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关于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数千年来，早巳为世人所重视。在国外，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就有阿斯克拉庇翁(天医)治病；在古埃及，被认为是托特(Thoth)神撰写的《埃尔密特》丛书32卷中，便有6卷是医书。他们都将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推说为天神的创造与恩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将医学知识的起源与神仙联系起来，如今本《内经》开卷就有“昔在黄帝…一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说明除黄帝了解一些医药知识外，还有“天师”更明医理。《素问·移精变气论》说：“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认为连辨色脉也是上帝传授的。医学知识神授说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广泛流传，说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早已关注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了．但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医学知识神授说在当今国内外医史界(除教徒医史学家外)应该说不复存在了。

    然而医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在医学知识起源的断代问题上诸说不一，与医学知识起源有关的一些概念不清，甚至是十分含混的。如说：“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最初”二字就值得商榷。甚至说：“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这样的断代都是不可取的。所幸，近几十年来。我国许多医史工作者已将医学知识的起源与人类发展、进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虽然在论述过程中仍有不足，但给我们以十分重要的启迪：从古人类学知识、考古学知识中探讨医学知识的起源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也正是我在本书中力求将具有共性的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作为首要内容进行探讨的原因。古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近教百万年以来，人类已经走过了猿人阶段、古人阶段，近数万年以来，又进入到新人阶段。猿人，顾名思义，是带有许多猿类特性的人类，他们虽能打制石器，但所打石器很粗糙；他们虽然有了语言，但语言很简单；他们虽然有了抽象思维与记忆，但其思维贫乏，远事记忆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由大脑发育的低水平决定的。,后来猿人在漫长的直立行走、劳动与语言、抽象思维等多重刺激下，又借助于熟食与营养物质的加强，促进了大脑与整个体质的进化。人类经过数百万年过渡到古人阶段，又经过教十万年的进化、发育，才使人类体质接近现代人，即进入新人阶段。新人在体质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最重要的是脑容量达到了1 300毫升左右，且神经纤维在脑组织内部各部之问产生广泛的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因其有利于思维与记忆的发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为经验的积累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经验的积累才是各类原始科学知识(包括原始医学知识)能够起源的重要原因。这一历史进程具有世界意义。就中国医学来说，在医学知识的起源中，虽然某些医学知识如火炙、灸疗的起源可渊源于教十万年前人类主动用火的阶段，但那时人类还不知道自己有病与无病的区别，他们仅能理解在火边烤炙时，身体有温暖舒适之感，不可能理解火的治病作用。只有人类发展到新人阶段，能够理解自己无病与有病的区别，井能主动从自己或者别人的经验中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这种主动行为才具有医事活动的意义，它所反映的知识才具有医学知识的性质，这与人类“只有使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木棒和石器)来进行生产才算劳动”的道理是一样的。从人群中的每一个体的记忆特征分析：医学知识的起源与那些关心人类疾苦的人们分不开，因为“各人的记忆内容，则随其观念、兴趣、生活经验为转移”。从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的情况分析，正是那些关心人类疾病痛苦的人们促进了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

我希望能在第一篇中阐明各民族具有共性的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

第一章 论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

提要：本章突破以传说为据论证医学知识起源的老方法，从人类学、考古学知识出发，对人脑容量——脑组织学进化、人脑思维——脑生理学进化厦远古原始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三个方面开展讨论．澄清了医学知识起源的“人类最初论”及巴甫洛夫的“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等认识。初步断定：在医学知识起源与发展中，外治医学先于内治医学知识；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应从近五万年以来的新人阶段算起。

数十年来，国内外医史学家对医学知识的起源进行了多层次探讨，许多学者认为医学知识的起源与远古人类开展医事活动有关，指出：“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和形成，也是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1】这段论述，虽未涉及医学知识起源的时限，但贯穿了劳动生活、生产实践，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医学知识起源的时限上，有些论述则显得比较含混。比如说：“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2】甚至说：“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活动。”【3】“人与兽斗争，人类已知杀兽以食，故有外伤，外科因之而兴。没有火以前，生食而伤肠胃，内科因之而起。”【3】我们之所以说以上论述比较含混，是因为文中有些概念不清楚。如“最初”指哪个年代?是猿人时期的最初，古人时期的最初，还是新人时期的最初？我国云南元谋猿人，是170万年前生活着的一支直立猿人，他们属于直立猿人中的一个新亚种。“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章”【4】。假如依“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疗的活动”推断，那么，我国最初医疗活动的时限是否应在170万年前呢?根据人类大脑发展与进化规律分析，这样的论断可能欠妥。前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讲：“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如果认为医学历史是从有文字记载时期开始，那就错了。”巴甫洛夫的前一句话是值得商榷的。但后文补充说明人类医疗活动的起源应在文字发明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学者如果仅依巴氏的前一句话论证我国远古医学知识的起源，那就错了。近十余年来。我国医史界对医学知识起源十分关注，佳作不少。医史界给医学史下的定义为：“中国医学史是关于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5】何爱华将我国医史发展拟订分期方案如下：“一、起源积累时期(170万年前元谋人～公元前841年)；二、奠基形成时期(前841年～公元280年)；三、发展巩固时期(280～1127年)；四、争鸣革新时期(1127--1840年)；五、汇通结合时期(1840年以后)”【6】何氏根据我国历史，总结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我国医史分期方案，具有积极意义，许多观点十分可贵，读之受益匪浅。何氏分析第一期时指出：“这个历史时期，从人类学来讲。……经过旧、新石器时代，越过蒙昧、野蛮时期，历史进入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在这漫长时期中，人类的医疗活动只能处于原始萌芽状态。”何氏将公元前841年以前划为我国医学知识起源的萌芽时期，基本符合我国上古医学发展史。但何氏将我国人类医疗活动起源的时限上溯太远，似与巴氏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认为，医学知识的起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从脑组织学讲，人的大脑必须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才能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早期猿人在生产劳动、直立行走及语言不断发展的多重刺激下，促进大脑的不断发育。“从人类整个发展过程的三百万年来看，在前一百多万年内，脑子还是相当小的，脑量平均大约是600～700毫升；在大约一百万年前后，人类的平均脑量大约是800～1 000毫升；在二三十万年前后，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7】“北京猿人头骨有许多原始特征，……据已有的几个头盖骨推算，脑容量约为915～1 225毫升，平均为1059毫升。”【7】人脑容量的大小与人类智力强弱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尤其如此。人类学家之所以将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分为古猿、直立猿人、古人和新人，除了取决于骨骼与体态的进化以外，还与人脑的进化及受大脑支配的劳动技能水平密切相关。人脑是思维能力的物质基础，只有当脑容量及脑组织内部的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才有思考医事活动的可能。由此推之，人类医事活动的萌芽时期大约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即马坝人以后。

二、人脑生理功能的进化

从脑生理学讲，人类的记忆及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先决条件。古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在人类思维活动的发展史上，记忆是先于其他思维活动的，记忆是其他思维活动(包括语言)的基础。关于语言的形成与思维能力问题，有学者指出：“语言形成与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不能脱节，否则高级抽象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信息交流。……175万年前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已经形成。”【8】从我国现有考古史料分析，当元谋猿人生产出第一块石器的时候，他们的记忆与思维能力已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元谋猿人的记忆与思维能力仍是十分简单的。从记忆的时限分析，他们记忆的时限都较短，即记忆的保持时间不长，远事记忆能力较差，这是猿人大脑容量及大脑内部结构的原始性所决定了的。人类发展到“二三十万年前后，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人的脑子虽然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态还在改变，……脑子内部的结构更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目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联络在发展。”【7】这一时期我国古人的代表有广东韶关马坝人，“古人使用的工具仍是打制的石器。”【4】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的思维能力没有多大进展。当人类进入新人阶段，“他们大约从五万年前开始，……“在文化上他们已有雕刻和绘画的艺术，出现了饰品。”【7】说明新人阶段的人类，大脑解剖结构和大脑生理功能与现代人几乎完全一样了。“如果说以前只能认识分子，后来认识了原子，现在深入到原子核内部，那不是人的聪明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是人的实践水平局限了人们的认识。”【9】可见在新人时期，是新人的实践水平限制了新人的认识能力。根据记忆的特点分析，在新人中，“并非人人都可以用同等的力量，以同等的数量来连结他们的观念的，这就是想像力和记忆力何以不能一视同仁地为每个人服务的缘故。”【10】或者说“各人记忆的内容则随其观念、兴趣、生活经验为转移”【11】。因此，在新人中间产生了对医学知识比较敏感的人群，当他们经历了某一次疾病过程，他们便能够留心于这一疾病的某些特征及与这一疾病好转有关的事件，并能较好地记忆下来。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发展到大脑能够记忆与区别自身的正常(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内病)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疾病状态，主动地从自身或者他人的生活经验中寻找治病方法，只有人类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发展到有目的地、主动地寻找治病方法的时候，这种行为才具有医事活动的意义。这与人类“只有使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木棒和石器)来进行生产才算劳动”【7】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医学知识起源的萌芽阶段应从新人时期算起。

