论体系的起源与殷商以降基础医学中人们对“食入于胃”后对消化生理的感悟，力求了解“泌糟粕，蒸津液”的生理欲望——求知欲有关。

4、中医理论的起源与殷商以降临床医学中的疾病命名，归类的发展演绎难分。

5、人类原始思维方法中的依类象形，触物缘览，取象比类等象思维方法是创立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神奇途径之一。

6、两周先民在相关学科中创精、气、神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医家们旁纳精、气、神理论解说中医理论，将中医理论与思（）、与“脑神”相联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升华。

7、吸取“圣人心有七窍（心主思维）”结合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血管）创四经调节论，演绎为每一经脉与某脏、某腑相联接的首尾相连的十二经脉调节论，反映了自然界及循环系统周而复始，如环无端观，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

参考文献

1、湖南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发展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4.1版8页。

2、吴汝康《人类发展史》、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 1978一版98、103页。

3、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一版4-10页。

4、严健民《论原始中医学》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3一版27-28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曹保华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华业《继承钱学森遗志努力开创生命科学新局面》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世界华人通讯2010.4-17页。

7、钱学森《人体科学的幽灵在徘徊》北京世界化人文化院，世界华人通讯2009.12.86页。

8、探索、发现栏目组主编《考古中国·贰》濮阳星图之谜，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9、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一版1386页。

10、严健民《战国消化生理三焦配六脏新论》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6）。

11、严健民《论中医理论的魂》全国第九届中医医史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2006.129页。

12、严健民《远古中国医学史》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一版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