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序

医学起源问题，由于直接史料缺无，一直是医史学界长期讨论而难形成统一认识的一个难题。虽然有种种观点、意见或自成一家之言，目前似乎还缺少达成共识的基础。在这一问题上，要在学界达成一个基本一致的结论，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因为，目前所形成的种种观点，其各自的推断性成分均较明显，而现实条件下，还很难集中各国有关学者以医学起源问题为中心，进行不断的切磋研讨，以期逐渐达到共识。这个共同研讨在一个国家、地区尚且还很困难，要各国学者共同讨论探索又谈何容易。因此，只能是有心者切实努力的远大目标。似乎惟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有志者各自为战的耕耘，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发掘新知，不断探讨，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或者可以或多或少丰富前人的结论。通过写论文、编专著，以丰富这一领域的学说，做些达成共识前的奠基工作，这样也可缩短人类对此问题达成共识的时间。

关于医学起源问题的研究，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老一辈医史学家，在我国固有观点与引进的国外学者的观点影响下．曾有过一些可供参考的看法。50年代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影响下，报刊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讨论。80年代以来，由于视野的开阔，学者们又有一些新的认识，做了一些新的探索，这也说明中国医史学界对医学起源问题的重视。虽然我们还未能就此问题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学术会议上作为中心议题进行交流，但在我任学会副主委、主委的20年间，始终十分重视该问题的讨论交流，我们组稿在《中华医史杂志》上进行交流，从而带动学界有志之士参与讨论，从而深化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有利于达成共识。我以为这些讨论使我们在达到共识上向前迈出了步伐。严健民先生多年来为了深化认识，在此领域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并提了一些新的见解、意见，无疑在深化认识上注入了可供研讨的新论据，他拟将自己的观点、论文，汇集成册出版，以广交流和促进更多的讨论，这是十分可贵的。特别当前学界，对如此理论研究不甚关注的情况下，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医史界学者们借鉴学习的。他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作序，尽管我感到自己对此问题缺乏卓识，但仍应允为序，实在是为了全力支持医史界、学术界关注这一问题的讨论、调查、研究，共同为此领域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而努力。

李经纬

1997年3月

周序

    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诸家仁智各见，素无定论。医药知识既不是圣贤的独家发明，亦不可用“劳动创造了医药知识”来作简单的概括，至于“匡源于巫”之说则更不可信。医药知识是人类在长期求生存的斗争历程中不断摸索、探讨、发现和总结而形成的。除了直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之外，与生产斗争、军事斗争及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严健民先生在长期从事临床医疗的同时，又很注重医学基础理论的钻研，特别对中国传统医药学情有独钟，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他旁搜远绍，广罗博采，多年以来潜心于医药知识起源这一课题的研究。他结合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多方进行探讨，撰写了《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备受启迪的新颖见解。在中医理论框架的研究中，严医师从考古学与殷商时期我国人体解剖、生理及临床医学出发，认定中医理论渊源于仰韶、龙山文化

和段商以来人们对五官生理及心主思维的认识。

春秋时期，弃鲁地区首先提出“心有四支”即“人有四经”说，开创了我国经脉理论之先河。那么，经脉学说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成为经络学说的呢?这些问题虽然也有人作过探讨，但能够寻根究底，并能窥见其奥秘者实属罕见。十多年来，严医师醉心于古经脉学说研究，博览群书，广为涉猎，大量搜集有关资料，刮垢磨光，详加辨考，认为秦汉经脉学说经历千余年的发展，在吸取古代天文、历法诸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很快由十一条经脉发展成为十二条经脉。以后又由十二条经脉及其分支即络脉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经脉学说体系。由此可见，他对秦汉经脉理论作出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并且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看法。尽管有些看法仍属探索性的见解，然而思路开阔，令人耳目一新，颇能启迪思维，发人深省。这对促进经脉学说的研究和发展来说，无疑很有裨益。

严医师曾寄来打印书稿，并且嘱我写序。于是挑灯夜读，先睹为快，深深为书中文字所吸引，几乎一口气把全稿读完。含英咀华，委实获益匪浅。此书束之高阁无当，亟盼付之梨枣以飨读者。特向广大医界同仁及医学爱好者加以推荐，因以为序。

周一谋

1997年8月30日于长沙梨山

甄序

    研究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从源到流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认识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走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道路，对于我们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更好地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医学起源问题，数十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医史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严健民主任医师在繁忙的事务之余，用十几年的时间，苦心钻研，运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的研究方法，阅读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医学起源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是产生医学知识的基本