三、其他原始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

人类医学知识的起源，依赖上古其他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人类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生产第一块石器)虽然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认识事物的飞跃，却是在近数万年前后。我想用以下事实说明：一般认为丁村人“距今已有六万余年”【12】，他们已能生产石球，直到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时期，石球才被广泛使用【13】；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根据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及石器类型和生产技术等材料分析认为，许家窑人就是北京猿人的后代，而峙峪人又是许家窑人的后代；“许家窑……石器的类型较多，有各种形式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砧、石球等”【14】。以上事实证明许家窑人的生产水平符合新人的生产水平【11】。因此可以认定许家窑人是我国早期的新人代表之一。许家窑人生产的石球是原始狩猎工具——飞石索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球的诞生是旧石器生产史上的一次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在狩猎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加大石球的势能，提高石球的动能，可以在较远距离飞打较大的猎物(当然在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物理学术语)。飞石索的诞生将远古人类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由于飞石索的应用，新的生产实践对语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许家窑人语言内容的发展，如圆石、扎(捆)、蔓(藤)、转(旋)、飞、放(松手)等单词，甚至包括复合词先后出现。距今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人，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生产技能、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已能比较深刻地分析生产实践中的诸多现象，提出问题。如飞石索上的石球为何能飞打较大的猎物?猿猴为何能从这一树枝飞跳到那一树枝?或者从这一竹丛飞跳到那一竹丛?是不是树枝或者竹茎有一种“弹力”?在狩猎中怎样利用这种“弹力”，只有他们结合以往的生产实践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创造性地发明标枪、弓箭”【4】。可以断定，峙峪人的生产水平证实，他们掌握了与生产内容相适应的更丰富的语言。在词组方面他们已可将打制、刻画与钻孔区别；将普通石头与石墨区别；已能区分硬与软、弯与直、瞄准与发射等诸多比较复杂的概念；他们很可能还发明了竹、术、枝、杆……这样的名词，因为这也是生产弓箭、标枪等实践的需要。到了距今l.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在用植物刺刺穿兽皮、用细藤条缝制衣服及钻孔技术的双重启迪下发明了骨针，可以用骨针刺穿兽皮缝制衣服了。上古时期这些了不起的发明证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是相互启迪、相互促进的。上古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如人工取火的实现，扩大了人类的生活领域与熟食范围，在用火的实践中提高了人们对火的认识。以许家窑人为例，当他们坐在火堆旁烤炙兽肉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火的辐射热力能够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可以减轻四肢麻木与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便能主动地将患病肢体靠近火源进行烤炙，或者“主动地设计出以火焰为治病物质的治疗方法”【15】，这便是“令病者背火炙之”【16】的最原始的火炙疗法的滥觞。又如石器中的尖状器发展至石镞(石箭头)、石刀，在这些尖锐石器的广泛使用中可能会刺伤健康的肌肤，也许由此启迪人们认识尖(砭)石可以破痈。石器中的细小尖状器，骨器中的骨针，都有可能为上古医事活动中的外治疗法提供医疗工具。

处于原始生括状态的人们，当他们的大脑发育到可以分析自然现象并对各种威胁自己生存的自然现象感到不能理解的时候，当他们能够记忆梦景与分析梦景中自己亲近的祖先们的情景与语言的时候，人类的幻想、社会学中的图腾思想便活跃起来。这大约是山顶洞人前后的事情。根据闻一多《伏羲考》、潘雨廷《易学史简介》及江国樑《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中的有关资料分析，从“仰则观象于天”到“观象授时”，大约相当于从山顶洞人文化到仰韶文化前后。经历了万余年的时间，导致了阴阳观念的萌芽与形成。我国的阴阳观念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性质的古典哲学观念，这一观念的诞生，促进了上古天文、历法、农业、数理等科学的发展，到先秦至秦汉之交，又和其他科学知识一道，促进了古典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回顾我国上古科学技术的发展概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医学知识的起源．除了需要大脑容量、大脑生理功能发育到一定水平外，还依赖其他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

综上所述，“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之说是值得商榷的。一般来说，在医学知识的起源中，外治医学知识是先于内治医学知识的。我国的外治医学知识大约萌芽于距今5万年左右的新人时期，其后才有了其他医学知识的起源与积累。

参考文献

1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 中国医学史.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1

2 湖南中医学院，主编.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8

3 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4

4 容镕. 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9，7，15，33

5 甄志亚. 关于我国医史学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 中华医史杂志1991；(2)：2

6 何爱华. 中国医学史分期之我见. 中华医史杂志1988；(3)：142

7 吴汝康. 人类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209，129，209，1l 3，98

8 蔡俊生.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的形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47

9 张恩慈. 人类认识运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00

10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洪洁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7

11《辞海》缩印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35，1673

12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4

1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原始社会.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39，41

14张之恒，吴建民.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7

15严健民. 论古老的火炙疗法.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3；(2)：13

16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127

第二章 我国原始人群的进化概貌及外治疗法起源概说

    提要：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历史追溯至170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时期，探讨元谋猿人王新人阶段的进化概况、思维水平、原始综合科学知识的发展时限及医学知识——首先是外治医学知识起源的可能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分析，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其中又以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为先。因为外治医事活动是先于内治医事活动的。薛愚在《中国药学史料》中指出，人类医疗括动的开始，是与原始生活相关联的，因此可知，原始社会的疾病，外伤是主要的，医学上的外科，可能是首先产生的”。韦以宗亦指出：“远古，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民族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险劣的生活环境和艰辛的劳动，是容易造成创伤的，各种创伤疾病也往往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上述意见都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外伤是明显的主要的致病因素，因此外治疗法是先产生的。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人们，遭受外伤的原因很多：如采集时在荆棘丛中穿来寻去，难免被荆棘刺伤；狩猎时难免与野兽搏斗致伤；当群体追逐猛兽或逃避猛兽侵袭的迅跑中，难免跌碰致伤；或者在分享猎物时，难免在人群中产生纠葛，斗殴致伤；以及经常可能发生的虫蛇咬伤等。其次，早期的人们，大脑发育较差，最重要的是实践经验不足，因而理解能力偏弱，对于看不见的“内病”，如胃病、肺炎等引起的痛苦以及各种因素导致的体温升高等，不可能有更多认识。而各种原因导致的外伤，可能使肌肤破裂，或轻或重地产生疼痛、流血、感染，这些视之可见、触之即痛的简单问题，对于早期的人们，是比较容易感觉到的。因此，人们对于外伤的认识是先于内病的。那么，最早的外治疗法大约产生于何时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就要从原始人群的进化概貌说起。我们将时同上溯至170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时代，从探讨他们的生活情况入手，虽然年代太久远了，但却很有必要。因为巴甫洛夫曾经说过。“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生的活动”，这一观点对于世界医史界和我国医史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早在1954～1955年，原苏联及我国学者就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撰写世界医学史和我国医学史的，并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等刊物，随后这一观点较普遍地出现在我国高等医药院校的教科书中。到了1991年，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书中仍有“有了人类，就有了卫生保健活动”之说。但是这一观点，是与人类大脑进化过程及远古人类医事活动过程不相符的，严重影响了我国医学知识起源的断代问题，这一点已在本书前一章中论及。目前，人类学家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人类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了。那么，是否二三百万年以前，我国“就有了医学(医事)的活动”或者“就有了卫生保健活动”了呢?笔者认为，在人类进化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究竟哪个时期可能产生“医学(医事)的活动”，弄清这一点十分必要，这也是本章要着重探讨的。

    一、元谋猿人时期外治疗法产生的可能性

196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的下更新统上部的地层中，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经鉴定，这两枚牙齿化石属男性青年的上中门齿，属于直立猿人中的一个新亚种，简称元谋猿人，其绝对年代距今已170万年。这一发现于1972年公布于世。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地层中发现了石制刮削器7件，有些石片上还留有人工作用的痕迹，并发现搀杂在黏土层中的炭屑分布较广，上下界为3米，常与哺乳动物化石伴随。许多学者根据炭粒情况断定：“不排除元谋人用火的可能性”。元谋猿人的智力和语言情况如何，是古人类学家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一，元谋猿人大脑发育符合一般规律，脑容量在600～700毫升。其二，蔡俊生认为，人类的语言有一个由手语到声语的发展过程，他引用“著名的1470号头骨”说(霍洛布在研究1470号头骨脑铸模时，在头骨内壁发现有一个叫布罗卡区的隆起。这个区域，是语言中枢所在地，只有人类才有)，认为“这是200万年前已有人类语言的证据”，他还指出，“语言形成与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不能脱节，否则，高级抽象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因而也无法继续发展”。蔡氏在此论证了人类语言和思维产生的时限，是响其科学价值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的推断。但是应当说明：元谋猿人的思维能力是很弱的。他们由于脑组织结构、脑牛理功能原始降的限制，对经验过的事物不大容易理解，他们的远事记忆(记忆的保持)能力很差。他们虽有语言，但很简单，词汇很少，还没有具备用语言进行广泛交流经验的条件。在他们中问虽然发生一些类似外治疗法的“医疗”活动，如用口吮吸手指上流血的伤口．起到了止血与减轻疼痛的作用，或者摘一片植物叶擦一擦正在流血的伤口但这些括动，属于本能的范畴，还不是一种主观能动行为。我们这样认识上述事实，是建立在“人类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历史”这一命题之上的。医学知识的起源，“实际上包括了本能行为、经验医学、医学理论等几方面的问题”，“人类最早的医疗活动，实际、上是原始人类的自救本能。只有在人类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大脑的进化和智力发展以后，原始人类自救本能的医疗活动才开始转变为一种知识，并积累成为医疗经验”【6】。简言之，医事活动是指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后，在已经能够认识到日已处于病态的时候，主动去寻找治疗方法的一种活动。元谋猿人虽能生产石器，有了简单的语言，但本能行为仍居首位．他们还没有认识疾病与外治疗法的智力基础。因此，简单的外治疗法不可能在此时产生。

