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健民

在人类社会早已存在一种思维模式，或曰思维方式。人类最早在直观思维下发明了砍砸器，经数百万年的进化，当近5万年以来，人类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以后，才能将已经历的事件（个别知识）记忆下来。有了远事记忆能力，才有了原始综合知识的积累，才有了思维过程中的比较观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中国远古史分析，看得见的事物莫过于一万年前的种植农业，红陶烧制的起步（玉蟾岩等遗址），莫过于六千年前的水上运输工具，杆栏屋群落等（河姆渡），莫过于四千年以来遍及东南西北的眼花缭乱的青铜器。近万年来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无不反映人类思维的进步。但人类思维的进步，很难如物质一样被保留、被直观。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大脑解剖结构、生理机能进化的结果。包括人类在社会进化中对社会进化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学的进步。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能不感谢先祖们在追忆口头文化传承中保留的《尚书》。《尚书》讲尧帝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关心民众疾苦、衣食，组织有知识的人“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促进了农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禹王认识到“政在养民”，在此思想指导下，要求执政者们“正德、利用、厚生”，又改进国家管理制度，设“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管理国家财用支出。禹王的“六府三事”，被人们编作“九歌”传颂禹王的业绩。从尧帝到禹王的思维模式，有直观、有比较，又有推理判断。禹王治水就因从“堵”改作“导”才取得了胜利。人类思维方法的进步，无疑是提高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事务的法宝，“道法自然”的深远哲理就在其中，她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原动力。数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无数旋流，都与当权者们看重权势、利益有关。奴隶主们如此，君权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亦如此，他们都将众多人民的衣食置之度外。而社会规律是：压迫越深，反抗越强。因广大民众的要求是“以其求生之（相对的）厚”。（参《道德经》）。

近代思维方法自黑格尔提出辩证法以来，马克思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恩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对社会科学史的分析，更适用于对自然科学史的分析，她是一则光辉灿烂的思维法宝。毛泽东主席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他的一生，力主“改造我们的学习”。1930年他根据红军中的教条主义，特撰《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他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1941年毛主席又根据建党二十周年的党内情况，明确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力求在全党内从思想上解决好学习的方法，寻找各个历史事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达到提高认识水平，解决问题的目的。特别是建国前后，他和党中央的先辈们共同努力，在全国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努力将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变作社会意识，他希望政府职员、科学工作者们都建立这一主观意识。建国前后的这场思维方法的大变革、大普及，使许多人受益匪浅。

解放前我小学毕业，接着当学徒（学西医），1951年参军后，在解放军中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那时的连队，设专职文化教员一名，在战士中挑选文化小教员数名（我被挑作文化小教员之一）。连队的文化学习，如军事训练一样，每周有几次固定的文化课，文化课的任务是帮助战士扫盲、宣传、普及革命知识，开展文娱活动。那时我在连部当卫生员，最喜爱的是发至连队的《学习》，《学习》一书是32开本，知识面广，其中就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有认识论中的辩证唯物史观。1955年青岛市的卫生部门举办“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学习班”，通知驻青岛解放军卫生人员参加。那时我在青岛五号码头卫生所工作，条件优越，为我自学创造了条件。我向所长要求跟医生们一起参加这个每星期天开讲的学习班，讲课的老师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讲的很通俗，但也有巴甫洛夫与唯心论者谢灵顿的斗争史料，因此讲课中无疑贯穿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认识论。后来我认识到，这些学习在我的思想中种下了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史观的种子。回忆之，我非常感谢那个时代的朝气，蒸蒸日上、宣传普及真理的火红年代。

火红的年代培养了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注意到“分析”并养成了习惯。尤其在大学的学习中，在大学毕业以后的学习中，我都要考虑该学习内容的诸多具体问题。1982年自学《灵枢》，后来学《素问》，认识到《灵枢》中潜藏着许多先秦医史。为追踪中国医学起源，我逐步追至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及先秦子书群中，希望从中探求医学起源的根由。现在看来，上述“追踪”，应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追踪”的。在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中，1997年我提出：“追中医理论产生之根由，查秦汉医理之真谛，方可明中医药发展之方向”（北京小营·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来在习撰中完成“医学知识起源新论、中医理论框架形成新论、经脉学说起源及当代‘经络’新论”，收载于《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之中。（1999出版）上述“新论”，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认识的。随后我提出“原始中医学概念”，先后撰医学知识起源的必备条件，中医理论起源的必备条件，经脉学说起源的必备条件，针刺疗法起源的必备条件。2003年以来出版《论原始中医学》，随后出版原始中医治疗学《五十二病方注补译》，《远古中国医学史》，中国人《论脑及脑机能》，《走近老子·道德经章秩重组注译》，《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参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主编的《中医学思想史》，高教《医史学》，（两书于2006年出版）先后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由此已完成“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拟再撰《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十七讲》。有望今年脱稿。我作为责任编辑，在《秦汉医学学刊》（十堰市中医学会秦汉医学研究分会主办，已印十期）中逐步揭示了中华先祖们原创的原始中医学理论，阐明了我国经脉医学的起源、演绎过程，表白了“穿云破雾释经络”的勇气，补正了秦汉中医解剖了中睾丸名肾，脾（胰）脏，命门属生施之门等秦汉中医形态学认识，为重构未来中医理论开阔了视野，打下了基础。

我在历史唯物论指引下研究远古中国医学史，认识到应依今本《内经》为界，将今本《内经》成书之前的医学史料命之曰“原始中医学”，“原始中医学”建立在丰富的原始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将今本《内经》成书以后及魏晋以后补入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称作传统中医学。不论是“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先民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原创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历史性分析。我个人认为：“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块未受社会学中君臣思想、魏晋时期玄学干扰的净土。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经脉学说是核心，是灵魂。当代误将“经络”从经脉医学中分离出来，从不同层次研究“经络”六十年，至今众说不一，其实以失败而告终，但仍有“虚体”论者。这一结果必然使中医理论失去灵魂，必然导致许多尴尬局面的出现。这便是“告别中医中药”谬说出笼的重要原因。当今有许多学者为寻找中医理论的“突破口”操劳。我希望学者们能走进原始中医学，深入探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从中寻找到中医理论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审议“经络研究”中的许多唯物史观，认识“经络概念”的负面影响，放弃“经络概念”及其内涵，重新探讨“经脉学说”的方方面面。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内构建未来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条可通的道路。愿学术界共同努力，促进中医事业光明正大走向世界。

感谢毛主席等雄才家们对辩证唯物、历史唯物史观的宣传、普及。