条件”、“只有当脑容量及脑组织内部的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才有思考医事活动的可能”的独到见解。并且进一步提出：“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除了需要大脑容量、大脑生理功能发育到一定水平外，还依赖其他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他还对原始社会时期猿人、古人、新人等各个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得出“近五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我国的外治医学知识已处于思考、记忆、积累与口头传授阶段”的结论。在书中对医学起源的断代问题以及前人在此问题上一些笼统乃至含混不清的概念，都有具体而明确的阐述．提出了个人的新观点，他主张：“人类医学知识起源的萌芽阶段应从新人时期算起。”“外治医学知识先于内治医学知识，随后便有了其他医学知识的起源和积累。”“植物药知识的起源渊源于许家窑人时期。”“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植物药兴起的第一个高潮。”这些新见解对医学起源的研究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承蒙严医师的关照，我有幸先拜读了这一新作，在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上均深感获益良多。这一成果的意义在于：他对医学起源问题的研究是从一个比较宽广的文化领域出发，又在一个比较高深的层次上展开的。他不仅拓宽了医学知识起源问题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而且通过他的努力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层。这是一条具有实践性、科学性的道路。我相信这条路一定会被后来者所继承与发扬。而铺路者、先行者的贡献，将会永垂史册。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为这本学术价值可观、经济效益不大的书能够顺利出版感到喜悦。为此，欣然命笔愿为之作序，以表示由衷的支持与祝贺。

甄志亚

1996年2月7日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自  序

对于中国医学的起源问题，本来我是没有发言权的。1982年我在郧阳地区医院门诊部工作的时候，有一位中医师赴庐山参加了全国经络电阻测定会。这位医师回来以后，我请他将会议材料交我读一读，然而这一读勾起了我的回忆。1958年我在天门县农业机械厂保健室工作时，就受到天门县医院杨辅之医生利用针刺疗法治疗聋哑取得奇效的影响。1959年我上了原武汉医学院工农预科，那时医学院的解剖老师们正在从解剖角度寻找人体经络实体。1960年我进本科，开了中医课，当老师讲经络、针灸课时，我听得十分开心。往后的20年我与经络无缘。就在拜读庐山会议资料时，我认识到《灵枢》是一本应该读的书，并很快谋得一本，随之对《灵枢》着实入了迷，我挤出所有时问读、记；不久又谋得一本《五十二病方》，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学习情趣。我开始不知深浅地写“论文”了，到1984年共撰文13篇，分别在《中华理疗杂志》、《中医杂志》等刊物发表，曾被邀撰文参加成都中医学院组织的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研讨会。1983年秋我将所写文章8篇打印成册时曾写下几句话：“翻开《灵枢》，众多的经络循行路线，准确的解剖部位，古朴的生理、病理理论，典型的远古治疗方法，无不给人以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感觉。稍加推敲，认识便可升华。”然而好景不长，就在1984年底．我被非正常调出地区医院，全心投入新的工作与新的研究，医学史不自主地被置于脑后了。然而我又怎能忘记《灵枢》和《五十二病方》呢?当我适应了新的工作后，于1987年秋再度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中国秦汉医史的学习、研究．这时的学习不再只限于《灵枢》和《五十二病方》了。在学习中我曾对自己提出要求：“切勿三心游学海，莫想一步登书山”。在十数年的探究中，是吴汝康、胡厚宣、甄志亚等前辈的著作将我一步一步引入古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原始思维等学术领域之中。毫无疑问，这些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启迪了我的思维；当代的许多著作如气的思想、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使我受益匪浅。对于秦汉医学的认识，我虽起步较晚，又有不少坎坷，但因近几十年来国家花了许多人力、财力从多方位研究经络，其结果令人寒心；80年代不少学者对经络研究提出“反思”、“思维导向的更新”。是医史界许多学者的金玉良言激励着我奋力对秦汉医学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希望我能在澄清经络即经脉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用何裕民教授于1990年的话说，我是在秦汉中医理论中做了一些“解构与重建”工作，写成了《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超出了我的预想。假如书中的内涵，是对中国医学史的发言，那么我所获得的发言权是从先贤、学者们那里学习、采集来的，而我只是起到了整理的作用。