二、从蓝田猿人到北京猿人时期外治疗法产生的可能性

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蓝田公王岭、湖北郧县梅铺、湖北郧西神雾岭发现了距今80万年前后的猿人化石，被命名为蓝田猿人、梅铺猿人和神雾岭猿人，他们都有用火的历史。以蓝田猿人头骨为例，这一时期猿人头骨骨壁较厚，额骨较宽，明显向后倾斜，脑容量约为780毫升。可见他们的脑组织仍然比较原始，思维能力较弱，语言较少。我国考古工作者还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掘出40个以上的猿人个体骨化石，他们是生活在50万年以前的中国人祖先的代表。从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看，由于他们已长期直立行走，导致全身骨骼的进化，在上下肢协调动作下，他们已能从事比较复杂的劳动。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还发现了厚达6米的燃烧灰烬，在多处火堆遗灰中发现了烧骨、烧石、木炭，表明他们不仅能够引用火，而且学会了管理火源，并能长期保留火种。他们已学会用火烤炙兽肉、照明取暖、开创了人类生活新的一页。但是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平均仅1059毫升，说明北京猿人的记忆和抽象思维能力虽比蓝田猿人进步，但仍然很弱。他们学会了保存火种，但不能制造火种，用火受到很大限制；他们能生产多种石器，但还不能生产比较正规的石球，生产力还十分低下；北京猿人对经验过的一些事物虽比前人记忆增强，但保持记忆的时间仍然较短，即远事记忆记忆能力差，而远事记忆（记忆的保持）的强弱，是积累知识的先决条件。没有远事记忆，在思维过程中便不可能将多种事物进行比较，便不可能产生比较复杂的抽象思维，便不可能有比较广泛的知识积累与传播。因此，医学知识的起源也就不可能在此时产生。北京猿人可能做过一些具有医疗性质的事，如将受伤的手指不自主地放进口中吸一吸，可以起到清创的作用，但这不是他们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就像300万年以前的古猿不由自主地拾起一块现成的石头去打击野兽，其行为不具备劳动的意义，其所用的石头也不具备工具的意义一样。从对疾病的认识讲，北京猿人还没有判断自己是否有病的能力，他们对于创伤流血的认识还十分模糊，更无法理解筋肌劳损、腰酸背痛的涵义。他们坐在火堆旁烤炙兽肉，或者坐在火堆旁取暖的时候，虽然感到筋肌劳损引起的疼痛得到缓解(这是原始火炙疗法的实质)，但是北京猿人的脑力活动还难以理解火的辐射能力与减轻疼痛的关系。因此古老的火炙疗法及其他外治疗法都不可能在此时产生。

三、从马坝人到许家窑人时期外治疗法概说

考古发掘证明，我国人类进入古人阶段的代表有距今20万～30万年的广东韶关马坝人，15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10万年左右的山西襄汾丁村人等。根据1958年出土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及长阳人的下颌骨化石等考古资料分析，马坝人的头骨和前额、长阳人的下颌骨、丁村人的牙齿等比北京猿人有丁明显进步，“丁村人牙齿的某些特点，已接近现代的蒙古人种”。从生产情况看，以丁村人为代表，他们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木器和石器。他们制造石器主要用交互打击法打成各种砍砸器，砍砸器已有单刃和多刃之分，其中单刃砍砸器的刃已制作成弯曲形，两侧已打制出手握的位置他们已能制作比较精细的三棱尖状器和小尖状器，还可用砾石打制出球状器，球状器后来发展为石球。在许家窑人遗址发现石球二千多个，小石球是系在飞石索上用的狩猎工具。飞石索的诞生，一方面证明细石器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证明我国的原始物理学已获得突破。因为飞石索的使用是将小石球系于细藤条上，狩猎时在较远距离瞄准猎物，用手不停地旋转飞石索，目的在于加大石球的势能，提高石球的动能，可以在较远距离飞打较大的猎物。这一创举提高了人类狩猎的安全程度和收获水平，是许家窖人在狩猎中的一大进步。“当时还发明了人工取火，最初是打击法，后来又发明了钻木摩擦等取火方法”。从社会发展史看，到许家窖人时期，人类社会已向母系氏族社会过渡，氏族中的酋长等少数人物已学会管理社会的某些能力。从人类自身发展情况看，正如人类学家吴汝康所指出的：“早期智人（或古人）阶段，包括更新世中期后一段时间内和更新世晚期前一阶段时间的人类，如我国的马坝人……这一阶段的人类，已具有现代人更接近的特征；但仍带有相当多的原始性质……”“在二三十万年前后，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人的脑子虽然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态还在改变，……脑子内部的结构更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目增多，密度增大，新的联络在发展”。吴汝康等以生物进化论为武器，对古人阶段的人类生活及大脑的发育进行了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可以看出，到许家窖人时期，人类的思维能力已向新人阶段发展。由于人类的自身进化（包括全身骨骼、各个器官的进化及脑容量的加大，脑组织内部细胞数量的增多和相互之间联络的增强等），人类对社会活动、生产活动都有了较高层次的认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无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为增强。他们对于外伤及伤后流血、疼痛有了较多的认识，不仅能用手语表示血，而且还能用眉毛、眼神配合表示痛。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目睹了无数次受伤、流血的情景后，有些人将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用“血”这一单词来表示。时间长了，当多数人都能将“血”这一单词与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联系起来发音的时候，“血”这个特定的单词就被口头文化固定下来了。同时他们还创造了“痛”的单词。当各种原因导致许家窖人的手指或其他部位受伤时，他们为了减轻疼痛，减少流血，已能主动地将受伤的部位放在口中吸一吸；或者用另一只手将伤口紧紧地握着，其目的在于增加局部压力，减少流血，减轻疼痛；或者主动寻找清清的流水洗一洗伤口和血迹；或者摘一片嫩绿的植物叶揉一揉后贴敷在伤口上。这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具备了外治疗法性质，已属于外治疗法医事活动了。这才是古老的外治疗法的滥觞之一。换句话说，原始人类的自救本能，大约从古人时期起才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一种知识，随后到了新人时期，这种知识才有可能逐步积累为医疗经验。

四、我国新人时期的外治疗法概说

考古知识和古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距今四五万年前，古人进化成了新人，这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具代表性的有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内蒙古伊克昭盟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还有北京的山顶洞人等。所谓新人，是指人类进化到腿骨的骨壁变薄．四肢形态基本上克服了原始性，具备了现代人四肢的一切形式；脑容量和脑组织内各种结构和现代人基本上一致，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已具备了积累知识的条件。新人阶段，人类的皮肤已完成进化过程，这与人类的疖痈病是密切相关的。早期猿人皮肤角化层较厚，保暖的密毛遍布全身。从古猿以来，地质历史进入了寒冷的第四纪大冰期时代，在整个第四纪的二三百万年期间，至少发生了三四次的气温冷暖波动。据张之恒研究，我国华北地区则有五次冰期。一次冰期过后，便是一次间冰期的温暖气候。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便得到一次相对的发展。冰期与间冰期冷暖波动，可能是人类皮肤结构进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内因分析，猿人的直立行走，手的劳动，要求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相适应及其他器官的相应变化。，动物肉熟食，促进了消化系统和大脑的进化。在寒冷期间，猿人们常常将树叶、树皮、兽皮披在身上或捆绑在身上御寒等综合因素长期作用，尤其是间冰期气温偏高的条件下，猿人们在劳动中常常需要剧烈地迅跑追逐野兽，迅跑中要求机体及时产生大量的热能；有时又得静静地守候在密林之中，等待猎物的到来，静止守候时，则要求机体产热过程减慢。人类在劳动中的这些生理要求长期作用于大脑，促进了大脑内部体温调节中枢的进化。与此同时，当机体内大量产热的时候，又要求与外界环境接触的皮肤加强散热过程，“使人体能保持一定的体温，不致因体温过高而昏倒”。久而久之，人体体表的毛除了头发、眉毛等少数几处外，其他部位的毛，包括触毛和保暖的密毛，全部退化。与调节体温有关的汗腺和皮脂腺则逐步发达起来。这是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进化为相对恒温的新人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促进了汗腺、皮脂腺则功能的不断完善。“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后文我们将以人类皮肤的结构特征为基础分析痈病与外治疗法的关系。

从社会发展史分析，柳江人至山顶洞人已跨进母系氏族社会若干年了。母系氏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它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生活单位。比较成熟的母系氏族社会在道德规范上有了一定的约束，许多氏族结合在一起组成部落。在一个部落内部，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基本和睦相处，人们已经有了治理这种较大社会团体的能力和经验。从生产工具看，新人们制作的石器已有较大的改进，以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人为例，“峙峪人遗址有大量精致、细小、类型清楚的石器，有砍砸器、各类尖状器、各类刮削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石镞的出现，标志着弓箭和标枪的发明、另外骨制尖状器和作工具用的骨片的发现，也反映了这里文化的发达”。“由于有了弓箭，猎物变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就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氏族内部产生了按性别、年龄分工劳动的可能性。青年男性从事狩猎、捕鱼、防御猛兽，妇女主要采集植物果实、挖掘植物块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峙峪遗址，发现了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证明此时钻孔技术已经发明。距今22150±500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发现有一带孔石饰，都是距今2万年以前发明了钻孔技术的证明。到了山顶洞人时期，他们利用钻孔技术将白色的小石、黄色的砾石、兽牙等进行钻孔，并串联起来，当作项链佩戴，一方面反映了钻孔术的高超，另一方面反映了山顶洞人对美的追求。能代表山顶洞人的最高工艺水平的应是一枚长82毫米的骨针，这骨针制作精细，是山顶洞人用兽皮缝制衣服的工具。在山顶洞人遗址，还发现了两件用途不明的鹿骨角器，制作技术十分精良。从医学上分析，上述骨针和鹿骨角器是否用于治病过程，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语言上分析，柳江人不仅继承了许家窑人“血”、“痛”等单词。而且还能用“流”这个单词来说明伤口中处于动态的血，叫“流血”。当他们见到受伤者感到痛苦时双目紧闭、前额出汗的难忍表情时，还能用手势、面部表情等综合方式表示病者痛苦的强弱。柳江人以降的新人们，由于皮肤汗腺和皮脂腺的发达，加之当时卫生条件极差，一旦天气炎热，上述的皮肤结构成了化脓性细菌繁殖的温床。因此他们患疖痈的机会增多，“大约距今1万年前开始，地质历史进入全新世……，全新世期间的气候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全新世(距今8 000～1万年)气温偏冷期；中全新世(距今3000-8 000年)气候温湿期；晚全新世(近3 000年以来)气温偏凉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全新世期间正是我国裴李岗文化巨至龙山文化期间，这一期间人类文化迅猛发展，在我国如种植农业、家庭驯养业、制陶业、冶炼业、编织业、纺织业、印染业等等行业广泛兴起；在改造自然中的另一壮举便是从共工、鲧到禹治洪水及在治水过程中所创立的“大衍数”(勾股定理)，这些远古文明成果是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上述事实看似与本文无关，其实不然。因为上述史料反映了近八千年来中华先民的聪明才智，他们已有能力认识像痈病这样的常见疾病了。比如说，有人身上长了多个疖和痈，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仍需出去采集或狩猎，为此，常到荆棘丛中穿行，常被荆棘或尖石刺伤。如果荆棘或尖石碰巧巧刺破了一个成熟的疖或痈．起到了排脓作用，不久这个疖或痈就愈合了；而另一个未被刺破的疖或痈，却久久不能排脓，久久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直至自行穿破方得罢休。山顶洞人、裴李岗人及其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对于疾病比较留心的人．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无疑比许家窑人要强得多。甚至只要他们经历过一次，便能理解被刺刺破疖痈，或者被尖石刺破疖痈有利于排脓，能产生促进疖痈早口愈合的效果。以后当他们再患疖痈，或者见到别人患疖痈及疖痈成熟的时候．他们便能主动地折一根刺来挑破脓头排脓，或者扣制一小块尖(砭)石来刺破脓头排脓。不仅如此，从柳江人到山顶洞人及裴李岗人，他们口头文化的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他们很可能已在治病的实践中创造了“刺”、“脓”这样的单词，并将疖痈统称为疡；已能将“血”与“脓”这种单词的含义进行简单的划分；已开始用口头文化传播治疗病痛的经验。与此同时，他们对水的性质已有了较多的认识。当外伤伤口感染或者疖痈排脓后遗留在皮肤上的污物，或者慢性溃疡面上产生了硬痂时，他们已能主动寻找清清的溪流进行洗涤。由此可见，从柳江人到山顶洞人及裴李岗人，尤其是裴李岗人时期，我国外治疗法的内容已有植物叶贴敷、水洗、火炙、刺痈排脓，在刺痈排脓的工具中已有植物刺和尖(砭)石之分了。用刺刺痈排脓这一外治方法，其影响是深远的。直至解放前夕，我国江汉平原、鄂西北山区民间仍然保留了用刺刺疖痈排脓的古典医疗习俗。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远古人类在外治疗法中所用的植物叶、水洗疗法的水、火炙疗法的火都无法考证，而用于刺痈排脓的刺，犹如早于石器时代或者与石器时代并存的木器(如挖掘用的尖木棒)没有保存下来一样，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一谈到人类的原始工具，往往只提石器和骨器，对于使用广泛的木制工具则谈得很少，有时甚至被忽略了。这是因为木质容易腐烂，不能大量保存下来”。宋兆麟的这段论述，对于在考古工作中见不到木器和木质医疗工具的原因作了解释。在石器中有许多小尖状器，它们是否也被兼用于“破痈”了呢?朱大仁早在1955年就撰文指出：“当时他们所用的日常用品，大都是用燧石、骨、角、蚌壳等所制成的，而所谓医疗工具，也就是这些日常用具，例如用燧石开切脓肿…用骨针或棘刺放血”。这段叙述，当指的是山顶洞人前后人类的医事活动。我国古籍中记载用砭石治病的资料较多，但考古中被认定属砭石的却很少。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一、出土石器中多有尚未确定名称和用途的，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二、有些石器虽已确定名称但事实上用途并不单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已出土的小型石器工具中，包括了一定数量的砭石”【15】。可见我国对于砭石的鉴定及原始外治疗法的分类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我国细石器问题，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对于细石器中小尖状器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澄清我国外治医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在远古医疗工具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忘记“鹿骨角器”及骨器类。

近五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我国的外治医学知识，巳处在思考、记忆、积累与口头传授阶段。

五、水在外治疗法起源中的地位

我们说医学知识的起源，首先是治疗医学的起源；在治疗医学的起源中，首先又是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然而在外治医学中，存在多样性的起源与发展，如按摩、水浴、火炙、破痈等，它们可能是同时或者相继产牛的，或者在不同人群中又有此先彼后之分。

不管孰先孰后，水在原始外治疗法的起源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求是人类生恬必不可少的物质。远古的人类，多择居于依山伴水之地。人们每天都与水打交道。首先，渴了要喝水，这是一种本能行为，后来才进化为一种主动需求。远古人类在狩猎或采集葡萄中，难免掉入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惧，然而总有生还者。当人类的大脑进化到可以分析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淡水与咸水等这些特性的时候。人类对水的认识便加深了。后来，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掉入浅水中．水会给人以十分舒适的感觉。久而久之．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水并不可怕，进而产生了渔猎。当天气闷热的时候，人们便主动寻找浅水，跳入水中，以求避暑，这大约是马坝人至峙峪人的行为。后来有些患有各种外伤感染的人或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也跳入水中避暑，当他们在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便用手去摸去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马坝人至峙峪人的这些举动，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益的．但他们不能理解其内涵。到了山顶洞人至裴李岗人时期。由于大脑的发育及长期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进入清水浸泡，对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好处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便主动地寻找溪流、河水，蹲在水旁用清清的溪流进行洗涤，其目的在于清洗伤口，促进伤口早日愈合。这是人类早期的医疗活动之一，是物理

疗法中自然水浴疗法的开端，属于早期的外治疗法。

六、火在外治疗法起源中的地位

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我国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可能开创了用火的历史。生活在距今80万年左右的蓝田猿人、梅铺猿人、神雾岭猿人及距今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他们都能将自然火种引用于居住地为自己服务。尤其是北京猿人，他们不仅用火，而且还学会了保存火种，他们在一处遗留下来的燃烧灰烬厚达6米可见连续用火时间之长。北京猿人用火主要是照明取暖、烤炙兽肉。火对于人类具有医疗意义当发生于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的根结，仍然在于大脑的发育情况，首先我们要弄清主动用火取暖与主动用火疗病的关系。早在二三百万年前的古猿遇到寒冷袭击的时候，他们只能将身躯缩作一团，或者在行进中碰到一个风小的地方便停下来避寒，这是一种本能反应。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假如在寒冷季节遇上一次森林大火，他们能够感受到火的温暖，并能盲目地向火奔去，这也是本能反应，因而往往造成“飞蛾扑火”的结局。当人类的脑量进化至l 000毫升左右的时候(相当于北京猿人时期)，脑组织内部结构已比较复杂了。这时遇到森林大火，他们知道应该站在较远的地方，或者站在上风取暖，并能将火种引进住地，照明取暖，这一主动用火取暖的行为，证明人类在“取暖”的问题上已完全摆脱了本能行为的约束。这是北京猿人已经完成了的事业。而“主动用火医病”这一行为就要复杂多了。因为它必须在人类发展到能够区分健康与疾病不同的时候(比如昨天我腰不痛，今天为何腰酸背疼了呢?)，才有可能将火的热力与某些疾病(如腰肌劳损性腰疼)联系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将疼痛部位主动靠近火源烤炙，只有这种主动行为才具有医疗的意义。我们将这种用火焰烤炙疾病部位的治疗方法称作火炙疗法，它大约发生在新人早期。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治方所载：“燔陈若陈薪，令病者背火炙之……”，是一则典型而原始的直接利用火焰作为治病手段达到治病目的的火炙疗法”。这里不难看出，秦汉时期的医家将尿闭这种病命名为“”，并已设计出治疗方案：将干柴堆起来后，燃烧时让病人背向着火源进行烤炙。《五十二病方》中保存的这一火炙疗法，已属内病外治，这在外治疗法史上，已很成熟了。但原始火炙疗法起源的时限应较之马王堆的记载早得多。古老的火炙疗法在历经数万年后逐步发展为瘢痕灸疗法、灸疗法。由此可见．火在新人时期外治疗法的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三章 我国传统医药卫生知识的起源问题

    提要：在第一章中已从人类发展的总体规律上讨论了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其中记忆与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事物(其中包括医学知识)的先决条件。人类只有发展到掌握了比较高级的记忆与思维能力的时候，才具备了积累与总结经验的才智，医学知识才可能萌芽与起源。第二章着重分析了我国原始人群进化概貌，包括从元谋猿人到裴李岗时期人类的自身进化、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概貌，借以论证上古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概貌及我国原始外治疗法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本章将探讨药物知识的起源、上古人类对人体解剖和生理的初步认识、对疾病的认识过程及原始医药知识的“积累”与“普及”问题。