在对秦汉医史的构思中我是有过一些反复的。1988年我曾设想在“中国传统人体调节理论”的总目之下采集史料，希望能由此对经脉理论进行澄清；1992年着手撰文，至1994年8月初稿完成时将书名定作《秦汉经脉学说研究》，中国传统人体调节理论便作第二篇之内容。在第一篇中论及具有共性的医学知识的起源是作为中医理论起源的基础问题编入的。两年多来在寻求出版过程中，考虑到医学知识的起源具有世界意义，可以单独成册，且仅三万余言，出版费可以承受，因而将其分出，拟以《医学知识起源新论》出版，周一谋、甄志亚、李经纬教授对此全力支持并为之赐序。这个书稿和由原稿第二、三篇组成的《秦汉经脉学说研究》一并由甄教授代我呈报人民卫生出版社，负责中医辅辑的王淑珍同志为其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1997年8月王同志来函建议还是两书稿合一，“以医学起源新论为主”。我认真阅函，领悟精神，结合近两年撰文，决定将“中医理论起源及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编入第二篇第一章，统帅中国传统人体调节论；将“秦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新论”编入第三篇第七章，说明秦汉经脉学家们于西汉早年将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引入经脉理论，使十一经脉很快向十二经脉发展；使经(精)气在经脉内循环往复，如环无端。这样，全书突出了医学起源，更突出了中医理论的起源，它使《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书名名副其实。我热爱后一书名。借此感谢各位学者们的操劳。

我还要声明：我只在秦汉医史的海洋中游出了第一步，在秦汉中医理论宝库中还有许多古朴的解剖、生理知识、临床匡学知识有待重新审视。澄清秦汉医学内涵，舍弃玄学，即可使中国医学史在“解构与重建”的道路上迈进。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王义观念对整个中医学进行“解构与重建”，振兴中医的曙光即将到来。

    1997年8月28日于富康花园秋实居

致中国中医学术界专家、教授的公开信

各位专家、教授：

中医理论自《内经》始，影响我国乃至朝、日南亚2000余年，为其他民族医学所不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克服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危机，获得了飞速发展，不论临床与教学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朝代未见未闻的。就学术形势讲，中医理论的探讨逐步向纵深发展，当前又提出“中医学思想史”问题，形势喜人。

我这个小册子《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的产生，正如我在自序中讲的：“在十数年的探讨中，是吴汝康、胡厚宣、甄志亚等学术前辈的著作将我一步一步引入古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原始思维等学科领域之中，………当代的许多著作，如气的思想，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使我受益匪浅”。八十年代中医理论界的许多学者对中医有关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反思”、“思维导向的更新”，他们的金玉良言激励着我奋力对秦汉中医理论进行重新审视，重谋篇章，最终捏为三篇二十一章，恰与何裕民先生的“解构与重建”观点不谋而合，这个册子中所包函的内容假如与传统中医理论比较，（请参阅“传统中医理论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比较图示”），两者距离是较大的。它提示：形成于两汉时期的传统中医理论框架由于它仅以春秋至两汉时期的科学水平，人文观念出发，只将中医理论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说基础之上，它否定了我国远古人体解剖、生理研究成果的存在；否定了殷商以远中医临床经验对中医理论的影响、使传统中医理论高悬于空中。而《新论》一目了然，是建立在远古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之上的，它的起源、发展的本质与现代医学没有区别，可以说《新论》对于中医史料的研究走出了一条新径。

然而我己声明：“我只在秦汉医史的海洋中游出了第一步。在秦汉中医理论宝库中还有许多古朴的解剖，生理知识、临床医学知识有待重新审视”，对于两汉以后的中医史料应该如何进行解构与重建。由于我个人学识有限，时间有限，又属孤军，势单力薄，绝无能力将此伟业深入下去。因此，更有待群雄步入。正如“新论”的出版，如果没有众多有名望的学者们的操劳与支持，我这山沟里的蚍蜉，恐怕只能仰天长叹了。诚然，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中医理论一定会向前发展。今年又有学者提出：应用医史研究——一个需要加强的医史研究方向（中华医史杂志99（3）189）；中医发展的哲学局限性——关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医哲99（1）：35）；中医现代化必然纳入现代医学范畴“（医哲99（1）：32）。应该说诸多学者们的衷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性，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笔者认为：取某一历史段面的医学史料、传统文化中与医学有关的史料；本着辩证唯物论原则对其进行分析，揭示古代学者的原文本意，扬长避短，探讨主流，作出和乎客观规律的解构与重建，中医理论的本质与真正特色将逐步显露。

对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自出版之日起，它己不属于我个人；它是经过许多前辈学者从多个层面进行长期探讨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汇集，它应该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医学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事业发展的必然。愿战斗在中医理论界，临床医学界、中医教育界的专家、教授们都来采取解构与重建的方法探讨中医的未来。

辩证唯物主义将指导中医振兴。

严健民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于十堰市富康花园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