    一、我国药物知识的起源问题

    药物知识的起源，包括植物药知识、动物药知识和矿物药知识的起源。

    (一)植物药知识的起源

    我国医史界一致认为：人类积累植物药知识是与人类的采集生产活动分不开的。换句话说．采集牛产是人们获取植物药知识的基础。有资辩认为，“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1】。但是“最初”二字就很值得商榷。我们说早期的猿人、古人，采集植物的目的仅在于“充饥’．那时人们的智力还不能发现植物的药用。不要说元谋人和蓝田人，即使是北京人和马坝人，在采摘果实和植物叶、茎的时候，恐怕也只知道食甘而弃苦。到了丁村人和许家窑人时期，他们在采集中可能对自己所采的食物有了一定的规范要求，如把桃、李、梅、枣、梨、杏、核桃及瓜类等作为首选采食的果实，但他们不一定能理解某些植物的药用。比如说生活在与丁村人同时代的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当他们吃了一些槟榔子，虽然在不几天内打下了肠中的蛔虫，但他们并不能理解槟榔与蛔虫的关系，因此也不可能将槟榔可作驱蛔药物的知识进行口头传授并积累下来。至于说丁村人吃了某些植物引起呕吐、腹泻甚至昏睡，他们同样不可能理解呕吐、腹泻与某种植物的关系。许家窑人则不同，在生产上他们使用飞石索的技术已经比较熟练，对自已经验过的事物有了较深的理解程度，对于诸如吃了大黄引起腹泻这样的事实已能记忆。但并不是所有的许家窑人都知道吃了大黄是会引起腹泻的，更不是说，从许家窑人起人们就将大黄当作泻下药使用了。我们只能说，许家窑人时期的人类只知道某植物是不能吃的，吃了是会呕吐、腹泻或昏睡的。许家窑人时期充其量可称为植物药知识的滥觞时期。到了峙峪人至山顶洞人时期，人类大脑内部结构进化很快，其他科学知识积累较多，他们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制造石箭头、标枪、弓箭，学会了人工取火、钻孔、生产骨针、用兽皮缝制衣服。上述科学技术的发明与使用，证明人类的远事记忆抽象思维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远事记忆的增强为人类积累知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距今2. 8万年前到1．8万年前的我国先民，已有能力注意到某些植物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中间对医药知识比较留心的人。当他们正在患喘息的时候，恰巧挖到一些贝母，拿回住处吃下一些后，不久喘息减轻，当连续吃两天后，喘息又明显减轻，于是山顶洞人中对医学知识比较留心的人，已能感觉贝母可以治喘息。但是这种“感觉”是不牢固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人们必须理解自己健康和病态的区别：比如暴食后的胸口胀与病态中的胸口痛(胃病)、追捕中迅跑时喘息与病态中的喘息是有区别的，假如人们不能将上述现象分开，又怎能将贝母与喘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呢？所以在我国真正能够比较多地将某一植物与某一疾病联系起来分析的，大约在8000年前的万年仙人洞时期，裴李岗时期和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因为此时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接触更广，他们已能理解贝母与堕息、延胡索与胸口痛、大黄与腹泻之同的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些认识，也能以口头医学文化的形式向其他人传播，这就是对我国植物药知识从许家窑人的滥觞阶段到万年仙人洞及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数万年发展历程的概述。随后，口头医学文化逐步发展起来。我国植物药知识积累较多的时期，大约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时间跨度达四千余年。距今约6 800年的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一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叶【2】。在樟科植物中有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也许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知道甩樟科植物叶驱虫防病了。龙山文化时期，已进人父系氏族杜会一千余年了，这一时期我国口头文化十分发达。早在山顶洞人以前，人们已能记忆梦景，梦景的记忆，促进了人类对祖先的思念、幻想的萌芽及图腾思想的兴起，这是山顶洞人赤铁矿粉末撒在死者周围的原因。随后便有了口头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后来随着种植农业及其他科学文化的兴起，便产生了农业种植技术、制陶技术、造房技术、制井技术、编织技术、纺织技术、印染技术等的口头传授文化。这一时期因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要求而产生丁“观象授时”(“授时”本身便是天文知识口头传授文化)及由此产生的哲学，即相对对立(阴阳)观念传授文化。根据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特点分析，在龙山文化时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口头医学传授文化也是十分丰富的。从龙山文化到商文化的一二千年间，我国植物药知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蒿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桃仁、郁李仁等三十多枚。薛愚在《中国药学史料》中引用台西资料后说：“我们认为不能排除台西遗址出土文物的郁李仁、桃仁等的食用的可能性，也可能是‘药与食同源论’的根据”【3】。在甲骨文中，记载用“艾”治病的卜辞不少，此外在古籍中还有“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极夭狂焉”(《帝王世纪》)，“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纪纲要》)等记载，上述史料反映的两位人物都是男性．与父权有一定的关系。传说中的神农氏“制来耜教民农作”这一事件，大体发生在距今l万年左右的我国农业萌发时期，与江西万年仙人洞时期人类对医药的理解能力是相符的。在我国关于神农的传说还有很多，根据湖北省随州烈山镇及大小神农架的传说分析，神农很可能有以下经历：神农氏即炎帝，西部姜姓部落的首领，原居姜水流域。那里风沙寒冷，生活艰辛。为了改善本部落的生活条件，他率部东征，于阪泉与黄帝之部落相遇，战于阪泉。他不忍相互残杀，又率部南下，来到云梦泽岸的随之厉，他见这里东临云梦泽，南北西三面环山，地势高面不险，溪河畅流不淤，气候温暖潮湿，百草丰茂，黎民足食，便定居于随之厉。这里南北两大山脉(南山现名大洪山，北山现名桐柏山)有一山分裂为二山之势，遂将其更名曰列山(烈山)，于是神农便有了号烈山氏之说，也是今随州烈(厉)山镇的由来。神农在东征、南下途中，见黎民疾病甚多，在定居于烈山之后，除了根据这里野生五谷均可食而发明耒耜教民耕种之外．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始尝百草”，常到南山和北山采药，救民于疾苦之中。他听说厉山的西面有一座更高更大的山，山上珍奇的植物很多，可作药用，便决心上那里采药。途中，被一陡峭的石壁挡着去路，便砍来树木搭架上山采药，后人就称此山为神农架。关于神农的洗药池的传说亦有不少，有说在湖南，有说在山东。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类为了治病而寻找植物药．是在近万年左右的事情，与人类发展史是十分相近的。植物药知识起源于许家窑人时期，此后近万年直到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植物药兴起的第一个高潮。

    (二)动物药知识的起源

    我国动物药的使用，源远流长．到马王堆帛书时代的《五十二病方》中，收载药名247种，其中动物药57种，加脂类药9种，共计66种，占26％强，说明秦汉时期我国动物药的使用已相当广泛。汉初陆贾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久养民……”。《韩非子·五蠹》亦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但是，我们能不能依此认为，原始人最初在觅食时以昆虫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动物药呢？比如说，当北京人或者马坝人饥饿难忍的时候，便离开住地出去觅食，见到蜣螂、蛴螬也要捉着往口里放，这叫作“饥不择食”。是否在此情况下马坝人就发现了动物药呢？我认为不是。动物药知识的起源与植物药知识的起源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必须在人们能够理解自己健康与疾病的区别之后。当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某一疾病中，并主动寻找某一动物内脏、膏脂涂在病处，或者将某一种昆虫或某一种动物肉类吃下去以求缓解疾苦，只有在这时吃下去的某种动物才具有动物药的意义。在动物药中膏脂类外用药是先于内用的动物药的，这也是由外治疗法先于内治疗法所决定了的。比如许家窑人时期，由于他们已经使用飞石索，飞打的猎物收获较多。到了冬天，当他们在分割猎物时，猎物体内的脂肪，对于手上皲裂的伤痕起到了保护作用，能缓解皲裂伤几的疼痛，许家窑人对这件事已有了模模糊糊的印象。而山顶洞人则能主动将动物油脂涂于皲裂的伤痕上了。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动物药66种，用于涂抹的各种膏脂类治病方达17首。在《五十二病方·痂》记载的24个方剂中，用膏脂类治病的方剂达13首，占54.2％。说明早期的动物药中，作为外用的膏脂类动物药占相当大的比例。《庄子·逍遥游》曾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这“善为”二字，当作“善于组方”讲。这里虽未提到组方之内容，但说明古人早已对手足皲裂十分重视了，《庄子》中的记载，不仅是治疗用药，而且有预防意义，这也是动物膏脂类药物作为外用的旁证。

    古人将动物药作为内用又是发生在哪一时期呢？以蜣螂为例，《神农本草经》认为蜣螂“主小儿惊痫”，而只有人们对“小儿惊痫”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才有可能将蜣螂与之联系起来考虑，我们认为这可能发生在龙山文化以后。人类在使用各类动物组织治病过程中，在认识上逐步深化，促进了我国治疗医学的发展。

    (三)矿物药知识的起源

    矿物药知识的起源，大约与动物药知识起源于同一时代或者更晚。我们知道，盐在我国古代是常作药用的，《五十二病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中都有记载。现代医学中仍然用盐水洗伤口，用盐水输液。

    早期的人类是不知道主动找盐作为食用的，虽然他们在觅食中遇到成的东西很感兴趣。在人们还不知道主动找盐食用时，人体需靠加强肾的回吸收功能以保持体内钠的含量，早期人类细胞膜上的钠离子交换频率可能比现代人差。到了山顶洞人前后，人类已知道适当喝一些盐碱地里的水，会感到精力充沛。如生活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域的人们，能从许许多多的盐池中得到取之不尽的咸水和盐粒，当他们能够理解吃了一些盐会使人感到精力充沛时，便主动抬一些盐带回去。在烤炙兽肉时，适当撒上一些盐，便感到烤炙好的兽肉更加可口，于是盐也就成为食物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了。其实，在人们主动将盐撒在食物上的时候，盐本身也就有了药的作用了(因为吃了盐，能使人感到精力充沛，现在认为是增加了细胞膜内外钠泵的群体作用)。因此，盐是药食同源的最好例证。后世的人们为了去掉天然盐中的杂质，又发明了“熬盐”，在海边生活的人群学会了食用海盐，使盐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用盐作外用药清洗伤口需要人们展开抽象思维后方能想像出并实施，这大约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发生的事情。

    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人娄大约在距今l万年的时候，知道将野生的稻粒、麦、稷等放在石片上用火烤熟后吃下去，从此刺激了种植农业的发展，当农作物收获较多的时候，这种在石片上烤熟植物种子的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将烧石投入水中可以使水煮沸的启迪下，一种新型的原始烹饪方法诞生了，这就是石烹法。它大约诞生在裴李岗文化前后。从民族学资料看，古老的烹饪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动物的胃盛水和食物，在火上烤煮；一是用石烹法，即在木器内盛水和食物，不断往水中投掷烧热的石块，将水烫沸，直至烹熟食物【4—6】。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已能用刻独木舟的方法刻制木质容器，或者烧制较大的陶制容器了。这样，用烧石烹饪五谷也就成了现实。用烧石烹饪的粥中必然含有矿物成分。这些矿物也许对某一疾病的治疗有利，这是人们认识矿物药的起因之一。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五十二病方·朐痒》第二治方中记载了用石烹法煮粥治病的方剂，说：“取石大如拳二七，熟燔之，善伐米大半升，水八米，取石置中，□(伐)□(米)熟，即缀(饮)之而已。”这段原文是说：当肛门发痒难忍时，可取舂好的米半升，加水八倍，放入容器内，再取拳头大的石块十四块，放在火上燃烧，将烧红的石块分成几组，先取一组投入容器内，当石块的热放完后。将石取出，再放入一组……，当稀粥煮好后，慢慢饮之，肛门就不痒了。稍加体会，这则方剂很有意思，用烧石烹粥的方法治疗肛门恶痒。近代治皮肤痒症，如湿疹等，有一个方法是给予钙剂，目的在于增加血液中的钙质，钙质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达到消肿以及抗过敏目的。钙进人人体能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兴奋性，加强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从而达到镇静止痒目的。《五十二病方》中用烧石烹熟的粥中钙质一定不少，所以恶性朐痒可止。这个原始的矿物药方剂，被《五十二病方》保留下来了，是十分可贵的。这则方剂，属外病内治，它的诞生需要医家们从多方位观察。尤其是那些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们，当他们得了奇特的朐痒病或其他部位的痒症时，恰好吃了用石烹法烹出的粥，痒就止了，这引起了他的关注。当他们经历过几次，得到验证后，才可能将石烹粥与朐痒的关系明确下来，并用口头医学文化的方式在群众之中广泛传播，因此这个方剂可能产生于龙山文化前后。有学者指出，原始人受伤以后，可能在地面上按一定规律划痕，将痕上的浮土拣起来撒在伤口上，因此有人认为这也是矿物药的起源之一【7】。此法带有神秘色彩，可能与夏商的巫术有关，它对后世影响较深。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此法在江汉平原仍广为

流传。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老人们要求在地上划痕的时候，先要选一块平地，将地面扫一下，划痕时还要吟“土地土地，赐我一剂。”可以说他们把伤口的愈合寄托在土地神身上了。用现代医学知识分析，这种方法是原始的，存在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性，但那时的人们没有掌握这样的知识。地面划痕取土法，只适于小而浅的伤口；遇上稍大点的伤口，就从香炉碗里拣出一撮香灰按压在伤口上，并用布包扎起来。后一方法，因为燃烧后的香灰，既可止血，也不致造成感染，在医药条件落后的地方广为群众采用。

    一般认为炼丹是矿物药的起源之一。《尚书·禹贡》讲“云土梦作，……砺砥砮丹”。这是我国关于丹砂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那么，4000年以前的人们是怎样认识丹砂的呢?尚无史料可证。丹砂含硫化汞(HgS)，在《五十二病方》中仅作外用药，《神农本草经》认为其能“养精神，安魂魄……，久服，通神明不老”。《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与炼丹术的兴起可能是一致的。秦汉之交，炼丹术丰富了我国矿物药的内容。

    附：古人类学知识十分丰富的刘后一先生，在其编著的《山顶洞人的故事》一书中．以山顶洞人的遗物——赤铁矿粉末为依据，讲述了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石研成粉末、用雨水调和成“药膏”涂敷到伤口上的故事。“赤铁矿药膏”虽是文学作品的产物，但是有其历史依据的。赤铁矿药膏当然也是矿物药。此外，刘后一先生还在该书中，讲述了用旱莲草和墨汁草捣碎敷伤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们探讨医药知识的起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上古人类对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初步认识

    在人类早期医学知识葫发与形成的过程中，人类对自身解剖、生理的认识及人类认识药物、认识疾病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早期的三大支柱。这一史实大约发生在龙山文化时期。很早以前，人类曾捕兔、鸡等小动物充饥。在捕食过程中，肯定存在对动物折肢剖腹、饮血弃肠、食肉抛骨现象，但是他们不可能注意与理解皮肌筋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产生血、肉、肠、肝这样的单词。到了许家窑人或峙峪人时期，他们在狩猎中已能注意到被击获的动物流血，自己受伤也会流血，并能感到痛。“血”、“痛”这类单词便在峙峪人前后应运而生。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思维能力更进一步增强，实践经验更加丰富。这时的人们，当折断兔腿准备吃肉时，或者当自己及他人因外力损伤出现开放性骨折时，他们对于皮肤、肌肉、骨骼及流血情况都给予关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便是人类最初的解剖知识，因此人们对于人体皮、肉、骨、血之间的关系是先理解的。与此同时，人们开始驯养家禽家畜，因此宰杀家禽家畜的机会大大增加，这对于那些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们来说是认识解剖结构的好机会。人体部位的一些名词，如头、手、足、腹、目、鼻、耳、口等单词，大约分别在许家窑人或山顶洞人时期就确定下来了。但这些名词在那时只有如树、竹、石、土、草、虫、水、鱼这样一些普通名词的意义。到了仰韶文化前后，当人们能在陶盆上画出人面鱼纹时，或者说当人们开始研究人体面部形态结构特征的时候，这些普通的目、鼻、耳、口等名词便具有了人体解剖学名词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我国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大约渊源于仰韶文化前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清涧县的李家崖村发掘出一座3000年前的商周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幅骷髅人像石雕，被确认为鬼方族的遗物。这一石雕，是人的正面骷髅，其头顶呈半球形，两颊狭长，方下颌，蒜头形鼻，圆窝形双眼，鼻下的五道短竖线似是人的口和牙齿，肋骨以正面绕于背面的横向粗阴线雕刻表示，右边残存肋骨九根，左边残存肋骨八根，背面正中为“介”字形图案，当似是人的脊柱骨……【8】。不难看出，古人在制作这幅骷髅石雕过程中，采用了透视手法，设计和雕刻都十分精巧，深刻说明了三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对人体骨骼的认识水平。石雕中的骨、头、眼、鼻、口、齿、肋、脊等，无疑都具有人体解剖学名词的意义。应该说，这幅骷髅石雕。对人体上半身骨骼结构的认识是正确的，它可能是人们根据抛尸于野的骷髅形态画刻的，但也不排除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画刻的可能性。与这幅石雕同时代或稍早的甲骨文中，骨字作“”，这个“”字，是人体长管骨及其由筋、韧带将关节相连抽象概括的结果，从另一侧面描述了四肢骨骼的形态。在甲骨文中还有“”(眼)、“”(耳)、“”(自、鼻)、“”(齿)等众多的名词．都具有人体解剖名词的意义。殷商时期，人们出于造字的目的，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这一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甲骨文中先后发现五个心字：、、、、，第一个“”字是取仰卧位的尸体连头、胸腔、心脏一起抽象描绘的。其他四个心字，在心脏的内壁都有两点，这两点或向上，或向下，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分析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的人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瓣(三尖瓣和二尖瓣)的人将心内瓣膜向下描绘，可见他们在剖开心脏观察的过程中，是十分细微的。第五个“”字在心脏底部划丁两条，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心脏底部的大血管。人们为何要在心脏底部划两条大血管呢?因为那时的人们从解剖中已知道心内有七个孔窍，这七个孔窍在古人看来是心脏具有思维能力的证据。因此认为，心脏通过心脏底部的血管对全身起调节作用。其实心脏底部的血管有四条，即齐景公所说的”心有四支”(《晏子春秋·景公从畋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和《内经》的“人有四经”(《素问·阴阳别论》)，他们都认为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是对全身起支配作用的。到了“叔候钟铭”【9】时期，人们认为与心脏相连的下腔静脉对全身也起作用，于是心字就写作“”字了。由此可见．自“”发展到“”，经历了千余年的时间，这些史料证实了人们对经脉的认识过程。在甲骨文中，见字作“”，突出了“”(目)的作用；听字作“”，突出了“”(耳)和“”(口)的作用。说明殷商时期，人们早知道“目之于色”、“耳之于声”等生理功能了。上述解剖、生理知识证实，殷商时期，我国的基础医学知识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为两周及秦汉时期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庄子·养生主》记载了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说庖丁对牛的解剖结构了如指掌，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礙，而况大軱乎”。秦汉时期，人们借鉴动物的解剖知识以丰富人体解剖知识是完全可能的。

    三、上古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

疾病状态是与人体健康状态相对而言的。引起疾病的病因、疾病的病理过程及临床表现十分复杂，人类在大脑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疾病的临床表现没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时，是不可能对疾病有所认识的。此外，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与其他医学知识一样，受上古科学实践知识水平的制约，有待综合科学、医学中的药学、人体解剖学知识实践的不断丰富。“如果说以前只能认识分子，后来认识了原子，现在深入到原子核内部，那不是人的聪明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人的实践水平局限了人们的认识。”【10】张恩慈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指导我们分析上古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峙峪人、山顶洞人对于疾病的认识水平正是受到了其他科学知识实践及医疗实践的双重制约，因此是有限的。山顶洞人以后，有一部分人对于每日所见到的日月星辰的位移等大的自然现象已十分关注了。《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系辞反映了伏羲氏时代。人们留心于天体运行情况，并能将日月星辰的位移情况年复一年地记录下来(是刻木为记还是刻石为记，待考)，只有待其记录的“资料”多了，方可以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推断日月星辰有规律的位移与一年周期及季节变动的关系。那么，伏羲氏又属哪个时期呢?江国樑说：“……伏羲……女蜗，应划在哪个时期呢?史家把他们划在‘山顶洞文化’体系中，该‘文化’可延伸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完全可以。”【11】那时的人们对地球表面的变化十分关注。他们用了与“观象于天”的同样精力“观法于地”，寻找与探求我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域的风雨雷电、暑往寒来、春萌秋藏的自然规律，当他们掌握了“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的诸多第一手资料后，才能采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推理方法来分析其他事物，包括用一定的精力研究疾病过程。这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中“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的道理一样。不过到了能“理色脉而通神明”的时候，人们已在探讨人体调节功能的道路上走过若于年了。这已是殷商以后的事情。“理色脉”这一理论发展至《内经》时代，已成为比较完整的经脉学说了。人们最早感知的疾病，除外伤外，大约首先是非外伤性疼痛如分娩时伴发的阵痛，这是具有生理性质的痛，是最早被女性感知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次是纯疾病性质的疼痛，如牙痛、头痛、胃痛等。再其次可能是运动障碍，如关节结核引起的跛行、脊椎结核导致的驼背等，当人们不能正常行走与持物的时候，无疑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这就是“肩高于顶，句赘指天“(《庄子·大宗师》)的根由。再往后可能就是寒战、发烧、腹泻和菌痢。关于病名的问题，即某一种疾病取某一名称，与单词发生的过程完全相同。它需要“每个人都不得不把那些单词联系到一些同样的知觉上去。”【12】以“虐”为例，《尚书·周书·金藤》有“惟尔无孙某，遭厉虐疾，”蔡沈注：“虐，暴也。”说明虐疾发病之初恶寒战栗，十分凶猛，即暴虐．这已将社会学中名词的含义引入疾病名称了。在甲骨文中，疾病取名比较含混，如“疾首”包括头疼、头晕等，“疾腹”包括腹痛、腹泻等病。《五十二病方》时期，已有痔、疣、痒、伤痉等概念明确的病名。但也有许多以症状命名的疾病如痂、烂等。《内经》时期，医师们有依经脉主病划分疾病的，这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而《内经》中的风、痹、痿、厥等病名已与病理结合起来了。

四、上古卫生保健知识的起源问题

卫生保健属预防医学范畴，这一概念是近代提出来的。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卫生保健，其目的在于不断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类在较安定的生括环境中生存，具有远古朴素性质。到了龙山文化以后，出现了如传说中的彭祖、赤松子、王子乔这样的养生家，卫生保健知识属养生学范畴，为少数人所掌握，想像中的这些养生家们与世无争，寻求“恬淡虚无”，在生活上主张避谷食气，探讨吐纳功夫，含有较浓厚的神话色彩。本节仅就卫生保健知识进行探讨。

(一)火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人类自远古以来，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学会了一些保护自己生存的本领，其中火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火对人类的保健意义，应从远古人类有目的地引火于居住地、主动地烤炙第一块禽兽之肉时算起．这里的关键在于“主动”，即有目的地活动。人类对于火的认识过程，与一次又一次的雷电引发的山火或者森林之火有关。最初，当山火大作时，人们惊恐地逃窜；后来认识到，在大火之时，只要站在火的上风，火并不可怕。当大火自然熄火之后，他们小心地接近余烬，感到了火的温暖，拾起尚未烧尽的兽肉，尝之，感到与未被烧过的肉大不一样，不仅易于咀嚼，而且味美可口。当他们能够认定用火烧兽肉比生肉好吃时，才有可能产生主动地烤炙兽肉食之的愿望。远古人类主动用火烤炙兽肉，在我国大约发生在50万年前的北京人时期，换言之，是北京人开创了熟食之先河。熟食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减少了胃肠的负担及胃肠病的发生机会。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熟食，首先改造了消化系统．促进了肝、胆、胰等器官的发育与分泌；其次。现成的动物蛋白与动物脂肪摄人人体，促进了大脑及全身的发育，增强了体质，促进了皮肤的进化，加速了人类的进化过程。这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的，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身体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我国先民自峙峪人发明钻孔技术后不久，人工取火应运而生。人类学会了人工取火，便在火的面前取得了自由，不仅增加了用火的频率，而且扩大了用火范围。尤其是发明了在烧石片上烙烤五谷的方法之后，刺激了种植农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又发明了石烹法、篝火砂锅烹饪法。至此，各类植物如稻、麦、粟、豆均可熟食，大大提高了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远古人类在烤炙兽肉时，孕育了占老的火炙疗法，这已在第二章中作了探讨。从人类发展史分析，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卫生保健事业中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水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在本篇第二章中已提及水在外治疗法及人类早期的自然水浴疗法的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只是一个方面．在此不再赘述。从考古史料看，在河姆渡遗址中心，建有木构的水井，发掘时井内有汲水的陶器，井上曾设有井架和简单的井亭【13】。可见在水乡居住的人们对饮水卫生十分注意。我国在龙山文化前后，生活在西北的人们更有饮用井水的习俗。如在洛阳矬李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井【14】，河北省邯郸洵沟古遗址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两口干涸了的水井，井深约7米，口径约2米【15】。上述发现与《淮南子·本经训》及《吕氏春秋·勿躬》中关于夏初“伯益作井”的记载相呼应。在《周易》中有井卦，是专讲饮水卫生的，指出：“井养而不穷也。”蔡捷恩在《周易中的饮水卫生》中说：“井卦爻辞里，反映了殷商之际周氏族对饮用井水的卫生要求。指出‘井泥不食’是说井水泥浊不能食用。”蔡捷恩以《说文》为据，并引陕西出土周人用平瓦垒井认定井卦中的“井甃”为井壁，“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井甃无咎，修井也”是说明砖瓦垒的井壁塌下来时，可用汲水掏井的办法除污泥，修复井壁，使井水清洁方可使用【16】。说明周人修井已十分讲究了。蔡氏的这一认识与胡朴安在《周易占史观》中的认识【17】有许多相似之处。197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新城汉代墓葬里发现了两块刻画有人像的砖，其中一块的左方画有一口水井，另一块砖上用朱红书写“井饮”两字，证明汉代已建立了一些要求公共遵守的水井管理制度【15】。我国四五千年前饮用井水的兴起，是古代先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与创举，是先民们长期饮水经验的结晶。

原始社会在生产没有剩余的时候，产品的分配，原始保健事业中的用火、熟食、居住，除了对老、弱、病、孩有些照顾外，人人都是平等的。峙峪文化以后，生产产品逐渐丰富，部落中酋长及协助酋长管事的人们，其权力逐渐增大，到了母系氏族解体、父系氏族建立仰韶文化前后，酋长及其协助人员的权力增大，原先具有一般保健意义的物质，现在被少数人占据变成了他们的享受品。夏商之交，原始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冶炼技术与青铜器兴起，酋长们享用着那些只有他们才能享用的青铜器制品，如、盘等专门的洗沐用品。《大学》记载商的第一代君主汤，曾铸一件大盘专供洗澡用，上铸铭文九字，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明汤王决心带领臣民涤旧兴邦。据《殷周青铜器·水部》记载，目前我国收藏的殷商青铜盘有龟鱼纹盘、舟盘、六鸟蟠龙纹盘等．到了周朝，权贵们的洗浴更是十分讲究。如洒面曰沫，濯发曰沐，澡手曰盥。他们“进盥”时，“少者奉槃，长者奉水，清沃盥……，盥卒，授巾。”(《礼记·内则》)就是说，他们洗手时必须由一人掌盛水的，另一人掌剩水的盘，用浇水洗手，可以说这是原始的流水洗手法。这些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上层人物的卫生保健水平，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知识逐步传授给更多的人。

     (三)衣着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远古的人类，虽然能感到睡在草堆中的温暖，但这一过程，似乎带有本能反应的色彩。早在50万年前的人类，已能体会到火给人的温暖．并主动地将火引入住处，照明取暖，摆脱了本能的束缚。但火不能伴随人类行动，在严寒季节，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只有当他们能够理解将树叶或者树皮串联起来，披挂在身上御寒的时候，或者主动将丢弃的兽皮拾起来捆扎在身上御寒的时候，这一行动才具有了自我保健的意义，这是人类衣着的萌芽时期，它大约发生在距今10万年的丁村人前后。人类由捆扎树皮、树叶、兽皮进化到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大约经历了l0万年的时间。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骨针，这是人们缝制皮衣的证据。这枚骨针长82毫米，最粗处直径3.3毫米，针身圆润，针尖尖锐，针眼窄小，在制作中使用了切割、刮削、磨制等技术【18】。从人们用这枚骨针缝制兽皮衣服起，人类卫生保健事业义迈开了新的一步。中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发明了用枲麻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工艺，为缝制衣服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后来西安半坡等地陶制纺轮的出现为纺线的无限延长提供了可能。河姆渡木矛、骨匕的出现，“证明远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原始社会已经有了织布机”【4】。原始纺织业的出现，纺织技术的改进，为普及纺织品、提高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能力、加强人们的御寒能力作出了贡献。在纺织品方面，我国夏以前已由采集野蚕茧抽丝织绢发展为人工养蚕抽丝织绢。1957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丝片绢带，经C14测定为距今5000年前的产品【18】，它与传说中的东夷部族首领少昊金天氏的母亲嫘祖(即皇娥)发明养蚕取丝的故事遥相呼应。“殷商时期的纺织工艺已经可以织出斜纺、花纺等较复杂的花样，觯与钺上所附的绢织物，其技术已发展到绫织阶段……说明商代以前应当有一段发展过程”。秦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已经打通，于是以丝绸为主导的华夏经济与文化在世界经济文化史上与人类卫生保健事业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房屋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

远古人类寻找能避风寒之地歇脚都十分艰难，在很久一段时期内都是择山洞而居，与兽类为邻，生命随时都受到威胁，当人类发展到能够理解预防猛兽侵袭的重要性时，便主动地“构木为巢”这点已为人类学家所公认。人们对元谋猿人、蓝田猿人遗址出土的数十种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孢粉进行分析和推断，两处猿人都是生活在温暖湿润的草原森林环境中，凶猛的剑齿象和虎、豹、熊、狼等食肉动物经常出没，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当此之时，栖身树上几乎成了群起搏击之外惟一可以确保安全的措施【19】。甄氏等的这段论述说明了“栖身树上”的原因与时限，但它不等于“构木为巢”。“构木为巢”当比简单地“栖身树上”晚若干年，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远古人类冬天居住在山洞里避寒、夏天居住在橧巢上避暑等情况，在《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礼记·运礼》中都有记载。人类居“橧巢”、“构木为巢”等行为都只能是马坝人至丁村人前后的事情。《周易·系辞下》讲：“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但是，在没有“上栋下宇”的房屋之前，还有没有比“上栋下宇”简单的茅栅、草屋之类呢?我想是有的。它可能存在于峙峪文化至山顶制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之间。考古知识告诉我们，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候，人们就在潮湿地区，如河姆渡遗址发明了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物。这种房屋，高出于地面1.7米左右，既可防潮湿，又可防虫蛇【20】。与此同时，在黄河上游气候干燥、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地理条件的恶劣不在于潮湿与虫蛇，而在于寒冷与风沙。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古人建筑房屋的特征是半地穴式的，他们挖地1～1.7米深，以穴壁为墙基，在穴壁上再涂抹草筋泥，再堆木柴烧烤，使四壁坚固耐用，墙壁依次再竖木柱，后挞屋顶【21】。由此可见，东西两地地理环境不同，房屋建筑风格各异，恰是他们“因地制宜”的结果。与《内经》“异法方宜”十分默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分散居住，已成为具有合理布局的村落和建筑群，如西安半坡，已是一个拥有五六百人的大农庄子。原始房屋群的出现，宣告了巢居与穴居生活的结束。人类由穴居变革为房屋住居，是人类卫生保健史上的又一次重大事件。

    (五)导引行气在预防医学中的地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摩擦生热在实践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经知道的了，他们也许在十万年前就发明了摩擦取火。而且他们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来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如果探求导引按蹻的起源，那么恩格斯的后一句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医家就在《内经》中记下了远古人类用运动抗寒的办法。《素问·移精变气论》说：“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处以避暑”。“动作以避寒”与“用摩擦来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相比，具有更广的内涵，它既包括了摩擦肌肤，又包括四肢与全身运动，还包括呼吸的调整。然而在《移精变气论》中，没有探讨人类采用“动作以避寒”大体产生于何时。试想，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在受到风寒袭击时，他们可能只会缩作一团，即使用手揉一揉身子，也是一种本能反应。只有当人类的大脑发育到能够理解忍受寒冷而不动作可能使人冻僵，而主动与寒冷抗争，进行“动作”(包括摩擦)可以避免冻僵的时候，这种主动“动作”与“摩擦”才具有原始保健的意义。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长阳人至丁村人前后，距今已有十余万年的历史了。从人类体质发育情况分析，长阳人、丁村人在思维能力上已能体会到迅跑时或迅跑后的一段时间内能保持身体温暖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有可能在身体感到寒冷的时候．采取“动作”的办法“以避风寒”。许家窑人时期，人类已发明了雕刻

器，它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对美有了一定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往往与原始的舞姿相伴行。到了峙峪人时期，人类在喜怒哀乐等情感方面更加显露，对美的追求更强，发明了各类雕刻器及钻孔技术，已能将石墨磨制后进行钻孔，制成装饰品。他们在采集或狩猎之余，或披上威严的兽皮，或戴上美丽的羽毛，或插上鲜艳而芬芳的野花，模仿自己劳动时的动作或动物动作的某些特征蹦蹦跳眺。开始这些“动作”虽无明确的规范，但却是人类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无疑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是舞蹈的起源，也是医学中导引的起源。从峙峪人到l万年后的山顶洞人，钻孔技术又有发展，对美的追求更加强烈。他们就地取材，将蚌类、兽牙、砾石等都钻孔制作成项链戴上，舞蹈时乒乓作响，气氛活跃。无疑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峙峪人的舞姿。上述“动作”都具有“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及“避寒”的作用。从医学角度分析，同时有利于身心舒畅，强筋壮骨，延年益寿。但是峙峪人、山顶洞人都不知道将蹦蹦跳跳的舞姿与强筋壮骨联系起来。到丁大汶口文化以后，父系氏族社会建立，生产有了更大发展，产品有了剩余，人们对衣食住等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要求，这时的人类已从原始的天文、历法、物候、农业、驯养、水患、制陶、纺织、医药等多方面积累了知识，已有了能力和精力来关注人的生活疾苦。《吕氏春秋·古乐》讲：“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一记载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父系氏族时期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舞盆相呼应。这件“彩陶舞盆内壁上画有十五个跳舞的人，分三组，每组五人，他们头上都垂有发辫，并肩携手。翩翩起舞，衣带随风飘动，姿态真切，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在节日里欢乐的气氛。”应该说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舞盆描绘的是“舞”，已是十分成熟的舞姿了，它蕴含着“导”。【4】《吕氏春秋》从医学观点出发，讲的是“为舞以宣导”，其中既有“舞”，也有“导”，可见医学中的导引、按蹻，与舞同出一源。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为舞以宣导”之术，又经发展与分化，如传说中的彭祖、王子乔、赤松子，他们“避谷食气”，配之以“吹呴呼吸”，寻求“长生不死”。其实，“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庄子·刻意》)，是中医早期的保健思想，“为寿而已矣”是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配合“熊经鸟申”(导引)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而不是讲“长生不死”。《庄子·刻意》中的延年益寿思想发展到秦汉之交已有导引图问世【22】，“导引图”证明秦汉之交的人们已有了规范化的导引动作。随后又有华佗的五禽戏，这些史料与王子乔、赤松子们寻求长生不死完全是两回事，“导引图”和五禽戏等，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普及”

    根据许家窑人在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分析，许家窑人对于外伤及外伤后的流血、疼痛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创造了“血”“痛”这样的单词。当他们受外伤时，能摆脱本能的束缚，主动地用手将伤口紧紧地握着，目的在于减少流血和减轻疼痛。他们已能主动地寻找清清的溪流洗涤伤口，或者摘一片嫩绿的植物叶揉揉贴敷在伤口上。这便是我国外治疗法的滥觞之一。到了峙峪人至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较多的医学知识。峙峪人学会了用刺挑疡(痈)或者用砭石破疡(痈)，已知道外伤流血不止时，必须用较柔和的植物皮或者较软的兽皮包扎起来才能止血。山顶洞人对内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当他们肚子痛、反酸的时候，他们已能用手语和口语配合表示胸口部“痛”、“酸”，已知道这是病态，此时不能吃硬的植物茎叶，应吃嫩叶，或者稍吃点烤熟了的兽肉等。但不是每一个山顶洞人都掌握了上述知识，事实上只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知道得多一些，理解得深刻一些，这是由于“人们记忆的内容受个人的兴趣观点和经验多少不同所决定了的”。因此，人们对于同一事件发生过程记忆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比如说，从许家窑人到峙峪人时期，经常出去用飞石索飞打猎物的青年男子，他们对于如何提高飞打猎物的技巧就留心得多一些。当他们发现猴类在竹丛中或树林中攀援时，往往借助于竹茎或树枝的弹力从这一丛飞跳到那一丛后，便产生了设法利用竹茎的弹力飞打猎物的想法。不知经过多少次实验与失败，石箭头、弓与箭、标枪终于在他们(峙峪人中的男子)手中诞生了。从许家窑人到峙峪人、山顶洞人时期，有一部分人可能留心于采集．一部分人留心于贮藏，一部分人留心于驯养，同时也必然有一部分人对人群中的健康状况比较关注。当他们见到某些人因生痈或其他疾病而死去，便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如同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情感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条件。他们只能比较留心于他人的治病经验，如用刺挑痈排脓或用尖(砭)石破痈排脓等。假如恰好是那些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生痈疡了，那么他们就会比较细致地观察疡的发病过程，如体会到生痈过程中的肿、痛及生痈的局部发硬、发热，严重者甚至全身寒冷、发烧等，他们都能比较准确而且牢固地记忆下来。到了江西万年仙人洞人时期，那些对于医学知识比较留心的人，已能注意到误吃了大黄导致腹泻、误吃了瓜蒂会导致呕吐这类现象。假如他们自己嚼了一粒巴豆，那种使人舌头发凉、发麻的滋味会迫使他们很快将还未咽完的巴豆末拼命地吐出来，不久他们便先吐后泻，这种教训对于万年仙人洞人来说，是不会忘记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将自己尝试巴豆的教训向他能见到的一切人进行口诉。因此，这样的一些原始的医学知识在近几万年以来的人群中都相对集中于某一些人的脑海中，这是原始医学知识“积累”的概貌。当他们见到另一些人生痈疡或其

他有关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人，“由于没有文字，人们相互间只能通过语言、行为动作来交流医疗经验，其传承特点是言传身教，模拟仿效。”【23】这便是原始的口头医学文化，它带有很浓的“普及”色彩。原始的口头医学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在原始人群中传播，峙峪人、山顶洞人、万年仙人洞人及裴李岗时期的人们，他们都有相互传承的口头医学文化的历史。“原始社会时期尚未产生阶级，任何医疗经验和知识一旦得到公众的认可，即为群众公有，人人都有继承与传授的机会与义务，继承者既通过感性具体的仿效，又不断丰富自身所获得的经验，代代相传，使医疗经验不断丰富和系统，从而使之与医药知识的源头一脉相承。”龙山文化时期，我国阶级逐步形成，到殷商时期，原始医药知识虽在普通人群中仍用以往的习俗传承着，但有些知识在上层人物群体中得到更多的发展，这与其他原始科学知识比较多地集中于上层人物群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其一，上层人物群体中文化层次较高；其二，他们已将这些知识产生的效益用来为自己的生活服务与享受。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多反映官廷权贵的生活，已记录下了不少医药知识，为我们探讨我国医史提供了最早的文字依据。应该说殷商时期大量的原始医学知识仍然广泛地蕴藏在普通人群的口头医学文化之中。

原始的口头医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在原始人群抵御疾病中起了重要作用，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普及”，不仅促进了原始医学的发展，到龙山文化以后，又与文字及其他原始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共同促进了人体生理、病理等医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以大脑记忆特征为基础的、留心于医学知识的人们，他们是原始杜会的天才医学家；在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方面，他们是带头人；在原始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他们也是带头人。

参考文献

1  湖南中医学院，主编.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8

2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 河姆崦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 考古学报1978：(11)

3  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2

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原始社会.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58、67、131

5  杨堃. 原始社会发展史.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53

6  童恩正，译. 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萨摩亚人.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

7  刘镜如. 中医史话.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6

8  吕智荣. 我国最早的人体结构刻像. 中华医史杂志1987；(3)：159

9  马承源. 西周青铜铭文选(四). 北京：文物出版社，l990：544

10  张恩慈. 人类认识运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00

11  江国樑. 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 厦门：鹭江出版杜，1990：10

12  孔狄亚克. 人类认识起源论. 洪洁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85

13  林乾良. 河姆渡遗址医药遗迹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82：(4)：254

14  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6

15  赵友琴. 医学五千年·中医部分.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0：23

16  蔡捷恩. 周易中的饮水卫生. 健康报，1990-12-1

17  胡朴安. 周易古史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5，206

18  容镕. 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33，48

19  甄志亚，主编. 中国医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7

20  梅福银. 七千年前的奇迹——河姆渡遗址. 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82：2

21  刘岱. 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9

22  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3  朱现平. 中医学传承体系的形成. 中华医史杂志1991：(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